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学习体会（通用6篇）
篇1：到延安学习体会
延安精神之感悟
xxxx年xx月xx日，xx组织xx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赴延安参观学习。我有幸作为一员，参观、重温了中国革命那段激昂的历史。通过参观学习，震撼了我的心灵，净化了我的灵魂。
何谓“延安精神”？几天的亲身体验，我深感“延安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它反映在理想信念、思想品德、精神风貌、工作作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它是抗大精神、整风精神、白求恩精神、任弼时骆驼精神等的原生形态和具体体现。2002年4月1日，江泽民同志把延安精神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四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和核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
新时期、新阶段，如何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如何用延安精神推动xxx迈上新的台阶，我认为要加强三方面的建设。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xx党的建设
胡锦涛同志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这三个“集中体现”充分说明了延安精神与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内在联系，充分说明了延安精神对于加强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价值。对于xx而言，以延安精神推进企业党的建设，就是把xx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核心任务，加强领导班子贯彻xx党组决策部署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强化执行力建设，保证公司战略部署、重大决策、重要规划、各项规章制度得到执行和落实。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提高党支部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发展、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观念，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发扬优良传统，推动优秀企业文化建设
党中央在延安战斗了13个春秋，形成了包容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的延安精神。我们要充分发挥延安精神作用，增强“xxx”品牌意识，积极推进优秀企业文化建设。
我们要以“xxx”的xx精神为指导，深入践行“xxxxx，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切实担负国有企业重要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要用延安精神全面推进xxx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努力建设xxxx；我们要坚持在奉献中体现价值，在奉献中赢得尊重，在奉献中提升形象，努力实现“xxx”的企业使命；要大力推进企业文化落地工程，采取培训、座谈、讨论、报告会、演讲、竞赛等多种形式，引导员工深刻领会xx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
三、深化队伍建设，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
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企业是员工发展的舞台。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企业员工队伍建设，是xxxx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公司党组始终高度重视员工发展，坚持依靠员工发展企业，努力实现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当前，以延安精神推动企业队伍建设，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队伍综合素质和执行力为目标，继续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健全完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建设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一是要进一步加强队伍作风建设，要教育员工发扬实干精神和复命精神，牢记责任、超前谋划、忠于职守，锐意进取，在本职岗位上埋头苦干，在平凡工作中成就事业，形成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良好风尚。二是加强人才开发，全面提升队伍素质。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全面落实人才强企战略，完善人才开发政策，落实培养措施，健全考评体系，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使人才队伍建设与公司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配套人才引进、流动和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把培训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性工程来抓。三是要大力倡导“企业以员工为本，员工以企业为家”的理念。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员工、尊重员工，加强与员工的思想交流，积极为员工发展创造条件，为员工排忧解难，为员工施展才智、建功立业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四是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全体员工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自觉把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爱企如家、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勇挑重担，认认真真履行好职责。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我们要大力弘扬和传承延安精神，进一步凝聚与时俱进的发展动力，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切实把延安精神化作奉献xx的激情和对党的事业更加执著的信念与追求，努力推动xxx发展上新水平。
篇2：到延安学习体会
延安，是红色之火的发源地，从X年到X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初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一种说不清是亢奋、敬重还是虔诚的情绪充斥心扉，当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面前时，厚重的黄土高坡，一下子使我感受到革命圣地凝重的气息。培训期间，我们先后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和宝塔山等，现场聆听了解说员翔实而生动的讲解，我才知道以前从书本和电视上得到的对延安的认识是多么的粗浅和简单，延安的历史和精神是那么的丰饶和厚重。
