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共9篇）
篇1：新传播
新闻传播学院/宣传片/策划方案
新闻传播学院宣传片策划方案导语：
新闻传播学院的前身是原人文与传播学系，建系于2004年，现有学生3419人，为学校最大的教学单位。
新闻传播学院本着“行素质教育，得真才实学”的教育理念，注重新闻传播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适应媒介发展的需要，始终坚持个性化和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原则，已形成密切联系社会、注重教学资源整合的特色。学院将继续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建设品牌学科，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社会需求，整合优势力量，使我院成为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学型学院。
宣传片策划方案阐述：
宣传片以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女生“我”的视角来入题。影片由“我”的概念引入，接着通过画面人物的逐渐增多，逐步变成“我们”的概念。影片接下来通过描述“我们的师资”、“我们的设施”、“我们的成果”、“我们的未来”四个方面来展现我院的“行素质教育，得真才实学”的教育理念。
影片始终以展现我们学院充满朝气形象为主线，展现我院雄厚的师资、设施力量以及我院学子对未来满满的希望和期许。
宣传片创意框架：
第一部分：拍摄一些空镜头，展现我院全景。第二部分：画面中出现一个“我”字，“我”字逐渐变小至画面左下角。一名大四即将毕业离开学校的女学生，以画外音的形式展现女生内心独白。
第三部分：画面中逐渐走入其他的学生以及老师们，左下角的“我”字逐渐变成“我们“二字。
第四部分：通过画面展现“我们师资”、“我们的设施”、“我们的成果”三个方面的内容，画面配合相应的画外音。画面左下角的“我们”也相继变成“我们的师资”等和画面相对应的文字。
第五部分：画面中左下角出现了“我们的未来”四个字，女孩带着满满的自信和微笑朝着老师学生挥手告别，勇敢的踏出自己人生的另一段旅程，如一只羽翼已丰满的鸟儿一样，准备振翅飞翔。
宣传片小组名单：
组长：程诚
组员：肖珂 张巧 杨雨晴 陶佳 杨夏 夏晶 孙诗奇 梁紫君
篇2：新传播时代党报赢在创新
在报道内容上寻求突破———不断探索新的办报思路
为在读者中强化“大事看党报”的全新阅读理念, 2009年7月, 河北日报首先从形态上变身为全新的瘦报, 以期更加时尚、新颖。其次, 在内容上突出“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性, 为各级党政官员提供有关河北的舆情指针。同时加强与读者的互动, 进一步丰富“读者热线”专版内容, 增设“监督”、“投诉直通车”、“观点”、“问卷调查”、“拍客”等新专栏, 多侧面、多角度反映社情民意, 使之成为党政领导干部了解民声民意的最佳舆论平台。河北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专报》载文评价:河北日报改版匠心独具有看点。版面更加醒目、更加亲和、更加清新亮眼;新推出的“新声”、“媒体看河北”、“一周党报纵览”、“七天网事点击”等专栏定位准确、信息量大, 很受读者欢迎。
在自身定位上进一步明晰———主流媒体、卓越影响力
受众心理最明显的变化不仅是信息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 并且希望有最主流的媒体和最权威的信息服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甄别处理信息所付出的劳动。
河北日报深刻领悟到了受众市场的变化, 立志打造一个符合新闻规律, 能给读者提供及时、权威、优质的重大时政新闻, 经济新闻, 文化新闻和社会新闻, 提供及时权威丰富的区域新闻, 提供贴近有用的民生新闻, 提供生动鲜活真实的现场新闻, 提供深度全面立体的解释新闻的高端主流媒体, 同时也是一个最具地域特点、真实反映政声和民声民意的不可替代的舆论和信息平台。
中宣部《新闻阅评》曾对河北日报1月11日刊发的长篇述评性文章《2009,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河北“体检报告”》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其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 引导读者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冷静、辩证的思考, 在胜利的喜悦中找到差距, 找准目标, 满怀信心地迈进2010年。
在报道方式上创新———与新媒体融合共进
党报的技术创新尤显迫切, 实现与新媒体融合战略, 将是报纸未来的生存发展基础, 也是报纸向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与改版同步, 河北日报启动了报网一体化全媒体运行, 河北日报的记者在给河北日报供稿的同时也给河北新闻网供稿, 同时推出“滚动新闻”、“深度报道”、“一网打尽看河北”等新栏目。据不完全统计, 4个多月来, 河北日报记者共采写“滚动新闻”稿件图片400多篇 (幅) 。还策划、实施了副省长做客河北新闻网就“三年大变样”话题与网友对话;7月1日省会裕华路、槐安路两路通车网上直播;河北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专题以及“选美河北———60年60景”大型互动活动、”评选‘三年大变样‘十大建言者“活动, 等等, 在网上都获得了较高的点击率, 其中, 参与“选美河北”评选的投票者达1300万之众。
在管理体制上创新———解放新闻生产力
解放新闻生产力关键在于创新管理机制。报纸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报社整体管理水平、人才队伍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 党报构建“主流媒体”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工程, 不是单靠“改版”就能解决的。党报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 集中表现在组织上的机关化, 管理上的行政化, 经营上的分散化, 盈利结构的单一化。必须按照数字化传播格局的新逻辑去打造新的组织构架、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 建立一个高效率、有活力的报业组织系统, 包括企业化管理的机构设置、市场化管理的人事任用、商品化管理的分配计酬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用全新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人才机制等保证报业内部的高效运作, 通过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传媒生产力。
