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五十年金婚夫妇的贺词

2024-04-17

给五十年金婚夫妇的贺词（精选4篇）

篇1：给五十年金婚夫妇的贺词

金婚是结婚50周年，执手相伴50年，在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如今，更其罕见了。所以，金婚纪念让我感动，也真该卖好好恭喜一番。我愿向金婚老人献上一束鲜花，表达我的祝福!

父母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日子女贺词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8月1日，是一个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是全国同庆的“八一建军节”纪念日，也是我妈妈的生日，是爸爸和妈妈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的好日子，今天可谓是多喜临门。

首先，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各位能来参加我们父母的金婚纪念活动。在这欢歌笑语、喜气洋洋的日子里，我们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带着诚挚的祝福与浓浓的感恩之情，向父母大人道一声：祝你们金婚快乐，永远幸福平安。

一杯喜酒一口饮，两膝跪拜老福星，三世同堂共欢聚，四季钻石照华庭。时光飞逝，光阴如梭。转眼间父母结婚已50周年了。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可在人的一生特别是婚姻生活却是漫长和值得珍惜的，您们是我们敬重和羡慕的一对模范夫妻。父母生了我们四个孩子，我们都很健康。对我们来说，那些父母看来风风雨雨的日子都曾经是我们美好、快乐的童年时光。

在父母这50年岁月里，有多少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一件件往事，有多少为我们灯下缝补衣服的辛劳，又有多少为我们牵肠挂肚的期盼。爸爸那满头的银发，妈妈那深深的皱纹，是父母对我们那深深爱的记忆!

当年爸爸、妈妈他们那时没有豪华的婚礼，没有海警山盟，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风花雪月。但是我们的爸妈确是坚守着这份婚姻，因为他们把爱刻在心里，

用了50年的时光验证了爱一个人的真正含义，彼此珍爱对方，彼此相互理解，彼此宽容，彼此包容。

过去的日子，爸妈用那微薄的工资来养活我们四个孩子，日子有多艰难，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日子的艰难，妈妈才培养了我们从小不浪费的习惯，心中总是迁挂着家人，而且我们早早就学会了勤俭节约。上技校时的我离开了家，我经常用省下的生活费为弟弟妹妹买文具盒等，心里是多么的高兴，那时我想等我毕业挣钱，一定多孝敬爹妈，我吃肉时不能让爹妈吃萝卜，心中期盼着我们家是一个和睦的家，家里的每一人都快乐，并为此我努力着。

回首往事，那个时候妈妈总是告诉我们靠自已的劳动挣回来的钱才是最光荣的。要养成勤俭节约的限习惯，至今我们这一代还告诫我们的下一代也发扬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

如今，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了，我们都有了孩子，我们还依然象我们的父母那样爱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让我们既是儿女又是爸妈的人，用自己好的表现和努力，使我们的孩子从心底都会这样感受“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一种荣幸”。

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去营造我们幸福的生活，去努力改造我们四周的`环境，我们要象父母——风风雨雨又恩恩爱爱，坚守住婚姻阵地，这是我们永远幸福的港湾。

50年风雨同舟情相依。爸爸从风华少年，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肩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顶起整个家庭的脊梁,成为一个受家人尊敬的贤夫慈父，爸爸，您功比天高!妈妈从一个纯真的少女，经过生活的磨难,抚养了我们子女4人,遮挡全家老少的温饱,成为一个受家人爱戴的贤妻良母，妈妈，您恩比海深!50年福慧双修耀德门。爸爸、妈妈，您们所作的一切将是我们子孙学习的楷模，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妈妈的身上充分的体现,吃苦耐劳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爸爸身上表现的更为优秀,我们会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回馈你们的养育之恩，营造和谐家园，最后祝爸爸妈妈美满的婚姻之船驶向更美好的明天!

