731部队观后感

731部队观后感（精选7篇）

篇1：731部队观后感

731部队罪证遗址观后感

2013年11月3日，我们乘坐着校车去了731部队遗址。一下车我就被这肃穆的氛围感染了，碎石子铺成的广场，正是这罪恶的源头。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遗址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占地面积610万平方米，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在这里建立了一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这里同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称为世界两大灭绝人寰的杀人魔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部队，它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设立了生物武器研究、试验和生产基地，成为日军在东南亚战场进行生物战的指挥中心，其核心是人体实验及细菌战。

731部队罪证遗址设立于1936年，其所在地当年是禁区，飞机不准在上空飞行，火车经过这里时必须在前一站放下窗帘，如果有人误入这块禁区，等待他的便是生命的断头台，人们把这块神秘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日军在这里残害无数无辜百姓，仅在试验室内以活人做试验的惨案，就残杀中国人（包括现蒙古国人）、前苏联人至少3000名。

731部队罪证遗址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是揭露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教材。

可恶并可恨的是日本政府迄今没有正式承认日军731部队在二战期间对战俘展开残忍的细菌和生物实验。

“冻伤实验”、“低温实验”、“病毒实验”等各种实验令人发指。日军七三一部队大量繁殖鼠疫、霍乱、伤寒、炭疽和赤痢等传染细菌，应用于研制杀人武器，并以当时的爱国人士及普通老百姓为对象，采取断水、干热、电击、人血与马血互换、人的肢体互换、冻伤试验等方法，进行惨绝人寰的实验。仅在1939年至1945年，就至少有3000人被当作试验材料惨遭日军杀害，而在侵华日军进行的细菌战中，遭到屠杀和残害的人至少30万人，堪比南京大屠杀。

在遗址内听了讲解员的解说，我知道了日军在当时实验室多么的惨无人道，几乎是视生命如草芥，用中国人民的生命换取实验数据，和生化武器实验的结果。后来我又参观了纪念墙，这里写着一个个受害者的名字，记载着日军所迫害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令人深思，令人悲伤，日军的罪恶令每个参观者无不痛恨。也令我们感到和平的宝贵以及战争的残酷。

参观结束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只有通过强大自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不能只是宣扬和平而不去发展国防，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使我们的国家不再受到欺凌，让中国人们得以重新站起，让这样的惨剧不在重演。

最后，我想说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复仇而是宽容，在这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只有中日双方不再敌视，而是共同合作，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快的发展，当然这也需要日方政府的觉悟以及责任心，而令人担心的便是这一点在今日的日本政府身上没有提高而是正在逐渐消失。

篇2：731部队观后感

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参观了731部队遗址。据了解731部队全称满洲731部队，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731部队是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有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为毁灭罪证将工厂炸毁，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石井四郎，一个中国人不能遗忘的名字，真是他发起这个反人类的，毫无人性的细菌战。多少个鲜活的生命死于他的手下，多少个幽怨的灵魂无法忘记他。他是不幸的开端，是多少忏悔都挽救不了的罪恶野兽。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走过731部队的实验基地。听说这里曾举行过活体解剖、手榴弹实验、冻伤实验、火焰喷射器实验、鼠疫实验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实验。然后把实验成果用于战争。他们把活人置于真空状况时，内脏就会完全被排挤出来，肠子完全脱离体内，从而来达到他们的实验目的。惨无人道的冻伤实验：将四肢冻伤，然后直到身体僵硬，往人的身体上泼水，看人的反映，最后总结出37℃的水是最合适解冻的。日本人毫无人性的实验不胜枚举。

随着讲解员，满眼看到那些防毒面具等等实物和大量详实的图片。走过的一个个展室，感觉就好像是当年关押“马路大”的无数囚笼，回廊里似乎还在响着他们凄厉的呼号，墙体

上似乎还映现出他们痛苦得扭曲变形，甚至有些狰狞的面容。不由得一阵反胃，即使是现在，这个肮脏无比的人间炼狱依然让人窒息。

从这次参观中使我深刻的了解了日本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市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希望我们要学习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不要让他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让我们子孙

后代都记住这段惨痛的经历。虽然光阴似箭，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光复以后的哈尔滨人民终于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了，现在哈尔滨市重工业基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半个世纪前这里曾经是日本军队的杀人魔窟，世界上最大的细菌生产基地。时至今日，我们要时常去参观731部队遗址，祭扫那些被法西斯分子用细菌残忍杀害的亡灵，对日军当年所犯下的罪行的揭发。警示后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篇3：731部队观后感