近一年来, 河北日报对新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编辑部实行了新的更加细化、更加严格的考核, 采编人员进一步增强了“做新闻”的意识, 整体素质得到较大提升, 差错率更低、新闻质量更高。在2009年31家省级党报文字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中, 河北日报以高分获得了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为了精耕细作每一条新闻, 河北日报实现采、编分离制, 整合了人力资源, 在原新闻出版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编辑出版中心, 加强稿件后期编辑的精深加工, 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新闻资源的有效整合。负责采写新闻的专业部室将更多精力放在了谋划选题和精心采写报道上, 各部门原来的编辑全部充实到采访一线, 主任成了责任编辑, 实现了扁平化的管理机制;负责统筹各新闻版的编辑出版中心则将更多的精力用来精选稿件、提炼主题、制作标题、筹划版面, 避免了过去部门之间画地为牢、各自为战的局面。“三年大变样·省会七一两路通车”、“国庆庆典”、“全运会”报道用版量都大, 但通过合理调配版面资源, 既保证了重大事件、重要新闻的充足报道篇幅, 也兼顾了其他新闻的正常报道。
改革创造效益, 创新带来活力。管理机制上的创新, 提高了报纸的运营管理能力, 提高了社会影响力, 达到了资源配置合理、运作精炼高效的目的, 使河北日报呈现了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新气象。
篇3：文化新传播运动
文化从来都是国家大事。特别是从2011 年以来，文化产业被列为国家支柱产业，又成为经济热点。而所有这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再次被确认。承担着重任和厚望的文化，自身也在经历一次根本性的革命。众所周知，新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触及文学艺术。
100 年前，以白话文推倒阅读和教育的语言藩篱为指征，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图景和精神世界。而今天，新技术、新介质、新的表达方式，也在突破某些文化传播的旧有轨迹。
在這个诸多契机汇集的时刻—因其颠覆性的改变，我们足以称其为“文化新传播运动” —无论是创作者、传统企业、技术新贵乃至资本，都可以预感到它所蕴含的财富机会。如知名作家海岩，虽然坚持与网络文学划清界限，仍然“很想挤进互联网”。
每个市场在初创期都堆积着最多的“第一桶金”，也是最为混乱的阶段。它一方面反映在市场的规矩和管理上；另一方面，新赢家也有了乱中取胜、在洗牌中脱颖而出、通吃市场的可能；第三，则是人们对于未来所抱有的不确定性。
文学创作、影视剧、出版和音乐，这些我们文化生活中的支柱，在新介质、新渠道、新趋势中，会呈现何种面貌？如何生产？如何赚钱？如何提供整个社会的精神营养？
篇4：简论新传播技术与地方发展
美国公共行政管理专家约翰·托马斯·克莱顿认为, 新技术强化了以信息为目的的公民参与手段, 即政策制定者与公共管理者可以更好地从公民那里获得信息, 同时其决策影响权力不受影响。如果公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与政府便捷地沟通思想, 那么, 他们自然也十分乐意向政府提供信息。[1]也就是说, 只要在技术上有可能, 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 都愿意彼此分享和提供信息。
个人背景或者微观上的资源和动机, 决定了谁有可能参与到虚拟政治体系中。皮帕诺里斯认为, 对于那些接入网络并有政治动机的人来说, 网络确实方便了市民参与, 有利于提升公民推敲、比较同一主题下不同的信息资源 (news resource) , 深入链接文档并向同仁、朋友、家里人推荐, 通过电子向某项事业或选举活动捐赠, 围绕某一主题动员群众, 组织社区人员在线讨论政治, 研究官方文件和法律动议, 获得政府服务, 下载官方的表格 (official forms) , 联系公务人员解决健康和住房等特殊问题等方面的能力。[2]重庆“阳光重庆网络问政平台”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证。
自2012年改版之后, 阳光重庆网具备了非常自觉的区域治理意识, 它是一个富有党政特色的问政机构, 是重庆市“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举措之一, 所受理的业务, 也明确限定重庆市范围。应该说, 这是一个利用新媒体创新地方地理的典型案例, 其背后的创新价值值得深入探讨。阳光重庆网诉求信息传播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诉求人地位的提升, 这也是阳光重庆网重要的特色之一。在这一传播过程中, 作为诉求信息发起者的诉求人得到的反馈有4次, 分别来自阳光重庆网的过程性沟通和结果回复, 来自办理部门的过程性沟通和结果回复。
信息的有效传播是网友诉求能够得到解决的关键。在阳光重庆网传播模式中, 信息的有效传播不仅仅是指诉求完整、不失真地传递到政府部门“耳”中, 也是指政府部门的回复能够完整、及时地传达给网友。阳光重庆网的制度管理和技术支持为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反馈提供了保障, 而信息传播和反馈过程的双向效果控制又确保了网络问政活动的高效、有序地进行, 实现了“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3]
从网络问政既有的实践来看, 往往在事实上存在“数字鸿沟”问题, 即能够在网络平台上参与问政行为的公民, 体现出年龄上的差别 (一般集中在20~40岁) 、收入差别 (一般来说需要有电脑, 中等收入) , 以及用户互联网技能上的差别。当然, 公民对协商民主的理解和运用本身也是重要问题之一, 不过这一问题并非网络问政形式独有。
二、区县传播全覆盖成为现实
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媒体被比喻为“探照灯”。纵观传统媒体的发展历史和自身传播能力的限制, 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实现对世界的全面关照。因此, “照到哪里亮”式的选择性传播呈现。对传媒人来说, 似乎把关人有选择的主观能动性, 但在客观上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我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 传统媒体这盏探照灯, 更不可能照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 自新闻APP技术出现以后, 这一困境至少在技术上得到了解决。当新闻客户端以较为“低廉”的成本把任何一个乡村所发生的大小事件传遍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时, “遥远的小山村”轻松地以“全球村”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并按照自己想要的形象展示自己。
在这方面, “新华社”客户端重庆地方频道是利用新技术实现地方传播的良好案例。“新华社”客户端是新华社打造“网上通讯社”的重要举措之一, 与各地党委政府的合作扎实推进。自2016年2月29日3.0版上线以来, 用户下载量持续迅速增长, 截至目前, 下载量已超1.4亿人次, 全网首弹率超过80%, 日均发布原创新闻超过1000条, 是重量级新闻的优先发布平台。
“新华社”客户端3.0版以“现场新闻”理念打造“移动直播态”客户端, 率先转型在线生产, 满足在线阅读。客户端定位精确, 在完善定位功能后, 通过定位用户所在地即可自动定制当地的新闻栏目, 便于用户了解当地新闻, 更加智能化。在界面切换方面, 直接滑动实现页面切换的“书页式”浏览, 更加直观、方便、快捷, 利于用户操作。
