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科学家钱学森回国的故事（精选8篇）

篇1：科学家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科学家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2010年1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长征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腾空而起，嫦娥二号开始了他的奔月之旅，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一步步地迈向新的高度，76年前《浙江青年》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钱学森的文章写道：你在一个晴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绝不！我们必须去征服宇宙！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写下这篇名为《火箭》的文章后不久，24岁的他怀揣着中国人的飞天梦想登山了赴美留学的油轮去学习航空工程。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和许多海外学子一样欢欣鼓舞。此时在美国学习工作了15年的钱学森已经是一位知名科学家，担任着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和古根海姆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

1950年 9 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钱学森喊醒一次，使他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 15000 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 6 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终于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篇2：科学家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1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他打算回国，用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 9 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 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 ”。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 15000 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 年 6 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2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他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二战”期间，他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程，是美国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他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新中国成立了。过了5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不久，美国在朝鲜发动战争，在国内也利用反动的麦卡锡法，掀起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逆流，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会见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时，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要立即动身回国。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 1950年8月23日午夜，他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这样，钱学森被迫回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此后，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

1950年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他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 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此后，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回国的要求。

此时，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这5年间并没有停止他献身的科学事业。由于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国防有关。当钱学森知道这一点后，就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作为研究方向，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等国防建设课题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罢了。

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斗争，得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使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学界的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

正当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意愿遭到美国的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1954年4月26日 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于 6月5日 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 6月15日 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中方的这一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了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 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中国政府为进一步表达与美方会谈的诚意，决定先释放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作出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却耍赖了。美国代表约翰逊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信中的署名就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了一张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后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信中钱学森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将信亲手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大喜:“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他当即做出周密部署，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 8月1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率先发言。他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 7月31日 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 7月31日 离开北京，估计 8月4日 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于是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给约翰逊正面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公开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 家钱学森 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篇3：科学家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二、改革创新的实践是现代思维科学发展之源

什么是钱学森院士的现代思维科学体系?所谓现代思维科学体系，主要是遵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总结和体验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文学艺术创作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主要途径，以探索和揭示抽象(逻辑)思维形式、形象(直感)思维形式、灵感(顿悟)思维形式、社会(集体)思维形式等思维规律的本质、特征及其思维方式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式的现代思维科学体系。钱老在创立这个现代思维科学全体系时就明确指出，不要“关门”。可见，现代思维科学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

改革创新体现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以来实践发展和精神演进的鲜明特征。“创业、创新、创优”的“三创”精神已成为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全社会形成的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形势下，思维科学也带来了新发展，现代思维科学形式、方式、方法等内容的充实和发展在深层次领域体现着改革创新、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境界。一句话，“思维科学决定着智慧的优劣”“思维水平预示着决策水平的高低”。

改革创新的实践是与时俱进的，使人们转变了思维方式，逐渐地打破了落后的、封闭的思维定式，那种“惯性思维有余、创造性思维不足”的局面遭到扬弃，敢于思维、善于思维、勤于思维逐渐成为世人思维的主流，传统的经验思维、直线性思维、从众思维也已向突破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想象性思维转变。身处改革创新的实践中的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创新，才能带来活力，带来实力;唯有创新，才能成就今天，拥有未来。可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思维规律也是发展变化的，思维规律的发展取决于人们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进步，也源于自然科学的与时俱进。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同样，按照这一原则，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划时代发现，思维形式也必然随之改变。可见，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思维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自然科学划时代发现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之外，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又出现了非线性学科群，如伊·普里戈金的《从混沌到有序》、詹姆斯·格莱克的《混沌、开创新科学》、肯尼思·法尔科内的《分形几何———数学基础及其应用》、M·艾根的《超循环论》、勒内·托姆的《突变论》、扎德的《模糊数字》等，而这些非线性学科群的出现开始在“线性世界观”“线性思维方法”的领地打开了缺口，预示着人们那种按部就班的线性思维观念、方式和方法独霸一统的时代结束了。

经历改革创新时代的人们，在学术上独立思考，先后发表了“非逻辑”“非线性”“非理性”为标志的学术观点和相关论著，这就进一步佐证了改革创新实践过程中人的解放，促使人们的思维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方式取得了突破性转变，一批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论著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唯物辩证的妙用是现代思维科学方法之道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于运用辩证法的规律，既解决客观物质世界规律问题，又解决思维精神世界规律问题。思维精神世界中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即解决“人的自由向全面的发展”问题。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权利，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科学发展观，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高命题的逻辑要求。钱森学院士创立的现代思维科学的宗旨，就是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通过学习现代思维科学，能达到学以培智、学以立德、学以陶情、学以修身，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增长智慧，就会自感聪明”。这便是学习思维科学之后人们的深刻体验。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改革创新时代高举人的旗帜，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化人的创新能力的举措之一就是开展现代思维科学研究，实施思维科学教育，使之树立时代化的思维观念，实现看问题讲方向、分析问题讲辩证，这就是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的主导之道、轴心之道。

钱学森院士在首届思维科学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就充满着唯物辩证法，仅就学风问题，他认为“搞学术，既要严肃认真，又要生动活泼，充分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搞一言堂”等。这就是钱学森院士提倡的学术精神，倡导的科学学风。思维科学界必须永远坚持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这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这种“人天观”就是辩证法的典范。

