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共10篇）
篇1：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教育部党组印发的《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有两条与禁止经商和兼职有关，即第五条“不准违反规定在校内外经济实体中兼职或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和第六条“不准以本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教监[2008]15号文《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第（九）条：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除因工作需要、经批准在学校设立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外，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
教党[2011]22号文《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第三条：直属高校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经济实体中兼职。
总结：
我国《教师法》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没有规定教师不可以做股东。以上通知和意见中只讲到兼职的情况。教师也不是公务员，他们只是有些待遇按照公务员或者不低于公务员对待。所以，他们可以投资做股东。
但是，以上通知针对的是“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能在经济实体中兼职，也就是说不可以做公司的职员（董监高或普通员工），但是没有学校领导职务的普通教师可不可以兼职，这点不知道证监会会不会卡，如果不卡的话，应该只要征得任职学校的同意就可以兼职。
如果不兼职，只是持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持股比例过高成为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可能会产生利用学校的职务之便谋取商业利益的情况，应该会有违规的嫌疑。
参考博云新材的案例：
该公司上市时，参股股东黄伯云是中南大学的校长，也是没在上市公司任职。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根据中南大学2001年4月18日出具的书面证明，黄伯云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不属于国家公务员，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不过，有的上市公司是按照“辞去学校领导职务，保留教师编制”进行操作的。也侧面说明只要不是高校党政领导干部，以教师身份还是可以持股的。
篇2：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合作协议书, 按酒店(公司)劳动工资标准按月发放工资,年底参与股东分红。第二款 大股东应监督酒店(公司)管理好资产,监督企业依法经酒店(公司)资金增减由股东会决定,并报请股东会成员协商,根据资金增减合理调整本协议有关分配比例的规定。第四款 酒店（股东协议书, 股东退股时,应该向董事会 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对比一下。合作公司应先行将公司盈利部分的85%(15%是公司的资产折旧 和风险公积金 ,不得分配)按照分红比例结算,然后再将该股东的现金出资退回。如合作公 司没有盈利, 则根据合作公司现有财产按照实
店面股东合作协议书, 分红是将当年的收益,在按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等项目后向股东发放,是股东收益的一种方式。普通股可以享受分红,而优先股一般不享受分红。股份公司只有在获得利润时才能分配红利。下面是以香港xx投资集团为例的投资分红协议书,仅供大
入股分红协议书范本, 合作协议书 甲方: 乙方: 经友好协议商共同注册“上海.有限公司”.以公平、公正按股份享有权益、承担风险的原则拟定此协议。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公司法”和其它有关规定制订本协议。
一、公司注册
入股协议书, 股 东 协 议 书 为了发挥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优势,保证企业顺利运作和不断发展,经全体股东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八、企业在办理注册登记后向股东签发记名的出资证明书,作为股东的入股证明和分红依据。
九、股东的出资额按下列
股东投资协议书(), 分红协议书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某员工(以下简称乙方)为稳定公司经营团队,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增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六、本分红协议中所确定的分红比例,仅作为甲方对乙方的奖励,并不作为乙方享有股东权利的依据。
七、对本协议所涉及的全
股份制协议书, 股东投资协议书 甲方: 有限公司 乙方: 第一章 总则 甲方和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第二十八条 利润分配是指公司在支出各项费用,依法纳税并提取三金后的纯利润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
金筷子大酒店入股协议书, 店面股东合作协议书
一、____(店面)由股东____、____¬¬¬、____、____共同注册,根据友好协商,店面交纳税后的利润,分配顺序:
1、弥补以前季度的亏损;
篇3：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工作三年没签劳动合同，自己是公司股东，但现在和公司闹矛盾，能否要求公司赔偿双倍工资？南山哪个地方去告？
[自己是公司股东能否要求公司赔偿双倍工资？]
篇4：高校教师讲奉献有作为发言稿
一是扭住“大拆大整”不放松，在水韵新城建设上实现更大突破。按照“伯乐故里、水韵新城”城市定位，加快推进田庄、烟庄等12处回迁安置房建设，让老百姓早日住上好房子、过上幸福生活;加快推进恒大、绿城·桂语江南等13个商业地产项目建设，提升城市新区居住品质;加快推进道路、桥梁、城市广场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绣花功夫把精心、精致、精品的要求落实到每个角落;全力服务好学校、医院、广电传媒中心等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让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
二是扭住“平台建设”不放松，在工业经济提升上实现更大突破。以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为机遇，加快医疗器械产业园提档升级，启动园区西区扩建工程，促进产品向“高精尖”发展;突出抓好“双招双引”，今年引进落户医疗器械产业园过5亿元项目5个以上，引进落户过20亿元城建类项目5个以上;服务好中联水泥、成医制品等现有企业的规模膨胀，确保税收过千万元的企业4个以上，同时利用“淘宝镇”优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返乡创业工作，为办事处的经济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三是扭住“民生优先”不放松，在社会事业改善上实现更大突破。注重发挥扶贫车间产业扶贫作用，完善扶贫先扶志的造血功能，确保贫困人口退出结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与“河长制”、“路长制”相结合，强力推进创森工程;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压态势，做好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和工作，打好“蓝天保卫战”，抓好城乡环卫一体化、清洁取暖、农村改厕、危房改造、四好农村路等各项民生工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四是扭住“基层基础”不放松，在工作作风转变上实现更大突破。坚决扛起“从严治党”责任，纵深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星级管理”，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力争今年50%的村年集体经济收入达5万元以上;带头一线赛马，带领干部群众干，干给群众干部看，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和热情;对标先进补短板，紧盯“痛点”下苦工，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用实际行动践行“改革创新、协调推进、善谋实干、勇创一流”工作总基调。
篇5：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会上，郎书记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明确提出:教师担当责任，不计较个人得失，团结整体，一心为学校服务，并于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这即是奉献与作为。石楠同志也说:工作的到位是奉献与作为的要求，也是对家长和学生的交代。随着，李莉同志阐述了“物质与精神的奉献”，提出做好本职工作，去实现一个教师的价值。
奉献是指满怀情感地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做出贡献，是不计回报的无偿服务。“讲贡献”就是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倍加珍惜工作机会，立足岗位奉献。作为一名教师，不要问学校能给你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学校做些什么?要知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教师有自己的合法的正当权益，但当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发生矛盾时，作为教师应该以集体利益为重，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这是党提出的爱岗敬业精神，而以职业与事业为人生目标的爱岗敬业即是奉献精神。爱岗精神是平凡的奉献精神，它是每一位教师都可以做到的，爱岗敬业又是伟大的奉献精神，因为伟大就出自平凡，没有平凡的爱岗敬业，就没有伟大的奉献。在工作中要时刻保持奉献精神，保持积极心态，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每天的工作之中。
有作为就是要勇于担当。把担当当成一种习惯，把任劳任怨当成一种信条，忠于事业，劳于岗位，认真深入地了解岗位与行业的前沿发展，勤勤恳恳，把工作做细做实。作为授业解惑的教师，首先，要加强自身学习，不断与时俱进。教师只有下功夫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不断增强自己的知识涵养，才能不断积累经验与智慧。其次，教师工作琐碎、忙乱，所以，要勤奋求知，勤奋实践，同时不能忽略勤奋思考。最后，要强化责任意识。要本着对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增强责任心、使命感和参与感。工作中严谨务实、注重细节、狠抓落实，在重检查、重细节、重效果上下功夫。课堂讲精细，练习重效率。总之，只有肯学习、善思考、重责任的教师才能成为有作为的教师。
