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逝世一周年心得体会感想

于敏逝世一周年心得体会感想（精选6篇）

篇1：于敏逝世一周年心得体会感想

犹记得2019年1月中旬的那个清晨，在一轮冷月的陪伴下，我们赶去为您送行。风那么凛冽，月那么清寒，大家一路沉默不语。我望着那轮平静得近乎冷漠的月亮，望到眼睛发酸，它曾在罗布泊深处照耀过您吧，曾在青海高原照耀过您吧，也曾无数次照耀过您离开办公室疲倦的身影吧?人在悲痛的时候，所思所念，往往大异于平常，那几天心中万般不舍、五味杂陈，但凡听到“一个时代已经落幕”的话便忍不住落泪。

在您离开的这一年里，我陪同很多专家院士在镜头前讲述您的人生辉煌，讲述您的大家风范、科学精神。也曾在一个远离一切镜头与话筒的僻静午后，和您的亲人一起回顾您最后的时光。

那时，您卧病榻上，安静地忍耐着病痛与不适。有一天，当核武器科技事业的一位领导来看望您时，您睁大了眼睛，费劲地挣扎着喊出两句：

要实事求是!

要重视基础研究!

那时，您已近力竭，用力嘶喊，发出的也仅是微弱的气声。怕他听不清，您调动浑身气力重复再三，握手成拳以至于痉挛——那是您最后的叮嘱，亦当为遗命。

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春蚕蜡炬，无非如此。

已近一年了。

盘点您的遗赠，留给我们的岂止回忆?岂止思念?当面对变迁与更迭，当继续跋涉与行进，当朝着更广阔的世界发出追问，当从每一次的缅怀中汲取勇气，才知晓，您早已为这个世界留下极为宝贵的东西。

于先生，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

篇2：于敏逝世一周年心得体会感想

弘扬科学家精神，践行良好作风学风，不仅是科技界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自今日起，科技日报推出“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专栏，让我们一起向科学家楷模致敬，扬清激浊，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于敏的工作是武器理论设计，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在他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

为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身体条件糟糕，上台阶需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上去，甚至连在保密电话室给理论部打长途电话时，也常常躺在椅子或床上有气无力地说话。

尽管为核武器研制呕心沥血，但实验推进却是一波三折。有一次，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冷实验未能观察到预期的现象，后来又接连做了两次实验，仍未观察到预期的现象。

1970年，进驻基地的一些人盯住这次偶然的技术事故不放，并让于敏按照他们的意思表态。在一次会上，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的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并坚持将问题解决才离开基地。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40多年过去了，胡思得院士至今记得老于一生中的唯一一次拍桌子，“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篇3：于敏逝世一周年心得体会感想

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秘书长、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所长黄嘉华,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前秘书长顾柏林,上海联影医疗总裁张强,《中国医疗器械杂志》执行主编杨秀琼,上海BME资深专家曹厚德教授,庄天戈教授、方祖祥教授、章鲁教授、严壮志教授、黄振年教授、沈淼莲、薛柏卿、丁文祥教授、赵俊教授、陈俊强教授等曾见证和亲历生物医学工程学从开创至今,与蒋大宗教授有着深厚情谊的老朋友共20余名代表。

会议由方祖祥教授主持,庄天戈教授作蒋大宗教授生平介绍,主要包括简历、丰功伟业、主要科技成果、行业交流沟通、岁月留影等。蒋大宗教授1922年5月14日(阴历)出生,1940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1944年加入抗日驻印新一军,1946年进入交通大学电机系,1957年随校西迁,先后从事电子学、电信、电气化、电力系、电机系等教学科研。1978年组建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曾任国际生物医学工程联合会(IFMBE)执行局等多学会委员,被授予IEEE终身会士等称号。他是抗日战火生死考验的抗战老兵,是理工学者进行医工结合,最早涉足医学影像研究与教学的先驱者,曾解决雷达故障、粉碎敌机轰炸,为教育事业特别是多个新专业做出贡献,参与中国最早湿簧管和第一台数字荧光成像装置等研制。作为一位传奇人物,他学识渊博而平易近人,贡献卓著而虚怀若谷,地位显赫而淡薄名利。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发言,深情回忆他的工作和生活,并表示要学习和传承蒋大宗教授的精神。

