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共6篇）

篇1：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

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奇台县法院职卫国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诉求时，需要寻求解决和表达渠道。维权、利益诉求的解决和表达方式，应排除私力救济和表达，因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应大力提倡公力救济的解决和表达方式。我国的公力救济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通过信访，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请求政府落实政策或平衡执行政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二是诉讼裁决争端，并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被侵害权益的补偿。

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决高于行政解决，行政方式解决不了或不服行政解决，利益诉求人和权力维护请求人可以选择法律方式解决。显然，法律解决利益诉求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高的解决方式。然而，现行信访处理机制，并没有将法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最终手段，动用法律手段的利益争端双方不服法律裁决，也加入到信访行列，转而向各级政府请求解决利益诉求，形成涉法涉诉上访。

笔者就基层法院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思考从全新角度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以求共同探讨。

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评价

不服法律裁决的上访和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上访统为信访，并都以信访规定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所以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访处置方式，大至为三种类型：一是批示申诉复查，对“确有问题”个案纠错；

对个案判决不服或执行不到位上访到信访行政接待部门，接待单位或领导批示法院主动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允许“有问题”的历史老案进入再审程序，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平息了一些上访。但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个案“确有问题”的判断权主体归属存在问题。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认为或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体是当事人本人、法院院长（包括上级法院院长）和检察机关，凭有关单位或领导的批示进入再审，显然违背了诉讼法规定；其

二、违反再审申诉时效规定，当事人不服判决，法律设置了救济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上诉，进入上诉审，判决已经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证据，在二年内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或向法院院长反映，院长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或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别无他途，而沿用信访条例设置的方式，由信访接待部门或领导建议复查进入再审，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的新渠道，从法理上讲，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条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个案审判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环境，从实事上看，受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操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区别、当事人诉讼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约，不排除个案审判不有错误，除此外，个案审判还受当时政策、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用现行的法律、政策和执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审视过去的审判并改变过去的审判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过去偷粮票也构成盗取罪，现在认为当时判决错误而改判，意味着现在偷汽车犯罪，今后因为汽车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对历史老案批示进入再审，有“错”即敢，显然严重地损害法律的既判力，个案“公平”可能得到维护，法制环境和执法理念却严重被破坏。其四是复查没有次数界定，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上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

二是案外补偿，情感上满足上访人的诉求；

中央对上访处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决，人要回去”，进省、进京上访信访案实行排名通报，有的甚至影响到一方官员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花钱买息访。对纠缠不清的上访人要么满足其要求补偿现金，要么给其寻找工作岗位，稳定其心，要么追究本来没有错误的案件承办人，平衡上访人的不满。

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在经济交往中会因预算失误而遭受损失，因此，对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生效的案件上访，既不能归入信访案件，更不能用信访方式处置，因为法律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最终途径，不承认这一点，何谈依法治国！其实信访上的问题，除行政协调解决外，最终还应归入法律解决渠道，不是相反，通过审判的个案上访归入信访解决，准确地讲，通过法院审判的案件没有信访。

寻求法律保护是用公权力挽回和减少损失，法律保护并不是确保其不受损失，承担的风险不能因起诉而转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应该是行为人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基于此，政府补偿和救济，只能限于当事人不能预知的风险，比如天灾，应当预知而没有预算的风险，不能进入政府救济和补偿范围，如果是因为诉讼引起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应追究到案件承办人。正因为只要上访，特别是顽强地上访，就不分上访者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以的补偿，在上访获利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博弈中，上访获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访之路，形成全国性的信访危机。

三是看守稳控，阻止进京上访；

等待复查、补偿结论期间，上访人会继续增加对承办单位的压力，个别上访人对复查或初创不满意，继续上访，对这类上访对象一般是要求当地实行稳控看守，终止或劝止其上访。从各地稳控的情况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难的，特别是涉法上访对象的稳控还不像没有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的上访事件的当事人，这类上访对象是由上访人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稳控，行政权力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个人升迁的可调控制性迫使上访者单位、地方政府尽全力稳控。涉法上访对象则不同，法院没有就地稳态控的条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访者单位或地方政府稳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单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责任就是接受麻烦，在利益获取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或部门本来麻烦就多，稳控还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单位部门没有对涉法上访人员的稳控的积极性。

从现实的对涉法人员的稳控情况来看，大体稳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时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个度的界定，守紧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现代交通发达，上访人想走可走。二是劝。派涉法上访人关系好的干部对上访对象包干负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个人感情请求上访人在其包干期内不上访，避免受到行政处罚。三是关。在敏感时期，为防止上访，影响地方稳定政绩，个别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个治安借口，对上访人实施拘留，敏感期过，再解除拘留，发生行政乱作为，侵害上访人权益，导致新上访诉求。四是拦。发现有进省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派员到车站拦截，强行带回住所地。为了取得拦截效果，地方分别在市、省、京设立常驻机构，安排常驻人员，快速反应分段拦截。稳控方式最大的 是工作成本高，使本来紧张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强行稳控侵犯人权。

涉法涉诉上访行为心理动机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决纷争，实现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但为什么理性选择即诉讼之后还要非理性选择即转而向政府上访表达利益诉求？ 结论是和上访人利益预期、心理动机、认知水平和对法院执法怀疑等因素有关。

利益预期诱因 第一、上访成本与上访获利预期比对，上访成本投入少，获利预期大。人的所有行为可推定为理性的，具有趋利性特征，从经济效益视角看，选择上访途径是

因为上访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径，而利益或目的的实现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径。