铜婚，银婚，难得金婚;夫好，妇好，最佳夫妇。爸爸妈妈!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永远。愿天下的父母健康，快乐。愿我们每个人都会自己经营美满的家庭。

让我代表大家现在，让我们共同举杯，衷心祝愿二老节日快乐!祝您们事事如意!寿比南山!健康长伴，恩恩爱爱到永远!干杯!

恩爱夫妻情无限，同贺金婚，白首永相伴。

经历风雨同患难，时光流逝，真情永不变。

一晃50年过去了，你们二老携手共进，走过了这不寻常的岁月。50年的风风雨雨、50年的坎坎坷坷，其中经历的酸、甜、苦、辣深深地刻在你的脸上，铭记在儿子们的心中。亲爱的爸爸妈妈，是你们生育我们、养育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从我们的呱呱坠地到为人做父,生儿育女,是你们一直在以身做则,言词相教,以亲身的榜样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为人.你们花费的心血和代价做儿子的感激终生。回想成长的道路，我们不会忘记,小时候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妈妈就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去捡麦子来维持生机, 口渴了、肚子饿了就用些自己带的水和干粮充饥，爸爸带着我冒着风险去几十里外，买五毛钱一斤的粮食。家里烧的不够，妈妈就去铲树皮,爸爸捡麦茬……正是这样,靠你们的辛勤劳动,点滴积累,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勤俭节约,才使我们能够得以生存,成长,并且体会到来之不易的幸福。在你们二老的辛勤培育下,我们慢慢长大，我和老二下乡后，你们多次跑到乡下去看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使我们体会到了父母的关怀和家的温暖。为了三，四，五，六能当上兵，你们更是费尽了心血，托人，走后门，有时候为了能跟人家见上一面，不但要在寒风中等几个小时，而且见了面还要看人家脸色。但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所有的这些你们全部都默默承受着，是你们二老辛勤的抚育，使我们弟兄六人有了自己的工作而且都成了家，过上了自己日子。

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理解自己的父母.我们得到了!并从未失去过.所以在你们的金婚纪念日,我们弟兄六人及儿媳妇向你们深深的三鞠躬。

为了表达对你们二老养育之恩的感谢，儿子，儿媳摆上盛宴,举杯祝福二老金婚幸福和母亲七十大寿。儿子：王大毛儿媳：望京华

最后，送给你们电视剧《金婚》中的一幅对联：

上联：半世纪牵手，养儿育女，柴米油盐，苦也恩爱，乐也恩爱，磕磕绊绊终不悔! 下联：五十年同心，事业家庭，酸甜苦辣，苦也甜蜜，笑也甜蜜，风风雨雨永相随!

篇2：给五十年金婚夫妇的贺词

在我们老爸老妈金婚纪念之时，正是每一年度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元旦到来之日。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向他们祝词———

50年前，美丽的妈妈嫁给了英俊潇洒的爸爸才有了我们模样周正的姐弟仨，感谢爸爸妈妈给了我们生命，祝爸爸妈妈健康长寿。

金色的品格，写出金色的华章。金色的情节，挽系着白头偕老的严慈高堂。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50年的山高水长;中国知识份子的精华缩影，平凡人家的岁月辉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们的儿女邀亲朋嘉宾，写春风明月，捧松菊芬芳，共举金婚之庆典，同沐天伦之吉祥。

父亲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母亲毕业于唐山师范学校。皆为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又同源于唐山师范学校，后经他们的朋友，我们的王阿姨介绍相识于1957年。1959年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中成婚

风风雨雨的50年，半个世纪噢，想想真不容易。翻开发黄的相册，年轻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金童玉女，就是今天，早已过古稀的他们也是风韵犹存。小的时候，因为在天津工作的爸爸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抚养我们姐弟仨的重担全落在妈妈一人肩上。母亲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在唐山的小学做老师，用微薄的工资抚养着我们姐弟三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妈妈为了解决我们的饥饿，不止一次的去，来换取家中所需的粮食。我们盼着父亲的归来，因为父亲每次回来都会带最好吃的‘爆米花’，还可以轮流骑在父亲瘦弱的背上做骑大马的游戏。1976年父亲毅然放弃大都市的工作，回到满目苍夷的震后唐山，和我们一起重建家园。

