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精选十篇）
非物质文化 篇1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脉的象征, 是发展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所决定的。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 将“保护”一词定义为:“指采取措施,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从这个定义中, 我们不难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的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而所谓的“生命力”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 只有在保持其传承者传承的背景下, 才能延续并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2)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所决定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区别就在于:非物质文化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者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 是一种“活态”文化。不管是传统节庆日、传统手工技能还是传统艺术表演, 都与个体或者群体的人的活动息息相关。因此, 较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要收集、整理、保存那些物质性载体, 或通过记录等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外, 更重要的是对掌握、表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或形态的人加以有效保护, 使之通过个人、群体和民族之间的传承不断延续。
2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 面临失传的危险。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 我国现代化水平日益挺进的步伐, 四川作为我国西部科技与经济大省, 必然跟随着经济发展的浪潮不断涌进。而产生于农耕文明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环境急剧变化, 其消亡速度不断加快。其中, 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传承人和传承活动的匮乏和乏力。由于受社会和自然等方面原因的局限,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活动生存日益艰难。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传承人普遍“高龄化”, 且大多数都体弱多病;二是由于许多的传统技艺难度高、耗时多、效益低, 很少有人愿意去学, 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大师面临无弟子或者弟子少的尴尬境地, 因而造成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匮乏的窘境。例如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 据四川省文化厅统计显示:四川省收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坏严重, 四川1 100余名国家、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 遇难12人, 受伤105人。这些传承人的遇难, 是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重大损失。再如流行于四川省九寨沟地区的南坪小调, 所会者也都年过半百。作为苗族聚居地的宜宾市兴文县, 大部分苗族青年在现代文明的影响和不断的“汉化”下, 已经不会使用本民族自己的语言, 更有甚者已经忘记本民族的习俗。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投入多、输出少, 市场日益萎缩。当下,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言, 第一个冲击可能就是无孔不入的商业社会。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 每个人都会面临着生存问题。据人民日报载, 上世纪50年代, 我国有戏曲戏剧368个种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减少到了317个, 2005年只剩下267个。其中一半剧种只能业余演出, 有60个剧种没有保存音像资料。据专业人士分析, 造成各戏曲戏剧日益缩减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缺乏。而作为戏曲之一的川剧, 近年来也日益萎靡。由于青年一代对戏曲的冷漠, “变脸”秘笈的外泄, 使得川剧的市场和可赏性面临日益严峻的危机。不少川剧演员甚至因无法靠职业生存而转投他业, 这无疑是川内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一大损失。
(3) 各级政府的过分“关爱”致使川内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保护发生了变异。在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府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没有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但是, 非物质文化及其传承人毕竟生于民间, 发展于民间, 属于我们民间文化而非官方文化。如果处理失衡, 四川省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政府的保护中“夭折”, 这种教训在国外是有先例的。试想一下, 一个由民间操办的传统节日, 随着政府的加入, 便成为了一项政府工程。各级政府官员参与节日, 来宾介绍、领导讲话、嘉宾剪彩等一系列官方行为占据了活动半数时间, 原本作为主人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们转眼成为了一名观众, 这种做法使得传统民俗变成一种官俗, 我们还能说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3 加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的对策建议
延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各地区人民优秀历史文化融合而成的产物, 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今正在以不容忽视的速度加速衰落, 面临着灭绝的危机,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从各个方面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传承人的保护、文化生态区的保护等, 其中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实践证明, 要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现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就有必要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头作用, 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应该从政府和民间着手, 双管齐下, 这样才能做好川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
3.1 政府方面
(1) 政府要有的放矢, 防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变异成“溺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 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作为政府, 至多是宏观调控者。而目前我省大部分地方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定性为政府工程, 采取深挖猛抓的办法, 在各种传统民间活动中领导人员大量参与, 导致本应该为活动主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者、传承者们成为看客。这样不但不利于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者、传承者的积极性, 而且还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发生了变质。政府要适时适当地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 并且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致力于非遗的保护队伍当中去。
(2) 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 优化其传承空间和传承条件。在现代社会, 受文化环境整体改变的影响,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者、传承人, 他们虽然大部分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 但我们应该以新的时代高度进行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主的遗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我们应该以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 肯定他们对我省乃至我国的非遗文化作出的贡献。政府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观调控者, 可以制定一套完善的奖励政策, 给非遗文化传承人们量身定价。比如给杰出民间工艺传承人授予“大师”之类的称号, 一方面这是对其个人才艺的肯定;另一方面, 他们也可以借称号之名, 将自己的作品、才艺展示给广大民众, 解决衣食之源的同时,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非物质文化, 招收更多的门徒作为其传承人。
(3) 政府应该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供必要的、定期的生活保障。四川虽然是西部经济大省, 但是仍然有许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很多经济欠佳地区的传承人拥有超常的技艺。但是由于受到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 他们技艺并不能带给其经济收入, 因而造成了许多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成为了物质生活的匮乏者。更有甚者, 一些传承人因生活压力所迫不得不放弃非遗文化的传承任务。因此, 对于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来说, 政府有必要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 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得以保障, 以便于帮助传承人安心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3.2 民间方面
(1) 民众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间, 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其传承人都是产生于广大的民众中, 广大人民群众有义务了解四川乃至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财产, 因此,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了解和学习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社会更应该为广大青少年了解和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便捷, 这样才不会使非物质文化在青少年中淡漠, 为我省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储备候选人。
(2) 传承人要有自觉传承的意识, 公开宣传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今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 我们从该法律中不难体会到传承人的责任。被确定为传承人或者团体并享有国家法律、政策保护, 包括财政支持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担负起保护和传承自己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因此, 四川广大传承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精神下, 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担负了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双重责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个传承人的历史使命。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实现文化的传承, 而重视传承人的保护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诉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是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成败与否的关键。我们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 延续非物质文化的“原生态”性, 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
参考文献
[1]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 2007, (7) .