唯物辩证法的妙用解决了现代思维科学领域的逻辑思维规律与非逻辑思维规律、理性思维规律与非理性思维规律、线性思维规律与非线性思维规律、清晰思维规律与模糊思维规律等诸多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辩证法这一规律，既要研究其对立的一面，又须看清各自的特征，避免将其中的某种规律视为异类。

篇4：关于钱学森回国的档案查考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1954年至1955年间，他的回国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外交博弈的焦点。1950年8月钱学森回国受阻后，我国政府非常关心他在美国的处境，一方面积极给予声援，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提供帮助，最终通过中美日内瓦会谈帮助钱学森回到祖国。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和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的外交档案还原了我国政府关心和帮助钱学森回国的历史细节。

一、对钱学森回国受阻的积极声援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曾通过私人关系多次写信询问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和行程安排。1950年7月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为了帮助钱学森顺利回国，与同为副院长的陶孟和、竺可桢共同给钱学森发电报，建议他不要直接回国，而是先去欧洲，然后再回国。7月15日，李四光收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来函说：“钱学森因时间匆促，实在来不及去欧洲，又因环境上的困难不便回电，计划已决定，回国之期不远，因此代致意讫为转达为感。”

1950年8月22日上午，钱学森在华盛顿向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表示自己已经向加州理工学院辞职，即将返回中国大陆。8月23日上午，钱学森再次会见金波尔，谢绝了对方的挽留。金波尔随即给美国司法部打电话，要求对方阻止钱学森回国。同日下午，钱学森乘飞机离开华盛顿。当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美国移民归化局总稽查艾伦·朱尔向钱学森宣布由司法部驻洛杉矶执行法官签署的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9月6日下午，钱学森被控违反《移民法》在家中被捕，随后被关进位于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司法部监狱。在经受了15天的非人折磨后，钱学森终于被朋友以15，000美元的重金保释出狱。

在得知钱学森回国受阻后，1950年9月24日，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美国总统杜鲁门，控诉美国政府无理扣押准备回国的钱学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他的自由。9月25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居里博士，呼吁号召全世界科学家谴责美国无理拘押钱学森的行为，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同日，九三学社也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扣押钱学森。9月30日，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和严济慈、曾昭抡、钱三强等189名在京科学家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押钱学森、赵忠尧，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人。同日，吴有训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副所长钱三强联名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在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扣押期间，院方应向钱学森的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不久，中国科学院决定：从10月份开始聘任钱学森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按月向其家属发放相当于他工资总额70%的救济金。此后，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人士多次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拘押钱学森的暴行。

二、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和回国问题

中国外交部当时非常关注钱学森回国受阻的事态发展，不仅注意收集西方国家和香港媒体的相关报告，还在1950年10月初派人到中国科学院向刚从美国回来的金荫昌了解情况。10月5日，外交部美澳司第一科科长凌青就钱学森被美国扣押是否需要外交部发表声明请示柯柏年司长：“送上访问留学生关于钱学森、赵忠尧等被扣经过之报告一份，请印阅。按钱等被扣系因携带有美政府发表之秘密文件，自甚难由外交部发表声明，申斥美政府之无理。如此，不仅不会生效，是否反而影响彼等之安全，此问题更不易解决。就目前材料看，以不由我部发表声明为宜。请示。”当日，柯柏年批阅：“拟函复科学院，称：在日前，可先群众团体机关发表宣言、通电等抗议美帝逮捕中国学者。”后来美国军方的检查结果表明这些文件中的信息已经不再属于保密范围。

1951年4月26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判定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因而必须遣返出境。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让钱学森离开美国。后来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从中文《参考消息》上看到由台湾媒体报道的钱学森将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消息，担心美国政府会把钱学森押送到台湾，于是请求外交部帮助处理此事。外交部为此派人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曹日昌了解钱学森的情况。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就此事请示章汉夫副部长：“在美国方面动员力量予以援救，使钱不致被美帝监送台湾，而能设法回国。”1952年2月8日，美国司法部做出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是什么时候执行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1953年1月7日，中国外交部致电广州外事处转香港新华社转吴荻舟，询问钱学森的情况：“留美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我曾争取其回国参加建设工作。1951年他因欲回国被美国当局软禁。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其近况如何不详。请注意钱之行踪，如钱过港时，望设法护送至穗。”同日，外交部致电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请他协助钱学森回国。电报中说：“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尚未采取行动。其近况如何不详。请转告新华社同志通过英共方面转请英国著名较进步科学家克劳瑟等设法协助钱安全回国，以免钱被押送台湾，结果如何，望复。”1月18日，外交部收到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回电。电报中说：“钱学森，陈天声和英共方面打听无下落，他们希望告知钱现在何处（大概有个线索）有助于他们继续查清，并协助其回国。”

三、通过日内瓦会谈帮助钱学森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美侨大部分先后回国，少数人因为触犯中国法律而被扣押。朝鲜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因为入侵中国领海、领空而被捕。在当时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争取被关押的在华美侨能够早日回国成为美国政府的难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援引多种法律和法规禁止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严重阻碍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有通过谈判使本国侨民得以顺利归国的需求，而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为中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中国政府为此事先进行了精心的准备。1954年4月18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综合组草拟了《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初稿）》，其中不仅对美国迫害、监禁、扣留中国留学生的行为进行了控诉，而且选择了钱学森、汪良能等人的具体事例作为证据。

