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节的诗歌——《父亲，我没有把我自己带来》

关于父亲节的诗歌——《父亲，我没有把我自己带来》（通用5篇）

篇1：关于父亲节的诗歌——《父亲，我没有把我自己带来》

那是小小的负担;

我带给你一颗帝王的心

我没有力气把握。

这是我一直珍视的心

直到变得过于沉重，

然而最为奇异，既然它变得沉重，

是否对你也是过于巨大?

篇2：关于父亲节的诗歌——《父亲，我没有把我自己带来》

为张国立 剧组苦等两年

电视剧《养父》主打温情牌讲述了张国立饰演的单身大厨楼志军十多年间在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情况下。陆续收养了三个孩子。后来楼志军身患疾病，楼志军决定临死前给孩子们安排好未来，于是踏上为三个孩子寻找亲生父母的道略。张国立表示，《养父》是拍摄于2010年的戏，时隔三年又被北京台挖了出来，还在黄金时段播出，这让自己很感动。“感觉自己的坚持得到了回应。在当下的业态环境中，多多少少给了自己信心和希望。我们还是要坚持拍感人的戏，拍动情的戏。”

总制片人朱洪透露，当时把剧本给到张国立后，张国立只用了三天就看完了，而且非常认真地做了标注。当时，张国立评价剧本“字字都能打动我的心”。但因为张国立档期太紧，《养父》的拍摄要排到两年之后。其间，张国立还向制片方推荐了多位人选出演“养父”，但是制片人坚持等张国立的时间，在总制片人朱洪看来，“我要的不是腕儿，而要一个真正适合这个戏的演员。”

张国立表示。采访不谈春晚

此前春晚总导演冯小刚透露，今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找张国立担纲主持。发布会后，记者表示要对张国立进行单独采访，张国立表示，这次采访不谈春晚，“因为我们有纪律。”张国立演了很多父亲形象，这次又演父亲，记者问他，能否谈谈他自己的父亲，他在演父亲时是否会借鉴自己父亲的一些东西，张国立表示，他很少谈自己的父亲。而现在自己的父亲也去世了，至于第二个问题，他说：“不是这样的，有的演员可能会回答，在演父亲的时候会想起自己的父亲或者借鉴了父亲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是简单化地回答你。对于我来讲，不是这样的，我是基于对故事的信任和对于人物的理解来塑造角色的。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能找一个人物进行借鉴的。”

而谈到生活中自己当父亲的感受，他说：“跟年龄有关，年轻时，我不太懂得如何做父亲，就想小时候我父亲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孩子，岁数大点后就变了，变得内心柔软一点了，现在又变了，回想一下，我谈不上慈父，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合格的父亲。”

篇3：陈佩斯：对父亲我没有遗憾

著名老艺术家陈强已在一个月前驾鹤西去了。作为他的儿子，著名演员陈佩斯自是悲痛异常，说起他们父子的感情，下面这篇文章，或可以让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老爷子突患重病，儿子心急如焚

2000年12月的一天晚上，陈佩斯突然接到母亲李玉洁打来的电话：“二子，你爸爸病了，已经送医院了，你快来啊!”

陈佩斯急忙赶到医院，只见父亲陈强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已经不省人事了。医生告诉他：“老爷子突发脑中风，情况十分危急，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虽然抢救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陈强还是落下了后遗症——记忆消失，而且昏迷不醒。夜深了，陈佩斯让母亲先回去休息，“妈，您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吧，这里有我就行了。”母亲走后，陈佩斯独守在父亲的床前，一遍遍想着医生的话，“老爷子的情况不容乐观，如果能及早唤醒他，还有康复的希望。可如果一直这样昏迷下去，极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为了唤醒父亲，陈佩斯总是给老爷子念叨一些往事。他讲起爷儿俩在一起拍电影的趣事，也回忆了从前被父亲责骂时的难堪和气愤。但陈强就像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一样，没有任何反应。转眼过去了三四个月，父亲的病情仍没有好转，陈佩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可却硬是想不出一点儿办法。最后医生建议，最好给陈强安排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疗养，也许还有希望。于是，陈佩斯想起了自己的“桃花源”。