篇4：写在奶奶谢飞逝世一周年之际

记忆中的奶奶——处事低调，没有官架子。很久以来，我都不知道奶奶是一位副部级的领导干部，更不知道她是1927年入党的老革命、中央红军长征女英雄、抗击日寇的“谢团长”、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直到我长大成人，她都没有和我提起过那辉煌的红色历史，奶奶总是默默地用行动教导我。奶奶告诉过我坐公交车如何挤车的经验，体验过奶奶带我上公共大澡堂洗澡的乐趣……在奶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低调做人，认真做事，毫不张扬。

记忆中的奶奶——心想全局，顾全大局。我小学毕业时，爸爸因工作需要从北京调到珠海。全家人开了个会，奶奶坚决支持爸爸的工作，鼓励爸爸深入基层，并让全家人做爸爸的坚强后盾。在奶奶88岁高龄时，为支持爸爸工作，坚持和我们一起到珠海过春节。记得爸爸调离公安部后，部里让腾退分给他的住房，而妈妈单位又没有分配住房，怎么办？奶奶知道后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从今往后，有我谢飞住的地方就有你们住的地方。”就这样，我们祖孙三代多年来始终住在一起。

记忆中的奶奶——忘我工作，大公无私。我不知道奶奶是什么时候离休的，只知道她在身体好的时候不停的忙，时而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而和公安部咨询委下基层调研，还参加广东、海南、福建、河南、浙江等地党史研究部门组织的活动。1994年妈妈带着我陪奶奶去海南调研，一路上我们几乎跑遍了所到地的派出所，听汇报、了解治安情况，可谓马不停蹄。直到调研结束，也未能去奶奶老家文昌看看。

记忆中的奶奶——乐观朝气，心态平和。我记事起，奶奶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但她从不显老态，腰杆笔直，走路快如风，不时还拿把宝剑舞一舞。有时，奶奶还要和我比试谁下腰下的低，谁跑步跑得快，甚至在一起藏猫猫。夏天来了，她买回袋装冰淇淋，祖孙俩一人盛上一小碗，你一勺我一勺吃起来，最后还不忘舔一舔融化在手指上的冰淇淋。一次，我不知为什么不高兴大叫起来，奶奶就对我说：“你的嗓门大，我比你还大。”于是她也高声大叫，声音压住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快乐、平和的心态，让奶奶健康长寿，活过了百岁。

记忆中的奶奶——重情讲义，喜欢热闹。每到放假，家里就非常热闹，有时候是在京或在公安大学学习的海南老乡聚在一起；有时候是奶奶家的亲戚上门；有时候是奶奶疼爱的大姑（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她们一家来了。大家围坐在用一块大门板做的简易长桌前，吃饭、喝茶、聊天，可以说，这是奶奶最开心的时刻。

记忆中的奶奶——勤劳爱漂亮。我们家里有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奶奶用它缝制了家里所有的沙发套和窗帘。奶奶逝世后我们清理她的遗物时，目睹奶奶亲手裁剪、缝制的一件件旗袍和连衣裙等。奶奶年轻时非常漂亮，从久远的历史照片中就可以看出她当年的英姿风采。这种美丽情怀一直延续到奶奶晚年，形成一种健康常态。长期来，奶奶坚持简单饮食，注重户外运动，始终保持良好的军人习惯。

今天，在奶奶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站在奶奶遗像下，默默地和奶奶说心里话：我传承您的事业，到公安大学工作了，虽然我还没能穿上警服，但精神上和您贴得更近了。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一定依循您自尊自爱自强的人生准则，继承您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绝不会辱没您一手创建的谢家家风，也不会辱没“谢飞孙女”这一令我倍感自豪骄傲的称谓。

敬爱的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李赞庭）

篇5：于敏逝世一周年心得体会感想精选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于敏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其颁奖……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于敏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我国氢弹研制和国防尖端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一生的真实写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热核试验时间。

