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责刑

罪责刑（共9篇）

篇1：罪责刑

罪责续散文

截至到今天（12月21日），父亲已经去世半个月了，可是我一直都不相信父亲已全然离世的事实。

那次父亲病重，我回家探望，没过几天，我便又匆匆离家赶了回来，现在想想，悔不当初。当电话的另一边传来妹妹的啜泣声：“哥，父亲去世了……”，我当时都忘记了是否流过泪水？是否在他乡为父亲的`离世而哭过？

一路颠簸之后，踏进熟悉而却又有些陌生的家门，满院狼藉，满目凄凉！父亲的灵堂早已设好，白色*灵棚挂饰随凄冷的寒风摇摆，似乎也在为老父亲的去世而哀鸣……

父亲走的很安详，只是病痛折磨之后，显得有些消瘦，世人都会走这个过程，可是父亲似乎走的太突然，操劳了一辈子，最终却带着一颗操碎的心去了另一个世界。姐姐和我说：“父亲临终的那一刻，流下了一滴眼泪，虽然意识模糊，可是我知道，父亲在想你……”在生命的尽头，父亲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我没有在身边，没有在身边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

在父亲脆弱的生命中，我知道还有好多没有完成的事情，可最终，父亲连说都没有说出来，之所以最后安详的离世，是因为在他心里，还有我，我可以做他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父亲殡葬的那天，漫天飞雪，片刻之间，整个墓地都被皑皑白雪所盖，村里老人说，父亲去的很风光，老天都他批麻戴孝。

父亲生前，为了生活，为了儿女操劳，没有享福，却溘然长逝，我很想他，不知道父亲在那边生活的好不好？

我只能做一只孤雁，在人世间为故去的父亲哀鸣。

希望父亲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篇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浅析

1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历史发展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前身是罪行均衡原则,也可以称为罪责刑相适应的理念,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奴隶社会的等量报复。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民众认识能力受限基于平等观念的“一命偿命,以牙还牙”等方式回击犯罪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只能根据行为的外部表现形态对犯罪行为进行评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刑罚手段极其野蛮残忍,在人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的时代背景下,实行摧残人身肢体或者破坏生理功能的肉体刑被作为主体刑罚思想。”犯罪人所侵害的程度是与惩罚轻重密切相关,即犯罪行为大小与承担责任大小相统一,比较注重两者的对等性,但此种复仇方式是残酷。

刑事古典学派贝卡利亚是刑法学的始祖,他指出:“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一理论的提出极大的影响了资产阶级的刑事立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纳入法律是资产阶级胜利的果实之一,在1810年法国刑法典中就出现了这一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认为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罪刑关系的重要准则。但是,在19世纪末刑事古典学派理论达到顶峰时,这一原则却陷入困境之中,刑事古典理论没有解决当时社会的矛盾,造成犯罪现象越来越多。古典学派的理论被认为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受到非难。自此,罪责相适应原则的不足之处已开始显现,这一切都预示着新的学派和理论正在孕育

之后,近代学派即实证学派替代了古典学派并提出一个口号:“应用刑罚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实证学派持有的观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核心是行为人的危害性和反社会性。实证派认为犯罪是由多种原因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不赞同古典学派的基础性理论——意志自由论。两个学派的理论观点截然不同。实证学派支持者菲利认为:“无论哪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都不外乎是犯罪者的生理状态,其所住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者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三种因素相作用的结果。”“罪犯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医治的道德(我愿意再加上生理)病人,我们必须对他适用医学的主要原则。我们必须对不同的疾病适用不同的医疗方法”因此,他认为犯罪本身才是刑事审判的,真正的、活的对象。所以,应该通过将犯罪人进行分类来决定他们应受的刑罚,实行刑罚的特殊化处理。

鉴于古典学派和实力学派观点各有缺陷,资本主义国家的刑罚理论“折中主义”学说开始在当今社会盛行。折中主义的观点认为维持刑罚的报应和赎罪观念以及注意预防危险都很重要。于具有较大危害性的犯人来说,实施的犯罪行为未能表现出这一主义的真正意义。折中主义恰当地吸收了刑事古典学派的精华,将行为人的责任、报应、危险及其预防揉合。也正因为如此,折中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广泛的支持,成为国家刑法理论界的主流思想。

