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延安（通用8篇）
篇1：保卫延安
读《保卫延安》有感
——“读红色经典 扬革命正气”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读完一本书籍，想必大部分人是很难从头到尾地描述一遍地，留给读书人的绝大多数是一种精神回味或者是良久的反思。近来趁着公司“读红色经典，扬革命正气”活动的热潮，我也选了一本红色书籍来读，作为公司的一员，我认为此类活动意义很大，毕竟我们信仰的力量会时常薄弱，不时重拾经典也权当是给思想补补钙。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描写的是延安保卫战的长篇小说，小说塑造了彭德怀将军的形象，更主要的是通过主人公周大勇连长带领的战士来刻画整个战争中解放军战士对国家忠诚和保卫国土的决心，或许是为了一场战役在雪中跋涉，也或者是在黑夜里屏息而又紧张的等待，这样的场景无处不在。小说人物刻画形象饱满，外貌、语言、动作都细致入微，比如描写赵劲团长是这样写地“不管什么时候，他的皮带绑腿都扎得很整齐；身子挺得直铮铮的。他负过十次伤，失血多，瘦棱棱的脸有些黄。”这样的刻画让人感觉赵劲就在眼前，战争带来的伤害不止有战争过程中的死伤，更多的是战争后人们的状态。
整部小说读完了留给我最深印象的仍然是第一章中李振德和孙子拴牛在遇到敌人后的整个过程，二人听到声响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拴牛害怕的抱着爷爷，到后来爷爷被打，再到后来二人为了保护解放军，老汉带着敌人走了假路、抱着孙子从悬崖上跳了下去，整个描写过程透露着许多的压抑，回忆起描写的画面，仍然会感到内心压抑。或许是因为我自己做了母亲，对孩子心中的那份惶恐，感同身受，一声炮仗响，儿子都会吓得发抖，紧紧的抱着我。战争年代并没有什么安全感，这样的惶恐不只孩子有，老汉有，当时的百姓都有，在这样的状态下，百姓为了正义，为了解放军的安危，为了更多人民的自由，选择了牺牲。而我们在和平年代，却偶尔会忽略了这份来自国家的、来之不易的安全感。
读红色经典的时候，你的心会不由自主的沉重，因为红色在历史的记忆中本来就是沉重的颜色；黄河水翻滚依旧，延安仍旧是最具有红色纪念的地方。时至今日，或许还有些老兵在跟子子孙孙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而那些逝去的人，却永远的留在了别人的记忆里、书本里，告示着我们，不忘革命前辈，珍惜幸福，扬一身正气。
（朗读者：胡娜 作者：姜颖慧）
篇2：保卫延安
我们今天由无数革命烈士拼智斗勇，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它是无数革命烈士拼智斗勇，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生活在阳光明媚的新中国里，我们应该感到无比的荣幸，骄傲与自豪。这是我看完《保卫延安》后最大的感触。
《保卫延安》是一部中国军事文学名著，是一部只属于中国的红色经典。这部长篇小说真挚动人地描写了这次保卫延安战争中的几个著名战役，描写了彭德怀将军，描写了指战员中不少奋不顾身的英雄人物。这是一部描写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有力作品。
从作品开头起，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军队是完全以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和坚决战斗到底的精神武装了起来的，尤其是以保卫延安战争的正义性、参加这样战争的光荣感和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之下的胜利信心，以及对于敌人的无限的仇恨，武装了起来的。战士们越走近延安一步，他们也越为对于敌人的仇恨和对于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人民的民主幸福生活的神圣的正义感情所燃烧。
随着“北方，万里长城的上空，突然冲起了强大的风暴，掣起闪电，发出轰响。风暴夹着雷霆，以猛不可挡的气势，卷过森林，卷过延安周围的山岗，卷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征战过的黄河流域，向远方奔腾而去„„”的落幕，我看到了新中国的胜利。环顾四周的这份和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些人民英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已没有理由再去抱怨什么。是的，在生活中我们
还是遇到有很多的问题，但那些障碍，那些坎坷，那些失败都不算什么，它们都是纸老虎。就像弹簧一样，你弱它则强，你强它则弱，那么既是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选择自己变强呢？我们应该选择变强，我们要战胜困难，我们要开拓一条属于自己人生的解放之路，走向胜利的彼岸，去迎接那只属于我们的黎明。
作品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它真实，有气势。作者用一个连的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反映了我全体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视死解放全中国的英雄气概。作者以点写面，通过对主线的详细描写，将作品带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让读者站到一个高点上去感受这场战役。虽说是观战，却有参战的感受。作者对各个战役的描写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不仅写出了战役的面貌，还使读者明白了战争的进程。有高层领导的决策，连队战士的生活，大小战斗的组织和过程，以及根据地人民的游击战等等。最重要的是真实，即使是这么宏大的作品，从头到尾也是在描写真实，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读者从头到尾都被鼓舞着，感动着。我钦佩作者的表现力，为作者勾画出这样的历史画卷而叹服。
篇3：保卫延安
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 在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 不断培育、积累而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它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与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构筑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1]。延安, 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历史宝库, 伟大的延安精神, 是我们党和民族的强大精神动力。1998年9月10日江泽民同志为延安大学题词:“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 为科教兴国造就英才。”延安大学坚守这一指导思想, 我校不仅是延安精神理论的形成者, 又是新时期延安精神的传承者。
二、延安大学传承延安精神的途径
1. 运用独具特色的红色历史遗址,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延安十三年间共留下了500多处革命旧址, 就延安而言, 目前已建成的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革命旧址、馆藏革命文物、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数量均有不小规模。这些革命旧址具有独特性、至高性和唯一性特点, 且在全国范围内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时间宽度最广、级别最高。延安大学充分发挥这一区域优势, 积极开展各种传承延安精神的活动。
