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不会缺席书评

正义不会缺席书评（通用6篇）

篇1：正义不会缺席书评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近日在宪法课上看了一部纪实短片，深有感触。短片的名字叫做《冤案十年 迟到的正义》，讲述了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案平反的历程。看过之后不禁思考，什么是正义？在如今倡导的法制社会，正义又该如何实现？

正义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做的事，也指一种道德评价，即公平、公正。这是百度词条里的解释，简单来说公平即是正义。但我们总说社会是不公平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去争取。这里的不公平指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大。但我们认真想想就会发现，不论我们是富有或贫穷，我们都是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需要履行同等的义务。所以公平和正义就是指社会平等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并且要在公正的法律和制度下，维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在人们心中，正义是主持公道，不让好人受委屈，也不让坏人逍遥法外。所以冤枉无辜百姓是对公平公正的破坏，也动摇了人们对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的信仰。在“迟到的正义”这一案件中，虽然正义得到实现，但显然太晚了，错误的断案几乎毁掉了无辜的张高平叔侄俩的一生，也波及了两个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让人痛心。姗姗来迟的正义没有及时的正义那样的大快人心，反而让人惋惜，让人质疑社会和法律的公正，但同时也警醒我们，正义应该及时地实现，冤假错案必须越来越少。

那么这起冤案是如何产生的？张高平叔侄被判有罪的关键是他们的有罪供述和指认现场笔录等等，然而一个无罪的人如何能详细地描述自己的作案过程？而办案机关和人员又为何会如此荒谬地根据伪证断案？这其中应有这几点原因。第一，张高平叔侄之所以能描述作案过程是因为狱中有人逼迫他们作伪证。第二，强奸案性质恶劣，社会群众反响大，社会舆论的压力大。第三，破案机关迫于上级压力，一味追求破案率。第四，案件本身的难度和当时刑侦技术的落后。客观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案子压力大，难度大。但是主观上追求破案速度和效率，不重视寻找正确的侦查方向，这是非常忌讳的心理，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正是警方有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张高平叔侄就是罪犯，以这为出发点一心寻找证据证明他们有罪，导致断案方向错误，导致十年冤案的产生。

所幸冤案最终平反，这其中也饱含了许多人的心血。张高平叔侄俩不断申诉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处对法律的信任。即使在狱中服刑，张高平也坚决不认罪，拒绝减刑，他说，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也相信这个社会还有真善美。张高平家人对叔侄俩的信任和支持，相信他们绝对不会做出那样的事，并不断为他们上诉奔波，各地往返的火车票摆满了一整张桌子。退休的检察官张彪对案件的高度重视，并发现了关键证据，找出了真凶，证明了叔侄俩的清白。这三方的因素缺一不可。而从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冤案平反的不易，更能体会到一个冤假错案造成的危害有多大。张高平的妻子与其离婚，张辉已订婚的女友与其分手，出狱后也没能见到老母亲最后一面，孩子因为父亲的罪名被人瞧不起。这桩冤假错案使真凶逍遥法外，并在时隔半年后又做了一起案子。两个受害的女孩，两个受伤的家庭，还有无辜的张家人。一桩冤假错案给个人造成的伤害，给社会带来的安全隐患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怎样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怎样实现正义，发挥法律和制度应有的效应，这些都需要我们深思。法律是有，但要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制度是有，但要保障制度的规范。这样才能使民众相信法律，法律也需要被信仰才能达到法制社会的目标。当法律被信仰时，被有效执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法治才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正义也能及时的得到实现，而不再是迟到的正义。

记者采访张检察官时问到，盼到那一天了，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必须要付出十年的等待吗？张检察官回答，但是它来了，不过就是迟了。我们要相信，法律始终是公正的，正义也始终是永恒的。正义也许会姗姗来迟，因为制度还需要完善，法制社会还需要时间发展。但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篇2：正义不会缺席书评

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位扮演西方文明社会法律系统正义象征的天神角色。她就是远古希腊时代，当诸神与人类同在之时的法律正义之神赛美斯(Themis)。在美国、欧洲及香港的法学院或法院门口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女神的雕像，或蒙眼或不蒙，一手持天秤或法典，一手举着利剑，或立或坐不一而足。她坐镇于西方各国的司法系统，现在中国有些法院也将她作为象征性的雕像，作为能发挥维护正义、作出公正裁决的精神象征，由此展现法律正义的权威，并使人民对该法院裁判的信服。在西方，法律及正义的概念并不是仅仅存在于法条与判决等文字记录上，它是有神的信仰在背后支持，授与并确立其权威的。

有时候，我去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常常会仰望那尊乳白色的正义女神雕像，心中不禁会涌起什么是正义之问。我想正义女神那把紧握的剑其实是可以隐去的，如果天平代表了每个人的良心，如果它真的可以平衡世上善行和罪恶的存在。然而，这种完满的自然理性永远只是一种理想，天平从未在平衡点上保持过一秒，我们能够追求的公正仅仅是一种主观感觉的近似。什么是正义零碎的拷问常在脑海无意中形成一段问道者和智者寓言式的对话。

问道者和智者信步走在真理的路上，两人边走边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聊天。

问道者：你认为什么是正义?如何才能守望到正义呢?

