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发展的启示

小岗村发展的启示（通用8篇）

篇1：小岗村发展的启示

吴祥钧

作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项活动，我校离休支部组织部分党员于12月10日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参观访问。那天艳阳高照、风和日丽，是冬日里的‘春天’。我们看了小岗村整洁的村容、村貌，远观了大田里新建的成片的塑料大棚。参观了位于村东头的规模不小的《大包干纪念馆》和位于村西头的新建的《小岗村档案馆》。特别是和当年在大包干“生死文书”上签名捺印的18位农民中的严银昌老人作了短暂的座谈。参观的时间虽然不长，只能说是“走马看花”。因为去之前查阅了有关的材料，对小岗村的历史和现实有基本的了解。所以参观时间虽短，也得到了一些启示。主要有下面几点认识。

一、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改革又是从打破当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大呼隆”生产方式开始的。小岗村的“大包干”，正是对“大呼隆”的改革。于是，小岗村历史地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当年，18户农民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秘密订立契约，偷偷地“分田到户”从事“单干”。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在书写着改革开放的历史。他们当时只是为避免挨饿而冒死挣扎。可见，改革是逼出来的。可喜的是“大包干”的第一年即取得了丰产，很快解决了长期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高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当年就上交国家粮食6.5万斤，是自全国合作化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人均纯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小岗人从此告别了贫穷，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正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客观规律的表现，人们遵循客观规律就取得了进步和发展，而‘左’的思潮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所以长期来使生产力受到束缚，使人民得不到温饱。

二、“大包干”是群众自发创造的，得到了部分高层领导的支持，而有部分领导是反对的，小岗村‘大包干’后的第一年，中央的有关文件还是‘不准单干’的。这个事实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领导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尊重群众的创造，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这也说明改革往往从从下面开始的（从实际出发），但又必须得到上面的认可和支持，才得以推广和发展。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上下联动。

三、‘大包干’可以解决温饱，但不能致富。小岗村实行‘大包干’解决温饱后，满足于现状，缺乏二次创业的激情和勇气，多次错过了发展的大好良机，出现了二十年徘徊的局面，当地人称之为“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过富裕坎”。1979年一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绝对增长370多元，增加了17倍；而1980年到1992年，13年净增100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500元；1998年仅1800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一次证明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农民要致富，必须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和二、三产业。

四、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沈浩，是2004年2月作为安徽省第二批优秀年轻党员干部从省财政厅被选派来的。五年来，沈浩吃住在村里，不畏艰苦，不图虚名，开拓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各项工作，小岗村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发展思路逐渐清晰，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发生较大的改观，小岗村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小岗村加快发展的内在潜力和后发优势日益显现。村民人均收入一年迈上一个新台阶，2007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2007年2月，当三年的选派期即将结束时，发生了小岗村人又一次集体按下红手印挽留沈浩的故事。省委又决定让沈浩作为第三批选派干部继续在小岗村留任三年。2008年4月，在小岗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沈浩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现在的小岗村正在沈浩的带领下，向建设和谐、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小岗而努力。这一切，再次证明，任何组织的发展需要一个好的带头人。

五、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和二、三产业，要求土地集中连片经营。这又是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要求。小岗村正在按照17届3中全会的要求，对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流转。我们在村土地流转市场看到每亩土地承包权租赁一年的价格为300元。相信小岗村将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六、警惕土地流转中的非粮化。小岗村和全国的农村一样，正在积极地流转土地，但是流转后的土地大都将用于搞塑料大棚，培育蘑菇、葡萄等经济作物，或是搞农家乐等休闲场所。很少有集中土地后搞粮食的规模种植。这都是‘非粮化’的表现。至于在流转后的土地上建企业，发展二、三产业，更是‘非农化’了。据中央电视台报导，全国流转后的土地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非粮化’的。这样做，农民的收入可能增加了，但是国家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将被冲破，我国的粮食安全将得不到保证。这是个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可以对土地的流转加强管理和审批制度等行政措施，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但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我认为还是要用经济办法，就是要大幅度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粮食生产的平均利润率，使之和粮食以外的农业生产的平均利润率持平，并且逐步和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接轨。这才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根本措施。

篇2：小岗村发展的启示

在道德大讲堂上通过对小岗村书记沈浩事迹学习我得到以下启示 ：

一、要相信领导，我们国家是有大批沈浩式的领导决心把工作做好的。沈浩未去世前没有大力宣传，这正说明有大批沈浩式的好干部，只有在出现非常状况下沈浩才彰显出来。沈浩是一个内圣外王的好干部，决心做出成绩的好干部。大批沈浩式的好干部他们有同样的精气神，他们把自我价值与社会需求社会价值最大化地相结合，相合和，先有为人民服务的内圣之心，大道大德之心，而后在工作中才会有热情有力量，进而做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切实成绩，尔后才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在当前面对钓鱼岛事件等问题时，我们要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

二、沈浩给我第二点启示就是领导要相信群众。群众也是有智慧有力量的。在非常时期群众也会展现非常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群众更是有智慧有力量的。沈浩心中装着群众，群众心中就装着他。领导心中有群众，群众心中有领导，领导与群众共谋大业，共同奋斗就是当前最大的道与德。

三、沈浩事迹带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就是我们要爱护领导。为了使沈浩式的好干部更好地工作,我们老研所益寿文摘报要对人民群众的养生益寿做出更大的贡献。让沈浩式的好干部更好更长远的为人民服务，使他们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阴阳之道一张一弛等养生的道理法术。学习工作生活皆要阴阳相合，孤阴不长，孤阳不生，要阴阳相长。要明白大柔非柔，至刚非刚。既要有大包干群众团结一心敢为天之下先的精神，又要学习小岗村书记沈浩舍己为人，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精神。既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又要着眼长远，张驰有度。总之明道有德，道即团结力量大之道，敬天爱人之道，内圣外王之道，阴阳相和之道；德就是爱与敬，干部心中装人民，人民中装着干部，建立自我，追求无我，道中有德，德中有道。大道即大德，大德即大道。明天道以明人道，而有大道大德。明大道则有大德，有大德则得大道。大道大德在我们心中永驻。

