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的诗

施蛰存的诗（精选6篇）

篇1：施蛰存的诗

施蛰存

姓名：施蛰存

原名：施德普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2月3日

籍贯：浙江杭州

施蛰存(1905.12.3-)原名施德普，笔名还有施青萍、安华等。浙江杭州人，幼年时住苏州，后迁居上海松江。中学时代开始写作，曾向《觉悟》、《礼拜六》投稿，与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组织过文学团体兰社。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到上海进上海大学，受了新文学的影响。1926年转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班的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在此发表了成名作《上元灯》(原名《春灯》)。1929年后在水沫书店编辑《无轨列车》、《新文艺》，1932年至1935年主编著名的《现代》月刊。这期间，他的《上元灯》集出版。此后有意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创作心理小说，与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合流。主要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有《将军底头》、《石秀》、《梅雨之夕》、《春阳》等。1936年出版《小珍集》。

还曾与阿英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70余种。抗战以后，他去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教书，1947年回沪，又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执教。除了散文创作外，主要从事欧洲各弱小民族的文学翻译，译作甚丰。1952年起，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物考古的研究及外国文学的译介。

主要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有：《江干集》(短篇小说集)1923，上海维娜丝学会

《追》(短篇小说集)1929，上海水沫书店

《上元灯》(短篇小说集)1929，上海水沫书店;修订版，1932，新中国

《娟子姑娘》(短篇小说集)1929，上海亚细亚书局

《李师师》(短篇小说)1931，良友

《将军底头》(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侮雨之夕》(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善女人行品》(短篇小说集)1933，良友

《小珍集》(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

《灯下集》(散文集)1937，开明

《待旦录》(散文集)1947，上海怀正文化社

篇2：施蛰存的诗

新感觉派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它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为阵地，擅长捕捉、描写都市意象，喜欢用各种现代技法来写都市感官体验，注重人物的潜意识和隐秘心理分析的小说流派。

要了解这个流派的创作概况，课后可读： 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一、生平与创作

施蛰存（1905－2003），原名许德普，1905年12月3日生于杭州水亭。1909年他父亲施亦政被邀至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做文牍、管藏书，全家迁到苏州，在那生活了六年。1911年父亲为他举行开蒙仪式。因辛亥革命后父亲失业，他8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迁到松江，父亲在陆公勉办的织袜厂任经理，经济条件转好，稳定下来。

五四运动让施蛰存知道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新文学等新名词、新文化，经胡适《中国哲学史》接触到先秦诸子。看新文学杂志，开始练习写作。中学三、四年级时开始写小说，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一起组织“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1922年在《礼拜六》上以青萍、施青萍的笔名发表小说《恢复名誉之梦》《老画师》，在《星期》上发小说《寂寞的街》。施蛰存认为这时的小说“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1922年中学毕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教会大学），后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迫退学。埋头写作，将自己的二十多篇小说编为《江干集》出版，因风格介于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很少提起。

1923年，与戴望舒一起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与丁玲、孔另境同学。深感丁玲的傲气。由孔认识茅盾。与老师田汉关系较好，交谈中受益颇多。1924年入大同大学学习，1926年入震旦大学特别班学法文，他、戴望舒、杜衡三人准备一起去法国留学。三人办一个小刊物《璎珞》（共印了四期），施蛰存的《上元灯》、《周夫人》在此发表。三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戴望舒、杜衡因右派同学告密被捕，后托人救出，施蛰存1926年底回家过年躲过一劫。四一二政变后，施蛰存回家，在松江中学当语文老师，戴、杜两个同学也躲在他家里。三人一起读书，翻译外国文学。施蛰存翻译了显尼志勒的《倍尔达达·迦兰夫人》。这时，冯雪峰南来松江，四人一起研究诗歌；施蛰存喜欢的中国诗人有李贺、李商隐、黄庭坚、陈三立，外国诗人有哈代、夏芝、惠特曼、桑德堡。

1928年暑假，戴望舒和施蛰存先后去了上海，都住在刘呐鸥租的房子里。刘呐鸥喜欢苏联文学和欧美的现代派文学，好谈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和日本流行的文学，施蛰存受了不小的影响。此前，施蛰存就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读了显志尼勒的心理学分小说。此前发表的《周夫人》就显出此倾向。他他创办了期刊《无轨列车》（共出了八期，以“借无产阶级文学，宣传阶级斗争，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被禁止）和“第一线书店”（1929年1月换到北四川路，改名为“水沫书店”继续开业）。1929年到1930年，是他们创作、出版最繁荣的时期。施蛰存出版了小说集《追》、《上元灯》，后者受到读者的欢迎让他信心大增。

1929年9月，水沫书店创办《新文艺》月刊。施蛰存在上面发表了《鸠摩罗什》。因主张激进，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该刊第二期被迫停刊，水沫书店也随之停业。1929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篷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文艺界的朋友赶来祝贺。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送横幅“多福多寿多男女”（华封三祝，后二人生一女四男）。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前一天冯雪峰特意去住处通知施蛰存等人参加，但施恰巧回松江了，所以只有戴望舒和杜衡去参加了。但此后，施蛰存努力转向，写作了《凤阳女》、《阿秀》、《花》等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可都是失败的作品，于是结束此类创作。