原来，陈佩斯当年因为版权问题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打了一场官司，虽然官司胜诉了，但他却遭到了央视的“封杀”。心灰意冷的陈佩斯从此退出了演艺圈，再也不愿拍戏、演小品。

为了维持生活，妻子王燕玲在北京延庆西三叉村的大山里承包了1万亩荒地，夫妻俩带着十几名工人，没日没夜地在那里种植蔬菜和果树。

虽然最困难时，陈佩斯连孩子二三百元的学费都付不起，但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而此时，这个美丽、安静的“桃花源”正是父亲调养的好地方。

陈佩斯对父亲说：“老爷子，我准备把您接到我的‘桃花源’去，您可以在那里安度晚年，吃的是山村野菜，喝的是甘甜山泉，每天呼吸着新鲜空气，生活在原生态的绿色世界里，对健康有百利而无一害!”

于是，陈佩斯便把老爷子接到了自己的“桃花源”中，从此，他每天晚上为父亲泡脚、按摩、活动关节，学着医生的方法给父亲做康复治疗。在如此美妙的大自然中，陈佩斯的心情格外好，总是不停地跟老爷子讲话，他把这种疗法叫做“心灵按摩”。

一天，陈佩斯无意中调侃父亲：“您一生演过那么多好人，但是‘南霸天’和‘黄世仁’这两个反角却把老爷子您给坑了!”忽然，陈佩斯清楚地看到父亲的眼睑轻轻地动了一下。他急忙说下去：“听说一名战士因为看得太人戏，气得当时就拉开了枪栓，要对您下手呢!”这一次，陈佩斯更是清楚地看到，父亲在努力地睁开眼睛。他不由兴奋地对妻子大叫道：“快看，爸醒了!”

亲情陪伴，儿子在大山里创造了医学奇迹

从此，父亲的每一丁点儿进步，都让陈佩斯夫妇兴奋不已。“我能感觉到，爸爸现在心里已经明白了很多，就是说不出来。”

半个月后，更大的惊喜出现了，陈强竟能断断续续地讲话了，记忆力也在渐渐恢复。可令陈佩斯不解的是，醒来后的父亲竟然忘记了自己曾经是演员。医生说，陈强是因为脑出血造成了部分记忆的缺失，但他对某一阶段的事，还是存有记忆的。

有趣的是，陈佩斯发现，父亲选择性地记住了生命中的快乐和幸福，但对于自己在“文革”中被批斗、与妻子吵架的琐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他开心地对父亲说：“爸，您想记住啥就记住啥，想忘了啥就忘了啥吧。只要您开心就行!”

在陈佩斯的精心照料下，几乎瘫痪在床的父亲，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连医生都禁不住惊呼：“太不可思议了，你简直是在大山里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

那些日子，陈佩斯高兴极了。每天早上，他都会用鸭蛋清和面，亲自给老爷子做手工切面，加上自家养的鸡产的蛋，煮一锅香喷喷的面条，开锅的时候，再扔进去几把还带着露水的自产青菜。吃饱了，就陪老爷子在门口晒晒太阳、喝喝茶。父亲在阳光下打盹的时候，陈佩斯夫妻俩就上山去看看草莓和果树的长势。周末和节假日，陈佩斯就去北京把儿子从学校接过来，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一天，陈佩斯见父亲脸上有些忧郁，便坐在老人身边轻声说：“爸，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我还要去演戏，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事，可能小品和电影不再适合我，可总有一种艺术形式适合我。”陈强听了十分高兴。

2001年，陈佩斯开始筹备舞台喜剧《托儿》，这是他制作的第一部话剧。排练期间，陈强回到北京家里休养，陈佩斯每隔几天就会抽空去看望父亲。

一天深夜，母亲忽然打来电话：“二子，你回来一趟吧，你爸找你。”陈佩斯赶回家时，已是凌晨时分，可陈强还坐在沙发上毫无倦意。母亲在一旁哈欠连天。母亲见儿子回来了，便告诉他：“你爸不见到你，就不肯睡觉。”陈佩斯问父亲有什么事，可陈强一见到儿子，立刻打起了哈欠，说：“我要睡觉了。”

此后一连几天，陈强都是这样，不见到儿子就不肯睡觉。陈佩斯感到很心酸，他觉得年迈的父亲越来越像孩子，从前是他依恋着父亲，现在是父亲对自己难舍难离。于是，他跟妻子商量搬回家去和父母一起住。