无论是生活的艰辛，**的困境，改革的春风，社会的前进，都没能改变他们的理想和信念。

金婚之年，父母以七十五，七十一的双七高龄，同登央视节目展示唐山人的风采，并把金婚的相拥献给了亿万观众，人生巅峰，无限风光，高山流水，知音相随，相扶相依，心随神追。真正是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情，莫到桑榆晚，红霞尚满天。

博学造就博爱，博爱归属大道，大道产生大仁，仁者天赐长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将传承父母宽大博爱的胸怀，怀着感恩的心，回报父母，回馈社会。

深深地感谢我的父亲，感谢我的母亲。

儿女谢你们!!!

篇3：论孙犁五十年代的创作困境

在文学创作方面, 孙犁从1950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到1954年基本写完。同时, 他于1952年动笔写作的《铁木前传》, 也于1956年完成。这时的孙犁应该是风华正茂, 在文学创作上得心应手的时期, 但他却于1956年一病之后, 在文坛上消失, 搁笔近十年。对于这次生病, 孙犁本人后来说是“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1]

其实, 依据创作心理学常识, 精神受压抑, 往往能催生出更多的作品, 因此, 孙犁的搁笔, 绝不仅仅是“精神压抑”的原因。

一.不同的文学素养

解放后, 孙犁虽然和许多来至解放区的其他作家一样成为主流文坛的“中心作家”一分子, 但他却明显不同于其他“中心作家”。“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 ———大多学历不高, 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2]在这些“中心作家”看来, 文学创作是开展革命活动的另一种方式, 他们普遍认为, 只要拥有了先进的世界观, 就一定能够正确的认识社会和人生, 并据此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种自信实际上源于他们对文学缺乏深入的理解。他们的写作主要建立在自己亲身经历的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等方面, 可以说具有很强的纪实性, 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特定时期的政治、政策的图解, 其宣传价值远远高于艺术价值。相比之下, 孙犁的文学贮备则要丰厚得多。1933年, 孙犁从育德中学高中部毕业以后, 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 他没能继续升学读书, 于翌年春天到北平准备边工作边寻找发展的机会。早在上中学的时候, 孙犁就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 立志要做一名作家, 希望自己以后能以创作为生。正是抱着这个想法, 他毕业后选择了到北平去。到北平后, 他虽有过短暂的工作, 但大部分时间却过着流浪“作家”的生活。他到大学听讲, 到图书馆看书, 同时还购买了大量左翼刊物, 也阅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正是因为这样自觉地学习和广泛的阅读, 孙犁对文学才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才不会象众多其他“中心作家”那样, 仅仅凭借着“先进的世界观”去认识、把握现实世界并以此作为创作的基石。

在孙犁这里, 他始终力求通过创作来彰显出人如何更像人、人如何不受历史与现实的束缚实现人格与人性的完善与自由、人如何在历史和道德的规约中保持个体的自主性。因此, 他的作品, 以张扬“美的极致”和提炼人生的诗意作为自己创作追求, 对充满人性、人情和人伦之美的民间生活表现出更多的亲和与仰慕。从战争年代孙犁对于农民身上所焕发出来的人性光彩的乐观描写来看, 他显然曾经十分坚定地相信, 革命会促使人向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复归, 但现实生活使他经历了理想的失落。之所以会有这种失落感, 是因为“在许多解放区作家的笔下 (特别是《讲话》发表之后) , 人的描写、人的个性只是成为政治的载体, 形象化地表现出新社会比旧社会优越的政治道理才是终极目的。然而, 这一切在孙犁这里却是倒过来的, 他写政治生活内容是载体, 表现出强烈的善恶倾向和人伦意识才是目的。”[3]正是这种与其他主流作家格格不入的创作观念和对人与文学的独特理解使他觉得“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