也就是在这样狭小阴暗、简陋的窑洞里，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窑洞的小油灯下，他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决定中国革命方向、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著作，在这个落后、贫穷的地方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坚定基石，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篇章。
从X年至X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X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育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内容的延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成为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支柱。
X年X月至X月，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要求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使全党统一于中共中央正确的指导之下，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保证，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
X年X月至X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七大的决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莫定了基础，对今天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都产生着极其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写下的X篇经典著作占到《毛泽东选集》的X%，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延安时期逐步成熟并正式写到了党的旗帜上。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没有延安，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新中国。
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我们了解了当时司法审判坚持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工作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准则以及一系列方便快捷、灵活高效的审判方式，这些充分体现客观、公正、公开、平等的法治精神，维护了社会秩序，巩固了革命政权，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全国审判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延安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延安的十三年是艰苦的十三年，奋斗的十三年。延安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延安精神指引着革命打下江山，今天我们更需要将他发扬光大。
篇3：“到延安去”的历史解读
一、他说———中外记者、文艺工作者们的解释
人们为什么去延安?Jack Chen的解释是, “男孩子, 女孩子, 中年的男子, 中年的女子, ……这一群现代最奇异的‘朝山客’, 向着他们共同的目的地———陕西甘肃宁夏边区首都, 新中国的麦加延安汇集着, 去寻求救中国的真理。”他们为什么去延安而不是去其他地方寻求真理?因为延安是所有朝圣者 (包括他自己在内) 都在找寻的理想的“乌托邦”, “那里的人们都是赤裸裸的, 不带任何假面具;那里没有虚伪, 人们都是很自然的”, 延安的社会关系充满真实的爱与平等。延安的人们“追求真理, 一经发现了真理即以无畏的精神去应用他, 这就是延安的神秘也就是他的快乐的泉源”。延安是“最快乐的城市”, 它能回答许多中国人所急需解答的“我怎样救国?我能怎样救国?”这两个问题, 而当时的欧洲、美国、日本、广西、山西等地方, 都不能像延安一样给人们以“具体的答复”, 所以“成千成万的青年到延安来”。
另外, 无数青年“下了天大决心”, 排除艰难险阻去延安, 是因为延安有着它特殊的“吸引力”。延安是一个“可以在一道干的地方”, 当中国其他各地的人们普遍遭受失业威胁时, 在延安却“找不到一个闲人”;当“各地人与人间, 总有一层或深或浅的薄膜”时, 延安的人们“却像兄弟似的那么和睦地过活着”;当各地民众形同散沙时, “延安的少年和青年都被武装起来了”。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延安才变成了“像耶路撒冷的圣地”, “各地的青年才集中到延安去”。
关于青年朝圣般奔赴延安的原因, 当年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多有思考。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毕森认为, “在共同的事业中, 所有的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分担着共同的工作, 每个人都发扬着共同的精神”, “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和气氛, 吸引了追求自由、追随革命的学生从中国各地奔向延安”。
美国人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则认为, 青年们之所以奔赴清苦的延安, 是“因为他们信任领导人的忠诚, 他们深信这些领导人有能力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国, 人们将享有均等的机会”。很显然, 他想说的是, 延安的中共领袖们的救国主张、卓越才能和人格魅力, 深深吸引了青年。
二、自说———奔赴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们的解释
知识青年去延安的决定, 往往出于爱国之心, 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 希望去延安寻找个人与民族的光明前途。西安兴国中学学生高秀芳、杨济安当被问及为什么去延安时说:“现在正是国难时期, 国民党的官员却不知奋发图强, 而是贪污腐化, 大发国难财, 使得民不聊生, 青年学生毕业即失业, 没有出路, 感到苦闷 (彷徨) , 所以想到延安投奔革命, 既为自己寻找出路, 也替国家民族效力。”由此可见, 延安当时在这些青年的心里, 就是光明的所在。
那些早已成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他们去延安的原因就更加五花八门。诗人卞之琳后来说:“大势所趋, 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 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 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冼星海在日记里简洁说明去延安的原因:“正当我要打听延安的时候,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 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 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 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 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冼星海之所以决定去延安, 是因为这位音乐家所关心的“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以及来去是否自由等问题, 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抗战初期, 海内外奔赴延安的人动因虽然复杂, 但就个人与民族的未来而言, 延安是他们的理想家园。