广大师生从革命事件、伟人事迹和英雄人物故事中, 现场深刻理解了格尽职守、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 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工作斗志,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品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这是对他们心灵的洗涤和净化。真实地反映了延安大学坚持用延安精神育人的光荣历史与辉煌成就。延安大学校园已成为广大师生和国内外友人学习延安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红色大学唱红歌, 爱我中华跟党走”获教育部思政司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一等奖。
延安大学筹建创办了“窑洞大学”和“泽东干部学院”, 就是依托延安大学的基地名誉 (是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大学生延安精神教育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和教育部机关党校培训基地) 和要充分发挥教育基地功能而建成的, 使得新时期的延安精神得以更好地传播和传承。
延安大学对延安精神教育的开展不仅仅是针对于本校师生, 而是同时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利用本地丰富的历史资源和人才优势, 对延安精神教育的推广做出巨大的推动作用。截至目前, 全国范围内多所院校的超过10万多名师生, 已经走进延安大学, 接受了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
2. 运用红色人文资源开创弘扬延安精神新篇章。
延安大学在校园建设方面坚持以延安精神为主题, 并依托延安特有的丰富红色人文资源, 建设形成了布局精致、独具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校园建设风格。比如人文景观就建有毛泽东题词石、郭沫若题字碑、吴玉章雕塑、江隆基纪念碑、院士浮雕墙等等;纪念性景观就建有了以延安大学校友的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办公楼和学校道路, 还有“先锋广场”, 这是为了为了纪念我们的毛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而建。这些景观的建立让校园的文化氛围浓厚, 生活、学习在强大的红色文化氛围中学生的情操必然被熏陶。
为了使延大学子更好地了解延安精神在延大血脉中的流淌, 真切感怀先辈的奋斗历程, 感受学校深厚文化底蕴, 充分激发学生努力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 延安大学重修了校史馆、陕北民俗馆和路遥文学馆“三馆”。新建的延安大学校史馆全面而形象地展示了延安大学70年的辉煌历史, 浓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等教育的历史, 充分宣扬延安大学校史馆的良好的氛围和历史文化气息。参观“三馆”已成为延安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 使他们成为延安精神的学习者。这项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广大新生的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 为他们今后努力学习、积极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传唱红色歌曲、升华延安精神。延安大学每年都要举办红歌会。红歌会吸引了广大教职工师生的广泛参与, 传唱延安大学校歌是这一活动的一大亮点。延安大学校歌由老一辈革命家作词谱写, 激昂高亢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歌词体现着延安精神的内涵本质。在重大节庆活动和新生进校延大都会组织合唱比赛, 延安大学校歌是必选曲目, 而学唱校歌也成为每一位延大学子的必修课。随着延安大学校歌及红色歌曲在红色大学的唱响, 红色歌曲所蕴含的延安精神精神和红色文化也必将在延安大学中继续传承和弘扬。
三、延安大学对延安精神的传承硕果累累
1. 延安大学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延安精神专家、学者。
传承延安精神是延安大学的必然使命, 延安大学的学者们重视对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传承创新延安精神。自建校伊始, 我校就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对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未间断。坚持把中共党史学科作为第一学科来建设, 成立了中共党史研究院、延安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 培养了一批从事延安精神研究的专家学者, 确定了党中央延安十三年与延安精神为核心的5个研究方向。涌现出刘建德、高尚斌、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等一批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界、学术界独树一帜, 享有较高声誉。这种研究从新的高度、新的视角入手, 同时赋予延安精神全新的意义, 研究成果引起了全国思想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延安精神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从这一时期开始, 全国延安精神和延安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概念、基本体系和代表性观点, 大部分是由延安大学学者和专家提出来的。充分发掘并利用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延安精神资源, 是延安大学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2. 在延安精神的熏陶下延大教职工、学子展现新风貌。
为了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延安大学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搞好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 成效显著。延安大学每年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祖国、社会、人民与我”主题演讲、“延河论坛”大学生辩论赛、“红歌会”、“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 并常年坚持主题团日活动和双休日校园文化活动以及重大纪念日、节假日开展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这些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又使广大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成为延安精神的传播者。
同时, 我校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组织青年志愿者积极开展帮贫助残、便民服务活动。节假日开展“三下乡”支援者服务活动, 多次受到国家和省上的表彰奖励。我校开展的“手拉手”活动, 为山区小学义务授课、义务讲解等均受到了好评, 见到了实效。通过实习 (见习) 、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活动, 在实践中践行延安精神, 使学生成为延安精神的践行者。
