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

特权（精选6篇）

篇1：特权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浅析

党的十八大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一个重大课题，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与党的宗旨格格不入，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总书记关于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阐述来理解，特权应该是相对于普通权力而言的，它既包含正当的职权和基于正义的特殊权利（比如军队司法等强制权、给弱势群体的特殊保障权等），也包含不正当的法外特权等现象。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应该是指党员和领导干部、各级党政机关获取和实现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的私利和不正当权力而产生的思想和行为。

其具体包涵以下几个方面属性：一是权势性。产生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首先必须拥有权力或势力，因此多发生在权力职位、特殊行业等；二是特殊性。超越法律政策规定和工作职权，突破规范和规则，搞特殊化。就是不守纪律、不守规则；三是排他性。自己可以超越突破、不受限制，别人不允许，坚持双重标准；四是局限

性。特权也有一定适用条件，在一定的范围内（自己说了算的地域、一亩三分地），或针对一定的对象（对其有影响、起作用的人群）发挥效力；五是传染性。特权具有示范性和传染性，上行下效，扩散、蔓延速度快，影响性和破坏性较大。

特权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言代法，搞“一言堂”、办事潜规则，说情找关系、违规开“绿灯”、乱办事等；二是以权压法，一些执法部门权不畏法，执法犯法、随意执法，一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严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是徇私枉法，利用手中的权力谋财、谋事、谋官、谋色，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

当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必将导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严重腐蚀社会风气，严重干扰社会公平正义，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其危害后果极大，必须坚决反对、克服和治理。而造成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诱发因素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错位，缺乏自省自律，加之监督制度机制的缺位，因而使权力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任意“奔驰”。

而在系统内部加强和完善惩防体系建设是有效阻拦特权思想的屏障。因而，加强和完善惩治腐败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一是要构建警示教育长效机制。以抓好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为重点，引导大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及群众观。通过专项、系统培训和党校学习等形式，按职级的不同分别组织领导干部定期接受

反腐倡廉专题教育，认真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抓住行政体制改革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努力寻找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和治理腐败的方法和途径。定时间、定内容、定效果，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系制度，编发廉政警言，开辟廉政建设专栏，制做警示短信，真正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教育。

二是建立和完善监督制度。突出重点问题，抓主要环节的督察；抓住案费证照、执法办案、窗口服务等环节及“吃拿卡要”问题进行重点督察，围绕国家局“禁令”以及上级局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要求进行重点督察。突出重点岗位，狠抓勤政督察。抓住窗口单位及个别工作人员容易存在的服务态度差、工作效率低等问题进行暗访督察。突出焦点问题，进行跟踪督察。把市场准入是否严格把关，案件处罚是否实行罚缴分离，收取规费是否实行收缴，分离等作为督察的重点。特别是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大额资金审批和使用等重大事项，都要实行定期报告制度。同时，要坚决落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相关规定，改进对领导干部公务活动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行使情况的监督，尽力减少领导干部不当行使权力的空间和条件。

三是要确保纪检监察的相对独立性。尽快推行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对于同级党委的领导职责可以限定在“确立监督指导思想和原则”、“保证监督方向”“提出监督总体目标和阶段性任务”“检查监督工作”等层面上，使其无法对纪检监察的具体监督活动进行随意干涉，纪检监察员甚至可推行委派制，由上级委派作

风端正品德优良敢于较真的纪检监察员。上级纪检监察部门要明确限定在业务领导、党规党纪领导层面，指导下级纪委开展监督活动。要积极探索同级党委与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共同领导的协调机制，加强沟通，同时可实行委派工作组暗访等多种形式，防止“双重领导”流于形式。

四是构建制度保障体系。“制度管人，程序管事”，大大加强了纪检监察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建设，的服务质量明显提升。该局在执法程序上，成立案审委员会，严格把关，解决了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源头上解决了办人情案情况发生。在管理方面，完善干部行为规范，做到人人有准则，事事有章法。在执法方面，实现“阳光执法”。在服务方面，完善岗位礼仪行为规范，打造广大人民群众放心的品牌。在形象方面，建立了定期请示汇报等沟通机制，让社会公众走近，认识，了解，提高部门的知名度和社会公信度。实施监察一月一巡查、一通报制，将系统内在编在岗行政执法人员纳入巡查对象，将执法活动和落实各级各项制度及社会圈、生活圈纳入巡查范围；实行了定期、专项、暗访、走访等巡查；从而形成“六化”即：职责具体化、工作程序化、管理制度化、服务标准化、政务公开化、设施规范化。

五是建立定向监督、反馈的奖惩机制。开展面对面执法监察和向社会发放征求意见函、聘请监督员等形式，监督人员的执法行为和社会行为。自觉增强反腐能力。只有从思想、制度、惩治上建立起全方位预防和打击腐败行为体系，在党员干部中形成一种“不

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良好氛围。使每名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做到“不想”腐败，最关键的就是要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其头脑，学会正确对待权与民、权与法、权与责之间的关系，清醒认识到权是为民所用，而不是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利益的；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行使，超越法律行使是要承担责任。从制度上保证其“不能”腐败，关键是要从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和建设及时、有效的监督机制上下功夫。从惩治上威慑其“不敢”腐败，就是要借此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当前要加重对各种腐败行为的经济处罚，使腐败分子在加大违法犯罪行政、刑事成本的同时也加大经济成本，从而抑制腐败分子通过腐败行为获利的想法。

六是尽快构建惩防体系。建立惩防体系这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目的是遏制与预防腐败，使之达到最低限度，当前面临大要案高发的严峻形势，这是治本之策。各地考虑制定符合机关的实际惩防体系。坚持科学发展观，忠实履行职责。用发展思路、改革办法防范目前存在某些不良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甚至腐败行为。当前要针对实际，在干部选拔任用、行政执法、行政审批、工程项目建设、政府采购五大领域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加以防范。以前易出问题的证照案费也已转化为案费证照，坚决查处党员领导干部中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腐败行为，做到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刑事处罚和经济处罚四管齐下，采取严厉措施加以解决上述问题。同时要以健全审批制度为突破口，大力改革审批制度，把规范审批权力的行使作为强化权力制约的重点，坚决取消