愿我们道与德合，形与神俱。要唯道集虚，唯道集众，要上善若水，处弱为强。要贵慈谦让，谦退不争，要为而不争，利而不害，要无我无独。平等宽容，贵和有度，要返朴归真，重德修道，抱朴守真，要超越尘世，淡泊名利。以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既要脚踏实地，又要放眼全国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既要把握当下不负此生，又要看空悟世，用柔处世，持中做事。既要当勤精进，又要常念无常，人生无常，不可虚度，要超越尘世，淡薄名利。要修身治国，修性健身，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要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既要造福一方普渡众生，又要渡人渡己，养生贵和，养性养命。贵和重生，尊道贵德，向更和谐的自我，更和谐的社会前进。

篇3：小岗村发展的启示

1 小岗村旅游开发现状

旅游活动作为现代人闲暇之际的一种重要休闲方式, 已融入人们的生活,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回归自然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乡村旅游在旅游大潮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是投资少、风险小、只要创意到位就能得到超额回报的产业。一条特色乡村旅游之路, 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实现超常规发展, 小岗村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享有“中国十大名村”、“安徽省农家乐旅游示范点”等称号的小岗村, 目前已开发形成的旅游项目有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村文化广场、葡萄采摘园、蘑菇大棚和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等景点。

从小岗村目前的旅游开发和运行来看,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小岗旅游层面理解不深, 严重地降低了旅游的丰富性, 影响产品的吸引力。开展的项目基本都是以参观和观赏为主, 缺乏游客的广泛参与性、互动性。二是接待能力明显不足, 节假日参观者多时, 需较长时间等候, 吃不上饭、入不了厕和人员无处呆等现象成为常态, 具有明显的低能性。三是开发模式单一, 突出红色旅游为主, 没有把宣传“大包干”和当地风土民情紧密结合, 缺乏高水准策划、规划, 品牌效应差。四是旅游人才匮乏, 管理欠规范, 目前基本处在粗放型发展水平[1,2]。

2 小岗村落实特色乡村旅游的措施

借鉴一些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 针对小岗村具体实际, 对小岗村的旅游资源开发需要重新认识, 重新定位, 并落实好切实可行的措施。

2.1 精确策划, 融入周边旅游体系

小岗村地处南京、合肥、蚌埠、淮南等中小城市之中, 占据地理优势, 要在周密规划的基础上实现旅游资源互动、联合经营, 共树品牌。当前, 小岗村首先要占据全县旅游棋盘的重要位置, 让该村的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和全县的人文景观旅游自然景观旅游相结合。凤阳县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 不仅有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鼓楼、龙兴寺、禅窟寺等以明文化为中心的人文旅游景点, 又有令人惊叹的韭山洞、狼巷迷谷、卧牛湖等自然景观。其中明中都遗址、明皇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韭山洞是韭山国家森林公园主要景区之一, 狼巷迷谷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还有源远流长的凤阳花鼓等艺术文化。小岗村应以群体的力量形成规模效应, 创立品牌, 加强文化内涵建设, 从而增加市场吸引力。

2.2 积极培育农户参与

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 使土地的经营方式更加自由和多样化。小岗村除了开发旅游小商品、餐饮服务外, 还可以适时开设度假农庄, 其接纳房舍主要利用农家空出来的闲置房间稍加改建而成。让前来度假的游客可以住在农家, 与农户一起生活, 也可单户独立体验。游客在观光度假之余, 亦能欣赏田园风光, 体验农家生活, 亲身参与农事活动。这种家庭化的经营特征, 既迎合了旅游市场的需求, 又能有力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开展乡村旅游经营, 为保持乡村旅游的乡土味, 可开发乡村旅游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的项目, 如在秋收季节、果实采摘时节, 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参加生产劳动和农业经营活动, 可先从大学生实践和中小学生假期全家游起步。根据市场需求, 为了延长旅游者的滞留时间, 增加经济效益, 要重视适时培育和推出旅游者乐于参与的家畜、家禽饲养、乡村水果采摘加工、大棚蘑菇收取和水产品捕捞等生产活动。一般情况下, 游客更愿意从乡村直接购买土特产品。

2.3 重视村民素质的提升

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不仅在于开发多少景点、路线, 更应从根本上注重人文思想文化素质的提升。小岗村民也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积极转变观念, 珍视政治资源, 同时也要珍视农村良好传统的民风民俗, 正确认识和保护好风俗文化, 特别是其独特的红色文化, 不能一味迎合经济利益。教育村民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 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之间的关系, 当他们看到先进文化带来的实际收益时, 就会在文化观念的转变上由被动引导变为自觉引导, 然后才能实现当地特色旅游的持续性发展[3,4]。

村民与游客的接触, 特别是住宿和餐饮的乡村旅游服务, 是村民素质的集中体现和展示, 这也是乡村旅游的最重要内容, 更是扩展影响, 吸引回头客的基础环节。要加强教育、管理和规范, 使小岗乡村的旅游特色得到充分展示。

