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格式范文（精选12篇）
篇1：命令格式范文
公文命令格式优秀范文模板
命令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发布的指挥性和强制性的公文，它适用于依照有关法律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下文我为大家收集了关于公文命令格式范文，欢迎阅读!
篇一
XXX：
在 xxx 安全生产工作中，各乡镇、各部门认真执行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制度和措施，艰苦奋斗，严防严守，切实抓好煤矿、烟花爆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综合领域的安全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各乡镇工矿商贸全年均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均控制在市下达的控制目标范围内，确保了全县的安全平稳。经县政府批准，现对有关人员特予嘉奖：
xx 镇：xxx
xxxx 镇：xxx
xx 镇：xxx
xx 镇：xxx
xx 镇：xxx
xx 乡：xxx
xx 乡：xxx
xx 乡：xxx
xx 乡：xxx
希望受到嘉奖的人员再接再厉，开拓进取，在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和安监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先进为榜样，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为迎接党的召开和建设生态、文明、幸福芦溪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xxx 年二月六日
篇二
XXX：
经 xx 省人民政府 xxx0 年 12 月 31 日第 73 次常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
xxx 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决定免去：
xxx 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XXX
二○xx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篇三
XXX：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xxx 同志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
免去 xxx 同志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职务，回军队另行安排;
蒋 xxx 同志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治委员，由少将军衔改授武警少将警衔;
免去 xxx 同志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治委员职务，离职休养，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吴 xxx 同志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长，由少将军衔改授武警少将警衔;
免去 xxx 同志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长职务，回军队另行安排;
张 xxx 同志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主任，由大校军衔改授武警大校警衔;
免去 xxx 同志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主任职务，回军队另行安排;
xxx 同志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部长;
免去 xxx 同志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部长职务;
xxx 同志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
免去于 xxx 同志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职务，离职休养，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国务院 xxx
中央军委主席 xxx
一 xxx 年 xxx 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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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命令格式范文
(第2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94年7月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xx
篇3：命令格式范文
关键词：命令（令）；格式；不自洽；消解方案
Abstract： Through the“命令（令）”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forma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urrent existence of “命令（令）” flag provisions unreasonable， that number is vague or gaps exist not self consistent problem， “命令（令）” reality in official documents is not a unified style， word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are not consistent and there is som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ts forward solutions， for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production department references.
Keywords： 命令（令）；Format； Not self consistent； Solutions
《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GB/T 9704—2012）（以下简称新《格式》）对“命令（令）”的格式作了特别的规定，“发文机关标志由发文机关全称加‘命令或‘令字组成，居中排布，上边缘至版心上边缘为20 mm，推荐使用红色小标宋体字。发文机关标志下空二行居中编排令号，令号下空二行编排正文……”与原《格式》相比，略有变化，如将“标识”改为“标志”，删去“命令标识”这一提法，将成文日期“右空两字”改为“右空四字”等。
细究这一规定，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自洽问题，需要加以消解。
1 “命令（令）”格式相关规定的不自洽问题
1.1 发文机关标志与标题制作问题
1.1.1 如果命令的发文机关标志中带有事由则按发文机关全称加“命令”或“令”字的方式（以下简称为“标志”式）处置遇到困难。现实的“命令（令）”公文一般采用这样两种形式：一种是“发文机关+关于+事由+文种”，如《公安部关于表彰全国公安系统优秀单位优秀人民警察的命令》、《××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实行森林防火戒严的命令》、《公安部关于表彰“清网行动”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的命令》、《公安部关于表彰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命令》、《××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县人民政府嘉奖的命令》等；另一种是“发文机关+事由+文种”，与前一种相比少了“关于”二字，如《×××人民政府××年森林防火命令》、《××省人民政府××××年森林防火命令》等。这两种形式均具约定俗成性，且从语言学角度看具有合“法”性，可称之为“标题”式。如果一定要按新《格式》要求处理为“标志”式，则从实践上看无法做到，从理论上看又显失合理，而硬性规定取消带有事由一类“命令（令）”，又难以找到相关理据，如此便陷入两难境地。