一般来讲，上访人上访成本包括以下三种成本：显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可以比较明确地用数量来表示的各类费用。一般包括上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费、印制或找人代写上访材料的费用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与上访行为直接相关的、无法用明确数量来表示的各项成本。比如上访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压力、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整个家庭的后续影响。这些成本一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量的。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是指由于上访人产生上访行为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损失。一般包括上访期间所耽误的生产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庄稼的收成、企业生产经营利润、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访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车费，上访人可以采用搭便车，甚至逃票减少费用；食宿费用，上访人是些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底层民众，没有奢求，可以自带干粮，可以边上访边拾荒补充费用，可以寄住亲戚家，还可以住桥洞露宿街头，上访的显性成本显然很低。至于隐性和机会成本，对上访人来说，可以忽略了不计。在农村，由于受文化素质的制约，上访人根本不能顾及到这些影响，其实，上访是整个家庭、家族或邻里的一致行为，如果在这一影响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现上访，即使有上访行为，也会是短暂的，不会缠访外地，因此，隐性成本对落后地方的上访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涉法上访中，呈“两多两少”特征，即发达地区人少，老少边穷地区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们一不是生产主要劳动力，不影响庄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从生意中获得利益，三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从事生产具有少量利益预期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利益，正是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访利益失去相比，上访获得的效益明显：一是诉求甚至是不诉求可能获得尽快满足。通过上访寻找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下级机关或直接责任领导的批示和督办，行政权力的巨大制约作用，使得下级为了免受责任追究，违背历史事实和当时政策，花钱息事宁人地满足上访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访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上级政府和各种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对侵害行为的施动者产生某种压力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通过上访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丰富了社会资源，了解了有关机关的办事程序，通过上访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成为地方其他人今后办事的向导，从无名无望可能变成地方名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资本，成为地方权力拥有者。

第二、诉讼程序解决与非程序解决博弈，非程序具有经济性特点。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和保护权益从理论上讲是理性选择。但法律途径解决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强、限制条件多。比如法律解决纠纷，要得出最后结论短则３个月（简易程序且判决不上诉），长则一年甚至两年，要执行兑现有时时间拖得更长；要想胜诉，对纠纷对错要举证证明，执行则要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维护和保护权益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还要选择法律途径，原因恐怕仅仅是法律途径尚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多一种选择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选择非程序性解决，即上访寻求行政权力解决，主要是行政解决方式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有崇尚行政权力文化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往往是领导一个表态，一个批示即可完成，这是行政上下级权力运行体制决定的，下级领导（具体解决纠纷的）职位的保留和升迁，决定权是上级组织和领导，领导个人意愿甚至大于组织，即使是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提名权仍在组织或领导。因为法院人事、财政地方化特征，执法行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济方式直接性和对法律救济方式的制约性特点，进人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商事、行政案件，尽管审判机关是运用法律、法规对双方或多方利益诉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对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满人自然向行政权力靠拢，寻求上级对下级权力控制来解决利益诉求，于是对个案审判的不接受或尽管内心知道审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时选择上访途径，涉法涉诉信

访由此形成，信访在下级解决不了，就上访更上级，大量经过审判裁决的案件归到信访行列，信访形成社会性危机。

认知差异诱因,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与道德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理解。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要求人们强制地遵从其规范，而道德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具有自为、自律性特点。对规范和规则的认同，是人们遵从的内心动因，法律带有强制认同特征，即不认同也要遵守，道德则带有自觉认同特征，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积淀的结果，在法律不为人充分认识或充分信仰的时候，认识问题往往从道德层面上考虑，接受道德规范。比如，在农村，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认识存在差异，民众认同的是道德遵从：法律处理上，是以伤害结果为判断起点，考虑起因诱因而划分过程中责任，道德认识上，是从起因为起点，平衡伤害结果，民众认为，谁引起纠纷谁就对伤害结果负责，出现伤害结果是对起因过错的正当防卫。由此，如果引起纠纷的起因方受到伤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报复方承担伤害后果的话，必然遭到报复放到不满，判决也同时不被当地民众接受。二是法律规定与实际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认同。在农村，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都是些在个人私力范围内因为承担责任的能力问题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审判结案，因为经济落后，当事人偿付能力差强制执行也不能到位。另外，农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对伤害案件的实体判决，因为法律规定与农村风俗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比如损失赔偿，法律规定人身伤害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医疗费尽管存在人为虚高现象，当事人尚能接受，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并未获得实际利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三项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从事劳动，即使从事生产劳动也不会有当地年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决却是严格依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标准，“三费”判决就不为案件当事人一方接受，民众也不认同打官司赚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决了，兑现也难，案结事不了，上访更不可避免。

对执法怀疑诱因,首先是对执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怀疑。从我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组成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服感。法官是凭借高尚职业品质、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评判是非的职业，然而，中国特别是基层的法官，是由以下几种人员构成的：军人转业分配、教师改行、行政干部转行或直接调动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比例极少），这些人员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专业知识全凭边干边学，学一点用一点，需用一点学一点，既没有系统性，过不能确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条意义，专业水平远不如律师，甚至社会的其他法律爱好者，因此，其执法行为不为民众信服。

从少数法官行为不检点的事实表现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任感。个别法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不高，为贪图小利，接受请吃送礼，在自己的朋友或亲属面临官司时，袒护或公然为其说情，丧失法律原则，特别是省级、市级法官院长的贪污受贿落马的曝光，民众对法官信任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次是法律判决执行不到位。执行难本来不应该难，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然而法律的执行却成为法院乃至社会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并殃及党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执行人履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一般不会形成诉讼，在私力范围内协商解决了，形成诉讼的就是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或自认有其他保护不愿意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白条”的宣传误导了民众，民众形成打了官司社会风险就全部转嫁到法院的错误认识，没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权力救济，减少风险，不能弥补风险；诉讼当事人诉讼投入成本过高，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当事人人承担社会风险能力差，一个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倾家荡产。民众打了官司，胜诉了却不能执行到位，选择上访势在必然。涉法涉诉上访解决方法的回归