很快，陈佩斯一家跟父母住在了一起。陈佩斯把自己的卧室安排在紧邻父亲的房间，夜里一有动静，就赶紧爬起来查看，除非在外地演出，其余的时间他每天都按时回家，陪父亲一起吃晚饭。

陈强忘记了很多事情，可他能记住的，就一遍遍地说。有一次，孙子陈大愚不耐烦地说：“爷爷，您这故事都讲过一百遍了，能不能换个新鲜的。”陈佩斯立刻冲着儿子吼道：“爷爷讲什么你就听什么!”

2011年11月22日，陈佩斯出席了“20Il北京喜剧艺术节”的启动仪式，有记者问他是否希望上龙年春晚，他坦言，自己只想多陪陪年迈多病的父亲。

这一年来，每次陈佩斯巡演结束后，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牵着父亲的手出去散步。走在景色秀丽的公园小路上，陈强四处张望，眼神情澈，笑容清爽，就像一个返老还童的孩子。

篇4：关于父亲节的诗歌——《父亲，我没有把我自己带来》

78岁的父亲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他平静地离开了。

现在种下的菜，我怕是等不到收获的时候了，但是拉拉（孙女）还可以吃到。”78岁的陈有强给菜地浇水的时候，平静地对儿子陈作兵说。这位身患晚期恶性肿瘤的老人，果然没有吃到梅干菜和南瓜子就离去了，从医20多年的儿子陈作兵没有为他选择积极的抢救措施。

陈作兵是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马剑镇上和村的第一位博士，唯一一位学医的人才，全村人的保健大夫，陈作兵开车回到出生的小山村，见到他的人，莫不和他微笑点头打招呼。当着陈医生的面，村里人并不说不孝顺之类的话，只隐约地说，为什么不给你父亲开刀的，不管治得治不了，总是要试一试的呀。即使是陈作兵的亲哥哥，当初家庭会议也是点了头的，父亲去世之后也说，如果当初给父亲做化疗，至少，现在还有可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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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老工人，退休后就回农村定居了。半年前腹胀明显，少尿，消瘦，当地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晚期。作为医生的儿子，十分内疚。于是我把父亲接到省城大医院治疗。”

“由于肿瘤晚期，全身转移，无法手术。同事亲友们纷纷提出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化疗、放疗、热疗等。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现在轮到给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我束手无策。”——摘自陈作兵的医生手记。

78岁的陈有强是腹膜恶性间支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经属于后期了。

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在治疗期间，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三家人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父亲。在普外科，很容易看到那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头比细弱的身体大许多，羸弱得像是外星人，有的只是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看上去无声无息。眼见到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老父亲的愿望，也是许多晚期肿瘤患者的愿望——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在中国其他省市，每年都有肿瘤患者跳楼自杀——1994年的一天，刚刚参加工作的陈作兵在诸暨市人民医院的二楼写病历，一位身患肝癌晚期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从12楼跳下，她是这家医院的一名护士长，她的女儿也是医院的护士长——陈作兵和她的女儿听到响声，都跑去急救，早已来不及了。那是陈作兵第一次见到跳楼的病人。

算起来，陈作兵和医学打交道已经23年了。1989年，陈作兵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1994年进入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工作，然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中心工作多年，也曾担任医院的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他知道，在医疗技术日趋发展的今天，死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除了脑部，人体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替换，还有先进的各种人工制造的替代品，比如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如果肾脏出了问题，可以做血透，如果无法进食，可以静脉输营养液，癌症肿瘤有放疗化疗，抑制肿瘤生长的药物越来越多，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多……

父亲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父亲听到这句话，几天后，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又翻出了喜欢的老子和庄子的书，慢慢看。

在得知父亲的病情之后，陈家也召开了家庭会议，如果按照陈作兵所见到的那些病人家属的做法，父亲有公费医疗，陈作兵和哥哥姐姐的家庭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父亲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父亲虽为工人，后农民，但喜读国学，对生命哲学有自己的见解。

