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宁战役失利原因探讨

2024-04-18

集宁战役失利原因探讨（精选1篇）

篇1：集宁战役失利原因探讨

集宁战役失利原因探讨

集宁战役失利原因之辨析

1946年9月爆发的集宁战役是大同战役的一部分，我军在集宁被傅作义军队击败，集宁失守，大同也被迫撤围。对于集宁战役失败的原因，当事人（如聂荣臻、杨成武等）的主流观点认为是前线指挥员出现指挥错误，没有集中兵力先歼灭包围部队。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其观点中认为我军一定可以及时消灭包围部队这一假设存在问题；其次，没有从整个大同战役的全进程乃至决策过程进行思考。上述两个问题导致了此观点存在缺陷。笔者对于导致我军集宁战役失利的根源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我军当时轻敌的态度和错误的军事方针使大同战役在部署中存在严重问题。集宁战役的失败是我军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必要代价，也给我军带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笔者在本文中运用相关史料证明所持观点的合理性。这个观点被广泛的引用于各类战史和文献当中。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但我军未能队已被打乱之敌组织连续进攻，却转兵西进，求歼来援之敌一〇一师等部，几度攻击，均未奏效。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及第十一师残部得以乘隙重新整顿，于12日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与我守城部队展开巷战。我军因处境不利，乃于13日晚撤出集宁。”[xlv]

总的来看这种主流观点将集宁战役的失败归结于集宁方向指挥员的失误，而集宁战役的失败又导致了大同战役的功亏一篑。[xlvi]也有部分文章持不同观点，例如《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张宗逊回忆录》、《研究华北战争史的浅见（初稿）》[xlvii]等，此类文章对于集宁战役的失败有不同的看法。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总结了8条失利原因，分别为：轻敌、对卓资山守备力量估计过高、兵力不具绝对优势、没有估计到军阀自私性、战役准备不充分、大规模正规经验不够、战役预备队位置不当、两战略区领导思想不统一。[xlviii]《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将失利原因总结为：兵力不占优势、战役准备不足、正规经验不足、对傅作义增援力度估计不足、轻敌、群众工作做得不好。[xlix]《研究华北战争史的浅见（初稿）》中则认为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误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但这类文章大都是内部发行或者军内总结，少见于公开发行的刊物。

对于集宁战役的失败，聂荣臻等人的主流观点（后简称为主流观点）认为是因张宗逊的指挥失误所致。具体指的是张宗逊没有在9月12日白天连续进攻歼灭董其武攻城部队，而是掉头去打了增援的一〇一师，最后导致了“转胜为败”的结局。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集宁战役的指挥上，张宗逊以及相关指挥员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是否张宗逊于12日连续进攻董其武部，集宁战役就一定能获胜呢？站在这个角度审视主流观点，就会发现此观点是基于一个假设才成立的，即如果张宗逊12日白天连续发动攻击，就一定可以抢在傅部增援到达之前消灭董其武部，并且可以抵挡住傅部增援部队的进攻。本文将基于史实来指出此假设中一些漏洞，并且分析导致集宁战失败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因素。第二章战役背景及作战经过

一、战役背景

1946年国民党完成了内战准备，于6月23日撕毁“停战协议”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对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我党一直没有放松警惕。在1945年《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就指示：“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i]在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给各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ii]

针对国民党的军事阴谋，中共方面没有放弃和平的努力，在政治上确定了“以打促和”的方针。中共中央于6月19日给各战略区的电报中指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iii]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是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南北线几次重大的胜利，将国民党打回谈判桌前，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国内问题。基于这个设想，中央制定了北线（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夺取“三路四城”，南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出击津浦线、策应北线作战的军事计划。具体到北线，在6月19日电中中央具体指示：“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又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正太线。我贺李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iv]又于6月28日电令：“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赵（尔陆）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路）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平汉战役胜利后，即以主力三个纵队不少于二十个团四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夺取三路四城（保定、石门、太原、大同）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必须完成此任务。”[v]

大同集宁战役就是1946年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为了完成中共中央下达的夺取“三路四城”的任务，在晋北战役取得胜利后，发动的一场以夺取大同为目的的战役。其中的集宁战役是为了打击国民党傅作义增援部队，在集宁与傅部之间进行的一场战役。此次战役，由于我军部队在集宁城被傅作义部击败，没有完成打援任务，共军围攻大同部队被迫撤退，攻占大同的计划失败。

二、战役经过

参考各方资料，大同集宁战役具体经过应当如下：

大同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其一直是我军试图占领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抗战胜利后，包围占领大同就多次提上了我军的议事日程。1945年8月16日中央电报指示：“我绥远主力迅速包围大同，我必须与傅作义争大同。”[vi]1945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vii]但因为种种原因，对于大同的作战计划始终没有落实。

在晋北战役尚未结束前，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就考虑为了使两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更顺利的完成平汉线作战，应当攻占大同。聂荣臻、刘澜涛于6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如政治上许可，在步骤上应以攻占大同为有利，然后沿同蒲路南扫。”[viii]7月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攻占大同的计划，望令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ix]7月22日中共中央又电令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争取于八月内取得。”[x]7月24日聂荣臻复电中央建议：“如对大同城、平汉路、正太路同时动作，则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故建议：第一步先攻取大同，拟将杨成武纵队全部西调，首先消灭应县、怀仁两点之敌，求得野战打援，不成时，歼灭应、怀之敌后即攻取大同。郭天民纵队接替杨纵队平绥路东段任务。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暂控制于古北口不动。第二步待大同攻下后，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即集结延庆、永宁，与杨成武纵队及陈正湘纵队同时挺进平汉路。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xi]7月25日中央同意了聂荣臻的计划。