2.4 注重营销策划, 加强与各方的合作

小岗村位于中东部地区, 近邻长三角地区, 交通便利。2009年3月, 贯穿南北的小岗快速通道建成通车, 至此通过小岗快速通道, 南接省道S101, 北接省道S307, 距南洛高速公路凤阳入口仅15 km。目前, 把小岗村作为联谊单位挂牌的就有近百家单位, 可利用这一优势设置基地, 精心策划各类干部和大学生培训培和实践项目。如小岗村周围的高校比较多, 凤阳当地就有3所大中专学校, 蚌埠大学城距小岗村不到1 h路程, 南京、合肥到小岗村不到2 h。学生需要认识自然, 了解社会, 特别需要了解和认识农村、农业和农民, 开设相关农业课堂、实践基地等对他们大有益处。策划中要做好与有关培训单位、学校或旅行社的联动, 有意识地针对需求开发乡村旅游特色产品。

2.5 突出利用好小岗村红色旅游资源优势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红色旅游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小岗村具有独特的大包干和沈浩精神双重红色资源, 其旅游业开发中, 最出彩、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大包干”和“沈浩”这2个红色亮点[5]。大包干和大包干精神名扬海内外, 随着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同志先进事迹在中央各大媒体的报道, 沈浩精神已传遍全国大地, 凤阳县小岗村的社会知名度也因此得到提高。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各类院校、新闻媒体、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及家庭个人源源不断地涌向小岗村, 学习大包干精神、了解沈浩先进事迹、悼念沈浩同志。据统计, 小岗村红色旅游人数不断增加, 2010年上半年经常日接待游客突破1 000人次、日均接待旅游团队达7个,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势头, 必须进行有效地引导、利用, 珍惜、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和稀缺资源。

利用珍贵的红色资源, 开展“新农村”、“新体验”的红色游, 可以将小岗村的历史、精神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利用旅游进行革命传统感染和弘扬民族精神, 也是对传统思想教育模式的一个跨越, 要积极创新, 从规划景区建设、举办活动 (参观、研讨、培训、交流) 、宣传营销等方面入手, 通过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 真正把红色旅游做好、做大、做强。

2.6 旅游开发中要珍惜资源、重视生态环保

小岗村的地理自然环境较优越。“大包干”时, 小岗村是个仅有20户的生产队。2008年小岗村与相邻自然村合并为小岗行政村, 现有849户、3 820余人, 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17 hm2。开发小岗乡村旅游, 还会对当地的招商引企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农贸市场、农业科技园建设等产生巨大的连带促进作用。在开发中要注意土地利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 防止旅游开发和相关产业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注重与生态资源的有机结合。要制订相关硬性规定, 设定保护性门槛, 坚持在旅游资源开发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6,7]。既进行生态消费, 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土地的合理流转, 又要保证土地的正确使用。

摘要：通过对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的实地深入调研, 从小岗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角度, 分析小岗村目前在旅游开发和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针对未来的发展方向, 并根据当地实际, 借鉴一些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 明确提出了小岗村做好特色乡村旅游需要落实的措施, 以为推进小岗村旅游业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旅游,发展,安徽凤阳,小岗村

参考文献

[1]龙良碧, 邹盛贵.重庆市农村旅游发展对策探讨[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6, 19 (6) :77-80.

[2]王立升, 李青, 尹兰贞.我国农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J].江西农业学报, 2006, 18 (3) :192-194.

[3]我国将分类推进农村旅游发展[J].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 2006 (10) :19.

[4]李炳义.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与新农村旅游发展[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 (1) :72-75.

[5]王晓南.长白山区新农村旅游的现状及创新对策研究[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9 (3) :4-7.

[6]王媞.浅议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农村旅游业[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刊, 2009 (10) :257.

篇4：在小岗村感受科学发展喜人成果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从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走在全国农村发展的前列，创造了令人惊羡的发展奇迹，几十年红旗不倒，享有“天下第一村”之美誉。小岗村18位农民在30年前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小岗村也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一跃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考察团一行参观了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同志介绍了该村的发展情况；侨资企业GLG集团总裁王倩女士介绍了投资开发甜叶菊等项目的情况。随后，考察团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小岗村的村风村貌，就地展开热烈的讨论。大家亲身感受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巨大变化，为祖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进一步坚定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大家表示，一定要立足于本职岗位，更加努力地为大局服务、为侨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篇5：小岗村发展的启示

摘要：本文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重点考察 发展 集体 经济 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强有力的精英人物不在场，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的常缺席，日益加剧的信任危机的恶化泛滥。正是这些制约因素使得类似小岗这样的村庄在短时期以内，无法通过简单复制其它集体化村庄的做法，试图发展集体经济，以实现人们所期盼的繁荣富裕。

关键词：小岗村 集体经济 精英人物 领导班子 信任危机

近年来，随着南街村、华西村等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庄的“功成名就”，学术界和政界主张发展集体经济的呼声再一次高涨。特别是当我们将这一呼声与千千万万个普通村庄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将此一 问题 做简单的普及和推广还是审慎抉择？此举实在关系 中国 未来村庄的走向和发展态势。笔者以为，我们应该特别谨慎地将之做简单化的推广。如果我们要将普通村庄置于集体村庄的平面上来考虑的话，我们考察其是否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条件。要考察一个村庄是否具备搞集体经济，笔者以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必须认真考虑。我们首先必须考察的就是，是否存在一个魅力型的人物？因为一个魅力型的人物是大至民族国家建国与转型、小至一个村庄治理良善的至为关键的因素。特别是在 历史 的转折期和关键时刻，尤其如此。其次，是否存在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也是发展村庄集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只有存在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才有可能将发展集体经济的各项举措真正落实下去。包括将魅力型人物治村的各项主张真正贯彻落实到位。再次，我们必须考察村庄内部的信任关系，特别是村民——特别是那些有一定 影响 力和威信的村民——对我们的党组织、政府和基层组织的信任状况。没有他们的支持，发展集体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或者是永不绽开的花朵。为了详细说明以上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以三十年来备受关注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