2015年底, “新华社”客户端重庆频道分别与38个区县签订客户端地方频道入驻确认书, 免费为各区县开通地方频道。地方频道新增自定义栏目设置功能, 可个性化定制栏目, 满足受众多样化需求。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新华社”客户端在即时性、差异化、互动性上抢占先机, 以多角度、全媒体化的直播形式, 让资讯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
“新华社”客户端以其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有效提升了重庆市各区县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观察和了解重庆的重要窗口, 也是新传播技术发挥地方传播潜力的典型代表, 它为我们在“大城市大农村”这样的西部地区实现传播落地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可能性。
三、新传播科技的使用有利于提升区域现代化水平
在现代化的若干指标中, 技术现代化是重要的维度。历史学家麦克高希认为“文化技术” (cultural technology) 决定了一个时代的基本文明特点, 在这个意义上, 新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更彰显其价值。麦克高希认为, 新的文化技术引发了 (causes) 新的文明的出现, 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 (mode of communication) 影响了公共经验的特点 (nature of public experience) 和社会的类型。可以说, 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形态的改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到来, 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带来了不同于文字时代的新的文明。在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中, 识字率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网络时代, 识字并非不是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被人们在日常的手指翻飞中轻而易举地得以解决。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运用的普及, 人民生活日益方便, 工作效率提高, 生活节奏加快, 生活水平也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技术的作用使传统人变成现代人, “技术冷漠者”变为技术热心者。比如, 随着“Uber打车”的出现, 人们出行更加便捷。“微信支付”的广泛运用, 改变了人们出门带着一大叠钞票的习惯, 因为只要有一部可上网的手机, 很多问题都可以便捷轻松地解决。另外, 使用移动工具约车、导航和支付之后, 很多路盲、急躁的出租司机, 因学习新技术而变得“文雅”起来, 这是技术改变人类行为和心理的极好例子, 也是传播技术提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
传播技术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另一重要表现, 是正在快速发展的“智慧城市”建设。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 数据使用的日渐开放, 人们在继信息化城市和数字城市之后, 开始了设想和建设智慧城市 (smart city) 的实践。从国际上来看, 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并不处于领先地位, 因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具有浓厚的转型国家特征, 城市现代化和智能化水平本身和国际上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是, 只要稳步推进, 合理引导, 智慧城市建设不仅可以快速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增减人民生活的美好度, 还能通过市民“补课式”的学习和使用诸如遥控等新技术, 快速提升人民素质, 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 我国西部地区积极跟上这一跨越式发展步伐。早在2014年, 重庆举办了“重庆—苏黎世‘智慧城市’论坛”, 学习欧洲国家城市可持续发展经验。2015年, 重庆市政府制定了《重庆市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 (2015—2020) 》, 为打造重庆智慧城市指明了方向和具体实施路径。重庆市南岸、合川、潼南等区域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起步很快。比如, 重庆合川区着力搭建云计算中心、公共信息平台等五大平台, 推广智慧政务、智慧卫生等六大应用服务。目前, 智慧城市已初具雏形。当然, 智慧城市建设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但从发展趋势来说, 传播技术的运用与进步, 对我国西部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所产生的意义不可小觑。
四、结语
当前媒体发展的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 不仅传统媒体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困难, 新媒体也同样要接受传媒市场上生死搏击的考验。道路曲折, 危机重重。但是对于我国这样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传媒技术的发展在改变旧有的传媒生态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将传播技术与地方发展结合, 服务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是富有想象力的传媒从业者和相关人员值得探索的事。
摘要：新传播技术不仅具有普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基本属性, 且因其“传播工具”性质, 极大地拓展了这类技术施展身手的运用空间。本文从地方发展的角度, 结合有关实例, 讨论新传播技术在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塑造地方形象、提升地方现代化水平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新传播技术,传播工具,地方发展
参考文献
[1]约翰·克莱顿·托马斯 (美)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孙柏瑛, 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87.
[2]皮普·诺里斯 (美) .数字鸿沟:公民参与的信息贫困, 世界[M].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1:23.