智者：正义，是一种行为表现，是一种心理状态。于我而言，正义则是理想。心存仁义、明辨是非，这是正义的心态;济弱扶贫，推广正义的普世善念，扬善惩恶，这是正义的行动。

问道者：何谓善?何谓恶?

智者：善者，从言从羊，祥也，善与义美同意。依循道义，实践美德、尊重伦理，是善的具体表现。恶者，从心亚声，过也。以任何形式进行伤害、侵犯他人权益，危害整个社会的过错行径，这是恶的具体表现。

问道者：如果拯救一个恶人于水火，这算不算行善?

智者：不一定，任何行为皆是出自本心，若是本持纯粹善念救死扶伤，不论对方身分，皆是善事。若是心怀不轨，救人是为了恶的动机与目的，便不是善。

问道者：若对恶人见死不救，这算是恶吗?

智者：恶有大小，若是此人恶贯满盈、危祸世间，人人得而诛之，见死不救，也未必是坏事。

问道者：这是否是一种双重标准?表面说是行善，但只要立场不同、其作法理由便不同，这样的正义之标准能做到真正的公正吗?

智者：正义是理想，我认为正义跟公正是两回事，两者无法混为一谈。

问道者：你说正义是理想，难道所谓正义的理想注定将永远无法达成?

篇3：正义或许迟到，但不会缺席

万万千千的中国人用热血乃至生命换来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的战犯审判也成了中国人翘首以盼的重要事情。这是迟到的正义审判，几名战犯最终被处以死刑，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却再也看不到初生的黎明。

谷寿夫：无耻狡辩换不来苟且偷生

今天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的钟山宾馆，有一组民国时期的老建筑，其中的黄埔厅是当年的大礼堂。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设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战犯谷寿夫、在大屠杀中杀害300多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与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先后被引渡，在此受审。

1946年8月，被驻日盟军总部逮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的谷寿夫，被要求引渡到中国。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以谷寿夫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正式起诉，并请科处极刑。为了正义与公理，并祭奠遇难同胞，庭长石美瑜，法官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叶在增，检察官陈光虞等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搜集证据。他们到中华门外花神庙的万人坑、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等地实地考察，传讯了数以千计的中外证人，并获取侵华日军为炫耀武功所拍摄的电影、日军日记、中外报刊书籍等铁证。1947年2月6日，南京軍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公审。

大半个世纪后，在回忆这一不能被忘却的旧事时，许多目睹过审判的南京老人纷纷说道：大礼堂的楼上楼下门内门外，挤满了愤怒的人群。证人席前排起了长队，每一个人都控诉着自己亲历的一幕幕人间地狱的景象。

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了《陷都血泪录》，当检察官读完书中的重要章节时，悲愤的人群沸腾了，大家怒吼着，嚎啕着，要求将这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立即处决。如果不是法警极力维持秩序，谷寿夫早已被撕成碎片，踩成肉泥。

在铁证面前，为保全性命，谷寿夫开始了无耻的狡辩，声称部队“不乱杀一人”。庭长石美瑜怒不可遏，厉声下令：“把中华门外万人坑内被害者的颅骨搬上来！”随即，法庭内的人群再次愤怒了：几乎每一颗颅骨底部都有明显的切痕，这完全可以证明，死难者的头颅全都是被刀砍下来的！

接着，当年的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叙述他亲眼所见的日军烧杀劫掠、奸淫妇女的罪行，并证明红十字会曾掩埋遇难者尸体4万余具。具有正义感的国际友人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贝德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相继出庭，指控日军暴行。法庭先后放映了日军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的纪录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拍摄的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附近的暴行影片。镜头里在屠杀现场指挥的，正是谷寿夫！

3月10日，是南京法庭继2月25日再次开庭后，对谷寿夫进行的最后一次公审。庭长石美瑜徐徐站起，威严地逼视着谷寿夫，以铿锵有力的声调，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这是迟到了的正义宣判，法庭内沸腾了，法庭外收听广播的中国人民欢呼雷动！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沿途观看的十余万民众几乎阻断了道路，人们愤怒的声讨声响彻南京城。终于，一颗子弹，结束了刽子手的性命。和30万被残忍杀害的遇难同胞相比，他的死已经是太人道了。