信访已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涉法上访案的解决方式也套用信访事件的方式解决，从结果上说，一个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进来，混乱局面由此无法收拾，使众多的已经通过法律裁决了的矛盾纠纷也归入到了信访队伍行列，大量审判生效了的案件当事人滞留首都，法律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解决信访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梳理概念，现阶段的基本认识是，凡到上级部门反映诉求的行为都称为信访，概念上有混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界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诉求是要求行政部门依据政策解决的上访，应称为信访事件，通过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访，应称为信访案件，其次是区分解决方式的性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有两种途径，行政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最终应服从法律解决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纠纷时，法律是最终的解决方式。现阶段由于通过了法律裁决的案件仍然可以成为信访事件并纳入信访事件的解决渠道，信访事件和信访案件在解决方法的混同和错位，信访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而且没有更好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没有了最终解决的，能作为终局性的解决渠道。

职能回归，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在程序合法，执法者职业行为没有合理怀疑的疑点，个案即使实体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应视为法律上的公平。在这种理念下，涉法信访的处置就要有别于没有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的其他信访事件的处置方式，其一就审判案件的不服或执行诉求的上访，管理责任部门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是政府所设的信访部门。人大处理诉讼案件的上访处置原则应该是查“人”不查“案”：对案件审判程序和实体裁决不服，应按法律设置的程序救济——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对具有了终局性的案件实体判决，要坚决维护其既判力，不能随意进行审查和评判，即使是案件确实有错误并实质性侵害当事人权益的，个案也不能纠错，在维护个案既判力的同时，人大启动听证程序，确定错误性质和错误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督促进行国家赔偿，国家再向造成错误的具有主观恶性错误的承办人追偿，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选举产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员，任免权和罢免权法定是人大的职权，对办案人的不服（因为职业品行的怀疑），人大启动调查权、和罢免权，对违法办案的办案人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访反映执行不到位的上访案件，人大启动工作监督权，督促执行或追究不作为行为的责任，所以人大查“不作为”，不查“作为”。如属于不可预见的风险而导致诉讼并因执行不能到位引起生产、生活困难的上访案件，转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难。职责回归，国家从其性质和职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专政性，从管理性上看，民众的合理诉求国家应尽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满足，对正常的信访，根据上访人申请救济的渠道选择，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方式解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的时候，诉求的解决应纳入法律裁判的范畴，运用国家强制力确定诉求的合理性宝实现合理诉求，通过法律裁决确定了诉求后，当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诉求，甚至用非常规手段实现诉求，国家就应运用专政职能予以打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处理信访事件和案件时，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国家基本放弃了专职能，一味迁就上访人，对信访事件，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满足上访人无理的不合理的诉求，导致越闹得级别高的越获利，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启动不应该随意启动的法律程序，无休止地复查再审，损害个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对信访事件、信访案件不论政策有无规定，不论原处理对与错，运用行政权力强力进行救济满足，使之上访人上访队伍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诉求越来越不合理。对非正常的上访，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劳动教养的要教养，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打击，保护和打击永远是国家职能的双刃剑。抑制信访不当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隐性和机会成本可操控性，新闻发布，公布真相。

救助归位，国家对真正的社会弱势人员予以救助，也是基本职责之一，但要分别救助对象，属于遭受不能预见或不可抗力的社会风险导致生活困难的，国家和政府理应进行救助，反之不能成为救济对象，如果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社会风险导致的困难也能进行救助，势必带来社会成员乱作为或不作为。规范救助秩序，需要进行救助的，不能领导批示就进入救助范围，应该由本人申请，基层确认。由此推演到信访对象的救助问题，对非正常上访的人一律不能进行救助，更不能为了息访无原则地进行救助，对正常上访的人，一方面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存地确认诉求的合理性并实现诉求，一方面对因为引起诉求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社会救济，对进入诉讼程序的不服判决的信访案件的上访人，不维护法律既判力度前提下，启动人大调查机制，对办案过程和办案人进行办案违法调查，属于因无法办案造成当事人人上访并由此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启动国家赔偿，对当事人人进行合理补偿，国家再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实现对利益再补偿(全文完）。

篇2：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

论文摘要 当前的涉法涉诉信访局面依然很严峻，为改变信访格局，有效化解信访矛盾，对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进行改革显得日趋重要。根据基层院面临的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检察机关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对策，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信访工作机制。

论文关键词 涉法涉诉 特殊机制 信访机制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已成为政法系统重点工作之一，旨在改变上访人“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信访局面，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妥善解决。但涉法涉诉信访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越级访、重复访、赴省进京访、集体访、缠访闹访等非正常上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本文以笔者所在县院信访情况为基础，对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问题管窥一番。

一、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现状

（一）问题涉及领域广

从反映层面看，触及的层面不断加深，有反映社会管理、经济利益、体制改革相关问题的，也有不服判决上诉、申诉的、反映判决不公、反映不予立案、反映违法违纪等；从反映内容看，涉及惠农政策、城镇规划、社会保障、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等法律法规，一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难度大。

（二）信访主体范围大

笔者所在县原有的信访主体主要是农民、城区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近年来随着出国经商务工人员增多（该县作为新兴的“山区侨乡”，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赴欧洲、美州、大洋洲等23个国家的出国人口达13600多人，占该县总人口12.8%），涉侨的经济纠纷、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增多，华侨、归侨也成为该院重要信访群体。近3年来，共受理华裔征地拆迁纠纷信访件4起、民事申诉1起。

（三）信访连续性强

信访人的诉求大多不容易解决，因此有些信访人在诉求未实现或对解决结果未达到其意愿的情况下连续闹访，如向多个部门上访或进市赴省连续上访，如笔者所在院办理的冯某上访案、叶某上访案，曾多次就一个信访件连续向省、市院及纪委、政法委等部门上访。

（四）信访择机性增强

在重大会议、节日及敏感时期，信访人总是错误地认为“只要在敏感时期闹一闹总会有好处”，因此在特殊时期，涉法涉诉信访量上涨趋势增多。

二、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产生的原因

（一）利益格局调整与变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因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占地补偿、群众安置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日趋增多。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职能深入人心，所以群众认为检察院是管公务员违法违纪行为的地方，凡是个人利益与政府机关发生矛盾时，就容易到检察院上访、信访，希望能够通过检察院对个人利益给予解决，从而导致信访工作绝对数量的增加。例如笔者所在院2013年以来受理的来信来访案件，其中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等方面的信访件占45%，而且有很大比例信访件是由于近年房价上涨过快，群众对原本签定的拆迁补偿标准不满，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增加补偿无法实现，才向检察院申诉谋求个人利益的实现。