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审批事项；需要保留的行政审批权也要进行分解，完善审批方式，规范审批程序，加强后续监管，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和监控机制，防患于未然。只要这样才能保持先进性，从而最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七是构建目标考核体系。要严格明确职权范围及其责任，严格规范权力的运行程序以及严格控制、限制权力的行使。对党员和领导干部实行“双述双评”制度，坚持“党员和领导干部每年向党组和群众述职，群众评廉，组织考廉”相结合，增强廉政绩效考评的群众性；采取“三卡”告勉制度，即：提醒谈话通知卡、警示告知卡、限期整改督促卡。对严重违法违纪人员，采取个人检讨、组织查处、系统内通报或移送司法机关等措施，切实起到了警示一人，教育一片的作用。当前乱收费、狠罚款伤害了老百姓的感情、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深层次原因在队伍，在清理执法队伍中我们要把不具备执法资格人员坚决清理下来，清理过去，发现隐患，杜绝不再犯。同时要建立完善干部廉政档案，党员廉政档案，党员干部廉政档案，实行了经济收入申报制；建立细化的目标化考核制度；建立“廉洁从政”双向积分档案制，强调内外结合；通过对日常工作、鼓励性工作、禁止性工作采取计分这一措施，使系统内工作人员工作紧迫感、危机感明显增强，形成人人思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人人倡廉的廉政建设氛围。

篇2：特权

一是公车私用现象。（公务用车原本是作为领导干部行使职务时的`代步工具。但目前，公车私用现象严重。我们在各种媒体，屡屡可以看到针对公车接送子女上学及节假日风景名胜区出现公车拥堵现象的报道。 二是超编超标配备使用公车。根据中纪委规定，副省级以上干部才可配备专车。但目前，许多单位副科级干部都有专车。）

二是公务接待超标准。（公务接待在公务活动中本不可避免。但是，公务接待明显超标，成为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的一种重要表现。二是把超标招待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为单位以后的工作打下铺垫。）

三是公务送礼。为了争取一个项目或是一项名誉，或多或少都要送礼。礼物也越来越贵重。

根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强，对职权的认识不清。职权是一种公权力，是用来管理公共事务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他更重要的是职责，而不是一种待遇。

危害：特权现象是诱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也是影响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阻力，危害甚大。

一是破坏党群干群关系。 耍特权对群众感情的伤害、对党的威信的损害，都是非常严重的。

二是腐蚀社会良好风气。特权现象导致追逐权力成为社会时尚，败坏了社会道德，污染了社会风气。

三是干扰社会公平正义。

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治理建议

（坚持廉政教育为先导、健全制度为重点、强化监督为保证、加大惩处为手段，通过标本兼治，逐步清除特权现象。）

首先要强化宗旨观念。 结合现在开展的“一创双优”活动，强化公职人员的宗旨观念和服务意识。

其次，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是加强廉政教育。坚持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典型示范与反面警示相结合，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四是强化监督查处。 对存在特权现象的党员干部要加强教育，严肃查处，杜绝特权现象发生。

篇3：特权

顾名思义, 所谓特权, 就是存在于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工作职权之外的特殊权力, 换言之, 特权是建立在权力或权利不平等基础之上的。

现阶段, 特权表现为各种以权为本、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谋私等现象, 以权谋私或权力寻租是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集中表现。

一是以权为本。一些握有公权者在思想意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 抛弃了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的执政宗旨, “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封建腐朽思想严重, 唯官是图, 唯我独尊。思想感情疏离群众, 说话办事脱离群众, 习惯于对人民群众趾高气扬, 发号施令。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 为政冷血, 缺乏人性关怀, 总是站在强势利益集团一边, 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如草芥。

二是以权代法。一些握有公权者总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不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放在眼里, 擅长用手中权力搞一言堂和家长制, 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处理日常工作问题时, 喜欢利用职权以授意、指令等方式干扰和影响行政管理或司法活动。

三是以权压法。一些握有公权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权力越位, 漠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说话办事不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经常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去挑战法律权威, 干预正常的行政和司法活动。

四是以权谋私。一些握有公权者违反各项制度规定, 或把权力商品化, 或非法介入市场经济活动, 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 包括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娱乐;接受或索取与职权有关的单位或个人财物;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友经商谋利提供便利条件, 等等。

特权与权力寻租往往是结伴而行的。各种以权为本、以权代法或以权压法等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最终归宿必然是公共权力被物化并逐渐私有化、家族化, 成为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和筹码。

一是“一把手”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相关制度约束严重不足。现行体制下, 许多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 在其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大权独揽, 一言堂、家长制现象比较普遍。而制度上对一把手往往是内部监督讲得多, 外部制约讲得少, 以致涉及“一把手”的腐败违纪案件比例不断增多。

二是实权岗位和要害部门权力寻租高发, 体制机制性腐败严重。在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指挥棒下, 一些政府部门和经济行业的官员借机把手中职权与经济资源结合在一起, 催生严重的体制机制性腐败。

三是群体性、有组织的权力寻租多发, 特权腐败的利益同盟日渐增多。根据统计数据, 群体腐败涉案人数近年来占比明显提高, 往往一案涉及多人、多个部门, 案中有案, 串通作案, 组织作案, 形成特权贪腐的群体利益链条。

四是权力寻租广泛存在于干部队伍中, 特权腐败现象开始具有普遍性。从近年来被立案查处人员的岗位职级来看, 腐败违纪人员在各职级人员中都有所发生, 且其比例按职级从高到低、人员从少到多呈现均匀递增态势。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几乎全军覆没。

