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选10篇）

篇1：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

（二○一○）

为了认真贯彻新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扎实推进“建设平安新区，创建最平安地区”活动的深入开展，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建和谐小康社 会，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现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如下：

一、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本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工作计划，支部书记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定期听取情况汇报，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认真部署，严格检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解决的方案。

二、强化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认真落实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有效预防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健全和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机构，强化教育，服务工作，设立人口信息档案，及时反馈人口信息。成立联防巡逻队伍，日巡夜查，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及时调处矛盾纠纷

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要求，利用黑板报和宣传标语，积极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切实预防和减少青少

年违法犯罪。健全完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对各类矛盾纠纷发现、疏导、化解及时。不发生民转刑案件，减少非正常死亡，涉及到违法的及时上报。

四、坚持打防结合，开展创安活动

深入开展“建设平安新区，创建最安全地区”活动，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群防群治活动，督促群众安装防盗窗、防盗门，进一步增强的防范意识，杜绝可防性案件的发生。

五、加强民族宗教管理，创建无邪教地区

合法的民族宗教合法的民族宗教活动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但一定要加强民族宗教活动的管理，使之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从事宗教活动。创建无邪教地区活动，提高广大群众对邪教的识别能力，提高基层防范法轮功及其他邪教捣乱滋事能力，提高有效抵御邪教滋生蔓延能力。

六、健全帮教组织，落实帮教措施

建立一支由支部书记为组长，两委会成员为成员的帮教队伍，一对一地帮教刑释解教人员，使其不发生脱管、漏管和失控现象，多渠道、多形式安置就业，严格控制重新犯罪。

村党支部

村民委员会

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篇2：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计划

七角井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镇纪检委、综治办的领导和关怀下，在村两委的正确指导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广泛深入地开展平安建设为载体，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坚持不懈地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大力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切实加强基础建设，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了辖区社会稳定，切实取得实效，特制定具体工作计划：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2012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村两委领导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调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健全组织机构，明确职责，强化工作体系，单位领导切实承担起“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按照镇下发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加强各项措施，努力实现辖区各类案件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不断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真正做到打防结合，预防为主。

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签订治安目标管理责任书，半年和年终考核验收。认真执行治安例会制度，适时组织开展对辖区内突出的治安问题进行排查整治，研究解决突出的治安问题。防范措施严密有效，坚持专门机构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充分发挥村综治领导小组的作用，全面推进防范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工作机制。每季度召开一次由综治办、派出所、综治成员单位参加的工作例会，研究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工作措施，明确工作目标。

二、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今年我村在综合治理工作中，坚持以宣传教育为先导，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积极开展普法活动，完成各项普法任务，认真组织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充分利用组织学习、播放电教片、农民现代远程教育等形式，对全村党员干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在村主要街道、路口悬挂长期性的横幅标语，设立平安宣传内容的长期宣传广告牌，张贴普通宣传标语，禁毒举报箱1个，举办培训班达到两期。使镇区群众懂法、知法、守法。法制宣传覆盖率达98％以上。建立综合治理宣传月制度，认真开展今年的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重点宣传镇党委《关于在全镇深入开展平安七角井村建设的实施方案》和《不让毒品进我家》及有关法律、法规等。

三、深化“安全创建”，措施落实到位

（一）狠抓集中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

（二）进一步加强了对重点人员的监控。

（三）狠抓“三项管理”工作，严防治安隐患。层层落实重点整治工作领导责任制，明确各部门的整治责任，确保领导到位、责任到人、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实行综合治理。要求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抓好流动人口、出租房屋和废旧物品回收业管理，在开发区以整改流动人口出租房屋和小偷小摸为重点开展各项工作，做好了清查摸底工作。深入开展外来人员法制道德教育，严格落实废旧物品回收业管理措施，责任到人，有利地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废旧物品回收业进行各类盗窃、销赃活动。

（四）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单位、重点部门和要害部位的治安防范工作。

（五）全面部署，整体推进平安建设

结合我村实际，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和平安建设各项工作部署。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深入开展平安建设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专题研究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平安建设组织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大平安建设的投入力度，为深入推进平安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