篇6：此案承包人能否作为诉讼主体？
郑某与姚某系同事。2月至2月，姚某承包经营某大楼开办的超市(以下简称大楼和超市)，双方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期间及合同解除后，姚某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姚某全权负责，大楼概不承担。姚某实行自主经营、自主分配、自负盈亏、单独核算、统一管理”。其间，姚某因经营需要，将郑某借给该大楼使用的5万元现金转借给姚某用于超市经营，并由姚某聘用的会计给郑某出具了收据一张，约定月息1%，并加盖了被告的私章。姚某承包经营期间，该笔债务……
庭审中，姚某对借款数额无异议，但主张其作诉讼主体不适格。称该借款是超市经营用的，我与大楼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此款应由超市偿还。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关于承包企业在承包期间发生的债务纠纷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和承担责任的问题中规定：“发生诉讼时，原承包合同已经期满，或被依法解除，原承包人没有按承包合同约定交付承包金或按照合同约定，承包人对其承包期间的债务应当承担责任的，可以企业为被告，企业要求按承包合同的约定由承包人承担责任的，可将原承包人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企业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由承包人按照承包合同向企业承担责任。”本案被告在承包超市期间，大楼经原告同意将所欠原告债务转让给被告用于超市经营，并由被告出具了有超市会计签名并加盖被告私章的借据一张，被告接受该笔债务转让，其履行的是经营超市的职务行为，因该超市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隶属于大楼，被告在承包期间已与大楼约定经营期间的债务由其承担。依据上述规定，原告应向大楼主张权利，被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故依法裁定驳回原告郑某的起诉。
郑某在接到一审判决后，不服提出上诉称：姚某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借款应由姚某返还。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姚某在承包超市期间，向郑某借款并出具了有会计签名并加盖姚某私章的借据一张，其履行的是经营超市的职务行为，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承包企业对外发生纠纷时诉讼主体的确认的规定，发生诉讼时，承包合同已期满，应以企业为被告。现姚某承包超市的承包合同已期满，因该超市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隶属于大楼，因此，郑某应向大楼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应不予支持。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对本案一、二审法院的处理结果，笔者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本案的一二审处理是欠妥和缺少法律依据的。本案如从承包合同的角度讲，争议的焦点是债权人的选择权问题。但，根据本案的案情讲，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却应是一种因债务转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中都查明了姚某在承包经营期间该笔债务转移的.过程，然而，却认定姚某的接受债务的行为是经营超市的职务行为。那么，我们从承包合同的角度来看姚某的职务行为究竟是代表谁?
姚某接受该笔债务的时间是在其承包经营期间，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应由承包人姚某承担，大楼不承担任何责任。可见姚某接受这笔债务，其是明知该债务将转由其个人承担的，这也是得到了原告郑某同意的。从法理上讲，这种内部约定，由于姚某是以超市的名义经营，当消费者或者债权人不知其承包的事实，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向本案的发包人主张权利时，该内部合同的约定对外便不产生法律约束力，然而，当权利人明知姚某承包的事实，从而选择承包人要求承担责任时，这种选择权应当是有的，附予权利人这种选择权不仅未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已实现。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此类案件的主体的解释规定，也是从维护权利人权益的角度去作出的，其也确定了最终的责任主体还是承包人;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看，并没有排斥权利人的选择权。从理性上讲，姚某承包经营期间的职务行为应当然地只代表其本人，绝不应理解为代表超市或者发包人，因为，超市仅是其承包经营的载体，实质是其个人经营，既然是个人经营，其产生的责任又有何依据让其他人承担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若姚某在承包经营期间其在外以超市的名义赊购货物，别人也明知其是承包经营，难道此债务也得由发包人承担吗!此明显是讲不通的。
关于二审法院以姚某的承包期已届满为由，确认了应必须以发包人为被告，此也是确乏法律依据的，也是与立法的本意相违背的。如果因承包期的届满，承包人所欠的债务都必须先由发包人承担，相信任何一个发包人都是不会同意的，其也是承担不起的，此也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篇7：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更新日期：2011年09月25日 【有效】