篇5：迈势:把握新传播环境机遇
迈势中国(MAXUS)总裁
拥有丰富的营销、广告和媒体经验。她在麦肯光明开始了她的广告和媒体事业，任职10年间，她在战略策划、业务开发和管理众多国际品牌的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后，她受聘于灵狮广告（LOWE），负责台湾联合利华和汇丰银行的营销企划，任职四年表现优异。之后，她又于2003年受聘并担任台湾星传媒体董事总经理。
从目前迈势服务的客户来看，汽车品牌投入互联网营销的预算占整体媒介费用的20%以上，快消品相对投入也较多。
互联网影响品牌认知在2011年更深一步，这在汽车行业体现得尤其突出。根据麦肯锡的消费者决策过程，从品牌认知、熟悉、考虑到购买，这个过程已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变成一个循环式、跳跃式的，正是互联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汽车营销中，过去的情况可能是，消费者了解品牌后还要逛4S店、看过实车后再预约试驾。但从过去一年的汽车网络营销案例来看，互联网可以实现消费者从知道、了解品牌/产品到试驾的直接转变，其中甚至跳过了服务热线电话这一环节。当然，在这些案例中，互联网并不是与其他媒介割裂开的，在整个营销中它提供了一个营销平台，以有效有趣的方式吸引消费者关注，展示商品的特性和独特设计，让消费者投入长时间去理解品牌，充分发挥一个媒体高认知、与消费者深入互动的特质。
从目前迈势服务的客户来看，汽车品牌投入互联网营销的预算占整体媒介费用的20%以上，快消品相对投入也比较多，他们愿意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个让我感触颇深的变化是，媒介公司大于媒介策划。传统的媒介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如何分配预算、搭建媒介组合；而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大于预算分配，要在最有效触达消费者的同时影响他们，其中一个考核的指标是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好奇度，这就涉及到传播信息的设计、创意的表现等，在2011年很多营销创新案例中，原始的创意来自媒介公司/团队。
第三个引起大家关注的是植入营销，它在2012~2013年也将是一个重要的营销手段。2011年企业在这方面非常积极，有些品牌做得成功，但有些引起争议。植入的成败在于品牌匹配度，这是营销人最核心、最基本的课题。每一个品牌有自己的DNA，这个DNA来自于品牌的经营，也来自于品牌经营过程中消费者对它的认可。当采取植入营销或其他任何营销活动时，若与消费者认可的品牌价值和DNA不匹配，就会引起争议。
在过去一年，迈势总体收入持续以30%的速度年增长，90%的业务从中国本地市场来。我们的三大策略重点是：整体规划客户的媒介策划案；互联网成为核心重点，从最初的市场洞察、设计定位、目标受众，到执行、制作、协调跟管理，确保互联网在总体媒介投资上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围绕未来的发展规划配备专业人才，我们邀请到黄业文出任迈势中国全国企划总监，负责市场洞察和数据分析，陈宏嘉出任上海办公室董事总经理，赖国庆为迈势中国互动营销长，负责互联网与无线互联网营销策划、顾问咨询和整合营销以及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经营与运营顾问。
【2012营销风向标】
Q：2012年您关注互联网营销领域里哪些话题？
篇6：新传播
根据学界和业界的公认, 新闻传播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 它整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计算科学的许多理论和方法, 绵延至今, 新闻传播学科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许多新鲜的知识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科中, 不断地丰富了这一学科体系的结构和框架。随着新闻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 人类的教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在这个语境下, 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以及教育方式如何顺应媒介融合的趋势, 如何应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激烈的市场竞争, 面向市场培育一专多能和复合型的人才就成为了当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学科的交叉性, 不是指各个不同的学科通过拼盘的方式, 组合成一份“盖浇饭”式的学科, 这恰恰是当前许多新闻传播学院系在专业和方向设置上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比如有的高校将政治学和传播学结合起来, 组成了政治传播学, 其学科的设置则是从政治学中挑出一部分专业课程, 从新闻和传播学中挑出一部分课程, 虽然从学科的名称和培养的放上讲,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但学科所传授的内容, 所建构的知识体系, 往往较为宏观, 较为肤浅, 难以在更为深入的层面有所突破。同样, 学科的交叉性, 也不是意味着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包揽各种社科知识的大学科, 即新闻学和传播学必须有一定的规范的学科体系, 有规范和科学的课程设置方式, 而不是随意的贴上政治学、文化学、创意产业、民俗学等的标签, 进而生成政治传播学、创意传播学、民俗传播学等看似交叉性很强, 但学科之间的关系不够严谨和密切的学科。
二、新闻传播学科教育的时代性
自从2008年开始, 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和教育方式已经开始逐步探索如何与媒介融合这一背景相结合, 新闻传播学教育开始面向最新的社会发展前沿, 利用最新的传播教育手段, 并逐渐的跟社会媒体接轨, 实现对能力、人文和综合素养的培养。正如卓光俊、杨尚鸿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媒介融合时代, 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从更三个层面或知识板块培养学生的三大能力:新闻价值判断、媒介传播技能、媒介运营的管理能力”[1]。当今社会面临着比以往时代更为复杂的社会、传媒背景, 媒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媒体的发展越来越迅速, 各种“自媒体”不断涌现,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大众对社会的认知, 也对新闻传播学的教育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 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 依然是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各种新的信息传播形态不断出现, 改变和影响了中国的传媒格局, 在这一局面下, 传媒教育必须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去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缺陷和不足