1.1.2 按新《格式》规定，“命令（令）”似乎也不必制作标题，命令（令）的“发文机关标志”一身二用，既有文件式公文的发文机关标志功能，又兼有标题功能，但从字里行间又不能明确得出这一结论，因此这只能是一种推断。我们所见的现实公文，有仅标注“发文机关标志”而无标题形式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11号）、《HN省公安厅令》（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五号），等等，这种格式与新《格式》规定能够吻合，但难得一见行政公文中单纯使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委员会命令》这一类形式的，即只适用于“令”而不适用于“命令”，这样，“发文机关标志由发文机关全称加‘命令”这一规定便有名无实了。
1.1.3 现实公文中存在同一份命令中，有既出现文件式的“发文机关标志”，也出现命令（令）格式的“发文机关标志”的情形，如《辽宁省人民政府20××年森林防火命令》（辽政发〔20××〕10号），《辽宁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辽政发〔20××〕5号）便均冠以“辽宁省人民政府文件”的发文机关标志（可称之为“双标志”式），这与新《格式》规定（旧《格式》规定同此）明显发生冲突，究竟是新《格式》的规定有失合理，还是发文机关“有法未依”？
1.2 令号问题。令号如何标注，新《格式》存在空白点。现实公文中令号的标注方法有好几种，第一种是文件式标注法。如“公奖字〔2013〕13号”、“×政任〔20××〕4号”等，这种标注能不能算是令号值得商榷，但如果不算，则该命令的令号为空。第二种是采用“第×号”这种序号系列标注法。其中的“×”数字、汉字并用，如“第12号”、“第13号”或“第十二号”、“第十三号”等。其中第一种又有走不同系列的情形。有的“命令（令）”走的是“函”系列，如令（文）号为“国函〔20××〕68号”，“国函〔20××〕31号”等，还有的“命令（令）”走的是普通的下行的行政公文系列，如《××市人民政府关于防汛工作进入实战状态的命令》的文号是“××政令〔20××〕9号”，《××省人民政府关于李××任职的命令》的文号是“晋政任〔20××〕4号”等。而其中的走“函”系列的又与“命令（令）”的文种内涵大相径庭。尽管有学者区分了“函的形式”与“函”的文种，认为：“与‘函的形式有关的是实体令。实体令主要用于‘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嘉奖有关单位及人员，还包括依照法律规定向一些准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颁授职衔（如关衔、警衔等）……这类实体令，大都以‘函的形式制发。”[1]但这些潜在的规则（也可以说是“奥秘”）毕竟难以从相关规定中找到直接性依据，需要学者、专家花费较大的气力去挖掘、阐发，普通的公文学习者与写作者要作较为充分的了解又谈何容易？故而有理由认为“命令（令）”的格式规定、要求等存在模糊不清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格式》有失入之嫌，即不能完全概括命令标志应有的方法与形式，导致不严密、顾此失彼、矛盾背离等不自洽问题的产生。
2 消解方案
2.1 细化并明确命令（令）格式的规则
2.1.1 对于发文机关标志可分别作出规定。“标志”式可以继续使用，这是完全符合命令（令）格式的标注形式。“标题”式具有简洁、明确、实用、大众化、可接受度高等特点，合法合理。“双标志”式应当取消，因为既然特别对命令（令）作了发文机关标志的规定，就不应当再存在这一种不同的形式，否则，一方面标志重复，另一方面也显不出命令（令）格式的特定性。
现实公安行政公文中，还出现发文机关标志下再加标题这种“标志+标题”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命令》（公奖字〔2013〕13号）“关于给新疆巴楚县公安局色力布亚派出所记集体一等功和追授任昌举等6名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命令》（公奖字〔2012〕126号）“关于追授胡永海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的命令”。《国务院关于授予和晋升赵福地等5名同志海关关衔的命令》（国函〔20××〕68号）等，这种形式是矛盾运动的产物，即发文机关欲加标题，但按规定又不能省去发文机关标志，所以只好如此标志。从学理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仅有发文机关标志而没有标题，将来归档、查询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同时也与文件式、信函式差别过大，而且还不利于揭示公文主题，特别是在《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取消了“主题词”这项格式要素的背景下。因此，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种标志形式，它与文件格式、信函格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公文格式的整齐美观性和不同格式公文间的差异性的表现方面，都具有可取之处。
正因为“命令（令）”格式的相关规定、要求等存在模糊不清之处，加之各地行政机关制定实施细则时又各自持有自己的看法，才导致“命令（令）”的格式实际上并非整齐划一。有学者通过对现实“命令（令）”行文现象的分析、归纳发现，它们使用了不同的格式。发布令使用了令号即“第×号”，表明发布令使用的是公文的特定格式的“命令格式”。行政令使用了通常的发文字号，表明行政令使用的是“文件格式”；嘉奖令和任免令的发文字号为“×函”，表明其使用的是“信函式格式”。[2]问题在于“命令（令）”格式既然是三种“公文的特定格式”之一，就应当与一般的公文格式有所不同，两者不应存在交叉、包含关系，更不能存在完全相同的情形。而三种格式情形恰恰说明了“命令（令）”格式的包蕴性、多样性，出现一种特定“命令（令）”格式与“三种现实格式”的矛盾。可见，相关规定、现实公文、研究成果三者之间存在不太一致甚至于抵牾的地方。
2.1.2 统一令号的标注规则。现实命令（令）令号的形式多样，学者的分析也较为复杂。应尽量避免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便于实际使用等弊端。可一律以“第×号”为标准，其中“×”为阿拉伯数字，以与文件式公文发文字号的有关要求一致起来，加“第”一方面与现代汉语表达相一致，另一方面显示与文件式发文字号不加“第”的差异，显示特定格式的特定性。
2.2 出台相关解释性文件，补充交代相关规定之理由。这一点，《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条文释义》（以下简称《释义》）的做法值得继续沿用。原则上说，每一种规定都有相应的理由或依据，可在相关解释性条文中加以说明，细致程度可区别对待，或详细说明，或点明出处等，尤其是新老规定不同的地方，目的在于方便学习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同时也制约、启发相关规定的制定者，方便相关解释性文件的出台。
《释义》强调，“本标准特别规定了命令（令）的格式，而且是比照国务院命令（令）的现行格式设计的。应该说，这个格式应严格按照执行，以从表现形式上维护国家政令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从公文拟制角度来说，严格执行这一格式和“双维护”，也正是公文规范化的表现。这一要求较为合理，对于新《格式》的执行应该仍然有效。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就新《格式》的本意来说，“命令（令）”只应有一种格式，不存在任何变体。凡不符合新《格式》规定的均可定为误用或不规范，但并不能否定某些不符合格式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合理性，因为目前对“命令（令）”格式的相关规定本身存在某些不合理、不明确的地方，所以相关规定的制作机关在修订时可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并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不断完善，否则新《格式》中特别列出命令格式的意义便会大打折扣，“双维护”的目的也就难以达到。
参考文献：
[1]夏海波.论“函的形式”与“函”的文种——从“国函”无“函”说开去[J].档案管理，2007（6）：55.