1931年9月18日夜在沈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攻陷东北军沈阳北大营, 继而逐步扩大战争规模, 占领辽宁和吉林省, 尔后策动汉奸张海鹏为其打头阵, 向当时的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市发动进攻, 中国军队在黑龙江省代省长马占山将军的指挥下, 于1931年10月16日揭开了中国抗战第一枪“江桥抗战”的序幕, 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 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致日军毙伤2 000余人, 给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唤起全民族的抗敌精神, 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士气。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和缺少后援, 历时30多天的江桥抗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市于11月19日被日军关东军第2师团占领, 从此开始了日本在齐齐哈尔长达14年的血腥统治。齐齐哈尔市作为黑龙江省的省会城市,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它不仅是当时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和枢纽, 而且还是军事重镇。日本关东军侵占齐齐哈尔后, 在齐齐哈尔地区部署大量驻军, 先后有1个方面军司令部和5个师团驻扎在齐齐哈尔, 还住有空军和后勤补给部队。在日军众多驻军中, 有一支鲜为人知的隐密部队, 它就是日本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 代号516部队。它驻扎在齐齐哈尔市东郊八里岗, 即现在的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曙光大街南段。现存有军官宿舍和制剂车间, 原有的建筑面积1 000平米的试验大楼被日军败退前炸毁。齐齐哈尔市第二玻璃厂的位置是516部队的制剂车间。

早在1923年日本就开始化学战和化学毒剂生产研究。1925年国际社会在日内瓦通过《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本政府却违背国际公约, 为了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 秘令日本军队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着手制造化学武器。1927年日本陆军将大久野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 用了两年时间, 将整个海岛建成规模庞大的化学毒剂和化学武器生产工厂, 并从1929年开始制造各种化学武器。1937年8月, 日本关东军在驻有重兵的齐齐哈尔成立关东军技术部, 开展化学战试验研究和试验。与设在哈尔滨的731细菌部队一样, 关东军技术部主要是研制各种化学武器。1939年5月11日, 关东军技术部的化学兵器班从技术部分离出来, 成立直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8月关东军化学部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东南方向一个叫八里岗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 代号516部队, 编制250人。成立之初主要是进行化学战、化学、医学、兽医学的研究和气象研究,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扩大, 该研究所将主要研究工作重点转移到化学战方面上来, 部队本部下设五个课, 除总务课负责研究所内的各项事务性工作外, 第一课负责毒气探测及毒物合成研究;第二课负责毒气防护研究;第三课负责毒气伤害医学研究;第四课负责化学剂研究。还附设运输班、照相班、修理厂、木工所、弹药库、物资库等。首任部队长由关东军技术部长小野行守工兵大佐担任, 历任部队长分别是宫本清一炮兵大佐、山胁正男陆军少将、秋山金正陆军少将。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研究的化学毒剂主要有:

路易氏气:是一种速效性的糜烂瓦斯, 能渗入到人的视觉神经或皮肤里, 还能侵伤肺叶咽喉, 造成呼吸滞难而死亡。

芥子气:是一种强烈的糜烂性瓦斯, 其气味近似于欧洲产的芥末味, 有些发臭。人的外露皮肤一旦接触到这种毒剂, 就好象受到烧伤一样, 先出水泡后发生溃疡, 直至病毒漫及全身, 是一种缓慢发展最终导致生命死亡的杀伤性毒剂。

氯酸气:是一种类似于具有苦巴旦杏那种甜酸味的窒息性瓦斯, 当人吸入体内后则会与血液中的蛋白质融合, 使人陷入缺氧状态, 是一种窒息性气体。纳粹德国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 就是使用这种毒气毒杀了150万无辜的人民。

碳酸氯肪:是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毒瓦斯, 在被人吸入人的呼吸道后造成呼吸困难而致人死亡。

联苯氯基胂:是一种刺激性瓦斯, 人吸入后会造成呕吐不止而使之丧失战斗力。

日本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研制的毒剂除了运用撒、放的形式之外, 最主要的是将其装添到炮弹中, 利用94式、96式或其他火炮的发射推力, 将其抛射到敌方阵地上, 通过炮弹落地爆炸的作用, 使毒剂和弹片向四周散布, 达到两种杀伤目的, 即一是通过弹片爆炸达到瞬间杀伤敌方的目的;二是运用毒剂的扩散作用, 使敌方未受到伤、亡的战斗力受到毒气 (剂) 的杀伤, 短期内丧失战斗力, 长期则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且使受到杀伤的战斗力因受到感染而加速死亡。