其实,严格来讲,罪责刑相适应观念是启蒙思想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深入人心,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都强调公平、正义,他们的思想在刑事理论方面都有体现。如,霍布斯的观点是,刑罚的目的是纠正违法者或效尤者,不是报仇。因为最严厉的刑罚就要运用于那些严重危害公众的罪行上,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不严重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在凡是可以实行宽大处理的地方实行宽大,也是自然法要求。”孟德斯鸠也指出,惩罚应当有程度区别,大小之别,定罚轻重有别。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些启蒙思想在刑法理论基础上的表现。此阶段,思想家们相关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罪刑相适应原则,但是却为其正式的出现奠定理论基础。

从上述可以看出,以兼顾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来确定刑罚的依据,看似推翻了罪行相适应原则,但又毫不犹豫的树立起以“罪责刑相适应刑罚原则”这一原则。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正顺应了这个趋势。

2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立法实践中的适用

当今世界通行的理论强调以罪责刑相当原则为主,以刑罚为个别。我国刑法的设立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在刑法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持着批判与借鉴的科学态度,做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明智选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刑罚体系。我国刑法总则在不违背宪法精神的前提下建立起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由不同的刑罚方法构成的刑罚体系,将刑罚按轻重排序,彼此既相互区别,又能相互衔接,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灵活运用,从而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事司法上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我国刑法规定的从轻或减轻、从重处罚。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绝大多数都是表明行为人及其人身危害性程度的事实情况。例如,刑法第17条和第19条规定的刑罚就与犯罪行为的现实危害及结果无关。从重处罚的情节中也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对“累犯”、“国家工作人员”反诬告陷害罪的应当从重处罚等,行为人这种因“身份”而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刑罚也与现实无关。

由此可知,在我国,犯罪与刑罚均衡对等的关系,刑法为各种犯罪情况都设定了相对应的惩罚体系,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特别是主刑与附加刑的运用,表现出了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合理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贝卡利亚的“罪刑阶梯”思想,从而丰富了我国的刑事理论建设。。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合理之处在于,判处罪犯的刑种、刑期或免除刑罚处罚时,除要考虑客观危害外,还要考虑犯罪分子的身份及罪前、罪中、罪后的表现。此外,由于法律滞后于社会的变化发展,我们要在司法实践中要运用好“罪责刑适应原则”。尤其是法院的法官、相关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案件,不得徇私枉法,确实保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合理运用。只有这样做,才能完善司法的相关制度,同时也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工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合理利用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宪法精神,公正平等的对待每位违法者,从而也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犯罪分子的极端做法,而且也为中国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总结

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角,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法律也如此。因此,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实时的调整,在我国,刑法对罪、责、刑的规定以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遵循此规律。换种说法,刑法的轻重受形势的影响,立法和执法都要满足形势的需要。因此,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概念问题上,我们不能固执已见,闭门造车,首先不考虑政局的变化对司法实践的影响有多大;在不同的环境下将会出现不同的犯罪,如,经济、政治、历史条件下而产生的犯罪,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适应的调整,合理的刑罚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与效果。由此可得,对于犯罪分子进行定罪量刑,不能仅从罪行的本体论来决定承担罪行或刑罚轻重,我们要有辩证的法治思维,应该结合客观条件即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环境,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准确的把握好重点,唯有这样综合考虑才能处理好不同条件下的犯罪,如此,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处罚,达到科学、合理和个别化。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综合情况,不断地深化罪责相适应原则,发挥好在刑事立法中的巨大作用,走出一条符合我国特色的法治理论,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也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安定,这样才能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水平。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不仅在刑事立法中起到了规范的作用,而且还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历史发展和在司法实践中的适应,推动罪责刑相适用理论更加趋于完善,适用于我国法治建设之中。所以,要根据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亟需不断地深化罪责刑相适原则理论,以便于更好地运用在司法实践中,保护受害人或者犯罪人的权益。

关键词：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司法实践,体现,完善

参考文献

[1]谭波.丁其兆,死刑存废的宪法规范分析及其启示[J].公民与法,2016.

[2][意]贝卡利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篇3：论我国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关键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量刑；立法；执法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原则，是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我们在对犯罪进行认证和处罚时不仅要注重犯罪人所实际造成的损害，还要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纳入考虑范围，并以此来定罪量刑。但尽管如此，在立法和司法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害死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刑罚在空间上的适用不具有均衡性；刑罚在时间上的运用稳定性较差；对刑罚进行裁量时轻重有所不当。本文希望通过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分析对我国刑罚体系提供完善起借鉴作用。

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界定

（一）我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发展

刚建国的时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并没有确立。罪行等价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流地位。直至1997年我国刑法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进行了确立，并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进行了规定：“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其所犯罪行和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条规定体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犯罪分子进行盘出时应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二是对于判处刑罚的轻重应与其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法总则根据犯罪出现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不同的量刑制度。具体可分为法定量刑和酌定量刑，法定量刑情节顾名思义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而酌定量刑情节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需要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和经验进行确定。刑法分则对犯罪根据其各自不同的特征进行规定不同的法定刑。这也是罪责刑相适应的运用和体现