[2]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 2006, (3) .
[3]佟玉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制度建设[J].文化学刊, 2011, (1) .
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2
兴趣往往是最好的老师，通过非遗文化进校园，最大的效果就在于开启学子们的兴趣点。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每个阶段的学生都有着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求，而非遗文化的传递，如何培植兴趣才是重点。贵州省的例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作为多民族的省份，非遗文化的资源也极其丰富，让这些文化资源走进校园，成为孩子们的必须课，不仅丰富学生们的文化修养，更为非遗文化传承带来新契机。学校是一个重要载体，学生们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应该与现实结合，懂得呵护民族文化的传统，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贡献力量。
在非遗传承的链条上，人才辈出是最理想状态。对很多非遗项目，往往面临着“人走技失”的困局。而打破这个困局，关键问题在于完善人才培育机制，让非遗的传承能够源远流长，能够有不同时代的“手艺人”代代相传。而通过非遗文化进校园的形式，对于小学和中学阶段来说，只是启发学生的兴趣，让其懂得非遗的文化价值，而对于高校来说，就需要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育上努力。目前，高校可以从开设非遗选修课上作为突破口，再进一步设置非遗必修课，从而在高校中能够培养合格的人才，为非遗传承续上薪火。
文化遗传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蕴含着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传承文化遗传就是保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推进“非遗”进校园是至关重要的，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其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非遗”进校园大有可为。
开设“非遗”校本课程是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作为学校，完全可以制作符合本校校情和地方文化特色制定内容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领略本土“非遗”文化遗传的独特魅力不仅有利于学生加深对本土“非遗”文化的理解，更有利于本土“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比如，开展方言课，让学生更深层次地了解我们的语言文化，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比如，引导传统戏曲进校园，让学生感受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诸如此类，都是有效传承本土“非遗”文化的重要手段。
立足本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活动。作为学校，可与文化单位建立对口的教育实践基地，通过开展文化夏令营的方式带领学生深入开展文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环境中感受本土“非遗”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创设环境，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文化环境熏陶。学校可充分利用橱窗、板报、广播节目、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开展本土“非遗”文化教育，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与本土文化面对面，让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学生心中。
本土“非遗”进校园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学校要做有心人，要做用心人，真正搭建平台，让文化传承大优可为。
本次活动联合了县文化馆在教学楼大厅特设了五个方阵，依次是变脸馆，越剧馆，剪纸馆，布袋戏馆，提线木偶戏馆，每个方阵分别由民间艺术大师张永新、邢玲娟与柯秀容、金素清、郑运德、许正桃坐镇。民间艺术独特的魅力，大师精彩绝伦的表演，吸引了大批的幼儿及家长驻足观看，大家纷纷送上了热烈的掌声，与此同时每个班级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游戏活动，幼儿与家长都积极参与其
中。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机关幼儿园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孩子们在民间艺术家的魅力中，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体验到了民间文化的独特之处，萌发了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感。展望未来的一切，我们更加珍惜美好的六月，让游戏点亮幼儿快乐的童年！
当然，通过非遗文化进校园实现非遗传承，更需要有创新的理念。而学校，尤其是高校往往是创新高地，通过“头脑风暴”等方式，人们能够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也能够激发创新的灵感，从而换取非遗传承新的形式。可以说，在非遗传承上，我们需要不断创新载体和形式，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共同呵护非遗的传承。非遗文化进校园，可行且有新的启示。同时，非遗文化也可以走进社区，走进更为基层的地方，让非遗的未来传承更为广阔。（苏彦）
“教训子女，宜在幼时，先入为主，终身不移”。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校是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如何让传统文化精髓与教育教学工作实实在在地融为一体？各地纷纷从改革教材、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以及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等方面入手，让孩子们能够真正地接受优秀传统文化，领悟“传统之美”。