该研究所研制并大量装备各迫击炮部队的炮弹也是制式炮弹, 与一般的迫击炮弹在形状和大小上无差别, 主要靠弹体上的标志颜色来识别毒量大小。例如:黄色的称为“毒气王”, 属于糜烂性毒气;红色的是喷嚏性毒气, 人吸入后打喷嚏, 流鼻涕, 使人短期内失去战斗力;绿色的是催泪性毒气, 主要危害人的眼角膜, 使人流泪不止。毒气弹共有两个仓, 一个是火药仓, 一个是药剂仓, 利用火药的爆炸来扩散毒气 (剂) 。该研究所每年还派人参与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即731部队的合作研究工作, 利用活人来进行毒气效果试验和研究, 并且具体承担对关东军所属化学战部队进行训练培养专业军士的任务。1939年6月10日至16日, 由516部队主持举办了第一期关东军化学战专业人员训练班, 共有16个师团级单位82名专业技术军官参加, 其中校级军官63名, 占总人数的76.8%。为了让参加培训的军官体验实战效果, 关东军司令部调动了驻扎在齐齐哈尔的第1师团全部兵力参与课目训练, 在训练过程中利用20名活人进行毒气效果试验。据当时训练时的记录记载, 当毒气浓度为0.02%时, 长时间作用下人体显示轻度中毒;浓度为0.03%时, 达到中毒的最小限度;浓度为0.05%, 人会在30分钟至2小时内眩晕;浓度为0.1%时, 人行走困难;浓度为0.2-0.3%时, 中毒症候明显;浓度为0.8—1.5%时, 人会在30分钟至1小时内死亡;当浓度达到2—3%时, 立刻致人死亡。侵华日军在战争中用来毒害人畜、毁灭生态的有毒物质叫军用毒剂, 装有军用毒剂的炮弹、火箭弹、导弹、地雷等, 则统称为化学武器。化学武器以毒气为主, 也包括装填了烟幕剂和燃烧剂的各种化学武器。正因为化学武器的危害极大, 所以, 它与核武器、生物武器并列, 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有关条约中规定禁止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篇4：731部队成立内幕

以“防疫”旗号为掩护

1935年，从欧洲游学归来的石井四郎还是二等军医正（中佐），3年后飞快地晋升为军医大佐。

二战结束后的1955年，石井四郎在为其教官清野谦次守灵的那天夜里，罕见地讲述了自己部队的情况：

“政府业已确定要制定国家百年大计：保护将士健康，减少死亡率和患病率……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研究室，再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步设立研究所，最终设立了324个研究所。结果是，传染病及传染致死率下降，日本大藏省十分欣喜，得出结论：如此情况，可以继续扩展下去。因此，我得以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设施齐全的综合大学研究所，里面有电气火车，也有飞机，在那里非常投入地从事研究。”

所谓“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设立研究所，就是指日本军队以武力占领华南的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设立“华南派遣军”。同时，日军在北京设立了天坛中央防疫所；在占据南京中央医院后设置了防疫给水部。至于在哈尔滨附近平房（地名）设立的机构，原名为“东乡部队”，后对外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石井机关”遍布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第二个月，上海派遣军的战斗部队发生食物中毒，不少士兵饮用了受霍乱菌污染的河水而死亡。石井四郎接到汇报后，立即给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打报告，并四处游说对战斗部队提供净水的重要性。数天后，他便向上海派遣军运送了5台“石井式”滤水机和200名给水部队人员。不久，这种滤水机被正式批准为陆军的“卫生滤水机”。

很快，日军组成了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防疫给水业务。这些部门，加上由平房派往各地的分部，被统称为“石井机关”。

做“国内不能做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非如石井四郎所说的那样，由于传染病及传染病死亡率下降，一个“巨大设施”才得以在平房建成。反而是颠倒过来——先是平房设施建成，而后由于卢沟桥事件爆发，各防疫给水部的数量才急剧增加了。

我们可以从石井四郎的讲话中看出他有一种嗜好，即：为了夸大传染病减少和传染病死亡率下降的业绩，不惜歪曲事实。然而，我们切不可因此疏忽了讲话中的另一个细节：

“在这方面，日本陆军请求国内所有大学做的事情有两种：能做的事情和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对此，军队是经过多次会议才做出决定的，而且，对于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要另外想方设法……去中国东北北方就能做了。陆军遂决定在那里设立研究所。”

石井四郎选择了远离日本国内、欧美各国根本关注不到的中国东北，在那里进行《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研制，这让陆军部十分认同。日本陆军省认为，研究中国东北的地方病以及研制疫苗，是设想中的对苏联作战所不可或缺的。

不过，石井考虑的“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其意思不仅限于这些。他主张，在国内伦理上不允许的事情，在中国东北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他就是凭借“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这等理由，才得以让军部同意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大型研究设施。