五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惩治权力寻租阻力大。相当多的干部群众价值观念混乱、廉洁意识淡薄, 对社会上的贪腐之风习以为常, 还经常扮演助虐者的角色, 如主动行贿;人民群众在反对特权腐败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还未得到充分尊重和落实;在反腐参与渠道、方法及对当事人的保护等方面, 还缺少完善的制度性保障。

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在转型阶段,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之所以表现得特别突出, 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观念原因。一些握有公权者缺乏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 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严重, 喜欢讲面子, 耍权威, 摆官架, 热衷于特殊地位和特殊待遇。二是利益原因。市场经济规则还不够完善, 权力商品化比较普遍, 受利益驱动, 一些握有公权者忘记了人民公仆的身份, 私欲膨胀, 千方百计利用手中职权搞特殊, 用特殊化的权力侵占公共利益。三是体制原因。权力设置过分集中, 结构配置不合理, 权力对市场干预过多, 使一些掌握重要岗位的人控制了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 公共权力变成了个人或小集团的谋利工具。四是监管原因。监督机制不完善, 监管措施不得力, 尤其是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监管不到位, 导致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越出制度边界, 造成公共权力失衡滥用。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如果不加治理, 任其蔓延, 会直接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 最终会动摇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

首先,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毒害社会道德风气的祸首。一些握有公权者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作为资本, 肆无忌惮地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 特权腐败已经成为他们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这给社会其他群体提供了极坏的示范效应, 助长了权力崇拜, 催生了贪污腐败之风, 导致整个社会法制规范失效, 道德底线失守, 各种潜规则盛行, 严重腐蚀了社会的良好风气。

其次,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诱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一些握有公权者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谋私, 严重干扰了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常运行, 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加剧了社会不公和人民群众的不平等感受。而特权阶层严重的贪腐行为也往往会刺激社会的不满情绪, 不断积聚各种民怨和暴戾之气, 一旦超出一定的限度, 必然导致部分人心态失衡, 进而演化出激烈的社会冲突和动乱。

再次,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妨碍社会进步发展的阻力。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集中表现为权力寻租, 而权力寻租本身并不创造任何新的社会财富, 只是纯粹的财富转移活动, 在转移过程中, 用于寻租和反寻租所耗费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对社会发展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更严重的是, 这种财富转移活动通常伴随着强势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侵犯和掠夺, 从而加剧了阶层固化、利益固化的矛盾。而特权阶层为了维持原有既得利益格局, 会不惜代价阻止任何体制机制变革, 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发展。

三、行动路线:把权力关进牢笼, 让权利回归社会

(一) 以民主法治机制为根本, 规范党和政府的执政行为, 铲除权力寻租根源

一是规范党的执政行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自觉接受法律约束, 带头遵法守法, 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党要支持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 支持企业自主行使独立的生产权和经营权, 自觉消除长期以来党政、党企不分, 权力过分集中的陋习。

二是政府要依法行政。政府施政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 任何影响民众、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和义务的决定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作依据。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平等对待所有管理对象, 不偏不倚。建立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行政决策机制, 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依法决策。

三是切实推进司法公正。要真正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 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要充分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法律精神。公安、检察、审判等机关应当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 公开职权范围、办案程序等事项, 规范执法行为,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扩大和规范司法公开的事项和内容,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 以公开透明机制为基础, 推动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闭权力寻租空间

一是推进政务公开。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核心是决策公开, 要规范政府决策流程, 最大限度地公开决策内容、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公开听证制度、社会公示制度、民主咨询制度、新闻发布制度等, 提高政府网站、官方微博等信息新渠道的利用率, 将政务公开扩展到包括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办事指南、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以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等在内的社会普遍关注的内容上。

二是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全面清理和精简行政审批事项, 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加大政府放权力度, 积极向社会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 向基层政府下放审批权限, 强化行政审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三是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不断强化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的市场机制建设, 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市场的根本性作用, 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在土地使用权和矿产开发权出让、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和产权交易以及各类公共工程承包经营权、城镇公用事业领域特许经营权等方面, 全面引入竞争机制。

(三) 以监督制衡机制为核心, 合理配置和有效制约权力, 把权力寻租关进制度笼子

一是建立科学的授权机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领导干部产生方式, 在考察、培养、选拔、委任、晋升、处分等环节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 在更大范围和领域选贤任能。领导干部选任过程公开透明, 引入候选人竞争机制, 并更加注重民意反映。积极创造条件, 稳步推进和扩大领导干部民主选举范围和层次。

二是建立合理的分权机制。合理编制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的运行流程、使用权限和职权范围, 突出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制约机制。处理好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关系, 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 努力形成相互制衡、分工负责、协调有序的权力结构。完善党委民主决策机制, 建立科学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保证权力主体在规则内活动。

三是建立有效的监控机制。第一, 加强党内监督。不断增强纪检监察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 建设一支精通业务的复合人才队伍。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 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大力发展党内民主, 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政治生态环境。第二, 强化人大监督。要督促政府依法行政, 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督促司法机关依法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方面的案件。落实人大对政府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职能, 强化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权和最终批准权。第三, 支持审计监督。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支持和保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开展监督。第四, 健全司法监督。加强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监督, 加大惩治特权腐败犯罪案件力度。

四是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的制约监督。对行政审批、招标投标、土地出让、金融证券、财政资金、国企改制及公共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干部人事、司法等容易产生滥用权力和腐败的领域和环节, 建立有针对性的工作流程、民主评议制度、社会监控机制、风险预警机制等。严格执行重点部门、重点岗位人员定期轮岗制度。