二、不同的创作环境

从创作环境来看,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段时间, 作家的创作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对此, 孙犁自己有过非常自觉地对照,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前后, 文学创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 既没有干涉, 也没有限制, 更没有私心杂念的, 非常愉快的工作”;“全国解放以后, 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 文艺作品的倾向, 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在写作上, 大家开始执笔踌躇, 小心翼翼起来。”[4]

相比较而言, 孙犁既不是像茅盾那样以小说去“剖析社会”的作家, 也不会像丁玲那样透过人的灵魂的透视来“给社会一个分析”。孙犁似乎缺乏这种辩证的推理能力和理性的创作意识, 他的创作, 更多依恃的是直感与激情。孙犁后来回忆自己早期创作的情形时说, 那时写作“都是兴之所至, 写起来也是很愉快的, 甚至嘴里哼哼唧唧, 心里有节奏感”。[5]因此, 有论者指出的那样, “孙犁的小说尽管写的对象是工农兵, 可表现的情绪却是知识分子的”。[6]他的代表作《荷花淀》因歌颂了冀中平原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战、无私无畏的爱国精神而备受推崇, 作家本人后来在谈到这类作品时则指出:“其实, 《荷花淀》等篇, 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 思柔之情的流露, 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7]这种主流话语的评定与作家浪漫多情的知识分子情感抒写的创作初衷之间的错位, 早在《荷花淀》刚刚发表之后不久读者就有所觉察。

四十年代《解放日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说:“孙犁同志的《荷花淀》, 有些同志认为是充满健康乐观的情绪, 写出了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的人物的新生活、新性格。而另一些同志则说是:充满小资产阶级情绪;缺少敌后艰苦斗争的氛围;它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 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是作者情感的表现”。[8]这种知识分子情感的自由抒发, 只有在充分自由的话语环境中才能够得以实现。全国解放以后, 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 文学创作的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武装革命不复存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跃居前台。主流政治为了尽快统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声音, 直接动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一体化规约, 由此, 针对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此起彼伏。这类以消除不同声音为目的的政治运动给作家们以极大的心理压力, 孙犁自然也不例外。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创作经历时, 孙犁说:“我写东西, 是谨小慎微的, 我的胆子不是那么大。我写文章是兢兢业业地、怕犯错误。在四十年代初期, 我见到、听到有些人, 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 搞得很惨。———从那时起, 我就警告自己, 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9]这种小心翼翼的写作心理严重束缚了作家的个人体验和对美与人生的切实感悟, 其创作出现枯涩、停滞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不同的功利观

新中国建立以后, 文学创作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会政治对文学提出了更加严格规范的要求, 力求全面实现文学观念的一体化。其目的, 就是充分保证文学艺术能够真正“为政治服务”。因此, 时代政治规范、制导着文学创作的内容与方向, 作家基本上失去了对多种社会信息和审美方式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规约”, 文学创作主动向权威话语靠拢并日益呈现出群体化的思维模式, 其规范统一的社会化特征也日趋明显, 由此, 文学的审美特征不可避免的呈现出趋同化。这样, 写作就成了一种计划性操作, 其本质特征表现为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高度统一。自然, 艺术思维出发点是整体的政治伦理而不是个体的艺术审美;艺术因素在文本中显示的是功利性的价值而不是创造性价值。这就导致了作家在创作时绝对单一的理性思维模式, 其典型特征为以阶级论原则确定对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解。无论是在情节的设置还是对人物的描述方面, 都把思想内容上达到与阶级论观念的契合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