（二）终结机制不完善

现行法律对公民申诉、申请再审的时间、次数没有具体规定，导致终结机制不完善。群众的信访诉求若得不到满足，往往会坚持信访。现行法律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保障群众的申诉权，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信访群众由于个人诉求始终无法得到实现，而上访的成本比提起民事诉讼的要低得多，因此出现反复信访，越级上访的情况。

（三）特殊案件易引起涉法涉诉信访

涉法涉诉信访诉求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有以下三类案件：一是遗留性的历史问题形成的案件。此类案件由于受时间跨度长、基础资料不全、人员变动较大等因素影响，检察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实际困难。二是困难特殊群体案件。这类案件往往比较敏感，且因其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检察官在这类案件的权衡利弊上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三是征地拆迁案件。由于受各种利益相互交织、法规政策的差异、具体操作的专业性等因素影响，一些相关的司法案件处理结果无法得到当事人的满意，从而引起涉法涉诉信访。

（四）信访人自身的原因

一是信访人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正确的诉讼观念。当案件与个人利益相违背时，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旦未获得满足，便以上访为途径解决。二是部分信访人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良信访思想。近年来，以农村老年人上访为主，普遍是文化素质较低，法治意识差，性格也比较偏执，无论其个人诉求是否有理总要求政府包揽。尽管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告之当事人相关事宜，但当事人仍然无动于衷。

（五）司法独立的体制尚未形成在现有的体制下，检察机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政府，而人员的任命都是由组织、人大等单位运作，不能完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三、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对策

（一）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信访工作内外部协调机制

1.加强内部联系，形成工作合力。妥善处理好每一起信访案件，严格部门首办责任制，对各部门信访事项首办责任进行明确界定，将息诉罢访贯穿于案件办理的始终，在发挥各自职能和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全院“一盘棋”格局。各部门在办理案件时要有风险意识，做好风险预警评估，及时向领导报告并向控申科通报情况。

2.建立外部衔接机制，争取多方配合。加强与同级工作部门常态化联系，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强化政法委、公检法、司法、信访等部门的工作合力。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将案件资源统一共享，逐步完善上访联合调处机制。

（二）畅通信访渠道，努力建立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1.建立涉诉信访案件代理制度和预约联合接访制度。一是建立涉诉信访案件代理制度。信访人可在检察院里选一个自己依赖的检察官作为其向检察机关信访的代理员，信访人只要按检察机关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就行，由这名信访代理员替信访人执行在检察机关的相关信访流程，或是将信访材料投送至具体管辖单位，从而帮助信访人解决具体问题，这样避免多头表达诉求，解决无序访、盲目访、多头访和重复访的问题。二是实行预约联合接访制度。对一些特殊信访件，检察机关在初步调查了解后，可以主动会同与信访内容相关单位及信访人所在的村、组以及社区对信访案件采取预约联合接访措施，对信访人的诉求可以比较及时的作出明确答复，对一时不能解决的信访件也能明确解决方向，避免信访件在各部门之间不必要的来回往返，以及信访群众因长时间的等待而导致的不满，从而变信访被动为主动，扭转检察院被信访人牵着走的局面；变上访为“下访”，让老百姓感受到司法的温暖和法院解决问题的决心；实现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降低信访工作成本。

2.建立健全阳光信访制度和信访终结制度。阳光信访是指以公开、透明原则办理信访案件，使信访件的办理过程体现以人为本、依法办理、公开公正的目标。建立“阳光信访”，必须通过创建信访网络平台，建立相关的公开制度、查询机构等方式，全面提高政府的开放形象，同时，引入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这样，一方面提升政府等机关办理信访案件的水平和能力，极大地改善群众对政府机关处理信访件拖拉、不负责的印象，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监督，确保了信访案件办理的公平、公正，有效减少无理缠访、闹访的发生。信访终结制度是解决“重访”、“缠访”、“涉诉访”问题的法治化手段，而能否建立起公开透明、刚柔结合的信访终结程序规则必将成为关键所在。应当在保障公民申诉权的基础上，逐步的确立信访案件终结机制，列明信访案件终结的条件，当符合信件案件终结的情形出现时，即使信访人一再无理缠访、闹访，司法机关也有权依法对信访案件进行终结，例如对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实际困难妥善解决的，层报上级政法机关作出终结决定，以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

3.建立健全常态化的派出接访或巡回接访制度。对上访量较大的乡镇，适时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并采取高度透明的方式向民众公告。笔者所在院近年来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对一些上访量较大的乡镇开展调研，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试点在部分信访量大的乡镇设立检察联络点，制定检察联络点工作机制及业务办理流程，派出接访组定期到联络点开展接访工作，信访群众不出所在乡镇即可反映情况，检察机关受理后在规定工作日内将信访件办理情况上门反馈，若信访人对反馈意见不满意，则通过检察联络点按流程进一步申诉，这样使得群众对待信访的心态比较平和，对相关信访问题的解决也能较为包容，不容易发生群体访、闹访等比较激烈的不正常信访形式。

（三）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

一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执法办案和释法说理能力。人才是解决群众信访问题的最关键要素，对群众信访问题解决的好坏，对信访群众的心理印象及办理信

访件的社会效果，往往取决于我们检察干警法律素养、业务水平、群众工作能力的高低。二是充实人员，加强力量。制定“A+B岗”，充实控申干警力量，加强干警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提高处理涉诉信访工作和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宣传教育，规范当事人的信访行为