1930年10月，施蛰存在《小说月报》发表历史小说《将军底头》。这和《鸠摩罗什》都是他满意的作品，“是运用历史故事写的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在当时，国内作家中还没有人采取这种创作方法，因而也获得一时的好评”。（施蛰存《我们经营过的三个书店》）。1931年他又发表了《石秀》、《在巴黎大戏院》、《魔道》等小说，出版《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两个作品集，代表着他心理分析小说的最高成就。但是受到了楼适夷、钱杏邨等左翼作家的批判，“他们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现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这种文坛上的新感觉主义新方向“证明了曾经向新的方向开拓的作者的‘没落’”。于是施蛰存不敢再继续这类风格的创作。

1931年春，“水沫书店”改为“东华书店”，施蛰存继续任编辑，同时在中国公学任国文课教员六个月。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他们的书店停业，他回到松江，教书，写诗，诗风受到了戴望舒的影响。

1932年5月，现代书局发行的《现代》月刊于上海创刊，施蛰存受邀任主编。（前两卷由施蛰存编辑，第 3卷起由施蛰存、杜衡合编。第6卷1期出版后，改由汪馥泉接编。1935年5月出至6卷4期，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想将它办成一个没有政治风险的刊物，主编施蛰存都致力于将它办成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刊物。它确实成了当时影响巨大，聚集了中国现代大多数作家的文学刊物。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张天翼、周起应、沙汀、楼适夷、魏金枝、郁达夫、巴金、老舍、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杜衡、杨邨人、侍桁、沈从文、周作人、赵景深、李金发、苏雪林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在“左联”遭受压制的情况下，发表了左翼文学，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现代》杂志发表了大量中国新感觉派和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的作品，扩大了新感觉派的影响。

1933年，施蛰存的小说集《善女人行品》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集中作品是“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

1934年编月刊《中学生文艺》，主编《文艺风景》（共出两期）。1935年4月，他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1936年7月，因病到杭州修养，任杭州行素女子中学语文教师，并喜欢上了收集把玩瓷器古董。9月，小说集《小珍集》由良友公司出版，这基本上是写实的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城乡带来的一些怪现象。

1937年3月，他最后一篇历史小说《黄心大师》发表于《文学杂志》第1卷2期上。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剖析黄心潜在的性苦闷，同时运用了评话、传奇演义的中国传统手法。

抗日战争爆发，去云南大学执教。1937年9月8－29日，发了22天到达昆明，次年3月整理出这次迁徙的记录《西行日记》。施蛰存由此开始了他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生涯，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在云南与沈从文、林同济等人交往密切。因云南被轰炸，于1940年12月回到了福建永安，在中等师资养成所任教一年。1941年去厦门大学任教四年，1945年到福建三无江苏学院任教一年。1945年翻译出版显尼志勒的《爱尔赛之死》、显克维支的《战胜者巴尔代克》和保、匈等东欧作家的小说集《老古董俱乐部》。1946年随江苏学院回到上海。

国共内战期间，塈南大学任教，编发表译著为主的刊物《活时代》，出版抗战八年间写的散文集《待旦录》。

新中国建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谢绝好友冯雪峰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邀请，认为还是在上海当老师好。1950－1958年是他译述的丰收期，译了二十多本东欧、苏联文学。1958年被划为右派，到上海郊县嘉定劳动。这时开始收集碑拓，进行金石研究。劳动两年后，1960年回到华东师大中文第资料室工作，开始纂辑《词学文录》。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1963年选编了一部宋代小令集《宋花间集》，清代的《清花间集》，二书1986年出版。同时抄编了一部《历代词籍序跋汇编》。1966年文革期间再受冲击，1969年再被遣送到嘉定劳动，期间继续古代文学和金石碑刻的研究。1974年回资料室工作。1978年始开始回到讲台给本科生上课，1981年主编《词学》丛刊。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小结：

1、施蛰存一生，作家、翻译家、编辑、古典文学和金石研究学者、教师。

2、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方面；1937年以前，以小说为主，以后以散文为主。

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写实、怀旧到历史、都市题材的心理分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约以1929年为界，前期代表作为小说《上元灯》；后期代表有小说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

后者是他小说成绩的代表，是他自觉运用心理分析学说创作的小说。所受的影响主要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和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他的小说的特色是，重视人物的性心理、潜意识、二重人格的描写，善写人的本能与社会道德的冲突及由此形成的病态心理。

二、《春阳》

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收入施蛰存的1933年出版的小说集《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施蛰存在“序言”中指出，集中作品是“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本书各篇中所被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虽然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笔调之下，但是把它们作为我的一组女体习作绘，在这个意义中，它们仍然可以有编在一集中的和谐性的”。

（一）思想内容

写为旧式婚姻牺牲了青春的中年乡镇富婆婵阿姨，在春天的阳光和商业大都会气息的诱发下，萌动的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性爱心理。上海的畸形繁荣与周边乡镇昆山的保守，城乡文化的二无碰撞，由此女人的心理得到了深刻反映。

（二）人物形象：婵阿姨

她是在传统婚姻、道德和财富的侵害下性格异化、精神变态的中年富婆形象。

她是已守寡十三年的35岁寡妇，继承了婆家巨额财产的富婆。为此浪费了青春，经受着灵肉冲突的煎熬，将在传统的生活轨道中耗尽生命。

十二三年前，婵阿姨底未婚夫忽然在吉期以前七十五天死了。他是一个拥有三千亩田的大地主底独子，他底死，也就是这许多地产失去了继承人。那时候，婵阿姨是个康健的小姐，她有着人家所称赞为“卓见”的美德，经过了二日二夜的考虑之后，她决定抱牌位做亲而获得了这大宗财产底合法的继承权。