晋北战役取得胜利后，同蒲铁路忻县至大同段已被我军控制，大同成为了一座孤城。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主持了讨论攻打大同计划的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第二纵队司令郭天民、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张家口卫戍司令郑维山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会议上多数同志都认为大同虽然工事坚固，但是敌人建制不统一，守备信心不强。只要我军组织得当，在外围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再利用爆破摧毁城墙，就可以很快拿下大同。与会人员估计以十天做准备，十天清扫外围，再十天即可拿下。会上张宗逊提出了攻击大同时傅作义增援的问题，大家认为大同不属于傅作义战区，所以傅作义最多会用3、4个师增援。只要我军迅速拿下大同，傅作义部的威胁自然解除。以上这些内容在《聂荣臻回忆录》、《张宗逊回忆录》、《战华北》等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相关文章中均有记载。

最终阳高会议决定：“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第五军分区第二团，晋察冀第三纵队（七，八旅）和教导旅（两个团）、冀晋第一分区独立第十二、第十三团负责攻城；晋察冀第四纵队第十旅先攻占应县，而后参加攻大同城。晋绥独立第一旅、第二旅、骑兵旅，绥蒙军区第七团、第九团，晋察冀第二纵队第四旅担任西线打援，并将晋察冀第一纵队集结于延庆、永宁地区保障东侧安全，并作为预备队。教导旅完成大同外围作战后，也担任打援任务。”[xii]同时组建大同集宁战役前线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员。

在阳高会议前的7月31日，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八旅、教导旅、第一军分区、晋绥第五军分区第二团等部就已发起了对大同外围的作战。这几支部队切断了大同、怀仁之间的铁路，并占领了八庄、秀女村。8月2日晚怀仁守军暂三十八师第三团在向太原撤退的途中，被第三纵队第八旅消灭了大部。4日占领了口泉、王家园等地。这次场部署并不周密的战役，惊动了大同外围据点的守军，守敌多退入大同近郊和城关的据点，为后来的战斗增加了困难。

8月14日晚，按照大同前指部署我军集中了十三个团的兵力对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发起了总攻。对大同外围的攻击并不顺利，直到9月3日大同外围所有据点才被我军占领，我军准备向大同发动总攻。

蒋介石为了督促傅作义增援大同，8月10日将大同划给了傅作义的12战区。傅作义经过了精心准备后，做出了以下军事部署：十二战区以夺取集宁，威胁张垣，并解大同之围之目的，即以战区主力，分途向集宁攻击，并相机捕捉匪军主力于丰镇（大同北北西）附近，予以歼灭之。以平绥路分为南北中三线向集宁、卓资、凉城进犯。以董其武为中路总指挥，率领暂三军暂十一师、暂十七师、第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一师为一线部队沿平绥铁路东进，于九月一日攻击前进，务必于五日拂晓前，攻占卓资山而确保之，第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二师、一〇一师、炮四团第一营为二线部队跟随一线部队前进；孙兰峰率领骑兵第一纵队、第十四纵队、骑兵保安师自武川经陶林，向集宁进攻；鲁英麟、刘万春率第一〇一师、骑兵第四师、新二旅、暂骑一旅、配属野炮六门等部由归绥进攻凉城。其中董其武和孙兰峰分别为第一线步、骑兵的总指挥。9月5日，傅作义部击溃我军独立第一旅的防守部队，于当晚占领了卓资山地区。

大同集宁战役前线指挥部得知消息后，根据战场形势决定先集中兵力消灭傅作义然后再打大同。于是由杨成武指挥晋察冀第三纵队和晋绥独立第二旅继续包围大同，张宗逊、罗瑞卿率领第三五八旅，临时组建的陈正湘纵队（包括晋察冀军区教导旅、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北上打援，并且急调晋察冀第一纵队向集宁增援。

9月7日董其武率领下辖的暂十一师、暂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经火石坝直扑集宁。9月10 日，董其武部完成了作战集结，开始进攻集宁城。董其武以暂十一师、新三十一师分别进攻集宁左右翼，暂十七师为预备队。董其武部与集宁守军在卧龙山、天门山、西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白天董其武部一度占领了卧龙山、南营房等集宁城西的全部阵地。为了援助集宁守城部队，我军增援先头部队于10日早上8时在集宁西南十五里的山地与董其武部警戒部队交火。下午14时我军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第十一旅主力从集宁西南发动了对傅作义部的侧翼发起了攻击，又夺回了一部分失去的阵地。董其武在遭到我军主力进攻后，命令军部及暂十七师向新编三十一师靠拢。傅作义得知董其武遭到攻击后于11日白天电令刘万春、鲁英麟等增援部队对我军形成反包围，孙兰峰的骑兵部队从东迂回协同攻城部队进攻集宁。董其武也急电一〇一师及新编三十二师迅速增援。

9月11日黄昏，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当晚第四纵队、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对董其武部发动了总攻。经过11日整晚的激战，将守城部队丢失的大部分阵地收复，董其武部被压缩在了卧龙山附近的狭小地域中。战斗中，董其武部与傅作义总部的联系也中断了4、5个小时。

由于兵力损失过大、联络不畅等原因，9月12日上午我军并未对董其武被包围的部队发动进攻，董其武部则于清晨开始集中兵力攻击集宁城，以求攻入城内等待增援。12日中午，由于董其武部倾其全力拼死进攻加上空中支援，终于攻占了集宁城西南角和东南角，与城内守军以及增援的第一纵队一个团展开了巷战。12日下午16时，外围的我军部队对董其武部展开了总攻，先后攻占了天门山、卧龙山的一部分阵地。但12日中午，傅作义部增援的一〇一师也已经跑步赶到了大脑包山，攻占了由独立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防守的脑色山。我军进攻部队的后方暴露无遗，所以大同前指决定先掉头消灭一〇一师增援。由于通讯联络不畅等原因，打援的战斗并没有能够协调好。黄昏后，我军独一旅、三五八旅、杨苏纵队先后向大脑包山发起进攻，陈纵队因通讯问题未能参战。我军打援部队仓促的进攻并未能够击溃一〇一师，反被一〇一师攻占了集宁城西制高点东土坑子山。9月13日，傅作义骑兵第四师，新编三十二师相继赶到，会同一〇一师以及董其武部共同攻击集宁城。13日下午，集宁城被傅作义部占去了一半。大同前指估计已无可能歼灭傅作义进攻部队，于是决定于十三日晚所有参战部队及集宁守军全部撤退。