篇3：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

一、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与导入司法程序机制由来

(一)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时代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多元,矛盾叠加,社情舆情复杂,社会不稳定因素十分突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正以案件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出现了诉讼与信访交织、法内处理与法外解决并存的现状,导致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弃法转访”甚至“以访压法”等问题十分突出;出现了部分涉法涉诉群众采取缠访、闹访、集体访甚至越级访等方式表达诉求,致使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而不结”;甚至还有个别地方为了一时维稳需要,突破法律政策底线,简单地“花钱买平安”,反而引发了新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损害了法律权威,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不利于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依法治国、崇尚法治、尊重司法的良好氛围。

(二)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大体历程

面对矛盾与问题,党中央站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和司法权威尊严的时代高度,审时度势,改革攻坚,对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作出了顶层设计。2013年初,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将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作为60项改革内容之一。按照中央改革总体部署,高检院和山东省院准确判断改革形势,全力应对改革后检察机关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扎实有效地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早在2013年8月,为推动全省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有效开展,省院控申处报经省院领导批准,确定济南、青岛、潍坊和菏泽等7个市院先行开展试点工作。菏泽市检察机关作为全省较早开展此项改革的单位,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形势、任务和具体要求入手,变挑战为机遇,迎难而上,依法履职,锤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确保了中央涉法涉诉信访改革部署在全市检察机关的贯彻落实。

(三)导入司法程序机制的制度价值

为了做好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中央制定实施了诉讼与信访分离、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依法按程序办理、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和国家司法救助等五项制度,从制度机制、组织领导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方面,推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部署的具体落实。上述五项制度,特别是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制度尤为关键和重要。因为,此项制度机制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信访事项司法入口不畅的现实问题,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权利救济为手段,其目的在于确保具有法律诉求的信访事项顺畅地进入法律程序,从而得到司法机关的统一受理、依法办理和高效处理

二、检察信访导入司法程序的工作实践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以来,菏泽市检察机关坚持将通过信访渠道反映的涉及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权利救济的控告、申诉、举报案件与普通信访事项相分离,严格按照级别管辖和范围管辖规定,仔细审查诉求性质,严格法定时限,部门归口分流,确保每一件辖内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及时进入司法程序,防止因司法入口不畅产生激化矛盾,实践工作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职务犯罪举报类信访事项

按照检察举报工作规定,自收到举报线索之日起七日内进行导入分流,对符合管辖规定的举报线索,分流至反贪、反渎自侦部门开展初查,自侦部门在三个月内将处理情况回复举报中心。经初查符合立案条件的举报线索,正式进入立案侦查的司法程序。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举报中心依法进行不立案举报线索审查。对于实名举报人,自侦部门作出不立案决定后,应当制作不立案通知后,会同举报中心一起向实名举报人进行答复。2013年以来,菏泽市检察机关共受理职务犯罪举报线索1395件,其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968件,涉及渎职侵权犯罪358件,其他69件(1)。上述举报线索均按照法律要求,及时导入司法程序,分流侦查部门,依法进行了调查核实。

(二)刑事诉讼监督类信访事项

一是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的刑事申诉案件,对申诉人主体适格、法律文书齐全和符合管辖规定的,依法导入刑事申诉检察监督程序。2013年以来,菏泽市检察机关共受理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222件,其中审查结案63件,立案复查159件,提请提出抗诉9件,法院改判3件。二是不服检察院诉讼终结处理决定的刑事申诉案件,对申诉人不服检察机关作出的撤销案件、不逮捕、不起诉,依法导入刑事申诉检察监督程序,2013年以来,菏泽市检察机关共受理不服检察院诉讼终结处理决定申诉案件74件,审查结案22件,立案复查52件,变更或撤销原处理决定32件。三是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或者侦查活动的监督申请,先由控申检察部门根据事实和法律审查,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的,应及时分流移送侦查监督部门办理,按期办理并答复申诉人。2013年以来,菏泽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对公安机关立案或侦查活动的监督申请79件,监督后通知立案或不立案54件。

(三)民事行政监督类信访事项

修改实施后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对民事或行政裁判不服,经过法院再审程序后,可以申请检察监督。根据内部分工,民行政监督申请首先由控申部门形式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受理后移送民行部门办理。2013年以来,菏泽市检察机关共收到民事检察监督申请402件(含不服法院民事裁判申诉225件,控告民事审判活动违法49件,控告民事执行活动违法81件,其他47件),控申部门依法受理308件,民行部门民事抗诉或发出检察建议126件。

三、导入司法程序中遇到问题与困难

导入司法程序机制是中央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确立的重要制度之一,经过几年来全市检察机关的贯彻落实和积极实践,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破解司法入口不畅、畅通信访诉求渠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梳理做法和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项改革制度在运行和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在:一是管辖交叉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配置,确立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基本上解决了大部分案件的管辖问题。但是由于刑事案件复杂性和多样性,个别案件难免会存在“公检”“检法”交叉管辖问题。二是诉访交织方面。现实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决定了信访诉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诉”上有“访”,“访”中有“诉”,法律诉求与普通信访有时难免会内容相关、彼此交织。三是信访群众认知方面。部分信访群众对政法各机关的职能定位、案件管辖、诉讼时限等法律事项存在着认识模糊或误区,一方面造成信访人四处上访、多头告状而案件却迟迟不能进入法律程序,另一方面也会因自己未能在法定时效内提出申诉申请,错过了申诉救济法律时效,造成自己信访诉求导入不了司法程序。

四、加强和改进导入司法程序机制建议

(一)要坚持权利救济原则,充分发挥检察工作权利保障的司法功能

注重权利救济是现代法治发展的趋势,也是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央部署开展的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紧紧抓住了权利救济、人权保障这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权益维护的新期待,为检察机关立足宪法法律定位,充分发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功能指明了努力方向。

(二)要加强工作组织领导,紧紧依靠院党组和检察长来推动落实改革

检察实践证明,越是院党组和检察长高度重视,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越能得以顺利开展,越是院党组和检察长坚强领导,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越是成绩突出。要加强信访改革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将其作为院里的一把手工程,真抓实干,迎难而上,不断推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深入健康开展。