她当时相信自己有这样大的牺牲精神，但现在，随着年岁底增长，她逐渐地愈加不相信她何以会有这样的勇气来了。

翁姑故世了，一大注产业都归她掌管了，但这有什么用处呢？ 她忘记了当时牺牲一切幸福以获得这产业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想到这份产业对于她将有多大的好处？族中人的虎视眈眈，去指望她死后好公分她底产业，她也不会有一个血统的继承人。算什么呢？她实在只是一宗巨产底暂时的经管人罢了。

小说所写的就是一次她春心萌动的心理。自然环境氛围：春天的暖阳，万物复舒。社会人文环境（上海大都市），开放自由；人的“春”天气息（年青人的活力，女性的美丽打扮、男女间的爱意等）。

直接诱因：银行年轻男职员的一眼注视，引发她一次自作多情的幻想。

婵阿姨把保管箱锁上了，走出库门，看见那个年轻的行员正在对着她瞧，她心里一动，不由的回过头去向那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保管箱看了一眼，可是她已经认不得哪一只是三○五号了。她望怀里一掏，刚才提出来的一百五十四元六角的息金好好地在内衣袋里。于是她走出了上海银行大门。

她的心理感觉渐渐变化的过程：注意到阳光、打扮，找出理由花钱，买东西，吃好的，不舍得回家想在上海邂逅浪漫，为再看职员一眼记忆模糊回到银行，受到“流水无情”似的打击果断回家，天气变坏、又算计钱财得失，意味着回到传统，心中的那汪春水再次变成一潭死水。

好天气，太阳那么大。这是她今天第一次感觉到的。不错，她一早从昆山趁火车来，一下火车，就跳上黄包车，到银行。她除了起床的时候曾经揭开窗帘看下不下雨之外，实在没有留心过天气。可是今天这天气着实好，近半个月来，老是那么样的风风雨雨的没得看见过好天气，今天却满街满屋的暖太阳了。到底是春天了，一晴就暖和。她把围在衣领上的毛绒围巾放松了一下。

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么样轻，那么样美丽，又那么样小玲玲的，这使她感觉到自己底绒线围巾和驼绒旗袍的累坠。早知天会这样热，可就穿了那件雁翎绉衬绒旗袍来了。她心里划算着，手却把那绒线围巾除下来，折叠了搭在手腕上。

要不然，假如她舍得随便花钱，她怎么会牺牲了一生的幸福，肯抱牌位做亲呢？（到了银行，见到那年轻职员）

于是他笑了。一个和气的，年轻的银行职员对她微笑着，并且对她看着。他是多么可亲啊！假如在冠生园的话，他一定会坐下在她对面的。但现在，在银行底保管库里，他会怎样呢？

她被他看着。她期待着。她有点窘，但是欢喜。他会怎样呢？他亲切地说： ——放心罢，即使不锁，也不要紧的，太太。什么？太太？太太！他称她为太太！愤怒和被侮辱了的感情奔涌在她眼睛里，她要哭了。她装着苦笑。当然，他是不会发觉的，他也许以为她是羞赧。她一扭身，走了。

在库门外，她看见一个艳服的女人。

——啊，密司陈，开保管箱吗？钥匙拿了没有？ 她听见他在背后问，更亲切地。

她正走在这女人身旁。她看了她一眼。密司陈，密司！

于是她走出了上海银行大门。一阵冷。眼前阴沉沉地，天色又变坏了。西北风。好像还要下雨。她迟疑了一下，终于披上了围巾：

——黄包车，北站！

在车上，她掏出时表来看。两点十分，还赶得上三点钟的快车。在藏起那时表的时候，她从衣袋里带出了冠生园的发票。她困难地，但是专心地核算着：菜，茶，白饭，堂彩，付两块钱，找出六角，还有几个铜元呢？

（三）艺术特色

1、注重描绘人物的潜意识流动和性心理的变化。

2、由人物的变态心理，反映了30年代城乡两路思想文化的碰撞。

3、环境描写与人物心理刻画互相映照，具有隐喻的内涵。

附：其他“新感觉”描写例子： 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1934年5月）：

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到铁轨上，一面回顾着从后后面赶上来的一小时五十公理的急行列车，一面用不熟练的脚步奔逃着的在生命的底线上游移着的旅人。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

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在这中间最精细又最敏捷的可算是那白衣的仆欧的动作，他们活泼泼地，正像穿花的蛱蝶一样，由这一边飞到那一边，由那一边又飞到别的一边，而且一点也不露着粗鲁的样子。

篇3：施蛰存的诗

中国古代的叙史作品大多重视情节, 而轻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 同时, 为了满足统治者、读者或是作者本身的需求, 叙史作品中的英雄常常是被神化了的人物, 他们身上被贴上了“忠、孝、节、义”等的标签。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到创作历史小说的一种方法是:“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 铺成一篇”, 施蛰存便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在中篇历史小说集《将军的头》中, 施蛰存截取史实、野史或是古代小说的人物、情节框架, 将大量的人物心理填充进去, 从而使历史上扁平单一的英雄人物丰满、鲜活起来。