陈作兵也将检查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说，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6点多，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他来病房。父亲说：“我想和你母亲回老家去，走之前我有两个愿望，一是到你的办公室看一看；二是你去病房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把我带上，我想听一听。”这时候，还有晚期的肿瘤病人躺在旁边的病床上。

父亲对儿子是医生非常骄傲，他常对陈作兵说，医德比医术更重要，“德者才之王，才者德之奴。”但陈作兵工作20多年来，父亲从未到过自己的办公室。这天上午，父亲和母亲先是去西湖边坐了坐，然后就到办公室来了。陈作兵的办公室在医院一排老式的平房里，门前有很高的香樟树，屋子里没有装修，是简单的水泥墙，有一张办公桌，两台电脑，一排旧书柜，有张待客的长沙发，后面是一道狭长的空地，由一堵高大的水泥墙围着，有两棵泡桐树安静地站着，闲时可以在这坐坐。父亲转着仔细地看了，又在陈作兵的办公桌前坐了一会，说：“你上班的环境很好啊！”末了，父亲说：“你做医生，就踏踏实实地做个好医生，不要学人家赚钱，要赚钱么回家做生意好了。”陈作兵所在的浙江诸暨，曾经是陶朱公——儒商之鼻祖范蠡经商的地方，有经商做生意的传统。

父亲跟着陈作兵查房的愿望没有实现，陈作兵说，那样对病人不好，影响不好，父亲说是，便也不再提此事。第二天，陈作兵便送父母亲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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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回到老家平时要走两个多小时，2011年7月，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村子，陈作兵开了近五个小时，他和父亲母亲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富春江两岸景色秀美，绿意苁蓉，水色碧绿，是典型的江南美景。车开开停停，父亲平素本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车停下来，父亲就下车来在风景处站一会，说些闲话。陈作兵年少的时候，离开村子到马剑镇上读中学，父亲每次都空着肚子，用空罐头瓶子给他带来梅干菜炒肉或者炒猪肝，梅干菜炒肉可以吃一个星期，父亲那时候还在诸暨汽车站上班，每个月20多块钱的工资，要供养三个孩子。父亲曾无意间说起，马剑镇的面条很好吃，他每次都是给陈作兵送完菜，在那里吃一两块钱一碗的面条。车开到镇上的时候，陈作兵说，爸爸，我们就在这吃碗面吧，陈作兵吃了年少时喜欢的猪肝面，母亲照例是青菜面，父亲点了大排面，只吃了一半——他把大半留给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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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村在诸暨市西部山区，村子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平素不过三四百人，四周群山环绕，山上常年郁郁葱葱，一条小溪从村子穿过，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父亲回到村子，也少有人知道父亲的病情，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什么，“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陈作兵给母亲交待，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常年被称做陈胖子的人，整个冬季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前面是村子的操场，目光所及是远处的前山和后山，满山的毛竹挺拔秀丽，村里的人得知陈作兵的父亲病了，每个路过的人总是要和父亲说几句话的，这些孩童时就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了。石凳旁边，就是一家几代相传的豆腐坊，冬季里，氤氲的水雾和木屑燃烧的香味从豆腐坊的门窗中涌出来，只要出门，做豆腐的妇人便看见陈作兵的父亲坐在石凳上，与人寒暄着，操场上总有人走来走去，或是闲坐着，狗或者鸡有时也在这里踱步。

母亲告诉陈作兵，父亲在石凳上坐累了，就回家给老朋友打几个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陈作兵记得，一生随和的父亲几乎从未和人红过脸，除了和一位同事——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和解了。

除了2011年9月到12月在国外进修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到村里陪伴父亲。顺着老屋走五六分钟，是一段山坡，白色的金银花沿路开着，金黄色的小桔梗花和艳红色的野草莓参差其间，毛竹的嫩黄的笋尖常出奇不意地钻出来，山坡旁边就是几家人合用的菜地，山上的溪水慢慢流淌下来，几乎是无声无息的，流进菜园里。那时候，父亲还可以独自种地，他像对儿子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这些话，陈作兵都记得。

父亲先是自己去种菜，慢慢地，要拄着拐棍去，坐在地头看母亲干了。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还是可以吃到的。”那时候还是2011年的夏天。再后来，父亲虚弱地躺在床上了，母亲就每天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每天说哪些话，吃什么东西。

