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下棋的历史典故

左宗棠下棋的历史典故（通用8篇）

篇1：左宗棠下棋的历史典故

政治贡献

巩固边疆

学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率师一举收复新疆地区。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100] 左宗棠力主新疆置省，这一举措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左宗棠还最终促成了台湾建省，这主要是为了加强海防，此后经巡抚刘铭传的努力经营，台湾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的一个先进省份。 [102-104] 然而，甲午战争后，台湾仍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

整饬吏治

左宗棠对清廷吏治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指出“讲求吏治”是“天下切要之政”之一。 为此，左宗棠在罢免贪庸、任用良吏、革除陋规等方面多有举措。他还强调“察吏”、“训吏”以及“恤吏”，即注重考察官员的性情才识、为政得失，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以及对官员施以体贴亲恤、促其为善。尽管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但左宗棠的主张对后世仍有借鉴意义。

军事勋劳

左宗棠一生功业，始自戎马。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这与曾国藩等人的见解相合，由此推动了湘军的建立。 [110-111] 左宗棠将“练兵”视为治军的关键，其中除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外，还要对官兵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左宗棠也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在西北用兵时曾强调“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等，明知故犯者军法从事。他还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

在临敌用兵时，左宗棠所坚持的原则在于“慎”字：在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时，要清晰掌握“军情、贼势、地形”等方面的信息，通盘筹划，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上，要注重“布置后路”和加强后勤保障，以便前线部队层层推进、稳扎稳打;反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主张“缓进急战”，以“缓进”为速战速决创造必要的条件。作为统帅，左宗棠改变了作为将领时事必躬亲的态度，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避免遥制，从而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才能。此外，他还讲求阵法，并善于采取“分道进捣”(即分进合击)的战术方法，等等。

在国防观上，左宗棠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在海防上，他尤其重视以新式轮船取代老式战船，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也一贯主张在海防建设中须统一指挥权，由此促成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他还提倡在海防建设中兵民联合御敌，倡办“渔团”，这都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海防思想，也推进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在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左宗棠也于1875年(光绪元年)的讨论中给出了合理的意见，即：“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在塞防上，左宗棠除坚持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原则外，尤其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并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证。

凭借其军事才能，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变乃至收复新疆等的历史事件中，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以收复新疆之战为例，左宗棠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三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四个多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学者孙占元评价说：左宗棠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洋务兴办

综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115] 根据学者沈传经、刘泱泱的概括：在闽浙任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主要是兴办福州船政局，这对建立中国近代造船工业、近代学堂以及近代海军起到开创与奠基作用。陕甘任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的规模和重要性远不如前一阶段，但开始由军用向民用转化，由单一造船和驾船变成制造枪炮、火药、机器、织呢、开矿多种经营，由官办的产品经济向官办商品经济和民营商品经济发展。两江任上，左宗棠洋务活动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广泛;经营体制上，由以官办为主转为更多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且非官督商办，而是“官倡商办”;反侵略保利权的目的，也更为鲜明突出。晚年所上《艺学说帖》，则成为其长年洋务实践的理论概括，并体现出新的发展。

军事工业和新式学堂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认为自造新式枪炮并非难事，兴办洋务的关键在于“整理水师”;关于水师用船，他力排雇船和买船的议论，主张自造。经过左宗棠的声请，设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清廷批准。此后，左宗棠立即投入船政局的筹建中，尽管中途奉调陕甘，仍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确保了福州船政局的设立。

左宗棠筹划设立福州船政局，被池仲祜(一作池仲祐)、陈绍宽等人评价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船政局所辖船厂，经左宗棠所推荐的沈葆桢的经营，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机器造船工厂， 也是一座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 其造船水平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毕竟实现了中国近代造船业从无到有的跨越。船政局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并从学员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届官派赴欧洲的留学生。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它们基本是仿行左宗棠为船政学堂拟定的章程，到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在模仿的同时有所突破; 但是，天津水师学堂所用吴赞诚、严复，仍与福州船政密切相关。

在西北任上，左宗棠仍致力于军事工业的兴办。他先设置西安机器局，后改兰州机器局。后者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 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实为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兰州和库车均设火药局。这些机器局、火药局，不仅直接生产军火，而且起到机器母厂的作用，开中国西北近代工业之先河。

民用工业

军事工业的兴办，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左宗棠兴办的兰州织呢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毛纺织工厂， 其产品既供军用，也投向市场。因原料、水源、管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制约，织呢局仅维持三年便告停办，其中左宗棠筹划不详，也有一定责任。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一项创举，并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此外，左宗棠在西北还尝试使用机器治理泾河、勘探并开采矿藏，以及招商兴办乌鲁木齐铁厂等等。