施蛰存通过对“英雄”自身心理的剖析、对人民群像或个体的塑造以及处于“英雄”对立面的女性形象的刻画, 使曾经的英雄走下了神坛, 脱去了坚不可摧的铠甲, 他们深陷在对性欲的苦闷和对女性的崇拜之中不能自拔, 从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施蛰存人民意识、平等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于女性心理、命运的关注。

一

弗洛伊德认为, 个体的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 本我是原始和无意识的, 是推动人类活动的内部驱动力量, 而超我则是人格中最文明最道德的部分, 不断的指导、限制本我[2]。中国古代的“英雄”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超我的人格, 而他们的本我常常被作者和读者所忽视或是有意地掩盖, 历史上的鸠摩罗什是智慧的国师, 是大德僧人;花惊定是成都猛将, 容仪俊美, 勇猛英锐;《水浒传》中的石秀是急公好义, 行侠仗义的英雄豪杰;段功是后理国天定贤王一脉传下来的九代大理总管, 他是神武的英雄, 他败退明玉珍, 威震四方。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则将视角移至英雄的内心, 他通过对英雄心理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冲突, 剔除了英雄身上符号化的抽象特征, 使人性的本来面目显现出来, 由此还原人类、社会的真实情态, 体现出人类、社会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施蛰存用大量的笔墨描绘英雄心理活动, 在意识与潜意识的矛盾冲突之中, 在性欲冲动和道德理性的不断斗争之中, 英雄的神圣性不复存在, 他们成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甚至是心理变态患者。

《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 鸠摩罗什一方面“相信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一切经典的妙谛他已经都参透了”, 一方面又不能放怀对于妻子的爱心, 所以他只能不断地祈祷着, 整夜地忏悔着。最终当他屈从于情欲, 与表妹结合, 心中竟还升起了辩解的思绪。在赶往秦国的途中, 狐狸“狡猾的眼”, 太阳也似乎失去了光亮, 鸠摩罗什知道这是“魔鬼的示兆”, 从中可以窥见其潜意识中畏惧矛盾的心理。妻子的逝去, 也并没有使他安定下来, “道和魔在他迷惑的心里动乱着, 斗争着”。他将讲经时坐在前排的宫女中的一个想成了自己的亡妻, 在妓女孟娇娘的房间中竟也生出了妻子的幻像, 这一系列幻像都源于鸠摩罗什潜意识中对于性不可抑制的渴望。鸠摩罗什在“这三重人格的纷乱中, 认出自己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 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 最后甚至还要用从江湖术士处学来的“魔法”来现实自己的“功德”。在施蛰存的笔下, 那个大德僧人已经不复存在, 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只是一个伪善卑下的凡人了。篇尾没有焦朽的舌头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将军的头》写的是“种族和爱的冲突”。花惊定一直处于种族的矛盾之中, 他接受大唐的调遣, 自知应努力杀退吐蕃人, 但是心中又不禁生出这样的反问———“我不是吐蕃人吗?”, 将军同时怀着两个心, 内心烦乱, 对于上阵杀敌所表现出的犹豫和踟蹰已经使其英雄形象摇摇欲坠。而对于边疆黑衣少女的爱恋, 更增添了花惊定的烦恼。不断浮现的“被刑的骑兵的狞笑”, 以及对于“少女的裸着的肉体”的幻想, 都是花惊定潜意识中对爱欲的追求。最后, 对于少女的爱恋战胜了一切, 名誉、纪律、战争都被抛诸脑后, 花惊定甚至将少女哥哥的死引为幸运, 那个众人心中一往无前, 勇猛威武的英雄形象土崩瓦解, 留给读者的是一个信奉爱欲的可怜可悲的男性形象。

对于《石秀》, 施蛰存“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 在施蛰存笔下, 《水浒传》中的那个侠义心肠的英雄石秀一变而为嗜血的性变态患者, 他满脑子是因爱而不得而生发的嫉妒心理和杀人欲望。见到潘巧云之后, 石秀的性意识迅速觉醒, 他觉得“每一个女人都有他的动人的地方”, 而他所念所想的还是杨雄哥哥的妻子潘巧云, 出于“英雄的庄严”, 他却怎么也迈不开步来, 直到看到裴如海和潘巧云的苟且之事, “对于那个淫荡的潘巧云的轻蔑, 对于那个奸夫裴如海的痛恨, 对于杨雄的悲哀, 还有对于自己的好像失恋而又受侮辱似的羞怍与懊丧, 纷纷地在石秀的心中扰乱了。”终于, 超我与本我的对峙将石秀引入了一个非正常的心理状态, 竟感到“女人的血之奇丽”, 竟从“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中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 竟想到那被乌鸦啄食的潘巧云的心脏“一定是很美味的”, 这是怎样的一种怪诞可怖的扭曲的性心理啊。

施蛰存说, 《阿褴公主》“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 在《阿褴公主》中, 人物的心理冲突较于前三篇要平缓一些, 英雄段功的威武勇猛不再是叙述的重点, 作品中突出表现的是段功思想中“报仇”和“恋爱”的冲突。段功并不能忘怀“段氏祖先的血和耻辱”, 同时又放不下“阿褴公主的温馨的肉体的怀抱”, 最终, 认为“恋爱更甚”的段功死在了丞相驴儿的埋伏之中。