集宁方向我军部队没有能够阻挡住傅作义的攻击，丢掉了集宁。围攻大同的我军部队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主动撤退，至此大同集宁战役结束。第三章对主流观点中假设的具体分析

参见上一章对于集宁战役经过的叙述及附图，9月12日我军和傅作义部实际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态势。我军外围部队包围了董其武部，傅作义增援部队初步形成了对我军外围部队的反包围。在集宁城内，我军与董其武部则处于胶着的态势。参考相关史料，笔者认为第一章中提到的主流观点中的假设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我军的兵力并不具有绝对优势

先后参加对董其武部作战的我军部队有以下几支：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团、骑兵旅，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四纵队、第二纵队第四旅、教导旅，绥蒙军区第九团，总计19个团。其中绥蒙军区第九团、独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团、第三五八旅五团是守城部队，第一纵队的一个团也曾参与守城。从参战序列上看，我军的攻击部队似乎占有一些优势，但这些部队都存在着一定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参加集宁战役的我军部队大都刚经过战斗还未来得及补充。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10日…敌人是三个师攻城，我们是三个旅，这三个旅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旅经过桌资山的损失，二团只有一个半营的兵力，其它两个团各有两个营不足的兵力。八旅两个团（五团守城）六团没有参加过大同战斗，是生力军，但也不充实，一个连七、八十人，八团经过大同北关战斗，伤亡二百多人未补充。陈仿仁旅经过忻州和繁峙战斗，在忻州战斗时就叫困难…战斗后杨苏纵队赶到，但同样不充实。”[i]这一点也可以从其它材料中得到证明。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记载：“卓资山防御战，我以4个营的兵力，抗击敌人1200余人，激战8小时，我军伤亡500余人…当时部队兵员不足，第二团的战斗兵员不过600-700人…”[ii]“我军外围部队12个团，守城部队3个团，共计15个团。第三五八旅的两个团，经大同北关战斗后，减员未补充。独一旅才经卓资山战斗下来。晋察冀第十一旅经忻县、繁峙战斗后也未经补充。”[iii]这些刚参加了战斗还来不及补充，又经历强行军的部队在作战时会打折扣，往往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就提到了陈仿仁旅因为伤亡过大，不能参与11号晚对董其武部进攻的情况。

其次，有一些部队是刚刚组建不久。例如，晋察冀军区教导旅是1946年7月刚刚由冀晋纵队第一旅与军区教导师组成，同时刚刚经历了大同外围艰苦的攻坚战。[iv]这类部队除教导旅外根据《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统计还有三个团。

考虑到以上这两个因素，还有各部到达时间不同，武器上的差距，我军实际围歼董其武部的兵力远未达到中央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的要求。[v]

二、我军指挥存在问题

在集宁战役的过程中，我军的指挥一直存在相当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既有战略上也有战术上的，无论是高级指挥员还是基层指挥员都犯了一些错误。反映在战役的进程中，就是参战部队不能贯彻前指的命令，前指不能及时掌握部队的情况。

纵观整个战役中我军的行动，始终给人一种无序的感觉。以下就是几个在战役中我军指挥混乱的具体事例。

1.傅作义部进攻卓资山时，晋察冀军区教导旅就在马盖图、豪切地区，但是因无人指挥所以未去增援。[vi]

2.在我军10号向董其武发动进攻时，杨苏纵队作为预备队因为距离问题11号晚才集结于大榆树湾贾家村一线。[vii]李、肖两旅因接令迟缓不熟悉地形11日黄昏才赶到集宁。[viii]

3.前指原拟定于9月12日晚打击增援的一〇一师，但因为各部行动未能协调，并未能同时发起进攻。独一旅、第三五八旅黄昏时即发起进攻，杨苏纵队半夜发起进攻，陈正湘纵队未参加战斗。[ix]

4.9月13日，陈正湘纵队误以为独一旅和三五九旅撤退了，便自动绕集宁城向东撤退。[x]

导致这些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战役部署的问题，下章中将有分析，但仅从以上几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军前指当时对于各部的指挥较为混乱，命令并不能有效传达，各部未能较好的在前指统一指挥下，相互配合进行作战。杨苏纵队作为战役预备队的摆放位置也有失误，以至于不能及时赶到战场。

从具体的战术指挥失误来看，最为严重的应当是11日晚向董其武部发动攻击时，进攻部队没有能够形成对董其武部的分割包围，反而将董其武部“赶鸭子”一样赶到了卧龙山周边的狭小地带。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随后战斗困难加大，我军部队无法迅速解决战斗，给了董其武部固守待援的机会。如果对董其武部形成了分割包围，也就不会出现后来腹背受敌的局面。《集宁会战》中对此评论：“那一夜共军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如果在突破侯家村到达骆驼屯子以后，不包围[少年]支队（即暂十七师）的阵地，而是直扑卧龙铁军两山，同时和守城的共军，一起前后夹击[胜利]（即暂十一师）支队，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牵制[少年]支队，既可以赐予国军不堪设想的境地…要是没有[少年]支队的坚决抵抗，十二日下午援兵开到，亦无法挽回集宁外围的危局。”[xi]

三、我军的通讯、情报工作存在严重失误

此次战役中，我军的通讯联络始终不顺畅，特别是与陈正湘纵队下辖各部的联络问题尤为严重。对于傅作义部的情报侦察同样作的很差。这两个方面的失误，对于战役的影响是直接的，是引发我军指挥混乱、失误频繁的直接因素。