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嗜血刽子手的人生末路

谷寿夫被处决后，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日军少尉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也被引渡。1947年12月4日，南京军事法庭正式对二人起诉：“民国二十六年12月5日，于我江苏句容县入城时，向井杀我国人89名，野田杀78名。同年12月11日，南京攻城战，该被告等复作杀150人之比赛于紫金山麓，向井杀106名，野田杀105名。”12月18日的公审中，向井敏明、野田毅极力否认曾进行过杀人比赛。中国法官龙钟煜愤怒地出示《东京日日新闻》《日本公告报》《大美晚报》等报道和照片进行指证，并谴责道：“杀人比赛竟然受到日本军部的大力宣传，日本各地吹捧杀人精神的信件雪片般飞到部队，受到蛊惑的日本军人挥舞起武士刀，继续在中国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曾连续详细报道了二人在无锡、常州、丹阳、句容、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余人的经过。这些报道不仅有明确的时间、地点、杀人过程和数字，而且同时还配发了两人合影的照片。

面对愤怒的听众，狡猾之极的向井竟然狡辩说：“《东京日日新闻》刊登的是我吹牛的假消息，我只是想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的钦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野田也马上附和说：“对，对，那都是我们为了讨老婆编造的。”公诉人驳斥道：“侵华时期，日本当局对军事新闻的统制检查极为注重，《东京日日新闻》系日本重要媒体，绝无故意虚构并以巨大篇幅专为该二被告宣传之理。”12月18日，庭长石美瑜庄重地宣读了对向井敏明、野田毅两个杀人狂的判决书：将二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与向井、野田同时接受审判的，还有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第六师团中队长田中军吉。公审时，田中军吉极力否认罪行，面对日本《皇兵》一书中用以屠杀300余名中国人的军刀“助广”图片与署名田中军吉的文章，田中只声称：“我只在战场上杀过人”。

当检察官李璿拿出田中挥舞军刀砍中国人脑袋的照片时，田中的眼神里闪现出一阵慌乱。这个狡黠的杀人魔，瞥见照片上的自己只穿着衬衫，便无耻地辩解说：“法官先生，我穿衬衫，显然时间是在夏天，而攻占南京却是冬天，该照片仅能证明本人在另一地方斩杀一人，不能证明我在南京杀了300人。”法官龙钟煜怒不可遏，当即驳斥道：“被告所言纯属狡辩！他在挥刀奋力猛斩之际，为方便动作，在冬天脱去外衣，本属常事，况且连续斩杀300余人，怎能不热？事实俱在，罪证确凿，哪里有丝毫狡辩的余地！”面对铁证与义正辞严的驳斥，田中军吉哑口无言。

1948年1月28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多人，“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松井石根：被送上绞架的甲级战犯

南京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之时，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进行着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松井石根曾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在占领南京之前，就下令部属“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日军入城后，他有意纵容日军官兵实施各种极端的暴行，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这个罪魁祸首在审判席上非但不认罪，还恬不知耻地美化侵华战争道：“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这一行动是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对于他指挥的南京大屠杀，他则声称：“攻占南京时，我正卧病在140英里外的苏州，根本不知道士兵违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这些暴行，也没听到任何有关的报告。”

纵然松井石根百般抵赖，但由于证据确凿，连日方辩护律师们也放弃对日军暴行是否存在的辩护，而把重点放在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应不应该为部下的行为负责、以及负责到何种程度上。

在东京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过程中，10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有5名中国人。中国证人既是受害者，更是目击者，他们证词具体确凿，连辩方律师也提不出疑点。而外籍证人也亲眼目睹了日军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并有文字或照片作為证据。他们是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证词更为客观与可靠。除此之外，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函件、德国外交电函对日军暴行的描述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与南京审判相比，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东京审判遇到了更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蒋介石政府忙于应付内战，无心派人搜集日军罪证。中国法官梅汝璈“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在他的努力下，结合盟军提供的材料，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终于被写进了判决书。

但在最后的量刑问题上，各国法官的意见有重大分歧。已经废除死刑且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用死刑。最后投票表决前的争辩显示：力主死刑的人占少数。梅汝璈心急如焚，昼夜不眠，在与各国法官多次磋商、无数次争论之后，终于有一部分法官与他达成共识。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勃宣读了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判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市约三分之一被毁。……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松井石根最终被处以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甲级战犯。1948年12月22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松井石根被送上绞架，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南京审判与东京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是对公理、人道的捍卫，也是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及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的告慰。每一个证人，每一件证词，每一条证据，都足以证明这些刽子手的嗜血与残忍。然而，即便在无数遇难同胞的骸骨面前，这些毫无人性的杀人魔王依旧否认一桩桩惨无人道的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东京审判时，梅汝璈“若不严惩战犯唯有蹈海而死”的誓言，令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梅汝璈当年留下的话犹如沉重的警钟声，至今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篇4：幸福不会缺席随笔