[2]施辉.命令的三种格式[J].秘书之友，2009（5）：27.
篇4：公文命令格式优秀
在xxx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中，各乡镇、各部门认真执行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制度和措施，艰苦奋斗，严防严守，切实抓好煤矿、烟花爆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综合领域的安全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各乡镇工矿商贸全年均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均控制在市下达的年度控制目标范围内，确保了全县的安全平稳。经县政府批准，现对有关人员特予嘉奖：
xx镇：xxx
xxxx镇：xxx
xx镇：xxx
xx镇：xxx
xx镇：xxx
xx乡：xxx
xx乡：xxx
xx乡：xxx
xx乡：xxx
希望受到嘉奖的人员再接再厉，开拓进取，在今后的安全生产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和安监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先进为榜样，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为迎接党的召开和建设生态、文明、幸福芦溪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篇5：公文命令标准格式
(1)命令的标题
直接标明什么命令(令);也可在命令(令)的前面标明发布命令(令)的机关名称或领导人的职务。
发文机关标志由发文机关全称加“命令”或“令”字组成，居中排布，上边缘至版心上边缘为20 mm，推荐使用红色小标宋体字。
(2)命令的正文
发文机关标志下空二行居中编排令号，令号下空二行编排正文。
命令的正文多由“原因”和“使命指挥”构成。前者说明为什么要发布该项命令，后者要说明命令所属机关必须遵照执行的事项，生效与执行的时限。
(3)命令的签署
标示签发此项命令的机关或法定作者，签发的日期，并盖上印章。
命令的撰写，要求文字非常简明扼要，篇幅简短，主要传达领导机关的决定，不必作具体意义的阐发。行文结构要严谨，文句要精炼准确，语气要坚决肯定，不能使用商量或模棱两可的口吻。
篇6：部队任职命令格式
各村委会、镇直各单位：
为加强奕棋镇民兵组织建设，提高民兵预备质量，切实做好辖区民兵整组工作，经镇人武部研究，报请镇党委同意，决定任命：
xxxx为占川村民兵营长;
xxxx为朱村民兵营长;
xxxx为瑶干村民兵营长;
xxxx为奕棋村民兵营长;
xxxx为博村民兵营长;
xxxx为林塘村民兵营长;
xxxx为江村民兵营长;
xxxx为徐村民兵营长;
xxxx为查塘村民兵营长;
特此通知
中共黄山市屯溪区奕棋镇委员会
篇7：异乡的命令
或许，美国这块地方真的好活人，德国出生的蒂利希(Paul Tillich，一八八六——一九六五)教授的后半辈子也是在美国交代的。是什么诱惑了这位跻身于本世纪大思想家之列的德国人，使他在战后去老家转了一圈后又跑回美国了呢？This is the ques-tion！
答案并不很复杂：蒂利希把自己所经历的这种事实上的移民，同一种具有普遍概念意义的“精神移民”(Spiritual emigra-tion)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答案与汉姆莱特所说的“这就是那个问题”的内在同一，使人想起蒂利希的以汉姆莱特自诩：“我把自己认作是汉姆莱特那样的人，而这亦是危险的。”不过，汉姆莱特并无资格充作源头，蒂利希把这种精神移民的根据推到了圣经时代，即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命令这一古典形式：“从你家中出来……到我指给你的地方去。”由宗教象征所宣示的这一异乡的命令，显然不仅具有精神移变的意义，实在也包含了地域迁徙的要求。出于对“象征”的偏爱，蒂利希又在尼采那里找到了异乡的命令的现代表达形式：走进我们儿时的地方，离开我们父母的地方。”
蒂利希为自己作了一个自传素描，题为《在边界上》。他在那里写道：“‘祖国’的真正含义是根据个人的不同处境而定的。”对蒂利希来讲，这样看待祖国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现实社会已使狭隘的民族观念失去了意义。“‘人类’的观念大于一个虚空的民族观念。这已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现实；因为世界的每一个部分之命运都依赖于每一个其他部分。”蒂利希说这番话的口气，俨然是一个十分现代化了的世界主义者。但是，他的宗教形象更突出地体现在“其二”中：“异乡”(alien country)被认为是上帝的一个要求和命令，它既排斥任何民族主义，也不局限于指某一个地方。
不无遗憾的是，蒂利希似乎缺少能够追随他这种精神移民的同道。我认识一个生在端士的美国宗教学教授，蒂利希曾是他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有一次他从费城打电话对我发了一通感慨：慢说你等东方人——尤其是来自另一个社会制度的中国人啦，就连我这样的欧洲人，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还总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不习惯哩！如果这通感慨不是为了安慰我在美国的生来乍到，那么这个徒弟实在是没能得到他师傅“新教原则”的三昧——更不待说身体力行什么“精神移民”了。的确，他是战后来美国的，不比蒂利希在希特勒治下的“跑反”，这就不由人不起疑心猜他是恋着美国的物质生活了。