从1954年6月5日到21日，美方代表、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与中方代表、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就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共进行了四次会谈。6月15日，中方在第三次会谈中提出在美华侨的回国问题。王炳南控诉了美国政府迫害和监禁中国留学生的暴行，并列举了钱学森、赵忠尧等五人被关押或逮捕的案例。6月17日，国务卿杜勒斯在发给美国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基于非正式审核的结果，国防部至今只发现有一个人不能被允许离开美国。这就是钱学森。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弹专家，也是你们提交的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是否同意放钱学森回国是当时中美两国能否在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关键所在。

因为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中美双方此后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美国政府开始分批允许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1955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前来斡旋中美关系的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时指出，对“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们有自由回来”。6月13日，在美国国防部不再反对放钱学森回国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顾国务卿杜勒斯的劝阻，决定同意放钱学森回国。当时美国国防部认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6月15日，钱学森致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5年7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中国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但美国在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在原则上允许所有在美华侨离境后，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把中美日内瓦会谈的级别从领事级提高到大使级。7月25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两国将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告。7月31日，为表示中方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所持的诚意和积极态度，中国政府决定提前释放11名因为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同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赖嘉文时表示：“中国此举是为了便于梅农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允许中国侨民自由回国，希望美国在行动上有所响应。”

1955年8月1日，中方代表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一次会谈中宣布了中国在前一天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并说他们将在8月4日抵达香港。美方代表约翰逊对此表示感谢。8月2日，王炳南在第二次会谈中谴责美国政府阻碍在美华侨自由回国。对此，约翰逊表示美方将根据中方提供的案例进行调查。8月3日，美国国防部致函国务院并抄送司法部，重申同意放钱学森离开美国。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签署同意钱学森离美的通知。通知指出：“司法部1950年8月23日的命令已经撤销，你现在可以离开美国。”

四、钱学森在秘密保护下安全回国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移民归化局的电话通知，随即致函香港中国旅行社（港中旅），告知将在下月回国，请旅行社代为接受行李并转运至天津。8月5日，钱学森前往移民归化局领取了书面通知。9月7日，陈叔通用明码致电加州理工学院，通知钱学森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成果。电报中说：“6月15日函悉。美方在日内瓦通知我方已取消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行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回电请发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在联邦调查局探员的监视下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9月20日，中国外贸部办公厅收到从周总理办公室转来的密件。周恩来在密件中指示外贸部电告华润公司：“指定可靠同志，会同蔡福就、方远谋接送钱学森等人。经费由张平拨付。”（蔡福就时任港中旅副经理，方远谋时任港中旅经理，张平时任华润公司总经理）

为了确保钱学森在回国途中的安全，钱学森的父亲钱均甫（夫）在1955年9月21日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总统号”，请船长把电报转给钱学森。电文如下：“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将托人去边境车站接你。”最后一句修改过，本来写的是：“政府将派人去边境车站接你。”9月22日，中国外交部、新华社联合致电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电文如下：“留美学生钱学森博士9月17日乘克利夫兰号轮离美。抵港当在10月上旬。请注意他抵港日期并于抵港时派人接洽并陪他到深圳。”同日下午，钱学森在途经檀香山时致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电报中说：“想到回到祖国真是很高兴，我们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将于10月8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障碍。”

10月8日上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钱学森一行在港中旅的接应下，从邮轮上换乘小艇直接到九龙尖沙咀警察码头，随即转移到九广车站警察分驻所。同日下午，钱学森一家乘火车经罗湖口岸抵达深圳。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朱兆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的邵副处长在车站迎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钱学森终于安全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学森回国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50—1955）”课题（立项号：14BDJ02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杨照德，熊延岭.钱学森中国星[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6-7.

[2]“复部美字第四五六号函关于赵忠尧教授在日本被扣及钱学森在美被捕事件”[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81-03.

[3]“关于钱学森被美帝驱逐出境事”[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81-03.

[4]“询钱学森事”[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91-16.

[5]“协助钱学森返国事”[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91-16.

[6]“报部关于钱学森情况打听无下落”[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91-16.

[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 gation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Z]. June 17，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475.

[8]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Z]. June 10， 1955， FRUS 1955-1957， Vol. II， pp. 588 - 589.

[9]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M].鲁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213.

[10]“告美方已通知我方取消禁止钱离美的命令”[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81-03.

[11]吕成冬.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回国细节[N].中国档案报，2014-12-12（2）.

[12]“钱学森父亲致钱学森电稿”[Z]，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11-00081-03.