3

临到陈作兵出国，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变差，陈作兵去英国西南地区医院进修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在2011年上半年就安排好的，3个月的进修，陈作兵最担心见不到父亲的最后一面。走之前，他和诸暨人民医院的医生打好招呼，和浙江省卫生厅讲好，如果父亲病重，立即赶回来。其间只有一次，父亲有些难过，喘气很急，陈作兵一边让母亲把父亲送到诸暨人民医院作基本治疗，一边着手联系英国大使馆办理回程签证。万幸的是，父亲挺了过来，几天后就平稳下来，回村子去了。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陈作兵的父亲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父亲的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此时的父亲已经是昏迷的前夕，父亲的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起。

父亲住院后，很少说话，不进食了，母亲给陈作兵的电话里说的就是父亲今天是否开心，今天是否笑了，或者父亲的右手能动了等等。后来母亲为了节约电话费，为了不打扰陈作兵的工作，母亲就学会了发短信。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父亲那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还能说些话。那次陈作兵和母亲都在，父亲靠在床边，把氧气管往旁边推，他说了好些事情，其中有关于人生感悟的。父亲说，他也许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下辈子有可能还是做奶奶的儿子。儿女长大了，没有牵挂，务必要对母亲好些等等。末了，父亲突然指指走廊里匆匆走过的小护士，说，看看，经常给我擦背、打针，都是些20多岁的小姑娘，父母的心头肉，不简单啊。父亲说，有可能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他们啊，陪了我生命的许多最后时光哦。

陈作兵赶紧说，我在安排了，放心。我这个周末，就回诸暨，已经安排好了，在诸暨饭店里请这些同仁们吃吃饭，我一定表达全家的感谢之情。

乘母亲打开水之际，父亲给陈作兵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陈作兵的母亲，孩子们要好好照顾她，如果她以后也得了重病，不要让她太痛苦。陈作兵说：我会的，父亲你放心吧，我保证不和她吵架，她说什么我就答应什么。父亲笑了，也放心了。陈作兵说，我要上班去了，父亲说，路上慢慢开车。

这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父亲去世。

4

那天凌晨，大约3点钟，母亲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这样的程序，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心脏按压起搏（因为晚期肿瘤病人十分虚弱，很容易压断肋骨），切开气管，插进直径超过3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镇痛药、镇静剂，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剂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逐渐多脏器衰竭，有的脑死亡之后，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

是否需要紧急抢救？——陈作兵想起在英国进修的第二导师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医疗顾问，他体检时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该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两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拒绝了。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陈作兵听说他非常快乐。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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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作兵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和英国同事探讨这个事情。有趣的是，有资料显示，有很多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尽管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他们通常也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

还有，陈作兵发现，在英国医院里的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同时也拒绝了接受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在国外进修的时候一点点发现。

因此，在电话里，陈作兵告诉母亲，如果父亲万一昏迷了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了，不要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离开吧。

3个多小时后，陈作兵从杭州赶到诸暨市人民医院，父亲已经平静地离去了。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道，这样矛盾挣扎的心情，几乎是陈作兵曾经真实心情的写照。

陈作兵深深记得，鲁迅在写到父亲去世时的一幕，按照乡俗，亲人去世前一定要尽力叫他回来，“‘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父亲去世后，陈作兵还常常想起鲁迅写到的这一幕，“如果父亲活着，他一定是同意我的。”

父亲交代，他去世之后，不要按照村里的老规矩做道场，几天几夜让邻居都休息不好，村里的小孩子遇到也会好害怕——童年时父亲和伙伴们看到道场，在烟雾缭绕中，道士们垒起十几张八仙桌，站在上面挥动拂尘，烧符念咒，让年幼的伙伴十分害怕。做道场本已是逐渐消逝的风俗，但近几年，在陈作兵的老家又逐渐兴盛起来。尤其是那些痛苦离去或者突然去世的人，村民都会在家里支起灵棚，做3天或者更多天的道场，像许多年前一样，为逝去的灵魂送最后一程。父亲去世后，村长和村里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先生都来到陈作兵家，提到做道场的事，陈作兵遵照父亲的意愿，只说父亲不喜欢，村里的老人反复劝说陈作兵说，你看，邻里一家老人去世，做了3天的道场哩，你不要做五天十天呐？