为了弘扬延安精神, 推动我校文艺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延安大学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注重文化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延大鲁艺学院师生创作的情景剧《小二黑结婚》、舞蹈《母亲黄河》、陕北说唱、秧歌剧《兄妹开荒》, 演唱经典革命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绣红旗》, 以及陕北民歌《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等, 朗诵延安大学校友、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让作品中蕴含的延安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
我校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对师生进行延安精神的教育。在现代社会中, 西方资本主义不良思想沉渣泛起, 浮躁、享乐等一些不良风气逐渐盛行, 作为具有光荣传统的高等院校, 我们就更应该以强大的精神内涵充实自己, 当好时代的中流砥柱。所以, 延安精神的教育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延安大学通过设立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子课题, 进行专题研究。并设立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大学生文化素质与延安精神教育”等课题。
四、传承延安精神, 再创新的辉煌
延安大学建校七十多年历程中, 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各类优秀人才, 他们遍布全国, 绝大部分战斗在科教文卫和工业生产第一线, 其中90%的人才已经扎根西部, 为西部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跟延安大学自身肩负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使命, 以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老区、乐于奉献”的延大精神和“立身为公, 学以致用”、“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延安大学一直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 培养合格的人才。在新的历史时期, 延安大学在巩固传统的基础上, 更是要依托教育基地和窑洞大学, 结合本校的教学特色和专业建设, 培养出传承着延安精神的基础扎实、爱岗敬业、奉公职守、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下的合格人才。
延安大学以延安精神培育人, 以红色文化感染人、鼓舞人。这样一个红色校园文化环境中的师生, 以延安大学的历史为荣, 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延安大学地处陕北这个落后的三线城市, 虽有着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 但必须与时俱进, 时时克服精神懈怠, 充分运用延安大学的优势与资源即延安精神激励师生不断前进, 创造新的辉煌。
摘要：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地域特色。延安大学从创办伊始, 至今七十多年间一直秉承着以传承延安精神为办学理念, 在日常管理中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传播红色文化, 继承和发扬长期形成的优良办学传统, 让延安大学成为延安精神活的灵魂, 赋予延安精神新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延安大学,延安精神,传承,发扬
参考文献
篇4：杜鹏程与《保卫延安》
在陕西省韩城市城西一公里处，有座山叫象山，海拔600米左右，因其形状如大象而得名。
象山顶上有座亭子，亭子西边不到20米的山坡上，是一块宁静的墓地。韩城人走到这里，心里总会升腾起一种自豪感，因为这里长眠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杜鹏程。
2009年，当电视剧《保卫延安》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时，很多人都想起了杜鹏程，想起了他那部被称为“英雄史诗”的红色经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部经典，杜鹏程曾经付出的心血，曾经获得的荣耀，以及曾经为此经受的波折和苦难。
秀才当了兵
1921年3月28日，杜鹏程出生在韩城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杜红喜。由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杜鹏程幼年只在私塾与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13岁那年就到县城一家店铺当了学徒。
韩城是有名的“文史之乡”，汉有司马迁，清有名相王杰，当地有句俗语：“上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据传明代韩城解家村有弟兄五人，三位兄长先后中了进士，两位弟弟又先后中举和选为贡生，留下“一母三进士，一举一贡生”的佳话。杜鹏程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和传说长大，立志读书成名。
1 935年，杜鹏程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好差事，到离家二十里的西庄镇学校半工半读。在这里，杜鹏程不仅学到了一些基础课程，也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1937年抗战爆发时，杜鹏程参加了一个由进步教师倡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了一名小队长，从事抗日宣传。
1 938年6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县城贴出了招生布告，杜鹏程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这是一所穷人也能上得起的学校。其实，当时招生的只是抗大的分校，杜鹏程由于年龄太小，被抗大分校选送到延安鲁迅师范学校读书。就这样，17岁的杜鹏程来到了延安，揭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
从鲁迅师范学校毕业后，杜鹏程被分配到延川县农村工作，不久又被调回延安抗大学习。在此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也有机会阅读到许多世界名著，为他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夏，杜鹏程被派到延安城关的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工作，并于次年10月入了党。
杜鹏程喜欢写作，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尝试编秧歌剧，也写了不少散文、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等，有的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段时间，他还用过“司马君”这个笔名。