（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

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含义是：犯罪人犯了多大的罪，就要承担相对应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据此对其判处相应轻重的刑罚，在这过程中应该做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罪责刑相称；在分析是重罪还是轻罪以及责任大小的时候，不仅要看到犯罪所带来的客观社会危害，还要对行为人本身的主观恶性程度以及人身危害性等进行考虑和分析，综合考虑其所造成的危害，最终确定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如何，并基于此作出相应轻重的刑罚[1]。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否包含刑罚个别化在内，目前还存在着争论，但刑罚个别化包含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上这是无可厚非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表述为：在制定刑罚和裁量执行刑罚时，应使刑罚的轻重与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及客观危害程度相适应，同时也应根据行为人的具体情况具体而定。

二、司法实践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面临的困境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可以说是一项全新的原则，需要全新对待。因此其对我国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量刑也产生了影响。

通过对近年的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①从古至今所存在的重刑主义与当今日益增长的要求轻刑化的呼声相违背；②我国的立法技术仍有欠缺，还不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③刑罚执行中也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与刑罚目的要求不相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但至少就目前来说，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无论是从定义还是其影响方面都没有发挥和体现出其应有的作用。尽管法律相比现实的实时变化具有不可避免的滞后性，但它仍然必须要作为一种规则体系保持相对稳定。因为如果对所存在的法治朝令夕改，将难以发挥法律所具有的威信，人们势必久而久之不再信法守法，后果可想而知。所以要在今后贯彻这一原则还需要做好大量的工作。

三、完善我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构想

（一）关于重定罪轻量刑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应对定罪量刑有个清醒的认识，摒弃重定罪而轻量刑的错误观念，把定罪和量刑一碗水端平。在今后的立法司法中都应把树立把量刑的适当合理作为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保证的理念。

（二）关于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重刑主义和处罚过度从宽问题

针对所存在的这两种不同的极端观点，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与罪行相适应原则相背道而驰放任。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纠正改变，真正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其次，应合理适用从宽处罚这个权力，以达到维护法律尊严和法律权威的效果。

（三）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司法人员的个人素质

新原则的出现对司法人员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司法人员必须要熟悉掌握刑法条文，并且能够准确的把握立法者的原意，同时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能够准确判断和评价犯罪的实际危害性质和其的主观恶性程度如何，从而能够真正使罪行量刑和刑事责任相适应。

最后，要不断完善弥补立法司法中存在的缺陷和出现的问题， 应加强完善立法的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加強司法解释，以便在对法律问题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可以有相对准确的参考标准。使现有的法律规定能够给司法人员提供明确具体的操作标准和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案例等加以编纂成册，下发给各级法院供其参照，使其在今后的审判工作中在无法准确定罪量刑时可以借鉴以往的案例，从而使审判人员和司法人员在审判中相对减少个人情感的加入，以便能够及时的对案件作出判决处理，提高司法运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总之，需要强调的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完善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不断地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刑法更加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健全我国的法制，才能使社会更加有效、稳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高铭暄.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31.

[2] 武树臣.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探索.法学，1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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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罪责刑

关键词：犯罪成本,罪责刑相适应

一、犯罪成本概述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 不可能与其他学科相隔离而存在, 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法学问题为法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思路。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并不是最近才兴起, 更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贝卡利亚著述《论犯罪与刑罚》时, 就提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 处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18世纪英国法学家边沁对法学进行经济分析并创立了功利主义法学, 该种学说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在西方法学中逐渐盛行, 并在法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犯罪成本分析正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犯罪现象的一种研究方法。具体来说, 犯罪成本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在本文中采用的是狭义概念, 即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成本。这一成本既包括犯罪人为保证犯罪活动的顺利完成所付出的“投资性”成本, 也包括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行为而承受的“惩罚性”成本。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犯罪问题, 不可避免的要遵循一个理论假设, 即经济活动中的人都是“理性人”。理性行为人在经济活动中, 总是将有限的手段投入到能够使其获得最大收益的目的中去。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教授的观点, 犯罪行为被描述和解释为一个理性的并因而是“经济的”决定的外在表现。在经济学家的眼中, 犯罪行为被理解为一个 (理性) 决定的外在表现, 这个决定是在稀缺性条件下利己而为的犯罪行为人作出的。