道场终究是没有为老父亲做，陈作兵和哥哥姐姐一起，在老母亲的操持下，按照老仪式为父亲守灵，也按照父亲的安排，为父亲买了厚棺材，将78岁的老父亲的骨灰，葬在了奶奶的旁边。因为只有亲戚和好友参加丧事，村里的很多人在两个月后还不知陈作兵的父亲去世了。

父亲终究没有吃到自己亲手种下的蔬菜，母亲将父亲生前种下的苋菜做成梅干菜，还把南瓜子取出来晒干，这些食物陈作兵现在还没有吃完。陈作兵说，如果父亲一直在医院里，现在肯定还活着，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每天消瘦下去，脱发、腹胀，“一定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和他的亲人和朋友一一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聊天，种菜——几乎每样想做的事他都做了。”

4月底，陈作兵带着母亲去西安旅游散心——这时候，已经过了父亲的五七，母亲没有按照村里的规矩，把故去的亡人照片摆在堂屋，每天上香拜祭，而是放在旁边一间闲置农具的仓库阁楼上，她也从未去过父亲的坟墓，尽管那里离村子很近。母亲极少外出，但这次十分干脆地答应去了去西安。直到兵马俑前，母亲拿出父亲的身份证和父亲的一顶帽子，对着兵马俑喃喃自语。陈作兵悄悄过去一看，母亲说，老头子，你不是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吗，你不是没有到西安吗，你现在好好看看。坐飞机的感觉怎么样啊？

这时候，陈作兵才知道，父亲原来一直都在，母亲一直背着他。

2012年5月3日，杭州本地的《都市快报》将陈作兵写在杭州论坛上的医生手记发表在微博上，这份描写了父亲最后救治过程的日记，文本仅1610字，很快被转发6000多次。陈作兵陆续开始接到熟人和熟人的朋友的电话，其中既有本院职工，也有外地患者、浙江省领导。那些还正在被肿瘤折磨的患者，从几十岁到近九十高龄，都期望听到最忠实的意见——究竟是在现有情况下继续做放疗化疗药物治疗，还是珍惜最后的时光和亲人相聚，在陈作兵进修学习的英国格洛斯特郡皇家医院（全民健康服务体系非营利性医院），按照医疗程序，这样重要的决定，首先会由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疗顾问根据治疗进展和病人情况做出评估，然后由两名以上主治大夫做出决定。在打来咨询的电话中，有的患者放疗效果很好，针对这样对治疗很敏感的患者，陈作兵建议继续治疗，那些肿瘤发展速度很快，处于恶性晚期的患者，出于谨慎，陈作兵要看完病情资料再发表意见，“这毕竟是在中国。”

看到陈作兵的医生手记，本院的一位身患晚期恶性肿瘤的职工家属已经回家了。同事打电话告诉陈作兵：“谢谢你，你影响了我的决定。”陈作兵说：“我只做了一个儿子该做的事。”从1994年第一次正式从医，亲眼看到诸暨人民医院12楼跳下的那个肝癌晚期护士长的鲜血，已经18年过去了，陈作兵平静地接受了病魔带给父亲的死亡，即使没有为父亲做道场，陈作兵依然觉得，78岁的父亲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他平静地离开了，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他坐在父亲临走前坐过的那张办公桌前，强忍着泪水和哭泣的冲动。

篇5：关于父亲节的诗歌——《父亲，我没有把我自己带来》

10年的运动生涯，凌丽与队友夺得过全国女排冠、亚军的荣誉。退役后的凌丽当了教练员（郎平等就是她任教的队员之一）、政工干部等，业余时间开始学习声乐，至今68岁的她还活跃在声乐道路上。

凌丽一生只从事过两个行业，体育事业和歌唱事业，干一行专一行。她说这都是来源于父母对她的教导和得益于运动队伍的锻炼。从小父母就教育她：“我们的路是自己走，你们的路也要自己走。”

凌家家史：不愿做高高在上的满族人

凌丽的父亲凌子风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他导演的《中华女儿》《红旗谱》《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等经典影片已家喻户晓。母亲石联星1932年参加了红军，是当年红军中“三大赤色明星”之一。新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就是她父亲凌子风导演的《中华女儿》和母亲石联星主演的《赵一曼》。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从瑞金到延安、晋察冀，凌子风一家人演绎了一幕幕红色故事，至今为后人自豪。