(三)要提升干警素质能力,着力夯实做好信访改革工作的人力基础

要加强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培训工作,促进工作经验交流,特别是要加强一线接访干警的业务培训和工作交流,既要培训学习刑事、民事和行政检察业务知识,也要熟悉党委政府、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的受案范围和工作程序,努力为改革深入推进提供坚实的人员和智力保障。

(四)要加强法治宣传工作,继续强化信访改革新闻舆论的正确引导

要在党委政法委坚强领导下,积极与宣传部门、新闻单位的沟通联系,既要强化对改革精神、相关制度和典型案例的正确宣传,也要加强对法律修改、申诉救济和检察流程等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正面引导作用,集聚理解、信赖和支持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正能量。

摘要：中央部署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确立了诉访分离、导入司法程序等制度。通过选取一定域检察信访工作实践为研究视角,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分析,找出工作困难与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顺应现代法治趋势、遵从检察一体、强化内外协调、提升干警素质和加强舆论宣传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与建议,以期破解难题、推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发展。

关键词：信访,涉法涉诉,司法导入

注释

篇4：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

一、群众信访增多的原因分析

当前，群众信访所呈现的上升态势，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制意识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有事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此为积极因素。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必然带来人民内部利益纠纷和矛盾增多。并不断以诉讼形式反映到司法机关，形成信访。

三是干部的执政能力、执法水平与党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还存在不少差距，执法的不规范造成的司法不公，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法检机关受理的各类信访中这种情况占有不小的比例。

四是有些案件当事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偏听偏信，无端怀疑办案人员违法办案，损害了自己的权益，因而缠诉缠访，甚至无端取闹。为扩大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而进京访。

二、创新机制，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科学良性发展

当前，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证群众的合法诉求及时得到解决，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信访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解决制约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发展的机制性障碍，实现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科学良性发展。

1.建立案件质量保障、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群众上访的发生

一是建立案件质量保障机制。质量是执法办案的生命线。案件质量不高，不但影响法检机关的权威和形象，而且可能直接侵害涉案群众的合法权益，诱发上访问题的发生。从引发上访的原因分析看，因办案质量不高所致涉法上访的仍占一定的比例。因此，应当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涉法上访案件的发生：①提高执法质量，建立行之有效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如业务实训、跟庭评议，案件质效考评机制，从制度上保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②强化执法监督，加大各个环节的监督力度，确保执法办案中的过错、瑕疵得到依法及时纠正。③严格责任追究，对冤假错案严查执法不公、不廉问题；对群众诉求不及时受理、不按期办结的，依法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二是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办案人员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应全面掌握案件的社会背景和矛盾焦点，就是否可能引发信访作出风险评估，并及时通报信访部门做好预防工作，信访部门应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当事人的监测、预警、说理、释疑工作，进一步增强信访的预警能力、应变能力和处置能力，及时化解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促进执法办案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从源头上减少涉法涉诉上访的发生。

2.提升控申窗口服务水平，维护涉法涉诉信访的秩序

一是畅通信访渠道，方便群众上访。首先要健全来信、来访、网上信访、电话信访一体化接访网络，为涉法涉诉信访群众反映问题提供畅通便捷的渠道。其次建立预约制。有些涉法涉诉上访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相关部门可按照案情，约定具体时间地点，让有关业务科室与上访人面对面交流解答疑问。一方面便于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能够有针对性地解答问题，使上访人心服口服。再次变上访为下访，将诉求解决在基层。一方面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着力点，定期带案下访，及时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以消除不稳定因素为着眼点，深入乡村、集镇巡回接访，防止因接访空档而发生带气上访、越级上访。

二是培养接访人才，提高基层化解能力。信访工作的不断发展变化对法检机关的办案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不仅要具备依法办案的能力，还要有擅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不仅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纠错、善于监督的能力；不仅要有综合分析研究的能力，还要有善于协调的能力。因此，①加强政治素养教育，坚持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热情作群众工作，②加强岗位培训与对外交流活动，熟练掌握运用公共政策、法律、社会、心理等各种相关知识，做到与信访群众“说得上话、讲得明理、疏得通情”。③接访工作是一项实践性、经验性很强的工作，要坚持以老带新，充分发挥实践积累、经验传承的传帮带作用。

3.阳光接访，主动接受各界的监督

一是接受宣传、新闻媒体的监督，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可以通过邀请新闻媒体的介入，召开公开答复会的方式，将信访人的诉求、法检机关的决定、答复置于大众的视野，由社会大众进行监督，有利于提高法检机关执法的透明度和信访人的认可度。同时，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加强与宣传部门、新闻单位的沟通，加大对申诉新程序、信访新规定的宣传力度，使群众广为知晓；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同时，增强案件当事人的法治意识，理性对待糾纷，依法表达诉求，自觉接受政法机关依法律按程序作出的裁判，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

二是深化执法公开，主动公开终结性法律文书。深化执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促廉洁”的理念，坚持“依法、全面、及时、规范”的原则，努力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执法司法新机制。凡是法律规定应当公开的案件信息，都及时在法检机关电子显示屏、公开栏上公开；终结性法律文书，依法在官方网站上公布，让群众看得到，监督得了，通过法律文书的公开来加强对案件办理的透明度，增加司法的公信力，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提高群众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处理的认可度。同时，可以设立监督信箱及意见箱，收集群众对案件、法律文书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了解法检机关法律文书公开后的社会效果。

作者简介：

王丽青（1982～），女，福建南安人，西北政法大学毕业，法学本科，现为南安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

篇5：涉法涉诉初信初访处理机制研究

公安信访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做好初信初访工作，依法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畅通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是减少“重信重访”、“越级上访”和预防矛盾转型升级的基础。如何依靠初信初访相关处理机制，让信访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处

理，让处理意见能够得到快速落实，是当前公安机关必须认真研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结合我市公安信访工作实际，就当前公安初信初访现状、存在问题及初信初访处理机制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公安初信初访现状