一般来说, 犯罪成本包括以下因素: (1) 刑法对于定罪量刑的规定; (2) 刑事案件破案率的高低; (3) 刑罚的执行力度; (4) 犯罪的获益大小; (5) 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的积极性; (6) 舆论对于犯罪行为的谴责力度。

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之义

刑法的基本原则, 是指导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 贯穿刑法适用的始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典明确确定的刑法基本原则之一, 其具体内容是指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来说,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学说主要有两种, 即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对罪责刑相适应的具体标准的确定上, 认为对于犯罪人判处刑罚应当达到足以抑制犯罪的程度。由此可见, 犯罪的经济分析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身就是具有一定联系的。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在立法层面上, 立法机关在设置法定刑时应当考虑犯罪行为的性质和行为人的社会危害程度。在司法层面上, 法官在具体定罪量刑时要考虑到犯罪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客观危害以及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人身危险性。

三、犯罪成本分析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中的体现

在经济生活中, 人们化身“理性人”进行着各种的成本分析活动, 经过利益权衡之后做出能够体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在刑法领域中, 运用成本分析的方法分析犯罪行为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刑法领域, 犯罪人同样具有“理性人”的特征, 通过对犯罪活动进行成本分析, 进而做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决定。

行为人在犯罪之前不可避免的会考虑到与犯罪相关的各种因素, 并且将犯罪可能会获得的收益与为犯罪所要投入的成本进行比较, 如果收益与成本的比值越大, 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影响犯罪成本的诸多因素中, 犯罪人可能受到的刑罚处罚、破案率的高低以及刑罚的执行力度是犯罪人重点考虑的因素。行为人因为犯罪行为所受到的刑罚越重、案件被侦破的可能性越大, 刑罚的执行越严格, 犯罪成本明显增加, 行为人的犯罪欲望将得到很大的抑制。相反, 如果行为人犯罪后只会受到较轻刑罚甚至不会受到刑罚处罚, 或者犯罪实施后案件被侦破的可能性过小致使行为人存在侥幸心理, 或者在刑罚的执行阶段滥用减刑、假释、监外执行, 那么行为人因为犯罪所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所要付出的成本, 犯罪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犯罪或守法, 都是行为人经过价值分析之后的理性选择。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权衡罪、责、刑三者之间的关系, 使之趋于平衡。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与行为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行为人因为犯罪行为所接受的刑罚处罚应当是均衡的。责任的承担以及所判处的刑罚既要到达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同时也要满足刑法保障人权的目的。在刑法制定的过程中, 从犯罪成本的角度考虑量刑幅度的设置, 使得法定刑的设置既不会过于严苛也不会过于放纵犯罪。在法官定罪量刑的过程中, 将行为人犯罪所得的收益也作为量刑的因素进行考虑能够对于犯罪人作出更为适当的判决。尤其是经济犯罪中, 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本就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只有当行为人为所获得的利益付出相当或者更大的代价, 刑法的预防效果才能有所显现。最后, 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 严格适用减刑、假释等制度, 使得判处的刑罚能够得到真正的执行, 断绝某些人的投机念头。这样的措施本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德]佩特拉·维特希著, 樊文译.犯罪行为的经济学解释.载于刑事法前沿 (第五卷) [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81～91.

[2]向朝阳主编.中国刑法学教程[M].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21～22.

[3]赵秉志.于志刚.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 (5) .

[4]李可.可计算的刑法—经济学方法论视野中的刑法效益[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1～13.

[5]胡学相.量刑的基本理论研究[D].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50～61.

篇5：罪责刑

摘 要：刑法修正案九在六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需执行。”这一修改是我国对于数罪并罚的执行的细化，目的在于贯彻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处理在数罪判处了不同种自由刑情况下如何并罚的问题，但这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法条的含义进行深入剖析也就是势在必行的。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九）》；数罪并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一、刑法第六十九条存在的问题

刑法第六十九条自颁布以来经历了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和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的两次修改，刑九对其直接增加了一款为第二款，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这一款的增加也结束了学术界一直以来的争论。

而一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之间的数罪并罚学界有着以下的学说：

1.折抵论

即将不同种有期徒刑中较轻的折算为同一种较为重的刑罚，标准参照刑法第41条、第44条以及第47条的规定，再按照刑法第69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但不同种自由刑之间是否能合理的折算本来就让人质疑，例如管制刑期两日折抵羁押一日的规定是基于司法活动已对犯罪人的惩罚折抵为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管制和拘役以及有期徒刑虽然都是我国刑法中的主刑，但其在性质上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尤其是管制作为一种“限制”犯罪人自由的刑罚和作为“剥夺”犯罪人自由的拘役和有期徒刑的刑罚差别是巨大的，“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很多情况下就会构成非法拘禁等犯罪，而“限制”很多情况下却是不构成犯罪的。以二抵一只能作为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在判决中积极的折抵，会造成轻罪反而受到较重的刑罚。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要根据犯罪分子罪行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来确定刑法，让更重的刑罚适用于更重的刑责上，即罪责越重，刑罚越重。上述的做法无法做到罚当其罪，难以具有刑法上的合理性。之前的司法实践以及修正案九中都没有采取着一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理论的缺陷。