两江任上，左宗棠除了支持和发展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原有洋务事业外，还支持由商人集资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包括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铁局等，并架设沿长江的陆路电报线，此外还对西方商人在上海开设纺织厂以及购买土地等行为加以抵制。

经济民生

左宗棠注重民生，这体现在他方方面面的举措中。

在兴修水利方面：在西北，左宗棠治理泾河， 此外还兴办了一系列灌溉工程; 在京畿，治理永定河; 在两江，则治理淮河并筹划恢复其入海故道(未成)，修复范公堤以抵御海潮侵袭，兴办朱家山工程以治理滁河，兴办赤山湖圩坝工程以平息江宁、镇江水患，等等。

在鸦片问题上：当时鸦片有中国自种的“土烟”从海外进口的“洋烟”两类。为解决土烟问题，左宗棠在陕甘任上饬令属官严禁种植罂粟，在“严禁罂粟”的同时，为解决民众生计问题而“劝种棉花”，除劝谕农民种植棉花外，且购置纺织工具、雇请民妇教习棉纺技能，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对于不宜棉的地区也要求广种杂粮以改善生计; 对于在禁种罂粟的问题上督查不严的官员，左宗棠亦报请清廷严惩。 针对洋烟，左宗棠在军机大臣任上也希望通过增加捐税的方式限缩其销路并减少进口数量，但他与威妥玛谈判未果，后由曾纪泽接手，最终与英方达成《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税率有所提高。

至于荒政、茶务 、盐政 等等领域，左宗棠也均有其举措。

篇2：左宗棠下棋的历史典故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由于才能出众，再加上收复新疆、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功绩，因此被清朝政府所看重，而当时有一句俗话就反映左宗棠在清朝政府的地位之高：“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慈禧太后更是器重左宗棠。

功勋卓越、被朝廷器重，再加上湖南人天生倔强的个性，因此左宗棠很是自负，很少把谁放在眼里，可是就是这样自负的左宗棠，却两次在一个乞丐面前低下了头。

第一次是左宗棠出征新疆的时候，当时的左宗棠下定决心，一定要收复新疆，因此抬着棺材出征。而就在刚出城的时候，左宗棠却意外地停了下来。他看到了一个乞丐摆着一盘残局，左宗棠对象棋很有研究，而且很少碰到对手。而让他停下来的原因是这个乞丐竟然挂着一个“天下第一局”的招牌，于是左宗棠来到了这个乞丐面前，很快就破了残局。左宗棠扯下了“天下第一局”的招牌，然后带着大军出发了。

经过几年的交战，左宗棠终于收复新疆，大胜而归，可是就在左宗棠班师回朝后的不久，却又意外地碰到了那个“天下第一局”的乞丐。左宗棠很是生气，上前就要扯下“天下第一局”的招牌，可是这时候乞丐却抬头说话了：“大人，何不再下一局，让我输得心服口服?”左宗棠一听，也来了兴趣，于是又开始和乞丐下棋了。可是让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他竟然很快就输了。左宗棠不服，又连下三局，可是都以左宗棠的大败而告终，左宗棠这才知道自己棋艺远远不是这个乞丐的对手，可是左宗棠很奇怪，为什么会在出征前赢了乞丐呢?

乞丐笑着说道： “前次左将军行将出征，重任在肩，老朽恐挫公锐气，且对弈时也多有暗示棋场如战场，风云多变，遇到险境，须有信心方能扭转战局，转败为胜。今日左将军得胜归来，未免有些心高气傲，挫您锐气，是恐您骄傲自满、得意忘形，这于国于民不利，因此老朽也就不能让您了……”左宗棠听后，甚是惭愧，当即鞠躬拜谢老人，感慨道：“先生不仅棋艺高超，而且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可以终身为师矣!”

又过了10多年，左宗棠又在闲逛的时候，再次碰到了这个乞丐，而这时候的左宗棠已经是闻名天下的重臣了，当时人们都以“曾左”并称曾国藩和左宗棠。可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却不以为然，虽然曾国藩多次帮过左宗棠。

左宗棠和乞丐聊了半天后，问道：“先生知道‘曾左’吗?”乞丐说道： “那是天下人对曾大人和左大人的尊称呀!”

左宗棠接着问道： “为什么人们都说曾左而不说左曾呢?”

乞丐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那是因为曾公眼里有左公，而左公眼中无曾公!”