今天吃午饭朋友问我：“怎么做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我?怎么没人喜欢我呢?”我沉默一小会儿，问他：“你所指的喜欢是什么?”他了当对我来了句：“你装什么纯呀装，当然是男女的那种……”还给我做了个两个大拇指对磕的手势，嘴还笑的咧的很开。我也拿着他的话，问了自己。“可是我为什么要那多人都喜欢我呢?”紧接着心生句：“要那多人喜欢我有什么用呢?”我在乎那些，我喜欢的人喜欢我就好。

这个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也总有人不喜欢你。这都很正常。而且，无论你有多好，也无论对方有多好，都苛求彼此不得。因为，好不好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

可以去喜欢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可是刻意去讨人喜欢，特意的伪装谄媚一个人，而且离了心，折损的，只能是自我的尊严。尤其是明知道Ta是那类人。不要用无数次的折腰，去换得一个漠然的低眉。纡尊降贵换来的，只会是对方愈发地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没有平视，就永无对等。当然也有个别值得你为之付出的人，为之动容的也是你的真心，所以不要讨好伪装的心态。

当然了，极致的喜欢，更像是一个自己与另一个自己在光阴里的隔世重逢。愿为对方毫无道理地盛开，会为对方无可救药地投入，这都是极致的喜欢。这时候，若只说是脾气、情趣和品性相投或相通，那不过是浅喜;最深的喜欢，就是爱，就是生命内里的黏附和吸引，就是灵魂深处的执着相守与深情对望。

爱，是一场无比错误，也无限正确的诡秘而又盛大的私人化进程。有时候，你的无数个回眸，未必能看到一个擦肩而过;有时候，你拿出天使的心，并不一定换来天使的礼遇。如果对方不喜欢你，都懒得为你装一次天使，除非，Ta有着一定的目的。谁也不需要逢场作戏。尽管，一时的虚情假意，也能抚慰人陶醉人，但终会留下搪塞的痛，敷衍的伤，相信时间煮语。

所以，这个世界最傻帽儿的.事，就是跑到不喜欢你的人那里去，问为什么。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没有为什么。就像一阵风刮过，你要做的是，拍拍身上的灰尘，一转身沉静走开。然后，把这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忘掉。

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这才是最好的态度。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本真的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里忘记了怎么样快乐。

幸福，是勉强不来的事情，不去追逐。你为此而累的时候，或许对方也很累。你停下来了，你放下了，终会发现，天不会塌，世界照常昼夜不停的交替，不会有丝毫的为你而紊乱。只要在生活中，我们懂得珍惜拥有，懂得把握当下，把握每一个相逢的机会，珍视身边的每个人。不要，因为上一个人，而否定了所有的人，更不要因为一类人，而否定全部，我们心态放好，不能老是以偏概全。更不能上个人签下的债，让下一个，无辜的人去承受，做好自己;相信幸福也许会迟到，却不会缺席。

谁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扑腾着。有的人天生是来爱你的，有的人是注定给你上课的。有的人给你的倾情必是红颜一劫。有的刻骨铭心，终究会是成长道路上的牺牲品。你苦心经营的，是对方不以为意的;你刻骨憎恨的，却是对方习以为常的。喜欢与不喜欢之间，不是死磕，便是死拧。然而，这就是生活。

篇5：缺席的气候正义

作为“世界工厂”，据估计，在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7％～14％是为了供应美国消费市场。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购买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包括衣服、鞋子、日用小工具、计算机等。一轮又一轮的气候变化谈判以及最近的经济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地带。

2009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大会，将使人们重新将眼光聚焦于气候治理与气候正义的问题。问题本身极为复杂，切实可行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要求政府和民间都作出巨大的努力。而眼下的经济危机，更为动员足够的政治意愿以实施战略性的气候和能源政策造成了进一步的困难。

中国的许多人士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恰恰为中国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契机。也有些人，看到了有必要将气候问题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发展道路问题联系起来。

毋庸讳言，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聚集量已经增加到2007年的383ppm，较之1750年工业革命初期的280ppm，增幅达到37％。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聚集量，达到人类历史6.5万年来的最高值，很可能也是过去的200万年的最高值。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在不远的将来，也将超越俄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考虑到两国巨大的人口量几乎覆盖全世界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二，国际能源机构毫不令人惊奇地估计，截至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在世界能源需求的增长中占据45％的份额。国际能源机构同时也预测，中印两国将在世界煤炭需求的增长中占据80％的份额，中印两国将顺理成章地首先依赖煤炭来解决他们扩张中的能源需求，因为煤炭是最便宜但也是最脏的化石燃料。我们应该如何协调，发展的需要和权利同一个可持续的气候未来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能源和排放趋势：同时作为危害者和受害者的中国

