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词语搭配现象探析（共7篇）
篇1：英汉词语搭配现象探析
英汉词语搭配现象探析
词语搭配能力是外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通过调查中国学习者英语习作中的动词与名词的搭配,鉴别学生产生搭配语误和母语对词汇搭配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词汇搭配的教学方法及启示.
作 者：柳辉 马霞 Liu Hui Ma Xia 作者单位：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固原,756000刊 名：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RADIO & TV UNIVERSITY年，卷(期)：13(1)分类号：H314.1关键词：搭配定义 英汉搭配差异 教学策略
篇2：英汉词语搭配现象探析
前言
一种语言中，最主要的，也是最能反映该种语言特点的成分便是词语的搭配，作为一种形象而生动的表达，它们的搭配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依据语言及其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存在着不同的搭配习惯，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无论是在英汉两种语言的学习中，还是仅仅的翻译中，对于二者词语搭配的习惯我们都需要注意，本文通过对比英汉词语搭配并举例，研究一些英汉词语搭配中的现象，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
篇3：英汉词语搭配对比研究
语言学界普遍认同我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始于《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吕叔湘1992) 。自该文章发表至今, 英汉对比研究的硕果累累, 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 内容涉及英汉对比理论与方法研究、英汉微观对比研究、英汉宏观对比研究、英汉对比应用研究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对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 CA) 是指把两种语言的体系进行比较, 例如比较音系体系或语法体系。对比分析兴起并流行于20世纪50和60年代, 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语言教学上的应用, 它以下列假设为基础: (一)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其主要困难来自第一语言的干扰; (二) 其困难可以通过对比分析来预测; (三) 运用对比分析来编写教材, 可以减少干扰的影响。对比分析与错误分析不同, 对比分析是对两种语言中主要不同部分进行分析比较, 可为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道路上减轻障碍, 使其少走弯路, 更快地掌握和使用目标语言。根据王宗炎 (2008b:397-398) , 对比分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理论研究。这种分析应力求详尽、明白、严格, 像其他理论研究一样是长期性工作,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另一种是供教学用的, 只要抓住要点, 加以阐述, 不要求细大不捐, 系统也不十分严密。
对比分析有助于教学, 对这一点许多语言学家都有过精辟论述。吕叔湘 (1992:4) 曾指出, “一种事物的特点, 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赵世开 (2008:186) 指出, “对比研究有助于发现和解释外语学习中最难掌握的部分, 有助于排除母语的干扰, 也有助于错误分析”。赵世开还认为, “当前恐怕主要是以实用为主, 也就是说, 主要是为语言教学服务”。吕叔湘 (1980:序) 曾写道:“我相信, 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王宗炎 (2008a:304) 指出, “学外语, 必须了解其词义, 可是有些词语的意思非对比搞不清”。
词语搭配是中高级英语学习中的难点与盲点, 这一点已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同。在词语搭配使用上, 学习者往往错误百出, 又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首先, 词语搭配集中体现了不同语言使用词汇的侧重点不同;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认知不同。母语负迁移更是学习者在词语搭配习得上举步维艰的成因。英汉词语搭配对比研究正是以教学为目的, 对比分析英汉词语搭配的种种不同, 以引领英语学习者走出这一瓶颈。
本研究拟从英汉词义项的多寡、语义容量的宽窄、英语用词精确性和汉语用词笼统性及英汉思维模式异同等诸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二、英汉词义项的多寡
汉语词义项少, 英语词义项多。许多统计和调查都表明, 英语不仅多义词数量比汉语多, 且多义词的义项也比汉语多。根据对英汉L词条义项的统计:汉语一个词最多义项为16个, 而英语则可达31个、46个、53个和58个 (蔡基刚2008:77) 。“英语有近60%的词都是多义词。” (刘宓庆2006:443)