左宗棠听了乞丐的话，不禁一阵惭愧，原来自己的自大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可是自己依然像一个井底之蛙一样。

而从那以后，左宗棠一改往日自负的毛病，虚心向别人学习，而这个乞丐也被左宗棠接到了府上做幕僚，时时提醒自己切不可自负自大。

左宗棠的介绍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0xx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

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有关左宗棠的典故

自比诸葛

左宗棠年轻时自诩为诸葛亮，常以“今亮”、“小亮”等自称，后听闻林寿图以诸葛亮之“诸”(谐音“猪”)来讽刺他，之后便不再以孔明自喻了 。左宗棠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便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结交林则徐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则徐的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则徐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唯君乎!”临别，林则徐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前后对联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人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

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

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结怨樊燮

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叩拜行礼，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举脚便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另说是左樊意见不合，左起身扇樊面颊。)后樊燮因事被骆秉章参劾，为求反扑而控告左宗棠，意图以此扳倒骆秉章，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而失败，樊燮也被革职。

篇3：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研究

一、历史背景

新疆古代亦称西域, 西汉以来, 西域一直与内地联系密切, 是中原的附属地区。公元前101 年, 西汉政权在西域设置了使者校尉, 公元前60 年, 西汉政权正式在乌垒设置了西域都护[1]127。此后, 中国历朝历代政权都一直在西域设官建制, 长期行使对西域的地方管辖权。进入清代以来, 西域的民族势力一直蠢蠢欲动, 与国外分裂势力互相勾结, 狼狈为奸, 一直窥视中原, 以待时机, 寻求独立。乾隆年间, 西域的民族势力大小和卓发动叛乱, 乾隆派出大兵征剿, 很快收复了西域的全部土地, 并将西域正式更名为新疆, 寓意故土新归。1864 年, 乌兹别克族的明格部统一了其他各部, 建立起了“浩罕”汗国。1865 年初, 浩罕国军事首领阿古柏率兵入侵新疆, 他软硬兼施, 恩威并重, 很快就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七城, 并自封为“洪福之王”。随后, 阿古柏继续兴兵作乱, 攻占吐鲁番后, 又翻越天山夺取乌鲁木齐。至此, 新疆全境已尽归阿古柏所有, 新疆局势万分危急。新疆地处中亚东部, 是我国与中亚和印度交通的必经之路和军事重地, 如果扼住了新疆, 也就扼住了我国西出的咽喉和门户, 为此, 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侵入中国的桥头堡, 皆虎视眈眈, 势在必得, 千方百计想分裂新疆。于是, 阿古柏就成了他们竞相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尤其是俄国, 一方面利用阿古柏实现其军事和战略阴谋的同时, 另一方面又悍然出兵侵占新疆伊犁, 对伊犁地区实行血腥残暴的殖民统治, 新疆全境风云突变, 人民遂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 清朝自嘉庆以来, 国力日渐衰微, 国内矛盾重重,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统治阶级之间互相勾心斗角, 使清政府焦头烂额, 自顾不暇。尤其两次鸦片战争, 外国殖民者都是通过海路而来, 所以面临此次新疆危机, 清政府内部说法不一, 争论不休, 甚至出现所谓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是海防派, 他主张舍弃西北, 专注东南, 他提出“:新疆不复, 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 则心腹之患愈棘。”[2]40而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则认为:“俄国侵吞西北, 日甚一日, 我师迟一步, 则俄人进一步, 我师迟一日, 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 莫此为甚!目前之计, 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2]42当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对局势更是了如指掌, 洞若观火。所以, 他极力主张海防和塞防二者并重, 皆不可偏废, 绝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2]43, 他言辞切切, 忠心耿耿, 意志坚定, 措施得当, 力主武力收复新疆, 在朝阁之上甚至与李鸿章争得面红耳赤, 说到激动之处, 不禁老泪纵横, 这让慈禧太后和满清权贵们十分动容。最后, 清政府经过反复商讨, 权衡利弊, 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和主张。1875 年, 清政府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 全权负责督办新疆军务。

二、收复经过

虽然清政府大力支持武力收复新疆, 可是当时局势却急转直下, 加上很多不支持武力收复新疆的大臣们的暗中阻挠, 收复新疆可谓困难重重。当时, 左宗棠已经年过六旬, 身患重病。他曾在致部署的信中说“:本拟收复河湟后, 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 西顾正殷, 断难遽萌退志, 当与此虏周旋。”[3]49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 左宗棠置个人安危宠辱于不顾, 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1876 年, 左宗棠亲率三路大军开始进入新疆。在经过对局势的仔细分析和论断后, 他决定采取“先北后南, 缓进速战“的作战方针, 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 然后挥师而上, 攻占了吐鲁番, 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左宗棠军纪严明, 秋毫无犯, 一路之上得到新疆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当地各族人民甚至纷纷拿起武器, 加入战斗, 痛击阿古柏军队。在天时地利人和皆有利的情况下, 左宗棠的大军势如破竹, 锐不可当。1877 年, 清军收复喀什噶尔, 阿古柏兵败身亡。至此, 除了被俄国侵占的伊犁以外, 新疆重新回归祖国怀抱, 捷报一传到中原, 举国欢庆, 全民沸腾, 清政府也十分满意。