二

施蛰存对于人民群像以及个体的塑造, 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英雄的式微”。人民对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虔诚的信奉与英雄自身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相互对比, 衬托出英雄形象的世俗性和真实性, 其中具有很强反讽的意味;而那些对英雄提出反对意见或是表示出轻蔑的人民形象更是直接地表现出英雄地位的动摇, 其中不仅涵盖了作者对于复杂人性的思考, 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承袭了五四以来的先进思想, 昭示着人民意识以及平等意识的觉醒。

这种人民形象的塑造在《鸠摩罗什》和《将军的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鸠摩罗什》中, 在去往秦国的途中, 凉州小吏感受到鸠摩罗什和其妻子的悲哀, 自称是“庸俗的凡人”, 并认为“智慧的国师”是“圣洁和崇高”的, 是“不会错的”, 凉州小吏对于鸠摩罗什的无条件的信奉与鸠摩罗什内心所做的关于情欲与佛道的挣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英雄的神圣不再, 内心怀着对于男女情爱的渴望, “最最卑下的凡人”却还受着人民虔诚的信仰, 这种对于英雄的迷信显得无比可笑, 同时也发人深省。作品中带鸠摩罗什去孟娇娘住所的禁卫军说:“恐怕就是国师那样的人也要返给她感化了去呢。”“回去的路你还认得吗?”禁卫军的话里显然带着嘲讽的意味, 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本来面目, 即使是参禅入定的大智鸠摩罗什, 也无法逃避人性本我中的对于情欲的渴望, 而事实上, 鸠摩罗什也确实迷失在孟娇娘的笑声中“完全不能支持了”。作品结尾处敢于大胆地狎妓的僧人, 更是公然地挑战英雄的威严, 他们“讽刺地发着鼻音笑起来”, 他们代表了广大的群众要求与英雄享有同等的待遇, 争取使自身的性欲得到满足的权力, 虽然最后还是被鸠摩罗什的“功德”说服, 但在他们的反问和诘难之下, 曾经的英雄已经落到要用江湖术士的雕虫小技来稳固自己地位的尴尬境地, 这是英雄的悲剧, 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场人民的胜利。

《将军的头》中的人民群像和个体的塑造同样值得注意, 作品中特别对大汉士兵们的心理进行细致的描写, 他们将威名远震的花将军看成是“胜利的保障”, 他们一心想要败退吐蕃, 携掠些宝物和女人, 只等着升官发财。而边境镇上的武士也同样勇猛英武, 他们以为成都来的花惊定将军可以援助他们征讨吐蕃, 他们满怀着胜利的希望。与两队武士所思所想形成对比的是花惊定内心的矛盾, 他深陷在种族的冲突中不能自拔, 他对于战争的“游移的态度”, 让武士们“顿然间失掉了希望”, 英雄的光辉在一开始就被镇上的武士的勇武所掩盖, 这似乎也预示了英雄的地位最终被广大人民所取代。而那个被刑的骑兵更是对英雄的强烈的讽刺, 他那个悬挂在树上的首级所发出的“嘲讽似的狞笑”也可以视作是对英雄的挑战, 如果因为对少女怀有原始的欲望就该被砍去首级的话, 那么那个众人眼中的英雄是不是也该被砍去头颅呢?最后, 英雄终于沉沦在爱欲之中, 忘却了国家、种族和责任, 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想要投入心爱的少女的怀抱, 于是他平等地奉行了自己所定下的规矩, 失掉了头颅, 倒在了少女的面前。自此, 英雄不再有特权, 人人都必须平等的遵守规则。

三

施蛰存历史小说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 同样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英雄地位的下降,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男权的式微[3], 同时也是作者对于女性心理、命运的关注, 反应了作者平等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中国传统历史题材的作品中, 女性往往是从属于男性的配角, 她们不具备自主的思想和能力, 她们依附于男性英雄, 充当男性之间的润滑剂, 她们生活在男性的威严之下, 没有发声的权力, 甚至还被塑造为奸淫、不洁的象征。随着西方先进的思想的不断传入, 男女平等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 施蛰存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作品, 自觉地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 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有独特的建树。施蛰存历史小说中女性都美艳动人, 对于英雄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甚至常常让英雄感到畏惧, 她们有自己独立的意识, 对于自己所追求的事物有清醒的认识。在施蛰存的笔下, 女性不再惧怕男性, 她们表现出了不同于历史原型的独特的人格魅力, 比起那些英雄, 更显得光彩照人。

《鸠摩罗什》中的表妹, 她“美妙庄严”, 善良慈惠, 她因为怕毁坏了丈夫的功德而整日悲哀叹息, 最终染上了急病, 也正是对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女性的爱恋, 使神一样的英雄鸠摩罗什变为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无法脱离爱欲的人。孟娇娘虽是一个娼妓, 但她的大胆热烈、坦坦荡荡与鸠摩罗什的烦躁、震颤相对比, 更显出了“英雄”的猥琐和伪善。在孟娇娘面前, 鸠摩罗什的畏惧和挣扎, 以及最后那个因被表妹亲吻过而没有焦朽的舌头, 正显示了原始欲望和女性的胜利。