为了保守“国内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设施内被隔离的特设牢房交给特别班管理，石井四郎的二哥刚男亲自指挥。为工程建设而征召来的加茂村民成了特别班成员，身穿白大褂，脚蹬长筒胶靴并佩带手枪，以非同一般的装束负责监视。

就这样，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的原野上诞生了。

链 接

石井四郎装死逃避审判

据美国解密的文件证实，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在其家乡千叶县伪装死亡并举行葬礼，以逃避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事情败露之后，石井又想到了一个高招，那就是主动撰写生物战研究成果报告，提供给美方，以此来换取自身的安全。1947年8月，约200名石井四郎部队的人员向美国专家移交了800份解剖标本。

（据《老人报》）

篇5：731部队调研报告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日军番号系列中，“731”不是一组普通的数字，而是日本关东军第731秘密细菌战部队的代号，是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安倍以新任日本首相身份，用乘坐“731”号飞机隐喻对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细菌战部队的推崇，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羞辱中国人民，挑战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人们不禁要问：安倍如此处心积虑，是以这支邪恶部队为骄傲吗?是要为二战战犯招魂并在当今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吗?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在日本，那些制造战争罪恶的魔头却鬼魂不散，军国主义势力暗潮汹涌，一些顶级政治人物竭力歪曲甚至否认二战历史，尤其是侵华历史，意图篡改人们的历史记忆，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正名张目。731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日军当年在败逃前夕就秘密销毁证据;战后，他们精心保留下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和美国作了肮脏交易，从而得到美国的庇护，以至于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安倍敢于炫耀“731”，也许正是以为这段罪恶史已密不可究，甚至还可以将这支部队塑造为一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英雄”部队。

然而，安倍是打错了算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包括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绝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那些良知尚存的原731部队成员，也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不久前，我们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会同该馆研究人员，对这支邪恶部队的来龙去脉和反人类罪行作了考察研究。令调研组多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海内外许许多多人日积月累地搜寻整理，如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以彻底揭露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铁证如山的史实，足以将这支邪恶部队的大本营遗址与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一道，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安倍以这样一支邪恶部队为荣，只能是自取其辱。

一、一支研发并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邪恶部队

731部队是以研究机构的名义存在的，它表面上从事的是医学研究。然而，在这个名义下面，掩盖的却是最邪恶的本质。它从组建伊始，就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细菌特种战邪恶部队，是日军特别是其精锐关东军的一个特殊兵种。

731部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石井四郎，他为了化解日本当局自知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员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恐难以取胜的忧虑，抛出了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他认为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他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的主张得到日军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秘密组建了731部队，石井四郎担任这支邪恶部队的头领。这支部队共设有8个部，在8个部之外另设有5个支部，即海拉尔支部、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和大连卫生研究所，以及安达野外实验场和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从此，731部队就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代号秘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人体活体实验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耸入云霄的炼人炉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这是731部队少年班学员笔下描述的细菌战魔窟实景。

中国和日本保留的资料已详细记录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就连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也证实：731部队仅“在1937—1942年间共生产了1700余枚细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弹，用于播撒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731部队制造的细菌数量庞大，有的是以公斤计算，有的是以试验管数量计算。据1954年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述：“1945年1到6月，生产了870支试验管的霍乱菌、伤寒菌和A型副伤寒菌，准备进行细菌战。”日本进攻内蒙古、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期间，在战场内外都大面积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

731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为了掩人耳目，731部队频繁更换部队代号，实行严格的内外保密制度，据文献记载，其曾经更换过10余个部队代号。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铺开，731部队细菌战基地规模也逐渐扩大。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731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并设为禁飞区域，对外树立“未经关东军司令官允许不得进入特别军事区域”的警告牌。

731部队是日本天皇和日军的宠儿，有充足的军费。仅1940年以后，该部队的军费即超过1000万日元，并以优厚待遇，招揽日本医学精英。从1933年组建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中，731部队一直处于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双重领导之下，以直接参与侵略战争为使命，从事各种细菌传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制并在战场上实施。日本其他细菌部队则以731部队为参照，同样冠以“防疫给水”之名，行实施细菌战之实。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档案记载：从1938年到1945年，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建立了一系列细菌战机构。到日本投降前，一共组建了63支防疫给水部队，并实施了大范围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其范围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731部队作为邪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进行的是进攻性和预防性细菌武器的研究。所谓进攻性细菌武器，是利用各种传染病菌及其媒介物进行杀伤的一种武器;而所谓预防性细菌武器，是指细菌武器传播的传染病的预防剂，包括疫苗、菌苗和血清。731部队所从事的细菌研究并不是以医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而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这一点在731部队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即已展露无遗。从731部队及其他防疫给水部队组建的时间、地点、规模以及覆盖范围来看，实施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日本侵略战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二、一支用人体活体做实验的邪恶部队