(四) 以问责惩治机制为关键, 约束权力主体职权行为, 给权力寻租戴上紧箍咒

一是强化“一把手”约束机制。建立健全“一把手”任职期限和任职回避等制度。“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等重要部门, 对涉及重大事项决策、重大项目建设、重要人事任免、重大事件处置及大额资金使用等问题, 一律提交集体研究决策, 杜绝“一言堂”现象。完善“一把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先审后任, 先审后离。完善“一把手”述廉考评制度, 鼓励干部、群众实名举报。落实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细化“一把手”家庭财产报告制度。

二是加快推进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要正视社会呼声, 借鉴国际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做法, 加快制订和细化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的改革方案, 把住房、投资、收入来源、出国情况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列入报告内容, 并从内部申报逐步转向外部公示。加强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的技术体系和诚信体系建设, 对自报信息进行独立性核查并及时公布于众。

三是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范, 领导干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不得在本单位外的经济实体等组织中兼职和领取报酬;不得在涉及录用、调动、提任、奖惩等事项及涉及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协调、物资资金调配等事项时, 利用职权施加影响。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不得在其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有利益冲突的经办商业、企业、中介服务等经济活动。

四是规范职务消费。健全职务消费管理制度, 细化支出项目, 强化财政和审计监督, 消除职务消费不透明现象。完善干部业绩考核体制, 探索把职务消费成本列入考核内容, 探索开展职务消费货币化、实名制、包干制。加快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职务消费社会化、市场化。监察机关对职务消费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及时发现, 严肃处理。

五是加大问责究罪力度。改革干部考核体制, 把群众廉政评价作为考核、问责干部的重要标准。建立重大特权腐败案件“一把手”问责制度, 凡发生重大特权腐败案件的部门主要领导要引咎辞职。对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当利益, 损害群众利益的特权腐败案件, 要加快严肃查办, 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权腐败行为要依法严惩, 不允许出现反腐禁区。

(五) 以多元共治机制为补充, 充分赋权于社会, 把权力寻租置于大众监督之下

一是增强民主党派监督能力。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 将人民政协的监督功能纳入制度化轨道。推广、扩大政协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公共事业等单位担任执法监督员、廉政监督员、行风监督员等做法, 发挥这些特约监督员在防止权力寻租中的作用。进一步畅通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途径, 增加民主党派在政府部门担任实职的机会, 增强其监督能力。

二是拓宽民间团体监督渠道。发挥各类社团组织、专业中介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 拓宽对政府施政行为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 促进企业建立自律机制, 预防腐败和商业贿赂。有序发展非营利性的民间反腐组织、反腐网站等, 发挥社会力量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作用。

三是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尖兵作用。赋予新闻舆论监督以合法性, 充分保障新闻媒体以合法手段调查特权腐败事实并公开报道的权利。鼓励新闻舆论单位和新闻工作者运用各种新闻舆论手段, 及时发现和揭露特权腐败行为。

四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切实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拓宽监督渠道, 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利。完善群众投诉举报制度, 健全举报人保护制度和投诉结果回复制度, 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对滥用权力打击报复行为要从严惩处。不断改善网络反腐技术条件, 优化群众监督的制度环境, 建立和完善有关反腐信息公开制度。

(六) 以文化内化机制为支撑, 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让权力寻租无处容身

一是提升领导干部从政道德水平。强化领导干部的宗旨观念, 重点加强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教育, 从思想深处铲除特权思想。树立群众路线观点, 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 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和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通过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先进典型示范与反面典型警示相结合, 增进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二是培育民众廉洁理念。特权腐败现象与民众的廉洁道德观紧密相联, 民风和社会风气不正往往是特权腐败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社会基础。要从学生教育抓起, 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使廉洁、诚信、守法等道德意识从小在学生头脑中扎根, 并融入行动中。在经济活动中, 要提倡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廉洁经营。在社区建设中, 要把廉政文化融入到社区文化建设和社区各项活动之中, 增强群众的廉洁、诚信、守法意识。在公共事务活动中, 要主动培育民众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各项公共活动, 破除权力崇拜心理。

篇4：那些本无特权的“特权车牌”

每隔一段时间，公安部就会开展围绕车牌的专项整治。从8月20日开始，新一轮的整治又来了，这次的重点之一是严查套牌车。

以往，套牌车主的最爱，就是套上一只黑色牌照，或者O号车牌，因为它们看起来有一定的道路通行特权。黑牌车在许多人眼中代表着财力与海外关系，O号车牌则是权力与政府关系的名片，但其实官方文件从未赋予它们任何“特权”。

狐假虎威的黑色牌照

黑色车牌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当时由于极力引进外商投资的需要，不仅给予外商购置汽车高额免税额度，而且面向外企（包括港澳台企业）发放了一种黑底白字白框的牌照。外国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外籍人士以私人名义购买的车辆，也悬挂上这种特殊牌照。

区分的用意在于，可方便路面交警快速识别这些车辆的身份，以防止外籍人士进入不能进入的领域。1980年代，即使是在北京周边，也分布着不少外国人免进的标识。

官方文件并没有赋予黑牌其他任何含义。不过在实际运作中，黑色牌照的成色，却逐渐悄悄加深。在一些渴望获得外资的县市，交管部门大开绿灯，指令对悬挂黑牌的外商汽车不实行严格管理，甚至允许他们闯红灯。《IT时代周刊》报道说，1990年北京一家建筑公司打算承揽外省的一项工程，但由于公司规模较小，碰壁未果。稍后这家公司从一家外企借来一辆黑牌车前往，对方态度180度大转弯，不但重要领导亲自出面接见，还将部分工程交给了这家建筑公司。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到2005年全国只有8%的地区不许外国人进入。与此同时，对于何时终结外商“超国民待遇”的讨论，又此起彼伏。至2007年底，各地交管局车管所根据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标准，陆续宣布在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以及外资独资企业，申请机动车号牌时不再核发黑色号牌，改为普通蓝色民用号牌。

