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闲适诗新探

姚合闲适诗新探（共3篇）

篇1：姚合闲适诗新探

姚合闲适诗新探

摘 要： 姚合在闲适诗中流露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却并没有因此而反感仕途本身。姚合的“吏隐”是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闲适状态，于是，诗酒娱情就成为必然的审美途径。姚合的闲适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 姚合 闲适诗 吏隐

姚合是中晚唐之际的著名诗人，《唐才子传・姚合》：“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蔽之间，最工模写也。”[1]124姚合的闲适诗在当时和后世都颇有影响。蒋寅以武功诗为切入点，论述了姚合闲适诗表达“吏隐”观念的诗史意义;周衡则通过姚合的闲适诗梳理了“吏隐”观念的发展过程①。

现有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以闲适诗为基础探讨姚合的“吏隐”观念，对闲适诗本身的关注则颇为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姚合闲适诗的实质，对“吏隐”观念进行全新解释，在此基础上揭示姚合闲适诗在唐代后期的政治文化意义。

一

元和十五年，姚合任武功主簿，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等闲适诗，《瀛奎律髓》：“姚少监合初为武功尉，有诗声，世称为姚武功，与贾岛同时而稍后，似未登昌黎之门。”[2]340以姚武功而得名，可见，武功主簿期间的诗歌创作对于姚合的意义之深远。事实上，姚合这一时期的闲适诗已经基本形成独特风格，成为后来发展难以偏离的基调。

流露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六》：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拟休。《其十五》：谁念东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尽，终日逐人忙。《其二十一》：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主簿是唐代最基层的官员，处理的都是政务琐事，而且，武功是京兆下属的畿县，地近长安，所以，深受约束，主簿也难以得闲，于是，姚合时常自称小吏，极言繁忙，《其十四》：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佟!镀淙十》：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可见，因为政务琐事缠身，姚合几乎已经没有为政一方的积极思想，只是感慨于自己难以摆脱劳碌。

但是，姚合并没有因此对自己卑微的职位本身产生反感，更没有对现实进行抨击，《其一》：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绕舍惟藤架，侵阶是药畦。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很明显，远离长安的武功县对于姚合而言反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获得隐逸乐趣的场所，实际上，在清幽的武功县悠然自得地隐逸就是姚合武功闲适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其二》：因病多收药，缘餐学钓鱼。养身成好事，此外更清虚。《其十三》：岐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同官数相引，下马上西坡。《其二十二》：门外青山路，因循自不归。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谁怜幽谷鸟，不解入城飞。

姚合将自己的窘境归因于不谙政务的个性，《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只是看山立，无嫌出县居。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月俸寻常请，无妨乏斗储。这样的个性让本来应该闲适的状态变得难得，强烈的.厌倦感和隐逸的闲适感在武功闲适诗中同时出现恰恰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内在关系，因为对政务琐事的强烈厌倦而渴望闲适，同时，难得的闲适之后又反过来让厌倦感更加强烈。而且，虽然强烈厌倦政务琐事，但是姚合并没有脱离仕途的真正意愿，《其十四》：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这样其实是姚合积极入仕思想的自然延续，《寄狄拾遗时为魏州从事》：主人树勋名，欲灭天下贼。愚虽乏智谋，愿陈一夫力。当时姚合尚在魏博节度使幕府，可见，姚合并不只是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还有豪迈的一面。面对故人的得路和自己的寂寞，与其说是感慨，不如说是不甘，更不可能选择更加寂寞的隐逸。《罢武功县将入城二首》：乍抛衫笏觉身轻，依旧还称学道名。欲泥山僧分屋住，羞从野老借牛耕。妻儿尽怕为逋客，亲故相邀遣到城。无奈同官珍重意，几回临路却休行。青衫脱下便狂歌，薤栽莎惫牌隆R翱拖喾晏砭撇。春山暂上著诗魔。亦知官罢贫还甚，且喜闲来睡得多。欲与九衢亲故别，明朝拄杖始经过。这是姚合离任武功县主簿时的心声，因为摆脱了政务琐事而一身轻松，但是，原先的闲适感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消失，于是，“几回临路却休行”就顺理成章，这从侧面说明武功主簿任上的姚合真实的生存状态。