2.吸收论

即将不同种自由刑中较重的吸收较轻的刑罚，即在判处有数个自由刑时，由有期徒刑吸收拘役和管制，或者由拘役吸收管制。69条第二款的前半部分就是按照这个学说处理的，即数罪中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

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受到的刑罚应当与其罪行相适应，那么在犯罪分子明明犯有数个罪行时，却只对其中的一个罪行判处刑罚，而对其他罪行却没有相应的惩罚，必然是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且如果按照条文采取吸收原则，那么在甲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乙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时，由于拘役相对与管制是更严重的刑罚，也意味着甲的责任更大，但在执行时，甲的拘役被免除了，不再执行，而乙的管制仍需执行，导致乙受到的刑罚更重。故造成了这一局面，即罪责重的刑罚轻，罪责轻的反而刑罚重，不得不说是这一情况是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提供了量刑基准。尽管一定程度上有罪宣告就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并不能与拘役这种剥夺自由的刑罚相当。例如我国刑法中对于危险驾驶罪只规定了拘役这一主刑，那也就意味着犯罪分子在犯了其他罪行的同时犯危险驾驶罪，其危险驾驶的行为所判处的刑罚必然会被吸收。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产物，那么在犯罪分子预测到这种刑罚结果时，会不会实行起危险驾驶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对于不同种自由刑进行并罚时应当体现数罪加重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完全的吸收原则不得不说有着一定的不妥。

3.分别执行论

即将不同种的自由刑按照由重到轻的顺序依次执行，即按照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顺序来执行。69条第二款的后半部分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

二、对于这一修改的理解

关于不同种自由刑的并罚上述的各种理论本来就是充满悖论的，如果能找出一个说服所有人的方案，那么在刑法理论上就无需如此百家争鸣了。立法敢于直面争议采取折中的原则来处理不同种自由刑间并罚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来就是颇具勇气的行为。刑法修正案九之所以采取上述的修改方式，可能是基于以下原因：

1.确立评价标准

相对于没有标准，有一个统一的清晰标准无异于更有助于司法行为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法谚有：這确实非常僵硬，但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本来这一立法上的漏洞很容易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目前法官法律素质和职业素质相对差别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其判决结果差别巨大，数罪并罚的原则形同虚设，这种重定罪轻量刑的随意性才是对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最大破坏。法定刑只能使人们预测到大体的后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能使人们预测到具体的法律后果。那么如果法律没能给其一个固定的准确的并罚原则，那么这种模糊的条文必然使人们无法预测到行为的法律后果。刑九的修改正是基于此，其为法官在处理不同种自由刑并罚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来实现司法公正。

2.符合公正理念

对于第二款的前半部分，除了危险驾驶罪外，其他罪在判处拘役的同时一般也可以并处有期徒刑，法官在判处时会考虑这一条文在数罪并罚的情况下，优先判处有期徒刑。那么在这一情况下通过法官的自由判断，来将这一问题进行更灵活地解决毋庸置疑也是合理的。而对于后半部分，虽然说管制在对犯罪分子起到的监督作用很多情况下对于其从监狱过渡到社会中也是有所裨益的这种说法太过牵强，但其现实情况下作为一种对犯罪分子积极改造的刑罚其实对于犯罪分子以及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在这一情况下对其合并执行也是符合司法公正的理念。

虽然以上这些说法不能掩盖第六十九条关于不同种自由刑并罚规定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但在法律保护的利益出现冲突时，进行利益的权衡以及取舍是必须的行为。真理不是存在于孤立的个人心中，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和对话之中。立法结合实践做出这一规定，尽管这一抉择不算最好的选择，但从现在看来至少不会是最坏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版 页485.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刑法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版，页749-750.