词义项的多寡与语言本体有直接关系。首先, 汉语是表意文字 (象形文字) , 即文字的形式和意义有一定的联系和理据性。带有“目”部首的字一般会表达与眼睛有关的含义, 如:盹、眨、眩、盼、睁、眸、眺、盲、睹、睛等表达眼睛的种种状态和动作。带有“食”部首的字一般表达与饮食有关的含义:饥、饮、饭、饱、饯、馅、饿、馆、馒等。带有“手”部首的字一般表达与手相关的含义, 如:扔、扛、托、执、抖、护、抚、抄、抢、折、抓、拉等都需要用手来完成。而英语是拼音文字, 形式与意义没有任何必然联系。“book”意为“书”, 也可指其他任何东西, 因为从“book”书写形式上看不到意为“书”的任何理据性。这是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最根本的区别。其次, 由于汉字的表意性 (象形性) , 意义受到字形的限制, 所以不可能无理据地给词添加义项。而英语拼音文字形式与意义没有任何联系的特性使得赋旧词以新义成为可能。例如:figure可指“数字;数据”, 可指“人物;名人”, 可指“外形;轮廓;人影”, 可指“五边形”, 也可指“示意图;图表”。这些义项之间不但没有任何联系, 且它们之间的意义也相去甚远。再如:bank既可指“银行”, 又可指“河岸”, 两个毫不相干的义项都属于同一个词。这是拼音文字的特性使然。再次, 对于新事物的表达, 汉语倾向于采用属加种差方式造新词 (由于表意文字的局限性) , 而英语则倾向赋旧词予新意。因此, 一词多义成为后者的一大特色。
词义项多寡与词语搭配能力大小密切相关, 义项多, 搭配能力强;义项少, 搭配能力差。例如, short可以有如下义项: (1) “短的, 近的”, a short distance (近距离) ; (2) “矮的”, a short woman (矮个女子) ; (3) “ (智力等) 弱的, 浅薄的”, a short memory (记忆力差) ; (4) “暴躁的, 发怒的”, a short temper (暴躁的脾气) ; (5) “波涛汹涌的”, a shor sea (波涛汹涌的大海) ; (6) “ (酒类) 不掺水的”, a short drink (烈酒) ; (7) “ (股票投机等) 卖空的, 空头交易的”, a short sale (卖空) , a short contract (空头交易合同) 等12个义项。而汉语“短”只有3个义项: (1) “尺度小”, 跟“长”相反; (2) “短少, 欠”; (3) “短处, 缺点”。又如:“strong”有12个义项;汉语“强”只有3个义项等等。
搭配能力的强弱与义项的多寡有一定的联系, 但不是绝对、唯一的联系。这只是决定词语搭配能力强弱的一个因素, 仅凭这一点不能得出英语词语搭配能力强, 而汉语词语搭配能力弱的结论。
三、英汉词语义的宽窄
词语义的宽窄与义项的多寡没有必然联系。词的语义宽, 搭配能力强;语义窄, 搭配能力弱。在英语里, 根据世纪版《新英汉词典》“enjoy”只有3个义项1: (1) “享受, 享有 (利益、权利、声誉) ”; (2) “享受…的乐趣, 欣赏, 喜爱”; (3) “经历, 把握”;若根据《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enjoy”则只有两个义项2。但它的搭配能力非常强, 几乎可与任何一个表达积极意义的词搭配使用, 如: (1) 保护、支持类:enjoy America’s military protection; (2) 待遇、地位类:enjoy a serious of privileges; (3) 优势、能力类:enjoy market supremacy; (4) 增长、发展类:enjoy double-digit growth; (5) 生活、境况类:enjoy affluence; (6) 影响、关系类:enjoyawarm working relationship; (7) 天气类:enjoy a sunny day (蔡基刚2008:205-206) 。义项少而语义宽的词在汉语中表现得更加普遍。例如, (1) “收拾”指“整顿、整理”, 搭配能力非常强:收拾房间, 收拾床铺, 收拾院子, 收拾草坪, 收拾花园, 收拾工具, 收拾书包, 收拾抽屉, 收拾铅笔盒, 收拾残局等等。 (2) “响了”指“发出声音”:钟响了, 铃响了, 壶响了, 锅响了, 门响了, 枪响了, 炮响了, 子弹响了, 锣响了, 鼓响了等等。 (3) “原”指“最初的, 开始的;没有经过加工的, ”几乎可与任何词搭配使用:原稿, 原画, 原版片, 原纸, 原煤, 原矿, 原水, 原糖, 原材料, 原始公社, 原始资料, 原审, 原配, 原职, 原价原动机, 原籍, 原野等等。
尽管英汉语中都有语义宽, 搭配能力强的词语, 汉语这类词的数量比英语多, 且更普遍。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汉语词总数量在七万左右, 而英语词最少也在五十万以上,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汉语对世界上千变万化的事物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与表达。这与汉语中许多词表现为语义宽、搭配能力强的特性息息相关。
四、英语用词精准性和汉语用词笼统性