相比而言,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依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困惑, 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带有很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从该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来看, 无论是用于商业宣传还是劝服研究, 抑或是战时宣传, 都体现了新闻传播学科极强的应应用价值。在今天, 微博、博客、BBS、SNS等信息传播载体如雨后村笋般地涌现出来, 成为人们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但与此同时, 一方面传统的“新闻无学”这一思潮借助网络媒体的繁盛又有抬头;与此同时, 学科建设的滞后性、教科书的陈旧性, 成为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在现在的高校中, 甚至连许多教授都不会使用微博, 他们对社会上最新的传媒动向把握较为薄弱,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和制约了高校传媒教育的发展。尹连根在《在开放中实现对接——从新闻实务角度反思新闻教育改革》一文中分析了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存在的核心问题, “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与其他学科有一定的脱节, 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脱节, 与新闻一线的要求与愿望有一定的脱节”[2]。
针对这一问题,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 在职业发展定位、学术研究能力, 甚至是适应市场竞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诚如吴世文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与专业学位设置》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新闻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 一方面是激烈的就业竞争, 人才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是实战型人才匮乏, 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此外, 硕士研究生阶段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其他问题, 如新闻与传播院系经费不足, 教学和教育质量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学科边界模糊, 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冲突等”[3]。
四、传媒学科素养型教育的提出
根据我们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以及当前的新特征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 无论是从课程体系的设置上, 从大学生现今的成长和对社会的适应上都有不容忽视的缺憾。这既有学科建设层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也有教师队伍上存在的缺憾和问题。在具体的操作中, 甚至出现了学校的教育和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 新闻传播学需要学习一些基础的历史、理论和观念, 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这些基础夯实的前提下, 能够在实际的操作和运用方面有所突破。
综合新闻传播学学科以及当今新的传播环境等多方面的考虑, 我现阶段,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学科教育进行适当的规范和改革。为此, 笔者提出了所谓的“素养型”教育。素养, 就是素质和涵养, 既有“学”的内容, 又有“术”的内容;它注重对历史、文化等人文素养、道德、涵养方面的提升和教育, 又专注于对新的方法、技能和思维的培训;它应该倡导媒体要为社会发展服务, 但又不能成为社会各种信息的助推器, 要在甄别、筛选和去粗取精中, 将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代代相传;作为传媒的学子, 应该传承文化, 但不能盲从, 要养成对信息的批判、筛选和解读的能力, 善于在各种信息中发掘信息的盲点, 用自己对事实的判断, 加强对新闻所展现的媒介真实的怀疑, 在信息的再现与解读中, 建构对真相和事实负责的新闻图景。
同时, 新闻素养的教育要面向社会, 以更为广泛的大众作为培养和教育的对象;现在, 进行新闻传播素养教育的群体主要是指大学生, 其次就是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机构与团体, 前者主要是因为学业所影响, 后者主要是为了获得更为有效的传播、宣传与公关的方式。此外, 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团体需要关注, 他们的传媒素养急需提高, 这部分群体虽然可能受过高等学历, 但由于其年龄和职业的具体特点所限制, 在使用新媒体方面往往捉襟见肘, 而他们的自学能力又远远赶不上现代新媒体发展的步伐, 故这一部分群体的传媒素养, 新媒体的传媒素养急需提高, 近期刚刚发生的“微博直播‘开房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由此可以看出, 新闻传播学教育,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门学科, 不仅仅要面向大学生培养人才, 培养学生的品质、技能和方法, 也应该面向社会, 面向市场, 面向各类有所需求的人们, 这样, 才能使高校的社会效益得到扩大, 使传媒学科不至于闭门造车, 使传媒教育也不再与社会脱轨。
摘要：本文从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微观的发展现状出发, 对当前的发展现状和运作思路进行探讨和研究。笔者认为, 新闻传播学科从创立之始就是一门拥有着多学科知识架构的综合性、复合型的学科;因此, 当今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必须遵循这一发展思路, 积极的引入各个学科中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实践框架。与此同时, 新闻传播学又是一门应用学科, 必须要脱离单纯的学科理论的束缚, 实现以智力和能力两者兼顾的素养型的培养。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教育,高校学生传媒素养,培养路径与方法
参考文献
[1]卓光俊、杨尚鸿.媒介融合时代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J].新闻导刊, 2008 (5) 。
[2]尹连根.在开放中实现对接——从新闻实务角度反思新闻教育改革[J].新闻界, 2008 (3) 。
篇7：新传播时代的应对法则
大数据的开发和使用，也在改变企业的传播环境。最近大手笔频出的阿里巴巴，又高调入股高德地图。这一动作，意味着两家要建立一个大数据的生产融合体系。
可以说，在目前的品牌传播环境里，受众不再是清晰稳定的，他们变得像神经网络一般紧密联系、多元而复杂。企业需要用成熟和不断演化的内部系统来管理品牌，运用大数据的力量来管理品牌塑造工作。
在这个全新的品牌传播时代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激活品牌“本源”
首先，企业要保持品牌至纯至真的单一性。品牌资产管理的成功越来越有赖于对“本源”的坚持。多向度传播环境带给品牌的最大风险，就是碎片化的传播造成品牌的碎片化。因此，新时代品牌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在参与多种碎片化活动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品牌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品牌拥有者对自己本源精神清醒真切的体认，以及始终不渝的坚持。
另外，企业主导社会话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品牌传播的主攻方向，应放在呼应并积极加入公众话题，相机因势利导上来。不要尝试去控制公众话题，更不能轻视这些话题。
而在品牌传播内容方面，则更加考验企业创造具有黏性内容的能力。所谓具有黏性的创播内容，就是易于理解、易于记忆、在不断变化的思想或行为中始终具有一定意义的内容。以“江南style”为例，其内容直白有趣，易于理解，曲调朗朗上口易于记忆，骑马舞更是简单易学，吸引了大量模仿者。