三、后说——国统区与延安政治环境之点滴比较
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无数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来, 海外华侨也纷纷捐钱捐物或者直接回国抗战, 据不完全统计, 华侨回国参战的人青年、工人等前后达一万人之多。但是, 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与严格的防共措施, 他们对民众救亡运动持压制态度, 严重地影响了各界爱国群众的抗日热情和行动。以西安为例:“青年学生在街上募捐, 党部不准;青年学生演救亡戏剧, 党部禁止;青年学生到乡下宣传, 党部骂他们是‘自由行动’;青年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 党部不准他们开会;青年学生在街上讲演, 党部查出加以逮捕;若干教育界抗日分子, 党部授意撤职了!有的还在准备撤职;若干抗日分子在‘汉奸’罪名下逮捕起来了, 而真正的汉奸却未见抓到几个!或者抓到手又反把他们放掉!党部主要人员正宣传‘读书救国’的理论, 周伯敏氏要学生读十年书后再参加抗日!否则便是‘汉奸’。”这种“救国有党在, 不与民相干”的政策, 在国统区里到处可见, 这当然会激起民众尤其是爱国青年的不满, 他们必然要去寻找能够自由地爱国的地方。
相比较而言, 延安则是块抗日斗争的热土。首先, 在延安有抗日的自由, 人们可以自由组织抗日团体, 自由发表抗日言论。短短两年间, 边区便迅速建立起民众抗敌后援会、边区总工会、青救会、妇联、文化界救亡协会、民众抗敌互济会等组织, 对不同领域里群众的爱国行动进行组织、指导。延安青年的抗日宣传是自由生动逼真的。有一次, 舒湮在延安街上发现八名武装士兵押着一人, 背上的木牌写道:“枪毙汉奸托匪张慕陶一名。”当中一人向周围的人讲:“我们为使民众认识托匪张慕陶的面目, 特地绑起他来游街示众, 一会儿, 我们便要枪毙这汉奸了!”舒信以为真, 到后来才明白这只是一场化妆宣传而已。可想而知, 那些言行受制的爱国青年看到舒湮描写的场面后, 在延安与国统区之间, 自会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其次, 延安是一所抗日的大学校, 读书与抗日救国相结合。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等学校, 为革命青年打开了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门。例如抗大, 对爱国青年几乎是无条件接收入学:“凡有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报考”, “被服膳食书籍文具均由本校供给”。抗大学习环境, 对外边的青年也有着无限吸引力:“他们紧张的生活, 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活泼, 只要是在课余、饭后, 你总会听到他们雄伟的歌声, ……他们曾自己开掘道路, 修运动场, 打窑洞。”
陕北公学的吸引力除了抗大所具有的以外, 最有特色的可能要算其师资队伍了。中共中央先是抽调一批延安精干的知识分子, 参与学校的筹建工作。后来, 为了充实陕北公学的师资队伍, 陆续从国统区抽调了一大批知名学者、文化名人来陕北公学任教, 吴亮平、何干之、艾思奇等是其中杰出代表。就这样, 陕北公学创建不到半年, 便“建立起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成为当时中国西北荟萃人才的地方”。
最后, 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 也是吸引无数青年和文化人士向往延安、奔赴延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延安的《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中, 规定了对文化技术干部的工作优待和生活优待。要求在工作上人尽其才, “尊重文化技术干部的工作经验”, 不论他们是否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都平等地给予尊重, 建立奖励制度;在生活上分甲乙丙三类, 发给高额津贴, 给予配偶同等待遇, 甲类甚至享受只有中央和边区领导才能享有的小厨房待遇。生活待遇虽然十分重要, 但知识分子更看重的是尊严, 延安的种种尊重和礼遇, 让那些在国统区动辄就因触犯禁忌而身陷囹圄的文化人士们, 奋不顾身地“踏上叛逆之路”, 东北籍画家张仃和作家罗烽, 他们就是“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狱中的难友”。
总之, “到延安去”是延安时期热血青年顺应历史的科学抉择, 是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正确选择, 更是共产党人政治引力与人格魅力的体现,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局部执政的高度号召力和凝聚力的表现。解读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发掘出那些诸如“可以在一道干”、“享有均等机会”等根本因素, 将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延安时期的共产党, 在增强党的公信力、凝聚力方面提供鉴戒。
摘要：“到延安去”是延安时期热血青年顺应历史的科学抉择, 解读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将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延安时期的共产党。
篇4：从宁化到延安
到达此次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出发地，受到当地民众、驻军和学生亲人般的欢迎。晚上，向宁化县淮土中心小学捐助建设资金20万元人民币。
历史记忆：195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踏上向西突围的征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福建子弟兵有30000名，到达陕北时仅剩两千人，意味着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两名福建子弟兵倒下。
7月24日·江西于都
参观长征第一渡及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彭钢、黄梅、李曼俊等寻访当年红三军团渡口；向赣州市捐赠款项用于援建长征爱心小学，建立长征爱心图书室，设立助学金，慰问老红军。
历史记忆：1954年10月17日至20日，中央直属机关、中央红军各主力军团分别从于都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等8个主要渡口渡河，踏上长征之路。当年于都有6万多人参加红军，10万多人支前参战，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6300多人。
7月26日·广西兴安
参观湘江战役旧址界首镇及光华铺，祭奠红军英烈；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并向纪念碑敬献花篮。
历史记忆：1934年11月25日，约8万红军强渡湘江，和50万敌人血战5天5夜。经此一战，中央红军锐减为3万余人，宣告左倾错误路线的破产，为毛泽东成为红军领导核心奠定基础。