用词的精准或笼统直接影响词语的搭配能力。用词笼统则搭配能力强, 而用词精准则搭配能力弱。首先, 本族语为汉语的人重整体、重意合、重直感的思维方式反映到语言上表现为用词笼统;相反, 本族语为英语的人重逻辑、重推理、重形和的思维方式反映到语言上则表现为用词精准。其次, 英语词汇量大, 其中有着大量的借词。许多词至少有三个同义词, 分别来自古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拉丁借词用于科学、技术和宗教等方面较多;法语用在正式文体上较多, 英语用于口语和非正式文体较多。而这些因素更加使英语用词多变化, 选择限制多, 因此表现为一词一物性。例如, (1) 汉语中的“完成”在英语里分别为finish one’s homework (完成作业) ;fulfill the plan (完成计划) ;accomplish a task (完成任务) ;do one’s job (完成工作) ;complete a project (完成项目) ;settle an account (完成结算) 。汉语一个“完成”需用英语finish、fulfil、accomplish、do和complete来表达。 (2) 在汉语里, “叫”可以表示所有动物的喊声, 在英语里不同动物的叫需用不同的词来表达:Wolves howl. (狼叫) ;Buffalo boo. (水牛叫) ;Bulls low. (牛叫) ;Lions and bears roar. (狮子、熊叫) ;Cuckoos call. (布谷鸟叫) ;Elephants trumpet. (大象叫) ;Frogs crook. (青蛙叫) ;Bees buzz. (蜜蜂叫) ;Doves coo. (鸽子叫) ;Ducks quack. (鸭子叫) ;Horses neigh. (马叫) ;Cats miaou. (猫叫) ;Dogs bark. (狗叫) 。 (3) 在汉语里, 许多东西可用“发光”和“闪亮”来形容。但在英语里:The torch flashes.“flash”指“闪光”, 形容火把、火炬。The sun shines.“shine”指 (太阳) 发光、照耀。The stars twinkle.“twinkle”指 (灯或星星) 闪烁, 闪耀。
上述实例在表明汉语用词笼统, 进而表现为搭配能力强的同时, 也深刻表明, 在英语里, 语义是搭配的基础 (当然约定俗成至关重要) :shine的语义就决定了它要与sun搭配;twinkle的语义决定它与stars连用。这一点对习得英语词语搭配至关重要。
五、英汉思维方式异同
关于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影响和产生表达法的不同, 许多中外语言学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洪堡特 (1988:46) 指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沃尔夫 (2001a:220-221) 认为, 语言不同, 思维方式不同。使用明显不同语法的人, 会因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 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 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沃尔夫 (2001b:255-256) 还认为:“一个人思维的形式受制于他没有意识到的固定的模式规律。这些模式就是他自己语言的复杂的系统。”刘宓庆 (2006:510) 认为:“某一特定的特征特别是它的表现法, 无疑地与说这一语言的人的思维风格有联系。这可以说是语言生成中思维对语言的一种纵深折射, 它的影像被投射在色彩斑斓的表现法中, 汉英皆然。”
的确, 在实际语言使用中, 由于本族语为英语和汉语的人思维模式不同, 英汉词语搭配表现出很大差异。同一样东西, 观察角度不同, 使用词汇也不同。例如:汉语“这件衣服太瘦了。”强调衣服尺寸的大小;在英语里则为“This jacket is too tight.”, 是从人穿上衣服感觉的角度去表达。又如:汉语讲“考虑各种因素”, 强调的是主观的思考与认识;在英语里则为“weigh all the factors”, 强调的是客观上的重要性。再如:汉语“我举双手同意。”是非常形象的表达;而在英语里则为语言形式的使用 (比较级) “I couldn’t agree with you more.”。再看下面一组搭配:英语:main hall (抽象的功能) , 汉语:正厅 (具体的朝向) ;stop watch (抽象的功能:可停止计时) , 汉语:跑表 (形象的描述) ;英语:a long break (时间的长短) , 汉语:大课间 (笼统的描述) 。
由于讲英语人偏好抽象思维和分析思维, 而讲汉语人偏好形象思维和综合思维, 思维的差异必然反映到语言的不同结构上。同一样东西, 由于着眼点不同, 便有了不同的名称。因此, 用词的好恶比句法更能体现语言之间的区别。
六、教学启示
英汉词汇在义项多寡、语义宽窄、思维方式以及用词倾向上的种种差异和不对等, 使英汉词语搭配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不可能期望中高级英语学习者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联想:汉语的“奏乐”为英语的start the music;“各就各位”为take your places;“独立包装”为individual pack;“解密”为break the code。这里存在着在教学上需要引进英汉对比方法的问题。正如林语堂 (2009:35) 所讲:“句子意义不明时, 可用翻译方法, 但不可专用翻译为练习方法, 翻译句子之用处, 在于作比较, 研究本国语与外国语说法之不同。”尽管这里讲的是句子和语法, 但对习得词语搭配也非常适用。
篇4：英汉动物词语的隐喻现象研究综述
[关键词]动物;隐喻
一、引言