1946年底，杜鹏程被调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报社所属的西北新闻社工作。半年后，他被派往前线，来到王震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成为新华社随军战地记者。
对社鹏程来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勤奋的战地记者
就在这一年，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打响了。
胡宗南指挥国民党精锐部队20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声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此时，西北野战军只有两万余人，而且装备很差。杜鹏程跟随主力部队在陕北与敌军周旋，亲历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搏斗。据杜鹏程后来回忆，在他到达部队的几个月时间里，西北野战军二纵队即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竞由原来的90多入锐减为10多人。
在此期间，杜鹏程才真正走近和熟悉了那些活生生的可亲可敬的战士们。平时，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教他们读书识字，替他们写决心书、写家信；在战场上，他们一起经受枪林弹雨，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当时就在六连，除了王老虎，还有许许多多的战士，杜鹏程都能叫上他们的名字。
战争是残酷的，杜鹏程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朝夕与共的战友倒在了自己身边：长期与他住在一起的王老虎，以及第一次见面时送给他一条新毛巾的营长黄培枢，在榆林三岔弯战斗中壮烈牺牲；有个叫许柏龄的指导员，临上战场前留给杜鹏程写给党支部和母亲的信，再也没有回来；曾经给过他很多帮助和鼓励的团参谋长李侃，也在一次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老乡的锅台上，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杜鹏程一次次含着热泪，在日记中写下了那一个个难忘的战斗场面，以及那些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的故事。几年间，他一共写下了近200万字的日记和素材，还有几十万字的各类新闻作品和剧本等。其中，他1 948年创作的歌剧《宿营》，曾被解放区的很多文工团排演，并在《群众文艺》上发表，后来还发行了单行本。
在转战延安的那几年，杜鹏程不止一次见过彭德怀，对这位神话般的“彭大将军”崇拜不已。但是，他惟一一次近距离听彭德怀讲话，则是1948年秋末在黄龙山的一间窑洞里。那天，全体前线记者聚集在窑洞中，听彭德怀讲延安保卫战的重大意义，讲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讲话中，彭德怀也谈到了他自己：“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
彭德怀的这次讲话给杜鹏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为彭老总写下了这样一段表白：陈兴允同志，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泥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它经不住一扫帚打。扫帚虽然是小物件，躺在房角里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
但是，杜鹏程绝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的命运竟与这位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浪漫情侣赴新疆
在激情燃烧的战争年代，杜鹏程还幸运地收获了浪漫的爱情。
延安保卫战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西北野战军和各路大军一起发起了大反攻。杜鹏程跟随部队向西节节推进，于1949年5月来到了获得解放的陕西武功县。
在西北农学院，部队文工团演出了由杜鹏程创作的五幕歌剧《劳动人民的子弟》，学生们看得热血沸腾。演出一结束，许多学生就踊跃报名参军，其中一位16岁的小女生也报了名。这个小女生就是在农学院附中读书的张文彬。
祖籍山东的张文彬对故乡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抗战时期，她随姐姐流落到汉中，被姐姐送入收留难童的西北儿童教养院。报名参军后，她被安排到部队文工团，接着又调到二军四师政治部工作。她当时并不知道，杜鹏程的组织关系也在四师政治部。
一个月之后的扶眉战役期间，杜鹏程与张文彬相识，并很快陷入爱河。
1 949年7月，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10月，新疆和平解放后，他随同一野一兵团司令部全体干部乘飞机由甘肃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
不久，他从部队转业，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
在迪化，杜鹏程与张文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婚第二天，夫妻俩便随同兵团二军进驻南疆重镇喀什，在一间刚接收的平房里安下了家。这间四面透风的“新房”，同时也是杜鹏程的办公室和写作间。
初到喀什，杜鹏程忙得不可开交，要筹办维文报纸，要带领记者搞社会调查，还跟随部队参加了多次追剿残匪的战斗，和战士们一起穿越沙漠、草原、戈壁。写下一篇又一篇新闻报道。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杜鹏程总是习惯性地打开那个从延安带到新疆的马褡子。马褡子里是他保存的战友的遗物，以及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记下的战地日记。睹物思人，他的眼前时时浮现出牺牲的战友们的面孔和一幕幕难忘的战斗场面，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时任二军政委、喀什军区政委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也支持杜鹏程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他对杜鹏程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书写出来，让它安慰死者，鼓励活者，教育后者。”
“英雄史诗”的诞生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杜鹏程决定下笔创作了。
可是，等到真正下了这个决心，杜鹏程才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艰巨和浩瀚的工程。“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杜鹏程后来回忆说，“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杜鹏程手头可供参考的资料除了当年的毛主席著作、战报、历次战役总结、新华社的述评与社论，就是他保存的战地日记。那时，喀什纸张奇缺，妻子张文彬就特别留心为他搜罗纸张，甚至还托人从各处收集旧报纸、标语以及老百姓糊窗户的麻纸等。为了节省着用，杜鹏程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稿纸”上写作时，总是把字写得很小。每次进出小屋，他都要从成捆的材料和废纸上跳过去，还幽默地将此比喻为“翻山越岭”。