而在收复伊犁的问题上, 左宗棠则显得颇为谨慎, 他深知沙皇俄国一直穷兵黩武, 以对外扩张为能事, 如果伊犁问题处理不当, 很可能引发中俄之间更大的冲突, 到那时, 自己的努力不仅会毁于一旦, 清政府也可能因此遭受更大的损失。为此, 他殚精竭虑, 夜不能寐, 食不安寝, 权衡利弊, 终于有了周全之策。1887 年底, 左宗棠正式奏报朝廷, 他提出收复伊犁, 必须要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方是万全之策。如果外交手段不能收复伊犁的问题, 到那时在再采取军事手段, 也不为迟晚。他的奏折一到京中, 清政府就进行了反复的研究, 最后认可了他的意见。1880 年初, 清廷派出特使曾纪泽赴俄国就收复伊犁问题专程进行谈判。谈判过程异常艰辛, 沙皇俄国蛮横无理, 多方要挟, 但曾纪泽有礼有节, 不卑不亢, 坚持原则, 据理力争。此时, 左宗棠在国内也对谈判翘首以望, 但他深知弱国无外交, 外交的胜利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 他一方面通过书信指导曾纪泽谈判, 一方面上书清廷, 请求备战, 以防不虞。经过艰辛困苦的谈判过程, 1881 年正月, 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共同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 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

三、历史功绩

1.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阿古柏穷兵黩武, 苦心经营新疆多年, 而且得到了沙俄的大力支持。但是, 左宗棠1876 年兴兵讨伐, 1877 年就收复了新疆除伊犁以外的所有地区。阿古柏自恃勇猛, 可是在左宗棠的大军面前, 好似以卵击石, 不堪一击, 未经一年, 就兵败身死。同时左宗棠巧妙通过外交途径, 与俄国签订了条约, 促进了新疆全境的收复。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当时清政府强大的陆上军事实力, 这一举动有力地警告了民族独立势力和国际分裂势力, 清政府的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 并非软弱无能, 任何分裂清政府疆土的行为都将得到严惩, 有力地震慑了民族独立势力和分裂势力, 维护了清朝疆域的完整和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

2.促进了新疆地区发展和民族团结。左宗棠在率兵西征之时, 军纪严明, 秋毫无犯, 深得民心和百姓爱戴。他指挥部队一路进军, 一路上修桥筑路, 栽植树木, 大军过后, 几年之间, 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广袤戈壁变成了茵茵绿洲, 凡是湘军所过之处, 一路上道柳连绵不断, 枝拂云霄, 遮天蔽日, 被当地人民亲切地赞为“左公柳”[3]46。除此之外, 左宗棠在平定新疆时期, 除了用心军事行动, 也十分重视新疆当地的发展和建设, 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情况, 他亲自组织人马帮助当地兴修水利、修筑道路、垦田植树, 并将许多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到了新疆, 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 他建议清廷在新疆建省, 更加明确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管辖关系, 对后世影响可谓巨大。在抗击阿古柏的历次战斗中, 当地人民不畏艰险, 自发参加战斗, 与清军并肩作战, 同仇敌忾, 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 建立了融洽的民族关系。后人做诗称赞左宗棠的功绩, 诗曰“: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渡玉关。”[2]45

3.展示了左宗棠的爱国情怀和政治智慧。在当时社会动荡, 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和局面下, 左宗棠力排众议, 力主武力收复新疆, 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的, 如果不是对国家忠心耿耿之人, 是绝没有这番胆气和魄力的。尤其, 当时左宗棠已年近古稀, 原本打算告老还乡, 且体弱多病, 一路之上, 风餐露宿, 饱受军旅之苦。可是他却不以为意, 为了鼓舞士兵们奋勇杀敌, 英勇报国, 同时也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一腔爱国情怀和对清廷的一片忠诚, 一路之上, 他命令士兵抬着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棺椁走在大队人马的前面, 告诉众人自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展示了自己誓死杀敌报国、抗击外辱、收复失地的必死之心。此举一出, 军心弥坚, 上下一心, 清廷上下无不为之侧目, 全军上下无不为之动容, 为收复新疆创造了极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左宗棠这种过人的胆气和震惊中外的豪情壮举, 有力鼓舞了清军的士气, 促进了新疆全境的回归。林则徐对左宗棠的评价颇高, 他说“:东南洋夷, 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 舍君莫属!”[4]23左宗棠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功绩可见一斑。

摘要：左宗棠他少小聪慧, 胸怀大志, 勤奋好学, 博览群书, 在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 国力日渐衰微、国内矛盾重重的形势和局面下, 他毅然出兵平定新疆之乱, 为维护祖国统一和疆域完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功绩,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啸.国内五十年来左宗棠在西北活动研究述评[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8 (2) .