情报、侦察工作的失误，导致我军不了解傅作义部攻占卓资山后的动向。傅作义部暂十一师、暂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于9月7日经火石坝直扑集宁，而我军9号才得到这一情报，部队白白浪费两天向麦胡图集结，使得董其武部先于我军完成了作战准备。我军对于集宁地区的情报也收集的不足，参战各部没有详细的地图，也不熟悉地形，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居然发生了因走错路没有参加战斗的情况。

通讯联络的问题，使得陈正湘纵队在此次战役中始终处于游离状态：10号夜晚的进攻陈纵未能参加，12日晚的打援陈纵因为失去联络也没参加，13日陈纵因联络不畅擅自撤退，六个团的部队未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各级部队之间有线、无线联络都不太通畅，传达命令主要依靠人力传递，极大地影响了各部队之间的配合。

四、参战的傅作义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参与此次战役的国民党军队都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部在全国军队不断失利的大背景下，在绥远取得了红各尔图大捷、百灵庙大捷。以后傅部又反攻包头、克复五原，为西北战局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嫡系部队的将领和战士都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具有较强的军事素质和战斗意志。董其武1940年指挥的乌加河阻击战，以一个师阻击了日军两个摩托化联队和一个步兵联队三天之久，就是其本人指挥能力和傅部战士作战能力的最好体现。

为了增强傅作义部的战斗力，准备对我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特意为傅部补充了一批美式装备。包括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通讯和爆破器材、大批弹药、被服、以及一个辎汽团、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两个战车连。[xii]董其武部在此次战役前刚刚完成了整训补充的工作，可以说是兵强马壮。[xiii]

除了士兵的战斗能力，傅作义部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当时傅部将领之间关系良好，同僚比较团结，各部能在傅作义的指挥下各尽其责。董其武、孙兰峰、郭景云、鲁英麟、安春山等将领的能力已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证明，诸多事例也证明他们之间拥有良好的私交。所以董其武被围之后，各部均倾力增援，这一点是傅部与其它国民党军队的显著区别。

五、群众工作开展的不好

在集宁战役中，除集宁城内，我军在周边地区的群众工作开展得并不好。《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一文中将这点列为教训之一，文中列出了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伤病无人抬这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在其他的作战总结出有所反映。

六、小结如果考虑到以上这几个因素，前文提到的那个假设是否还能成立呢？9月12日白天，我军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没能实现分割包围董其武部，反而将其部队压迫在卧龙山附近狭小的地带，实际上形成了一块“很难啃动的骨头”。董其武部虽然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是还远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

主流观点的文章总喜欢指称董其武部当时电台被击毁，联络中断，《聂荣臻回忆录》写道：“当时他们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叫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xiv]实际上，当时傅部的电讯只中断了四、五个小时，9月11日的董其武日记中对此记录：“昨晚、彻夜未眠，十分紧张，在我军反复攻战之时，不料共军之增援部队，利用此地复杂地形，乘夜迂回到11师和新31师侧背，形成对我军反包围之势。我急令军部及预备队暂17师，连夜转移至霸王河以北地区，与新31师靠拢…此间一度与坐镇归绥指挥的傅将军中断电讯联络达四五个小时之久…傅将军恐我军有失，急派飞机到集宁上空察看，我喜出望外，命各部布置地空联络信号，飞机判明我军各部准确位置后，飞返归绥，电讯联络才随即接通。”[xv]综合我军记录和其他文章，都可以确定最迟12日上午傅部的电讯联络也已经恢复。反观我军，直到战役结束各部之间的通讯联络都不顺畅，通讯不便对于指挥的负面影响我军并不比董部轻。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傅部的增援究竟是什么时候到的？9月11日的董其武日记中有一段记录：“在我军主力被共军主力包围的危机情况下…一面命令暂11师师长扬维垣及新31师师长安春山，准备突围。正在此刻，从东土子坑山后，传来阵阵密集的枪炮声，我判断是增援的101师已与共军接战。”9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道：“昨夜，共军控制了三岔口、脑包山、玻璃图、天门山、石灰山等要点及卧龙山部分阵地后，不知何故突然停止攻击。一直到今天下午才搞清楚共军企图，他们是为了阻击前来增援的101师，才将一部分主力调往大脑山以西。”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判断出增援的傅部一〇一师，应该是在12日凌晨或上午就与我军警戒部队交火，这也与我军1946年《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和《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两篇战斗总结中的记录相符。主流观点总是强调我军对董其武部的优势，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当时的傅部增援的情况，这点很不利于读者掌握当时我军的真实情况。

从附图三可以看出，9月12日中午前后我军的进攻部队应当是处于打董其武部受阻，而后方傅部一〇一师增援又已经突破了我军防线的危险局面，与11日夜晚董其武部的处境十分相似。然而与那晚董其武部不同的是，我军没有多余的增援部队，参战部队大都经历了长时间的作战，各方面消耗都比较大。这场战役虽然和孟良崮战役的情况有所相似，傅部的增援已经占领了我军身后的山地，对我军形成了反包围。但我军的包围部队并未占据兵力的绝对优势，同时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部队的增援是软弱无力的，而这次战役中一〇一师、新编三十二师、骑兵第四师等部的增援则是迅速而有力的，所以不能以孟良崮的胜利作为假设成立的理由。

考虑到我军包围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参战部队连续作战、长途奔袭；各级部队指挥联络不畅等因素，我军是否有能力保证在12日上午傅作义增援部队到达前，一定能够消灭董部；是否有能力一面攻击董其武部，一面抵挡身后已经到达的傅部援军；是否能够在消灭董其武部后，还有能力再顶住傅作义部4个精锐师的攻击呢？假如像聂荣臻等人假设的12日白天连续进攻董其武部，万一不能在傅部援军到达之前消灭董其武部，我军此役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笔者认为大同前指当时所作出的命令只不过是一种保守的做法，如果一定要说当时大同前指这个命令有何失误，那就是在打援的组织上比较混乱，但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战役部署上的问题，并不完全属于战术指挥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将集宁战役失败归咎于大同前指指挥失利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章对战役失利直接原因及深层因素的辨析