七角井村委会

2012年3月10日

七角井镇2012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计划

篇3：社会转型期的城中村社会经济功能

关键词：城中村,成因,社会经济功能,继续社会化,社区公共管理

自20世纪末在我国掀起的城市化狂潮席卷了大江南北,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26.41%上升到2009年的46.6%,城市化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在城市和城市化规模空前扩张的过程中,随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城中村”就是一个典型。

一、城中村成因分析

城中村可谓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集中反映和典型代表。虽然其行政隶属关系上已经作为城市社区,却依然保留着农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究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既包括城市化扩张的客观因素,又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主观制度性因素的根本影响。

在客观上,城中村的产生与形成是我国近些年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结果。1978年到2009年,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扩张的3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期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5个,增加462个;城市化率由17.9%增加到了46.6%,提高了28.7%;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3.8万平方公里,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6.7平方米增加到28平方米。城市与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必须要有大量土地支撑以满足扩张的需求,必须要通过征收城市周边农村的耕地获得扩展的空间,于是城市近郊的农村就被高涨的城市化浪潮所席卷,实现了“城市包围农村”。城市扩张绕过了农民聚集的村落,只征收了他们的土地资源,而没有将农村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于是一个个的“孤岛”产生了。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城中村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主观上,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城中村形成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也是根本原因所在,其主要表现为:

1.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是城中村产生的核心因素。城中村作为都市里的村庄,呈现出最为典型的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种差异明显的城市内部土地二元结构。城市的扩张只能征用农民作为生产资料的耕地,不能征用农民作为生活资料的宅基地;同时政府为了避免或降低高额的征地补偿、房屋拆迁补偿、居民就业安置等成本,因此政府通常在城市规划中绕过城中村,避开农民的居住区,原来的农村就变成了“孤岛”。

意外的是,“孤岛”中的农民却因外来人口急剧涌入城市而带来了难得的获利机会。特别是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的土地价格也日益攀升,高昂的地价使处于优越地理位置的城中村聚集了雄厚的集体财富,无耕地的村民凭借其有利的区位条件在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宅基地上大量地建造房屋以供出租,并以此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城中村村民成为了新型的“租金食利阶层”。村集体开始在留用地上与房地产商合作开发商业地产和住宅,农民则在各自的宅基地上疯狂地建房。建房者在有限的宅基地上,一方面通过超高建筑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侵占公共空间来实现利益最大化。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看,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这种收入模式使得局面开始发生逆转,由原来城市排斥城中村转变为如今的城中村拒绝被城市化、市民化,经济收入的路径依赖极大地强化了城中村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性与被拆迁改造的艰难性。

2.城乡二元人口管理制度,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人为地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自计划经济时期形成、旨在抑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在当今人口自由流动的时代仍然发挥着它极大的“束缚”和“锁定”功能。城中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本应随着土地同时实现非农化,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锁定”,使得土地城市化了,村民却仍然是农民。

户籍制度迟迟未松绑,却又使得城中村的村民由边缘人群迅速转变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享受城市提供的交通、教育等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同时,仍然可以享受其他农民应有的权利,比如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计划生育、人口迁移、宅基地分配等政策,这种双福利也加强了对他们对目前现状的认同。

3.城乡二元行政管理制度,即城市行政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非农业人口户籍的人口,而农村行政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农业户籍的村民。城中村所保留的农村行政建制,由村委会从行政上进行管理,农村社区具有特殊的血缘、地缘纽带,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成为这些村庄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外壳”,作为政权组织在农村基层的延伸机构,村委会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时,常会以保护村落局部利益为取向而使政策“走样”[1]。

除了城市化推进的客观因素和制度性的主观因素以外,城中村的形成还有其历史文化原因。在我国乡村社会,宗族通常是村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族和村落重叠现象更为严重。宗族文化迟滞了从乡村聚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传统观念的文化土壤、都市环境的心理适应以及经济利益的内在牵引是都市村庄得以存续的条件。城中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居民的乡土观念较重,尤其对村落历史的认同,是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2]。农民长期形成的这种小农意识使其在住宅建设开发中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期效益,存在着短期行为和趋利心态,进而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城中村的形成和长期存在。

二、城中村诟病

近些年城中村广为人诟病,无论是政府决策部门、专家学者,还是城市居民,大多倾向于将城中村看作“问题”的聚集地,甚至被视为“城市顽疾”或“城市毒瘤”。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这几点:

(一)环境脏乱,危险频发

“城中村”是城市急剧膨胀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产生的结果,其无序化建设和发展给现代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因土地制度的城乡差异,造成“城中村”土地权属和使用混乱,加之城市地价的提高刺激了村民盖房的热情,于是在城中村内建筑密度大、土地利用率低、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屡禁不止,接吻楼、握手楼、贴面楼比比皆是。村内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缺乏,市政及公共配套设施不足,“脏、乱、差”现象严重,与城市景观极不协调。其次,村内新增建筑多为在原设计基础上加建、扩建,属违章建筑,其房屋质量令人担忧,在西安、武汉等地曾发生多起正在搭建的楼房坍塌的恶性事件。如《西安晚报》统计,2007年-2011年6月,西安全市村民自建房屋发生事故的有50起,死亡69人,直接经济损失886.1万元。村内交通狭小拥挤,道路狭窄弯曲,不能提供基本的车流道路、消防通道等公共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等灾害,消防车、救护车难以进入,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安全隐患多,危险频发,抗灾能力极低。

(二)治安严峻,管理薄弱

受经济条件限制,大部分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员多愿意选择租金较低、又接近就业地或交通便利的城中村居住。结果一方面,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造成城中村违章建筑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城中村成为村民、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混合社区,多元文化与生活方式在此交流、冲突、融合。然而社会管理的缺失和失衡使城中村成为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的重灾区,以及“脏乱差”、“黄赌毒”的代名词。在城中村内,发廊林立,赌博盛行,吸毒猖獗,黑帮肆虐,各种恶性案件不断,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更有评论将城中村比喻为“超生游击队的避风港”、“无牌游医的大本营”、“假冒伪劣产品的大作坊和大仓库”等。

(三)文化贫乏,不思进取。

脱胎于农民、又不得不进入城市生活的城中村村民缺乏文化和职业的培训,一旦失去土地优势,他们必然成为城市生活中最缺乏竞争能力的群体,这一状况使得城中村村民对未来缺乏信心。如今依靠城中村优越的地理区位,从而获得土地的征用补偿和土地房屋出租收益,致使短期内村民物质财富急速增长。传统农村文化尚未与现代城市文明接轨,私房出租的巨大收益并未带来村民素质的提高,富裕之后不思进取、不工作、不读书的现象在中青年村民中蔓延。城中村中青年村民的二元性和社会边缘性凸显,游手好闲被称为“食利阶层”和“二世祖”,村民文化素质不高、道德品质没落、法律意识淡漠使城中村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空间障碍。

三、城中村社会经济功能

城中村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多方面影响,往往我们只注意负面效应,而忽略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发挥的正功能。事实上,城中村在支撑我国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缓解由此带来的许多物质性匮乏和社会结构性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提供社会保障、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

1.村集体经济股份分红为原住民提供了较好的社会保障。

对原住民来说,城中村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生活保障。城中村的原住民文化程度低,竞争能力弱,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很有限,土地是他们保障自己现在和将来生活的最后筹码。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管理制度相联系的“村籍”分配制度,使得原住村民只要保留村籍就能享受到村集体经济的分配和收益。

城中村集体经济收益的来源主要是城市建设征地补偿,以及所拥有的集体经济。部分城中村把集体经济实行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经济财产以“股份”的形式分配给原村民,集体财产统一经营,村民按股份进行分红。例如,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有商铺、酒店、仓库、写字楼等物业20多万平方米,村集体年纯收入9 000多万元,除去税收、日常行政开支和社区公共开支之外,尚余4 000-5 000多万元用于集体分红,村民每人每年的股份分红可达万元[3]。西安市碑林区西何家村集体资产过亿元,人均每年有3 000-4 000元分红,北沙坡村年集体收入400万元,人均集体分配8 000元,集体经济收入依靠土地租赁[4]。