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立增值税失控发票快速反应机制的通知》（国税发〔2004〕123号）规定：“
四、认证时失控发票和认证后失控发票的处理办法 认证系统发现的‘认证时失控发票’和‘认证后失控发票’经检查确属失控发票的，不得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
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失控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的批复》（国税函〔2008〕607号）规定：“在税务机关按非正常户登记失控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失控发票)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又向税务机关申请防伪税控报税的，其主管税务机关可以通过防伪税控报税子系统的逾期报税功能受理报税。
篇8：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地理标志是用于商品上的一种具有特殊地理来源并拥有因为该来源地点而获得的品质或声誉的标记。也就是说，地理标志是表示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于某个国家、地区、地域的标志，即标示商品地理来源的标志，并且该商品的品质、信誉或者其他特征是由该产地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即商品的特殊品质与其产地的水、土、气侯等地理环境有紧密联系。这里所指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水质、土壤、地势、气侯等，同样的品种离开了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其品质特征往往迥然不同。人文因素是指用料、配方、工艺、历史传统等因素。有些商品的品质或者其他特征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决定的，如大米、瓜果等。有些商品则主要是人文因素决定、如织品、绣品、剪纸、年画等。有些商品的品质特征则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如茶叶、瓷器等。因此地理标志商品是指原产地的、具有独特品质的商品。地理标志的概念包括了原产地名称。原产地名称是一种特殊类别的地理标志。他用于那些单纯或基本上是因为商品生产的地理环境而具有特殊品质的商品上。我们日常所见的“郫县豆瓣”、“绍兴黄酒、“会理石榴”、“康尔勒香犁”、“金乡大蒜”、“章丘大葱”等，就属地理标志申请注册的证明商标。一般来说地理标志是由商品来源地点的名称构成，即地理标志最基本、最常见的就是地名，可以是国家名称、地理名称或者行政区划名称。地理标志也可以由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
别的文字、图形、字母、数字等可视性标志构成。
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地理标志的注册人应当是对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商品的特定品质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可以是社团、协会、行业团体等组织，而不是某个商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如“郫县豆瓣”的注册人是郫县食品工业协会，“吐鲁番葡萄”的注册人是吐鲁番地区葡萄产业协会，“绍兴黄酒”的注册人是绍兴市黄酒行业协会等。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根据其特殊性，明确规定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注册、使用和管理有别于普遍商标的特殊要求和规定。作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的申请注册程序与商品商标相同，只是需提交的材料不同。除普遍商标所提交的材料外，还要提交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等。
篇9：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案例评析律师表示，本案看似一起双方因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但在认定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时，首先认定是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还是陈先生主动提出解除合同。如果是公司提出，则其需要按照法定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如果是陈先生提出来的解除合同，则公司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由于发生劳动争议，劳动合同解除事项的举证责任是用人单位专属，因此，公司如果认为是陈先生提出主动辞职，需要对此进行举证。公司提供的证据是陈先生向总经理和两名主管人员发出的电子邮件，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成为本案问题解决的关键。
张焕杰表示，依据案情，陈先生是软件工程师，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他必然采取较之一般人更完备的措施来保障其电子邮箱的安全性，从这个角度，可以确认这份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