731秘密作战部队的组建完全服从于、服务于侵略战争。其一边秘密进行反人类的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成果”即时转化为武器，用于中国和其它战场。许多资料、包括日本防卫省保存的一些731部队摄影班拍摄的照片，记录了731部队的创立和在战场上进行细菌战、实施所谓“防疫给水作业”的一些关键证据。

1. 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

731部队用尽各种方法进行活人实验，被实验者无一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这些丧尽天良的方法，包括菌液注射：即把带菌溶液或输入“马路大”(731部队以此代称用来做实验的活人)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活体防疫及毒力实验。口服染菌食品：即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用水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故意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比较实验：即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即活人)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即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他们把被肢解的人体制成标本，人的各部位的器官，种类齐全，都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病毒等至少50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其细菌研究部以细菌研究科目区分设置了“高桥班”、“凑班”、“田部班”、“太田班”、“二木班”“笠原班”、“吉村班”等专业研究部门。然而，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现存资料表明，731部队将用作实验的人体活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分门别类都做了解剖和观察取样，以最迅速、最直观的途径，获得细菌武器作用于人体整体和各个器官的效果，其兽行兽性，令人发指。

为了随时开展活体实验，731部队在细菌战基地内秘密修建了两栋可以关押400人的“特设监狱”，并同日本军警、特务机构相互勾结，多渠道获取人体实验受试者。在这些人体实验受害者中，许多是被俘的抗日志士，731部队将他们称之为“木头”、“猴子”、“行李”，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

关于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人数，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被审判时供述：“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每年因受实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至于1940年以前被杀害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731部队自1933年组建之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但由于这些被实验者全部被731部队专设的焚尸炉毁尸灭迹，731部队败逃时又销毁和转移了几乎所有档案，至今尚未找到1933—1938年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731部队所谓的研究“成果”，沾满了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的鲜血，其犯下的戕害人类罪，与纳粹在集中营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2. 诺门罕战争：一次凶残的细菌战。

1939年5月，日本发动了进攻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争，731部队也第一次将细菌武器用于作战。据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供称：“1939年6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散弹，制造了约个(沾染细菌的)弹片，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罕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参加了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我采取了约1公斤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我和另外3人，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毫升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2人将其运到将军庙，交给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碇常重挺进队的难波准尉。我运去的细菌，被碇常重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进行了细菌谋略战。”据记载，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至少实施了4次细菌战，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四郎，也因为在诺门罕战场上的“贡献”被关东军司令部表彰授勋。

不仅如此，731部队还将诺门罕战场上俘虏的苏联红军带回731本部，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苏联人对于细菌传染的效果，用来研制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细菌武器。

3. 内蒙战场：野外冻伤的实验场。

据日本档案资料《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共同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实验，地点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地区，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全部是中国人，共计8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岁)、潘春(22岁)、高付(33岁)、下关(15岁)、高百(49岁)、郝贵(35岁)、张义(21岁)、陈远(38岁)。而此次实验的目的，居然是为严寒期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日军的需要，是为下次作战而准备!”这是“防疫给水部”之间联合进行的人体实验，这些冻伤实验受害者被人为隐去姓或名，在日军进行活体冻伤实验过程中，通过不同时间观察其病理变化和病变特征，最终将这些人活体解剖，而且还拍摄照片辅助说明实验结果。这8位中国抗日工作者最后都被残害致死。

4.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

据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研究，二战中和二战后，731部队成员，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取得的“成果”在京都大学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就达33人。731部队很多成员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界的精英，是细菌学、血清学、传染病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家。731部队的头子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并发明了10余项研究专利;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731部队最高顾问、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清野谦次，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毕业于冈山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等等。这些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博士们纷纷加入731部队，使731部队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他们是从事人体活体实验、细菌战、细菌传染和卫生防疫研究的核心力量，是名符其实的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这与纳粹集中营的情形是一致的，在那里，操纵焚尸炉的纳粹分子，不少具有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可见，731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和纳粹在集中营所犯下的罪行一样，是所谓的“文明人”犯下的最野蛮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的历史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亚洲的纳粹，是文明人类的共同敌人。

三、一支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邪恶部队

731 部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罄竹难书。

1.受害范围广。

日军的细菌战遍及其铁蹄所到之处，日军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都使用了细菌武器。特别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吉林长春、农安，山东西部，江西上饶、广丰，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宁波、衢州、金华、义乌、云和、江山、龙游、丽水，湖南长沙、常德，云南西部等地区，细菌武器造成的危害更大，致使以上地区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爆发性大流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