2.村民出租房屋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失去耕地的城中村村民不得不告别土地耕作,告别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转而寻求其他生存途径。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以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不断涌入,城中村的地理位置逐渐优化,其房屋价值日益凸显,于是纷纷在自有宅基地的基础上扩建改建房屋用于出租,最终演变为城中村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例如,西安市瓦胡同村村民的房屋80%以上是3-4层,户均租房面积300平方米,平均月房租为15元/平方米,每户村民月租金收入4 000-5 000元[4]。西安市郝家村240户平均拥有出租屋53间,房租均值122元每间,每户每月的房租收入高达6466元,收入比当地城市工薪阶层要高出许多[5]。对北京、广州、西安、天津、郑州等162个城中村的调查显示,出租房屋收入占家庭总收入30%以下、30%-60%、60%以上的各占1/3。近三年年平均出租房屋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村民占15.5%,1-2万的占25.4%,2-5万的占40%,5-10万的占14.6%,10万以上的占4.5%[3]。收入不菲的租金,加上可观的集体分红,使得即便是处于失业或无业的村民依然拥有较好的生活状态。

3.城中村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城中村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一个村内往往容纳上万人,他们对于基本的生活服务有着强烈的需求,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部分城中村村民会将自己房屋的底层改造为商铺,或自己经营或对外出租,无论经营方式如何,都将会吸纳大量人口就业。城中村内的经营种类繁多,店铺林立,如西安市郝家村的各类商铺达260多家,徐家庄有近400家,涉及商业、餐饮、娱乐、发廊、洗衣、杂货、运输、通讯、医药等各行各业,大多数是由外来人口所经营。

城中村在体制外产生的非正式经济为“准市民化”的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转变提供了社会生活保障,为准城市化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低门槛”的就业机会;城中村的非正规就业对于解决我国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无可替代且难以估量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分重视其对吸纳城市外来人口的“蓄水池”和“过滤器”的作用。

(二)缓解城市住房供需矛盾

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拥有合适的住所是每个人安心生活、努力工作的必要条件。我国的住房制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都是由政府或居民所在企事业单位提供住宅进行实物分配,保障城市居民的住宅条件,而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流动人口很少,城市住房基本供应充足。然而1992年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我国的住房制度也由计划向市场转变,逐步停止了计划性的实物分配,将住房保障工作逐步推向市场,由市场来满足不同阶层的住房消费。

鉴于市场的逐利性,市场上的商品房售价节节攀升,至今已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不少居民望楼兴叹。虽然中央政府一再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强保障性住房的配套建设,但是各地方政府积极性并不高,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加之申请保障性住房一般都受到户籍的严格限制,因此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保障性住房就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不可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得约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各级城市,与城市居民一起生活和工作。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首先要寻求一个固定住所,面对城市昂贵的房价,他们不可能通过购买商品房的途径去满足住房的需求,现实的选择是租房。鉴于他们进入城市之初,收入都不会太高,因此会选择价格低而位置又相对方便的地方,城中村就成为了首选。根据权小娟等在西安郝家村进行的调查,外来人口中,月收入500元以下者占总体的22%;500元-1 500元占到总体的70.4 %;1 500元以上者只占总体的7.7%,总体上外来人口的收入水平比较低[5]。在房租开支方面,以20平米左右为例,每月租金大约200-300元,因此他们将城中村作为居所,是经过慎重权衡比较的理性选择。郝家村原住村民约1 250人,根据其拥有的出租屋数量估算,生活在本村的外来人口数量高达25 440人,与村民比例大约是20:1,这组数据足以证明城中村较低的生活成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是何其巨大。

城中村是现代城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它为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为流动人口从乡村人向城市人转变提供了“过渡场所”,满足了外来人口和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尤其是对“打工族”来说,城中村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安身的立锥之地。

换句话说,城中村在完善城市住房体系方面功不可没,是目前较为合适可行的城市低收入人口居住模式;弥补了城市住房体系中的中低档住房供应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完善了城市住房体系。

(三)提供继续社会化的平台与缓冲带

1.经济方面,城中村提供了资金积累的平台。

无论对于城中村原住人口还是外来人口,都发挥了积极的资金积累功能。原住人口在城中村可以获得集体分红、社会保障、房租收入等,通过资金积累做好完全融入城市的准备,彻底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外来人口急剧涌入城市,一时也难以承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需要负担家庭生活开支、赡养家中老人、抚养教育子女,而他们的收入普遍不高。城中村的存在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提供了经济的住所、方便的公共服务,节省了开支,也就增加了积累。同时,城中村也降低了所在城市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企业的生产成本,为当地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可以减少城市总通勤成本和总通勤距离。在支撑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它起到了空间与社会冲突“减压阀”的重要作用。