1950年底，历时9个多月艰难创作，杜鹏程终于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的初稿。据杜鹏程自己回忆，草稿完成的当天，他倒头便睡，直至两天两夜后才睡醒。由于几天没吃东西，他便拉上几个记者一同上街吃羊肉包子，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和超常的饭量，令同事们大惊失色。有位记者过后告诉张文彬：“你家老杜可不得了，一下子吃了那么多包子，这哪儿是吃，简直是在喝油。”
初稿刚刚完成，杜鹏程就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那时，要从冰天雪地的喀什回到黄河岸边的韩城，少说也得三、四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杜鹏程近乎绝望地找到了兵团司令，没想到兵团司令竟破例让他搭乘一架可能是当时西北地区惟一的军用飞机赶到了西安。接着，他又在风雪中步行数日，才回到阔别12年的故乡。
若干年后，杜鹏程这样回忆起当时回家时的情景：“午夜，我赶到母亲住的房前，立刻就止住脚步，热泪滚滚而下!门前是平漠漠的雪，积了半尺多厚，连一个脚印也看不见。破门闭着，没有灯光，不见烟火，像一个多少年都没有人住过的小庙似的……看到这一切，什么都明白了!推门进去，只见土炕上，半边铺着一片席子，母亲就躺在上面!炕角放着一个破瓦罐，那里头放着我多年来在戎马倥偬之中，给母亲写来的一封封盖着‘军邮’戳记的书信。”
当时回家的杜鹏程身上，除了腰里的手枪，就是背上的一捆手稿。办完了母亲的丧事，他搬到了县政府的院子里去住。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手稿又修改了一遍。但是，他发现稿子还远远不能让他满意。他痛下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写， “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品。”于是，他又背起稿子，到母亲的新坟前默默告别后，返回了新疆。
此后4年间，杜鹏程九易其稿，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万字的长篇小说，继之压缩为17万宇；又把17万字改写成4075-字，再把40万字变为30多万字。“那些被我涂抹过的稿纸，可以拉一马车。”杜鹏程说，“才气横溢的人，洋洋数十万言，也许挥洒自如，视若等闲。而我却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拼命地学习和劳动，别无所长啊!”
1 953年春，总政文化部设法将杜鹏程从新疆借调到北京，让他用了一年时间，集中精力反复修改书稿，最后确定以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出版。出版之前，《解放军文艺》在1954年一、二期分别选发了其中的“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
《保卫延安》出版前后，受到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重视和肯定。冯雪峰当时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在收到素不相识的杜鹏程寄来的一份打印稿后，兴奋得夜不能眠，给杜鹏程连回两封信，约他到自己家里一谈。当得知杜鹏程只有32岁时，冯雪峰感叹地说：“还是个青年，像这样年纪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能写出描绘彭德怀将军形象的文章，真是不容易，要我写我也不一定能写出来，”，冯雪峰从总体上对这部作品做了估价：“这是一部史诗，虽然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铁流》、《水浒》及《战争与和平》那样的辉煌，但可以说这是一部史诗的初稿。”当晚他们谈到凌晨3点，第二天冯雪峰又打电话给杜鹏程，约他再谈一次。
1 954年6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初版印数达到近百万册。1 956年和1958年又两次再版，累计印数高达400余万册。一位评论家认为，“刚刚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读者，对《保卫延安》的喜爱和痴迷是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和难以体会的。可以说，这部小说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食粮。”
《保卫延安》的命运
《保卫延安》出版后，冯雪峰撰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分两期发表在当年《文艺报》上，他认为在反映人民战争方面“真正可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张文彬前不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有位学者对《保卫延安》的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这位学者的观点是：《保卫延安》还开创了我国白话战争题材小说的先河。
随着《保卫延安》的出版和畅销，杜鹏程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被调到陕西作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当选中国作协理
事。
回到陕西后，杜鹏程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历史的脚步声》，短篇小说《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等作品。其中，《在和平的日子里》被评为承上启下的力作，后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夜走灵官峡》还被选入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然而，正当这个文学新人在讴歌和庆幸人生最美好的年代时，一场厄运突然降临。
1 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批判。由于描写了彭德怀的艺术形象，杜鹏程和他的《保卫延安》自然受到牵连。《保卫延安》被明文规定停止出版发行，就地销毁，罪名是“授意为彭德怀树碑立传”。
不过，杜鹏程真正大祸临头，还是1966年以后。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杜鹏程早年曾戴过“八路”、“解放”臂章的胳膊上，被换上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早年浴血奋战过的地方，成了他被批斗的现场，不明真相的学生向他吐唾沫，抛石头……
196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题为《<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的文章。随即，全国范围内对《保卫延安》长达数年的大规模批判和围剿开始了。此时，不仅杜鹏程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他当年所在部队的许多领导和战友也为此受到冲击和审查。
最令杜鹏程痛心的是，为《保卫延安》倾注了很大心血的冯雪峰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这场浩劫中也未能幸免。1976年1月，冯雪峰在经受了一连串打击之后，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当杜鹏程得知冯雪峰逝世的消息时，追悼会已经开过10多天了。当时杜鹏程正躲在家乡“苟全性命”，他手攥着电报，独自默立崖畔，面对滔滔的黄河水，任凭热泪横流……