篇5：关于钱学森回国的档案查考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1954年至1955年间，他的回国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外交博弈的焦点。1950年8月钱学森回国受阻后，我国政府非常关心他在美国的处境，一方面积极给予声援，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提供帮助，最终通过中美日内瓦会谈帮助钱学森回到祖国。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和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的外交档案还原了我国政府关心和帮助钱学森回国的历史细节。

一、对钱学森回国受阻的积极声援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曾通过私人关系多次写信询问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和行程安排。1950年7月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为了帮助钱学森顺利回国，与同为副院长的陶孟和、竺可桢共同给钱学森发电报，建议他不要直接回国，而是先去欧洲，然后再回国。7月15日，李四光收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来函说：“钱学森因时间匆促，实在来不及去欧洲，又因环境上的困难不便回电，计划已决定，回国之期不远，因此代致意讫为转达为感。”

1950年8月22日上午，钱学森在华盛顿向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表示自己已经向加州理工学院辞职，即将返回中国大陆。8月23日上午，钱学森再次会见金波尔，谢绝了对方的挽留。金波尔随即给美国司法部打电话，要求对方阻止钱学森回国。同日下午，钱学森乘飞机离开华盛顿。当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美国移民归化局总稽查艾伦?朱尔向钱学森宣布由司法部驻洛杉矶执行法官签署的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9月6日下午，钱学森被控违反《移民法》在家中被捕，随后被关进位于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司法部监狱。在经受了15天的非人折磨后，钱学森终于被朋友以15，000美元的重金保释出狱。

在得知钱学森回国受阻后，1950年9月24日，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美国总统杜鲁门，控诉美国政府无理扣押准备回国的钱学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他的自由。9月25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居里博士，呼吁号召全世界科学家谴责美国无理拘押钱学森的行为，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同日，九三学社也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扣押钱学森。9月30日，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和严济慈、曾昭抡、钱三强等189名在京科学家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押钱学森、赵忠尧，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人。同日，吴有训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副所长钱三强联名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在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扣押期间，院方应向钱学森的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不久，中国科学院决定：从10月份开始聘任钱学森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按月向其家属发放相当于他工资总额70%的救济金。此后，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人士多次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拘押钱学森的暴行。

二、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和回国问题

中国外交部当时非常关注钱学森回国受阻的事态发展，不仅注意收集西方国家和香港媒体的相关报告，还在1950年10月初派人到中国科学院向刚从美国回来的金荫昌了解情况。10月5日，外交部美澳司第一科科长凌青就钱学森被美国扣押是否需要外交部发表声明请示柯柏年司长：“送上访问留学生关于钱学森、赵忠尧等被扣经过之报告一份，请印阅。按钱等被扣系因携带有美政府发表之秘密文件，自甚难由外交部发表声明，申斥美政府之无理。如此，不仅不会生效，是否反而影响彼等之安全，此问题更不易解决。就目前材料看，以不由我部发表声明为宜。请示。”当日，柯柏年批阅：“拟函复科学院，称：在日前，可先群众团体机关发表宣言、通电等抗议美帝逮捕中国学者。”后来美国军方的检查结果表明这些文件中的信息已经不再属于保密范围。

1951年4月26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判定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因而必须遣返出境。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让钱学森离开美国。后来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从中文《参考消息》上看到由台湾媒体报道的钱学森将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消息，担心美国政府会把钱学森押送到台湾，于是请求外交部帮助处理此事。外交部为此派人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曹日昌了解钱学森的情况。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就此事请示章汉夫副部长：“在美国方面动员力量予以援救，使钱不致被美帝监送台湾，而能设法回国。”1952年2月8日，美国司法部做出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是什么时候执行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1953年1月7日，中国外交部致电广州外事处转香港新华社转吴荻舟，询问钱学森的情况：“留美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我曾争取其回国参加建设工作。1951年他因欲回国被美国当局软禁。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其近况如何不详。请注意钱之行踪，如钱过港时，望设法护送至穗。”同日，外交部致电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请他协助钱学森回国。电报中说：“1952年12月26日法新社台北消息称，美帝已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尚未采取行动。其近况如何不详。请转告新华社同志通过英共方面转请英国著名较进步科学家克劳瑟等设法协助钱安全回国，以免钱被押送台湾，结果如何，望复。”1月18日，外交部收到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回电。电报中说：“钱学森，陈天声和英共方面打听无下落，他们希望告知钱现在何处（大概有个线索）有助于他们继续查清，并协助其回国。”

三、通过日内瓦会谈帮助钱学森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美侨大部分先后回国，少数人因为触犯中国法律而被扣押。朝鲜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因为入侵中国领海、领空而被捕。在当时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争取被关押的在华美侨能够早日回国成为美国政府的难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援引多种法律和法规禁止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严重阻碍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有通过谈判使本国侨民得以顺利归国的需求，而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为中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中国政府为此事先进行了精心的准备。1954年4月18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综合组草拟了《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初稿）》，其中不仅对美国迫害、监禁、扣留中国留学生的行为进行了控诉，而且选择了钱学森、汪良能等人的具体事例作为证据。

从1954年6月5日到21日，美方代表、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与中方代表、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就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共进行了四次会谈。6月15日，中方在第三次会谈中提出在美华侨的回国问题。王炳南控诉了美国政府迫害和监禁中国留学生的暴行，并列举了钱学森、赵忠尧等五人被关押或逮捕的案例。6月17日，国务卿杜勒斯在发给美国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基于非正式审核的结果，国防部至今只发现有一个人不能被允许离开美国。这就是钱学森。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弹专家，也是你们提交的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是否同意放钱学森回国是当时中美两国能否在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关键所在。