2.文化方面,城中村缓解了城乡文化冲突。

对城市来说,城中村不仅降低了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本,起到缓冲柔和作用,又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功能,减弱了文化冲突的强度。从社会学的角度,城中村可被看作是“都市村社共同体”,它在村民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具有过渡桥梁功能,帮助实现城市化的软着陆。世代居住在农村的村民和从农村到城市的务工人员,其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的思想文化意识,并非一时能完全改变,城中村的存在为其提供一个缓冲地带。可以说,城中村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搭建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传统到现代的“时空平台”[3]。城中村也是外来打工人员——农民工从“乡村人”到“城市人”转变的学习场所。城中村成为外来人口在城市栖身、寻求精神安慰和文化生活的家园。城中村不仅解决了城市化过程中政府暂时无力解决的部分问题,使得被征用耕地的原住人口的日常生活有了保障;同时有效地防止了城乡再断裂的出现。

(四)提供社区公共管理和服务

城中村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双重特性,虽然身处城市,但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却与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仍然沿袭农村的传统制度。政府在城市实行的种种社区管理制度,无法落实到农村,所以城中村村集体不得不承担本村的公共管理,为村民和居民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服务。对上海浦东新区北蔡镇的调查显示,中界村2007年580万元可支配收入中,用于经济性公共服务18万元、社会教育卫生类公共服务51.2万元、社会福利类公共服务128万元、社会公益类公共服务26.7万元、社会奖励和帮困类公共服务30.5万元、社会基层民主类公共服务19万元,公共服务类经费支出总计273.4万元,占可配置收入的47.1%。在调查的12个村中,有5个村公共服务支出超出40%,陈桥村更是高达63.22%[6]。

实际上城中村承担了政府的部分职能,随着“城中村”居民和村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有些已经力不从心,甚至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居民和村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如2007年艾东村公共服务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高达124.78%,出现了公共财政赤字现象。日益增长的社区公共管理巨大开支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也直接导致城中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和管理低效。

四、结论

城中村虽然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客观产物,但在本质上是基于城乡二元体制得以形成与强化。尽管城中村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与城市文明不相协调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探讨城中村正面的社会经济功能,研究城中村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转变视城中村为“社会毒瘤”、“欲铲之而后快”的认识偏见,是为了寻求对城中村改造的正确途径与策略,为政府决策部门在推动和引导城中村改造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借鉴,避免简单“一刀切”、“一推了之”而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城中村改造表面属于城市规划建设的范畴,实质上是对城市不同阶层人口均衡分布的再次调整,容易造成中低收入者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进而在心理上、情绪上产生与政府的对抗。我们应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在政府、农民、外来人口、开发商等多元主体之间实现充分博弈与利益共赢,兼顾各方利益,用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城中村的改造,既要实现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又必须防止新的城中村现象出现。

参考文献

[1]张润梅.试析城中村形成的原因[J].商场现代化,2007(4):336-337.

[2]蓝宇蕴.城中村: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6):100-105.

[3]刘梦琴.村庄终结:城中村及其改造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98-103.

[4]周晓唯,杨爽,李莉.二元结构制度变迁与“城中村”改造———兼论西安市“城中村”改造[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56-61.

[5]权小娟,王红波.城中村:断裂社会的连接带———基于西安市“郝家村”的个案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1):128-132.

篇4：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关键词：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

中图分类号： F842.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23.088

现阶段我国逐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向农村经济倾斜，但是受限于多面的因素，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城市，广大农民的收入也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为严重，如何解决我国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迫在眉睫。政府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发起者及统筹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充足的资金及财政保障是发展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对此政府应承担更多的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责任。

1 政府加大对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

1.1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GDP总量及财政增速稳定，但城乡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导致城乡养老保险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政府应转变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投入力度，平衡城乡养老保险的投入差距。实施并保护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农民开拓更多的增收渠道，提高广大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以此来提升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缴费能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来的公告数据显示，年民生投入相比于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微不足道，所占比较小。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社保投入的规模，但是国家财政收入也是有限的，要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项目的支出规模，就需要适时调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1]。