1978年1 2月，随着彭德怀冤案的平反，《保卫延安》及杜鹏程也恢复了名誉。1979年，《保卫延安》第4次重新出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杜鹏程将冯雪峰的评论《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了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他在重印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前行者，一个个倒下了，放下了他们的担子。我们活着的人，不管怎样渺小，还是要挑起这担子，奋然前行……”
1991年1 0月26日，杜鹏程因心脏病突发，在西安不幸逝世，享年7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张文彬没有播放哀乐，而是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为丈夫送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次年，在杜鹏程的家乡，韩城市委、市政府在风景秀丽的象山公园为其建墓立碑。碑文中写道：杜鹏程同志“是韩城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文学巨人”。
文学巨匠的身后事儿
去年，电视剧《保卫延安》播出后不久，本刊记者拨通了居住在上海的张文彬老人的电话。
“电视剧和小说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我不懂电视剧创作，不好对此做出什么评论。”张文彬老人在电话里很诚恳地说，“不过，电视剧我看了，有些地方还是很感动人的。电视剧播出后，我接到很多原部队战友和老同志打来的电话，有的甚至以前还不认识，都表示十分高兴。毕竟，这段历史是全国解放的转折点，也是新中国成立的起点。将这部作品搬上荧屏，是非常鼓舞人和感动人的大事，同时也是对老杜和这部作品的肯定。”在谈到《保卫延安》的英雄主义倾向时，张文彬老人说：“战争年代，我们不宣传英雄宣扬什么?部队是要打仗的，不当英雄怎么能打胜仗?就像我们现在宣传的拼搏精神，不想当冠军，就永远拿不到冠军。”
据张文彬老人介绍，将《保卫延安》改编成影视剧的尝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后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完成。这次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改编和拍摄，曾经征求她的意见，她很支持，并授权改编。改编和制作她没有参与，因而很多具体的情况也不了解，她只知道这部电视剧后来荣获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张文彬老人现随女儿居住在上海，有时也会回到西安小住一段时间。去年，她还到韩城看望了杜鹏程的侄子(堂兄之子)杜天海。杜鹏程是个独子，自小与伯父家的四个孩子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据记者了解，现在保存的杜鹏程故居，其实是杜鹏程堂兄院子里的一座房屋，是解放后由杜鹏程资助建起来的。“文革”期间，杜鹏程还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日前，本刊记者与张文彬老人再次通了电话，她告诉记者，“文革”时她也曾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杜鹏程的好朋友、著名作家王汶石的女儿，躲在杜鹏程的一个堂妹家，她把杜鹏程视若生命的战地日记就藏在这个堂妹家里。“那里地处山区，不用担心有人来骚扰和迫害。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个不该成为秘密的秘密。”张文彬老人感慨地说。
与杜鹏程一样，张文彬也是一生痴迷文学。“虽然没能写出特别有影响的作品，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一直朝着自己的愿望在走。”张文彬说。
其实，文学圈内的人都知道，张文彬也是个很有才情的作家，她的笔名叫“问彬”，20多年前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心祭》曾颇受好评，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残月》。她发表作品并不多，因为编辑才是她的主业。杜鹏程逝世一周年时，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经她编辑的《杜鹏程文集》。紧接着，她又将杜鹏程42万字的采访资料编辑成《战争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她在1992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推出了最新版的四卷本《杜鹏程文集》……
篇5：保卫延安读后感
要说最令人感动的文字，那便是撤出延安的一部分。听到这个消息，书中的主角儿――第一连的战士们的举动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连长周大勇开始传达信息了。描写这情景的话中，作者用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平时说话嗓门总是洪亮的…可是现在讲话喉咙里就憋了一团东西…”单单这么两三行，就生动地写出了以周大勇为代表的战士们，得知我军撤出延安的悲痛、激愤和憎恶敌人的感情。要知道他们是从山西不远万里赶来保卫延安的，刚到仅离延安八十里处，就得知我军撤出延安的消息!因此，战士们“就像听到命令一样刷地站起来”“呼哧呼哧地出气，脑子里轰轰作响”……这等感情，是一般人绝对体会不到的!
第一章第三节中，作者杜鹏程以动人的笔调，描绘了美丽的延安，然后来了一个不能不让人撕心裂肺的过渡：“可是，如今――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夜里，空旷旷的延安城躺在寒森森的黑暗里。”这一句话，写出了我军撤出延安后的冷寂和凄凉。
整本书除撤出延安外，大致分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蟠龙镇四个战役，我军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最终收复了延安。
篇6：《保卫延安》读后感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打开书的扉页，一页一页记录着抗日英雄赵一曼短暂辉煌的一生。
女战士赵一曼一生都投入在抗日战争中，她面对战士们的严刑拷打下保持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气节，赵一曼面对敌人乌黑的枪口，她没有丝毫的畏惧。她迎着敌人的枪口挺胸抬头，视死如归。她举起带着手铐的右手，高声地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年仅三十一岁的赵一曼英勇地牺牲了，但她崇高气节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赵一曼女士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让我敬佩。她是女中豪杰，她也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她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洒热血，不怕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她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给我们传播了正能量，播撒了真善美。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千千万万的像赵一曼一样的革命烈士，他们用鲜血染红了那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我想对他们说：“烈士们啊!我们会牢记你们的。如果没有你们当时的奋斗，就没有我们和平的今天!我们会带上你们的决心，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让我们唱一首英勇的赞歌，献给我们的先烈们吧!