最早研究隐喻用法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把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格,使文章更优美。1980年莱科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nh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将隐喻提到认知科学领域的高度。现在对隐喻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修辞学的范畴,隐喻被视为认知事物、思考事物的一种方式。隐喻是用一个概念来代替另一个概念。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隐喻现象,动物隐喻是重要的一种。人与动物频繁接触,在这过程人们会发现动物的某些特征和人或其他事物有相似之处,人类运用想像力把动物的这些特征映射到人或其他对象上,实现了不同概念间的意义转换。笔者从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搜集到了13篇有关英汉动物词语的隐喻现象的文章,试图分析这一语言现象的研究走向、研究特点。
二、研究内容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笔者把搜集到的材料分为三大类,回顾英汉动物词语的隐喻研究成果。
1.英汉动物隐喻的对比
英汉动物隐喻的对比研究共有9篇,在所搜集材料中占69%。这方面的论文主要论述英汉动物隐喻差异的原因,并且列举出典型的英汉动物进行隐喻异同性的对比。廖光蓉(2000)对英汉文化动物词进行了一次统计。文化动物词其实也是动物词的隐喻用法。统计结果表明英语文化动物词比汉语的多,英语的多义文化动物词也比汉语的多,还有英汉两民族都对食肉兽类、食草兽类、禽类、传说动物容易产生联想。英语文化动物词较多有诸多原因。首先英国曾对外扩展,见过许多不同的动物,易于产生联想。其次英语的外借词较多,免不了也借来动物词,有些借来的动物词本身就带有民族文化色彩。而英语的多义文化动物词比汉语的多,一方面由于英语国家的人普遍喜欢动物,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动物特征,而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另一方面主要的英语国家有好几个,除英国外还有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同一种动物不同国家的人们产生的联想会不一样。而英汉民族都对食肉兽类、食草兽类、禽类、传说动物容易产生联想的这一现象说明,人们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容易产出联想。另外神话传说对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的影响都是深刻而久远的。
不少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动物隐喻的异同做了对比。大多学者认为由于人类主体文化的共性以及动物本身共同的属性,英汉两种语言中同一种动物的隐喻出现相同的现象。就拿“狐狸”来说。汉语用“狐狸”喻指狡猾的人,如“老狐狸”、“像狐狸一样狡猾”露出了狐狸尾巴”。英语里狐狸喻指“a crafty , sly, or clever person”(狡诈、诡计多端或聪明的人),如“as cunning as a fox”(像狐狸一样狡猾)“an old fox”(老狐狸)。再如,在中国文化里“蜜蜂”具有勤劳的隐喻,英语里也有相同的隐喻:as busy as a bee (像蜜蜂一样勤劳)。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民族对动物的隐喻认知不同。陈妮(2008)把英汉动物隐喻的差异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同一种动物词汇在两种语言有不同的隐喻。比如“狗”。在英语国家狗被视为朋友或家庭的一分子,是情感的寄托,因此狗的隐喻多为褒义。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的人),“old dog”(行家)。而在中国文化中狗是看家的动物,人们对它没有较深的情感寄托,甚至会把它杀了吃。狗虽然有忠诚的一面,但是如果跟错了主人,就是“走狗”、“狗腿子”了。汉语中关于狗的隐喻还有很多如“痛打落水狗”、“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大多是贬义的。再如“龙”。在中国封建社会龙代表皇权,象征吉祥。因此有“人中之龙”、“望子成龙”、“龙颜大怒”等表达。而在英语中dragon(龙)出自《圣经》。圣经中的人物撒旦被称为“巨龙”,象征着邪恶、凶残。第二种差异是同一隐喻在两种语言中通过不同的动物表现。如果要用一种动物表示勤劳,任劳任怨的精神,汉语会用牛,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耕作中,牛是用来犁田,载物的,在劳作中起很大作用。汉语中人们会用“老黄牛”、“孺子牛”来称任劳任怨的人。而英语国家是游牧民族,马在劳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会用马来喻指任劳任怨的人,如“a willing horse” (老黄牛)。第三类差异是同一种动物在一种语言中有丰富的隐喻而在另一中语言中却没有,出现空缺的现象。比如,中文里的“鸳鸯”喻指恩爱,“仙鹤”喻指长寿,但在英文中这两种动物却没有这样的隐喻。相反,英语beaver喻指勤勉的人,因此有 “eager beaver”(急于做成某事而特别卖力但有点急躁的人)。而汉语中关于海狸的习语就很少,更没有对应于英文的那个隐喻了。
2.英汉动物隐喻的认知基础和语义系统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介绍动物的隐喻的认知理据、语义系统,共有3篇,占收集论文总数的23%。人类在认知较抽象的,难以触及的经验域时总是根据熟悉的,具体的经验域,借用概念隐喻来认识,表述这些经验域。动物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物种,为人类的认知提供了最为熟悉和具体的经验域。人们经常用动物最显著的种属特征来转指或表达其他物体或人的不显著的东西。肖遥遥(2008)认为动物隐喻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理据:一方面是源于动物本身的特征。也就是动物隐喻的产生源于动物的外貌、心理、行为、习性、作用等特征。另一方面是源于各民族的动物文化。也就是动物被赋予了神性,被视为图腾顶礼膜拜,这样动物词语就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