让孩子从小学习传统文化，教材是基础。当下许多城市推陈出新，编写适合适龄儿童阅读的教材，将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引入教材，使阅读过程既有教育性又有可读性。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除了注重教材革新外，教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来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形式上，非物质文化因其新颖、有趣，容易被儿童接受，成为许多地区推广传统文化的范本。全国中小学校纷纷邀请大师名家走进校园，与孩子们一起互动，为幼小的心灵种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等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的保护教学基地，真正做到了非遗项目保护从娃娃抓起，加强了学生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使珍贵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淄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郝萱琳在傅山小学传授剪纸技艺，培养孩子们的艺术素养和兴趣爱好，推动剪纸艺术的传承。苇编老艺人给孩子们传授技艺。
除了古文经典，中秋、重阳、清明、春节等文化传统节日及习俗，传统戏曲戏剧，传统礼仪，等等，都是目前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短板”。
学校如何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就是增加古文比例？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走进课堂？传统文化教育还有哪些误区？这些问题的确引人深思。
学习传统文化关键在于“领悟”，把传统文化当作生活中的智慧与美，而不是一种“古书”、“落伍”或“久远”。对于，孩子们而言，千万不要小看小孩子们的“鉴赏力”，如今的孩子，既然能“三岁读诗”，更能在小小年纪领悟“传统之美”。而孩子天生对文化美的鉴赏力，需要家长、学校、老师、社会形成一个呵护“传统美”的氛围，这样，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就会对“传统文化之美”有一个内心的意愿和感受。
传统文化“近生活”，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最重要的是“文化自信”，这是民族文化之魂，自信才有美丽，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之中，传统文化自身的魅力一定要通过“必要的形式”去展示和发扬，但一定不能“就形而形式”、“重形式而轻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3
今年2月初，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示，被称为地上“文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次系统地纳入国家保护计划。
6月6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诞生，从今年开始，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均被命名为“中国文化遗产日”。
中国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正在倾注越来越高的热情，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前景是“希望与忧虑并存”。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它在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
长年致力于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冯骥才曾在不同场合指出：“记录于传承民族文化，文字、摄影、摄像，一个都不能少！“
拿起你手中的相机、DV，行动起来，有可能你拍摄的一次民俗就是它在历史上发生的最后一次！
民间文化抢救者
2002年7月底，我第一次赴津采访冯骥才先生。在他充盈着彩绘樟木箱子、晋地宅院木门、雕花门窗、陶器、剪纸、年画、算盘、烛台、匾额等大大小小民间文物的工作室里，听他描绘即将要进行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在那一年的政协会议上，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发言“抢救民间文化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在这一年的年底，工程就开始启动了。采访中，冯骥才先生对这个工程充满了信心，他说，他们的口号是“一网打尽”。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对960万平方公里、2000多个县、56个民族进行地毯式搜索。冯骥才比喻中国像个大贵族,这个贵族不知家底多大,他愿意成为清理家底的账房先生,以让国家心中有数。
当谈到民间文化整理手段时,冯骥才说运用三种手段:文字、摄影、录像。这三者缺一不可。他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尤其是摄影师。当时若不是我有孕在身，真的要报名去参加作一名志愿者。
后来，我休产假去了，而这次采访的稿子却流产了。但是，对于冯老的这项工程，我却是一直在关注着。即使在我拿着DC与DV忙着给孩子大量拍摄的时候，也会想起冯老对影像记录功能的解读：“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抓住一些可以依傍的可以挽住的东西。就像大人给满月的孩子录像，是希望将来孩子能看到自己的童年，不希望他（她）的生命随着时光就过去了，最后连自己的存在都找不到了。”没能亲身参与“抢救工程”，对民间文化心存热爱使我成了这个工程最热切地观望者。