8月1日·贵州遵义
中午参观遵义会议旧址；下午参加遵义军分区举办的庆祝建军七十九周年联欢会。
历史记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8月9日·四川会理
参观皎平渡。
历史记忆会理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川的第一县。1935年5月5日至9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率领下从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进入会理；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8月12日·四川冕宁
上午参观红军广场，并向彝海结盟雕像献花。下午看望小叶丹后人；参观彝海结盟遗址及纪念馆。
历史记忆：1935年5月20日至27日，红军长征经过冕宁，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在彝海之滨歃血结盟，红军顺利通过百里彝区。从此“彝海结盟”成为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
8月13日·四川石棉
上午抵达安顺场，参观渡口及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下午参观泸定桥及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历史记忆：1935年5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至安顺场，由17勇士为先导的红军成功强渡大渡河，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8月20日·甘肃岷县
上午参观腊子口纪念碑及天险腊子口；下午，向哈达铺小学捐赠建设用款20万元，并参观哈达铺；傍晚参观岷县三十里铺红军总司令部旧址。
历史记忆：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入岷县，在哈达铺休整，期间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整编，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向陕北进发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
8月22日·甘肃会宁
上午参观红军会师纪念塔，下午参观宁化一中，并捐赠爱心图书室一座。
历史记忆：1936年10月9日，红军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8月23日·宁夏六盘山
翻越六盘山，参观六盘山红军纪念馆。
历史记忆：六盘山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毛泽东当年在带领中央红军登上六盘山时，当场吟诗《长征谣》，后改为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8月24日——25日·延安
24日中午，抵达吴起县，参观红军纪念馆；25日上午，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捐赠仪式，捐赠一所爱心小学、5个爱心图书室，慰问200个老红军；参观枣园和杨家岭；罗东进宣布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历史记忆：1956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中国革命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重走长征路的元勋子女
“情系长征路——革命老区慈善万里行”活动，是由中国革命史上战功卓著的罗荣桓元帅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罗东进组织发起的。参加此次活动的有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元帅侄女彭钢、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等20多位元勋子女，他们平均年龄6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朱德元帅的女婿、79岁的刘铮，年龄最小的是黄克诚将军之女、52岁的黄梅。
他们每到一地，就寻访长征遗迹和纪念地，以“尊重历史，客观真实，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的面目”的态度研究长征的历史和长征精神，并在沿途共同捐建爱心小学20所，爱心图书室100个，慰问老红军及老红军家属约2000人。
“如果不是实地走一遍，是无法想象我们的父辈当年是经历了怎样坚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了最后胜利的。”周秉德的这句话代表了这些红军后代重走长征路的共同感受。
篇5：国民党看延安整风--诋毁到借鉴
作者:卢毅 来源:党的文献 05月15日 11:05 核心提示：1942年2月，毛泽东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国民党中宣部的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企图通过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达到混淆视听、动摇人心的目的。到了国共决战阶段，蒋介石迫于形势，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主张借鉴其经验以重振士气。他在退台初期开展的改造运动，更是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延安整风的启发。
近年来，有关延安整风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涌现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研究大多是集中探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原因和过程，主要着眼于中共方面，而较少揭示国民党方面的反应。事实上，国民党对延安整风的态度颇为微妙复杂，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诋毁到借鉴的转变过程。梳理此间的曲折脉络，或许能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延安整风之影响的认识。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仅有王续添所撰《延安整风运动对国民党的影响》一文（《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该文着重谈的是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并未涉及国民党最初的诋毁态度。