昭通市辖11个县区，有人口580余万，信访积案量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永善溪洛渡水电站、水富向家坝水电站、巧家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牵扯大量移民搬迁工作，容易引发群众新的上访问题。(一)公安机关职能过于宽泛，参与性活动日趋增多。公安机关所涉及的社会领域宽广，执行法律法规频繁，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关联十分紧密。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组织诸如城市征地、拆迁等联合执法行动中，要求公安机关参与其中，公安机关参与维持秩序、处理滋事人员，但因为参与征地、拆迁等活动涉及部分群众的利益，自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感，群众往往会把矛头转向公安机关，因公安机关参与活动导致群众初信初访的情况时有发生。(二)信访形式网络化，信访事项性质多样化。初信初访形式除传统的走访和书信外，利用电话、电子邮件、互联网等形式的信访快速攀升，有的信访人采取多种形式，既写信、又发邮、还来访。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许多群众采取网上信访的方法反映问题，网上信访案件大幅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信访事项性质呈现多样化，涉法涉诉信访人反映的信访事项涉及刑事案件、治安行政案件、法医鉴定、执法作为等事项。(三)信访时间、上访人员具有一定的集中性。近年来，部分老上访户往往多方串联，煽动部分有信访打算的群众，形成一定规模，选择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重大会议召开期间、政府部门有重大活动、庆典活动，上级领导视察时等一些敏感时期上访，采取静坐、拦车、吼闹等过激行为以引起各级领导重视，以期达到上访问题的解决。

二、初信初访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信访部门警力不足，信访民警待遇不佳。全市共有公安专职信访民警30名，兼职信访民警6名。信访民警普遍年龄偏大，身体状况较差，其中，年老体弱约占40%，11县区信访部门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信访民警除承担日常公安信访工作外，还参加值班、备勤、救灾处突、巡逻、大搜查、移民维稳、安全保卫、案件评查等工作。部分地方由于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不够，信访民警政治待遇及经济待遇都不高，国家信访专职人员的信访津贴没有得到落实。工作繁重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低导致部分信访民警积极性不高，身心疲惫。

(二)部分案件时间跨度长、处理难度大。部分案件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安机关未能及时收集和固定有力证据，被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查或不予批捕的情况时有发生，加之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相关政法部门缺乏有效沟通，甚至存在推诿扯皮，公安机关无法在短期内破案、追逃，为被害人追回损失，案件久拖不决，引发群众初信初访。

(三)上访群众头脑中“清官情节”影响较大。中国的信访制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古代的“包青天”对当代中国仍有一定的影响。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来看，现行信访制度的结构及运作方式，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体制、文化和民众心理的背景。封建社会里的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等场景，都能在当代信访活动中看到痕迹。从信访人的心态来看，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即便是面对公正合法的处理结果，信访人仍想通过信访渠道来改变其结果。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官大于法”的错误观念，认为领导“官”越大，说的话越算数，解决问题越容易。

(四)被动应对导致初信初访变重信重访。有的信访人不考虑情况的差异，盲目攀比，希望通过信访引起重视，得到补助或救助金;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化解信访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简单认为花钱可以买平安。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活动和敏感节点，迫于维稳的压力，仅注意维护眼前稳定，采取“花钱买息访”的办法，被动应付，开了法律、政策的口子，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初信初访转变为重信重访。

(五)案件存在执法过错、执法瑕疵，民警信访工作方式不当。部分案件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程序不规范，造成案件存在一定的执法过错及执法瑕疵，上访群众抓住执法过错及执法瑕疵不放，对公安机关施压以达到自身诉求。部分民警执法不规范，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不高。少数民警群众意识淡薄，执法不文明、规范，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引起群众不满而上访。

三、初信初访处理机制研究

(一)严格包案化

解制。对初信初访案件，按照“谁包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要领导切实做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协调解决问题，带头包案负责，带头接触案件，带头约访接访，认真研究化解措施，想方设法化解案件。落实“定承办人员、定督办领导、定化解措施、定化解期限、定目标责任、领导包案”的“五定一包”工作责任制。

(二)落实首办责任制。建

立完善《初信初访首办责任制》，明确初信初访的直接责任人及主要责任人，初信初访首办人负责接待、承办、转办、处理、回复等工作，对来访群众告知办理的规定、程序、上访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办理时限要求，并表明态度，做到让来访人放心。对因不及时认真处理群众初信初访或因工作不到位而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信访人由初信初访变为重信重访的，严格依据相关制度进行问责。

(三)坚持责任倒查制。坚持信访事项倒查追究工作制度，对因错误执法、违法违纪、作风粗暴、责任心不强引发上访问题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坚决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贯彻落实好涉法涉诉案件初信初访责任制，强化全市公安机关认真受理和办理涉法涉诉初信初访的责任意识，把初信初访解决在基层，减少重复、越级信访。强化督导，严格责任追究。从接待受理到报结答复各个环节明确工作责任，采取跟踪督办、现场督办、电话督办、发函督办等方式，对于不重视或工作不力导致信访人不满或引起重信重访、越级缠访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建立快速处理制。将及时、快速作为处理初信初访工作的重点，做到快反映快处理，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工作态度，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初信初访案件，避免由信到访、由基层到越级、由正常到异常的过程。注重初信初访问题解决，建立初信初访快速处理机制,提高初信初访的一次办结率，形成正确的工作导向。

(五)健全帮扶救助制。开展救助是处理好初信初访案件、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方式。对法律问题虽然已经解决到位，但信访人提出解决“法律之外、情理之中”的困难请求，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给予司法救助;对不符合司法救助但确实有特殊困难需要帮扶救助的，应当积极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协调，将信访人的困难报请纳入政府救助、社会救助范围，使信访人的困难得到妥善解决、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最终达到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息诉罢访的目的。