一、对于集宁战役失败原因的分析

主流观点将集宁战役的失败归结于张宗逊的指挥失误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张宗逊作为大同前指的最高军事主官，对于战役中出现的指挥失误应当负主要责任。但如果把所有的责任仅仅归咎于指挥上的失误，而不去探究导致失误出现的原因，则不是客观、负责的态度。

在前文引用的电报中，中央反复强调要注意傅作义的增援。在阳高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对付傅作义的问题。在《聂荣臻年谱》中记载大同前指8月28日致电中央军委以及聂荣臻、贺龙：“大同战役计划本已包括打击傅顽出援在内，在野战中消灭傅顽一个到两个师是比较有把握的。”[i]为什么一个被反复强调、准备的战役，我军最后打的却如此狼狈？分析阳高会议中对于大同战役的部署和相关讨论，就会发现严重的问题。

阳高会议在讨论傅作义增援时，前文已经提到大多数人认为傅作义最多派出3，4个师来。在对于敌情的预测上，事实已经证明了大多数与会的领导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军的领导人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为日后在集宁方向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在这种错误结论下做出的部署，必然也是存在漏洞的。

仔细分析阳高会议对大同战役做出的部署，会发现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还算稳妥的计划，实际上存在相当严重的漏洞。当时敌人在大同及周边的兵力有：“暂三十八师、保安总队、保安第三团、四十三军通信营、坦克车队、第十专署、东北挺进军、交警第三大队，共计二三八二五人。总指挥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ii]按照我军的通常说法，此时大同守军最少也有12000余人。在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周围，国民党有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八个军二十一个师、五个总队，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三个军十个师，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两个军七个师。我军此次战役投入6个旅打城，5个旅打援，总兵力上对国民党大同守军形成的优势并不巨大，而我军还担负着打援的任务。由于在阳高会议上估计应县敌人会逃走，所以命令第四纵队十旅和第三纵队七旅先消灭应县之敌，再参加大同战斗。[iii]忻州方向的战斗也到8月11才停止。两个军区的兵力同时在三个地方作战，既没有实现兵力的集中，也不利于部队休整准备。

在这样错误的部署下，我军并未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展开对大同外围的进攻。《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中记载的8月14日参战的部队实际上只有8个团，以此兵力根本无法实现阳高会议提出的在外围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设想。还应该注意到，其实在阳高会议期间，在外围歼灭有生力量的设想就已经很难实现了。阳高会议前，7月31日聂荣臻、刘澜涛发布了对大同外围作战的指示：“三纵第八旅即以1个团切断大同、怀仁铁路，控制一段，主力保卫怀仁，扫除外围，歼灭外围之敌。周彪旅之三十一团全部及野炮两连今晚车运阳高，2日抵怀仁，晋绥王赤军所率 7个连仍位于口泉、怀仁间，对口泉警戒监视该敌。”[iv]除了以上部队，晋察冀军区教导旅和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的部队也于7月31号开始了对大同外围的进攻。这次贸然的进攻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占领了外围的一些据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二千余人，但惊动了其他外围守军，大同守军开始向近郊和城内收缩，导致我军即失去了战役的突然性，也失去了在外围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机会。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对此总结道：“战役组织失掉了突然性，兵力未集结即行动起来，没有把敌人消灭于大同外围。不是事先组织兵力，而是逐次使用兵力。阳高会议估计应县一定可以打下，因此，继续打应县。打应县影响到了大同。打大同的兵力牵制到打应县的行动。”[v]聂荣臻自己也承认：“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两千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集到了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vi]

由于阳高会议过低的估计了攻坚大同的难度，以及丧失了战役组织的突然性。原计划花费十天的外围作战，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大同战役外围战斗的僵局，给了傅作义部充分准备的时间。傅作义在归绥召集了所有参战部队团以上主官，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对于如何攻击集宁做了严密的部署，并且进行了反复的沙盘演练。如果从战役准备的角度来看，傅作义部远比我军完善，《张宗逊回忆录》记载：“（阳高会议）对打援问题只确定了打点阻援的方针，没有预定打援战场，没有做出打援部署。”[vii]阳高会议的错误决定，不仅是给了傅作义充分时间，还极大的消耗了我军的力量。晋绥军区后来总结道：“我主力东南北攻击兵力颇感不够分配，部队连续战斗，夜攻昼防（白天敌攻击）和做工事，部队得不到休息与换班，部队疲劳的很。”[viii]当发现傅作义以全部主力扑向集宁时，我军才匆忙从大同前线调集这些疲惫之师进行阻截，作战效果当然会受影响。

《战争论》中将战略解释为：“战略是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一定要为整个军事行动确定一个适应战争的目标，也就是制定战争计划；制定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ix]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审视大同战役，从战役部署的高度上看，我军的部署是存在严重的缺陷的：敌情判断不准；投入兵力不足；打援准备不充分；战役准备仓促；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由此看来，集宁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指挥上的失误，而是阳高会议上所做出的错误判断和部署，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我军决策错误的必然结果。

考虑到阳高会议前我军的情况，导致我军决策层做出错误判断和部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此前的一系列胜利使得我军轻敌情绪严重。

2、中央在解放战争初期制定的军事方针存在问题。正是这两点导致了我军决策层对于大同集宁战役的判断和部署上出现错误，最终导致了此次战役的失利。

二、轻敌情绪严重

首先分析轻敌的错误。这种轻敌一方面是高估了自己，一方面是低估了敌人。当时，从中央到军区首长再到参战部队，普遍都存在这种情绪。

1.中央决策层

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是有准备的，前文中已经引用了当时的电报予以证说明。为了实现“以打促和”的设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南线出击津浦线、策应北线作战的作战部署，这是一个外线出击的进攻计划。