蒂利希确乎有些独特，尽管他决不想看到“异乡的命令”只对他一个人有效。他几乎对什么都大发议论：宗教、神学、哲学、政治、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制度，甚至法律、经济，但却没有一项可以使他归入哪一个思想流派；他为他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不论是已有的还是生造的——都安上他自己特有的含义，却又表述得那样持平稳重，全无卢梭、尼采那般惊世骇俗。其实，就像他本人当初是被迫逃亡到美国一样，他的整个思想可以特征化地描述为一种夹缝中的求生。也许，仅从《在边界上》的目录读者已可对此夹缝求生有些体认了：一、在两种气质之间，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三、在社会阶级之间，四、在现实和想象之间，五、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六、在他治和自治之间，七、在神学和哲学之间，八、在教会和社会之间，九、在宗教和文化之间，十、在路德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十一、在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十二、在故土和异乡之间，十三、回顾：边界和界限。这份目录向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某种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的居间位置，也不仅仅是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而更是体现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的某种生存态度。这种生存态度在蒂利希当然不是回避矛盾，更不是折中调和。当他自比汉姆莱特时，他所想到的正是他所谓的“终极关切”这一人生态度和生存境况；而所谓“危险”，则来自他被迫行动时所必然面临的每一个选择。异乡的命令，本也是突破或超越边界状态的一种宣示。
选择确乎是要担风险的，不然老蒂利希在五十年代后对“勇气”大发的哲理议论就成了一种心血来潮了。蒂利希也真的有过许多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选择。最早的一次是他和他那专制的牧师爸爸的激烈争吵，最后迫使老头同意儿子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哲学专业。蒂利希后来把这次经历看成是“对于自治的一种困难而痛苦的实现，它使我对任何要求放弃这种自治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免疫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为了参加党的活动，鼓吹社会主义，他在一九一九年遭到勃兰登堡新教会议的审查和谴责，而且他的老子碰巧也正是这个会议的成员之一。不过最危险的一次选择，也许是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社会主义者的抉择》。当时希特勒已大权在握，他的政府立即查封了这本小册子，并且挨个书店将此“抉择”就地没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正式为首相，教育部对蒂利希的迫害也升起级来：他们要他撤回他的“抉择”——不过也诱以一个不大不小的回报：柏林大学的神学讲席。蒂利希当时是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他不识时务地嘲笑了纳粹的命令，结果丢掉了在德国吃粉笔灰的饭碗。这一次选择可算是反抗他治的大勇行为。“自治”和“他治”在蒂利希的文化神学中都是不好的东西。前者盲目自足，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如浪漫主义即是一例；后者放弃自由，导致各种偶像崇拜，如国家主义即是一例。这两者的失败都在于把有限的东西当成了无限，因此失去其宗教性，堕入邪恶化。的确，最能体现蒂利希所谓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和生存状况的“神治”精神的行为，是他对美国的选择。在这一选择中，他以自治的形式面对那作为“无条件意义”的异乡的命令之“到场”，从而获得了“终极关切”的具体实现。当然，他的出埃及记无需摩西引路，纽约协和神学院适时地邀请他去做教授了。不过，他的举家迁徙美国大概也和当时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差不多，尽管还不致于急急如漏网之鱼，但“异乡的命令”毕竟是他到美国之后想起来的。
蒂利希虽然在德国时就已是一位世界级文化人了，可是他的主要著作毕竟是在美国完成的：《历史的解说》(一九三六)、《新教纪元》(一九四八)、《系统神学》(三卷，一九五一——一九六三)、《存在的勇气》(一九五二)，等等。考虑到这些著作都是用英文写成的——尤其还用英语在美国到处讲课和演说，蒂利希在美国的坐大就显得越发不可思议。要知道，当四十七岁的蒂利希来到美国时，不仅面对一个处处需要他去适应的陌生社会，而且他还必须从头学习一门新语言——英语。事实上，他到死也没能学会正确的英语发音。他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次艺术演讲时，挖苦达里的作品《最后的晚餐》，说画中的基督是“一个美国篮球队中感伤的、但十分出色的运动员。……其技术是最坏的一种最美的自然主义。”结论是：“我怕它，它只是堆垃圾。”这里本人在听这段演讲录音时，觉得蒂利希骂他是“酒鬼”(drunk，发音近似“垃圾”〔junk〕)实在太冤枉，因为他根本不喝酒。
上述故事不仅是一个言语误会，其实也表明老蒂利希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不理解。作为一个多产的艺术批评家，蒂利希总是以他所特有的宗教人生观为标准来批评作品，并且把他认为是好的作品都解释成“表现主义的”。比如他欣赏毕加索的《哥尔尼卡》，就是因为他认为此画最符合“新教原则”，也最有表现性。然而尽管如此，蒂利希仍然成了战后美国宗教界、神学界、乃至思想界的一位执牛耳者，尤其在一般新教徒心目中，他的名气大到差不多无人不晓。有一次我开车去宾州的一个山里，一个农民听我说是从中国来的，竟完全不知道世界上什么地方还有个“China”。这个头脑显然健全的老人后来迟疑地问我是不是从Ti-bet(西藏)来的。我突然想要在他身上做个试验，便提起了蒂利希。天哪，他不但知道，还说出了《系统神学》的书名。不过他坚持认为，蒂利希是美国人，根本不是从Tibet来的，更不是Chin-ese。