篇7：保卫延安读后感
虽然国民党反动军队数量和装备上占都有绝对的优势，军队人数远胜于我军，可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整个战局的正确分析和英明决策，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部署和指挥，和从高级指战员到普通战士浴血奋战、誓死如归保卫党中央、保卫革命的精神，陕甘宁边区群众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和拥护让这些优势化成了“谈笑间的飞灰”。
作品中主人公周大勇的英雄形象，在一场场惨烈的战争中得以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对党、对领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伟大的革命献身精神，无不深深的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战友和群众，也深深的打动着今日的我们。
在革命队伍里，上下同心，顽强奋战。从像彭德怀这样我军的高级将领，到陈允兴、李诚、赵劲、卫毅这样精于谋划、勇于作战的军官，从周大勇、王老虎这样在一线披荆斩棘、勇猛无畏的战场风云人物，到普通的战士、炊事员，从革命老英雄李振典到一般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身上体现出来那股誓死忠于革命的精神令人感到振奋。那种直面强敌、无所畏惧的气势和气魄，让人荡气回肠，将士的献身神，令人感动，军事将领卓越的军事才能，让人无比自豪。
篇8：保卫延安：跨世纪之战
2004年6月28日，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延安市委共同举办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大厅内，400多幅历史照片、459件珍贵革命文物和两个复原场景，生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全面展示了延安精神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以及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延安精神内涵的深刻论述。
展览在首都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原定于7月13日结束的展览延长到7月15日。本刊驻京记者在对这次展览进行采访的数天中，也不止一次地“遭遇”感动，这些感动不仅来自展览现场的热烈气氛，也来自那些虽经历半个多世纪却依然能够引起参观者共鸣的珍贵展品……
饭桌上的传统与挑战
1941年5月，透过毛泽东与蒋介石招待友人的不同饭菜，有人已准确估量到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前途与命运。
此人就是率南洋华侨慰劳视察团来到延安的陈嘉庚。在杨家岭，毛泽东请陈嘉庚一起吃饭。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因为，在重庆蒋介石花800块银元宴请他，而在延安毛泽东是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他，一只鸡还是几天前群众送给毛泽东的。
当记者在展厅读到陈嘉庚先生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时，一个念头不禁跃入脑海。假如陈先生现在还能和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进一次午餐或晚餐，他又该得出怎样的结论？
从早先被媒体曝光的安徽省岳西县菖蒲镇党委书记王云生接受企业邀请喝酒醉死，到2004年7月11日新华网以《谁在“人民大厦”吃人民》为题，报道发生在革命老区广东省陆丰市人民大厦里的公款吃喝：“最高一桌吃了15万元”，3个人一顿吃了7000多元，七、八个单位一天就付款200多万元，高达数千上万的纪念品随意打入餐费……生活永远高于艺术。官场吃喝风如此之盛，也难怪成了打油诗人的好题材。据《城市晚报》报道，在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上一家刚开业的饭店门边几米高的墙壁上题着一首诗，诗云：“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饭店与革命休戚相关”、“此间小店不拒大款光临，更须公款吃喝，热烈欢迎各级公仆到此与民同乐”、“满腹油水与满嘴道德并不矛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照此调和。”
如果说这首打油诗里的幽默还能让人忍俊不禁的话，那么现实的严峻早已让我们笑不出声来。据去年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虽然近十年来中国公款吃喝占餐饮消费总额比例逐年递减，但绝对数仍居高不下：2002年中国餐饮业全行业年度营业额首次超过5000亿元，其中公款消费比例是20%，达到1000亿元。
在这股吃喝风中，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也不甘人后。去年3月13日，一篇以《穷吃，吃穷！亲历西北“狂吃”》为题的报道摆在胡锦涛总书记案头。该报道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反映一些地方“会议开幕吃，报告结束吃；安排计划吃，检查工作吃；领导来吃，领导走吃；有东西吃，没东西吃；有权当然吃，没权蹭着吃；因为吃所以穷，越是穷越要吃。”“吃得触目惊心，吃得莫名其妙，吃得心痛不已。”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也不可谓不危言耸听：“吃喝风仍如此之盛，如不有效制止，将吃掉党的优良传统，吃掉民心。”随后，中纪委等部委很快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刹住用公款大吃大喝歪风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用公款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
如果说当年的陈嘉庚从共产党人的饭桌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那么，在今天这股铺天盖地吃喝风中，我们又该敲响怎样的警钟！
如果说“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那么，对今日共产党人来说，又如何在餐桌上继承和巩固自己的优良传统，才能够使老百姓说出陈嘉庚当年说给毛泽东的那句同样的话？
当官做老爷难逃周期率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交谈时，坦率地说：“我来延安，看到这里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一片蓬勃的景象，觉得你们实行的政策是切实有效的。但我也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60多年的经历中，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总是创业之始，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成功之后就逐渐松懈腐化，难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败局，历朝历代都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显然，一个能够被人民监督的政府绝不是一个当官做老爷的政府，一个能够被人民监督的政府也必然是一个坚定实施民主路线的政府。而一个能够真正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人民利益相结合的民主型政府，则必然拥有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但在“找到”新路和“能够”真正跳出周期率之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还需要接受历史的考验。
展览中1958年11月7日，彭德怀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彭德怀说，“陕北人民是经过许多艰苦斗争的，也是非常苦的。……现在全国解放十年了，我们究竟给延安人民做了多少事情？对不对得起延安人民？你们在坐的都是延安的干部，当干部就要为人民办事情，不能当官做老爷！”
彭德怀当年的话虽是说给延安干部听，但实在值得全体共产党人都来反省，我们究竟是在当官做老爷，还是在做一个受人民群众监督，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专家指出，新行政法充分体现了规范、便民和权利保障等三个方面特点。标志着中国有关行政管理方面法律已比较完备，行政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今年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施行，更被专家解读为标志中共反腐败斗争从依靠领导人政治意愿，转移到依靠制度规范建设新阶段。