《将军的头》中的边疆黑衣少女更是在第一眼的时候就引起了英雄花惊定全身的震动, 少女的出现引起了花惊定性意识的觉醒, 他第一次陷于对于爱欲的执念里。与花惊定的矛盾挣扎不同, 边疆少女所表现出的是睿智和淡然,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爱情和婚姻是怎么样的, 所以当听到花惊定有意的试探时, 她竟没有半点的迟疑, 大胆地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这种清醒的独立意识带有明显的现代性, 是施蛰存现代女性意识的反应。作品结尾处, 少女看到无头将军的时候, 将无头将军错认成吐蕃人, 她并没有表现出害怕, 怀着对敌人的痛恨冷漠地嘲笑了起来。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 被砍去了头颅都没有让英雄倒下, 反而是少女漠然的态度让英雄倒了下来, 流出了眼泪。女性不再是英雄的附庸, 而成为了决定英雄命运的关键, 这不得不说是作者从现代角度重读历史, 有意识地增强女性力量、提升女性地位。

《石秀》中的潘巧云淫邪放荡, 还是勾栏出身。不同于《水浒传》中的设定, 潘巧云不再是为了衬托英雄的侠肝义胆而出现的, 在施蛰存的笔下, 她一跃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 串联起小说中所有的男性形象, 她将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无论是杨雄, 石秀, 还是裴如海, 都无法抵挡她的诱惑, 男人们的命运也都由潘巧云所牵引:裴如海因她而死, 杨雄被石秀利用, 而我们的大英雄石秀则因她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性变态患者。诚然, 潘巧云的行为是有违道德的, 但是反观那个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又高尚到哪里去呢?到最后, 石秀要通过碎尸才能得到快慰, 两位“英雄”在荒凉的山顶对立, “英雄”非但没能赢得胜利, 还沉沦在对于女性的爱欲里终身都无法自拔了。在潘巧云放浪的行为之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为了满足自身欲望而做的努力, 她敢于追求自己心仪的男性, 其身上所闪现的现代女性独立、执着的光芒不容忽视。

《阿褴公主》中的英雄段功早早地死在了情敌的暗算之中, 与段功的挣扎、徘徊、犹豫不决不同, 阿褴公主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的立场, 她一心想要保护自己的爱人, “什么种族!什么父亲!什么丞相!这些都是仇人了。”这种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恐怕连英雄们也要自叹不如了。在作品中, 英雄的神话被打破, 柔弱的女性成为了历史的焦点, 作者从女性的角度重新叙述历史, 将女性放在了与男性对等的位置, 歌颂了女性的崇高和神圣。

施蛰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运用西方心理分析的手法, 以现代角度重叙历史, 深度解析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促使人重新发掘、阐释人类和社会的本质。在施蛰存历史小说中所闪现的人民意识、平等意识, 以及作者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同样值得注意。虽然, 施蛰存在过度运用西方心理分析法解读人性方面略有偏颇, 但是其对于中国文坛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仍是不可磨灭的。

摘要：施蛰存通过对“英雄”自身心理的剖析、对人民群像或个体的塑造以及处于“英雄”对立面的女性形象的刻画, 使曾经的英雄走下了神坛, 他们深陷在对性欲的苦闷和对女性的崇拜之中不能自拔, 从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施蛰存人民意识、平等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于女性心理、命运的关注。本文以《将军的头》小说集为例探析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

篇4：施蛰存的器量

施蛰存的器量，首在其对鲁迅的作品有担当，有器识。1933年2月，鲁迅署名“丰之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被两家杂志拒刊，最后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是一篇悼念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两年前，这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龙华，但沪上媒体三缄其口，不敢披露这件屠杀革命作家的大黑幕。而接稿的施蛰存，甘冒风险，在书局老板张静庐的支持下，把它编入《现代》杂志该年第二卷第六期。鲁迅这篇控诉军阀罪恶的杂文，得以昭布天下。施蛰存后来回忆说，编发此文的动机，“主要是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不仅如此，施蛰存还在同期的《现代文艺画报》上配发专版，刊出柔石的照片、手迹，并加上一张“最近之鲁迅”的照片。可以说，为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并扩大其影响，他真是两肋插刀，竭尽所能！由这件事看，施蛰存对于鲁迅杂文、当时的“革命文学”，是苦劳、功劳兼而有之的。

谈施蛰存的器量，又不可不谈及他与鲁迅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战。其中曲直，见仁见智，这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颇为常见。以施蛰存的态度论，他从来没有把鲁迅视若仇寇。没错，他有些“闹意气”，他也曾对鲁迅“打了几拳”；但不管论战有多激烈，第一，他对鲁迅，“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第二，他又对开罪于鲁迅存有歉疚之心。如其当时所告白的，“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1956年10月，鲁迅迁葬虹口公园。施蛰存参加鲁迅之墓落成仪式，还写诗遣怀，其诗序云：“余早岁与鲁迅先生偶有龃龉，竟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各别……秉毅持刚，公或不遗于睚眦；知人论世，余岂敢徇于私曲？三复逡巡，遂怆恨而献吊去。”抛却恩恩怨怨，不胜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但遗憾归遗憾，施蛰存对鲁迅杂文的见解与批评，一以贯之，从未改变。他自称“固执得很”，“三十年代的有些观点与九十年代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施蛰存说：“鲁迅先生批评我，我也能批评他。”这就逸出论争本身，上升为人的自由批评的权利问题了。批评有对错深浅，但自由批评的权利不可剥夺。其中，也包括了错误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论谈器量，得有自由、平等的前提，否则，即与机变权术没两样。施蛰存不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尊神”膜拜，而平视鲁迅，平权争论，并批评鲁迅杂文。他的“固执”其实是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固守，是他执著于理性的独立精神。而拥有这样的固守与执著，才能形成海纳百川的大器量。 生前争讼、劳作不息的施蛰存，愿你在天堂与鲁迅再碰面的时候，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我担忧，以这两位老先生的脾性，说不定又会凌霄起风波。