其实，蒂利希能在美国坐大，和美国精神中自有其异乡的命令之因素关系甚密。作为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新教徒们，他们之开发美洲本就是去异乡寻找家园的。不像蒂利希作为一个学者为异乡人热情接待，美国的开拓者们是用自己的建设实践和社会理想具体地形成了异乡的命令的精神内涵的。这是一种超越地域、民族、乃至宗教的世界主义。美国人不像德国人那么喜爱思辨游戏，故而也确没有提出什么“异乡的命令”之类的概念，但他们却把这种命令的无条件性体现在他们的社会性格和特征中了。这就是美国人特有的一种不竭的好奇心和普遍的义务感。好奇和义务加在一块儿，其实就是爱管闲事。美国人之爱管闲事，其态度之认真，远远超过了欧洲人。他们不仅有接纳任何一个地方来的外乡人同他们共享就业机会的大度，而且特别喜欢把别人家中那些受气的异义分子们接过去。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顶多给这种异义分子一个难民式的避难权就拉倒了，而是非常好奇这些异义分子们究竟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并且越弄不懂就越关心，惹得人家斥之为干涉内政。美国有个出版商不懂这些，结果失掉了一个大受美国人欢迎的投稿人。这个出版商自己也是个神学家，而且多少有些崇敬蒂利希，但是他把蒂利希《新教纪元》的稿子楞是压了两年不作答复。后来，蒂利希研究的权威者詹姆斯·L·亚当斯(JamesLutherAdems)伙同另一位蒂利希的传记作家威尔海姆·泡克(WilhelmPauck)替蒂利希去索稿，才知道人家嫌此书过多“德国式冗长的官样文章”，怕没有销路。亚当斯二人立刻把稿子送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后者不仅当即决定出版，而且还和蒂利希签约出版他的《系统神学》——不过要求他把原计划的六卷本压缩成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三卷。事实表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比那个出版商更了解异乡的命令的要求或含义。
当然，即使美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固执于对自己构筑的思想体系的欣赏，蒂利希毕竟也不是靠着美国人的好奇心来坐大的。甚至，他并没有彻底改变英国大哲艾耶尔所指责的“利用德语造词的方便发明自己的术语”的陋习，尽管美国人教会蒂利希了解到明快易懂的句子是更好的表述方式。既然蒂利希相信异乡的命令作为一种“超验的允诺”是人类理想的共同参照系，他也就不很担心言语和文字差异这种小小障碍了。有个热心的德国学者阿诺德·柏格斯特拉瑟(Arnold Bergstrsser)建议亚当斯为蒂利希的书写些注释，可是当亚当斯也对有些地方搞不懂去请教蒂利希时，他老先生竟“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一点儿也不晓得我在此想说的是什么，随它去罢。”蒂利希厌恶有限，喜欢用象征来表达生存本身的无限或无条件意义。这一特点，完全不同于英美传统的分析哲学那样对美国老百姓显得十分隔膜和冷漠。美国人甚至喜欢用“什么都是哲学”这句话来不屑那些专业哲人的无聊，而蒂利希在美国人心目中，其实更像一个宗教道德家。这不仅满足了美国人的好奇心，而且也着实滋润了战后美国思想界的困惑和迷茫。
美国人闲事管得之宽，常为自己带来许多麻烦，尽管总是以一种正义之师的面目来管闲事的。五十年代说是应“南韩”之求援，说服了联合国出兵去抵抗“北韩”的“侵略”，结果打出个不死不活的局面，却使美国世界管家的形象和实力遭到了怀疑。这时，什么是人生要义，美国的进取精神是否只对本土有效，等等这些问题都迫切希望有个答案。《存在的勇气》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在蒂利希是摆出一付提供了终极答案的架势。蒂利希把勇气看作是确认生存价值的一种“不顾”(in-spite-of)态度、精神、甚至境况，其所不顾的，是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所谓非存在，本身也是存在的一种方式或否定方式，一如死亡、停顿、破坏等等是生命、运动、结构等等的否定方式一样。但是，非存在没有自己的自足本体，它不过是存在的某种失缺，一如恶是善的某种失缺一样。由此，存在和非存在在蒂利希来讲都是一种有限，而人生要义、生存价值等等所要求的则是一种无限。勇气作为对这种无限的无条件寻求而具有本体论性质；是在面对非存在的威胁时的一种自我肯定。这种肯定是一种“绝对信仰”，表达了“超越上帝的上帝”这层含义，因为它超越了一切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局限，坚信存在本身的无条件意义的到场，从而成为一种终极关切的力量。勇气所要达到的是一种“新存在”，它对于有限的现实来讲永远是一种实现了的“异乡”。
美国人，尤其是熟知蒂利希名字的老百姓是否能够弄明白蒂利希的“勇气”是怎么回事，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美国人需要一种对勇气的支持却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越战失败之后——尽管蒂利希死在越战结束之前。无论是地理上的迁徙，还是由美国精神所完成的精神移民，这些体验都使“异乡的命令”对美国人来说不成为陌生。然而美国人毕竟太务实，在圣大巴巴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九六三)，有人一再追问什么是“终极关切”，而且举例问纳粹的行为是否是因为“关切”错了内容。蒂利希回答说，关切本身当然可以有各种内容，但终极意味着必须选择一种关切，而这种“必须”所根据的正是使一切有限东西具有意义的“无条件”本身。就终极或无条件来讲，宗教导向某种抽象，而就关切来讲，宗教就导向了具体。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关切的内容是什么来回答问题，因为这就等于用有限的东西作无限的基础了。蒂利希举圣经的例子说，彼得劝士兵不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结果反而受到耶稣的斥责。彼得的错误就在于他只看到了关切而忘记了终极。因为，蒙难本身是一种关切，但基督成就了耶稣才是终极的、无条件的。耶稣作为基督反对了他自己；耶稣既是基督又是耶稣；基督成就了耶稣是通过十字架蒙难这一具体关切才具有宗教象征的无条件意义的——这意义不仅是对基督教、基督教新教而言的，也是对一切有神论和无神论、宗教和世俗都具有的真宗教性质而言的。这些解释被看作蒂利希对新教的特殊贡献，美国新教徒一般不仅能理解，而美国新教的世俗化形式也十分欢迎甚至需要蒂利希这样的宗教哲学。