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动物隐喻的语义系统。动物隐喻的语义系统可以从纵横两方面看。纵向上,一种动物具有多种特征,每个特征都可映射到人身上。一个映射产生一种含义,一系列映射产生一系列的含义。动物词语通过这种映射获得多种隐喻意义。横向上,不同的动物形象往往能映射描述人类的某一特征。动物隐喻的语义系统向我们展示了动物隐喻丰富的蕴含,那我们该如何选择蕴含呢,这涉及到动物隐喻的语义突显问题。当我们将“源域”概念的部分蕴涵转移到“目的域”后,这部分蕴涵被突显, 这些突显蕴涵通常是某一范畴动物表现最突出的特性。在动物隐喻中,基本范畴中的类典成员成为众多隐喻表达的首选喻体,每个隐喻的突显蕴涵多来自喻体的显著特征。如: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笨鸟先飞等。在我们的语言中这些处于基本范畴的动物词语(如鸟和鱼),最常用于日常交际和语言表达。
苏筱玲(2008)进一步研究了英汉动物隐喻的语域投射问题。人类最先把动物域投向人体域,如汉语的“凤眼、马面、虎牙、鹰钩鼻、兔唇、驴脸”等;英语的“hare lip、cock-eyed、horse-faced、fish-eye”。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动物域投射到了经济域、政治域、计算机域。例如“bull/bear market”(牛/熊市),“flea market”(跳蚤市场),“dove of peace”(鸽子是和平的象征)。“Dragon”喻指“中国或中国人”,“John Bull”喻指“英国或英国人”,“鼠标”(mouse)表示计算机的一个部件,“蠕虫病毒”表示一种网络病毒。动物词语向其他事物的语域投射不但丰富了人类语言,而且帮助人们更容易、更形象地认知世界。
3.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
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研究并不多,在笔者所搜集的13篇论文中只有1篇是这个方向的。而且这一篇论文对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论述也不是很深入。由于认知具有特殊性,不同文化的民族对动物隐喻的认知有所差异。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不同语言中的动物隐喻时使用多种翻译方法。第一种是直译法,也就是保留原动物的形象。因为语言具有共性的一面,英汉两种语言中必定有一些动物的隐喻意义是对等的。第二种是转换动物形象。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人们生活习俗的差异,两个民族对动物的认知也会有差异的一面。这时可以把一种动物译成另一种动物。第三种是删除原动物形象。当在翻译中无法直译,也找不到其他动物来转译时,我们要舍去动物的表面意义,抓住深层的喻义,灵活地传达原语的意思。总之在翻译动物隐喻表达时要充分考虑到该动物的文化内涵,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
三、对研究成果的思考
经过对英汉动物隐喻的研究进行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感受:
1.研究多趋向于论述英汉动物隐喻差异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可以说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多。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系统性研究不多,只有一篇文章是采用数据统计的方式来研究英汉动物隐喻的差异,而其他的论文都是用个别的、有代表性的动物隐喻做论据。然而有关英汉动物隐喻的认知研究和语义研究较少。也就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
2.另外,英汉动物的隐喻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认知上的研究,而是开始与其他学科结合,向应用上发展。比如,研究涉及到如何进行英汉动物隐喻的翻译,以及英汉动物隐喻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虽然动物隐喻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只是稍微点到而已,但这是值得探究的课题,相信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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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英汉互译中的词汇空缺现象探析
英汉互译中的词汇空缺现象探析
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识从而使语言产生了词汇空缺现象.在英汉互译时,针对此种现象,译者必须采取有效的补偿手段,以克服这种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制约.