那么在本案中，假设陈先生并非软件工程师，而是一般的员工，那么这份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是否可以被认定，本案是否会有另外一种判决结果呢？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到底应该如何确定？
篇10：高校教师能否作为股东
2009-11-01
审计决定能否作为调整建筑工程款结算的依据 ——两宗判决不同的拖欠建筑工程款纠纷案案例 ——法院判决采纳审计报告案
【案情简介】
原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下称龙岗分局）
被告：深圳市超卓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超卓公司）
被告：彭某某
1994年5月18日，原告龙岗分局与被告超卓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超卓公司为原告龙岗分局承建拘留所、看守所办公大楼、预审收审综合楼工程。开工日期为1994年7月1日，竣工日期为1995年4月30日，工程价款为10773500元。工程款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原告预付270万元工程款，1994年6月1日前付25%，自1994年6月开始每月按工程量及进度支付，工程款必须到公司账户。此外，还约定结算方式根据实际工程量，并提供图纸及有关资料，按有关部门结算为准等，但未约定施工企业的取费等级。合同签订后，被告超卓公司将该工程交给公司下属的第二工程处承建，被告彭某某是该工程处的承包人，亦是公司职工。工程于1994年开工，后由于原告方对工程内容作了较大变动，工程实际竣工时间为1995年12月。自1994年6月24日至1996年1月31日，原告共支付工程款1093万元给被告。被告超卓公司实际收到15万元，其余均由被告彭某某收取。1997年7月，龙岗区定额站作出工程结算书，工程结算总价为10189799.54元。原告对该结算未予承认。
1998年11月17日至1999年12月9日被告彭某某被龙岗分局采取拘留措施，后被取保候审。
在此期间，1998年9月至1999年5月龙岗区审计局审计对该工程项目作出了审计，审计结果工程造价为9245304.89元。被告彭某某据此向原告作出《关于龙岗区公安分局“三所”工程经审计超支工程款的还款计划承诺书》，承诺1999年6月15日前退还30万元，1999年6月25日前退还100万元。
1999年9月29日，被告彭某某向超卓公司出具了《关于超支区公安局“三所”工程款的报告》，报告计划在1999年9月27日前支付10万元给被告超卓公司归还原告，10月10日前归还30万元，10月底前归还50万元，其余在1999年12月底之前全部还清超卓公司代付给区公安局超支款额并承担在此期间的利息。
由于被告彭某某没有履行还款承诺，原告龙岗分局于1999年8月24日，以龙岗区审计局的审计造价9245304.89元为依据，向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超卓公司归还多收的工程款1684695元及其银行利息。
【争议焦点】
审计结果能否作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
原告龙岗分局认为：本案的建设工程属国家财政预算的建设项目，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对审计报告未提异议，并承诺退还多收的工程款。
被告超卓公司认为：该工程项目的承接、施工、工程款结算均由被告彭某某负责，原告将工程款直接交彭某某，无权要求其公司返还。
被告彭某某认为：（1）其在深圳市龙岗区审计局《基建工程决算审查表》上的签名，是在被原告采取拘留措施期间受胁迫的情况下所为，是违背真实意志的；（2）原告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解决经济纠纷，是违法的；（3）审计不符合法律程序，实体内容不公正；（4）要求法院委托深圳市建设工程定额造价管理站对所作工程进行重新评估。
【代理思路】
代理律师接受被告彭某某的委托，参加了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以下代理意见：
（一）关于彭某某与被告超卓公司的关系问题。
彭某某是超卓公司的职工，并担任第二工程处的负责人（见深圳市建设局施工队资格审查登记证），彭某某与超卓公司有承包关系，属超卓公司的内部管理关系，不能据此认定为挂靠关系。
（二）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
本案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应为有效合同。本案在审计部门未审计前，双方当事人已依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例如，超卓公司按合同约定完成工程，经验收工程质量为优良并交付使用；双方依约提供资料给定额站结算，原告也已将工程款支付完毕。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三）龙岗区定额站的结算结论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28条约定，结算方式是根据图纸及实际工程量并提供有关结算资料经有关部门结算为准，乙方提交结算报告后20天内，甲方应批准结算报告，批准后10天内通知银行拨款。该合同条款十分明确。事实上，双方也按照这一条款履行。履行的具体时间是：乙方提交结算报告的时间为1995年5月30日；甲方批准结算报告的时间为1995年6月20日；甲方将拨款通知送达经办银行的时间为1995年6月30日。因此，本案中的工程结算方式是双方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龙岗区定额站是国家的法定建筑工程结算单位，其出具的结算书应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四）原告不按龙岗区定额站出具的工程结算书结算，是原告违约。
结算书是在1997年7月15日送交原告方的，但原告方收到结算书后，既不提出异议，也不予结算，对被告方提出的问题及复核报告也不正面答复，一直予以拖延。这是原告违约的表现。