[2]高中华.试论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荒实践[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 (3) .

[3]彭大成.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响[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 (1) .

篇4：论左宗棠对河西地区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左宗棠；河西；建设

左宗棠自同治五年（1866年）任陕甘总督、光绪元年（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至光绪六年（1881年）二月赴京任军机大臣，近二十年时间任职西北。在陕西、宁夏、甘肃兴办了一系列的惠民工程，河西因靠近新疆，左宗棠又长期驻守兰州、酒泉，对城市的建设更是不遺余力，甚至有的今天仍然发挥着余力。总的来说，左宗棠在河西措施主要为招纳流民、屯田垦荒、修路筑城、兴修水利、开采矿产、禁种罂粟、推广棉桑、兴办学校、城市卫生，等等。

一、屯田垦荒

左宗棠行伍出身，对于军粮的重要性认识颇深。从刚进入甘肃就开始着手兴办屯田的事宜。“一路进兵，一路屯田。便从泾州一路到了敦煌。”认为兴办军屯可以开垦荒地，保障生产，节约财政开支，减少百姓负担。于是，从各地招徕因为天灾人祸引发的流民，给他们发放口粮、种子、房屋、农具、耕牛等基本物资，在最贫穷的安西、敦煌、玉门三个州县“先发给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使他们不再流亡各地而安心生产，收获的粮食除了留够种子和自己食用的外，其余被官府给价收购。屯田措施也得到了良好的效果，1873年，仅河西就收购军粮十六万两千石，1874年为十一万九千石。

二、修路筑城

光绪二年（1876年）的左宗棠将兰州外城大修一番，城墙底宽一丈数尺，高三丈七尺，顶宽八尺多。重修疏浚了护城河，深宽各有二三丈，在城外（今天伏龙坪）还兴建了四个墩堡，基址边长一丈多，高约二丈。后来随着新疆战事的发展，左宗棠也从兰州移营肃州（酒泉）。看到嘉峪关墙体剥落，破损严重，派人加固，手书“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挂于城头，字大如斗。曾任甘肃布政使的何福堃对此匾额有所描述：“左侯昔日受降归，釃酒临关对落晖。额书六字神飞动，想见如椽大笔挥。”

三、城市建设

左宗棠以前，兰州城的饮水问题一直困扰着百姓，他们只能靠专门的送水人从黄河打水，车拉、肩挑送到每家每户。驻守兰州时，左宗棠深感这样的取水方式，既不方便也不卫生，于是在城内凿造了两个蓄水池。一个叫饮和池，在总督府左边；另一个叫挹清池，在府衙右边。饮和池从衙门后的黄河引水入池，挹清池从城西南的水磨沟引水。春、冬用吸水龙（抽水机）抽水，夏秋用水车引水。饮和池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凿而成，并仿柳宗元字体，写了一篇一百多字《兰州饮和池记》，勒石刻铭以记其功。

四、禁食烟片

西北各地广种罂粟，百姓吸食鸦片成风，原本强悍的西北变得贫弱不堪，为了纠正这种陋习，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亲自写了通俗易懂的《禁种罂粟四字谕》的禁烟通告，将其广泛贴在乡村路口，发现擅自种烟者一律予以拔除，并对违禁者严惩不贷，对于暗中包庇的官员，也严加惩处。除了在本地禁种罂粟，还禁止从川黔、新疆等外地贩运自甘。为了弥补百姓禁烟造成的损失，在河西推广棉花和桑蚕，同时编修棉花种植、采摘、加工指导用书《种棉十要》、《棉书》，免费分发到乡村各地。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民情，他每到一地都亲自到田间地头察看生产、生活。从兰州去酒泉（肃州）移营的路上，路过山丹、临泽、高台，正是棉花成熟的季节，访问田间劳作的百姓，都说棉花的收入有时比罂粟还高，“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这样百姓都渐渐地开始种植棉花了。到了酒泉还推广桑蚕业，亲自在驻地种了百株桑苗，并从江浙一带招募熟练工人带着蚕种、桑苗到河西走廊、新疆等地推广试种。