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说，中国在较长时间内基本上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这是一种权力反腐败模式。十六大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为制度反腐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中纪委特约研究员、反腐专家邵道生深刻指出，群众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主要渠道。落实党内监督机制的根本，是将监督权还给普通党员和各级群众。
对于今日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意义在于，我们所要锻造的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还是滋生一批当官做老爷的贪官污吏？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共的前途与命运将在此找到分水岭。
从“找到”新路到“能够”真正跳出周期率之间，历史的最终谜底将取决于今日中国共产党人的抉择、决心与真实努力！
雷公为什么打死人？
展览中有一则《要为老百姓着想》的小故事，在参观者当中引起共鸣。
1941年6月3日下午，在边区政府开会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同时，农民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抱怨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有人把此话告诉了毛泽东，要严惩出言不逊者。毛泽东立即进行了阻止。后来，他在党的七大上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正是这样，在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率先垂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时刻为人民利益着想，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谈话，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典范。
然而，今日最值得警惕的事实是：在“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因向总理说实话而广为人知的李昌平，却和延安“出言不逊”的农民走上截然不同的命运。李昌平含泪上书总理“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然引发了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国务院对此也十分重视，随即派干部到当地处理了有问题的干部，解决了其它问题，但事情过后，随着国务院干部返回北京不久，本应受到处分的干部又恢复原职，而李昌平却受到迫害，失去职务，被迫外出打工谋生……
雷公打死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雷公打死人了，却还不能从中找到危机的真实根源。去年“两会”期间，“三农问题”依然是代表们热烈讨论的焦点，专家指出，198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17:1，到2002年，这一比例已扩大到3.11：1。按照原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的估算，如果考虑到农民人均收入中四成是实物折抵的收入，还有两成用于预购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民每年自行支配的货币收入可能不超过1000元。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
在这一大背景下，西部地区三农问题则显得尤为严重。以1999年为例，西部地区十二个省区农民人均收入，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七个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三分之二。专家不无深刻地指出，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落后，最根本原因在于西部农村发展更为滞后，在于西部地区农民更为贫困。可以说，中国最贫困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农村地区。
当年的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找到雷公打死人的真正原因，及时纠正经济政策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心。那么，对于今天党的各级领导者来说，又如何从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中警醒并找到答案呢？
贫穷也不是延安精神
展览中我们看到，毛泽东1944年5月22日在《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文中写道：“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可以说，与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述构成历史性回应的，应该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访问后，在视察东北三省及唐山、天津等地时的一番重要论述。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可以说正是这种信念，使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在面对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时作出了内在精神高度一致的科学抉择。而这种共同的精神正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独立、富强的新生活的延安精神。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延安精神。展览中我们看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中央、毛主席率先垂范，号召并带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涌现出短短数年将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建成陕北好江南的先进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延安及陕西经济社会发展。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开的《北京在延安插队知青座谈会》上，强调延安人民要继续发扬延安精神，尽快解决温饱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中，更加关注延安。他号召全党：“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延安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江泽民担任总书记还不到三个月就来到延安。他曾先后5次来到陕西，3次到达延安，看望和慰问老区人民。1999年6月在西安，他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发展座谈会，向全党发出西部大开发伟大号令。江泽民还再三强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
今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要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在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关心支持下，延安人民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延安已经走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西部经济强市新征程。如今，石油井架遍布陕北黄土高原，延长油矿2003年实现采炼“双230吨”；陕北气田成为我国最大的整装大气田之一，已探明储量为3400亿立方米。西延铁路通车，并向北延伸到神木。延安境内惟一的高速公路，延安至安塞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退耕还林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03年底，全市退耕还林663.46万亩……
贫穷不是延安精神，贫穷也不是延安特有的标志。这也就难怪作家王蒙置身洋溢着现代城市文明气息的延安时，不仅要问自己：这是哪里？这是延安。这是延安？
是啊！这就是革命圣地，告别了贫穷的延安！
半个多月的展览在接待了42万余名参观者、并在媒体和社会各界掀起一波又一波轰动效应后缓缓谢幕。但是，在更多的人看来，这样的展览不应只是当代都市喧嚣生活的一段小插曲，而应是一次反思和行动的开始，反思我们正在面临的危机，并为摆脱这些危机找到可行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