篇6：于敏逝世一周年心得体会感想精选

如果不是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不是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多数国人不会把于敏这个名字和中国氢弹研制联系起来。

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于敏28年隐姓埋名，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消息，1月22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向于敏遗体送别。

略去一个力学方程让研究柳暗花明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一声惊天“雷鸣”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两年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这巨大的成功背后，“轻核理论组”功不可没。

核武器是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氢弹。

1961 年1 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于敏谈话。钱三强告诉他，我国在突破原子弹之后，将要开展氢弹研究，氢弹虽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等必定比原子弹复杂得多，“现在调你参加，增强力量”。

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转行”，担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开展氢弹理论预先研究。于敏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这次变化，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深入实际，昼夜思虑，全力以赴。”

从1961 年到1964 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庥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从复杂的计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内容，使认识有所前进。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至今都记得与于敏一起合作的点点滴滴。“研究氢弹机制的时候存在一个链式反应，如果把它编成计算机程序计算，工作量极大，而且当时的计算机条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敏想了个办法，他建议完全略去介质的运动，而首先构造一个静态无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专门计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时也就给出了升温速度。”何祚庥对《中国科学报》说。

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烦，大大节省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对于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庥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识别一个可疑数据揭示硬件错误

“除了核聚变的概念以外，当时我们最有经验的物理学家也不知道氢弹的原理和结构，所以首要任务是弄清楚氢弹的原理。在二机部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学术民主。无论年长年轻的，无论职位高低，大家在一个大教室里，谁有想法就上台说。”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说。

在那个时候，于敏担任理论部副主任。为了突破氢弹原理，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分别带领一支研究队伍从不同途径进行探索。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活跃学术思想，理论部经常举办等离子体物理、二维计算方法等各种问题研讨班，组织专题学术报告会。那时，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被戏称为“鸣放会”。在会上，无论是已经成名的科学家，还是年轻科研人员，人人都有发言权。

有一次，于敏和周光召分别带领攻关小组进行交流研讨，吸引了众多同志。整个会议室座无虚席，墙边也挤满了人，许多人不得不站到了门外。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双方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不时激发出新的思路火花。

杜祥琬说：“在讨论中，氢弹最后被归纳了4种构型。但是哪一种能够做成?这个要到计算机上做数值模拟。1965年的下半年，由于北京的计算机不够用，于敏就带队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去算题。”

在杜祥琬的记忆中，计算机是把每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张纸带上，于敏和几位搞物理的同事，盯着纸带上打印出来的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突然，于敏指着一个物理量说：“不对，这个物理量错了!”。

于是，大家开始查找错误的根源，最后发现执行这个物理量计算的晶体管坏了。“于敏由物理量的概念，能找出计算机一个硬件的错误，着实令人佩服!”杜祥琬说。

在这3个多月里，于敏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带领科研队伍实现了氢弹原理的伟大突破——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曾这样评价他：“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和衣而卧”的场景成就伟大事业

“我们这个单位不习惯称呼头衔和职务，而是以‘老、小’相称。50多年来，我们一直称呼他‘老于’。我感到，这不仅是一种称呼，也是一种温度，是这个集体的一种凝聚力吧。”杜祥琬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这种凝聚力的感召下，“老于”凭着满腔忠诚的热血，践行了一位科学家对国家的忠诚。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后，他领导和组织科研队伍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把我国核武器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上世纪70年代随于敏加入实验工作队，在他的记忆中，于敏十分注重实验设计和装置细节。为了更好地观察实验情况，他坚持在现场作分析，甚至彻夜守在实验场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卧在地板上。

这是于敏留给他的战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这“和衣而卧”的熟悉场景，绘就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壮丽蓝图。

“那时候，老于健康状况很差。每天吃得很少，从车间到宿舍，经常是步行来回，走着走着，就想要呕吐。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实事求是，加强分析，尊重实践，终于澄清了技术问题，最后顺利完成了核试验的考核。”胡思得说。

于敏家的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于敏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对国家、民族的事业总是满怀热忱，有极高的责任感，他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对周围的科研队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于敏老师指导下学习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于敏老师对人对事使用激烈言辞，从来没有听到于敏老师高声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于敏的学生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