但当时北线的军区并不具有全面出击的实力，特别是晋察冀军区。晋察冀军区与其他军区不同，严格执行了中央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的指示。1946年2月晋察冀中央局发布了《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全区部队共编制22.5万人，其中野战部队15万人，地方部队7.5万人。”[x]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发布《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由9个纵队减为4个纵队，全军区编为7个野战旅，13个独立旅，21个军分区，共计复员转业约10万人。[xi]3月6日中央再次致电指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3个月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xii]经过这一系列的整编，到1946年7月份，晋察冀军区共下属野战军4个纵队，6个军分区和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其中野战纵队5万余人，总计20余万人。对比中央赋予晋察冀军区“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xiii]的作战任务，这些兵力显然是不够用的。

这样大规模的复员，极大的影响了晋察冀军区的战斗力。在《从华北到西北》一书中，郑维山对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认为，第一期就复员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第二期还要精简三分之一），而且光靠„裁减老弱‟等项有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在复员问题上，晋察冀却是一个例外。它不仅如数复员了三分之一，伤了部队元气，而且早在三月一日中央局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出了有关复员工作的决定”，“这时晋察冀军区的野战部队不仅数量减少了（地方军扩大了），质量也不很高。即使抗战胜利后组建的那八个野战纵队，也只有十个一九三九年前编的老团，而且为适应抗战后期的恶劣环境，都于一九四三年缩编成小团；余者全部由地方武装临时扩编而成…像这样的部队，若不是指导员们富于牺牲精神，在大兵团作战中能有多少战斗力可言？”[xiv]除了兵员减少所带来的战斗力下降，复员整编也影响了晋察冀军区练兵工作的展开，此外普通士兵、群众对于战争的警惕性也有所下降。这些负面作用都对晋察冀军区的战斗力带来了直接影响。

中共中央一面不停督促晋察冀军区复员整编，一方面又下达给其沉重的作战任务，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参考中共中央和中中央军委关于夺取大同发给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电报，可以发现中央心态一些转变：

6月4日电：“大同、口泉地区因敌多固守，又有日军，且可能牵动傅作义，因此，暂时只做准备工作，不要动手…不要调动北线对付傅作义之兵力。”[xv]

6月9日电：“可同时或先后攻取朔县、宁武两点，得手后再考虑攻取山阴、岱岳。对大同、口泉、怀仁三点不去惊动。并告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xvi]

6月20日电：“望即攻取宁武，并事先充分准备，然后一举攻克。待宁武占领后，再考虑对崞县、代县、繁峙、山阴、岱岳等处逐一攻取之。对傅作义及大同、口泉、怀仁等地仍不要惊动。”[xvii]

6月23日电：“必须于最近期间攻取怀仁、岱岳、山阴、宁武、应县、繁峙、代县、崞县、原平、忻县、五台、定襄，然后相机夺取大同。”[xviii]

6月28日电：“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必须完成此任务。”[xix]

7月4日电：“望令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xx]

7月22日电：“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争取于八月内取得。”[xxi]

7月25日电：“请令各部队立即开始学习攻城战。陈（正湘）、杨（成武）、两纵及教导旅除在扫清大同外围各城之作战中学习攻城外，在直接攻取大同之前须有数天时间学习与演习攻城战。杨（得志）、郭（天民）两纵及冀中、冀晋一切地方兵团令其子即日起学习与演习攻城战，准备攻城器具待命夺取平汉路。时间定为两星期，可能延长一星期。”[xxii]

8月1日电：“请考虑详复在应县久攻不下之情况下，对攻大同计划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可能如何。”[xxiii]

8月6日电：“现在必须立即执行三路四城之作战任务，第一步夺取大同；第二步夺取平汉路，第三步夺取正太路和太原。”[xxiv]同日又电：“应城久攻不下之教训，是坑道未达城底即行爆炸，故未奏效，望在攻取忻州时注意坑道攻城的准备问题。”[xxv]

从以上几封电报可以看出，中央对于何时发动大同战役的想法是有变化的。最初中央决策层对于打大同是十分谨慎的，对于傅作义的力量也十分忌惮。随着晋北战役的胜利，中央逐渐有了打大同的打算，但是在什么时候发起对大同的进攻上仍持保守态度。7月22日的电报，中央是要求晋察冀军区先进攻平汉路，扫清周边的小据点，使晋察冀解放区和冀中解放军连成一片。对此《罗瑞卿传》和《张宗逊回忆录》等书中有关于“罗瑞卿传达毛泽东对此指示”的记载。但是中央最终尊重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批准了聂荣臻等人要求先打大同的建议。在随后的命令中，主要参战部队只给了数天的准备时间。虽然我军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传统，但是直接在大同这样工事坚固的城市上学习攻城，并且期待取得胜利，似乎太过草率。反观中央军委7月2日致聂荣臻等人的电报：“夺取青、沧两县，需要有充分准备，如准备尚不充分，宁可迟几天行动”[xxvi]中央军委对于清、沧两县的进攻尚且如此谨慎，但对于大同这样工事林立的城市却只给了10左右天的时间准备，过于乐观的态度十分明显。等到应县、忻州屡攻不下时，中央有了警惕，但仍仅从具体战术上考虑这个问题，询问聂荣臻等人，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反复上进行思考。

综合考虑到敌我兵力、装备、大规模攻坚战的经验，中央批准进攻大同的作战计划并且不断敦促执行的做法过于草率了。不仅大同战役如此，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实力，中央提出的“三路四城”计划，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中央高估了我军的战斗力，反复要求北线执行“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虽然其中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作为中央决策层，其对失利所负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2.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决策层

虽然大同集宁战役的最高指挥是大同前指，但大同战役的部署是在阳高会议上决定的，大同前指也是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领导组成，所以本文直接从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决策层来分析轻敌的问题。