孙犁认为, 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 主流政治要求文学艺术按照特定政治战略目标的要求调整发展自身, 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这种定向性的发展, 是必要的, 也是有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他甚至认为, 在特殊时期, 文学对政治政策的宣传是必要的。他说:“对公式化、概念化我们也要作具体分析。不是说一切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 都不起作用”。他曾详细分析了蒋光慈、殷夫的作品, 认为它们虽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特征, 但孙犁非常肯定地指出, 这些作品“当时起到一定的政治宣传作用, 推动了革命”, 因而具有历史意义。他同时提醒人们, 这些作品之所以取得如此之功效, 是因为作家的创作“是发自真情, 发自真正的热情”。[10]孙犁在这里实际上强调指出的是作家的创作要建立在真实的情感体验或情感投入的基础上。他并且认为要想有效的实现文学为现实服务, 作家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他说“传声筒也不是一概可以抹杀的, 如果真能把时代的声音播送给读者, 起码是不能使时代的音响经过你的口腔减弱或变更了声音的色调。而最能防止这个失败的, 则莫过于把自己造成一个质地优良的传声筒”。[11]也就是说, 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作品, 同样要有个性和才情, 要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品质。这就反映出孙犁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一方面, 其文学思想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功利性成分。在孙犁的众多小说文本中, 作家在对家庭伦理, 妇女在革命中的命运表现出真挚关爱的同时, 巧妙地掩藏了爱与美的陨落所带来的感伤, 从而将革命引向一种乐观与理想的境界。有人据此总结出孙犁小说的一大特点:“小题材大主题”。[12]实在是颇为精到的把握了孙犁创作的实质。另一方面,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 孙犁认为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正如论者所言:“别人把政治决定文艺看作一种人为的或强制的关系, 孙犁却在本体论意义上把它看作一种非人为非强制的、自然素朴的关系。他既不人为地企图摆脱政治, 也不人为地企图以自己的文艺去强化政治或决定政治”。[13]在他看来, 当政治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中心环节和人们关注的焦点时, 文学显示出政治化倾向是非常自然的, 这表现出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适用性, 更何况, 政治也应该在文学反映生活的范围之内, 它不可能独立于生活, 更不应该成为创作的陷阱和负担。只要从审美的创作规律出发, 以真实的情感体验为基础, 反映政治生活的作品同样可以写的非常出色。

必需指出的是, 在孙犁看来, 文学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政治固然重要, 但作家在观察、反映现实生活之时, 应着眼于现实生活之整体, 之本身, 而不能将政治从生活中提取出来, 专门、孤立地去考察和描写, 更不能“紧跟政治, 赶浪头”。[14]也就是说, 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孙犁引入了“生活”这一概念, 他说:“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推动现实生活前进的, 作者如果没有生活, 自然就谈不到创作了。———我们常常抽象地谈艺术的政治性, 或是文学的艺术性, 反倒把生活忘记了。没有丰富的切实的生活经历, 政治性和艺术性都不能产生。———没有生活的作品, 只能唬人, 而不能使人爱好和受到教育”。[15]晚年, 孙犁再一次对“生活”在文学反映现实政治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详细地阐述。他说:“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 既然政治是国家的大法和功令, 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 非常广泛、深远。———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变化, 使生活发生了变化, 你去反映现实生活, 自然就反映出政治”。他并且指出:“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 只有“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 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16]不难看出, 在孙犁这里, “生活”是整个创作的中心, “政治”是消融在“生活”之中并通过“生活”得以展现的。他说:“文学作品只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已经受到的政治影响, 而不能把自己的揣摩, 罩在生活的上面, 冒充现实。”[17]可见, 孙犁要求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 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表现出作家的政治立场或思想感情。

新中国建立以后, 主流政治赋予文学以更加浅近的现实功利性。建国初期, 文艺由主要“为工农兵服务”变成只为“工农兵”服务。这样, 既在服务对象上剔除了工农兵以外的人民群众, 也在主要描写对象上摒弃了工农兵以外的人物形象。这就必然使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 又大力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 而且还表现出过于紧跟党的号召和紧贴中心任务的创作风气, “整个文学创作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僵硬的机械运作”。[18]文学创作自此成为对政治与政策的图解和演绎。这与孙犁所主张的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方式、方法可谓是天壤之别。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