一、《中央周刊》对延安整风的最初反应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分别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这一动向很快便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关注。2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机关刊物《中央周刊》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三风主义”》的文章，内称：“最近毛泽东在一个学校开学典礼席上发表了他的‘三风’主义，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法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八股主义，整顿文风’。”微言：《毛泽东的“三风主义”》，《中央周刊》第4卷第29期，1942年2月26日。此处除了将“宗派主义”误为“宗法主义”之外，其余信息则大体不差。此后几个月，《中央周刊》又陆续对延安整风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与评论。概括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从派系斗争的角度解析延安整风。如叶青在《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一文中就写道：“很明白的说，„„这是共产党内毛泽东派与陈绍禹派斗争的表现。必须知道，共产党在陈独秀派开除，李立三派倒台，罗章龙派失败以后，只有毛泽东派和陈绍禹派之存在。„„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特别是在学风和文风方面含有打击陈绍禹的意思，并且非常明显。„„我以为毛泽东对于陈绍禹们的反对是很有力的。陈绍禹们在共产党内纵还可以苟延残喘，亦必遍体鳞伤。所以毛泽东底三风运动，对于共产党虽不能解决问题，对于他自己则颇能解决问题。他必然压倒‘理论家’的陈绍禹们而成为党中唯一的最高领袖。”（叶青：《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5卷第11、12合期，1942年10月29日。）叶青的这一观点应该是代表了国民党对延安整风的普遍看法，也符合他们一贯关注派系之争的思维模式。平心而论，这种观点虽不无偏差，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察到了整风的用意，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反对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其二，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借此抨击中共和边区。作为发动整风的前奏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1月26日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这原本是一份内部机密文件，但却被国民党获得。3月26日，《中央周刊》发表《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一文称：“中共最近又有自我检讨的文章，以批评它本身的错误，略谓：‘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这些就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因此往往不服从党的中央，不服从上级，将个人与党独立，甚至个人超过了党，这都是错误的。此外，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又如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的彻底十分认真的实行。这就是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中共批评本身错误》，《中央周刊》第4卷第33期，1942年3月26日。）对照原文，这段文字没有太大出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这一方面说明国民党的情报搜集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国民党力图通过大肆渲染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达到混淆视听、动摇人心的目的。与此类似，《解放日报》1942年3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决定——行动的指针》的社论，也随即被国民党方面转引。4月23日，《中央周刊》刊出《中共不易改造》一文，引用其中一大段文字说：“请看三月廿一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见重庆《新华日报》）它说：„„‘延安许多地方对于这些决定的处理，是完全不能满意的。从初步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不少党员对这些决定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实行更谈不上。一般的讨论，都是把决定的条文，轮流背诵一遍，散会出来，万事如意，再不去理会它了。有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甚至还不知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什么东西。不用说，这种做法和中央所提倡的改造全党作风的运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旧的恶习，到处作怪，这里也露出它的尾巴来了。’”（《中共不易改造》，《中央周刊》第4卷第37期，1942年4月23日。）这同样是把中共自身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夸大，试图以此诋毁对手。
其三，国民党对延安整风评论最多的便是断言整风不会成功。如《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一文就讥讽说：“共党内部这种不良风气，本来由来已久，我们在朋友的立场上，过去不知和他们说过多少次，然而‘不见棺材不哭爷’，本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共党对于我们的忠告和诤言，不独置诸脑后，而且以其逆耳而暗暗怀恨在心。”接着又虚伪地表示：“我们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本着朋友之谊，欣闻毛泽东先生在焦头烂额之后，来这一套整顿三风的自我批判，„„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打算，总希望共党真的能把三风整顿好。”最后却话锋一转：“但是共党怎样整顿三风呢？这是共党前途的关键。可惜我们看遍了共党的文件，看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好结果。”（金子文：《共产党的三风问题》，《中央周刊》第4卷第45期，1942年6月18日。）国民党之所以竭力否定延安整风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仍是想借题发挥，以此来攻击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叶青便明确提出：“从根本上入手，只有请马克思社会主义迁出中国之一途。而且这才是对症下药。如果马克思社会主义一天留在中国，要在中国来实行它和宣传它，那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底毛病便无法治疗。毛泽东能够这样吗？不能够，他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声言要效忠于它的。如此，他底‘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便是徒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只能在毛泽东底反对下暂时收敛，不久又要抬头。”（叶青：《毛泽东底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5卷第11、12合期，1942年10月29日。）另有一文也强调：“毛泽东如果能真正反对主观主义，我们希望他把不合时宜的马列主义束之高阁；如果能真正反对宗法主义，我希望他把‘边区’取消，把军队交还中央。”（微言：《毛泽东的“三风主义”》，《中央周刊》第4卷第29期，1942年2月26日。）