因为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中美双方此后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美国政府开始分批允许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1955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前来斡旋中美关系的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时指出，对“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们有自由回来”。6月13日，在美国国防部不再反对放钱学森回国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顾国务卿杜勒斯的劝阻，决定同意放钱学森回国。当时美国国防部认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6月15日，钱学森致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5年7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中国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但美国在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在原则上允许所有在美华侨离境后，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把中美日内瓦会谈的级别从领事级提高到大使级。7月25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两国将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告。7月31日，为表示中方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所持的诚意和积极态度，中国政府决定提前释放11名因为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同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赖嘉文时表示：“中国此举是为了便于梅农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允许中国侨民自由回国，希望美国在行动上有所响应。”

1955年8月1日，中方代表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一次会谈中宣布了中国在前一天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并说他们将在8月4日抵达香港。美方代表约翰逊对此表示感谢。8月2日，王炳南在第二次会谈中谴责美国政府阻碍在美华侨自由回国。对此，约翰逊表示美方将根据中方提供的案例进行调查。8月3日，美国国防部致函国务院并抄送司法部，重申同意放钱学森离开美国。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签署同意钱学森离美的通知。通知指出：“司法部1950年8月23日的命令已经撤销，你现在可以离开美国。”

四、钱学森在秘密保护下安全回国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移民归化局的电话通知，随即致函香港中国旅行社（港中旅），告知将在下月回国，请旅行社代为接受行李并转运至天津。8月5日，钱学森前往移民归化局领取了书面通知。9月7日，陈叔通用明码致电加州理工学院，通知钱学森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成果。电报中说：“6月15日函悉。美方在日内瓦通知我方已取消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行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回电请发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在联邦调查局探员的监视下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9月20日，中国外贸部办公厅收到从周总理办公室转来的密件。周恩来在密件中指示外贸部电告华润公司：“指定可靠同志，会同蔡福就、方远谋接送钱学森等人。经费由张平拨付。”（蔡福就时任港中旅副经理，方远谋时任港中旅经理，张平时任华润公司总经理）

为了确保钱学森在回国途中的安全，钱学森的父亲钱均甫（夫）在1955年9月21日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总统号”，请船长把电报转给钱学森。电文如下：“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将托人去边境车站接你。”最后一句修改过，本来写的是：“政府将派人去边境车站接你。”9月22日，中国外交部、新华社联合致电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电文如下：“留美学生钱学森博士9月17日乘克利夫兰号轮离美。抵港当在10月上旬。请注意他抵港日期并于抵港时派人接洽并陪他到深圳。”同日下午，钱学森在途经檀香山时致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电报中说：“想到回到祖国真是很高兴，我们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将于10月8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障碍。”

10月8日上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钱学森一行在港中旅的接应下，从邮轮上换乘小艇直接到九龙尖沙咀警察码头，随即转移到九广车站警察分驻所。同日下午，钱学森一家乘火车经罗湖口岸抵达深圳。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朱兆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的邵副处长在车站迎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钱学森终于安全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学森回国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50―1955）”课题（立项号：14BDJ02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篇6：李林回国为抗日的故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山西参加干部训练班的李林坚决要求上战场杀敌。上级说她是个女的又是华侨，让她留在后方。她说：“我有一身武艺，为什么不能像男子那样上前线呢？”不久，她来到高寒贫困的雁北，在贺龙领导的一二○师当骑兵营教导员。人们看到她骑着菊花青马，身背******，腰别******，作战时双手射击，十分勇敢，都很敬佩。有一次，她带领机枪班进攻敌人据点，又打机枪，又冲进炮楼打白刃战，取得了胜利。贺龙称赞她是女英雄。

篇7：科学家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荣正通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能取得卓越的科学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与他对祖国的热爱分不开的。爱国主义这条主线贯穿了钱学森的传奇人生。

热血青年立志报国

在北师大附中就读期间，钱学森在无意中得知来自农村的同学都是在来北京的路上第一次看到火车。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觉得祖国的交通太落后了，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钱学森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决意日后攻读火车制造专业，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火车，力行实业救国。1929年从中学毕业后，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当钱学森如饥似渴地求学时，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了。日军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认识到飞机与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中国当时没有像样的航空工业，急需航空工程方面的人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钱学森决心争取出国留学，以后做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为国防建设贡献绵薄之力。这是钱学森的第一次改变专业方向。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赴美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在赴美留学前，清华大学安排他去各地实习，以补习相关知识。在飞机修理厂，钱学森亲眼目睹中国空军的落后，发誓要在美国学会制造飞机的全部知识，回来造出最先进的飞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夕，同学们纷纷赠言留念，期待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临行前，钱学森向交通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表露过自己的心声：“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 戴中孚赞许道：“你的想法很好。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学成归国后是大有可为的！”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刻苦学习，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航空硕士学位。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实习，而当时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因为种族歧视都不欢迎外国人，所以钱学森硕士毕业后继续深造航空工程面临困难。此时的钱学森已经不满足于做一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还希望成为一名有雄厚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家，直接站在科学技术的最前沿。于是，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这是钱学森的第二次改变专业方向。1936年10月，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此后，钱学森在航空工程理论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还迅速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37年春，同学弗兰克·马林纳邀请钱学森加入“火箭研究小组”。钱学森从此踏上了航天之路，并很快成为小组中的理论专家。1938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要求加州理工学院研制火箭助推器，使军用飞机、特别是重型轰炸机能从航空母舰及太平洋小岛的短跑道上起飞。钱学森意识到这项研 1