1.2 不断提高养老金水平

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不符合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际需求，限定了每人每月固定的基础标准额，这虽然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众多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财政支持资金不足导致的。因此，我国财政应根据农村经济发展情况酌情加大对新农保的资金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居民老年生活水平。政府可以将原有的固定标准制改为相对标准制，以上一年度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参考标准，政府提供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18%～25%的比例，逐步提高个人缴费水平，缴费额可与年均纯收入挂钩，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养老金水平[2]，提供适度的养老保障水平。

1.3 明确各级财政主体责任

我国农村地区众多，而不同地区的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收入不同，并不适应于国家颁布的统一的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在很多农村地区，政府在实施农村养老保险时为避免出现财政责任，并未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而普遍的采取国家统一制度，这就出现了财政责任盲区[3]。针对此问题，应对各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口比例、龄段占比等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对新农保的财政支持责任，尝试根据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定位、财政收入水平等进行划分。中央财政负责统筹平衡大区域资金调配、承担兜底责任、负责基金监管；地方财政则发挥区域内平衡、农村困难群体补助和参保激励责任。

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和保障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而有些地区农村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政府受限于财力的匮乏，无力为农民提供优质的养老保障。中央作为统筹者应对不同地区间的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平衡和调配，加大对地方新农保的财政投入力度，缓解地方财力不足的困难[4]。为了能使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切实做到有效地可持续性发展，要逐步体现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责任，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投入力度。

2 完善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运营管理

2.1 扩展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渠道

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推行离不开巨额的资金保障，只有充足的资金才能补贴到新农保基金中，广大农民的养老待遇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和保障。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的划拨，养老保险基金获取渠道过窄，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采取如下方法拓宽养老保险基金获取渠道。

一是划拨国企收益。大型国有企业每年受到国家财政支持的力度最大且获益最多，建议政府将大型国有企业每年收益所得的一定比例划拨到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中，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理念；二是倡导捐赠。我国贫富差距巨大，大部分资金和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建议政府尽量倡导并开展社会捐赠渠道，利用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捐赠资金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保障，提高新农保制度的保障水平。

2.2 提高统筹层次，扩宽投资范围

统筹层次低、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是我国新农保资金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下列政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基金规模化。现阶段我国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县级统筹，这种小区域模式阻碍了新农保基金运营管理和长远发展。对此根据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新农保的实际需求将县级农保基金规模提升至区级、市级或省级，由区级、市级或省级社保部门统一管理新农保基金的投资、管理、运营等事宜，提高新农保基金的运营效率。

适度放宽投资范围。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养老金投资经验，制定养老金投资计划并予以实施，将一定比例的养老金投入资本市场，实现多元化的基金投资组合，降低货币资金风险，保证养老金能够保值或增值。

参考文献

[1] 白南生.农村劳动力流出就业对农业影响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梁坚，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探析[J].求实，2004，（05）.

[3] 尹豪.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东北亚论坛，2004（03）：18-22.

[4] 王胜今，咚新华.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及转移对策探讨[J].人口学刊，2005，（06）.

作者简介：曲聪 ，长春科技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篇5：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

一、包组干部要全面负责辖区内安全保卫工作。

二、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一般矛盾组内解决，解决不了的及时上报。

三、配合家庭、学校搞好青少年教育，保证他们健康成长。

四、认真做好“六五普法”工作，使群众基本掌握一般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懂法守法。

五、加强宗教管理，坚决打击一切邪教组织。

六、认真组织好打更巡逻。

七、抓好流动人口管理，切实帮助外出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八、认真落实平安创建的各项措施。

九、此责任书一式两份，具体内容由村综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村：

篇6：箬岭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

许村镇政府：

2010年我村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四中会议精神，巩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综治各项措施，确保我村社会，人民安居乐业。结合我村实际，特制定201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完善综合工作组织网络，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工作计划，落实各项措施。

二、加大法制宣传，深入各村民小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确保村民对各种法律知识都有所了解，做到家喻户晓。同时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确保本村不发生邪教及其分子的非法活动。

三、进一步健全防控体系，完善治安防范措施，健全

组织网络，落实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犯罪等措施，确保一方的稳定。

四、继续加大平安建设的力度，落实多项平安建设措

施，促进平安许村建设，努力营造浓厚和谐稳定的氛围。

五、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力争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的稳定。

六、加大档案资料的收集，加强信息的反馈。

送：村各支部

篇7：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012年上半年过去了。回顾半年来我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村两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五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深化实施“321”工程和“三三三”工作目标。公正廉洁执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我村综治工作与平安建设新局面，营造和谐稳定的优化村落发展环境，具体的体现在：