一、强有力的精英人物不在场

民族国家从殖民依附到独立自主、从衰败落后走向繁荣发达，无论是在战争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转折阶段，无不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关键人物精英集团的领导。虽然在民粹主义看来，这是典型的精英主义在作怪。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及我们活生生的事实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此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拒斥。或许南街村的王宏斌、华西村的吴仁宝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我们将我们的思维的兴奋点聚焦在村落的 研究 上时，我们同样会发现，精英人物对于主导 农村 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在早期的村治研究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做了较好的 分析 和比较。

小岗村能成为持续二十多年的明星村，原因无非就是当年所谓冒着杀头签协议的敢为天下先的创举。正是这一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使得小岗村得以跻身于明星村之列。从精英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当年血书协议之所以能够签成，主要还是得益于18户农民敢于置生命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没有这18个农民精英的主导，恐怕“包产到户”这个新生儿不会那么快降落中国大地。小岗村当年的“英雄”如今怎样呢？记者肖波、杨玉华采写的文章《今日小岗村：一年超越温饱线，廿年没过富裕坎》的一个细节或许值得我们玩味。当记者发现关友江被人喊走时，才发现，“原来，18户带头人中的严俊昌、严宏昌是名誉馆长，关友江是现任副董事长。开馆近两年，游客纷至沓来，他们希望在馆里和‘带头人’合影。如果游客在馆内餐厅订餐，‘带头人’会走上前向游客敬酒，往往是掌声四起。”（肖波、杨玉华，2007）昔日的“英雄”如今沦落为陪游客合影、向游客敬酒的“象征”性人物，落落为打造小岗村 旅游 业的“工具性”人物之时，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还是一个历史的无奈？或许这其中的辛酸与苦楚只有这些“带头人”自己最清楚。而且，一旦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在小岗待下去或者天不假时，小岗的旅游业是否会受到重大影响？ 小岗村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精英人物和一个稳固厚实的权力中心，这是小岗改革初期注定其走不远、也迈不开大步的命运。特别是当这种情形持续至今之时，更是加剧了这种命运的艰难性色彩。有关当年改革时的情形，只要看看张德元先生《小岗村观感》一文的调研材料即可。“小岗生产队（当时小岗是个生产队，后来为了弘扬小岗精神，政府把小岗扩编为村）因为家族因素作怪，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亲兄弟都拢不一起，最后严俊昌出于无奈，就对大家说，既然你们谁和谁都干不到一起，那就分到户吧。就这样，小岗的‘包产到户’比其他村的“包产到组”先走了一步，最后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其他村也就随之由‘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而小岗人在这次农村变革中，却因为‘内讧’成了英雄。” 因改革初期的内讧成了改革的英雄，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个人的幸运？或许正是这种初期改革时缺乏一个强有力、能够统一全体村民意志的核心人物，致使其弄巧成拙地成为了历史的英雄。虽然在改革初期这种情形的出现完全有可能成为英雄，但是，却内在地注定了这种改革本身所包含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所在。特别是改革的方向难以把握。当改革初期的这种“内讧”一直存在之时，其后的改革“受阻”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例如，最近几年围绕土地是集中起来搞合作经营还是维持土地的分散状态问题，“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与村支书沈浩之间的“矛盾”就是最好的明证。（王刚，2006）

由此观之，小岗村近年来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了停滞不前，与全国大多数的村庄没有显著差异，如果将其与改革初期这18户农民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敢闯敢干精神相比，今天这种精神显然难以彰显。个中原因，首先恐怕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人物有关。

二、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的常缺席 上文的分析主要是强调改革初始时期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关键性的人物在场，一旦这种人物缺席，改革的成败与发展的效果势必受阻。这是我们在考察诸如小岗村这样的村庄时首先必须关注的一点。与此同时，我们强调改革必须要有核心和关键的人物在场，但并不是说单有这一因素就足以有效推进改革。关键人物如果能够将改革的诸多做法不断制度化，尤其是形成一个良善的治理机制的时候，成功推进改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据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小岗村的村治情形。小岗村现任支书沈浩是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就任的。沈浩2004年到小岗村任职，挂职3年。1993年严俊昌退休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是由省里派下来的。（张志，2006）由省级下派干部到村里工作，无论是从哪一点上来说，这都于理于法说不过去。如果按照法条主义，这显然与《村民组织法》的精神——“四自”原则，即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服务——相违背。如果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即政府不应该插手属于 社会 领域的事务、更不谈不上直接派遣干部驻扎的问题。然而，谁让它是“明星村”呢？（查四自原则）而且，这种由省级直接派遣干部的做法到底效果如何呢？村民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不妨看看《小康》杂志记者张志采写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试水“集体制”》一文的具体描述： “上面派下来的书记影响了小岗的发展。派下来两三年就走了，他任期的这几年规划都得不到实施就换了，如果是小岗人治理小岗村早就不是这样了。”严宏昌对此直言不讳，他是县政协委员，但今年他提交的提案不是“岗人治岗”，而是修一条从小岗村向北通往307省道的公路。