蒂利希在美国的坐大的另一个现实意义，在于他把人道主义看作超越民主政治之上的一种新存在，一种来自上帝之国的异乡命令。美国人也许为了补偿自己历史短暂的心理缺憾，对文艺复兴十分推崇，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现代社会中文艺复兴个人主义传统的种种弊端。蒂利希正是针对此提出，文艺复兴的自治是用人道主义战胜了他治，但双方都失去了作为无条件意义的神性。认为人可以创造神性，在蒂利希看来是和把有限认作无限一样的渎神行为，这种渎神在政治上的邪恶化体现之一，就是对法和国家的偶像崇拜。这一看法，特别受到美国新教的欢迎。蒂利希向美国人说道：“我们要努力去做的，是保持社会主义的宗教基础之活力，就像你们在美国自由人道主义中所做的那样，使宪法的宗教评价更多地属于人道主义而不是国家主义。如果美国宪法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绝对，那么它便成了政治上的邪恶化。”蒂利希在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末所提出和阐述的“宗教社会主义”，是针对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之类而言的，五十年代后，这个概念越来越具有心理学特征。蒂利希在美国的生活，使他放弃了宗教社会主义的主张，转而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作为一种超验的。异乡的命令，成为人实现无条件意义的价值参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存在的勇气才成为现实的人的“上帝之上帝”。这对五十年代后不信教的一代美国人来讲，不啻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而蒂利希确实认为世俗化的语言同样可以表达终极关切的真宗教性质。
由于终极关切对于人是必须的，无条件的，在终极关切中所体现出的勇气就使汉姆莱特的“Tobeornottobe”这句话既不意味着“生还是死”，也不是“行动还是不行动”，甚至也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作为某种不懈的寻求和坚信的预期成为人的无条件选择。这个问题在蒂利希的新教原则中，正是异乡的命令所要求的、超出基督教而具有普遍宗教性质的“新存在”。对于这个新存在的无条件意义来讲，住在哪里在蒂利希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战后联邦德国多次邀请过蒂利希回国执教，他也接受过德国总统，汉堡市政府、德国出版界授予他的各种奖章。对于这个新存在的实现来讲，异乡总是作为故土来达到的。抱着这一信念，我想，当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即将八十岁的蒂利希在芝加哥走完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时，心中所想到的尽管可能不是上帝，但绝少有可能是德国。
一九九○年圣诞于美国天主教大学
篇8：部队命令格式
公安部请各地公安机关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工作，发现犯罪嫌疑人即予拘留。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的单位或个人，将给予10万元奖励。
两名在逃作案嫌疑人具体情况如下：
求白
在逃编号：xx，男，藏族，1972年10月4日出生，户籍地：xx，身高1.75米左右，体重85公斤左右，短发自然卷，肤色较黑，操安多语系藏语，汉语水平较差，身份证号码：xx。
xx
篇9：公文命令格式
一、将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xx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处五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五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四、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满七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篇10：公文命令格式优秀
国务院、决定：
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
免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职务，回军队另行安排;
蒋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治委员，由少将军衔改授武警少将警衔;
免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治委员职务，离职休养，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吴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长，由少将军衔改授武警少将警衔;
免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长职务，回军队另行安排;
张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主任，由大校军衔改授武警大校警衔;
免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主任职务，回军队另行安排;
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部长;
免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部长职务;