篇5：浅谈海派作家施蛰存

作者生平简介：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後，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後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後，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主要著述

短篇小说集

《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

散文集

《灯下集》—《待旦录》

编译作品

《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劫後英雄》—《妇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外国文人日记抄》

学术著作

《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北山集古录》—《水经注碑录》

他的第一个短篇集《上元灯》，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用怀旧情绪来表达男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出版后获得好评。1932年主编《现代》，以写作《鸠摩罗什》

为契机，之后有意的运用精神分析学来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遂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部分合流。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在30年代堪称独步。历史题材故事新编在前，如《将军的头》、《石秀》、《李师师》等，用精神分析来重新解释历史人物和事件。《梅雨之夕》、《狮子座流雨》、《春阳》这些篇什，心理分析更从尘封的故纸堆之深入到现在都市，深入到女性的世界中去。应当说，在现代环境下的男女发生地矛盾，是更适于窥视人性的经久不息的涌动层面的。有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就这样成了施蛰存小说的母题。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收入《梅雨之夕》集、《善品女人行品》集。这种文学主要推行到市民群中去，势必要以新奇的趣味来取胜，所以，她的小说又不断改变手法，尝试新技巧，显得十分的不安分。他写潜意识，写出了《夜叉》，写出了《魔道》受爱伦坡的影响写了《凶灾》，类似一种心理探秘，自己也跌进了“魔道”吃了一惊，很快开始转向。她的《小珍集》里的一些优秀之作，就显示了某种回归写实、探索心里现实的新路径。

作为一个海派都市小说家，施蛰存还有一点，即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他栖身于上海，但松江有老屋存焉，这是他的文学“后院”。她的早期小说有赖于对江南小镇的回溯，已经显出她与穆时英、刘呐鸥的相异。后来的心理分析小说脱去模仿的痕迹，成熟的代表作一律是乡镇进入城市的那种文化碰撞结构。《春阳》写旧式婚姻牺牲了青春的中年乡镇富婆，在春天的阳光和商业大都会气息的诱发下，萌动的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性爱心理。一个弗洛伊德心理小说的框架，却把社会变迁隐约地包含在人物心理变迁之内，其他如《雾》、《鸥》等，也是同样的结构。到他写集外的《黄心大师》等作品，乡村的和民间的影响，便再一次的浮现出来。可以说，施蛰存的城乡统有的“情结”，贯穿了他的文学的全程，并保证她的创作拥有一贯的气息。踏实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之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时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这是公允的说法。

篇6：施蛰存的诗

摘要：施蛰存的小说创作融汇了中西文学的传统，不仅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质。本文试从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以及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施蛰存 小说 传统文化 汲取 反叛 制约

施蛰存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在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上鲜明地呈现出了有别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特点。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充分挖掘人物的潜意识，成功地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心理分析小说，而且其小说也明显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印记，无论是表现都市快节奏生活下分裂的人格，还是回望乡镇惆怅忧伤的往昔，或者是审视遥远历史人物内心的苦闷，都表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汲取

施蛰存小说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创作时所带有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与其早年的乡镇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密不可分。施蛰存原籍浙江杭州，幼年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时又迁居松江，中学时学作旧体诗，取法黄庭坚，后来转而学唐诗时又喜欢李贺、李商隐。早年乡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古典文学素养的积累对他后来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则是创作方法上始终注意传统的写实手法的运用，注意抒情写意，重视含蓄之美的表现，有时流露出感伤与怀旧的乡土情结，在含蓄优美的语言中传达出诗意的美，这也是其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早期的小说集《上元灯》。这里面的作品大多是对苏州古城和松江小镇早年生活的怀旧和感伤。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大多在一个追忆性的叙事结构中，纳入诸多怀旧感伤的情绪，小说常常在追忆中开始，又在惆怅中结束，而整篇小说则在意境的营造或意象的选取等方面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短篇小说《扇》，文中所描绘的清丽的月色，静穆的花圃中的蛙鸣虫噪，以及少女珍官小小的倩影，无一不具有传统文化美的印迹，而一对少年男女在花前月下以团扇追扑流萤的意境，更是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牧的《秋夕》。再如《上元灯》也描写了少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他们把仿北宋南院画本画起来的上元灯当做爱情的信物，柔婉含蓄地表达爱情，荡漾着古时文人幽远的惆怅和浓重的怀旧情调。

除了早期的作品之外，施蛰存在后来的表现心理分析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梅雨之夕》一篇，主人公由偶遇的少女、初恋的情人和现实中的妻子这三个女子联想到“担簦亲送绮罗人”的诗句和日本画伯铃木春信的一帧题名叫“夜雨宫谐美人图”的画;《魔道》中的主人公看见村姑洗衣，浮现在脑中的则是“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的古谣句;《将军底头》开篇即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的汲取贯穿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始终，在早期的感伤与怀旧的作品和后来具有明显现代色彩的作品中均能寻找到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二、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施蛰存在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和汲取的同时，也热衷于在创作中另辟蹊径，引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理论，用精神分析学说剖析人的行为，还神和英雄以人的本来面目，这种对传统创作手法的颠覆和在创作中打破传统历史定论的理念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首先是对传统手法的颠覆。施蛰存曾有过这样的自述：“二十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连出版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集子，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①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新兴的创作方法，本是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施蛰存却说将其纳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这无疑是创作手法上的颠覆。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这两部小说集，确实是施蛰存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施蛰存成功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联想、虚构、象征、荒诞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着重揭示主人公性欲与文明相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与精神分裂。