中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堪称壮观，9％的年均增长率是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尽管在能源的利用效率方面有所改善，但能源的需求依然大幅度增长。尤其自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需求增速超越了GDP增长速度。在年均能源消耗方面的大幅度增长，甚至频繁超越了中国政府及其规划机构的预期。能源供应的短缺，已经成为中国某些地区的常态。

促成中国碳排放量大幅增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更确切地说，是“一座被全世界所拥有的工厂”。众多公司，包括一些污染严重的公司，都是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的分包人或者是其直接的下属公司。他们正为西方的消费者生产着越来越多的廉价消费品，同时，大部分的利润由这些跨国公司拿走，因为他们控制着品牌和营销渠道分支公司。在本质上，中国成了厨房，而西方国家成了餐厅。

据苏克塞斯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廷代尔中心的王韬估计，2004年中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达到了14.9亿吨，同时，由于进口而得以减免的碳排放量是3.81亿吨。这表明，中国有23％的碳排放量来自净出口。一些政府官员和研究者的估计还要更高，他们认为，中国碳排放量的1／3来自净出口。这不仅提出了“谁是中国碳排放的真正拥有者”这一棘手问题，同时，也表明了精英环保主义者的那种“只要不在我家后院”做法的失败。确实，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非常成功地将制造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与之相伴的，则是碳排放和其他污染被外部化到发展中国家。由于我们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只要温室气体无法外部化到月亮上去，这一问题就必须面对。

同时，在碳排放国和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分布上的不对等。碳排放在各地之间极为不同，这归因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以及富裕程度的不同。在2000年，全球28％的碳排放量来自北美地区，只有0.09％来自中非地区。然而，气候变暖却在中非招致最惨重的人间灾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这一进程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在2000年，气候变化已经在每百万人口中招致40～120不等的额外死亡。

气候变化也已经在中国造成危害。以青藏高原为例，许多当地人注意到，“冰川在融化，温度在升高，雨季变得不可琢磨”。对当地的一些城市居民来说，一个更温暖、更舒适的气候可能是值得欢迎的，但对当地的生态和经济来说，这却是不祥的预兆。青海玛多县是黄河起源的地方，因为有上千个高山湖泊，从前号称千湖之县，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不超过300了。湖泊消失的罪魁祸首，根据我最近采访的一个当地环保主义者的说法，就是气候变暖。据他说，“许多这样的小湖泊都是季节性的、不稳定的。它们的来去取决于当地的雪量和雨量。随着季节和年份变迁，一些湖泊会消失，另一些则会随之在另一些地方出现，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今天的湖泊数量已经远远少于30年前了。现在的天气更热了，雪量更少了。”高原湿地的消失以及草地的退化，已经使一些游牧人群丧失生计。在玛多县，据估计，已经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牧民成了生态难民，他们不得不接受重新安置，并完全依靠政府救济度日。

气候变化模式预测指出，全球变暖将削减中国北部的降水，同时增加中国南方的降水。这项预测得到了近年来观察数据的支持。黄河花园口观测站的数据显示，流量正在以每10年5.7％的速度减少。自1980年代以来，华北平原就一直经历持续的干旱，而洪灾在南中国的发生频率则增高。199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除了水资源危机之外，气候变化也危及中国的食物安全。如果科学家的预测成真，全球变暖将在未来20～80年间造成中国水稻、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产量下降20％～37％，这是2004年中国和英国政府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的。在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者提出警告，温度升高、水资源短缺以及可耕地的减少，将在2050年造成中国的食物总供应量减少14％～23％。

“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和地缘政治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采取的立场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描述的“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原则。但是，如何在实践层面上解释这个原则?在2008年12月波茨坦的气候谈判上，中国代表提出了“人均累积排放量趋同”的概念，以之作为公平原则。77国集团和中国强调，发达国家没有履行他们《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财政支付和技术转让，他们向发达国家施压，希望发达国家履行财政和技术转让方面的承诺。

根据《京都议定书》，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需要承担任何强制性的减排任务。然而，考虑到中国作为最大排放国的地位，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过去20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中国也同样面临来自西方阵营日益增长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国应当无条件承诺强制减排。中国人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

胡鞍钢认为，中国应当接受国际目标的约束力，无条件地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中国，胡代表的是少数派的观点，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的有关学者和气候问题非政府组织活动者当中，我很少遇到赞同此一观点的人，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同意中国应当尽其所能地削减排放，并尽快探索一条低碳消耗量的发展道路。发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解。