篇6：论醉酒驾驶行为的罪责

2009年成都孙伟铭、南京张明宝醉驾肇事案的肇事者均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刑, 法院的判决理由之一是, 行为人醉酒后仍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 发生追尾事故后, 仍继续驾车高速逃逸, 说明行为人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这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对醉酒驾车行为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 一是醉驾肇事者的主观罪过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故意要求;二是醉酒驾驶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方法具有加害性”的本质特征。

首先在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是过失, 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根据刑法规定和刑法理论,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 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最低限度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不否定的态度。过失犯罪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或者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但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在醉酒驾驶案件中, 行为人虽然故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法规, 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持否定的态度。故意和过失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 而不是对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违反的心理态度。因此, 大多数的醉酒交通肇事案件的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过失, 应以交通肇事罪认定。

其次在客观方面, 醉酒驾驶也不能和危险方法画等号。根据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方法主要有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 这些危险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加害性”, 这种危险行为直接对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重大财产利益有威胁或者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结果。而醉酒驾驶的本质只是驾驶行为, 不存在“加害性”, 其对他人造成的生命、健康、重大财产利益的损失结果主要是在过失的心态下造成的。所以, 醉酒驾驶不能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画等号。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 如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泄愤等目的, 故意用醉酒驾驶的方式危害社会, 这时的醉酒驾驶行为则具有“加害性”, 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属于同一类。

因此, 将醉酒驾驶视为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醉酒人的驾驶行为本身并不存在明显的“加害性”, 这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在具有危险性的同时, 又具有明显的“加害性”的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二、醉酒驾驶肇事案件的解决途径研究

交通肇事行为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理论障碍, 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应当纵容醉酒驾车和严重超速等行为的存在, 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来遏制这些潜在的“马路杀手”呢?笔者认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以适应新形势下恶性交通肇事案件日益高发的新情况。

1、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增设“醉酒驾驶罪”。

在国外, 许多国家将醉酒驾驶作为一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韩国2009年4月1日修订的《道路交通法》第44条规定, 任何人不得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违反该项规定将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者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 对醉酒驾驶者处两年以下徒刑或十万日元以下罚金。在澳大利亚, 如果醉酒驾驶员屡教不改, 最多可以处十年有期徒刑。在瑞典, 酒精浓度超标的司机, 重者将坐牢两年。在新加坡, 酒后驾驶初犯者将罚款或长达六个月的监禁;重犯者强制监禁一年, 并处罚金三千至一万新元;累犯者的罚金为三万新元及最长十年的监禁。在加拿大, 酒后驾驶者将被处以二千加元罚款、六个月监禁, 并处吊销驾照三年, 酒后驾车引起交通事故导致他人受伤害或死亡的, 将面临最高达十四年的刑期。在墨西哥尤卡坦州, 对普通私家车驾驶员醉酒驾驶最高可以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对公共交通工具驾驶员醉酒驾驶最高可以判十年。因此, 我国刑法中也可以增设危险驾驶罪, 严重醉酒驾驶的, 但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醉酒驾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当然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精神, 对于一般的酒后驾驶行为建议不作为犯罪处理。目前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已经增加醉酒驾驶罪, 这也正反应了增加醉酒驾驶罪的必要。

2、扩大解释, 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 放宽法定刑升格的适用条件。

现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条规定存在下缺陷。首先是法定刑偏低。交通肇事罪的基础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升格后的法定刑也仅仅是三年以上七年一下有期徒刑而已。显然, 这样的刑罚不足以起震慑作用。第二, 封闭式列举法定刑升格的条件, 过于教条。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只有以下四种情形才能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升格: (1) 肇事后逃逸; (2) 造成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 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 (3) 造成死亡六人以上, 负事故同等责任; (4) 无能力赔偿额在六十万以上, 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这种唯数字论的封闭式列举使得很多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的交通肇事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

因此, 笔者建议, 可以将交通肇事罪的基础法定最高刑提高, 并适当放宽适用法定刑升格的条件, 改变目前的封闭性立法的弊端。

三、结论

经过上述的梳理, 目前我们对于高度危险驾驶行为的定性, 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加以认定和处理。单纯高度危险驾驶肇事的, 我们应依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 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 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 应当分别依照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判刑;逃逸中在道路上横冲直撞, 放任其他严重危害结果发生, 则应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这样的定性和处理, 是遵循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 是在现行刑法框架内的必然之举。对于介于交通肇事罪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行为, 增设醉酒驾驶罪。

摘要：针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频发,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 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 造成重大伤亡, 应当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但是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要件构成中存在着理论瓶颈。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将进行分析, 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醉酒驾驶,质疑,解决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刘宪权.处理高危驾车肇事案件的应然标准[J].法学, 2009, (09) .

[3]韩国新增醉酒驾驶车辆罪[J].法制日报, 2009-9-1.