除了创作手法之外，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还表现在打破几千年来传统历史的定论，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神和英雄化为凡人，还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如《李师师》一篇，历史传说中的宋代名妓李师师本也是才貌双全、孤傲高洁的女子，然而到了施蛰存笔下，李师师则成为一个充满着底层人的俗气和世故的妓女，看到“痴呆地沉睡着，打着雷针般的鼾声，嘴角边淌着好色的涎沫”的巨商赵乙，她本是觉得“铜臭熏人欲呕”，“即使那样的豪富，一个市侩总无论如何是个市侩”，满是对市侩的不屑和鄙薄。可是当得知这个嫖客赵乙原来竟是当今天子之后，其态度马上由先前的厌恶变为曲意逢迎，甚至做上了被娶进宫的美梦了。另外，在《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石秀》等小说中，施蛰存也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和伟大，揭示了他们掩饰在光鲜外表下不光彩的内心世界，还原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关于这些作品的论述颇丰，这里不再赘述。

三、施蛰存小说创作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施蛰存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表现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汲取与反叛之外，还表现为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说汲取和反叛均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种制约则是被动的了。这种制约可以理解为施蛰存对传统文化的汲取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这种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的情况主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些形象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魔道》一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我”在去朋友陈君的寓所度假过程中看到黑衣老妇后一系列奇怪而诡秘的遭遇，在这一连串的遭遇中，“我”的荒诞恐怖的怪异心理其实都是都市人内心焦虑的外化。尤其是在主人公幻想自己与陈夫人“已经在接吻”的时候，脑海里立马闪现出“我犯了罪，会得到天刑吧，也许我立刻会死了的”的念头，这便表现了主人公这一形象被中国封建传统束缚而不能自拔。另外，正如施蛰存自己所说，《将军底头》所表现的是种族和爱的冲突，《鸠摩罗什》所表现的是道德和爱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正是作品中人物形象内心原始本能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力图冲破束缚的结果。

除了上述一些作品之外，这种受传统文化制约的人物在《善女人行品》这个集子里表现的更加彻底。“善女人”中的“善”字有着深刻的含义，“善女人”指的就是安分守己、严守三从四德、遵从传统道德的女性。作品中表现的善女人，她们在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下，不仅神态举止都严守规矩，长期以来的束缚甚至使她们最原始本真的欲望都变为收敛和力求适度的了。《周夫人》中年轻寡居的周夫人，常年谨守妇道，压抑自己的情欲，虽然内心的欲望因见了一个相貌颇似亡夫的12岁男孩而被诱发，甚至出现变形，表现出恋童的倾向，但是这种爱恋也仅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绝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越轨行为。又如《雾》这一篇，素贞小姐虽然对异性充满憧憬，但当她得知这个男子是个电影演员时，却骂他是一个“下贱的戏子”，通过对素贞小姐的心理分析，以及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这种封建守旧思想深入骨髓的情况可见一斑。再如《春阳》里面的婵阿姨，在未婚夫死后，竟然抱着牌位与“丈夫”结了婚，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三千亩田的合法继承权。婚后面对族人对财产的虎视眈眈却依然吝啬度日，以为“既然牺牲了毕生的幸福以获得了此产业，那么惟有刻意保持着这产业，才比较的是实惠的”。在上海的街头上行走时虽然有“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也曾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和自己挽手并肩走在和暖的太阳下，让她觉得通身的轻快，但当看到令自己心动的银行职员开口叫自己太太并只同她谈存款业务，却以“密司”来称呼另一个艳装女郎时，立刻感到一阵冷，随即坐车回昆山准备依旧去过孤苦吝啬的生活了。这位与丈夫的排位结婚甘愿去过没有真正幸福的生活的婵阿姨，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给自己戴上了一副黄金的枷锁。七巧即便在不幸婚姻的折磨下心理扭曲变形，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幸福，却也曾有试图与季泽亲近的勇气，而婵阿姨则怕是要在自己的金牢笼中孤苦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了。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方面又将触角向外伸展，实现了对中西文学传统的融汇。正如杨义所言，“施蛰存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较深，他从江南带书香味的城镇走出来，站在现代大都会的边缘，窥探着分裂的人格，怪诞中不失安详，在中外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相对的平衡。”②也有学者对其创作流变过程进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划分，他后期出版的《小珍集》，“已经从现代主义又较多地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了”。③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不无关系。应该说施蛰存是较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并付诸实践的一个作家，他不仅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积极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创作特色与文化品格，体现了立足传统、兼容并包的现代性视野与开放的文化姿态，开辟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特色的文学艺术之路，其小说作品和这些作品中洋溢的创作个性都将散发出持久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P647

③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P134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世纪文学六十家·施蛰存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8)

[4] 徐敏.都市边缘的乡土回望——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特征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5] 李夏.浅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 安徽文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