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条命观后感

2022-06-20

第一篇：73九条命观后感

《九条命》观后感：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童话故事

电影《九条命》讲述的是一位忙碌的老爸汤姆无暇顾及家事，在女儿生日前夕依旧沉溺于代表自身“垂史形象”的大楼设计。谁知，和副手马克的交手，却让他命丧黄泉。可没料想，自己却经猫语者的魔法，同自己最讨厌的物种———猫做了躯体交换。于是，汤姆在厌恶与狂躁中希求家人将自己“救出”，却在回归“本体”的路上学会了陪伴与容忍。

说本部电影是一部童话故事，不仅源于汤姆同毛毛裤先生(猫的名字)交换躯体---仅有童话魔法中才能实现，就连电影中的人物设计也如同童话故事般拥有套路。

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和她可爱善解人意的小姑娘，相似于童话中温柔可人的公主形象;而相对应的，反派女角正是汤姆心怀恶意的前妻与伪善的前妻之女，正类似于心怀鬼胎的坏巫婆形象。同样，在男性角色中，除汤姆的个人情感态度拥有转变，为导演塑造的「圆形人物」存在强烈的矛盾张力，其他情节推动者中，也仅存在着绝对的正邪势力。汤姆的儿子大卫象征着纯白的正义力量，他同意图不轨的副手马克(黑暗势力)在公司产权与父亲名誉代表的大楼，这两件要事上不断博弈。而年轻无经验的大卫也在同马克“斗争”的过程中(体现忠奸侍卫)从一位父亲庇翼下成长的小鸟成长为勇敢坚强羽翼丰盈的大雁。

这样的人物刻画，使得在“家庭内”与“事业场”两片土地上均有「扁平化人物」形象的明晰善恶强烈对比，凡此种种正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固设。

再论为何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均源于汤姆生活的物质时代、他的思维习惯及语言语汇，均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此外，电影中家庭内外的矛盾点，亦是现代人常沦陷的日常困境。

文末，我想论述一部电影的大卖离不开译制中的语汇翻译。譬如在汤姆变为猫咪后他与女儿相处时，女儿偶然地玩弄让他说出：“坑爹呢” 一词原英文对应为sadly(too sad或同类词)，意为悲哀的，但在对应情境中这样的翻译配合着滑稽的画面，不禁引导观众捧腹大笑。这些接地气的语汇翻译，让观众在观看时更促进笑点的迸发。

第二篇：日本电影《刑法三十九条》读后感

《刑法第三十九条》观后感

心神丧失人的行为，不罚。心神耗弱人的行为，得减轻其刑。这是日本电影《刑法第三十九条》里的第一句话;而这部电影的故事讲的便是一个人假装精神病以逃脱法律制裁来表达其对39条刑法的质疑和证明法律的漏洞所在。

一部用来保护人权的法律会不会倒头来侵害其他人的人权;当我们用刑法保护了精神病人的人权时，谁来保护那些被精神病人误伤的人的人权?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不能为这个社会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人为的将某种人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视野之外，怎能说这种刑法是科学的呢?为什么会出现本部电影里主人公长达多年的准备策划和学习模仿精神病人，就是因为法律在面对那些被精神病人伤害或杀害的人时，只是简单的以一份精神病人鉴定书来得出犯罪人无罪的结论，本部电影中更是以仅仅六个月的治疗时间便释放了杀害主人公妹妹的精神病人让其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发生在哪一个被害者的家庭，恐怕都会不愿意善罢甘休的吧。同样的，在电影《一级恐惧》里，犯罪人也是借助精神病来装无辜，以逃过刑罚;精神病是唯一一个无法用科学的医学来证明的病例。尽管法律上现在大部分认为患精神病者犯案是不该被判刑而应该送专门病院医治的，但是那些罪过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尽管在一个人体的两个或多个人格还是灵魂中，或许仅仅有一个是有罪的，但是这并不是这个人可以躲过法律惩罚的理由，总该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如果总是会出现正常人假装精神病人来逃脱刑罚，那么到了那一天又该如何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呢?

但是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会保护精神病人的，法律保护人和人权，法律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而精神病人本身就是疾病的受害者，那些在法律规定中不用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有明文规定在发病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所为的，如果法律以正常人的角度来直接定罪的话，对无意识犯罪的精神病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在我们国家，刑法第十八条有明文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正确适用该条规定应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首先是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第二，精神病人犯罪时必须是正处于发病时，第三，完全丧失辨认或者自控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第二款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意味着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应具备前提条件的。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参照刑法

第61条的规定：“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定。”人民法院才能决定是否从轻还是减轻处罚。我国有这样制定的基础就是，按我国刑法，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行为人有责任能力，因此，如果行为人有精神病，则无责任能力，也就不构成犯罪了。从法律角度以及从人权角度出发，刑法的规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对精神病人的一种保护。而且法律中有明文规定是在犯病期间才会不用负刑事责任。但是，第一，是不是精神鉴定就一定是准确可靠的呢，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来寻求保护或是包庇犯罪嫌疑人。第二，对精神病人“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是有一系列问题的。第三，对于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对间歇性精神病人发病时犯罪的处罚，应适用完全丧失辨