本案的“三所”工程，于1995年12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被评为优良工程。1996年初，龙岗区定额站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资料，历时18个月，直至1997年7月才作出工程结算书，总造价为1018万余元。在此期间，被告方多次因工程特殊原因向原告提出漏项结算的工程问题，并提出结算的协商方案，被告方也曾向龙岗区定额站提出漏项及结算异议（附复核报告），但都因为分局领导的人事变动未能解决。原告方于1997年7月15日收到该工程结算书，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请求定额站复核，一直拖着不对有关结算项目予以复核处理。所有的资料都可显示我方提出的结算的协商方案是合理、合法的，原告方的行为明显属于违约。
（五）审计不符法定程序，实体内容不公正，对被告不具法律约束力。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对工程项目的审计应是工程项目的预算和决算，本案中审计机关并没有参与工程预算的审计，只对决算审计，不符法定程序。
2．审计局的10份《基建工程决算审查表》，是在彭某某被拘留期间，由审计人员先要被告彭某某签字，然后再送到原告方及审计局签字盖章的，不是彭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审计单位也违反审计程序。
3.审计机关不是国家的裁判机关，无权对经济合同纠纷作出处理。因此，被告方请求法院另行委托工程造价评估机构对“三所”工程造价重新作出评估，并以这一结论作为判案依据。
4.审计结果未能反映工程的客观面目，未能对工程作出全面、客观、准确、公正的评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施工合同第1条1.4款明确表明合同价款为10733500元。施工合同的价款词语含义明确说明结算价款根据工程量进行调整结算，原则上不能变；而原告方的结算推翻了原有合同的有关条款，重新按新的图纸或中途变更的项目进行结算，严重违背合同原则进行结算。
（2）材料价格和材质确认压价。原定额站的结算中参照1994年2月信息价，揭阳红为210元／m2、星云黑为320元／m2，中国红为900元/m2，而审计部门却将这些材料参照近期即本年度的信息价，压价分别为188元/m2、270元／m2、450元/m2，将星云黑说成是济南青，将中国红说成四川红。审计报告毫无理由地修改定额站的定额，并不顾事实地变换材料的名称，以达压价的目的。这些石材就在“三所”的工程内，到底是星云黑还是济南青，是中国红还是四川红，可聘专家到现场进行取材鉴定。
（3）压低人工费套价。审计报告将人工费按深圳市定额站（1993）15号文件规定进行调差，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施工合同签订的开工期是1994年7月至1995年4月，但实际由于原告方反复修改图纸方案，造成延期开工延误工期达8个多月，主要施工期是在1995年期间。因此，应按照1995年度执行的（1994）15号文件进行人工调差。
（4）少计工程量。定额站原确认的电价补差，也是法定的依据，而审计局却将其删去；定额站将包边门套油漆计算了工程量，审计报告却扣掉。
（5）定额套价不符实际。被告超卓公司是二级企业，但审计报告却按三级企业套价；对原装饰部分工程，定额站是套用1995年装饰综合价，而审计却按土建定额套费，这明显不符事实。所有装饰都因原告方的全面性、行政性变更造成，并且是二次装饰。此项的变更都发生在1995年，有据可查，且并非局部性的变更，而是全面性的装饰改变。
（6）原告方所提供的被告方支取该项工程款项1093万元有误，被告方在该项工程支取款项为1073万元。被告方要求核对支取款项数额。
被告对审计报告的异议，详见附件说明。
“三所”工程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由于区定额站与审计局的结算存在重大差异，审计单位严重偏袒原告，因此，在法院的主持下，将该工程交由深圳市定额站作重新评估结算，是公正做法。
【审理与判决】
一审情况
一审期间，法院于1999年11月29日委托深圳市建设工程定额造价管理站对该工程进行评估。该站出具了深建价函（2000）05号《工程造价审查意见书》、深建价函（2000）11号《复查意见》，最终的审查评估结论为：如果按二类企业取费，工程造价为10706712.27元；如果按三类企业取费，该工程造价为9611989.58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彭某某在承包被告超卓公司的施工队期间，承建原告“三所”工程，而被告超卓公司的企业资质等级为工民建施工二级，原、被告双方对企业取费等级未做特别约定，则该工程应以二类企业取费。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由本院委托深圳市建设工程定额造价管理站所作评估，工程造价应以二类企业取费，工程造价为10706712.27元，而原告共支付1093万元，被告应退还多收部分工程款223288元及其占有期间的利息。此外，被告彭某某承包被告超卓公司的第二工程处，其本人亦是被告超卓公司职工，属内部承包，该多收部分工程款应由被告超卓公司返还。但鉴于原告所支付的工程款中除15万元是被告超卓公司收取外，其余均由被告彭某某收取，因此被告彭某某应承担归还多收款项及其利息的民事责任。该利息自原告支付的最后一笔工程款的时间1996年1月31日的次日计算较妥。遂判决如下：
1.被告彭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多付工程款223288元及该款自1999年2月1日始到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2.被告超卓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情况