一、加强组织领导抓好社会管理创新，形成模式创建平台形成特色。

根据县乡综治委对我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要求。我村今年是乡树典型综治工作示范村，年初村两委和综治服务站对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根本基础性问题。经两委研究决定制定了“平安先行示范村”和“平安家庭”建设计划。组建以“蔬菜专业合作社”社会管理创新平台，专业合作社制定章程总则。为“平安先行村”创建专业合作社一互助工作模式形成家庭“三互”《信息互通、劳动互助、矛盾互化》为载体的“三互”工作机制体系。蔬菜专业合作社有128户种植地瓜800亩，朝天辣椒种植户28户种植面积200亩，还有26户种植200亩蕉芋蔬菜作物长势喜人，年底收益是可观的。“专业合作社”健全完善信息报送明确信息报送内容报送责任。做一个问题一名专业合作社理事成员《即一名村干》一抓到底。全村达到矛盾少治安秩序好，经济发展快社会和谐稳定是全方位的社会稳定建立预警机制不断完善和加强的结果。

二、加强防范措施到位，拓展平安创建领域

严密防范杜绝隐患的产生，我村是平安先行示范村尤为重要，村两委重视以“三互“工作模式，加大力度壮大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义务巡逻队增至10人。上半年全村无非法宗教，没有出现“黄赌毒”丑恶现象产生。平安创建基础务实，把“平安家庭”和“平安先行示范村”建设依照乡综治委要求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以“蔬菜专业合作社”为平台，以“三互”工作模式为载体。健全维护平安稳定专业合作社组织与个小组平安中心户长，联网联通联合巡逻防控联调联处，互联互访。为我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建立了完善工作机制和体系建设。每月召集例会4次，平安建设综治工作专题会议，服务群众，凝聚人心，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营造和谐氛围。

三、加大宣传力、度氛围浓厚、成效明显、群众满意

广泛宣传“平安建设”和综治工作氛围。半年来，在3月份综治宣传月为契机、以深化“321”工程为主题和实现“三三三”工作目标为中心。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和增强全社会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每月出一期法制宣传月刊，向群众进行法律、法规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市受教育群众达1300人/次，书写和刷新平安综治工作标语，大造平安先行示范村建设的舆论，声势大，气势大，气势足，氛围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村民学法，用法，守法扩大平安效应。村民对党和政府重视率达

以上；平安建设知晓参与率达

以上；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

以上。

总之半年来，我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两委和平安中心户长共同努力下治安秩序好，经济发展快，社会和谐稳定，下半年应继续努力做好综治工作还接市县乡年终考评检查过关而积极工作。

中共杨城村党支部

村委会

2012年

月

篇8：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二○○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

平安创建工作规划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政法会议精神，继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的工作，全力维护盘山村社会治安稳定，确保党委、政府的各项目标任务顺利进行，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结合盘山村实际，特制定盘山村二○○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平安创建工作规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及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 牢固树立“围绕中心工作抓综治，围绕大局抓综治，围绕百姓切身利益抓综治”的工作理念，继续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构建社会治安群防群治格局，全面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各项措施，“富民惠民、改善民生”，为我村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环境。

二、目标任务

1、切实做好全村安全防范工作，争创安全文明单位。

2、通过运用各种手段，着力提升综治水平，盘山村及周边治安环境得到大力整治。

3、全村村民安全意识、平安创建意识得到强化，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三、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二○○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平安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由村支部书记谢瑞海任组长，村委会主任邓宜康任副组长，村支部副书记叶虎、委员谢正应、会计谢瑞友为成员。以“小组不散，人员不减、突出重点、常抓不懈、扎实有效的搞好综合治理工作”为工作思路，突出抓好治安防范工作，健全治安保卫组织，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科学筹划、周密部署，确保创建工作达到要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村会计谢瑞友负责日常工作。

2、加强普法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工具，抓好村民的法制安全教育。规范治保人员的管理，对义务防范队伍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加强理论学习，严把“进口关”，参加护院队伍的人员要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素质过硬。