许多学者和活动家都认为，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应当避免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准入谈判时所犯的那些错误，当时中国为了加入世贸作出了过大让步，而且这些让步被欧美作为进一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就国内发展而言，人们同意胡鞍钢的看法，如果气候危机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就国际外交层面，人们则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中国应在倡议发展权和公平原则方面采取强硬立场，以便为发展中国家保留政策空间。而且，中国也应当运用它的力量，迫使发达国家履行已有的承诺，并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不管怎么说，发达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20％，却消耗了全球累计排放量的75％。作为最大的累积排放国和人均排放国，美国退出了迄今为止的所有气候协定。尽管欧洲和日本签约了《京都议定书》，其排放量也还在继续攀升。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逆转，即使发展中国家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将其排放量削减到零，气候变暖也仍然无法逆转。

来自市民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声音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鼓励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发展，政府希望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填补公共教育方面的空白，并有助于使整个国家面对紧迫的环境问题。非政府环保组织迅速进入了新开放的空间。如今，环保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可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非政府组织。许多国际环保组织，比如自然保育协会、保护国际、国际自然基金以及绿色和平等等，都在中国建立了工作机构。

环保组织和发展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当然值得赞扬和鼓励，但人们也应当意识到这些组织在公共领域所处的模糊位置。一方面，环保意识正在增强，绿色环保组织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常常被指责为是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的外国代理人。这样的指控通常并无事实依据，但对国际资助的严重依赖，使许多环保活跃分子在面对这样的指控时很难捍卫自己。

像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这样的用词在许多语境中经常互换使用，人们也总是倾向于认定非营利组织代表了非政府组织。而另一个经常性的假设是认为，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可以培养更多的责任心和更为开放的市民社会，并由此导向自由民主。不幸的是，这些假设并不必然成立。

中国公民的自我组织正在迅速发展。不过，在中产阶级的自我组织中也存在令人沮丧的例子。最近的一例，就是有关汽油价格问题所引发的争论。许多人认为，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天赋的权利。2008年11月，一家北京的法律事务所组织了1773名私家车主向政府递交了一封申诉信，信中抱怨说，目前的汽油价格不像美国那样便宜，并试图作为院外游说集团反对规划中的燃油税。他们要求油价“也应当同世界接轨”，这是改革年代经常使用的标语，意指中国应当复制西方的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英们的偏见把西方等同于全世界。而这些车主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美国等同于世界。他们并不把汽油价格同日本或者欧洲进行比较，尽管从人口密度和其他资源限制的角度，中国同日本或者欧洲更有可比性。以2008年12月为例，被车主们抱怨的北京油价只是德国油价的一半左右。

这1773名私家车主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据我所知，只有10名教授和个别能源专家站出来支持燃油税，没有任何环保组织表明立场，这很可能是因为害怕冒犯私家车主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英阶层，尽管他们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五。

正是因为这种精英地位，私家车主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共领域中最有组织和最具发言权的部分。随着私家车主阶层当中众多媒体专业人士的迅速加入，他们成为随后持续的燃油税争论中最具压倒性的声音。而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这1773位私家车主往往被描绘成捍卫公共利益而对抗“邪恶”国有石油公司的英雄。

考虑到这一切，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2008下半年《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一书成为该主题的畅销书。该书出自两个美国作者登尼斯·阿弗里和弗雷德·辛格，其中弗雷德·辛格是一名气象学家，而登尼斯·阿弗里是保守派智囊机构哈德森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该书的英文原著是两人合著，但在该书的中文版中，作者神奇地变成了弗雷德·辛格一个人)。他们声称，全球气温升高的原因，主要或者全部是出于自然循环，而这并不那么危险，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中产阶级很高兴读到他们喜欢听的东西，相反，他们并不怎么喜欢他们需要知道的现实。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城市精英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充耳不闻，对他们来说，这顶多意味着某种不方便，甚至不过是阴谋论而已。

一旦人们意识到已经有多少中国人遭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一压倒性的精英集团所抱的忽略态度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青藏高原的大量牧民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生计，成为完全依赖政府救济的生态移民。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成千上万的人们正被干旱和入侵的沙漠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在经历着更多极端天气状况以及更为不稳定的降雨状况，这一切都严重伤害了农业生产。不幸的是，许多农牧民并不懂得将他们的当地问题同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大问题联系起来，更别提在公共媒体上发表他们的看法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看成环保运动的可能对象。迄今，大部分非政府环保组织，尤其是那些总部设在北京的组织，都将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精英阶层身上，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观念。如果他们能够跳出中产阶级舒适的小圈子，和正在承受环境变化之灾难性后果的真实草根阶层有更多的互动，他们无疑会加深对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的理解，并得到更多来自底层的支持。

美国梦仍然值得向往吗?探索低碳经济的真实可能性

全球变暖只是全球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因此，必须在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这一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大力强调技术改进和提高能源效率，在主流叙述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给了人们信心：足够多的技术改进能够解决环境危机。

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意识形态出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这是一种乐观的、改良导向的环保理论。这一理论将信心置于现代化和技术革新之上，也就是说，通过提高能源和资源效率方面的技术，既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同时也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部双赢的变奏曲。