大数据时代的“引爆人”
再有，企业要为信息传播的引爆点寻找合适的引爆人。一个合适的引爆人往往能将信息能量放大，形成连环传播效应。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一书中，将引爆人定义为三类人。第一类是联系人：那种“认识了很多人”的人；第二类是推销员：就是那种“什么人都能够说服”的人；第三类则是内行：对某一种知识很懂的人。在选择合适引爆人方面，大数据技术将发挥巨大作用。
而从内功上看，则要提升品牌背后的商业系统。品牌就是你的整个生意：虽然从表面上看，品牌的外在表现是名称、视觉形象、广告、价格等因素，但事实上，掩藏在冰山下的那些系统因素的每一环都将对品牌产生影响，反过来说，要想塑造良好的品牌，也需要从生意的每一环着手。
从保持品牌单一性，到擅于创造有黏性的内容，对公众话题因势利导，再到为引爆点找到合适的引爆人，并从根本上提升品牌信息背后的商业体统。把控住这五条法则，才能使企业更好地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应用好最新的传播技术。
（本文作者系Meta Think咨询集团主席、CEO）
篇8：新传播
1 校园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阅读习惯
传统媒体行业受到新媒体崛起的冲击,并使整个传媒产业因其崛起而逐渐成熟。随着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的普及,新媒体内容更新速度快、低成本及信息量大的优势更加明显,校园媒体也不例外。事实上,高校学生已经习惯了网络阅读,这对于传统校园媒体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以校报为例,在我们所做的《青岛科技大学报征求意见问卷》中,收到的1529份有效问卷中,仅24%的读者表示会认真阅读校报内容,有63%的读者选择在拿到校报后随意阅读,有13%的读者表示对校报没有阅读兴趣。而在另一项青岛科技大学学生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中,调查结果显示,占有效样本29.82%的同学每天玩手机的时间在5小时及以上。由此对比可见,高校学生使用新媒体的时间相对较长,以校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正在面临着受众减少、关注度降低等问题的冲击。
2 传统校园媒体的变革与应对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一般意义上变革与应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内容为王,走精品路线。只有满足读者需求,获得读者认可,才能在竞争中胜出。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向两端拓展,一是形式上越来越短,可以快速阅读;二是内容上价值高、专业化,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对信息产品要优化体验,做到超细分、超便利及超专业,使信息的价值最大化,点对点地对受者服务,这样才会有更大的市场。大学校园媒体服务于师生,但个体情况千差万别,只有对其需求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师生对不同信息的需求,吸引更多的用户。大学校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把新闻、消息类信息做得更短,增加图片的信息量,适应快速阅读的需要。同时,利用学校的人才优势,加大专业性深度报道宣传力度,向信息的两端共同拓展,更好地满足不同读者对信息的需要。
3 构建校园全媒体生态结构
3.1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互补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区别主要在形式上,外在的区别是载体形式,根本的区别是传播形式。形式的区别带来了内容上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并不足以造成二者正反两面的不同,相反传统的信息产品生产模式依然在新媒体中大展身手。如何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共同发展,是新时期媒体行业的发展方向。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能够为受者提供快速、便捷、个性和全面的服务,互动式的交流,彰显自我的平台,得到了受众的极大欢迎。但尽管如此,这些形式的优势依然需要优质产品来发挥作用,没有好的产品,再好的形式也只是徒劳。在这一点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没有根本的区别。
因此,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互补,要做到从广播思维到传播思维,从类型传播到细分传播,从作品思维到产品思维,从满足思维到适配思维,校园媒体更是如此。
3.2 建立全新的校园媒体生态
大学校园是年青人的地盘,他们思想活跃,对信息产品的需求各不相同,特别表现在信息的“季节性”特点,如“招生季”“考试季”“考研季”“就业季”“迎新季”等。构建良好的校园媒体生态,一方面要促进媒体的融合,大学生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高,校园里要有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多种媒体形式。更重要的是要细分他们的对信息类型的需求,把这些不同的需求通过合适的载体,点对点地传播给他们,切实实现信息与学生的有效“链接”,这样才能建设良好的校园媒体生态,实现校园信息的良性传播。
例如,关于某位老师的信息,可以将其的个人简介与课程表相连,这样学生选课时,能够充分了解、认识这位老师。最好配上这位老师的教学视频,供学生参考。而这一信息产品的发布形式应与课程表的发表形式一致,并建立链接。目前,大多数学校利用PC互联网发布,显然不太适应学生的实际,最好使用移动互联网发布。如这位老师获得某项奖励,这可以做成消息类产品,可以迅速地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媒体形式上快速传播。用这种获奖的消息引起大家的兴趣,再对其进行采访挖掘形成深度报道的通讯类信息产品,这类内容一般字数较长,不适合人们现在的快速阅读特点,可以在报纸上发表,受者在心静之时可以慢慢阅读。然后,可以这一通讯产品为底本,形成剧本,拍摄一个关于这位老师的短视频,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媒体上传播。一则内容可以横向生成不同的信息产品,以不同的形式传播给不同的受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基于这系统可以构建良好的校园媒体生态。
摘要：传统媒体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校园传统媒体也不例外。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建立校园全媒体生态结构是新传播态势下校园媒体发展的必由之路。
篇9：新传播技术能否改变失衡报道
一、传播技术与平衡报道呈“正相关”
传播技术是开展传播的一个技术平台，是实施传播活动的物质条件，传播活动依存于传播技术，没有印刷技术、无线电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就没有今天报纸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传播活动的出现，也就没有人类传播活动由低级走向高级、由简单走向复杂、由缓慢走向快捷这样一个不断推进的演变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传播技术是随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传播技术是科学技术的“附属品”，是科学技术在传播活动中的具体运用，人类的传播技术史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与此同时，新闻传播速度和距离上的纵横变化也是随传播技术的演进而发展的。我们应该承认：是传播技术带来了传播时间上的“提速”和传播空间上的“延展”，这是理论与实践都已证实了的毋庸置疑的科学论断。