在这一问题上，朱敩春的《共产党与三风运动》一文论述最详。他首先针对整风目标指出：“它的目的，据说是在改进工作，团结干部。这个目的，我看不易达到。”然后从整顿学风说起：“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教条，在娘胎里就注定是马列主义或马列恩斯主义。„„尽管共产党善于宣传，毛先生并尝把马列主义包上一层‘新民主主义’的糖衣，倾销式的散播到民间去，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始终没有雅兴去欣赏他们的烟幕。„„共产党是否有决心去整顿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学风呢？没有。共产党在宣传上无论玩的什么把戏，最后仍不出马列主义的范围。第三国际怎样会允许它放弃马列主义呢！而且马列主义虽不为中国人士所欢迎，但共产党之所以还成为一个政党，还是靠的马列主义这个法宝！”最后他总结：“共产党还是一个封建的集团！„„直到现在，有老干部与新干部之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争，军队工作干部与地方工作干部之争，闹得危机四伏，有劳毛先生起来大声疾呼地喊救命。„„其实就整个共产党而论，它根本是宗派主义的残余代表，独立于中央，割据。共产党本身既是一个宗派主义的集团，它的党员如何能免于宗派主义的作风！毛先生不肯放弃边区，交出军权，服从国家政令，那末他的一切宣传，一切反宗派主义的努力，都是假的，都是徒劳的！”（朱敩春：《共产党与三风运动》，《中央周刊》第4卷第46期，1942年6月25日。）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文章在立论上均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都将马克思主义混同于主观主义。这一方面是其强词夺理的话语模式使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之甚少，对中共的整风决心亦估计过低。至于喋喋不休地要求取消边区，则更是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的舆论造势。
二、国民党对《野百合花》事件的炒作
1942年3月，全党整风开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并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写了三篇短文，批评延安的领导干部存在特权主义和忽视民主的倾向。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王实味也因此遭到批判，并在同年10月被打成托派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是为哄动一时的《野百合花》事件。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国民党“中统”对此事相当重视，立即组织人手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一书，由统一出版社在1942年9月出版。曾任中统局本部科长的张文后来回忆：“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鋐、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花及其他》一书，其中除照录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此前不久，一个署名邹正之的人已捷足先登，抢先于6月将《野百合花》在重庆翻印出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编的《民族文化》月刊亦在8月将《野百合花》作为“延安文献”全文照录，并介绍说：“延安的作品原是难得在本刊上见到的。只因为这是在延安里发出的正义呼声，我们该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转载过来。”（《“读者·作者·编者”》，《民族文化》第2卷第7期，1942年8月20日。）此后，国民党方面开始增添了评论。中国文化服务社发行的《新认识》月刊在9月发表了《闲话“野百合花”案》一文，故弄玄虚地写道：“事情发生在毛泽东先生倡导‘整顿三风’之后。„„整顿，在革命的词汇里，已经是一个不祥之词，„„这次却愿意把这样一件影响到‘内部团结，外界视听’的大事公之于天下。由此，延安，‘革命模范的根据地’，是呈现着怎样一个‘革命’的气象，我们应想得到！我们应想得到！”（周可琛：《闲话“野百合花”案》，《新认识》第6卷第2期，1942年9月15日。）在此期间，《中央周刊》也对《野百合花》事件作了连续报道，先后发表《“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案详情》、《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等文分别发表于《中央周刊》第4卷第51期（1942年7月30日）、第5卷第2期（1942年8月20日）、第5卷第9期（1942年10月8日）。，甚至还专门刊发了一期特辑《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并附编者按说：“轰动延安的野百合花事件，本刊曾略有报导。兹有友人转赠《野百合花》全文共五节，同时在最新一期《群众》上看到范文澜先生《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因得窥野百合花事件之全豹。为使读者亦能共赏此项传颂一时之文件，用特转载其全文。„„两文原载共党机关报，本刊不欲有所评论，请读者自定其是非曲折可也。”（《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本刊特辑），《中央周刊》第5卷第5期，1942年9月10日。）
由上可知，当时有许多国民党媒体热衷于炒作这一事件。时人曾描述说：“近来有所谓‘野百合花事件’的传说，喧腾众口，形诸党报党刊。据说这个事件在延安闹得相当厉害，但在重庆也闹得不能不算厉害了。”（苏德邻：《一个党外人士的话》，《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0日。）而从内容来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利用《野百合花》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并借此攻击中共和边区。显而易见，这些诋毁的文字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和挑衅性。对此，温济泽到晚年仍然非常清晰地回忆道：“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三、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借鉴
尽管国民党一再诋毁，延安整风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与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不久以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党却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仅思想混乱、信仰丧失，而且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远”（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50页。），“以这样一个组织松懈、精神涣散的党，要来领导一个广土众民积重难返的大国，要使他建设起来，怎样可以成功？”（蒋介石：《本党今后的责任和努力方向》，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69页。）面对这种困境，他开始将目光转向日益强大的对手，也因此对延安整风有了新的认识。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针对中共力量的不断壮大指出：“他们整个的力量却已增加了好几倍，他们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反观我们自己，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则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如果单就他们的斗争方法和技术而论，他们实在已经成功，他们的力量实足以消灭本党。所以我们如果单研究他们这二十年来技术进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极了。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还是蒙着眼睛，不看他真实的内容，而武断的说他们没有力量，并不可怕，以为打倒他们是很容易的事，实在是最大的错误。”（蒋介石：《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开幕词》，《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37页。）显而易见，蒋介石实际上向国民党提出了研究和学习中共的任务。