究有助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便与马林纳等人毅然改变研究方向，全力以赴研制火箭助推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钱学森先后参与研制了美国的“二等兵”固体燃料导弹、“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下士”液体燃料导弹。1945年5月，钱学森随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赴欧洲重点考察了德国的火箭技术，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考察结束后，科学咨询团编写了题为《迈向新高度》共9卷带有展望性的报告，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蓝图，其中有5卷为钱学森执笔。此时，他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航空领域逐渐转移到航天领域，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更适合优先发展导弹，而不是飞机。这是钱学森的第三次改变专业方向。

人无志不立，非立志无以为君子。钱学森在选择专业方向时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他将赤诚的爱国情怀融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三次改变专业方向都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

冲破罗网毅然回国

钱学森曾经说过：“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旅美期间，他时刻思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当时，钱学森在将风洞原理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所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八千米以上。这正是祖国的自然条件，其爱国热情可见一斑。正是因为钱学森心中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当新中国召唤他回国效力时，不论是丰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还是牢狱之灾和长期软禁，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1949年春，中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此时，钱学森也正处于事业的第一个巅峰。他在这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终身受聘的“戈达德教授”，并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当时钱学森的年薪大约为1.2万美元，相当于1955年时的29541.6元人民币，换算成月薪为2461.8元人民币。他回国后的月工资是331.50元，这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已属于“高工资”。钱学森还兼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和美国航空喷气公司顾问等职，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当时是搞火箭导弹的。钱学森每个星期到这些单位去一次，指导他们解决工程中的难题，并得到一笔装在信封里的美元。他们一家的生活，在当时一般美国人眼里是优越的，就是在美国科学界也是上乘的。然而，钱学森根本就没有准备长期在美国生活。1989年，他在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时的讲话中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9年5月20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转来了中共党员曹日昌于5月14日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了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殷切希望。钱学森兴奋地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辞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他的要求直到1949年底才得以实现。

1949年中秋之夜，庄逢甘、罗沛霖等中国留学生围坐在钱学森周围，共度传统佳节，热烈商讨归国计划。同年，在看到香港《大公报》关于新中国的相关

报道后，钱学森以儿子永刚的名义购买了500美元的胜利公债。

1950年8月，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已经买好回国机票的钱学森被禁止离开美国。9月7日，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逮捕，被关押在特米诺岛联邦调查局监狱长达15天。期间，钱学森收到非人的折磨，不仅瘦了15斤，还暂时失去了说话能力。钱学森在被朋友保释出狱后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钱学森每月必须到移民归化局去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洛杉矶，想到其它地方必须向移民局申报。期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在一次听证会上，钱学森郑重声明：“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机智地给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写了求援信，告知自己迫切期望回国参加建设，但遭美国政府阻挠、有国难归的困境，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帮助。在祖国的关怀下，钱学森在8月5日终于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得知最快启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只有三等舱船票，他决定马上购买，只求能够早日回国。

9月17日，钱学森登船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十·一”过后，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归国人员商议过港时应该向新闻界发表一份书面声明，钱学森参与并领导了这一活动，发表了《向祖国致敬》一文。

10月8日，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里，有一个香港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记者解释说：“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学森回答：“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这段对话深刻地反映了钱学森多么看重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

这一天，钱学森一家人终于抵达了深圳海关，回到了祖**亲的怀抱。为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钱学森在美国整整斗争了五年。在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犹如一盏明灯，刺破笼罩在周围的黑暗，照亮了漫长而艰难的回国之路。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被中国科学院安排去东北考察。当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脱口而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够造的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到这句话，开始十分惊异，继而十分高兴，他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钱先生，我就是要您这句话！”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都很低，党中央知道钱学森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火箭专家，所以向他咨询中国到底能不能自己搞导弹火箭？历史的重担压在了钱学森的身上。他敢于非常确定地说可以，一方面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爱国主义思想赋予了他无穷的动力。

此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关怀下，钱学森很快就投身于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中。周总理让他写个意见书，谈谈具体怎么干，要多少人力、物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白手起家地搞导弹，难度可想而知。然而，钱学森对此充满了信心，精心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面对巨大的压

力和殷切的期望，他满怀爱国热情，勇于承担责任，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努力争取，苏联在1957年10月15日同意帮助中国仿制四种导弹。不料，随着中苏关系剧变，苏联在1960年7月16日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导弹仿制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党中央果断决定，要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的尖端技术。8月的一天晚上，钱学森来到聂荣臻元帅家，两人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说话。终于，聂帅打破了沉默，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能够顺利地继续下去吗？”“能！当然能！”钱学森坚定地回答。他来找聂帅就是要表这个态：下定决心，不惧万难地造出中国的导弹。此后，钱学森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技术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终于在11月5日仿制成功近程导弹。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钱学森家的食品供应也很紧张，他却主动提出来减工资。有一次，五院调进一批猪肉，聂荣臻办公室专门打电话交代给钱家半边猪。钱家的炊事员每次到食堂割一小块，切成肉末，放在菜里，以便细水长流。炊事员看到钱院长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人瘦了许多，心里难受。于是有一天他割了一大块肉，做了一锅红烧肉，想给首长补充点营养。当他把红烧肉端到饭桌上时，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下来，严肃地说：“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炊事员见首长生气了，而且批评得这么严肃，只好把红烧肉又端下去，还是像往常那样，剁成肉末，吃了好几天。