严金昌对《小康》说：“上面派的宣传队、工作组都是搞上两年就走了，搞了政绩就走。我们对他们持怀疑态度。”“他们以小岗名义办工厂，要国家的钱，办工厂不在小岗土地上，那不是挂小岗牌子骗国家的钱嘛。”严俊昌也认为，外地来的人不能起多大作用，“他能脚踏实地保持正确的态度吗？他做了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严金昌说：“我们是有矛盾，对他们有看法。从县到镇的干部，他们也都恨我们这些老头子。”（张志，2006）当年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如今是这样矛盾重生的干群关系。尤其是村支书由省级“空降”，引起群众诸多质疑，更是值得我们反思。站在政府的立场来考虑，哪个政府也不愿意错过“小岗”这块牌。免不了千方百计对之进行控制、干预和支配。新中国建国以来，省级“空降”村支书恐怕不是多见、而是罕见之事。尤其是当村支书与当地群众关系处理不善之时，当村民对村支书存在诸多猜疑之时，村里的干群关系势必显得更加复杂、更加缺乏有秩序的状态。特别是空降支书是为了“捞取政绩”，或者任何“政绩”都捞不到之时，受苦的依然是我们的被治者农民。这就清晰地说明，小岗村本身的治理机制就有问题。虽然空降的支书能够在与外界交往时扩大影响，提高治理者的整体水平，带来新的治村理念，也会带来新的项目和发展思路……然而，“空降”支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极为严峻的，有很多问题甚至是致命的。“空降”支书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就是难以获得其合法性——群众真正认可、接纳村支书及其管治。当农民视“空降支书”皆为“政绩”来、皆为“政绩”往时，“空降支书”的存废问题恐怕应当提上议事日程。港人治港已经兑现10年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已经颁布整整10年了，可是在我们小岗村，“岗人治岗”却从1993年至今给架空了。如果连“岗人治岗”这一最为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其后果只能是，上面越是控制，越是代理，越是空降，其本能的反感与距离感也难以消弭。只要空降支书问题不解决，只要捞取政绩思想还在作怪，治理良善的机制恐怕也就难以形成。问题恰恰在于，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是村庄走向集体化非常关键的一步。上述种种情形表明，靠空降支书是难以解决村庄集体化经济的发展问题的。

篇6：小岗村发展的启示

凤阳县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现为中国十大名村之一。2008年3月，小岗村与相邻的石马、严岗村合并，成立了新的小岗行政村，下辖23个村民小组、849户、3823人，其中妇女1986人。新成立的小岗村“两委”换届后，妇代会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目前，村建有妇女学校1所，妇女协会1个，以妇女为主体的文艺宣传队、腰鼓队各1支，“双学双比”示范基地3个。在新农村建设中，她们不断为小岗村现代农业的发展增添新的亮丽色彩。

近年来，小岗村党委确定了“开发现代农业、发展旅游业、招商引资发展村级工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为此，村妇代会紧紧围绕“三步走”战略，积极引导全村妇女投入到小岗村的经济发展主战场。小岗村妇代会在村“两委”和上级妇联的支持下，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多种方式，大力开展妇女的实用技术培训。近五年来，小岗村妇代会牵头组织共为全村妇女举办葡萄、双孢菇种植和生猪、龙虾养殖等各类培训班18次，组织种养户外出参观学习6次，印发农技科普知识10000多份下发给农户，很多妇女群众掌握了1至2门农业实用技术，带头发展、带领群众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为小岗村农业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配合小岗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村妇代会加强对村妇女的“农家乐”旅游服务培训。两年来，主动向上级妇联组织和旅游部门寻求对小岗村妇女的4期旅游服务培训。小岗村的“农家乐”旅游服务逐步走向正轨，推动了小岗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在引导小岗村妇女发展生产的同时，充分发挥“双学双比”致富女能手的示范带动效应。先后精心扶持、培育了种植葡萄近200亩的致富女能手洪梅、双孢菇生产女能手徐从秀、创业女大学生苗娟、周盘龙等人。建立了“双学双比”示范基地3个。在她们的影响和带动下，目前，全村95%以上农户都种植了葡萄，总面积达600亩，人均葡萄年收入超2000元；双孢菇发展到179棚，占地150亩。

篇7：关于小岗村的感想

被誉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安徽小岗村，是个30年前成名的“明星村”，回顾小岗村30年历史，既有成功也有挫折。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都对新世纪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启迪价值。

小岗村一举成名

30年前小岗村“摁红手印”的一幕，无疑是我国改革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年的小岗村之变又是如何促成的呢？

首先，上级政策松动壮了小岗人的胆。我国农村工作曾经长期处于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支配之下，1977年，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新的安徽省委，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出了后来闻名全国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这个文件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这一新政策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安徽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各地听传达的人数之多，情绪之高，为多年来所没有，而且奔走相告，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农民也知道了。“省委六条”下达后，安徽农村普遍加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产到联系产量，有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凤阳县有的地方搞了大包干到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小岗人更进一步搞起了大包干到户。当时，大包干带头人是这样说服县委书记说的：“我们队在一起干了30年，生产从未搞好过，社员都说，如今上面的政策有点松了，我们分到户干，想找点门路，多收点粮食，也减少国家的麻烦。”可以说，“省委六条”鼓起了小岗人搞大包干的勇气。正如当年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后来所指出得那样：“凤阳大包干正是在„省委六条‟的土壤里萌芽、成长、开花、结果的。”

其次，“大锅饭”体制已经很不得人心。当时人民公社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弊端，早就在实践中站不住脚了，不待有文化的人去批判，小岗人就用他们的抵制行动和拒绝行为，表达了他们的极大不满。正如万里当时所说得那样：“当前的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而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小岗人在理论上讲不清楚旧体制的弊端，但对旧体制有切身的深刻体会：“搞了人民公社以后，我们就饿肚子了，就没有搞好过。”正因为如此，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包干到组”之后，小岗人仍嫌其有“大呼隆”、“大锅饭”的尾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包干到户”。

再次，小岗人遇到了开明领导。当年小岗村之变是非常“离经叛道”的，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中的“不要包产到户”的要求，但因为“离”得有道理，“叛”得不反动，所以，在事情被“曝光”后，很幸运地得到了当时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县委书记详细了解了小岗村情况后，对公社领导说：“他们已经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当时对小岗人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并对随行的干部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当年广大农民敢为人先者不在少数，但能够得到领导开明待遇的并不多，所以说小岗人是很幸运的。