作 者：吕璀璀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山东烟台,265000刊 名：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810(1)分类号：H315.9关键词：词汇空缺 文化差异 翻译
篇6：英汉词语搭配现象探析
英汉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文化环境, 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就存在着差异。词汇承载了大量的民族文化的积淀, 在成功的交际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汉语言都有各自的一些特有文化现象专用名词, 这些特有文化现象专用名词在其他语言里很难找到相应的对等词或契合词, 这种现象往往被称之为“词汇空缺”。语言之间这种词汇空缺是一种自然现象, 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空缺。词汇空缺可以分布在词汇的各个方面上。比如,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农历节气、中医术语等在译成英语时, 由于西方文化中也没有对应或对等的词语, 在多数情况下也只能采用音译或释义的方法进行翻译, 如将“阴”“阳”分别译为yin, yang等等。这类词语的英译难度很大, 因为在英语中无法找到相应的对等词。
同样, 产生于美国60年代的hippie, 由于它是美国文化的独特产物, 在汉语中也无与之对等的词语, 只能将其音译为“嬉皮士”。再如, karaoke, 在中国传统词汇中无与之对等的词汇, 因而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 只能采用音译的办法, 同时借用英文字母译为“卡拉ok”。而这两种说法却为英语所特有, 在汉语中则存在着空缺。译者的工作完全是全新的和创造性的。因此, 在汉英翻译和跨文化交际时, 译者必须设法处理这种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词汇空缺问题, 才能达到语言转换及文化交流的目的。
2 造成词语空缺的原因
2.1 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差异引起了词汇空缺
语言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等社会实践中的产物, 特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生产方式决定了某一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如果某一事物在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里不存在, 那么语言就可能出现空缺。比如在英国, 竹子不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植物, 因此, 在语言中就缺乏这方面的原始词汇。汉语中的“笋”子只能翻译成“bamboo-shoot”。又比如“salad”这种凉拌蔬菜来自法国, 英国人最先没这道菜, 言语中也不存在这个词, 因此, 只好从法语中原封不动的移植过来。中国自古是个内陆农业国家, 以牛耕为主。汉文化中对“牛”似乎多有偏爱。与牛有关的词语很多。如牛劲、牛脾气、牛角、牛皮、孺子牛、牛刀小试、牛衣对泣等。它们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喻体。英国是个山小地狭的岛国。古代主要靠马耕, 牛在英国主要用来产奶, 由于马在农耕中的重要作用, 与马有关的俗语也不少, 如:horse doctor (蹩脚医生) 、horse laugh (纵声大笑) 、horse sense (基本常识) 、change horses (换班子) 等。“牛喻”与“马喻”特有的文化内涵, 正是生产方式差异的具体写照。如汉语说“吹牛”, 英语说talk horse;汉语说“牛饮”译成英语则是drink like a horse;汉语中的“老黄牛”, 英语却成为work like a horse;“力大如牛”译为as strong as a horse。
2.2 因风俗习惯差异而引起的词汇空缺
以色彩方面的红色为例, 红色是汉语中褒义最浓烈的一个词, 例如, “红榜”、“红包”、“红双喜”、“红心”等;还有婚礼上红装的新娘子、庆功会上英模披红绸、戴红花, 都表示喜庆、昌盛、幸福。而英语中则大相径庭, 用它来表示危险、发怒、禁止。如red alert (紧急警报) , red flag (禁止) 。同样, 在我国文化中, “龙”神通广大, 威严无比, 是吉祥的神物, 是尊严的化身, 龙的形象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在英美文化中, 龙却被看作凶残动物, 象征着邪恶。再如, 狗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是一种最为人钟爱的动物, 是忠诚的伴侣, 怜爱无比, 养狗不仅是为了打猎, 看家, 而且常常是为了做伴。英语中带“狗”的词语多为褒义, 其中有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You are a lucky dog (你是一个幸运儿) ;Every dog has his own day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气) 。而狗在中国人眼里却有“仗势欺人”、“为虎作伥”之嫌, 因此在汉语里用狗来比喻人多带有贬义, 如:“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狗仗人势”、“做人鹰犬”等。这些由于观念上的差异带来的词语空缺, 成为汉英翻译中的大难题。
2.3 英汉语用场景的文化差异造成词语空缺
语用场景对翻译方面的词语空缺也是常见的。在与外宾进行口头交际或翻译时, 由于词语空缺, 如果不注意会导致交际失败, 甚至造成误解。如:当外宾对某人的帮助表示感谢时通常会说“Thank you”。若依据汉语习惯回答成“No thanks.It’s my duty to do so.”, 就会让外宾认为你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 从而引起不快。正确的回答应该是“It’s my pleasure.”在日常见面打招呼时, 中国人常会说:“你吃了吗?你去哪儿?或你到哪儿去了?”。这些都是一般性的问候语, 而非真正想知道对方这些方面的情况。因此, 这些问候语应该译为“Hi, /hello.A nice day, isn’t it?”。又如, 向病人告别时, 我们常说“多喝点水, 多穿点衣服, 早一点睡”之类的话。宜译为“Take care now./Hope you will get better soon.”等。