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就可以期待，发达国家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不幸的是，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很明显，美国并没有遵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在2006年发布了一项“我们生活的星球”的报告，根据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人们可以作如下的推算，假如中国人民以美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需要的星球就不止这一个。如果所有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我们恐怕得需要5个这样的星球。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人类的“生态足迹”

(指为了维持某一地区人口的现有生活水平，所需要的一定面积的可生产土地和水域)已经超越了地球的生物承载力，到2003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25％。我们已经在透支不可再生的资源。像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的国家正是过度消耗资源的典范。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国家范围内确实维持着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他们的生态足迹要小于他们的生物承载力。不过，一大原因在于他们的低人口密度以及很高的人均生物承载力。这些国家的人均生物承载力在5.8地球公顷(指全球具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等于一公顷土地)和7.6地球公顷之间，远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8地球公顷，更远远高于中国人均的0.9地球公顷。如果我们都达到瑞典的消费水平，则我们还需要三个这样的星球。因此，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复制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很高的人口密度。尤其是中国，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所以中国的环境压力极大。就全球范围来讲，有专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最低标准是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8以上，同时人均生态足迹在1.8地球公顷以下。目前唯一达到该标准的国家是古巴。

在2008年的波茨坦谈判上，中国代表指出，发展本身就是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巨大贡献。因此，应当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权利。但是，关于发展问题的这种主流讨论遗漏了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哪种类型的发展?

仍以汽车为例。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中，中国已经抛弃了它以往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和自行车的关注，转而鼓励私家车导向的生活风格。古巴在1990年代从中国进口了数百万辆自行车和数条自行车生产线，这部分是为了对因前苏联解体而造成的能源危机作出反应。但中国在此一时期，却从西方进口了数百万辆汽车和多条汽车生产线。2004年，中国成为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私家车拥有者的数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长。

中国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气体排放也日益增加，除此之外，私家车消费的大规模爆炸也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受害最深的还是穷人。公共汽车由于交通堵塞而变得越来越慢。北京公交车在1980年代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6公里；在1990年代，这个数字减小到8公里。今天则进一步减小到4公里，差不多是在爬行。即使我们一夜之间拥有魔幻般的技术，使所有汽车变得无限节能，也就是说，零燃油、零排放，也仍然存在另外的制约：围绕汽车而建立起来的城市交通网基础建设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建设摊大饼已经吃掉了如此多的可耕地，这足以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同时，北京人均单向通勤时间已经高达97分钟，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现代化生活?技术改良，比如节能和减少单车排放，确实是重要的，不过人们还是有必要去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想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想拥有怎样的城市和乡村?我们想要怎样的交通系统和能源系统?毕竟，最最高效的小汽车，其能效还是远远低于自行车。

危机一词在中文中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遇。正在进行时的经济危机，尽管糟糕如斯，却也能够提供给中国机会，重新来审视出口导向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增长战略。迄今，来自中国政府的信号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应当抓住油价降低的机会实施燃油税规划，这将有助于遏制燃油消费，并在长期内鼓励向清洁能源的转移。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在鼓励消费者购买汽车，以便刺激经济。如此的混乱是可以预期的。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市场导向改革的提倡者和实施者们都抱持着某种没有明言的信念，认为最终的目的是复制美国体制。如今，面临这场源自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中心的暴风雨，许多人开始在痛苦的挣扎中尝试去理解、去应对。

篇6：注册制只是迟到不会缺席

修改事项原本涉及很多，为何注册制备受瞩目？

注册制带来理念革新

《证券法》的本次修订，从2014年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决定正式开始，因为事关股票发行注册制、加强信息披露等多项重要法条修改，所以广受市场关注。证监会主席肖钢曾公开表示，《证券法》修订是注册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一旦修订完成，此项改革即可落地。

最初事情进展顺利，修订草案一审按照预计在今年4月顺利进行。这之后，起草组再根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然后进行二审。一审过后，市场对于《证券法》的大幅度修改，不管是从时间进程上还是内容修订上，都有比较乐观的估计，“年内出台”的声音此起彼伏。

“正是这种乐观态度让如今二审的推迟看上去比实际效果更要糟糕，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原本不低的关注度更是迅速飙升。此外，不得不说对注册制的误解也是引起它广受关注的一大原因”，中国政法大学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李爱君教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按照李爱君的分析，注册制是指证券发行申请人依法将与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信息和资料公开制成法律文件，送交主管机构审查，主管机构只负责审查发行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和资料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一种制度。而证券发行核准制（简称“核准制”）则需要依照证券发行核准机构的要求，不仅要以真实状况的充分公开为条件，还必须符合证券管理机构制定的若干适于发行的实质条件。