现在，在北京街头匆匆开过的汽车，如果牌照是以“京LB”打头，就是已经完成“黑转蓝”的黑牌车。从黑牌换成蓝牌，名义上的特权，从来没有落在官方纸面上，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特权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过程。

“京警”、“京O”有区别

O号车牌的替换轨迹，与黑牌车相似，但也有所不同。1995年之前，各地公安机关采用的车牌系GA牌照，这种车牌存在的时间非常短，从1987年12月启用，到1995年1月废止，只有7年。

篇5：特权

摘要：证人特权，也称作保密特权、拒绝作证的特权。享有权利者，可以免除出庭作证和就特权事项提供证明，可以制止他人揭示特权范围内的情况。尽管从其政策性考虑亦有不同的赞成与反对意见，但西方各国的立法不同程度规定了拒证权，甚至有些国家将其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目前，我国刑事司法资源有限、侦查手段落后以及侦查能力低下，加之法官自由裁判证据的条件不成熟，拒证权的享有主体不应划分太宽。

证人特权(Testamentary Privileges)也称作保密特权、拒绝作证的特权，是英美普通法上一项传统的证据规则，享有证据特权的人可以拒绝提供证言或阻止他人提供证明。具体是指当证人因负有义务被强迫向法庭作证时，同时为保护特定的关系、私利益，赋予证人中的一些人因特殊情形而享有在诉讼中拒绝提供证据的一种特殊权利。建立特权规则的目的，旨在保护特定关系和利益，这些关系或利益比从社会考虑有关证人可能提供的证言更为重要。享有特权者，可以免除出庭作证和就特权事项提供证明，可以制止他人揭示特权范围内的情况。

强迫作证和拒证权是证人适格性的两个方面。强迫证人作证是基于证人应当履行国家义务的理念，拒证权是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益的保障的综合考虑而设置的相应的特权规则。拒证权的成长由来悠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尽管从其政策性考虑亦有不同的赞成与反对意见，但西方各国的立法不同程度规定了拒证权，甚至有些国家将其作为一项宪法原则。

一、国外证人特权相关立法

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拒绝强迫自证其罪(self-incrimination)权利来源于英国的李尔本案件。1637年，约翰•李尔本被指控印刷出版了煽动性书籍，王室特设法庭强迫其宣誓作证，李尔本在英国国会痛陈厉害，要求国会立法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而被国会采纳。自此，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在立法上得以确立。1789年的美国宪法把该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如下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象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确定为一项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2]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本国诉讼制度中确立了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或者同类权利、规则。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证人无义务就他可能因之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作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每个证人均可以对如果回答后有可能给自己、给第52条第一款所列亲属成员中一员造成因为犯罪行为、违反秩序行为而受到追诉危险的那些问题，拒绝予以回答„„”《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任何人可以拒绝提供使自己受到刑事追诉或者受到有罪判决的证言。

2、婚姻关系特权

在英美法系里，婚姻关系特权包括两类：一是证据特权;二是婚姻交流的特权。证据特权是适用于所有交流的拒绝作证之特权，不论是婚前交流，还是婚姻存续期间的交流，这些保密交流的公开开示将有损于婚姻，但惟有配偶被要求作证时方得原因该证据特权。婚姻交流的特权，配偶任何一方皆可援引，但仅限于婚姻存续期间所作的交流。

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婚姻关系特权进一步扩大至近亲属。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一)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1.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存在;3.现在或者曾

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7条也规定配偶、近亲之间可拒绝作证。

3、职业秘密特权

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对因其业务而得知的他人秘密，有权拒绝作证。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牧师、律师、医师及他们的辅助人员和定期刊发的新闻杂志等报道机构的发行人、编辑、印刷人等，均可对其职业秘密拒绝作证。美国的普通法和特定法规定律师对于当事人、医生及心理治疗人员对于病人、神职人员对于忏悔者、记者对于信息来源等因其业务得知的他人秘密，有证言特免权。[3]英国等对此也作出了类似规定。

4、公共利益保密特权

所谓公共利益保密特权，是指司法裁决和仲裁裁决的理由、评议和法官、仲裁员准备的文件，禁止作为证据，但已公布的裁决理由可以运用或采纳为证据;二是指如果保护涉及国家事项的信息、文件隐私或机密的公共利益高于采纳其作为证据之利益，法院可依申请或职权责令排除有关证据。

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4、145条规定了“对公务员或者曾经任公务员的人得知的事实，本人或者该管公务员机关声明是有关职务秘密的事项时，非经该管监督厅的承诺，不得作为证人询问;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的议员或曾经担任过此职务的人，非经该院承诺，不得作为证人询问。但该管监督厅、众议院、参议院和内阁，除有妨碍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形以外，不得拒绝承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和英、美等国家都有此方面规定。

二、我国确立证人特权的必要性

1、确立证人特权是适应刑事诉讼准则国际化潮流的需要。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3款第7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被迫承认有罪。”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已经成为了一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它不

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在诉讼中也享有此特权。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按照国际法上“条约必须信守”或曰“条约神圣”原则，我国应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不得违反，以顺应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不但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要保护证人的人权。

2、从程序法的视角考察，刑事诉讼法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解释蕴涵证人特权的理念。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第14号文件第27条、28条规定：“证人提供的对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证言出具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分析这个司法解释，立法者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近亲属证人提供对己方有利的证言虚伪可能性极大，从而证人证言证明力降低或丧失，以至证人作用的降低或丧失，所以对此类证人提供的证言之证明力予以限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亲亲相隐”不为证人的理念，通过限制证言的证明力达到部分排斥近亲属证人的目的。