五、开采矿产

左宗棠听说酒泉城南文殊山和玉门的赤金峡有金沙矿时，就开始计划开矿增加税收。光绪五年（1879年），他聘请德国技师米海利到文殊山找到三处矿脉，但因为文殊山人迹罕至，交通不便，连老友上海帮办胡雪岩捐赠的采矿机器都无法运抵。随后米海利在玉门赤金峡勘探，找到一块矿石，带到上海化验后得知那是一处石油矿地。但未等开展大规模的开采工作，随着左宗棠的调任而结束。但玉门油矿自此开始发展起来。

六、兴办教育

在教育上，左宗棠兴修了很多学校，著名的有1874年在张掖将当地人给他建造的生祠改建南华书院，1875年和民勤知县钱崇基联办的文社书院，同时还修复了原有的临泽蓼泉书院、敦煌鸣沙书院。在兰州任总督时，同治九年（1870年）还亲自过问兰山书院学生的读书问题，一次甘肃布政使崇保给他送来兰山书院的招生汇报和学生给他写的请教读书的信函。左宗棠亲笔回复：“书院招正式学生40名，每人每月生活费3两银子，附生50名，月补1.5两。每年需银2000多两，由左本人以年俸捐助，或在公款中酌拨。”就读书情况的回复为：“览呈诸生之禀，文理尚可，殊为欣然。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

结 语

河西地区人民感念左宗棠做的民生实事，当时的报纸记载：“左公病逝噩耗传之陇上之时，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左宗棠在河西民众心目中地位很高，受到非常高的尊崇，从清末到民国兰州街道的命名，可以看出这种崇敬的延续。西关大街，即临夏路，被命名为“宗棠路”，西稍城门为“宗棠门”。抗战时期，新开辟的城南国际运输通道，即现在的白银路，命名为“左公西路”，民主西路及原有的旧大路为“左公东路”。

左宗棠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应该汲取的。他的高瞻远瞩，坚决果敢，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以及广开言路、为民谋利的做法和精神，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

参考文献：

[1]张海声.左宗棠在兰州[J].兰州学刊，1986（6） .

[2]马啸.左宗棠与甘肃水利建设[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3]马啸.左宗棠在甘肃 [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4]邹礼洪.左宗棠西北禁鸦片述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2 ）.

篇5：关于左宗棠的对联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这副对联是袁枚为他的随园而写，后阿里受人讥评，有吹捧自己之嫌，后撤下，林则徐用这副对联赠给左宗棠，足见其对这位年轻人的赏识之深和期望之高。

林则徐和左宗棠一生仅一次见面，但这次会见在后来证明了，对中国近代史有深远的意义，当时林则徐从云贵总督任上回福建老家，路过长沙，因为林大人的下属后来同为湘军三杰的胡林翼曾向林多次举荐左宗棠，林则徐对左宗棠期望很高，林则徐将自己在流放新疆时在新疆收集的地理、边防和外国列强的全部资料送给的左宗棠，后来在左宗棠收复西北，经营新疆，和英法俄的抗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则徐在会见左宗棠的第二年，因为广西天地会起义，朝廷再次启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在赴任广西途中，林则徐病逝于潮州，左宗棠在长沙闻噩耗，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篇6：左宗棠的名言名句

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

学如才识，不日进，则日退。

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

好便宜者，不可与之交财。多狐疑者，不可与之谋事。

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一切均从简省，断不可浪用。此惜福之道，保家之道也。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破书万卷，神交故人。

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人物评价

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胡林翼：“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光绪皇帝：“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著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陟兼圻，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朕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竭谋赞画，悉协机宜。旋任两江总督，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洵能终始如一。”

曾国藩：“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潘祖荫：“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裴景福：“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御赐祭文》：“东平浙水，南靖闽都，西极昆仑，北清畿甸。 ”“书勋则钟鼎千秋，论治而堂廉一德。”

梁启超：“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谭嗣同：“历观近代名公……更事既多，识力乃卓。”

篇7：左宗棠的六句名言

多狐疑者，不可与之谋事。

这世间，似乎所有的事一旦和钱财挂钩，就总有一些拉扯不清的感觉，所以不要和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交财，这样势必会有不愉快。还有生性多疑的人，也不可共事，两人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诚”字，俩人互相猜忌，如何能成大事?