“媒介即讯息”是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学核心思想，这个科学论断的贡献是强调了传播技术对于新闻传播的重要性、传播技术对于新闻传播平衡的正向影响关系。后来许多学者也正是根据传播技术的更迭与推进才将新闻传播的历史划分为口头新闻、手抄新闻、印刷新闻、电子新闻和网络新闻等阶段。由此可见，“新闻传播依赖并仰仗于一定的技术手段，传播技术的革命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1）当然对信息的平衡性传播影响也是深远的、基础性的。
我们看一下传播平衡的不断进步与传播技术纵向演进过程的正向相关性。人类早期传播是“零技术时代”，只是处于“开口说”和“用手写”这样小范围、超简单的人工传播状态，传播速度十分缓慢，送一封信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传播范围更是十分狭窄，仅限于生活环境的周边，空间再大一点就可能会失真，尽管文字传播能长久保存且也能突破声音语言的距离限制，但主要“还属于政府、官吏以及统治阶层的特权”，（2）百姓是无权享用的，况且用来刻字、写字的甲骨、竹简和纸张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其传播基本上还是较为封闭，人们获取的信息除身边可见的真实外，其它均属“道听途说”或“一面之词”，这种情况下谈传播平衡简直就是奢望了。到了公元二世纪、七世纪和十一世纪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陆续出现和广泛流传，使得人类的传播拥有了报纸、书籍和杂志等纯大众性的印刷媒介，这种大众媒介的可复制、可批量生产的特性提升、扩大了“口说”和“手写”的传播速度和空间，于是就有了来自异域、异族和异样的多元化、多层化的信息，这时也就具有了追求和实现传播平衡的可能性，人类向平衡性传播迈进了一步。再到十九世纪30年代后，随着电报机、电话机、收音机、电视机和计算机的发明，人类进入了电子传播的信息时代，于是信息传输的时间越来越短、信息传输的距离越来越大，甚至达到了速度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全球化，这种即时性和全球化传播最大限度和最大可能地保证了信息的全面、公正和客观，从而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趋向于平衡或接近平衡。
由此可见，信息传播平衡性的增强和扩大是与传播技术的演进同步的，呈“正相关”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技术对信息传播的客观、公正与平衡的实现起到了物质保障的作用，其对人类传播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二、新传播技术对平衡报道的局限性
迄今为止，人类一共经历了印刷媒介传播、电子媒介传播和数字媒介传播三次较大的传播技术演进过程，这三个过程或技术形态都有自己所对应的技术基础和承接信息的载体。印刷媒介传播对应的是以文字传播为手段的印刷术，其载体形式是报纸、书籍和杂志 ；电子媒介传播对应的是以电磁波传递为手段的电子技术，其载体形式是广播、电视和网络；数字媒介传播对应的是以数字编码程序为内核的计算机技术，其载体形式是音频网络、视频网络和多媒体兼容网络。这里所说的“新传播技术”，指的是现在正在经历着的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新传播技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时代每一种传播技术的出现都是相对前一个技术形式而言的，都是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指一个绝对的、永恒的“新传播技术”。比如，印刷传播技术的“新”只是相对于原来的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的“零技术时代”而言，电子传播技术的“新”只是相对于印刷传播技术而言，而今天卫星通信、数字化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等也只是相对于电子传播技术而言，它早晚也要被其他的新传播技术所代替，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的必然。
新传播技术的“递进式演变”在逐渐地拓展着传播渠道、扩大着时空范围，而宽阔、多元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宿源正是传播平衡的前提。由此可见，传播技术与传播平衡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即传播技术越新传播渠道越广、传播宿源越多，传播就越趋于平衡。因此，传播技术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播不断由失衡走向平衡的过程，这已被人类的新闻传播史所充分证明。
应该说，信息传播的平衡性增强同传播技术的演进是与时俱进的、正向相关的，没有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就没有今天快速、多向、客观、真实和平衡的报道。但我们也要看到，有了新传播技术的保障不一定就能实现传播平衡，因为传播技术与传播平衡之间虽然呈“正向相关”，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传播技术本身，而是操纵传播技术的人。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外因原理分析，传播技术是影响传播平衡的外部因素，它只能为传播平衡提供一种可能，而真正的内因还是运用传播技术的人。按中国人民大学郭庆光的观点分析，“媒介技术或工具是中性的”，（3）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传播的失衡或平衡。毕竟，传播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最重要的是人如何控制和使用它。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传播技术的作用并不是决定了、促进了传播的平衡，而只是为传播的平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可以凭借的工具，一种可以施展的平台和可以依存的必要物质条件，但不是充分惟一的条件。所以，在传播平衡追求与实现的认识上，我们不能无限夸大传播技术的功能与作用，在这里“技术决定论是绝对错误的”。套用一句俗话就是：传播技术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传播技术是万万不能的。
虽然今天的互联网传播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但人类传播实践的失衡状态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在某些地区和领域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众所周知，美国的互联网传播是世界上公认最高的，它的技术领先程度和传播速度其他各国几乎无一能比，然而在国际重大事件报道和传播中，其拥有的传播技术却显得十分渺小而无助，完全被它的霸权理念和利益需求等要素所支配和控制着，比如美国每年向世界公布多国人权报告而惟独回避不谈自己的人权问题，美国大肆搜集并传播中国的负面新闻而回避不谈我国的改革成就，美国有选择地报道有利于自己形象的伊拉克战况而回避不谈自己的侵略和血腥屠杀。应该说，这种严重的失衡报道与传播技术的好坏、强弱和高低没有关联，完全是美国政府以及媒体的人为结果，这个例子恰好雄辩地证明了新传播技术保证不了传播平衡追求的局限性。
三、“新传播技术决定论”溯源及其批判
实际上，“新传播技术决定论”并非是今天某些理论家的独创，早在20世纪中叶以来传播学者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梅罗维兹等先后对媒介技术与人类行为、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媒介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媒介技术动因论”等思想。今天的“新传播技术决定论”毫无新意，只不过是对上述思想的再次翻版、简单套用和错误延续，试图抹煞传播信息的重要性和传播主体的能动性。
最先提出“媒介决定论”的是麦克卢汉的导师英尼斯，英尼斯将媒介看成是人的思维的延伸，他以“偏倚时间的媒介”和“偏倚空间的媒介”的概念来阐释媒介对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广泛影响以及媒介在人类文明产生中的重要运用。（4）