正因为如此，诗酒娱情就成为姚合必然的审美途径。《其七》：客至皆相笑，诗书满卧床。《其八》：山宜冲雪上，诗好带风吟。《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远通涧，垒山高过城。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好是吟诗夜，披衣坐到明。《其十八》：听琴知道性，寻药得诗题。《其二十》：宦名浑不计，酒熟且开封。晴月销灯色，寒天挫笔锋。惊禽时并起，闲客数相逢。旧国萧条思，青山隔几重。诗酒为姚合营造出一个与清幽的自然环境相辅相成的审美空间，从而让姚合的身心能够和难以摆脱的政务琐事拉开距离，获得片刻的闲适感。

二

蒋寅认为姚合“耽诗已经与吏务与功名相抵触――诗人因诗而求闲告假、冷淡功名”，“给自己画了一幅古典诗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懒吏的自画像”，云云，这很值得商榷[3]28，29。

事实上，在不愿脱离仕途的基本前提下，耽诗恰恰是姚合在武功县主簿任上所保持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引而申之，是姚合热衷功名的曲折表现，并延续到了金州、杭州刺史任上，《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安康虽好郡，刺史是憨翁。买酒终朝饮，吟诗一室空。自知为政拙，众亦觉心公。亲事星河在，忧人骨肉同。簿书岚色里，鼓角水声中。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旧山期已失，芳草思何穷。林下无相笑，男儿五马雄。这与武功县主簿任上何其相似，区别在于政务琐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厌倦感随之而消退，虽然也难以真正轻松，但是，至少闲适感已经不再难得，这时的姚合其实是在更加开阔的自然环境中隐逸，因为心境的开阔而有自然环境的开阔，《杭州官舍偶书》：钱塘刺史漫题诗，贫褊无恩懦少威。春尽酒杯花影在，潮回画槛水声微，闲吟山际邀僧上，暮入林中看鹤归。无术理人人自理，朝朝渐觉簿书稀。姚合并不是在自嘲吏治的不足，恰恰相反，是在表达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状态，仕途与隐逸的结合，所谓的“吏隐”，就是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闲适状态，《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七言二首》：太守吟诗人自理，小斋闲卧白O风。“无术理人人自理”与“太守吟诗人自理”一为自述，一为溢美，两者都是姚合“吏隐”的理想状态。 三

安史之乱后，政治局势动荡，以吏治之才见长的官员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出任宰相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容斋随笔・用计臣为相》：“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p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L、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D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缘以度支，魏扶、魏、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4]388

如果说玄宗朝宇文融等人受到重用是因为玄宗“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的话，那么，安史之乱后，第五琦等人受到重用则有着更加深刻的政治原因，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5]20处理实际政事特别是财政之事的能力就有了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唐代后期越来越多的财政官员能够任宰相，从而形成洪迈所说的“用计臣为相”的局面的主要原因。于是，在唐代贤能标准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吏能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正式的认同。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对于难以脱离仕途的士人而言，吏治之才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居易《别州名》：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今春增筑钱塘湖堤，贮水以防天旱，故云。当时的白居易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思想转变，在杭州刺史任上寄情诗酒，心生“中隐”，但是，还是为自己在杭州的政绩而自豪。执此而论，对于姚合而言，政务琐事已经难以否定，所以，“吏隐”是最明智的选择，闲适诗本身就是“吏隐”的表现。无论是白居易的“中隐”还是姚合的“吏隐”，代表的都是唐代后期士人的生存状态。

注释：

①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6-31.周衡.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6-69.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0.

[2]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蒋寅.“武功体”和“吏隐”主题的发展[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

[4]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Z].北京：中华书局，.

[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篇2：姚合闲适诗新探

在《李太白全集》中，描写妇女的诗歌共有130余首，约占全部诗歌的1/9。这与历代诗人作品中反映妇女生活的诗作相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反映妇女问题的广度、深度上。都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与李白相媲美。李白通过对妇女题材的诗歌处理，从不同角度为这些妇女呐喊、为这些“卑贱者”讴歌，控诉着整个社会的不公。

孤独寂寞，相思成疾――商妇吟

盛唐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相对稳定，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工商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吸引着许多男人外出经商，商人重利轻离别。很多商人为了谋取商利，远离家乡，从而使商妇遭遇离别之苦。