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解释说：“这次大会曾经印发给各位三个共产党的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实在，何等彻底，„„大家要知道：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就不能作战。共产党常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他们对调查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平日却一点也不注意，有时虽然做了一些，也是临时的片断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52页。）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费了不少口舌专门论及延安整风。他说：“譬如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所谓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运动，自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开始发动以来，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他发起这个运动用意何在，内容如何，本党同志素来很少注意，不屑去研究。我个人当时虽曾注意，但是因为那时正值抗战军事紧急，无暇与各党员同志详细研讨。„„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的中心资料，探讨他们的战斗技术，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所以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蒋介石：《干部同志对敌最后决战的方法与理论斗争的准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53页。）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并极力主张借鉴其经验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蒋介石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表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然后详加分析说：“我认为这个原因完全是由于我们党的宣传、组织和训练，缺乏方法和技术，丧失革命的精神，不但不能达成既定的目的，甚至根本上就没有目的可言，以致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归于白费，不能发生丝毫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干部的教育，可以说完全是无目的、无方法、无计划。反之，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成功，远胜于我们的训练。„„现在我们必须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萎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蒋介石：《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意义和任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68、370页。）
几天后，蒋介石又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提出：“共匪有一个唯一的长处，而远非我们国军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他们从高级干部以至于最下级的士兵，对于本身的业务，都能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他们一般干部，可以说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无论什么问题发生，他们一定要集中精力，探本穷源，经正面反面反复推敲，总要求得一个切实的结论。„„他们这种彻底研究不断改进的精神，正是现代化科学的精神。”他还指出：“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86、387页。）
总之，蒋介石这一时期迫于国共力量的此消彼长，亟欲借鉴中共的经验来重振士气，故而多次提到延安整风。对他的这种急切心理，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分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借鉴延安整风尚未付诸行动，便丢掉了大陆政权。
篇6：到延安学习体会
——兼评吕澎《走向新的开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
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即“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在我看来，这篇讲话通过所谓立场将艺术作品的创作出发点与欣赏对象分类，将思想独立自由的艺术变成工具——为所谓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工具。这样奴化艺术工作者的论调，居然很长时间里，乃至今日还被称为“一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深远历史意义在那里？难道在于奴化了众多艺术家？例如把画山水的山水大家活活逼得画土改，就是为人民服务了，艺术家丧失了独立的审美追求，离开了几千年传统国画的理论体系和创作体系，成为一个宣传画制造者。
“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我看来，毛的意思是文艺是人民大众服务的，实际上当时所谓人民大众温饱不济，谈何欣赏文艺，欣赏能力是非常低下的。如何让本属于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艺术为欣赏能力地下的群众服务呢？毛的做法不是提高群众的审美水平，而是降低艺术家的艺术追求，让本身自有艺术追求的艺术家，成为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工具。毛的这篇讲话，在今天看来有些观点已经公认是不正确的，例如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等等。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的讲话到他逝世，大概执行了30多年，30年的桎梏，岂能一朝得扫？