[4]王生安.国外治理酒后驾驶的做法[J].人民公安, 2008, (24) .

篇7：“小人物”的罪责

1960年代，汉娜因这一罪行在法兰克福审判中受审。她在回答法官问题时说，她没有打开门锁是出于警卫的责任，不让囚犯逃跑。一个人尽忠职守，这可以解释为是一个“良心决定”，也就是个人行为的意愿或动机。其他几名受审者的律师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法官要求汉娜写字来看她的笔迹，以决定是否是她写了囚犯死亡事件报告。结果她没有写字，而是直接认了罪，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刑。

汉娜这样做是为了隐藏一个秘密——她是一个不会写字的文盲。这个秘密左右了她的一生。战时，她在工厂做工，被升迁到办公室工作，为了不暴露自己是文盲，她报名去当党卫军的集中营看管。战后，她有了一个电车售票员的工作，也是在从电车售票员被升迁到办公室工作时，因同样的原因不辞而别。让小说叙述者米高·伯格不解的是，“暴露自己是文盲，这样的小事难道比承认自己是杀人主犯更严重吗？”

汉娜由于是一个文盲而犯下了人生的大错，这是否意味着，她犯的罪行因为“无知”而成为可原谅的罪行（即使不是首犯，她仍然对300名囚犯的死亡负有责任）？惩罚一个因为讨生活而误入迷途的小人物，一个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罪犯，这是公正的吗？一个人做一件事，意愿和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做了坏事，罪过是属于意愿还是行为呢？这样的问题困惑着伯格，他说：“我不是说考虑和决定不影响行为，而是说，行为并不只是考虑或决定的结果，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

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一旦开始，便不受行为者意志的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人犯下这样的行为罪过，他也就有了免受惩罚的理由吗？他们的行为是否可以用“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用服从命令、尽忠职守来免除罪责呢？

类似的问题对于许多在其他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暴行也是适用的，因此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罪责追究问题。例如，“文革”中，在“阶级斗争”和“文攻武卫”这样的号令下，许多人手上都沾了别人的血，甚至背负着人命。又如何追究这些人的罪责？

在体制内因为“执行工作任务”而犯下的罪行，个人负有怎样的责任呢？施林克在《朗读者》里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对它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审判追究的是“谋杀”罪，而谋杀是需要有个人动机和意愿的。以动机和意愿界定谋杀阻挠了对“执行命令者”的审判。如果把谋杀只是界定为故意杀人，而不是扣动枪扳机或把人送进毒气室的话，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荒唐结论：一个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杀死一个人，他的罪行要比一个服从命令把成百上千人送进毒气室的罪更加严重。

那些在制度中作恶的人们，如果只有出主意的人才负有“谋杀”的罪责，那么岂不是整个体制中所有其他人员都可以被赦免杀人或残害之罪？法兰克福审判的重点从纳粹的制度性暴行转移到个人的残忍行为，因此受到后来历史研究者的诟病。

在纳粹的作恶机器里，那些直接开枪屠杀或扳动毒气开关的往往是最低层的人员他们是纳粹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但是，比他们阶层高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小螺丝钉，正如阿伦特说的，“就无条件服从元首的命令而言，纳粹机器里的所有人都是小螺丝钉。”

纳粹机器里的每个小螺丝钉，无论他是向下传达上司的命令，还是扣动扳机把子弹射向无辜的受害者，他是否只是在执行命令并不能改变他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罪恶后果，那就是夺走了无辜者的生命。这个个人的“罪”是从他行为的罪恶后果，而不仅仅是从是否有个人动机而来的。任何一个非故意杀人的行为，只要杀了人，就是有“罪”的。

篇8：罪责刑

2004年1月中旬, 太原市某集团公司在被告人赵某任职的银行开户并存入450万元。之后, 赵某的朋友嵇某到该支行购得这家公司支票, 并伪造了这家公司的相关印鉴和手续。被告人赵某在明知嵇某不是该公司人员情况下, 介绍其购得该公司支票。1月16日, 嵇某携带伪造的该公司支票等相关手续, 到该支行办理从这家公司账上转款至太原市某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448万元的事项时, 因主管副行长不在单位, 便由被告人赵某带领, 找到该副行长家中, 获得副行长批准转款的签字, 后款项被转走。同年3月, 转款事项被该公司发现, 并以农行太原市某支行存款纠纷一案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经迎泽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法院对被告人赵某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 于2008年4月23日对被告人赵某作出无罪判决。宣判后, 迎泽区检察院以原判适用法律不当, 原审被告赵某已构成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为由, 提出抗诉。法院于同年7月10日作出刑事裁定书, 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迎泽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1日作出对原审被告人赵某无罪的判决。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以重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原审被告人赵某已构成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为由, 再次提出抗诉。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2009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 原审被告人赵某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认为, 原审被告人赵某身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 滥用职权, 造成国有企业资产严重损失,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成立。法院作出撤销原判, 原审被告人赵某因犯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刑3年。