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李白，曾两次漫游大江南北，对商人阶层的生活、思想感情了解颇多，他怜悯商妇的悲苦。为她们写下了不少诗篇，替她们倾诉内心的苦楚。如《长干行》：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濒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衰。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诗中以商妇自述的口吻，抒发对远出经商的丈夫的相思之情。诗人用年龄序数法和四季相思的格调，巧妙地把一些生活片断连缀成完整的艺术整体。商妇与她丈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是自结婚以后，丈夫常常外出经商，使得她寂寞寥落。这与童年朝夕相处、嬉戏共乐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中充满着商妇的离愁别恨和青春虚度的悲哀。

他的《江夏行》将一位商妇的思念与寂寞心情写得淋漓尽致：谁知嫁商贾，夸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合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

商妇看到与自己丈夫同时出发的东邻西舍很快就回来了。唯独自己的丈夫没有遵守诺言。看到别人夫妻团圆，自己却形单影只。不禁伤心地流下泪来，因此她得出一个结论：“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其内心的苦楚溢于言表，情调凄凉。

离愁别绪。哀怨惆怅――征妇吟

如果说嫁作商人妇是一种不幸。那么当了征人的妻子就更加痛苦了。商人还有可能回来的一天，还有见面的一线希望，而征夫一去，恐怕生离亦即是死别了。

李白描写征妇的这些诗篇，飘着硝烟，燃着烽火，流着泪水，带着哭泣，写得异常辛酸哀怨，充满了对穷兵黩武的当权者的不满，对征人之妇的关心与同情。

如《关山月》就反映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离别之苦。诗中这位孤单而苦思悠长的.征妇面对久经征战不归的亲人思绪万千。她等待丈夫重返家园的一线希望已显得十分微弱，几乎已接近绝望，“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她将永远在绝望中叹息。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和过于愁苦，与之相应，境界也往往狭窄。但诗人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相思之情，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做背景，把眼前的思乡别离之情融合进去，从而展开更深远的意境，揭露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的牺牲给无数征人及家属带来的痛苦。这是其他一些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北风行》全篇笼罩着一种悲凉的气氛：大雪纷飞，凛冽的北风怒吼着，阴霾密布整个天空，一个忧心忡忡、愁肠百结的征妇由眼前的过往行人，想到远行未归的丈夫;由眼前的苦寒景象。引起了对远在长城的丈夫的担心。“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纹金。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征妇不忍再见丈夫留下的遗物，在矛盾的心情下将遗物焚毁。可是哀思与忧伤却是有增无减，于是在极度悲痛之中发出了“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的呼号。这惨痛的呼号是诗人也是广大人民，特别是战祸蒙受者对穷兵黩武的战争所发出的抗议。

爱的荒漠。凄婉悲凉――弃妇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妇女没有经济地位，只能充当丈夫的附属品。封建伦理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把妇女压在社会的底层，她们根本不被看做是一个“人”，而只是男人的玩物。在爱情和婚姻方面，她们不仅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婚后往往遭受到被玩弄、被遗弃的痛苦。

如《白头吟》描写的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之间的故事。卓文君抛弃豪富的家庭同司马相如逃往成都，卖酒度日。而当司马相如升官发财后。便对卓文君的爱情产生了动摇，准备纳茂陵女为妾。诗人从婚姻悲剧的主要承受者女子的角度，表现被遗弃的悲哀。诗歌末尾两句“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点明题旨。既写出了女子的悲怨和痛苦，也对朝三暮四的轻薄者表示出愤怒和谴责，含蓄中吐露出压抑不住的愤慨不平之气。

爱情的悲歌不仅在民间可以听到，就是在深宫长殿里也隐约可闻。封建社会的女子是十分不幸的，即使她们当了宫娥嫔妃，也像笼中的鸟儿一般，没有生活的自由，没有爱情的欢乐。她们被玩弄、被摧残之后，随时都可能遭到抛弃。李白对这些宫中“弃妇”也投去了无限同情的目光。

如他的《妾薄命》描写了陈皇后由得宠到失宠的不幸下场。“汉帝宠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诗中用比喻说理，用比兴议论，“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作比，比中见意。全诗不仅体现了诗人对失宠后阿娇的同情，也揭示出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事人，色衰爱驰的悲剧命运。

侠肝义胆，勇武刚毅――勇妇吟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不仅有对“商妇”、“征妇”、“弃妇”的深刻同情，还有对一些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秩序的“勇妇”的大胆歌颂。尽管妇女在当时的地位低下，但她们并非全是哀怨如诉、缠绵悱恻的弱者，其中的一部分妇女，她们的聪明才智和忠肝义胆甚至在一般男子之上，她们耍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努力。