3、司法资源稀缺性和现代诉讼对效率追求的现实需要。国家在制定诉讼制度时，应该根据司法资源对投入与产出之间进行平衡。针对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这一情况，怎样将有限的资源以最少的投入产出最大的司法效果，这是立法者孜孜追求的。也就是诉讼效率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如果可以把公正称作刑事诉讼的伦理价值的话，那么，效率则可被视为刑事诉讼的经济价值。”[4]刑事诉讼中，国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全部的资本，这种情况下，将一切知情人员都作为证人且出庭作证是不合理不现实的，特别是一些有身份关系的证人，其证言证明力较弱。那么，在追求公正并设置一定程序的前提下，必须作出立法选择，筛选出对案件有实质意义的并且有必要作证的知情人作证。

4、证人特权的确立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习惯。历史传统习惯是一种社会文化，是法律的组成部分，体现并反映了该国文化总体特征和演化趋势。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亲不为证是一项传统法律原则。如果说拒绝权是“舶来品”，“亲亲相隐”则是本土资源。我国古代自汉律“亲亲得相首匿”起，历代都有类似规定，其中唐律规定较为具体。唐朝基于“屈法以申伦理”的“亲亲”观念，《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确立了同居相为隐不为罪的刑法原则，以后各朝大体与其规定相同。正如此，“亲属相容隐”的观念已成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英、美、德、日等国家不同程度的规定被告直系亲属、配偶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彻底否定“亲亲相隐”的原则，近亲属不管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均可作证的做法，既不符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观，又与人性相背离。

三、关于我国证人特权制度的立法建议

在目前，由于我国刑事司法资源有限、侦查手段落后以及侦查能力低下，加之法官自由裁判证据的条件不成熟，拒证权的享有主体不应划分太宽。从法律空白到填补，必须有适应过程，以防拒证权带来社会治安恶化等负面影响。事实上英美国家，享有拒绝作证权利的主体范围也不大。

依据我国的现实特点，笔者认为我国的拒证权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对证人以及被告人自己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以拒绝作证。诉讼中，不论是证人作证或是被告人作证，都可能存在将自己陷入有罪境地的情形。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当被告自愿在审理时作证的话，他不能被强迫自证其罪。如果控方不能成功地运用所拥有的其他证据来证明被告所犯罪行是无可怀疑的，那么被告就应被无罪释放。

该原则旨在禁止政府使用暴力、强制或其他非法手段取得被告人的陈述、承认或坦白，或者是证人的陈述。

2、证人对与自己有特定关系的人或案件可以拒绝作证。

(1)公务秘密或身份。因公务知晓秘密或是特定公务身份的人可以拒绝作证，但必须是附条件的，即经主管机关认为有拒证的必要，而不是当然就享有拒证权。

(2)职业秘密。医生、护士、公证人、宗教在职人或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对于受业务上的委托而得知的有他人秘密事实，一般不得拒绝作证。考虑到律师职业在诉讼机制构建中的重大作用，对律师实行有限的拒绝作证权，即辩护律师在行使职务时因信赖而知悉的事项享有拒证权。一般情况下，辩护律师在获得委托人不愿公开的案情秘密或“所知犯罪事实”不应告诉司法机关，当然仅限于这一不告诉的“不作为”行为，禁止律师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和作伪证。如果遇到某些罪如危害国家安全、预谋实施重大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被告人有自杀企图情况，辩护律师应及时告诉司法机关。

(3)亲属或监护关系。立足“亲亲相隐”是我国的传统诉讼原则和中国的法律文化，又考虑“实事求是”是我国的司法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身份关系的拒证权，但涉及面不宜太宽。被控告人的配偶(有婚姻关系)及直系血亲有权拒绝作证，但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如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等)和国家利益的重大犯罪除外。另外，对于仅仅发生在家庭亲属之间的犯罪事件，家庭成员大多知情，且该类案件侦查、审理难度大，为了查明事实真相，这种情形下不享有拒证权。

篇6：特权

课题调研报告

嘉兴学院“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课题调研组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教育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这种思想和现象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党员干部中有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间呈现蔓延扩散的趋势，引起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了教师形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

一、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内涵及其特点

所谓特权，顾名思义，就是特殊的权利，指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地位、公共权力与身份地位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所享有的特殊权力、利益。就高等学校而言，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影响力，都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权力，因此，都有可能产生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当然职务越高，职称越高，影响力越大，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产生的可能性越大，其危害也就越大。

特权是法外之权。特权是一种最醒目的腐败，特权，不是正当个人利益，不是正常工作职权，而是一种“法外之权”，是在法律和制度规定之外，利用权力搞特殊、谋私利，多吃多占，贪吃贪占。高等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其结构完整，制度严密，问题在于掌握权力的人内心是制度为上还是利益为上，当个人在突破制度时所付出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很高，那么强化特权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哪里有特权，哪里就有不公，哪里有“法外之权”，哪里就会出现腐败。

特权具有公开性。与其他权钱交易等腐败不同，特权现象往往藏不住、掖不住，就发生在群众眼皮底下。它挑战的是公平，挑战的是制度，挑战的是秩序。可以想见，那些特权思想泛滥，享有特权的人，自然会紧抓特权不放，拒绝按制度办事。可以想见，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崇尚规则，而是羡慕特权，不是痛恨腐败，而是抱怨没机会腐败，怎能激浊扬清、又怎么会有希望？因为特权具有公开性，那么，只要广大老百姓有监督的意识和维护社会公平的意识，并不难发现特权的实质以及各种表现形式。从另一个侧面，也就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监督。当前反腐败的一个根本着力点，就是制约权力、制止特权。既要教育党员干部摆正权与法、公与私的关系，更要坚决打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行为，以此激发党内清气、弘扬社会正气。

特权涉及领域广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都有特权现象，不论你在政府还是在高校或是企业，只要你掌握了权力，就有可能产生特权。对于高校来说，领导、教授、普通教师都有权力，因此，都有可能产生特权，包括学生干部伴随着所赋予他的权力也同样可能产生特权。社会的层级，社会的权力结构为特权思想的萌生、特权的实现创造了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涉及领域广泛，可以说涉及每一个人，甚至，在一个家庭，家长以及家庭成员都有可能在不同方面产生特权。当然，特权的土壤存在，不一定就意味着特权的产生，只要我们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只要我们坚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原则，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坚持为官之德，就一定能够抑制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产生。