2.遇难人数众多。

据我国常德市11月4日编制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名册》记载，仅常德一市，被日本细菌武器致死的人数，有名有姓的就达6491人，在名册中，记载着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及证明人等准确信息。据浙江义乌19的调查报告《浙江省义乌市日军细菌战鼠疫死难者同胞名册(1941-1943年)》记载，义乌有1315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浙江云和县编制的《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死亡同胞名册》，记载了781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浙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编制的《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死难者调查与名录》，记载了5547人死于日本细菌战，也有详细的受害者姓名记录。仅常德、义乌、云和、衢州四地就有14134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一书的粗略统计：“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大陆对20个以上省市实施了细菌攻击，疫情爆发蔓延约298个市县旗，造成传染疫患者约237万人，其中死亡者约65万人。”这些亡灵，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实施南京大屠杀同期，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笔滔天血债，而始作俑者，正是邪恶的731部队!

四、一支欠中国人民血债至今未得以清算偿还的邪恶部队

从1995年开始，我国民间发起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毒气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活动”。很多参加诉讼活动的受害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道歉信息，带着悲愤离开人世。日本保存的大量731部队的档案资料不对外公开，披露真相者受到各种威胁，给世人了解历史、清算731部队罪行人为设置障碍。731部队欠中国人民的血债至今未得到清算和偿还。

1.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秘密销毁证据。

日本投降前后，731部队绝大多数成员逃回日本，为逃脱战后审判，他们竭力掩盖其在731部队的经历，采取隐居、更换姓名、甚至假死的方式企图逃脱战犯审判。

为掩盖731部队惨绝人寰的罪行，石井四郎下令，把特别监狱里尚未使用的实验对象(即“马路大”)全部处死，把重要资料、仪器烧毁、转移，把731部队的用房、设施尤其是特别监狱和焚尸炉统统炸毁。1945年8月10日凌晨，731部队全营区戒严，全体官兵开始秘密毁灭证据。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通过毒气管道灌注毒气，毒死7号、8号监狱的抗日志士，未被毒死者则补以枪弹，然后将尸体堆集用汽油焚烧，大火持续烧到12日，才将尸体焚烧完毕。8月13、14日，将731部队的监狱、焚尸炉、研究室、实验室等全部炸毁。随后，731部队最后一批人员逃回日本。

2.美日间的肮脏交易：逃回日本的731部队战犯逍遥法外。

战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政治走向，但美国的一些当政人，为了得到细菌战的相关资料，最后以豁免731部队成员的战争责任为条件进行了一场肮脏交易，拿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等秘密资料。此后，美日联手，刻意掩盖731部队的反人类罪行，甚至“遗忘”这支邪恶部队的存在，铁幕重重，秘而不宣。但中、日已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目前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公布的部分731细菌战情报，已揭开铁幕一角，铁证如山!

731部队逃回日本的全部成员因这场肮脏交易，得以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从此逍遥法外。这些原本应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脱掉恶魔的外衣后，堂而皇之地在日本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社会各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直到1960年，731部队的主要军官中，还有人凭借在731部队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成果”发表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试举几例731部队成员战后任职情况。

在政府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炭疽班班长植村肇，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长友浪男，任北海道副知事;金子顺一，任防卫厅主任研究员;中黑秀外之，任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增田美保，任防卫大学教授。

在医疗机构任职的有：植物研究班班长八木泽行正、痢疾研究班班长江岛真平等，在厚生省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任职;病毒研究班班长笠原四郎，任北里研究所副所长。

在大专院校任职的有：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病理班班长石川太刀雄丸，任金泽大学校长;病理班班长冈本耕造，任京都大学医学部部长;昆虫班班长田中英雄，任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部长;伤寒班班长田部井和、霍乱班班长凑正男，任京都大学教授;X光班班长宫川正，任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另有多名731部队成员创办了医疗企业和私立医院：731部队核心成员内藤良一和结核班班长二木秀夫等合作创办了绿十字公司，聘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担任绿十字公司最高顾问、东京分社社长，聘任新加坡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大田黑猪一郎担任绿十字公司京都分社社长;第三部部长江口丰吉、教育部长园田太郎、鼠疫班班长野口圭一等战后都建立了私人医院对外营业。

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处理是战后美国处理日本问题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没有全面系统持续地惩治战犯，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美化侵略、复活军国主义保留了孽根，成为了今日安倍政府恣意妄为、一意孤行的重要社会基础。