相关链接:

“滥用职权”是指行为人超越职权或者不正当行使职权。“职权”是指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其职务范围内处理公务的职责和权力。滥用职权的行为, 必须造成国有企业严重损失,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且损失结果的发生与滥用职权的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以案说法:

篇9：以爱的名义卷入罪责

“你有没有花多点时间想想过去？”“你是说和你？”

“不，不，我不是指和我。”“在审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过去。我从不需要。”

“现在呢？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怎么感觉不重要，我怎么想不重要，死去的无法活过来。”

“我不确定你学了什么。”“我确实学了，孩子。我学会了阅读。”

这是电影《朗读者》中的一段对话。看了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你会以为它讲的是一段男女畸恋故事。看完了整个情节，你才知道，它的确讲的是一个畸恋故事，但是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纠葛，而是两代人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罪恶与惩罚之间，仇恨与宽恕之间。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凯特•温斯莱特因为它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成为今年全球最耀眼的明星。

温斯莱特饰演的女人叫汉娜，出场时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电车售票员。偶然的机会，她和十五岁的少年迈克尔相爱了。她下班后，他回家前，二人在她简陋的居所里读书与做爱——她要他在做爱前读书给她听，从荷马史诗到俄国文学，她都听得着迷。有一天，她突然失踪了。再次相见时，他是一名法学院的学生，而她坐在审判席上。原来她是一个文盲，曾经为了找一份工作，当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名看守。

经过一段内心挣扎之后，他继续为她朗读，用录音带寄给她。而她凭着这些声音，学会了识字，并阅读了很多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籍。因为表现良好，她获得释放。他被狱警通知去接她出狱。上面那段对话，就发生在他们在监狱见面的时候。

这部电影改编自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然而，我留意到，这段对话和小说中有很大的不同。在小说中，汉娜并没有说自己怎么感觉怎么想并不重要，而是主动发表了一通意见——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不了解我，没有人晓得我是什么人，干过些什么事。你明白吗？如果没有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不过，死掉的人却可以，因为他们理解我。他们也不需要到场，如果他们真能到场的话，他们一定能理解得特别到位。在这座监狱里面，他们跟我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们每天夜里都来，也不管我要不要他们来。在审判之前，如果他们想来，我还能把他们赶走，可是到了这时⋯⋯”

也许电影的氛围不允许女主角说这么多话，也许导演和原作者的看法略有分歧。无论如何，我认为原著中的这段话非常重要。毕竟，这是整个故事中唯一的一次，汉娜谈到她对过去的看法。第二天，迈克尔如约前往监狱接汉娜出狱，却发现她在黎明时分自杀了，并留下了省出的钱要求转给一位幸存者。她为什么要自杀呢？这段话给出了答案：第一，活着的人可以审判她并不理解她，不理解她就不能要求她讲清楚；第二，她无法摆脱来自死者的梦魇，而且越来越沉重，她需要去找他们交流。

因为爱情，汉娜学会了阅读；因为阅读，她了解了历史；因为了解，她陷入了以前没有感觉到的痛苦中。对迈克尔来说，他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为阅读而愤怒，因为爱而痛苦，因为理解而宽恕。本哈德•施林克在接受访谈时说：“是爱将迈克尔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一代人的罪责之中。”

这是一个深刻的命题，它让我们联想到自己民族的历史。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下一代人，以及再下一代人，是否卷入了上(上)一代人的罪责之中，卷入了“反右”“文革”等历史阴影之中？是否感到痛苦，感到愤怒，是否需要去理解，并且需要去宽恕？在那些席卷一切的罪责之中，很多普通人也和汉娜一样，既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是具体的施害者，他们是否需要和自己、和他人、和未来去寻求和解？

很多民族都有难堪的过去，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懂得和过去告别。我想起著名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说过：“我们任何人都无权说‘让过去的事过去吧’，然后就挥手间一切就真的过去了。我们的共同经验其实恰好相反——即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地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怎样彻底解决一切呢？他给出的办法是，一方说出真相并请求原谅，一方正视痛苦并给予宽恕。

《朗读者》在这个主题中加入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原来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至亲至爱。因为爱而卷入，因为正视而痛苦，这是理解和宽恕的前提，这是文明延续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