成名了，却最终没能富起来

“改革促进发展，发展带来富裕。”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逻辑，在号称改革发源地的小岗村却没能“言之成理”。相反，小岗村曾一度陷入“一步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未进富裕门”的尴尬。应该说，目前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发生变化，但前些年为什么会出现那样一种尴尬局面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小岗村经验实际上是一种“突破”经验，不是“前进”经验。小岗村之盛名，不像大寨村、华西村是经过较长时期干出来的，而是一举“突破”成名。小岗村的伟大贡献是敢于带头突破左倾错误的束缚，找到了农村发展的正确方向，但端正了前进方向，不代表可以自动获得前进的动力。正如万里所说：“包产到户的实现，只是开了个头，也可以说，只是把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创造了活力很强的市场经济的细胞。”在端正了正确方向后，如何高速度推进小岗村在小康道路上前进，小岗村的探索只是千千万万普通探索者之一，并不比其他地方有什么高明之处。小岗村后来的探索与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也经历了大量的失败与挫折，创办二三产业屡屡“夭折”，结构调整几经起伏，这本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些人以小岗村没有富裕起来的事实，否定小岗村当初“突破”之功，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的。

第二，外发力量对小岗村的支持没有转化为内生力量。小岗村成名之后，得到了大量外部资源和力量的支持，既有各级政府的诸多“关照”，又有多家企业的慷慨支援，各方面有识之士也没有少给小岗人当参谋出点子，这是其他许多村庄所不具备的，这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吸取的教训是，这些外发力量在小岗村大多没有转化成内生力量。说到底，农村发展应当是以内力为主导，以外力为促进的过程。有外力与没有外力，发展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外力无法取代内力。“内力”是各种有利于村庄发展的因素，包括基层干部和农民内在素质的提高，包括村里既有的宗教、家族、文化积淀等资源的借用。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外力与内力的互动在小岗村并不是很成功，一方面，外发力量对小岗村的推动和转化作用，大多呈现出零散的、浅层次的状态，或者是属于输血式的而不是造血式的；另一方面，小岗人在团结上存在问题，甚至少数人出现以“功臣”自居的不好心态，也制约了小岗村对外力的接收。因而，小岗村拥有的外力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前些年大多没有为小岗村所吸收，或者说外力介入没有使小岗村内力增强，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第三，小岗村缺乏先富起来的充足条件。小岗村原本就是一个偏僻的小自然村，人力资源、人才资源并不突出，并不具备如同其他名村那样大发展的条件。小岗村当年“摁手印”时，只是一个20户人家、百十来口人的生产队，地处传统农区深处，距离城镇较远，生产条件非常一般化，也没有大寨那样的石头资源可供开采，用现在的话讲，精英人才也十分缺乏，多年没有涌现过像样的能人大户。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带头跨过温饱线已经功劳很大了，如何引导亿万农民进入富裕门这个大题目，就没必要难为他们了，不能因为小岗村是名村，就指望它的发展成绩比其他地方更突出，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小岗村”给我们的启示

以史为鉴，不论是小岗村30年前的短暂光辉，还是后来长时间的尴尬，都能为我们今天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教益。

第一，新农村怎么建设，要由群众说了算。任何想当然的、脱离实际的思路，不论说得多么动听，都不会得到群众的支持，最终都不会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即使是正确的思路，也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否则也不能转化成群众的实际行动。群众无职无权，但他们可以用脚“投票”，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他们就不会跟着走。当年小岗人就是这样否定了“大锅饭”的错误政策，虽然高端声音把人民公社描绘得十分美好，但是群众就是不认这个账。我们现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努力避免重演这历史的一幕。新农村建设不论采取什么措施，终究不是在纸上画新农村，必须符合实际情况，特别是必须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有条件先富起来的地方当然可以加大推动力度，条件不具备的地方，硬性推动往往适得其反，群众不认可。必须牢固树立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的思想，绝对不应当超越客观条件搞建设。还有一种情况必须注意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现在各地发展条件的差异，比刚开始改革时的差异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下，尊重群众意愿已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了，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了，在这个地方符合群众意愿的思路，在其他地方就有可能不符合群众的意愿，决不能用一个地方的群众意愿，否定另一个地方的群众态度。

第二，外发力量的帮助必须转化成内在的动力，才能持久地发挥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有三种力量，一是政府的主导力量，二是群众的主体力量，三是社会各界的支持力量。三种力量的使用，应当是有机的整体，应当有所融合，如果各自为战，效果是最差的。当前，在党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指引下，外部力量对农村的支持无疑是建国以来最有力的，但从实践效果看，成效不尽如人意，除了本身的使用效率需要提高外，对乡村内力的促进和转化作用不明显，是最需要注意的。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看到，大量财政资金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不了太多的年头就毁损失修甚至报废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内在积极因素没有被调动起来。财政支持资金被挪用是一种“跑冒滴漏”，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乡村内力的增强，也是一种“跑冒滴漏”。很多干部包括下派干部进入乡村，往往热衷于搞看得见的项目，而对提高干群素质，培养干部的组织能力，培养农民“勤奋、自助、合作”的精神，却不愿意多费力，小岗村的教训在许多地方仍在继续重演着。中央十分强调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笔者以为：所谓“扎实推进”，最需要用力之处就是对乡村内力的培养。

第三，对新农村建设的各类探索，领导要做“开明人士”。没有领导的开明，就没有“改革第一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我们各级领导以开明的态度对待基层干群的“不听话”，尤其要慎用手中“否决权”，尊重基层干群“自主权”。一项政策措施如果不能在基层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不能一味责怪下面“不抓落实”，不能片面认为基层观念落后，应当先自查一下上面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有问题，是否有缺陷，是否有漏洞。对基层勇于改革创新发生的错误，更不能求全责备、一棍子打死，应当允许改革犯错误，鼓励敢为人先者，彰显敢闯敢试的超人勇气，也就是要按照中央六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那样“宽容创新挫折”。我们相信，当年领导开明催生出一个“改革第一村”，今日领导开明可以催生出千千万万个“新农村”。