轻敌的情绪贯穿了整个大同集宁战役的部署当中。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为了能够连为一体，多次向中央发电建议先打大同。单从这个建议来看，并没有太大的错误。但是聂荣臻等人作为当地管理军政的最高领导，应当十分清楚1946年以来复员整编对于本部所带来的影响。聂荣臻等主要领导轻视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补充加强，晋察冀军区在复员整编后实力下降所带来的反差；忽视了先前攻包头失利，当时攻应县、忻州乏术的教训；没有充分估计到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居然在阳高会议得出我军能够以十天做准备，十天清扫外围，再十天即可拿下大同的结论。其决策层对国共双方力量的判断，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水平。大同集宁战役开始的就很仓促，傅作义增援后反击得也很混乱。这一切的根源都来源于轻敌导致的错误部署，大同集宁战役从一开始就逐渐脱离了我军计划的轨道。聂荣臻等人作为前线指挥员，中央对于他们的意见相当重视，但他们不断给了中央决策层错误的讯息，可以说在此次作战失利中聂荣臻等军区首长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

而傅作义除了进行了精心的战役、战术准备，而且在前两次的失败后，总结教训，针对我军擅长夜战、擅长长途奔袭的特点，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在这次战役中，这些训练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就提到：“陈纵队某单位受敌小部队夜袭，表现混乱，信心极差。”[xxvii]一〇一师仅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就从卓资山奔袭过来，也是我军没有想到的。

3.各级参战部队

上面各级领导的乐观态度，直接影响了各级参战部队。集宁附近的防守部队，对于傅作义部队的增援力度和速度都没有足够的准备，对傅作义部队的战斗力的提高也没有相应的准备。

例如，卓资山的迅速失守，主要原因是战役决策层没有考虑到傅作义增援力度如此大，以至于该方向防守力量不足。但独一旅自身的准备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的总结中明确指出：“一是思想上轻敌麻痹。防御部队总认为傅军好打，我们又构筑了很多碉堡工事，部队士气很高，动员深入；团的指挥上盲目认为守1星期没问题，缺乏对敌军战术应有的研究，没有制定周密的作战方案，因而在战斗中当敌以优势兵力、火力于一点突破后，我防御部队就不能预有准备地实施机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xxviii]防守集宁的二十七团由于在上次攻打集宁的战役中功劳大，部队干部士兵都存在着骄傲情绪，为此还曾受到过贺龙的批评。4.小结这次战役中从中央到基层普遍产生轻敌情绪的原因是多样。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此前我军的一系列胜利。此次战役前，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在北线打了不少胜仗，取得了绥远战役、晋北保卫战、集宁保卫战、晋北战役等一系列胜利，占领了集宁、卓资山、宁武、崞县等一大片地区，控制了相当部分的铁路。阎锡山、傅作义的军队在此前的战斗中，胜少负多。尤其是集宁地区，在卓资山、集宁城，我军均数次击败傅作义的主力。这样辉煌的战果，必然会导致我军指战员自信心的过度膨胀，也必然掩盖我军存在的问题。

在此前的战役中，我军攻坚战并不多，并没有真正攻下某个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大多是在野战中击溃对手。唯一一次对包头的进攻，也以我军的主动撤退告终。虽然我军有两次攻下集宁的经验，可是每一次我军都是集中了优势兵力，敌人也没有死守到底，而且集宁城本身的城防也无法与大同相比。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的大部分部队，长期以游击战为主，并不擅长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但是此次战役前的一系列胜利掩盖了这些问题，当我军在忻州、应县遇到麻烦时，军区决策层忽略了这些事实，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对于大同集宁战役轻敌的错误，大多数参战将领都是认同的。晋绥野战军的总结中写道：“我们从上至下，从下至上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轻敌情绪，认为傅作义好打，野战有把握…敌我对比我并不占优势，而大同仍留了四个旅…当我主力出击时敌几个师靠得很拢，使我无法各个击破，原来企图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分进中之一路或歼灭其进攻翼侧之一股敌人，均未能实现。”[xxix]《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中对于集宁战役的总结写道：“主要的教训，首先是轻敌。我军攻大同时，虽作了准备打傅作义增援之决定，但由于轻敌思想，对自己估计过高，总认为傅作义好打，估计傅军出兵不过4个师。因而在组织准备上只满足于一般布置，缺乏周密计划…结果，事实完全相反，傅作义在绥远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乘机倾巢进犯，进展神速。我军仓促应战，处于被动。”[xxx]聂荣臻本人也在回忆录中承认：“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

三、我军错误的军事方针

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所奉行的军事方针也是导致战役决策失误的重要因素。我军当时的军事方针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没有考虑到我军实力，制定外线进攻的计划。

2、过分强调了对城市的攻占。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犯了轻敌的错误，在上一节已有论述，所以本节主要论述第二个问题。

《张宗逊回忆录》中将我军当时有攻取敌人城镇的风气作为此次战役失利原因之一。[xxxii]这一风气在解放战争初期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看：

1、保有已占城镇。

2、攻占敌人城镇。这一风气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占领城市”两种指导思想间的矛盾。对于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盛行攻取敌人城镇的风气，中央所制定的军事方针负有主要责任。

想要讨论一个军事方针，就必须要了解制定这个军事方针背后的政治思考。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战争爆发前，我党的军事方针可以分为三段来考察。第一段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至和谈开始前。这一时期，我党为了争取日后政治、军事的主动，主要的军事方针是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xxxiii]由于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比较强，所以夺取城市的重点是在北方。在这一阶段，我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华北的大量地区。第二阶段是和谈开始至内战爆发前。这一时期，我军的军事斗争主要围绕和谈展开。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党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xxxiv]的军事方针，不主动发动进攻，但坚决反击国民党对于我军已占地区的进攻。在这一阶段，我军与国民党部队在东北、华北，围绕着重点城市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三阶段即解放战争初期。这一时期，我党试图在保住现有解放区的基础上，实现“以打促和”的目的。为了实现这这一目的，我军制定了外线出击的军事方针。这一方针在北线的具体任务就是“三路四城”计划，主要是针对重点城市的攻坚战。从以上的总结可以看出，在抗战胜利后，我军在北线的主要任务是围绕争夺城镇展开的攻坚战与防御战。再看国民党对于内战的军事方针，蒋介石认为中共是“流寇”，想要彻底铲除“流寇”，必须控制交通要道使其无法“流窜”，再占领其根据地使其无法“负隅”，双管齐下才能获胜。[xxxv]蒋介石指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xxxvi]基于这个认识，国民党的作战方针就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xxxvii]两党在解放战争初期，不约而同的都将对于城市的占领作为主要的军事方针，这就导致了我军一定会在许多城市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攻坚战与防御战。而这样硬碰硬的较量，在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下是难以承受的。