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

这是左宗棠的述志联。看到上联有没有想起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颇有几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感。下联则表示，读万卷书，向古人学习的志向。若能在书中与圣贤神交，也算不枉此生。

三、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

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

这里的“不被人欺”是说在困境中也要保持骨气，你只要自己不看低自己，就没人可以看低你;“不被人妒”，是指春风得意时，不要得意忘形，为人谦和、做事低调，不要招来不必要的忌恨。

四、能受天磨真铁汉，

不遭人嫉是庸才。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大丈夫当越挫越勇;只有当你足够优秀，才会有人妒忌，所以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有能力完成的事一定要当仁不让，尽力做好。

五、万有不齐天地事，

一无可寄古今情。

天地间的事形形色色，都有存在的理由。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古往今来，万事成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独怆然而涕下!

六、读未见书，如得良友;

读已见书，如逢故人。

篇8：左宗棠对晚清图书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左宗棠编撰、点校书籍等情况

1. 左宗棠著述。

左宗棠作为晚清重臣,在完成大量军政要务之外,还写了大量的奏折、公私书牍、批札、告示和诗文联语。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以著者“左宗棠”为检索词,可以检索到的图书有129种。这些著述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等有很高的价值。1986年,岳麓书社陆续出版了《左宗棠全集》的“札件”、“诗文家书”、“奏稿”(一)(二)(三)(四)等六册。是至今为止出版得最好的一种左宗棠著作的版本。据《左宗棠全集》和《左宗棠年谱》的记载,左宗棠还编撰了一些农学、舆地、政治方面的著作。左宗棠在科考失意后,以耕读为重,亲自务农,编撰《广区田图说》,该书是研究如何科学种田方法的书籍。“始留意农事,于农书探讨甚勤,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蔬、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兵民杂处,临去尚颇依依,亦当日为农之效也”[1]16。还撰著了《朴存阅农书》,“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益种茶植桑竹,以尽地利”[1]23,当时“湘阴产茶,实府君之倡”。

作舆地图说。《左宗棠年谱》记载道光十九年,“公作为舆图说”[1]18。道光二十年“重订往岁所绘舆图”[1]19,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公自入驻兰州,采书论有关吏事者一编曰《学治要言》颁示各属”[1]241。《学治要言》是介绍作官原则和为官之道的。

这些著述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政治军事活动都产生了实际作用。

2. 点校出版书籍。

左宗棠对书籍的版本非常重视,有影响的编校出版书籍活动有两次。一是同治三年(1864),任闽浙总督在浙江杭州用歙县鲍廷康的善本版,影刻了《六经》,称为浙刻。后来在西北,左宗棠让汉口的崇文书局对浙刻重加复校进行二次影刻,称为鄂刻。“此次影刊鲍氏善本,即前在浙所刊旧式而又重加复校者也,当为海内孤本,以视浙刻尤精”[2]294。二是重刊了《正谊堂全书》。全书是由清张伯行(1651—1725)所辑。原书仅五十五种。张伯行在福建创建鳌峰书院,名其堂曰正谊堂,本书名即源于此。此书专收程朱学派代表著作及伯行自己的著作。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寻访到《正谊堂全书》四十四种,乃设立正谊堂书局,厘订重刊,增为六十八种,于同治八年刊成。新刻之书“较原刻尤整齐可爱”[2]244。左中堂对于出版工作非常重视,他嘱咐“惟校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2]248。

3. 介绍、推广科技图书。

左宗棠为《海国图志》作序,起到了宣传、推荐的作用。《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3]257。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他还组织印刷、出版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书籍,如《棉书》、《种棉十要》和蚕桑养殖等资料。这些书籍的刊布,极大地促进了西北棉花种植业和蚕桑养殖业的发展。

4. 对书籍的刻印非常在行。

“除一面饬驻陕军需局沈守迅速采办枣梨各木板,一面雇募刻手外,应饬驻鄂、陕、甘后路粮台王道于湖北招致到手民三四十名”[2]521。宋代,对刻印无价值的书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这表明宋代以来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手民”指雕板排字工人。文中对刻书材料、排字工人数及工资都有明确指示,可见对刻印的流程非常熟悉。在刊刻《六经》时指示“纸用杭连未免太费,可择其价廉而坚韧者,色稍黯淡亦不妨”[2]267。又显示出其务实的作风。

二、左宗棠创办刊印书局的特点和意义

1. 左宗棠是晚清各直省创办书局的首创者或之一。

《庸闲斋笔记》云:“今各直省多设书风局,事肇于左爵相,局则肇于宁波。”[1]104而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认为最早是曾国藩所设的金陵书局。“是迨乎中兴,曾文正首先于江宁设金陵书局,于扬州设淮南书局,同时杭州、江苏、武昌继之。既刊读本《十三经》,四省又合刊《二十四史》,天下书板之善,仍推金陵、苏、杭”[4]247。根据历史资料,左宗棠创办书局可考最早是在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设金陵书局的时间说法不一,最早的说法是同治二年。可以说左宗棠是晚清各直省创办书局的首创者或之一。