篇8：小岗村发展的启示

农民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有农业,就有农民,有农民,就有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既具有时间特性,也具有空间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农民问题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在生产的要素结构等方面必然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会导致农民问题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点。

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农民问题根本应是经济问题。说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或说农民问题是制度问题,或说农民问题是技术问题等等,其最终落脚点都是经济。经济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变量,经济也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

但经济本身也是一个结构系统,其中生产要素所有权结构是最为关键的。而在生产要素系统中,核心生产要素又是最关键的。谁掌握了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经济生活中生产和分配的主导权。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的生产和分配,而权力的生产和分配取决于经济行为人所掌握的生产要素的重要与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成为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由此决定社会权力的中心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所以,从根本方面看,农民问题是经济问题,但最关键是核心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实现问题。

由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代,核心生产要素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代,农民问题呈现不同的特征。

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问题可以说是土地问题。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时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或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以,这时谁掌握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权,土地所有者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最富有者。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地权的实现问题。

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货币资本、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多少决定了财富分配额的多少。马克思说,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财富越来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这时,加大资本投入,让农民真正拥有发展的资本,是工业经济时代解决农民问题的主要手段。所以,在工业经济时代,农民问题实质是资本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了知识,谁就可以获得财富。“知识=财富”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一条基本公理,知识的拥有者将是社会的最富有者。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农民问题最重要的应是知识和技术的投入问题。

在未来社会,农民问题是什么问题,最终取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取决于未来社会的生产要素结构,这里关键是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特征。

从终极意义看,农民问题实质也是幸福问题。幸福是人类社会整体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农民群体追求的最终目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寻找通往幸福彼岸的路径。

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要落实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所有权收益。但在现实社会,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结构不可能是十分均衡和理想的,这时,就存在一个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一方面,要在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结构上做文章;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定来弥补其不足,如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各种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利益再分配的力度,依此解决农民收入分配低下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完善的有关农民的保护制度。在中国,党和政府也在不断采取措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切实提高对农民的保护力度。

在中国,由于内外环境的不同,解决农民问题的任务比其他国家将更为繁重。从内部看,长期的小农经济结构和特定的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农民问题内部解决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里不仅要进行经济的改造,也需要对沉重的历史人文精神进行改造,而且改造后者更需一种韧性和持久精神。从外部看,中国解决农民问题的背景是别人先进我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加大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难度,也加大了农业本身发展的难度。

二、三十年农村改革反思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在农民问题的解决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总体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在发展组织上,重视了家庭的生产功能

在中国农村,重视家庭的生产功能,有其合理和积极的意义。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优势。血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而家庭实质就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将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有利于降低生产的监督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利于发挥分配的调节和保障功能。二是有利于发挥家庭在农业生产上的优势。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其生产的自然性和季节性较强,其生产的流程也不标准,这就更需要生产者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而家庭经营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三是农村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

(二)在发展目标上,重视了物质方面的建设

三十年中国农村发展的轨迹,从总体上看,虽有人文方面的建设,但主要还是重视了物质方面的建设,其主线就是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创新到农产品流通制度的改革,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一直到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其实际的效果大都体现在物质建设方面,而非精神人文方面。三十年改革,农村物质方面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这也为以后农村更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硬件基础。

(三)在发展动力上,重视了内部积极性的调动

三十年农村的发展,其动力源主要是农村自身的活力。中央制定的政策,也主要体现在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上,这里主要的措施和最大的方面就是给了农民自由。自由是产生活力的前提,自由也是产生创造性的前提。从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到后来影响农村发展的一系列的制度创新,都离不开农民创造性的发挥。同时,自由的农民,也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强大支持。主要表现是:一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支持;二是提供了各种原材料的支持;三是提供了消费市场的支持;四是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反思农村改革三十年,我们既要看到成功的地方,也要顺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创新农村发展思路。

第一、在发展的组织选择上,要更加注重各种合作组织的建设

合作可以产生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家庭本质也是一种合作组织,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但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合作,其职能的拓展和作用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合作既可以以血缘为纽带,也可以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中国农村发展,既要重视和发挥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功能,也要大力发展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合作,这也是更有效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政府要大力推动农民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同时,也要注重提高合作的规范化和合理化水平。目前,中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就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也有利于应对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

第二、在发展的目标选择上,要更加体现和落实人文关怀理念,坚持发展以人为本

三十年农村发展,中央在政策制定上也是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理念的,但在具体落实上,主要体现在了物质建设方面。今后农村发展,人文关怀不仅要体现在理论上,体现在物质建设方面,而且也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并要作为重点来体现。目前,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倡导以人为本,反映在农村发展上,就是要将人文关怀落到实处。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要注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有了自由,但自由没有平等,自由的代价就是巨大的。因为若没有平等,自由就有可能受到自由的侵犯,自由只能体现为强者的自由,而弱者的自由就只能是受到强者自由的自由侵犯。二是要更加注重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尤其在农闲时节,要多开展一些健康的文娱活动,不然,一些低级趣味的活动就会在农村乘虚而入和泛滥。要用文明的活动代替不文明的活动。三是要注重农村人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目前在我国农村,道德伦理的缺失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一些村庄,一些老人遭到虐待或遭到不好好赡养的问题就十分严重。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进一步创新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加强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四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既要注重城市方面,也要注重农村方面,二者都十分重要。

第三、在发展的动力选择上,要更加注重外部力量的推动和拉动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农村所处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目前,来自农村内部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但空间不大,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更需要借助外力的推动和拉动,这种推动的主要体现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拉动。对农村内部而言,就是用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解决农村问题,从长远和根本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关键。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解决农民问题最终要靠工业化、城市化推动。西方国家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体现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推动和拉动的历程,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保证和先进的技术支持;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奠定了稳固的前提;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需求支持。