如《东海有勇妇》刻画了一位“损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的刚烈女子形象。她武艺高强，剑术通神，心胸磊落，大义凛然。她面对仇人“十步两踵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诗篇洋溢着对勇妇侠义精神的歌颂和赞美之情，读来令人激情振奋。

再如《秦女休行》：“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气凌紫霞……”诗人以热烈赞颂的感情塑造了一个为父报仇的女英雄形象。讴歌了她刚直无畏的豪侠本色。

通过这些描写勇妇侠女的诗篇，我们不难看出李白对侠女勇妇行为的描写，不是盲目的歌颂，而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像《秦女休行》和《东海有勇妇》中的女主人公，都是负有不共戴天的冤仇而又无法伸冤血恨、不得已而采取复仇的行动。因此，李白歌颂含冤奠伸而能不畏强暴的弱者，实际上也是对封建社会秩序大胆的挑战。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也有。一些庸俗的“携妓”类的作品。如“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这些描写实际上正是唐代风气的真实写照。因为在唐代，携妓歌舞乃是一种时尚。就连杜甫亦有《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之作，何况不拘小节的李白。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而对此类作品大惊小怪，视为李白道德上的污点。

篇3：陈与义闲适诗新探

关键词：陈与义,闲适诗,自由,南渡,入世

作为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 陈与义师法杜诗, 卓然成家, 所以, 学者关注的重点是陈与义与杜诗之间继承与变革的关系, 成果累累, 但是难免有局限之憾。

事实上, 以数量和质量而论, 闲适诗是陈与义诗歌创作的重中之重, 反映陈与义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有着历史与审美的复合意义, 却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颇为遗憾。

本文以陈与义的一生作为时间参照体系, 将闲适诗创作分为定型、稳固、新变三个阶段, 深入分析每个阶段陈与义的创作状态、闲适诗的特点, 通过闲适诗研究为陈与义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一

《宋史·陈与义传》:“与义天资卓伟, 为儿时已能作文, 致名誉, 流辈敛衽, 莫敢与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 授开德府教授。”[1]政和三年, 科举及第, 授开德府教授, 官职卑微, 对于少年得志, 闻名遐迩的陈与义而言不啻是当头一棒。七年, 入京, 授辟雍录, 卑微如故, 并无改变, 《若拙弟说汝州可居已卜约一丘用韵寄元东》:“四岁冷官桑濮地, 三年羸马帝王州。”开德府教授、辟雍录分别四年、三年, 在陈与义而言是冷官、羸马, 牢骚之意溢于言表, 甚至进行自我否定, 《次韵周教授秋怀》:“一官不办作生涯, 几见秋风捲岸沙。宋玉有文悲落木, 陶潜无酒对黄花。天机衮衮山新瘦, 世事悠悠日自斜。误矣载书三十乘, 东门何地不宜瓜。”以载书三十乘为误, 当然不是陈与义的真实意志, 但是, 自嘲的意味却颇为明显。

当然, 陈与义还是很快获得了派遣苦闷的方法, 《次韵张矩臣迪功见示建除体》:“建德我故国, 归哉遄我驱。除道得欢伯, 荆棘无复余。满怀秋月色, 未觉饥肠虚。平林过西风, 为我起笙竽。定知张公子, 能共寂寞娱。执此以赠君, 意重貂襜褕。破帽与青鞋, 耐久心亦舒。危处要进步, 安处勿停车。成亏在道德, 不在功利区。收视以为期, 问君此何如。开尊且复饮, 辞费道已迂。闭口味更长, 香断窗棂疏。”在自然风光中获得内心的宁静, 从而真正远离世俗的纷扰, 这是陈与义的闲适态度, 诉诸文学就是闲适诗。沉醉于自然风光中, 就能够远离寂寞, 因为寂寞来自内心的苦闷, 而不是物质的贫乏, 引而申之, 陈与义闲适诗中的自然风光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自由的外化, 是陈与义想要达到的一种无拘无束的境界。当然, 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陈与义而言, 自由是相对的, 是不受世俗名利所束缚的自由, 所以, 还是不放弃道德, 所谓成亏在道德, 不在功利区, 其实就是要达到一种有限度的自由, 或者说是世俗中能够获得的自由。《江南春》:“雨后江上绿, 客悉随眼新。桃花十里影, 摇荡一江春。朝风迎船波浪恶, 暮风送船无处泊。江南虽好不如归, 老蔼绕墙人得肥。”桃花摇荡的江南固然是春光明媚, 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 江南虽好不如归, 这并没有与寄情自然山水的观念背道而驰。因为, 自然山水必须有利于内心的宁静才有意义, 反之, 则与世俗的纷扰没有区别, 时在政和七年, 陈与义解开德府教授入京以后, 可见陈与义的自由观念, 也就是闲适观念已经形成。这样的闲适观念的形成虽然受到沉沦下僚现实的激发, 但是并不是纯粹的牢骚和自欺欺人, 而是一种审美体验。