一审判决后，原告龙岗分局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龙岗公安局与超卓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三所”工程交由超卓公司承建。因“三所”工程是属于财政投资的国家建设项目，依法应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审计机关代表国家所作出的审计结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及权威性，非经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撤销或变更。本案中，龙岗区审计局对彭某某和超卓公司所承建的“三所”工程进行了审计，并将审计结果送达了彭某某和超卓公司，但彭某某和超卓公司并未对审计结果依法定程序提出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而龙岗区审计局所作的审计意见具有法律效力。依据龙岗区审计局的审计意见，彭某某所承建的“三所”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9245304.89元，而龙岗公安局已付工程款人民币1093万元，多付人民币1684695.11元。龙岗公安局上诉请求彭某某和超卓公司返还多付工程款人民币1684695元及利息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因多付的工程款除15万元是超卓公司收取外，余款均由彭某某收取，因而，彭某某应返还龙岗公安局多收的工程款及利息，利息计算应从龙岗公安局支付的最后一笔工程款的次日起计，即1996年2月1日起计算。超卓公司为彭某某返还上诉工程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龙岗分局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三）项之规定，遂判决如下：
1.维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1999）龙法经初字第3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2.变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1999）龙法经初字第31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彭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龙岗公安局多付工程款人民币1684695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规定计付，从19％年2月1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
【律师提示】
这两个案子可算是我国法律在不断完善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程结算与审计结果关系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许多人包括律师、法官、审计人员等对工程结算与审计结果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审计机关要对国家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必然就要对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如属于虚假和违法的合同，审计机关有权在职权范围内进行监督处理。对高估冒算、虚报冒领的金额必须坚决剔除并进行追究，实际上不是在否定合同，而是在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如果因为审计结论对一些工程项目的结算价款作了调整，就认为审计行为否定了合同、否定了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否定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护。审计决定对被审计单位及有关单位具有法律效力，不服审计决定的，应首先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另一种观点认为：审计是代表国家的行政监督行为，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之间是一种审计行政法律关系，其审计监督行为只对被审计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施工单位不是法定的被审计单位，不属于审计行政法律关系的直接关系人，故审计机关的审计决定，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审计机关无权干预发包人与施工单位因施工合同而发生的民事关系。
承办律师对上述问题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在代理过程中，也未能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说服持不同观点的人。不同的当事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引用不同的法律、法规，阐述各自的理解，似乎各有道理。而作出上述两案工程《审计决定（意见）》的审计机关，自始至终派人参加了本案的一审、二审旁听，足见审计机关对自己作出的审计决定的效力，也深存疑虑，十分关注法院对其《审计决定（意见）》效力的认定。
这类案件在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终于为我们在办案中指明了方向。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4月2日，以（2001民一他字第2号函答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定的工程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运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中指出：“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