第四、在发展的精神建设上,要更加注重农民诚信品格的培育

诚信是合作的灵魂和纽带。诚信能降低合作的成本,增大合作的收益。所以,有了诚信,人们之间就容易合作。中国农民为什么善分不善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诚信缺乏有关。在血缘的圈子里,农民的诚信还是有的,所以,农民更容易实现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但在更为普遍的社会范围内,诚信就显得十分缺乏。另外,诚信也是规则的灵魂和保证。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而规则意识的本质也是遵守承诺。所以,有诚信意识,也就有规则意识,规则也就能得到保证和有效执行。

目前,诚信缺乏已是制约农民自身发展和农村健康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建立诚信社会,已是刻不容缓。建设诚信社会,人文精神改造是基础。而改造人文精神,习俗改造是切入点。首先,习俗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与形式。从外在的习俗入手,是改造人文精神的第一步。其次,历史越悠久,习俗的沉淀就会越厚重,习俗对发展的阻碍就会越大,发展就越要重视对习俗的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使与之相适应的习俗越来越深入到国人的意识深处,如面子文化,其本质就是缺乏诚信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必须重视对习俗的改造。

三、大寨与小岗村各自的功过

大寨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农村发展的一面旗帜。小岗村是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起点,小岗村模式也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形式。对待大寨和小岗村经验,我们应正确看待,不能以偏概全,既要看到其成功的地方,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客观地看,大寨既有其“大”也有其“小”,小岗村也是既有其“大”也有其“小”。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里,笔者认为,大寨的“大”和可贵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有合作。合作提供了一种组织优势,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没有合作,就没有大寨所取得的成绩。中国农村要实现持久长远发展,就不能没有合作。合作不仅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

二是有艰苦奋斗精神。艰苦奋斗提供了一种精神优势。大寨的发展,离不开这种艰苦奋斗精神。大寨本是太行山干旱土石山区的一个自然村,生产条件很差,山穷水恶,土地贫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历史上十年九旱。在土改前,每公顷耕地粮食产量仅1000公斤。1953年实现合作化以后,大寨人依靠集体力量和苦干精神,修梯田,炸山沟,改良土地,生产条件显著改善。1953～1957年合作化前5年,粮食总产量从1952年的96500公斤增加到1957年的136500公斤,增长41%,比全国同期增长率高出一倍多。特别是1963年夏,大寨遭受特大洪灾,80%房屋坍塌,80%庄稼受灾,20%以上耕地地基被冲毁、颗粒无收。但大寨人依靠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大灾之年做到了国家救济粮、款、物“三不要”,口粮、生产用粮、征购粮“三不少”,共完成征购粮计划任务120000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的57.1%。从目前看,中国农村要实现大发展,艰苦奋斗精神仍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大寨的不足之处也是多方面的:

一是过于理想主义。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的现实,当生产关系太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一种副作用。大寨经验就显示了这一点。

二是缺乏实现有效合作的条件。首先是法治的缺乏。法治化是推动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只能导致不稳定和随机,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其次是对个人需求的忽视。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实现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再次,是诚信环境的缺乏。诚信是合作的灵魂和纽带。

三是大寨的苦干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指导。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讲究长远、持续和合理发展。苦干精神如果没有科学精神统领,苦干精神就是盲目的。同样,科学精神也离不开苦干精神,没有苦干精神,科学精神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苦干精神和科学精神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两翼或两轮。

四是大寨精神缺乏人本理念。人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缺乏人本性,发展就是异化的。

小岗村代表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起点和基本形式。对中国发展而言,小岗村既是成功的,也是沉重的。小岗村既有“大”,也有“小”。小岗村的成功和“大”是符合了现实主义,主要是符合了中国的国情。首先,发展不能是空中楼阁,发展只能是一种立足在现实基础上的发展。任何脱离国情的发展,都只能是低效和高成本的,中国发展只能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其次,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小岗村的变革模式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小岗村的发展也是沉重的,也代表着一种“小”和不足,并且这种“小”对长期发展的制约是根本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体现合作优势。小岗村的变革体现了“分”的优势,而没有体现“合”的优势。同样一些工作,既可以通过“分”的形式完成,也可以通过“合”的形式完成。从经济学角度看,应当是“合”的优势要大于“分”的优势,但为什么在中国农村只有通过“分”才能激发积极性呢?这里面恐怕与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分不开的。大家合作在一块干活,总是互相算计着,生怕自己多干一点,结果就陷入一种自私的“囚徒困境”,每个人都算计着实现自己的最优,结果反倒是实现了最差的状况。“分”只能导致小富,而不能导致大富。“分”有短期效益,但在长期内,“合”才是效益的基础和根本保证。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一些村庄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发展较快或有重大发展的,大都是重视了合作优势的村庄。而一味重视“分”的村庄,其发展后劲总是有限的。所以,发展要符合国情,这是发展的一个基础,但国情未必就代表着先进性,所以,发展也要超越国情。农村发展,不仅要善“分”,而且要善“合”;既要有第一个飞跃,也要有第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的实质是“分”,而第二个飞跃的实质是“合”。第一个飞跃是短期的,而第二个飞跃是长期的。

二是没有体现规则意识。十八户农民“顶风作案”,实质也是一种规则意识缺乏的表现。规则意识缺乏,其消极作用要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中央政策正确不正确是一回事,但遵守不遵守又是另一回事。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保证政策制定的正确性,这是保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另一方面,规则意识也是实现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规则意识,既使路线和政策正确,在实际中也不一定能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这时路线和政策也就失去了其正确的价值和意义。另外,有了规则意识,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就低,这也有利于提高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还有,法律实质也是一种规则,所以,没有规则意识,法治社会建设也将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