凌丽住的房子很小，家具简单朴素，但装饰布置却清雅温馨。柜子上摆着她与父母相依相偎的全家福，她身着军装神采飞扬的指挥照，还有她母亲主演的电影《赵一曼》的剧照。

“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凌丽说，“祖上几代都在朝廷里做官，无论武官还是文官，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为官清廉。”

清朝一亡，凌丽的祖父凌望超就把辫子剪了，特立独行的他，不愿意做高高在上的满族人，就把户籍从北京迁到他一个四川同学的家乡合江县落了户，连姓也一并改姓凌。

凌丽的祖上原来姓景，是满族正蓝旗。爷爷凌望超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会8国文字，靠翻译工作谋生，当时中国人学法语用的教材都是他编写的。

在家里，凌望超的5个孩子早早就学起了各种外文。他教大女儿凌成竹学英文，长大后她学习画画，是画家李苦禅的第一位夫人，解放后在天津美院当老师;二女儿凌颂瑢（后改名江峥）学日文，长大后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在重庆市政府做行政工作;老三凌子风学法文，解放后从事电影导演工作;老四凌宣学英文，解放后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师，凌宣的孙子凌霄肃是当今的一名演员;老五凌靖当时还小，一直跟父母生活，解放后在北京林学院当教授。

父亲雕刻了解放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

有良好家风的凌氏五姐弟，赶上了日本侵华战争年代。大姐凌成竹参加全国妇女救国联合会，还去过延安。凌丽说：“我大姑妈与李苦禅一同拜大画家齐白石为师学画，相识并结婚。我父亲17岁时，参加了共产党外围文化团体，被国民党误判送进苏州反省院。10个月后出狱，大姑妈对父亲说：‘你学的画画、雕塑、舞美，到延安才能真正展示这些才华。’这样在大姑妈的影响下父亲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二姑妈去盐城参加了新四军。”

凌家人积极参加抗战，在北京的家就成了共产党的红色交通站。给前线买药、买枪的联系人都在凌家落脚。有人问这些是什么人？凌奶奶就说是儿子的同事，来看病的。

1938年，凌子风在去延安的路上，直接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陕甘宁、晋察冀地区，边打仗边宣传抗日。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前，西北战地服务团已经解散，合并到鲁迅艺术学院。凌子风在学院戏剧系教书，当时，鲁艺师生决定刻毛主席像章为大会主席团献礼，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凌子风。

凌丽说：“父亲一夜没睡觉，在一块砚台上凭印象刻出了解放区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像章被复制后，送给主席团成员一人一枚。周恩来副主席看了很喜欢，就向父亲要像章的原版。周副主席说：‘这比翻铸的还要好，肯送给我么？’父亲就把它送给了周副主席。”

由于战争，第一枚毛主席像章的原作已不知去向。陈毅将军把他保存的那一枚，在去世前交给了儿子陈昊苏，陈昊苏又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了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

凌丽的母亲，是当年与李伯钊、刘月华一起被苏区红军称为“三大赤色明星”之一的石联星。

说起母亲，凌丽特别骄傲，她说：“1950年母亲主演电影《赵一曼》，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女演员。”著名艺术家于蓝曾对凌丽说：“你妈妈当年演的赵一曼，塑造的抗联时代的女英雄形象，既亲切又朴实，很成功。你妈妈有红军经历，表演非常有时代感，所以我们都很敬佩她。”

当年，石联星是红军八一剧团的主要成员，《共产儿童团歌》的歌词：“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就是她编写的。

凌丽说：“妈妈的经历和赵一曼很像，她18岁就到上海参加救亡演剧队，搞过工人运动。她带着女工们为苏区绣制的两大箱红旗，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了江西瑞金。在苏区，敌人来犯时，她和战士并肩作战;空闲时，她教战士认字;在红军剧团她编剧本、任导演、当演员，用一出出话剧、歌舞来激励战士的斗志。那时候，每周一开表演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许多将领都和战士们一起来观看他们的演出。解放初期，是周总理亲自推荐我母亲来担任电影《赵一曼》的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