2.4 价值观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中西文化在接受别人的赞誉时反应不同。其差异的主要根源在于谦虚在中西方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谦虚在中国人眼里素来是一种美德。“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几乎成了全民族的座右铭。在中国传统的称谓中就有不少的谦词:“鄙人”、“拙著”、“寒舍”、“老朽”、“见笑”、“犬子”、“不才”等。要传达“贱内”或“糟糠”的文化内涵恐怕要让翻译家伤透脑筋, 决不是简单的“my wife”或“my humble wife”可以奏效的。
中西方价值差异较大的另一方面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大多数的东方国家中, 团体的利益总是高于个人的利益。小至家庭, 大到单位、国家或民族, 个人都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 时刻牺牲个人的兴趣和利益。个人的荣辱和成败也紧密地与集体联系在一起。相反, 西方文化中个性是极其重要的价值观念, 个人潜能的发展, 个人的志趣爱好, 常常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极少将个人的成败与家庭或自己所处的团体的荣辱联系起来。
年龄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化中长者是智慧、权利和权威的象征。如:老师傅、老干部、老大爷、老奶奶等。老马、王老、李老甚至成了少数德高望重的人才配享有的尊称。与此相反, 尊重青年是西方文化中第一价值, 青年代表着未来, 象征着无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
2.5 因宗教信仰差异而引起的词汇空缺
欧美人多信奉基督教, 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世上一切安排也都是上帝的旨意, 且基督教在欧美历史上曾一度占统治地位, 教会的势力往往凌驾于国王, 君主之上。而中国人心目中只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老天爷和上帝所代表的东西截然不同, 是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各自所特有的个性。虽然我们可以英语的“My God”译成“天啊”, 但把汉语的“天”译成“God”有时就不是很合适了。再如, 传统上, 中国人在建屋筑坟很讲究看风水, 认为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其家族及子孙后代的盛衰吉祥。而在西方的文化里, 人死后葬在教堂墓地里, 没什么风水可言。
摘要：词汇空缺是翻译过程中最棘手的一种文化障碍。不同文化之间差异与共性并存, 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多为另一个民族文化的真空所在。本文通过实例探讨了产生词汇空缺的各种原因, 力求在英汉互译过程中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词语空缺,翻译,形成原因
参考文献
[1]谭载喜.翻译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2]包惠南, 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4.
[3]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2003.
篇7：网络流行语“词语模”现象探析
关键词：词语模 流行语
一、流行语和“词语模”概述
流行语是指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的言语社团中普遍流行的词语。作为流行语一般应具备三个要件：流行性、时效性和群体性。
“词语模”是由李宇明《语法研究录》中提出的。他认为大多数新词语的产生都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一框架就像是造词模子，能批量产生新词语，并使其所产生的词语形成词语簇。
“词语模”是指一种可以套用的词语格式，包括词模和语模，流行词语模总是以某一流行语作为基式，在基式广泛流行的基础上产生结构模型，然后再按照该结构模型生出句法结构相同的流行语。例如：“甄嬛体”中古语词的现代用法：随着电视剧《后宫甄嬛传》的热播，剧中“红楼范儿”十足的台词流行开来，不少观众张口便是“本宫”“小主”，描述事物也喜用“极好”“真真”等词，“甄嬛体”“入侵”各行各业，催生各类“体”。流传的甄嬛体还需一个反转——“说人话”。
比如学习版的“甄嬛体”：
（1）方才在“精练”上看到一道数学题，出法极是诡异，私心想着若是这题让你来做，定可公式熟练，对你的数学必是极好的。
说人话——这道题我不会做。
“甄嬛体”模式流行开来，网友平日说话聊天、各种媒体也纷纷效仿该句式造句，出现了“网购版、五一放假版”等颇充满古风雅韵的甄嬛体句子，使语言的表达更加丰富生动，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欢乐。
二、举例分析流行语“词语模”生成现象
（一）程度副词“很”的词语模构词
1.“副+名”结构
在流行的词语模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副词+名词”结构，该结构中的“副”指程度副词。按照汉语传统语法规则，程度副词一般不能修饰名词。但 “副+名”结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使用数量日渐增多，遂成为一种流行格式。
“副+名”结构中的程度副词最流行的是“很”。例如“很淑女、很中国、很现代、很西方、很马列”等。
2.“很好很强大”的语法结构和衍生出来的同模语句
在语法上，“很1+单音节词+很2+双音节词”用的是部分重叠的手段，在“很1”与“很2”之间分别嵌入一个单音节词和一个双音节词。例如很真很朴实、很绿很暴跌（股票指数）、很傻很天真、很冏很强大等。
（二） 仿译外语词过程中产生的“词语模”（从属成分+领属成分）
汉语中既有的“名+名”组合，表示领属关系的领属性成分在前，从属性成分在后，例如“中国文化”“中国魅力”。而“文化中国”“魅力中国”之类的组合，把从属性成分前置，领属性成分后置，这就使汉语“名+名”组合出现了“从属成分+领属成分”的内部形式。
例如：从属成分+领属成分：如魅力中国、雅虎中国、城市中国、乡村中国、戏曲中国等。
从结构的变换来说，汉语表示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可以加“的”（中国的文化），但从属成分+领属成分的构造中不能加“的”。