在毛之后，几代领导人对我国文艺工作的性质、目标、原则以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与分析。邓小平同志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里将艺术家抬到了互相需要的水平，片面地平等了，还有母亲这层关系呢，意思艺术还是要听话，听人民母亲的话；江泽民
同志要求作家艺术家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这里的意思是共同进步，两者关系变为共同前进，不再是为谁服务，听谁话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这里艺术只需要贴近实际、生活了，贴近而不远离就可以了，群众也成为实际生活并列的一部分而已，更是全然抛弃了以前作为艺术服务对象的高度。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对《讲话》精神的所谓“继承和发展”，其是就是一个逐步扬弃毛的服务思想的过程。毕竟，艺术不是工具，是艺术家独立的精神产物，没有服务的义务，又不是提供服务的服务人员。以上改变可以看出国家艺术政策对艺术的桎梏也越来越轻，约束也越来越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响应国家“提升软实力”的政策，才会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
入选院士的艺术家，早年的创作时代基本是文革后，85思潮发生前后进入创作阶段的，这一时期思想从文革中解放出来了，滞后的体制和机构却并没有给思想已经不受禁锢的艺术家生存空间。艺术家的独立思想是人民群众中萌发得最快最早的，体制和政策是禁锢不了的艺术创作的，所以才有了85思潮之类的反当时主流的艺术思潮。今日“当代艺术”的这些知名艺术家，就是所谓“招安”的那批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以后产生的。我为什么给“当代艺术”打上引号呢，因为这里特指那部分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实际上，当代艺术，顾名思义，只要是当代人创作的艺术，都叫当代艺术，同时期的国画、版画之类的也在发展，他们创作的艺术也是当代的艺术，能不能叫当代艺术呢？我认为艺术不能以时间上产生的早晚来定是不是当代，而要看他的作品包含的精神内涵是过去的还是当代的，而形式不过是那层壳，不时关键，只要他的内涵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么他就是当代艺术。被“招安”的艺术家们贡献在于在体制禁锢人的时代，以反主流的姿态顽强的生存下来，鲜活的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做个比方，在一棵树上砍了一刀——树比喻为中国文化，刀比喻为解放、文革等等事件——树必然不能继续按照原有方向和纹理生长，必然会有疤痕、新枝之类的东西产生，必然是新鲜的、独特的、关联这一刀的事物出现，那批艺术家的作品就是反映这个特殊时代的，所以他们的历史使命是应该和值得载入史册的，因
为他们是最能反映那个特殊时期的。除此以外，别的表现形式的作品，例如传统的中国画，又产生了哪些和时代对应的变化呢，产生了哪些新的精神内容呢？也是作为美术理论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问题，不能一谈当代艺术就是那部分艺术家。在创作本质上，不同门类的艺术家都对那个时代有所反映，而不能只注重其中得以部分。这一部分不过是因为载体是油画为主比较容易被外国人懂得，所以被一部分国外艺术机构收藏了，炒热了，然后国内也开始收藏了，升值了，天价了，知名了，所以就人人都觉得当代艺术就是那些艺术家。一些批评家、史论学者，在一些言谈中，也居然如此缩小范围，这是非常缺乏学术视野和公允的。当然这也不怪他们，最近几年“当代艺术”非常热的时候，也正好是他们的评论大肆宣扬的时候，时间久了自然眼目中就只有那一部分艺术家了。
回到中国当代艺术院这个问题上来吧，从吕澎的文章开始说起，他的文章前面部分清晰的叙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这个事情，将各方言论清楚的列了出来，末尾继续谈他的观点：“ 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表明了中国当代艺术正走向一个新的开端：那就是让国家形象与当代艺术的形象混为一体。直至那些腐朽的意识形态彻底退出我们这个时代。”直白的说，这是一个逻辑不通的话，拿来结尾实在很让人失望。看到“当代艺术正走向一个新的开端”，我以为是国家更为开放，文化更为包容，艺术更为自由之类的，结果他老人家说：“那就是让国家形象与当代艺术的形象混为一体”，国家形象是什么？这个形象代表我们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阿，诗书礼易乐春秋都不能代表它的全部；当代艺术的形象是什么？张晓刚呆滞的大家庭？岳敏君痴傻的笑脸？方力钧的光头痞子？这些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多年禁锢之后的怪胎，这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的特殊中国人面貌，怎么能和国家形象混为一体呢？真要是混为一体，让世界上的人以为我们中国人是那个样子，那简直是奇耻大辱，尊敬的学者吕澎先生，您要抬举“当代艺术”，写个《当代艺术史》以部分概全部，大力鼓吹也就罢了，反正您没歪曲事实，但是以他们代表国家形象也太胆大包天了，谁给谁权力让他们代表的，还不是你们这些鼓吹的利害的理论家给闹得。几个艺术家在国际上被炒了几次，就不得了拉，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当代艺术了，都知道谁谁了，好像他们代表我们国家争光了，实际上，才不是呢。一来人家世界收藏家的名单里，这点只是个不起眼的点缀，二来，哪里是争光，只是一直中国艺术没有正面地亮相，只有那少部分作品在外大肆宣传，搞得人以为那些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献丑还差不多。吕澎作为一个理论家，不但没有拨乱反正，消除这种以偏概全的错误形象，反正变本加厉的鼓吹，居心何在？何在？最末一句更为可怕可笑：“直至那些腐朽的意识形态彻底退出我们这个时代。”意思说，那些腐朽意识形态一天不退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形象就是“当代艺术”那个样子？这样我们还要让别人以为我们是那个形象很长一段时间啊，拜托，大哥，这已经是21世纪了，不是文革后的年代了，那个形象已经过时了好不好？非主流90后才是当前的新人群面貌（申明：本人对非主流没啥好恶），看看他们之间形象的差距，就知道文革后30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基本上，那批极具批判性的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了。当然艺术家的批判精神还可以继续，但是问题肯定已经跟文革后不一样了，艺术家作品反映的肯定是当今社会的问题了，不能再沿用那个形象了。
其实，进不进当代艺术院，对于艺术家的批判性精神的继续，应该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关键是他们自身内部还有没有批判精神，还是不是像当年一样走在时代思潮的前列。当代艺术院只是承认了他们的合法地位而已，不再是在野的被镇压状态，转换为在朝的被容纳状态，至少说明国家对批判性艺术采取了包容状态，不再是一味的镇压打击，应该说对众多有想法的人，包括搞各种艺术的人，是一种鼓励，有勇气去表达各种想法，乃至反当时体制的一些想法，毕竟当年反体制的人如今不也活得好好的，甚至还获得了体制的承认。经历过文革的人是不敢有言论自由的，更遑论其他权益；89后成长的一代，没有89前青年人思想上的激进与敏感、冲动，然不能说他们不幸，他们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关注远不如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这是对的，只有自身权益的满足，才能有大的国家民族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