在前两个阶段，将争夺城镇作为任务重点的军事方针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在这两个阶段放弃对城镇以及交通要道的控制，将不利于我党及时扩大解放区范围，也不利于我党争取在政治谈判中的主动。但在解放战争初期过分强调对城镇的控制，使得我军决策层制定战役目标时，对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攻占城市的主次判断上出现了偏差。虽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都多次指示要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但以城镇为中心的军事方针极大的限制了各军区指挥员的发挥空间。特别是在我军实力不足和指战员并不具有丰富运动战、攻坚战经验的时候，以城镇为中心的军事方针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

在这样的军事方针下，我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占领面积越大，失去的战略主动权就越多，我军被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国民党希望的地方与其作战。特别是中央对晋察冀军区“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的双重要求，使得晋察冀军区并不充足的兵力更加分散了。部队既要向坚固设防的城市发动进攻，又不得不分散兵力在各个地区进行防守，根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作战。以城镇为中心的军事方针，在实际上造成我军“扬短避长”的局面，不能够更好的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张宗逊总结道：“卓资山、集宁反成了我们的包袱，若不受卓资山和集宁，把晋绥的一万部队集中起来，配合晋察冀部队打运动战，会主动的多。” 第五章结论

综上所述，主流观点对于集宁战役失败原因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这种观点的具体错误在于对集宁战役中12日战况的假设过于理想化。而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是具有逻辑性的缺陷：颠倒了大同与集宁两个战役之间主次的关系，没有从大同集宁战役的全过程来思考，没有从战役决策、战略决策的高度来反思，只是简单的、孤立的分析集宁战役。所以其无法从整体上考虑问题，进而得出客观的结论。战术上的失误固然是失利重要的原因，但导致战术失误的战略错误才是根本原因。集宁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指挥上的问题，指挥上的混乱是表面现象，导致其混乱直接原因是大同战役部署的缺陷，而深层原因则是当时弥漫在部队中的轻敌情绪以及解放战争初期错误的军事方针。

集宁战役与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经历的四平、包头、大同等一系列失败，虽然这些战役发生的地点不同；参战的部队不同；战役的大小不同；作战的类型也不同，但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无关联的。它们的失败反映了我军部队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我军当时错误军事方针的直接结果。我军当时处于从游击战向运动战、攻坚战转变的过程中。部队擅长打敌后小规模的游击战，但不擅长大兵团的运动战、攻坚战、歼灭战。我军指挥人员对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针与国民党交战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尊重这些客观情况，制订出来的军事计划必然是要遭到失败的。

郑维山在《研究华北解放战争的浅见》一文中对于集宁战役有非常深刻的总结；“有的（如集宁）有指挥上的失误，但它给了我们极为宝贵的经验，使我们对敌我力量有了清醒的认识，引起我们对作战指导思想的深刻反思，这正是它的功绩。说到原因，即非战术的某些失误所致，也绝对不是部队不能打，而是任务超过了实力，期望超过了可能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内战爆发之前，在确保基本战略根据地的同时，我军没有一役夺取绥远全境，歼灭傅顽全部的能力。在内战之初，我军也不具备立即夺取„三路四城‟的实力，勉强去打不会有使人满意的结果。”[1]正如这段总结所说，当时我军的在华北如此，在全国的情况亦是如此。

这一系列的失败造成了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但通过对这些失败的总结，也给我军广大的指战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首先，这一系列战役证明，我军是有能力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其次，通过对这些失利的总结，全军意识到必须坚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军事方针，必须坚持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思想。大同集宁战役后不久，中央军委就彻底调整了原有的军事方针，先后发布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2]以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3]等数个的指示。晋察冀军区也改变原来“寸土不失、针锋相对”[4]的策略，认识到“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身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抛弃”。[5]特别是在1946年10月1日中央对于解放战争初期《三个月的总结》[6]一文中，全面总结了前一段时间战争的经验教训：首先指出前一段的战斗表面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上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我军一定可以战胜国民党；在实际上否定了此前中央关于外线出击的进攻计划和短期内结束战争的错误思想，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军处在战略防御的阶段；放弃了原来以城镇为中心的作战思想，指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是我军获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再次强调了集中优势兵力、开展练兵以及发动群众的重要性。这份重要的总结，全面修正了此前中央有关外线出击的错误方针，统一了全军的思想，指出了我军胜利的希望和方法。在调整了军事方针后，我军主动放弃了一些城市，例如张家口、承德、延安等地，转而寻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国民党则因为这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坚定了对于原有作战方针的信心，结果大量野战部队不得不浪费在对于占领城镇的守卫当中，机动兵力日益减少，战略主动权逐渐转移到了我军手中。这应当就是大同集宁等解放战争初期的一系列战役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最大的意义所在。国民党方面参战部队及主官：

第十二战区：

司令长官：傅作义

副司令长官：马占山、邓宝珊、刘多荃

暂编第三军（暂十一师、暂十七师、）：

军长：董其武

暂十一师：

师长：杨维垣

暂十七师：

师长：朱大纯

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新三十一师、新三十二师）

军长：鲁英麟

第一〇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