“注册制最重要的特征是证券发行审核机构不对申请人做实质判断，而中国当前属于核准制，不仅有形式审查还包括实质审查，可是公众对此有误解，认为注册制只要求履行文件义务就可以，实际上它远比想象的要严格”，李爱君这样解释。

她表示，美国属于典型证券注册制国家，但是审查机构在收到相关文件后会不断对申请者，即欲发行证券的公司进行询问，直到该机构满意。“这种严格程度堪比中国的核准制，也是公众普遍不知情的”。

既然如此，《证券法》对注册制的改革又意在何处呢？

“此次改革背后是理念的革新。”李爱君认为，国内证券市场对监管机构的判断过于依赖，消费者认为上市公司的产品就是好的，投资者认为但凡公司上市就可以多分红，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她说：“注册制能够让市场参与者明白，监管机构不负责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投资者和消费者需要通过年报等公开信息自行判断。”

延迟并不形成阻碍

然而资本市场难以预见的剧烈波动终究还是打乱了既定步伐，对于修订草案二审的延迟仍旧引来诸多不满和猜疑。加之修订案的具体出台时间一直难以确定，不少人认为对《证券法》修改的延迟已经成为注册制前行的绊脚石。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每个国家对金融市场都有一个宏观审慎的要求，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任何变动都需要全局考虑”，李爱君这样说。

的确，证监会发言人张晓军日前曾对注册制放缓的消息公开发表意见，指出证券公开发行注册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和稳步实施，而股市不断颠簸的确带来更多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也是为何监管机构一度暂停新股发行的原因。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公司财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燕教授表示赞同。她同时指出，《证券法》的修改原本也有维护市场稳定的作用，而此次股市变动让大家意识到，从前没出现过的新情况也需要考虑进来，心急不是可取的态度。

刘燕告诉《经济》记者，当前中国非常关注金融市场的发展，不管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都既充满机遇又有各种不确定因素，想要在法律层面寻求一条万无一失的改革道路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尽管修改草案的二审被推迟，但这并不意味着注册制毫无进展，证监会重启IPO的消息就是一个信号”。她分析认为，此次重启IPO是监管机构通过程序事项来弥补《证券法》大修的延迟，不管是发行条件还是认购条件，都在向着注册制或者《证券法》修改的方向靠拢。

事实上，IPO在暂停4个月后出乎意料地重新启动让很多人为之一振，更有业内人士指出此次重启中推出的新股发行机制和种种改革举措，无一不透露出为注册制铺路的政策信号。“因此，即便《证券法》草案二审延迟，也并不阻碍注册制的进展，无论如何，注册制都在慢慢向市场走来，而计划上市的公司也无需焦急等待或者担心被耽搁”，刘燕这样说。

落实后多方受益

当然，市场和公众对《证券法》大修的期待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在长江证券首席分析师王建看来，《证券法》一旦完成修改，将会对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在内的多方市场产生有利影响。

王建指出，国内现在很多发展不错的企业之所以没能在A股市场上市，是因为难以达到目前《证券法》要求的IPO条件。以主板为例，入市需要达到3年连续盈利、发行前3年累计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过去3年的财务报告中无虚假记载等要求。“不少现在做得很好的企业最初可能只是处在积累人气和经验的过程，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是能够达到海外上市的条件，自然就到海外上市。如果此次修改能够尽快落实，会为中小企业在国内上市带来契机”，王建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此外，他还特别指出，今年的《证券法》修改草案有可能为上述海外上市公司回归国内A股市场提供途径。“不少做得好的海外上市公司如今完全满足回归A股市场的条件，但是相应的法律规范和程序还不健全，所以整个市场对当前的修改还是充满期待的。”

大的修改往往带来大的改变，那么这是否会为一线从业人员带来不便或者困难呢？

王建笑着告诉记者，证券市场在全球范围看已经有30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国的证券市场还处于“婴儿期”，“因为我们才发展了20多年”。这就意味着，不管是这次修改还是以后可能的修改都无可避免，“因为不断修改和调整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对于证券从业者而言，不断熟悉新规则不仅是职业要求也是自我提升的方式，“我们愿意为了看到整个市场变得更好而付出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还公开指出，修改草案中显示出了证监会对权利的下放。他分析认为，草案拟取消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规定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审核注册文件，这意味着审核权转移到交易所，希望以此强化参与各方，包括发行人、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证券经营机构等在发行过程中的责任。对此，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内部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记者，监管机构下放权力的举动其实早有端倪，这从今年一系列金融市场规范的修改与出台都能看出来，新三板中亦有所体现，“这是金融改革浪潮中不可避免的”。

注册制改革的落地，不仅是中国股市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实施之后，企业发行股票、上市的权力将会从政府手中移交给市场和企业自身，是股市的长远利好。或许，一个空前的企业上市潮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