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
免去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职务，离职休养，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国务院
篇11：告别命令与控制
旧的事物总是挥之不去。尽管我们身处巨变之中，我们却仍然坚持从前的工作方式。我们仍然把组织看作是机械性的，是可以进行更换与改装的零部件的总成。我们甚至把员工也当成了机器，像设计工程图一样规划他们的工作，期望他们以机器般的服从来实现我们想要的规格尺寸。久而久之，我们关于领导力的理念也在支持这样一种谬论。我们寻求预测与控制，同时却要求领导做到机器所没有的一切特性：愿景、灵感、智慧与勇气。他们要以一己之躯提供必要的能量和方向，好让企业这辆生锈的机车走向未来。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样的认识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组织性失败。在近期的许多调查中，企业高层领导们反映：超过2/3的组织变革努力都失败了。领导与员工们对于无穷无尽的变革计划与风潮都充满了厌倦与怀疑，几乎所有人在组织中都在承受着不断增加的压力。
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应该如何来组织企业，使人们都愿意从事建设性和奉献性的工作？
控制来自畏惧
其实，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就知道：自我管理的团队要比其它任何组织形式都更有效率。事实上，在员工的参与性和企业的生产率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在真正自我管理的工作环境下，生产率比传统管理方式的企业高出35%以上。
既然员工的参与有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并没有在自我管理的环境下工作？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它引出了一个事实：多少年来，领导们总是选择控制而不是生产率。我们不是去反思关于组织效率的基本理念，而是醉心于那些图表、计划和设计中。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带给我们想要的结果，可当我们一次次地失败时，我们还是没有停下来扪心自问：这些图表与计划是否是进行建设性工作的真正途径？我们只是不断调整和加强各种控制手段，期望能找到一种实现目标所需的正确计划或设计。
各种组织中都充斥着让员工和领导们气馁的控制机制。所有这些政策、程序、规章、制度和行为方式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已被过分控制折磨得痛苦不堪，却还在创造新的控制手段？其实，这种机制来自于我们的畏惧——畏惧彼此，畏惧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畏惧自然的成长过程，畏惧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的变革……这些畏惧年复一年地累积起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勾心斗角的组织体系。事实上我们无法依靠这样的体系有效地控制员工，但肯定可以有效地阻止许多优秀工作的完成。
在这么多的畏惧中，我们需要记住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组织起来是为了成就更多的事情，而不是更少。任何一个组织形成的动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就是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一些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这样的组织动机不仅限于人类，任何生物系统都同样如此。每一种生命体都要努力创造一个能让自己茁壮成长的世界。怎样来创造呢？就是靠建立一种系统，系统中的任何成员都从彼此的联系中受益。
当一个生物系统自我组织的时候，它的成员会对一些事情产生共识，如：哪些事更重要，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行动是必要的，怎样去实施这些行动等。系统会发展出沟通的渠道、工作者网络和复杂的组织架构。当组织发展壮大的时候，新的能力会从组织成员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中产生出来。很多领导以为需要通过控制手段才能做到的事情，其实组织本身完全有能力做到。
当我们把组织看作机器，当我们否认自我组织的巨大能量时，我们就会试图从外部改变这些组织系统。我们想用修订激励制度、改组部门机构、职责更迭和再培训员工来进行组织变革，但这些努力注定会失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变对组织这种行为的认识。一个组织应该是从内而外的：员工们清楚需要做些什么，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经验与理念，找到那些可以帮助他们的人，然后用他们的创造性来解决问题。这样的过程正在所有的组织中发生，包括：那些运用命令和控制来管理的组织。
信任引发动力
在一个自我组织的企业中做领导，我们需要问自己：“我对于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到底有多少信任？他们是否已经表现出了一些自我组织的行为？”这个关于信任的问题会让每一位领导都进行哪怕是片刻的反思。那些鼓励员工参与和自我组织的领导们讲述了他们令人吃惊的感受：员工们的才华、能量、忠诚、创造性甚至爱戴几乎把他们淹没了。而过去他们都想当然地以为：员工们只是为了钱才来工作，他们都是自私而且狭隘的，他们并不在意企业的兴衰。