2. 左宗棠创办的书局地域分布非常广。

左宗棠同治三年在浙江杭州设书局,同治五年(1866)福州设立正谊堂书局,同治十年(1871),设西安书局,刊刻经籍,后来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设置书局。从东南沿海的闽浙,到西北内地的陕、甘(当时包括甘、宁、青)、新多地创办书局,通过刊印典籍,捐赠书籍,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文化教育和图书事业的发展。

3. 设立流动刻书机构。

因为“西北胥史为省事起见,常把辗转下行的文书,随意删割,有时别字连篇。结果使得文义既不能贯串,事理也就不能明白,”给推行政令造成障碍。为此,左宗棠遇到重要事件,就把来往的文书,整个刻印下来。所以在其指挥的西征军中,一直设有一个流动的刻书机构。他所编的《学治要言》一书,就是同治十一年正月在安定行营刻印的;又于光绪六年三月在肃州,重刊刻印了《吾学录》。

4. 注重制度立局,对官书局走上正规化和制度化的道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左宗棠在福州设立正谊堂书局时制定了《正谊书局章程》,在章程中核定了书局的人员编制、聘用办法、薪酬待遇。“延聘总校一人。遴派提调一人。考取分校百人,内择十人作为复校。”工作职责,“总校应办:将已校书加以检点,定别字画,参订互异字句,商榷凡例,督同复校,发书收书,随时斟酌事宜。提调应办:各分职掌。以专责成。”对刊刻书籍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分校者按卷先读一遍,校一过。将副本及别刊本再校一过。破蛀者补缀完善”,以确保刊刻书籍的质量[3]449。

5. 一些书局所需费用,由个人支付。

“因念本爵大臣同治三年勘定浙江时,曾捐廉觅匠影刊鲍刻《六经》”。“凡刊印经费,均由陕西藩司于本爵大臣督部堂养廉项下随时拨交驻陕军需局支付”[2]491。可知书局所需费用是左宗棠捐献自己的养廉银支付的。通过书局刊印发行了大量书籍,满足了各个阶层的学习需要,也向落后的西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传播了中原文化和农业科学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提高西北各级地方官吏与各族青少年的道德人品,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左宗棠为各府厅州县书院乡塾颁发、捐赠书籍

从1869年(同治八年)开始,左宗棠陆续在陕、甘(当时包括甘、宁、青)、新等社会秩序恢复地区,筹措财力,大力倡导并敦促地方官恢复和兴办各种书院、义学、义塾。据不完全统计,从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六年(1880),新修、重建尊经书院等36所。仅甘肃(包括西宁、宁夏)创办的义学、义塾达300多处,其中专供回旗儿童就读的有57处。各地遍设义学数量不等,秦州(今天水)就有54处。在新疆,他嘱托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专招收回民子弟的义学达50多处。

“经正民兴,一定之理。”左宗棠认为这些义塾和书院,只有大量采用传统蒙学书籍和儒家经典作为学生的教材,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取得预期的效果。

前文叙述过左宗棠创办刊印过许多儒家经典书籍,其费用大多是左宗棠捐献自己的养廉银支付的,他又把这些书籍捐赠给各地的书院、义学、义塾。“重新印发各府州县并书院,以惠诸生”。

“安定县发过《六经》十六部,《诗经》《四书》《孝经》《小学》各二十六部。依此推算,全省六十多县,统计已不在少数。但后来各处有请求加发的,即如灵州各义学加发《小学》四十部;安定育英书院另发《六经》八部,《孝经》和《小学》各三十部,《四书》和《诗经》各六十部。别处必然还有。新疆方面,喀库善后局办成义塾四处,文襄公准发《诗经》和《四书》各二十部。依此推算,前面说过的当时(新疆)设立义塾共有三十七处,统计也不在少数。对于陕西,也曾发过图书,例如泾阳兴办义学四处,发给《六经》四十部”[5]210。据榆林文史第四辑记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岩绿书院赠官版十三经等书卷……使它成为陕北藏书较丰的书院之一”。

这些数量巨大的赠书,为振兴西北的科举,倡导儒学,培养人才创造了条件,也为各地兴办学校奠定了基础,繁荣了当地的文化教育,有力推动了晚清图书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正均.左宗棠年谱[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3.

[2]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M].长沙:岳麓书社,1986.

[4]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