麦克卢汉继承了导师的“媒介决定论”的重要思想，1964年在他出版的传播学代表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讯息”传播观，认为“媒介形式的变革导致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行为发生变革，乃至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革”。（5）应该说，这是对他的导师英尼斯观点的一种扩展和深化，进一步强化了媒介在人类行为、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麦克卢汉这一超前的传播观一度引起了传播学界的震惊和争论，他的标新立异观点和神秘主义色彩遭到了人们的批判和指责，其思想随着他的去世也销声匿迹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卫星电视和网络传播作用的日益凸现，“媒介决定论”者们似乎重新发现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作为理论论据的重要支撑作用，因此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引申，人们再次拾起并以此观照、论证“地球村”预言的应验和海湾战争“卫星电信技术对时空的瓦解”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麦克卢汉理论的偏颇和致命缺欠，即“过分强调和夸大媒介的作用，忽略了人的主导性和能动性 ， 忽略了媒介内容即信息的重要性，这就必然要走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6）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兹在继承麦克卢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就对媒介技术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其代表作《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对社会历史进程作出了一种媒介技术动因论的解释”，“将传播技术及其变迁视为社会变迁的动因”。（7）梅罗维兹看到了媒介技术在社会变迁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他对媒介技术的片面夸大和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要素的极大忽视充分暴露了该理论的致命缺欠。
梅罗维兹的“媒介技术动因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他忽视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本身也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的产物”（8）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在论述电子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与当代社会变迁的关系时，未能充分认识到经济因素对于各种电子计算机技术使用的制约作用，这反映了他思维的肤浅和片面，其实在电脑技术和电脑联网技术已有很大突破的今天，许多关于网络用户的调查都已表明，“经济收入和网络服务收费标准是制约个人是否成为网络用户以及上网后使用网络的频率的重要因素。”（9）由此可见，媒介技术并不是社会发展真正的、最终的推动力量，充其量其影响只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表面的、易识的推动要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新传播技术也一样不能成为改变失衡报道的决定要素或力量，这已被不同时期的传播实践所充分证明，因此若把改变失衡报道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新传播技术那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后也只能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我们已经被告知：“依靠新传播技术改变失衡报道”此路不通，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决报道失衡的科学对策和有效方法呢？笔者认为有下面三种主要途径：
首先是消除政治偏见。政治偏见是导致报道失衡的最主要原因，这在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新闻报道中体现尤为突出。对美国媒体来说，要改变长期以来的报道失衡现状，必须抛开多年来一直盛行的“政治上正确性”原则，必须突破报道中要使用“精神运动法轮功”而不可使用“邪教法轮功”、要使用“被中国占领的西藏”而不可使用“西藏自治区”等类似自觉遵守的禁区，特别要避免100%正面或100%负面的“一边倒”的情形的出现。（10）
其次是摆脱经济制约。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经常处于经济驱动与专业追求的博弈之中，是要“生存与发展”还是要“责任与道德”？这是新闻报道经常面临的艰难而尴尬的抉择。2001年1月美国电视媒体NBC屈从母公司通用电器的经济压力和制约，放弃了对其飞机引擎质量问题的曝光和披露，这是典型的反面案例。在这方面半岛电视台是最成功的典范，它在面临大财团采取制裁、纷纷撤走广告额、濒临“饿死”的情况下仍坚持客观、平衡报道，尤其是对每年供养它上亿元办台资金的卡塔尔政府存在问题也毫不放过，这种纯专业精神的追求实在难能可贵。
最后是缩短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往往也是导致报道失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文化地位和重要性影响着传播平衡，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文化中处于主流状态，因此在国际传播及舆论中就处于优势和强势，而以巴勒斯坦为首的阿拉伯文化目前在全世界文化中处于边缘地带，因此其在国际传播和舆论中就处于劣势和弱势。另一方面种族、地域的特点也影响着传播平衡，如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报道，美国和英国朝“有利”自己的方向报道，因而严重失衡，半岛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最为客观和平衡。所以，要实现报道平衡，要打破民族、地域、风俗的界限，要本着“求同存异”“海纳百川”的原则，努力消除“己利”和“功利”的杂念，以国际化和专业化视角来观察问题，这样也可能就会趋向平衡和客观。
注释：
（1）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第3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2）（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30页、第1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1版
（4）（5）黄晓钟、杨效宏、冯钢主编：《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第44页、第43页，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6）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1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7）（8）（9）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第141页、第1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10）李希光：《畸变的媒体》第14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