唐宋以来, 门阀贵族已经烟消云散, 科举制度成为士人学而优则仕的最重要途径, 士人已经难以真正脱离仕途, 不但是生存层面, 还有价值层面。陈与义不可能也不会愿意因为开德府教授官职卑微而挂冠, 《寄新息家叔》:“风雨淮西梦, 危魂费九升。一官遮日手, 两地读书灯。见客深藏舌, 吟诗不负丞。竹林虽有约, 门户要人兴。”宋代士人不是魏晋贵族, 离开仕途就难以潇洒地啸傲竹林, 寄情山水, 因为门户要人兴, 所以, 竹林难赴约, 有门户才会有竹林, 竹林的重要性难以与门户相提并论, 这是一种普遍的共识。所以, 在仕途中寻求身心的自由几乎成为所有宋代士人或多或少都要面对的人生问题, 陈与义的选择在当时其实很有代表性。

二

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放弃道德, 放弃儒家思想的精神, 所以, 沉醉自然并不意味着远离现实, 相反, 陈与义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北风》:“北风掠野悲岁暮, 黄尘涨街人不度。孤鸿抱饥客千里, 性命么微不当怒。梅花欲动天作难, 蓬飞上天得盘桓。千里卧木枝叶尽, 独自人间不受寒。”冬日北风, 万物萧条, 自然人事, 是同一体。北风引发的悲思不但是对自然, 也是对芸芸众生, 这是典型的儒家士人普遍仁爱精神的自然流露。作为大宋王朝的卑微下僚, 因为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坚持入世精神, 所以, 陈与义并没有自卑的感觉, 反而充满道德自信, 甚至是优越感, 于是, 发而为闲适诗也就别开生面。

陈与义不为名利所动, 却并没有不理会国事。《连雨赋书事》:“白菊生新紫, 黄芜失旧青。俱含岁晚恨, 併入夜深听。梦寐连萧瑟, 更筹乱晦冥。云移过吴越, 应为洗余腥。”吴越余腥是为方腊之事, 方腊起兵在宣和二年十月, 三年正月, 陷婺州, 又陷衢州, 守臣彭汝方死之;二月, 陷处州;四月, 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当时的陈与义已经完全经历了四岁冷官桑濮地, 三年羸马帝王州的仕途, 正在汝州丁忧, 但是, 对远在吴越的方腊之事却表现出高度关注。

宣和四年, 陈与义入京, 因缘际会, 受到徽宗征召, 仕途出现转机, 获得宰相王黼的引荐。《陈公资政墓志铭》:“始公为学官居馆下, 辞章一出, 名动京师, 诸贵要人争客之。时为宰相者横甚, 强欲知公, 不旦得祸。公为其荐达, 宰相败, 用是得罪。”[2]事实上, 当时的名士葛胜仲也对陈与义极为欣赏, 也有助力[3]。貌似颇有官运, 陈与义实则是陷入是非之所, 《三朝北盟会编》:“自崇宁初, 蔡京辅政, 首乱旧章, 排斥异巳, 汲引同类, 待以不次, 朝脱冗散, 暮翔严近, 常情鲜克自重, 于是枉道求合, 汨丧廉耻, 靡然成风。”[4]沦为权贵附庸的士人随着权贵的倾轧进退而荣辱难测[5]。当时士风已经败坏, 陈与义能够做的就是洁身自好, 在政治上保持退守的姿态。《十月》:“十月天公作诗悲, 负霜鸿雁不停飞。莽连万里云一去, 红尽千林秋径归。病夫搜句了节序, 小斋焚香无是非。睡过三冬莫开户, 北风不贷芰荷衣。”《漫郎》:“漫郎功业大悠然, 拄笏看山了十年。黑白半头明镜里, 丹青千树恶风前。星霜屡费惊人句, 天地元须使鬼钱。踏破九州无一事, 只今分付结跏禅。”