3.持续的祸害：细菌战遗患至今犹存。

时至今日，731部队实施的细菌战留下的遗患，仍然危害和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731部队为准备和实施细菌战，通过多种途径征购大量老鼠，以及用作实验材料的黄鼠、白鼠、兔子、猴子、马、牛、羊、骆驼、鹿等，还为传播传染病培植了大量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媒介物。特别是731部队长期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鼠疫实验，生产了数量庞大的鼠疫菌和鼠疫武器，使731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平房地区成为细菌武器的“火药桶”。1945年8月，731部队在逃跑前夕由于炸毁本部实验设施，使得染疫老鼠、实验动物逃窜出来，这个“火药桶”被引爆，使哈尔滨平房地区鼠疫大面积爆发流行，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哈尔滨平房地区由此成为鼠疫疫源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由于人为因素制造的鼠疫疫源地，危害难以估量，后果极其严重。在上世纪50年代，哈尔滨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为控制和消除疫情，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日本细菌战还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二战期间，731部队生产制造的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剂数量惊人，其足以使整个世界感染疾病，致使全人类灭亡。

五、从安倍推崇这支邪恶部队看安倍政府向何处去

今天，揭露日本731部队的邪恶罪行，不仅是要为那些不能安息的亡灵清算这笔从未得到偿还的滔天血债，更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世界人民能够深刻认清日本军国主义戕害人类的本质，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严重危险性。

安倍选择乘坐“731”号飞机，以731邪恶部队为荣，绝不是偶然的，他的这一看似神经兮兮的举动，与他上台之后一连串意欲复活军国主义的言行是一脉相通的。安倍及其身边政客肆意歪曲历史真相、抹杀战争责任、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慰安妇问题、挑起钓鱼岛争端、力推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都是其内在的军国主义情结的真实袒露，都是其意图复活军国主义“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安倍这些极为傲慢的言行，是对二战期间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所有亚洲国家人民的严重挑衅。人们有理由要问：安倍首相，你是在做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吗，是在做靠侵略扩张走出二战前那样的政治经济困境的迷梦吗?安倍的这些言行和迷梦，就是日本存在复活军国主义极大危险性的明证!邓小平早在1987年就告诫世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全世界都要警惕安倍，都要警惕安倍政府，都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将是亚洲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灾难。一战前后的历史教训、二战前后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安倍及其身边政客的种种行径告诉我们，今天的日本正走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正走在靠制造国际危机转嫁国内危机的道路上，正走在不择手段谋求重获发动战争能力的所谓“正常国家”的危险道路上。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复活之日，就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之时，就是世界大国重开战事之时，就是各国人民苦难降临之时!

篇6：参观731部队遗址有感

2008年11月1日，注定将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下午，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残忍，我感受到了自己身体中炎黄血脉的燃烧，因为在这天下午，我们理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全体学员前去参观了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

坐上公交车，穿过高层林立、到处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市区，进入哈尔滨市平房区，一片与现代化繁荣景象显得格格不入的“废墟”映入眼帘----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到了。曾经的731魔窟，如今的揭露日军七三一部队血腥罪行的陈列馆，在大门前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几个大字。身处在如此阴森的环境之中，我们的心也变的沉重了起来。在石碑前短暂的合影过后，又经过一番交涉，我们请两个讲解员，正式进入了731部队遗址。

一入大门，满眼的荒凉，秋风萧瑟，更烘托了周围的气氛。731部队遗址分为三层，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共有十多个展厅，分别展示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随着讲解员的解说，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站在这个充塞着难以计数的死亡灵魂的地方，我们仿佛听到了历史的恸哭。我感到无比的气愤震惊，为日本残忍的暴行感到无法忍受。面对这些铁的事实，联想到现在的日本政要和右翼势力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伤害二战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说不承认历史的话，着实让我感到气愤！

在731部队遗址中，我看到了侵华日军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联合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出台了“特别移送”58号命令，出台的这一命令直接导致了我们数千名爱国志士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成为了日本残忍的实验的标本。日军在这里进行着比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残忍的迫害实验。

“高压实验”：中国受害者被赶入高压舱，随着加压，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想叫却叫不出声，直至最终眼珠弹出眼眶、肠子等内脏挤破腹腔，流得满地都是。

“活体解剖”：日本人为了得到新鲜的人体内脏，直接从长春街头诱骗了一名中国小男孩。以做身体检查为名将其骗上手术台。麻醉完毕后，日本人其开膛破腹，把心脏、肝脏等器官逐一取出，浸入早已准备好的生理盐水。“手术”完毕，中国小男孩的残骸断肢被推入焚化炉。