上世纪60年代末，在一次发射试验中，因为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被推迟到第二天凌晨。到了深夜，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指挥大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几个小时后，钱学森又精神抖擞地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了。

我国国防力量的迅速增长是与钱学森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科学知识全部转化为保家卫国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在那特殊的年代，钱学森从来没有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有过半句怨言。一个人的生活条件从低水平改善到高水平很受欢迎，但是自愿放弃富裕生活而从此过上简朴、清贫的生活，并且乐在其中，就难能可贵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使他能够坦然地面对各种困难，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呕心沥血培育英才

在中国航天事业艰难的起步阶段，最缺乏的就是专业人才。钱学森是整个五院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注定是所有人的老师。他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通过办学授课、开办研究班等多种形式，悉心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了一支品格优良、技术精湛的航天科研队伍，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的导弹研制就像一张白纸，许多与导弹相关的技术名词都是由钱学森翻译的。1956年，他亲自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航天教材——《导弹概论》，并开始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钱学森用这份讲稿，在五院成立前后，亲自向刚刚分配来的一百多名大学生和其他技术人员，深入浅出地讲授导弹的基础知识，启蒙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为了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在钱学森的倡导与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与清华大学于1957年联合开办了工程力学与自动化两个研究班。钱学森亲自讲授《水动力学》课程。这两个班一方面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从事工程力学和自动化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也为航天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因为力学和自动化是航天的基础性学科。

1958年，中国科学院为了满足发展尖端技术的需要，创办中国科技大学。钱学森是科大筹备委员之一，还兼任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他聘请了全国最好的专家和教授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并亲自为学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他还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困学生，改善办学条件。1958年，钱学森将所著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的稿费1000多元捐出，专门用于给学生买计算尺。1961年12月25日，钱学森又捐赠1.15万元资助中国科技大学购买实验仪器设备。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力学科研人才，许多人直接或间接为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回国后二十多年里，钱学森把大量的精力花在悉心培育年轻科技人员上，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纯科学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工程力学研究班的同学有一次问钱学森：为什么他回国一两年没发几篇重要论文，他能不能在学术上带点头？钱学森说：“我不这样认为。我回来开了许多班，如果你们都能做研究，那么一百多人做的肯定比我一个人做的多，贡献也大得多。”学生们无不感动。在钱学森看来，为国家培养一批急需的人才，远比自己发表几篇著名的学术论文重要。

钱学森不仅无私地培养提携年轻人，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替他们承担责任。孙家栋院士曾回忆说：“钱老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意见，并且诚恳地说：‘你们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老骥伏枥心系祖国

上世纪70年末到80年代初，钱学森逐渐从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随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此时的钱学森内心依旧火热，头脑仍然睿智。他除了继续关心国防建设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国计民生上，对社会、经济、管理、教育、生态等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钱学森晚年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猎学科非常广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1978年，钱学森深感我国的组织管理水平落后，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他对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在短短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演、书信，积极宣传和推广系统工程。钱学森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分析。1991年3月8日，钱学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钱学森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上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的研究，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与军事科学的结合，更好地推动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1979年起，钱学森倡导并指导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学的建立与发展，为军事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大力推广作战模拟技术，使我国的军事科学研究走出

了纸上谈兵和沙盘模拟的传统模式。

为了开发利用沙漠地区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阳光资源，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状态，钱学森在1984年提出了沙产业的概念，即用高新技术在干旱半干旱区进行农业开发，形成既改善生态环境，又提高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1984年6月，钱学森结合内蒙古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又提出了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草产业的新思路。为了支持沙草产业的更大发展，钱学森不仅多次莅临有关会议鼓励支持与会代表加强沙草产业研究和实践，而且破例担任内蒙古、甘肃沙草产业协会名誉顾问。1995年1月，钱学森荣获“1994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这笔100万港元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学森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2008年1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钱学森的沙产业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钱学森在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早在1989年，他就指出：“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1991年，钱学森再次指出：“当代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 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提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从2005年到2009年，每次温家宝总理来看望他时，钱学森都会强调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性。

爱国典范科界楷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国防科技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聪明才智，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赤诚的爱国之心赋予钱学森非凡的勇气和无穷的力量，使他在面对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时坚贞不屈、英勇抗争，在面对众多的航天技术难题时不畏艰辛、开拓进取。长期以来，钱学森倾囊相授，甘当人梯，举贤荐能，为祖国精心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了进一步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他在晚年广泛涉足各个学科领域，潜心研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在钱学森长达九十八年的人生画卷中，到处洋溢着挚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

篇8：科学家钱学森回国的故事

□您如何看待“钱学森之问”?

■其实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罗伯特·柯亨1985年来天津访问, 在座谈会上就尖锐地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美国科学界有两个最优秀的群体, 一是犹太人, 二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可以做出非常杰出的贡献, 甚至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在你们自己的国土上没有任何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在座的中国教授无言以对。今天, 钱老再次提出类似的问题, 看来应当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钱老的发问是鞭子, “钱学森之问”所激起的一连串发问也是鞭子。只有轮番鞭策, 中国教育改革或许才会有大的起色, 中国高校才有望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我主张在全国范围就“钱学森之问”掀起大讨论, 同时在实践层面加强学生的科学素质教育。我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诺贝尔奖得主, 显然不是我们智商的问题, 也不是科学知识教育不够的问题, 而是科学素质教育缺位的问题。我曾经给天津中学、佟楼中学等学校的师生多次开讲座, 也是强调的科学素质教育问题。我呼吁, 所有大学教授特别是理工科教授, 应当放下架子, 深入到中小学开讲座, 这样我们的科学素质教育才有希望。

□您怎样看待当前我国大学和中小学阶段的科学素质教育的现状?