（三）流行语中语码混用形成的词语模
中文名词（日本名词）+控的用法。控，出自日语“コン（kon）”，取“complex”（情结）的“co”音，指极度喜欢某事物的人。“控”略含贬义，但人们把喜欢某一事物的人称为“XX控”，这时并不含贬义。“……控”这一构词模式可以延伸到很多方面，例如：“微博控”（极度喜欢微博的人）；“学术控”（全力投入学术研究的人）、“围巾控”（极度喜欢围巾的人）等。
（四）流行词语模中定中结构的新兴用法
1.以喻体作中心词，前加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
例如：××门（“情报门、艳照门、捐款门”等）
“××门”是指类似于“水门事件”（Watergate Case）的丑闻。水门事件源于美国第一任辞职总统尼克松竞选时的政治丑闻，后来人们由此引申出了很多说法，冠之以“××门”。如今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是可代指任何新发生的一些丑闻或新闻，这些新闻只要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和兴趣的事件，都可被冠以“××门”。
2.以喻体作定语形成的词语模
（2）XX族（某一群体）：月光族、草根族、蚁族、奔奔族、穷劳族、麦兜族。
（3）X二代：红二代、权二代、星二代、富二代。
这些类似于传统语法中的定中短语结构，其中心语前面的修饰成分大多是有比喻成分的喻体或者中心语是某一代表性事件。只有了解喻体的含义，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类新词语。例如：“蚁族”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红二代”指中共开国元勋的后代。
（五）网络流行语中“语模”的使用模式
“词语模”分为“词模”和“语模”。2014年网络流行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句子为单位的语模现象，往往一句话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这些句子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才能准确的理解句义。如：“……也是醉了”“……你家里人知道吗”以及“承包鱼塘体”等。
2014年3月，马伊琍微愽回复文章出轨事件：“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中的“且行且珍惜”引发了新一轮的造句模式。诸如“失业虽易，求职不易，且行且珍惜”“醒来虽易，起来不易，且行且珍惜”“吃饭虽易，减肥不易，且吃且珍惜”等句式应运而生。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本是山东蓝翔技校的招生广告语，后演变成网络流行语。“挖掘技术哪家强”成为一段时期内网络上使用频率最高的段子，并演变出了古文体、学术体等多种体裁，随后又演变为“那么问题来了：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使得该词的使用场合更加广泛。使用“挖掘机技术哪家强”造句的模式形成了多种版本，有“歌词版”“名人名言版”“励志版”“孟姜女版”“史记版”等多种版本的造句模式。这些模式大多带有故事情节的铺垫描述，句式较长，语气和内容带有调侃、戏谑的意味。其中“名言名句”版是和经典的名人名言反串造句。例如：“路漫漫其修道远兮，蓝翔去学挖掘机”“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学挖掘机”等，体现了全民娱乐精神在语言上的一种表现方式。尽管使用的场景有限，但在短时间内能造出这么多的句式和版本，体现了网络流行语的流行速度和词语模造句的流行速度之快。
三、网络流行语 的“词语模”现象与语言规范之间的矛盾
语言总是在动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流行语的出现和使用是语言生命力和活力的体现。词语模具有批量产生新词语并形成词语簇的特点和以简洁的语言总结复杂事实的优点，使网络用语迅速流行开来，丰富着语言的交际功能。由于网络流行语具有时效性和群体性，所以在流传中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此时流行的语词，彼时人们已忘记，不再为人所理解。另一方面，由于熟悉网络流行语的多是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会造成不同年龄、不同语言阶层的人们在理解上出现困难。因此，在使用网络流行语的词语模时需要考虑创新和语言规范之间的区别，注意说话的场合和听话的受众，方能实现言语交际的顺畅和有效。
邵敬敏在《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对语言规范提出以下观点：“语言的规范，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领域，采取宽严不等的标准，不能搞‘一刀切。比如政府公文、法律文书、中小学教村，规范的要求就应该尽可能地严格，对新闻语言、文艺语言、网络语言等就需要程度不同的弹性。其次，语言的规范化不应该限制创新，不应该阻碍发展”。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通变”时提出“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变则可久，通则不乏”。俄国形式主义者克洛夫斯基也讲语言的“陌生化”。他们主张语言的出新和对普通言语的某种偏离。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流行语是语言的一部分，虽然它往往不以语法规范为依据，并且对使用范围和使用人群也有一定的限制，但它推陈出新、活泼别致的言语风格为语言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言语更加鲜活和生动。特别是流行语中词语模的应用，进一步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和实用性原则。我们比较赞同邵敬敏的观点，即坚持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流行语中出现的“词语模”用法。
参考文献：
[1]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2]骆小所.现代汉语引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3]陈淑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汉语中的体现[J].韶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