3、抓好不稳定因素大排查和民间纠纷排查调解工作。在综治工作中，要以维护稳定为目标，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及时排查和掌握不稳定因素和民间纠纷情况，处理纠纷做到“早、快、尽”，每月对村里的各类纠纷进行一次大排查活动，对不稳定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并处理好，发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到乡综治办。

4、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强化治安管理。积极配合辑庆派出所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整治”活动，搞好社会治安的专项治理，确保我村社会治安秩序。积极开展好“创安”活动，要把基

础防范的“硬件”和全村村民防范意识“软件”相结合，使全村真正安全。

5、大力开展综治、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我村对2008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目标、方针、政策要进行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全面开展“五五”普法工作，积极同乡司法所和辑庆派出所联系，适时在全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咨询活动，对在校学生和村民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全面提高学生和村民的法律法规知识，增强法律意识。

创建平安社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在上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我们将勤奋工作，锐意进取、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努力营造全村良好治安环境，为促进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篇9：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稳定暨平安创建工作

工作总结报告

2010年青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暨平安创建工作以“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有关会议精神，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加强治安防范为重点，推动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实现青菜经济快速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010年度，青菜村社会治安综治工作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村干部的共同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下，我村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今年来没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为保持这种良好发展势态，我村成立了以村主任为组长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现将今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总结如下：

一、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责任状

今年我村与4个村小组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状

二、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坚持党员、干部义务巡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群防群治活动。充分发挥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在维护社会治中的作用。切实加强群防群治队伍教育培训和规范化建设。

五、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项工作

1、强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继续实施以提高青少年法制道德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免疫工程”，以开展“除暴、治乱、扫丑、清卫章“为主要内容的校园及周边环境，“净化工程”，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爱心工程”，以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基地工程”；以开展“遵纪守法户”、“和谐平安家庭”等评选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细胞工程”，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2、强化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重点把住流入、流出两头，抓好住宿、择业两环，落实防范，打击两手，严密以出租房屋为重点的流动人口落脚点和活动场所的管理。

3、强化森林防火工作

青菜村是一个林区村，山林资源丰富，而且是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为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镇与村、村与组、组与户层层签订防火责任状，并多次强调一旦造成后果，根据法律规定，将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篇10：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排查整治工作情况

我村就这次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总体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建议。

一、要排查摸清乱源。要采取切实措施和有效形式，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大排查，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真正把问题底数摸全、摸清、摸透。

二、要突出工作重点。要重点排查高发案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领域、重点人群。重点排查违规收购废品、违规出租房屋、聚众赌博、“黑网吧”、“黑诊所”、“黑车”等突出治安问题，并逐一进行登记造册，建立工作台帐。

三、要明确治乱原则。主要把握好四个原则：一是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原则。人民群众是治安的最大受益者，也理应成为最大的参与者。要加大宣传动员力度，打一场人民战争。二是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原则。三是与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在排查整治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政组织作用，把治乱与治“瘫”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基层党政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四是整治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整治中总结经验教训，创新“打防管控”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确保收到长期效果。

四、要制定针对措施。主要在“六个字”上用力：第一是“排”。“排”是基础和前提，要全面排查和查找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矛盾纠纷和治安隐患的根源。第二是“调”。按照“一人多岗、一岗多责”的原则，整合力量，着力建立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

机结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机制，努力从源头上化解和减少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第三是“防”。要在排查整治工作中，督促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单位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组织群防群治队伍，围绕案件高发的重点部位、场所、路段和城乡结合部，开展街头路面巡查、盘查，大力推广可为用户提供防抢、防盗、防火、防危机事态紧急求助的经济适用、防范效果好的物防和技防设施。第四是“管”。重点是建好流动人口协管站，积极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新模式，搞好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及有现实危害和暴力恐怖倾向的高危人群等重点人员的信息采集、录入等工作，实现“人”的管理信息化、常态化。第五是“教”。强化安全防范和法律常识的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营造浓厚的排查整治工作氛围。第六是“打”。要保证充足的警力投入到排查整治工作，加大对现行违法犯罪案件的侦破力度，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通过打击改善治安状况。

五、要建好长效机制。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针对排查整治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

题，解剖典型案件，发现规律，找准对策，边排查、边整治、边建设，尽快完善联排联治、治安防范、矛盾化解、特殊人群教育管理等长效工作机制，以巩固整治成果，达到整治一区、稳定一方，长治久安、促进发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