偶尔，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也能够认识到自己身为领导的行为与认识的矛盾。一位《财富》100强企业的领导曾说过：“我心里也明白，当员工来上班时，他们没有在想 ‘我今天怎么来捣乱？我怎么来难为老板？’没有人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来上班的，但我们这些领导的所做所为却总让人以为我们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员工的。我们害怕给他们任何钻空子的机会。”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当员工每天来上班时，他们想的是怎样为企业去完成某项工作，尽管企业中存在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和官僚主义，以及缺乏合理性的流程都在阻碍着他们前进。而那些开放参与和自我组织的企业领导，见证了大多数员工们与生俱来的为企业奉献的欲望。通过尊敬与信任自己的员工，这些领导开发出了高得惊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在那些学会了共同思考而又深入了解自己的企业里，人们常常未经请示或汇报，就主动地进行工作和变革。他们个体的独立与创造力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源。他们每个人的敏锐使企业变成了一个更加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的整体。
领导要自我转变
但是，领导们需要了解如何支持这样的自我组织行为。员工们并不需要我们通常给予他们的繁复的行动指导、时间安排、工作计划和组织机构图，这些反而会阻碍他们的奉献。但是员工的确需要领导为他们提供很多东西。他们需要信息，需要互相之间的联系，需要资源，需要信任，还需要延续性。领导要培育勇于尝试的精神，帮助整个组织建立彼此密切的关系，为企业提供来自多方面的大量资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让每个员工都明白我们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景。
我们大多数人所成长的文化都教育我们：达到卓越的管理方法就是精确地告诉员工他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然后确保他们遵照去做。我们学习做总设计师，以为我们可以把员工“设计”出最佳的绩效。但你不能命令员工达到最佳，你只能调动出他们想做到最佳的愿望。尤其是对于那些突发的情况——例如：一个气愤的顾客，一次有害气体渗漏，一次暴风雪，我们更要依靠员工个人的主动性来应对。归根到底，我们要依靠的是员工的头脑和做正确事的坚定决心，而不是流程手册。如果员工的行动依据的是机械性的规则或体系，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做到卓越的才能。
一些企业高级领导在回顾他们所经历的变革时总结到：在一个企业中你的职位越高，你个人就要做越多的改变。那些带领自己的企业进行组织与管理方式变革的领导们常说：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如果自己没有变的话，企业什么都不会变。进行艰难的个人转变的领导们往往同时为企业中的员工开启了新的机会。他们创建真正的团队型架构，设置更多的员工参与性流程，引进新的思维方式。他们激发了大量新创意，在整个企业中引起了反响，这些创意有些可行，有些不可行，但制造了一个鼓励尝试的环境。此处的一个变革引起了彼处的响应，这种响应催生出一个新创意，而这个新创意又引起了下一个响应。这是一个复杂的交流和交互的进化过程，你几乎无法发现哪一个变革是所有其它变革的源头。我们要知道，组织变革是一种舞蹈，而不是强制的行军。
篇12：党政机关命令公文格式
中央军委关于授予空降兵某连“模范空降兵连”荣誉称号的命令
空降兵某连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长期以来，该连大力弘扬黄继光英雄精神，激励一茬茬官兵铸魂励志不褪色、献身使命谋打赢、全面过硬当标杆，取得显著成绩。他们坚持“砺剑先励志、育人先育魂”，认真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官兵始终像黄继光那样铁心向党、矢志不移。他们坚持“刀在石上磨、兵在苦中练”，近10年来有96人次被军、师评为训练标兵和“四会”教练员，训练成绩在空降兵部队始终名列前茅，出色完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联合军演、国庆阅兵等30多项重大任务。他们坚持“视荣誉为生命、以荣誉为起点”，把传好英雄接力棒、再创连队新辉煌作为不懈追求，连队 59年保持先进，先后3次被空军授予荣誉称号，4次荣立一等功，11次荣立二等功，19次荣立三等功。
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向“模范空降兵连”学习，始终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切实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紧紧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着力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努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切实练就过硬的打赢本领，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不断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严格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大力加强作风纪律建设，切实树立和维护好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广大官兵要以黄继光等英雄模范为榜样，自觉学英雄精神、走英雄道路、做英雄传人，大力弘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和高昂的战斗意志，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