“冻伤实验”、“低温实验”、“病毒实验”等各种实验令人发指。日军七三一部队大量繁殖鼠疫、霍乱、伤寒、炭疽和赤痢等传染细菌，应用于研制杀人武器，并以当时的爱国人士及普通老百姓为对象，采取断水、干热、电击、人血与马血互换、人的肢体互换、冻伤试验等方法，进行惨绝人寰的实验。仅在1939年至1945年，就至少有3000人被当作试验材料惨遭日军杀害，而在侵华日军进行的细菌战中，遭到屠杀和残害的人至少30万人，堪比南京大屠杀。

篇7：731部队观后感

--731部队遗址参观报告

这天下午阴雨绵绵，映衬我们沉重的心情，我们参观了731部队遗址。据了解731部队全称满洲731部队，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731部队是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有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为毁灭罪证将工厂炸毁，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731部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其规模来说，是属于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场；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部队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校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

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731部队分为八个部和四个支队。第一部（细菌研究），菊地少将为部长。下属有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从事滤过性病毒及当地风土病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媒介——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脾脱疽研究的“太田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岗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第二部（细菌试验），由太田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一个分部，专门培育和繁殖供散布鼠疫菌用的寄生虫。下属一个航空班和在安达东三十五里的鞠家窑的特别试验场。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用人作细菌试验之外，还通过“八木泽班”对植物进行病毒研究和试验。第三部（细菌武器制造），由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下属两个工厂，一个是滤水器制造厂，这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的。另一个是在杨马架子的瓷弹壳制造厂，专门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等细菌武器。第四部（细菌生产），由川岛少将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一分部按照分工独立地进行各种细菌的生产。第五部 总务部，起初由中留中佐为部长，后由太田大佐兼任。该部是七三一部队本部的综合部门，权力很大，它不仅负责整个

部队的财务管理、生产计划、人事分配，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与宪兵队联络和接收作细菌试验的人。第六部 训练教育部，起初由园田大佐任部长，后来由西中佐接任部长。这个部专门负责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材。据资料记载，仅少年队员的培训就进行了四期。第七部 资料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各种器材、设备的供应。第八部 诊疗部，由永山大佐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对细菌传染的预防和日本人的疾病医疗事宜。与各部平行的还有一个石井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家族人员亲自把持。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负责“特别秘密监狱”的管理，石井四郎的三哥三男负责试验动物饲养的领导工作。

在进一步的参观过程中，我们走过731部队的实验基地。听说这里曾举行过活体解剖、手榴弹实验、冻伤实验、火焰喷射器实验、鼠疫实验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实验。然后把实验成果用于战争。他们把活人置于真空状况时，内脏就会完全被排挤出来，肠子完全脱离体内，从而来达到他们的实验目的。惨无人道的冻伤实验：将四肢冻伤，然后直到身体僵硬，往人的身体上泼水，看人的反映，最后总结出37℃的水是最合适解冻的。日本人毫无人性的实验不胜枚举。

随着讲解员，满眼看到那些防毒面具等等实物和大量详实的图片。走过的一个个展室，感觉就好像是当年关押“马路大”的无数囚笼，回廊里似乎还在响着他们凄厉的呼号，墙体

上似乎还映现出他们痛苦得扭曲变形，甚至有些狰狞的面容。不由得一阵反胃，即使是现在，这个肮脏无比的人间炼狱依然让人窒息。

参观过程最令人难忘的是那长长的走廊，那里写满了殉难者的名单，仿佛怎么走都走不完的悲伤，看着那一个个似乎正在控诉命运不公，哀叹生命短暂的名字，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大都在二十岁到五十五岁之间，他们是那么地留恋生命，却被日本鬼子残忍地剥夺了。根据资料统计，在1939年—1945年日本“七三一”部队因为细菌实验而屠杀中国平民3000人，被伤害的人多达300000人之多。

参观的过程是短暂的，走出遗址大门回头望的时候，满眼的枯黄，时光仿佛倒回到那个战火雷鸣，屈辱的时代，那满地的落叶像是无数个滚动的人头横躺在“七三一”遗址里，哀凉地，刺激人大脑的每一根神经抖动，转进“七三一”遗址里面，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修的炮楼、工作室，还有日本人撤退时为销毁证据炸掉的残骸，一片残败的荒芜，伤痕累累……

历史无法挽回的伤痛，却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究竟是什么使这一切发生？究竟是什么让人性变得如此狰狞？留给我们的是种种思考。战争之罪恶，和平之可贵，让我们铭刻在心。生在和平时代的我们，深深的懂得了来之不易的稳定与繁荣。

对于日本的暴行，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仇恨，只是希望各国人民都能够正视这段历史，通力合作，让我们的和平永存，让历史不再重演，我想这才是我们新一代该做的。

让我们摈弃仇恨，铭记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相信和平常在，相信人性之美永存。

11108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