(六)创建信访预警制

定期不定期的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对可能因矛盾纠纷引发信访问题的要及时预警，广泛收集、整理信息，做到关口前移，超前工作，最大限度的避免矛盾纠纷转变为初信初访。强化特殊、敏感时期信访信息预警，深入开展初信初访问题排查，对初信初访人员及案件逐人、逐案分析研究，提高对初信初访人可能再次来信来访的预见性，及时与信访人取得联系，加强沟通疏导，进一步强化措施，争取尽快解决信访人的合理诉求，从而减少重复、越级信访。

篇6：涉法涉诉信访问答

1、问：有了矛盾纠纷一定要打官司吗？

答：不是。当前，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很多，如请有关调解组织或者行政机关、个人居中调解，申请仲裁，到法院打官司等等。从实际效果看，优先调解是个好方法。有了矛盾纠纷，请个中间人或调解组织两边做做工作，可能很快就化解了。即使必须打官司，也可以在立案的时候、审判过程中、执行过程中，申请调解、和解。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既省钱省时省力，又不伤和气。

2、问：对公检法司的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有要求吗？

答：有。按照规定，省、市、县三级政法机关的“一把手”每月要安排一天接待群众来访；政法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定期轮流接访，保证每周有一天安排领导干部接访。接待群众来访的时间、地点提前公示。

3、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都向下派巡回接访组了吗？

答：按照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可在一定时间段内向信访量比较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派出接访组，并对外公告，方便当地群众就近上访、就地解决问题。当地群众不用再辛辛苦苦跑到北京上访。

4、问：向巡回接访组反映问题和到北京反映问题，效果一样吗？

答：一样。因为对巡回接访组授予了一定的权力，其组成人员都是素质较高，特别是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业务骨干。接访组既可以就地受理案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拍板解决问题，还可以督促基层政法机关把应该由基层解决的问题处理好。对特别重大疑难的问题，为保证质量，可以及时转回中央政法机关妥善处理。

5、问：写信也能解决问题吗？

答：可以。写信反映问题比人访的成本低，也更快捷。按照有关规定，对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一般问题原则上在60日内解决并回复当事人；疑难复杂问题，要重点督办，限期解决。依法按政策不能解决的，也要予以解答。但信访人一定要把诉求写清楚，把有关材料附上，特别要写明通讯地址。

6、问：边打官司边上访，有利于解决问题吗？

答：对一边打着官司等着判决，一边进京上访的，政法机关不登记、不交办、不通报。当事人边打官司边上访不利于解决问题。

7、问：信访问题不经过地方分级办理，能直接到中央政法机关上访吗？

答：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按有关规定，不同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应由不同级别的政法机关分别受理、办理。当事人应逐级反映问题，越级上访不利于解决问题。

8、问：中央政法机关主要受理哪些信访问题？

答：中央政法机关主要受理反映省级政法机关问题的案件、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需要协调的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一般案件原则上不直接受理，由当事人到省级和省级以下政法机关反映问题。对省级和省级以下政法机关办理的信访案件，中央政法机关会进行检查，进度慢的，加强督办；有问题的，追究责任，以确保基层的办案进度和工作质量。

9、问：到中央政法机关上访的案件，都向下交办吗？

答：不是。对未经省级政法机关审查处理的进京越级访、正在司法程序当中的信访，中央政法机关会明确告知上访群众，向下不交办、不转办、不通报。对已经省级以上政法机关做出终结决定的案件，不再交办。

10、问：中央政法机关不交办的案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家信访局交办吗？

答：也不交办。对不属于中央政法机关受理范围的案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只接待登记，不交办、不转办、不通报。对中央政法机关已设巡回接访组的地方的上访群众，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劝导上访群众回所在地，向中央巡回接访组申诉。对法律程序尚未终结的案件，劝导上访群众按程序到司法机关依法解决问题。

11、问：不能去北京哪些地方上访？

答：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地区、中央领导同志住地、使馆区等重点地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非接访场所进行上访，是被禁止的。

12、问：对信访问题的处理不满意，可以申请听证吗？

答：可以。对申请听证的案件，由有关部门组织上访群众及其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记者、信访部门、纪检部门、群众代表等参加，听取办案机关对案件办理过程、法律政策依据、处理结论等情况的说明；听取上访群众的陈述意见；由参加听证会的人员进行评述，看看办案机关是否依法按程序处理，结论是否合法，看看上访群众的诉求是否恰当，理由是否充分。对办案机关依法作出的结论，上访群众要自觉接受，息诉罢访。办案机关的处理结论有错误的，应立即纠正，并将处理结果重新答复信访人。

13、问：涉法涉诉信访人的法律问题已经解决，但生活仍有困难的，怎么办？

答：对法律问题已经解决到位，并给予一次性司法救助，但还有特殊困难需要继续帮扶的，办案机关可以帮助信访人报请当地政府，纳入政府救助、社会救助、民间互助范围，使信访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4、问：政法机关终结信访案件有什么规定？

答：对群众的信访问题，政法机关要依照规定进行认真审查。认为原判决、裁定正确的，要组织有关部门联合释疑答复。对仍不息诉罢访的，要组织公开听证、公开答复、公开质证。对合理诉求确实解决到位、实际困难确已妥善解决的，由省级以上政法机关审核后，按有关规定作出终结决定。对已经终结的信访案件，不再登记，不再交办，不再通报。

15、问：信访终结结论是否要做到公开透明？

答：是。信访案件的终结结论和公开听证、公开答复、公开质证等情况，要在当地政法机关接访大厅公布，保证处理公开透明；对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还可以由政法机关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处理结果，提高信访问题终结工作的公信度。

16、问：是不是上访次数越多，去的部门越多，就越能引起重视？

答：不是。信访问题的解决，与上访次数的多少和去的部门多少没有关系。对极少数“进京挂号”、“恶意登记”的上访人，政法机关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反映的问题不登记、不交办、不通报。

17、问：对违法闹访行为应如何处理？

答：对上访群众的违法闹访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警告、拘留、劳动教养，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对因违法闹访受到依法处理的，党委、人大、政府信访部门和政法机关原则上不受理其以此为由提起的信访。

18、问：上访人反映政法机关不认真解决其诉求，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