特权认同潜意识不可忽视。目前,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所呈现出的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趋势,除了体制、道德层面的原因外,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在于它获得了一种社会文化心理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因为在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在社会中常常被视为“正常”,根植于人们的潜意识,成为一种“人人习以为常的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思想和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社会文化心理土壤,使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生活模式之中。从社会文化心理视角审视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认同潜意识的消极影响，如果说制度性的东西是最可怕的,那么,提升到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东西,则是病入膏肓的,因为它不但提高了人们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容忍阈值,也为腐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表现及其原因

特权现象的表现形式繁杂多样，对于高等学校来说，主要在于领导干部，主要在于高职称人员，而在思想上的认同却涉及到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这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一个文化现象，对于高等学校的健康发展和人才培养将起着非常重大的负面作用。

1、高等教育的高度行政化导致了政治上的特权。中国高等教育科学和谐发展最大的障碍是特权制度。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掌握着管理学校的一切权力，使高等学校发展受到制约；二是高等学校内部俨然是一种政府机构，级别意识超越了职称意识，学术地位不高；三是等级制在高等学校已经根深蒂固，学校领导享有比较高的政治待遇，他们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学校的发展；四是一些学校学生围着教师转、教师围着干部转、干部围着校长转的现象普遍。在这一点上许多学校教师和学生中已经在心理上产生认同。

2、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导致了经济上的特权。政治上的特权为经济上的特权创造了条件，高等学校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与社会的交往不断增多。几个亿、十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钱用于高校建设，要在短时间内拥有象样的校园建筑和校内设施，注定高校的建设是跨越式、非常规的，对制度的轻视、对规律的轻视、对群众的轻视成为可能。因为要讲效率，领导的个人裁量权增强，这为经济上的特权提供了广泛的可能。许多不正常的甚至是丑恶的现象在高校出现，打破了高校沉寂多年的平静。

3、高等学校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了生活上的特权。高等学校虽然在内部监督工作上是比较规范的，但是对同级党委和校长的监督还处在探索阶段。比较明显的是对“三公经费”的规范性的控制和使用上，依然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有些人到了一定位置，许多方面都可以说了算，目中无人，自说自话，在进行购物、吃喝等消费时有“签单权”，可以签单消费。现实中，有许多特权者把拉个人关系、家庭宴会、战友同学团聚的费用用来“签单”，将公款吃喝、公款接待当成“筐”，什么都敢往里装。有的把科研经费当成自己的“小金库”，想怎样花就怎样花，许多用于自己的生活开支，在老百姓中反响强烈。

4、高等学校发展上的功利性导致了学术上的特权。一方面是学术道德失范，既影响了学校的科学发展，又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带来危害。高等学校的浮躁产生学术上的功利，职务和职称掩盖了学术水平，产生了学术上的特权。低水平教材、文章重复，泡沫学术文章越发越多、越来越长，粗制滥造的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刊物也越办越多，越办越火。在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以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关系或金钱关系，以利益作交换，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一些名牌大学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当了领导便轻而易举地拿到硕士、博士。有的在高校已成“学霸”，大搞学术特权，有的用公权、公款为自己拓展学术空间，有的用权力和威望左右政策制定，有的在学术上与民争利。在职称评聘、学术奖项评审、科研基金与项目评定等环节中，一直存在严重的特权现象。它严重侵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公害，而且已成为高等学校健康发展的障碍。

5、高等学校的开放性导致了社会关系上的特权。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的扩大开放，不但要加强与国内外的高等学校的联系，而且要争取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在坚持政府宏观管理的同时，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现高校自身生存和健康发展。这种日益扩大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了许多特权现象的出现，如高校招生学生转专业、教师录用、干部提拔、职称评审、评奖评优等等，有的特权现象甚至涉足招投标、工程建设、设备采购、科研经费使用等等方面。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办学过程中的公平、公正。

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确定了实现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实施了一系列安民、惠民、富民的政策。而影响和谐社会建立的往往是那些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因素，其中，特权现象是诱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也是影响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阻力，危害甚大。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特权是以破坏秩序、破坏公平为前提的，它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必然影响老百姓对党的评价。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他们最看不惯和最痛恨的，每当领导干部耍特权现象被揭露，总是会引起群情激愤、舆论哗然，总会有人对我们现行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对党的大政方针评头论足，对党的形象说三道四。可以说，耍特权对群众感情的伤害、对党的威信的损害，都是非常严重的。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腐蚀社会良好风气。特权现象在高等学校具有“示范作用”，因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教与学是学校的重要任务，有的人耍特权，有的人看着耍特权，有教就有学，耍特权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本事，看见耍特权现象的人，许多不但不会反对有的甚至效访，在这样的认同心理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人以自己享受特权的多少作为人生地位高低的判断标准，有的老百姓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关系去分析和判断，许多人因此迷失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导致追逐权力成为社会时尚，败坏了社会道德，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干扰高等学校的公平正义。要实现公平正义，不但是高等学校的一种价值追求，也是全人类一直不停追求的美好理想。然而，在高等学校，一些人借助特权在政治、经济、生活、学术等等方面肆意破坏竞争规则，表现在不合理、不合法地侵占公共资源，不劳而获，有的靠特权成了专家，有的靠特权评上教授，有的靠特权获得荣誉，有的靠特权一夜暴富，大大消解了公平正义的基础，使公平正义只在教科书上，而现实生活中却因为特权变得荡然无存。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阻碍制度体制创新。进入新的世纪高等学校无论是在量的扩张还是内涵发展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而这些成绩都依靠制度体制的创新，这是高等教育进步的根本动力，而特权分子为了想保持原有分配格局，继续维持自身地位以及政治、经济、学术上的利益等，会千方百计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影响改革创新的推进，有的看上去是在改、是在变、是在发展，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所谓的新的体制、新的制度、新的方法、新的思想都带有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思维影子，而这种思维影子阻碍制度体制变革，进而影响高等学校发展进程。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绝不仅仅是党风政风问题，更关系社会的公平正义，高等学校的特权现象绝不仅仅只是高校内部受到影响，它会波及社会，关系到高等学校的声誉，关系党在广大师生中的形象。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铲除其危害，确保高等学校的科学和谐发展。