认或自控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还是适用部分桑豪斯辨认或自控行为能力精神病人犯罪的刑法处罚条款，刑法总则并未明文规定，目前也尚无具体司法解释。第四，对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处罚时对于犯罪人的丧失辨认或自控行为能力的程度大小是难以把握的。这些都是目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个人以为，对于精神病人犯罪，应该有着明确肯定的刑法规定，毕竟犯罪的精神病人即证明其对社会秩序和他人人身是有着一定的危害性的。除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并有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可以不负刑事责任以外，其他的均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在这里，应该对那些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者有着严格的规定，即有严格保障的看管和医疗;另外就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庭应给与足够的补偿，尽最大程度的努力来保障不再使精神病者有出外害人的事件出现。我国法律对于精神病人的第十八条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应注意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细节问题，给精神病人和受害者足够的法律保护。

第三篇：两条命的严歌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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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命的严歌苓等

作者：张守刚

来源：《视野》2009年第11期

多变若妖。海外作家的疏离冷冽，外交官夫人的优雅，或者有点怪异的老来媚……她几乎生活在传说之中。比任何一个当代女作家，她更能激起读者“索隐”的狂热。《扶桑》里，“简简单单坐着，嗑她的瓜子喝她的茶。那种丰富而不可名状的蕴藏”，像她吧?《寄居者》里，“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也是她吧?“我是个活得很私密的人。”她喜欢虚构，喜欢将真实的自己一笔笔刻在书里。当你一页页翻过她的书，感觉往往如麦芒刺背——锋利或者柔媚，哪一个是她?

那时候我不够红吗?

多年之前，作家麦琪曾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再次听到这话，严歌苓大笑道：

“啊?当时难道我不红吗?我的作品在台湾得了9个奖，而且都是那么大的奖。”

谈笑间，《梅兰芳》、《一个女人的史诗》等最新影视剧的风头，已经湮没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渔》那种小众化的荣光。

已经习惯了严歌苓的改变。这一次，长篇小说《寄居者》让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内。如果剥去了沉重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男女情感关系的角度来说，《寄居者》中的女子寻找真爱的过程像极了一部流行的韩剧。主人公May(玫)，以为自己喜欢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触另一个男人杰克布，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后者是自己的最爱。

这一点上，严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体验都雷同：女人会抵触某种男人，他们或者邋遢不够绅士，或者粗鲁不够文雅。女人自己会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于是，越喜欢，越抵制。在之前的长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妓女的口吻讲述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爱情。

这次，在《寄居者》中，她试图找到一种别样的语调：一位老妇人在回忆很多年前自己策划实施的一起善恶参半的事件。May起初诱惑杰克布的目的，仅仅是想偷到他的护照，帮助自己的犹太人未婚夫彼得逃离将成魔窟的上海。

她个人的形象扑朔迷离，她的写作也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用“华丽转身”形容绝不为过。如果非要寻出她一以贯之的原则，那就是两个字：经济。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图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种精炼。还有，除了自传性很强的《有个女孩叫穗子》，她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来源五花八门。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准之子)的故乡。

私密的另一条命

一直在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决裂。从去美国的1989年开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条命”里。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13年，她最大的收获是“胸襟”。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在杂志上写，严歌苓是多么优雅的女人啊，听到这个，她会有点爽朗地笑出声来，她自称很有军人气质，“粗线条的，不婆婆妈妈，也不细腻”。军队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

“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性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显谨慎，不过她的作品早表达了她的立场。《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肉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兰芳》的陈凯歌为什么把她引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陈凯歌一语点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她的另一条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场不圆满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子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一边刷盘子，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报刊，挣美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赚钱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出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欢的美国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来的乐与痛。

半路出家学来的西方文化，让她没有归宿感。

“基督教文化是强势的，美国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边缘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脱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这几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严歌苓短暂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经缺席了20年的北京。“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叹息说，“要好好补课。”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她的生活是与世隔绝，也享受这种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每两三年，他们都要换一个国家或地区居住。从2006年的9月份到现在，他们一直居住在台湾。“刚去非洲的时候很不适应，适应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须走。”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国居住的伯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美丽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问到任何关于家庭的问题，她都一脸幸福，笑语晏晏。不过，国家不幸诗人幸——美满的家庭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吗?

50岁的严歌苓回答说，写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释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个生活幸福的人，他离开那个世界源于一种敏感。一个人能否写作，看有没有这种敏感。对人家的快乐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在北京，但她很少在北京写作。“北京让人有太多欲望，到处在起高楼，人欲横流。”采访她的那几天，她在北京新买了一套房子，你想像不到她买房子的原因：为自己心爱的一条狗。“之前买的是公寓，不让养大狗，我天天跟做孙子似的，就怕哪一天它被拉走了。”

这时候的她是柔媚的，也是随性的。“我主意貌似很大，但人家说不行，也就算了。”她做人的原则是：不是一定要干什么，没什么都行。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后来写《梅兰芳》的时候，这点她觉得跟自己很像。她是个会“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挺身而出式的金剐怒目，她的锋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但有人问她对年轻人的寄语，她会回答：

“在邻居、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乍一听，这不像那个姿态优雅的严歌苓，你会感受到这个女人的固执与尖锐——那属于她的另一种私密。(孟宇凡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