■总的说来, 现状堪忧。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主义者。回答并且最终解决“钱学森之问”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恐怕需要长期努力方能奏效。因为它涉及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学理念、学科思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必须一一加以剖析、批评、清理、整改。否则, 仍然不能奏效。

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切入点是什么?我以为, 首先是改变以往的知识灌输模式, 真正实施科学素质教育。目前的科学素质教育, 我认为还是喊得多、做得少。我上个世纪70年代也当过9年中学教师, 对于基础教育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南开大学给本科生上课之余, 也参加过以中小学教师为主要成员的创造学会, 接触过许多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很多学校实际上把开展科学素质教育当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不得不做, 有的学校则认为可有可无。即使是素质教育工作很主动的学校, 也大多是增加一些专家讲座, 因为课时安排死板, “课外活动”时间非常少, 有时就挤占体育活动时间搞讲座, 效果可想而知。

在大学, 很多人对科学素质教育的认识也存在很多误区。第一, 很多学校理解“文化素质”有偏差, 科学素质教育主要被理解为增加人文方面的选修课程。第二, 科学素质教育的内容仍然是知识灌输, 而不是侧重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方法启迪等方面。第三, 最大的误区是, 有一部分人认为党和国家实施了多年“科教兴国”战略, 学生的科学素质早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仅仅增加些人文知识就可以了。这是对科学素质的错误理解。在高中阶段文理分班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大学教师是否都真正懂得, 科学素质教育不仅仅包含科学知识教育,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科学传统、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道德和科学价值观的教育?我有怀疑。这就难免产生科学素质教育不到位的问题。梁启超先生说过:“我们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他们只知道科学所产生结果的价值, 而不知科学自身的人文价值。”这些认识误区得不到纠正, 科学素质教育就不会搞好, 至多是走走形式, 甚至敷衍了事。而“钱学森之问”就将永远被问下去!我们也将失去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机遇。

我们应当变逻辑性和实证性的知识教育, 为思想性和创造性的创新教育;转变只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的思想, 即仅仅培养“有用”的人, 而忽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秉持一种狭隘、落后的教育观。这个问题在所有教师、教授当中, 是否真正解决了呢?我看不见得。在不少学校, 尤其是在我们的师范教育中, 仅仅以教师的科研成果来评价一个教师的水平, 甚至评定职称完全不看他们的教学, 使得所谓“教学研究型大学”实际上已经变成“研究型大学”!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看来, 不仅要解决教育体制落后的问题, 还要解决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教育思想落后的问题。

□能否介绍一下国外科学素质教育的先进经验?

■2006年我应邀去美国常青藤学校之一的伦瑟勒理工学院进行学术演讲, 会见了两任系主任, 并就创新教育、李约瑟问题以及中国STS研究进行了演讲和学术交流。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视。美国《2061计划》中强调:科学不只是大量知识的凝聚, 也不只是一种积累知识、验证知识的方法, 而是一种融入了人类价值观的社会活动。科学精神作为一个统一整体, 包括怀疑精神、实证精神、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等。而科学史正是展现科学精神的一大舞台, 有助于学生认识科学方法的演变过程, 有助于我们汲取科学家从事科学探索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也有助于学习科学家的方法、风格和艺术, 为培育科学精神提供活的素材。而以知识教育为主的传统的科学普及和科学专业教育正是缺乏这种精神。1970年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率先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领域。1989年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建议, 在教育中增加科学史内容。几乎同时, 美国物理协会成立了物理史部, 美国科学史学会成立了教育委员会, 它们为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欧的国家中, 英国通过“国家科学课程”、丹麦通过“国家学校课程”、荷兰通过“PLON (普隆) 课程材料”, 来促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科学素质教育中的应用。可见, 科学史教育在我们的科学教育和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开设科学史课程对科学素质教育有何意义?

■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认为, 只有让学生理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科学才能显示出它的人文特性。他指出, 科学史不仅仅是思想概念的考察鉴定, 或仅是事实的记录, 而且还是一种有道德教育意义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尽管是科学及其发展, 但它传达给人们的信息是人道主义, 是新人文主义。著名教育家科南特认为, 科学教育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养成一种思维的和行动的理性习惯与理解力。

经过多年来科学史教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我们逐渐明确并不断完善了一个新的理念:努力发掘科学中人文的与社会的内涵, 并将其具体化、形象化地传授给教育对象, 是成功开展科学素质教育的关键。科学素质教育工作者应当深入发掘科学活动中人文精神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表现形式, 注重科学素质教育中的人文素质内容与科学素质内容的有机结合, 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才不会成为“两层皮”关系而流于形式。这是“科学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科学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在实际开展科学教育的过程中, 往往偏重科学知识的传授, 而关于科学传统、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容易忽视, 也很少涉及科学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