四、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对策建议

针对高等学校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中的表现和危害，要根据十八大精神的要求，在广大师生中开展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教育，坚决破除特权思想，严格执行关于反对特权的纪律要求和制度规定，督促领导干部既要严于律己，自觉遵守党内法规，对当前比较突出的特权现象进行治理。高校治理特权现象必须从校院两级领导干部入手，坚持廉政教育为先导、健全制度为重点、强化监督为保证、加大惩处为手段，通过标本兼治，从根本上遏制和逐步清除特权现象。

首先、必须要强化宗旨观念。特权，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直接源于“官本位”思维。很多官员显然不具备公职人员应有的公仆意识，没有为民谋福利的品质，而是将公共权力视为其个人私产，成为自己获取利益的工具，一旦手中掌握了权力，就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将权力为我使用，处处特立独行。想要打破“特权”，要从思想上根除 “特权思想”。结合现在开展的保持党的纯洁性主题教育，要强化公职人员的宗旨观念，从官员的思想深处杜绝“隐性权力”。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的高等学校要推进具有高校特点的反特权工作，特别要重视整治科研、教学、学术等方面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净化科研、教学、学术环境。

其次，坚持廉政教育不放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反对腐败必须坚持教育为本的原则，只有坚持廉政教育不放松，才能够从思想上帮助领导干部明确权力的公共性质。不断夯实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的思想道德基础。不少能力突出的领导干部思想蜕化变质、生活腐化堕落，就是没有真正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抛在脑后，最终走上犯罪的深渊，因此，必须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经常性廉政教育。一是要根据特权存在的普遍性特点，推进分类分级分岗廉政教育活动，建设全覆盖的教育体系；二是要坚持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典型示范与反面警示相结合，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升拒腐防变能力；三是改进宣传教育方式方法、探索廉政知识进课堂途径、拓展警示教育形式，发展廉政文化，推进示范点建设，增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采取廉政谈话、任前谈话、述职述廉、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积极开展廉政教育宣传，使之深入人心。再次、必须要强化监督查处。任何权力都必须要受到监督和制约，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与权责利相对应的权力运行机制，优化议事决策规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是要强化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党政联席会的决策作用，进一步推进一岗双责制度，把权力和责任密切相连；二是要推进民主管理，加强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扩大群众的参与面；三是维护师生员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确保校、院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四是要加大惩处力度，高等学校纪检监察机关要利用好“放大镜”、“望远镜”、“透视镜”，要让隐性腐败不能“隐”起来，让特权失去了滋生的土壤，让特权分子为自己的行为负出惨重的代价。

第四、必须要强化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句话不只是口号，而是要求，是决心。领导干部特权的实质就是权力行使不公开、不透明、不受约束，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能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而不被发觉，即使行为被发现，但是，因为制度、程序、信息不公开，也很容易在冠冕堂皇中得到开脱。对这样的隐性的权力，必须要采取措施，公布权力事项和权力行使的流程，把每一个领导干部的权力范围和权力行使的过程都暴露在阳光中，使之公开、透明。当前，要大力推进“阳光工程”建设，进一步落实党务、校（院）务公开制度，做到制度公开、程序公开、信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科研经费公开制度，进一步治理学术领域的特权思想和腐败行为；要探索财务公开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坚持将高校的“三公”经费使用情况放在阳光下，高等学校要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五、必须要抑制特权认同心理。反特权不单纯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文化领域的较量,它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减少和铲除特权认同心理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对特权的抑制作用。一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导向。要在师生中进行正面的反特权宣传,加强正面引导,发挥教育、激励、导向作用,用廉政文化去占领和挤压特权认同潜意识；二是必须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反特权需要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氛围,没有良好的文化形态来激浊扬清、敦风化俗，认同潜意识就无法得到制约，腐败文化就会乘虚而入,挤压廉政文化的空间,污染社会,败坏党风政风；三是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积极有效地参与。群众是反特权的主体,要加强对广大师生廉政文化教育,只有通过廉政文化的传播,丰富和深化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认识,才能激发师生的主体监督意识,自觉地同各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

最后、必须要加强体制改革。特权之风愈演愈烈,制度缺陷及由此造成的民意不能对腐败进行有效制约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治理而言,在重视法制的社会里,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从源头预防的关键。要想破除“特权”，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体制问题。当前，要结合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完善工作流程、修订完善制度，新建一批能够遏制“特权”发生的制度机制，对一些有利于特权形成和发展的旧的制度要及时纠正，破除一批产生“特权”的机制；要切实按照制度办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制度建设，重在建设，贵在落实；必须以科学的制度和完善的法律来保证反对特权,要把廉政文化作为一种载体,充分发挥推介和传播廉政思想,促进廉政制度实施积极作用。

其实，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自古以来都有，为什么特权之风愈演愈烈，而且长期存在，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做更多的研究和分析，没有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大都表现出一种无奈和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总书记对反腐败和反特权问题的论述，令人警醒。检视社会现实，着眼长治久安，将反对特权作为惩治腐败一把利刃，可谓切中要害。

课题调研组组成人员：史永安 徐云庆 宋金元 韩宝明杨丽娜 杨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