三

靖康之变, 宋室南渡, 陈与义终于感受到颠沛流离, 手足无措的茫然之感油然而生。《元日》:“五年元日只流离, 楚俗今年事事非。后饮屠苏惊已老, 长乘舴艋竟安归。携家作客真无策, 学道刳心却自违。汀草岸花知节序, 一身千恨独霑衣。”茫然之后意识到的是自己的局限, 于是, 闲适诗中的自得减少, 自惭增加。《次舞阳》:“客子寒亦行, 正月固多阴。马头东风起, 绿色日夜深。大道不敢驱, 山径费推寻。丈夫不逢此, 何以知岖嶔。行投舞阳县, 薄暮森众林。古城何年缺, 跋马望日沉。忧世力不逮, 有泪盈衣襟。嵯峩西北云, 想像折寸心。”在国家危难之际, 空有忧国之意而难以济世安邦, 陈与义受到真正的人生震撼。

正因为如此, 陈与义有与杜甫极为相似的人生际遇。《发商水道中》:“商水西门语, 东风动柳枝。年华入危涕, 世事本前期。草草檀公策, 茫茫杜老诗。山川马前阔, 不敢计归时。”际遇的相似引发深沉的共鸣, 对杜甫的认同也就不再只是停留在审美层面, 而是上升到精神价值层面。于是, 陈与义的闲适诗也产生重大变化, 内心宁静的追求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目的, 关注国事时政的意识逐渐强化, 与此相应的是闲适的时空也由相对单一的自然风光转变为自然与社会并重的状态。《邓州西轩书事》:“杨刘相倾建中乱, 不待白首今同归。只今将相须廉蔺, 五月并门未解围。”战乱久久难以平复, 陈与义当然难以沉醉于自然风光中, 国事时政几乎已经占据了陈与义的生活, 虽然所发议论颇为空泛, 但是, 急迫之心却是表露无遗。这是因为陈与义的入世精神在乱世中获得激发, 要将个人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 于是, 忠君意识就渗透到了闲适诗中。《喜雨》:“秦望山头云, 昨日鸾凤举。冥冥万里风, 淅淅三更雨。小臣知君忧, 起坐听檐语。风力有去来, 龙工杂文武。灯花识我意, 一笑相媚妩。泥翻早朝路, 瀰瀰光欲吐。郁然苍龙阙, 佳气接南亩。千官次第来, 豫色各眉宇。记各以短篇, 不工还自许。”时在陈与义到达临安不久, 对于已经相当长时间居无定所的陈与义而言, 而同样身处临安的高宗当然是大宋王朝的中兴之君, 难怪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 当时的南宋偏安江南, 而且并不稳定, 所以, 在兴奋之余, 作为北人的陈与义难免怀念故土。《病骨》:“病骨瘦始轻, 清虚日来人。今朝僧阁上, 超遥久风立。茂林榴萼红, 细雨离黄湿。物色乃可怜, 所悲非故邑。”当时的陈与义已经走到人生的尾声, 对故土的怀念其实就是人到暮年的感慨, 感慨岁月匆匆, 年华老去。《岁华》:“岁华日已凋, 飞叶鸣古瓦。白头倚危槛, 高旻覆平野。遥瞻疏柳林, 下有清溪泻。三春既繁丽, 九秋亦潇洒。平生万事过, 所欠茅一把。山川郁日夕, 有抱无与写。赋诗老不工, 开篇咏风雅。”诗歌发展到宋代出现全新的时代特征, 已经成为当时士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陈与义也不例外。事实上, 诗酒娱情一直都是陈与义生活的主要内容, 而闲适诗正是娱情的诗歌类型, 记录陈与义一生的情感。

参考文献

[1]脱脱, 等.宋史[Z].北京:中华书局, 1985:13129.

[2]吴书荫, 金德厚.陈与义集[Z].北京:中华书局, 1982:541.

[3]何文焕.历代诗话[Z].北京:中华书局, 2004:628.

[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