4年过去了，儿子已经3岁多了，对那次没有结果的访谈，我心里总有歉疚之意。一直计划着什么时候再去拜访冯老。当年计划用10年的时间完成的工程也已经接近一半。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冯老再次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2006年8月4日，阴。我们驱车从北京赶往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参观了充满人文气息和灵动韵味的研究院大楼后，我们坐下来，对冯老进行了一次关于DV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
没有过多的寒暄，冯老开门见山地将访谈引入正题。“近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变化非常快，但在文化上我们损失的东西太多了。城市在迅速地改变，环境的记忆在消失，沉甸甸的城市的生命在迅速地变成彼此相像的、浅薄化的东西。同时，民间千千万万个村落转瞬即逝，而我们文化的根就在这里面。这种损失是伤筋动骨的，但是人们并没有感觉，人们很高兴生活的变化，因为我们贫穷的时间太久了。中国变化的过程是一个物质化、商业化的过程，人们的注意力、兴趣点和欲望都在物质世界里，不会关注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世界的损失，但是等我们看到文化的损失时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因为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是困难的。”
“我曾对民俗学家们说：‘你们在书桌上搞的民俗学的对象已经快消失了。’我们必须回过身来，守望我们的根，守护我们的家园。于是我提出，必须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地毯式的、不留死角的、不留遗憾的普查——登记、整理、存录，然后保护、弘扬。我的想法就是让全社会的注意力关注到这个点上来。除了文字性的描述、图片摄影，录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录手段——因为我们做的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区别在哪儿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录像的方式来记录呢？
“首先，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物质本身，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是传承人。比如民间音乐的载体是歌手，民间舞蹈的载体是舞者，民俗的载体是民俗主持人，如果人没有了，我们的文化就消失了。”
说到这儿，冯老讲了一个故事。在中国民协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一次田野调查中，人们发现了垄东地区的一位老太太，她会的民歌又多又好，于是学者们回来后提出申请一台摄像机。半年后审批通过了，学者们带着设备回到了垄东，却被老人的闺女告知，三、四个月前，老人已经故去了。“我妈在故去之前说了一句话：那些人怎么还不来啊！”
是啊，这样的故事也许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记得在一篇关于陕北剪花娘子的文章中我看到过这样的话：“村子里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意味着一座民间图书馆的消失。”
DV机很多人都有，但是用它来为一位民间艺术家和他（她）的艺术存录，这样的事，又有多少人去做呢？举起DV机总是容易的。
“另一个需要录像来存录的原因是，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冯老继续说，“比如民间的戏剧、舞蹈、音乐，就必须要用摄像来记录它的全过程。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做到先存录它。这样才能让后代人知道，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有多少样式，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我们存录多少，后代人知道多少。如果我们把博大精深变成了有限传递给后人，每代人的传递都递减，中华民族的文化就越来越少，越来越浅薄。”
“要想完整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用录像的方法。”冯老举例说，“比如年画。我们以为印好的年画就是我们民间文化，其实它只是载体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印制年画的过程和技艺，这些技艺是口传心授的、是婆领媳做的。”
冯老起身拿来了他们制作的杨家铺子年画集给我们展示。这是一个极其精致的木盒，盒盖就是一幅老虎年画的模版，打开盒子，里面是厚厚的一本书和一张光盘。冯老告诉我们盘里的录像就是对这种原生态民间艺术过程的记录：“连卖年画时唱的歌都有。”翻开印制精美的书籍，冯老详细地给我们讲解着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年画按题材和体裁的分类、张贴的位置和尺寸以及起到的作用、制作的习俗和过程、工具和材料、关于年画的传说、画店和艺人的历史、历史上的销售情况等等。“这些在光盘中都有影像资料。”
“杨家铺子仅仅是一个年画产地，还有很多其他的年画产地，还有很多其他民间美术种类，比如剪纸等等。”冯老又细心地为我们依次展示。看着一张张详细的制作流程图、一幅幅精美的作品照片，一段段细致的图解和文字，在震惊的同时，一种深深的感动涌上我的心头——在这样一个时代，还有这样一些人，做着这样的事。在精良的印制和精美的装帧背后，我看到的是制作者的耐心、信念和严谨的态度，看到了一种守望民间文化的责任感。
合上画册，冯老感慨地说：“很多原生态的东西都在改变，有可能你拍摄的一次民俗就是它在历史上发生的最后一次。我们要多留东西，多留本真的东西。”
我不禁想起在1994年，有600年历史的天津老城开始拆迁时，在天津土生土长的冯骥才自费组织起一个摄影队和一批专家进行记录。提起这件事，冯老仍然十分动情：“可能是受作家思维影响吧，作家的思维总希望留住一些东西，对生活有一种珍惜、惋惜。我出生、生长在这个城市，当它要拆掉的时候，我很动感情，前后花了80多万，请了各方面的专家一大批人，把老城跑了多少遍，一条街一条街地拍了三万多张照片，还拍了一些录像。我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必须让后代人知道当时天津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代人的生命和创造，我们不能让它们消失了，这就像我们留下姥姥奶奶的照片一样。”
冯老又给我们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在唐山大地震中，我的房子全烂了，全家差点被埋了，我是把孩子放在肚子底下，掏了一个洞爬出来的，地震以后下了大雨，还有余震，谁也不敢进去。但是我爬进去了，用借的一个相机，把地震后的场景全部记录下来了，还爬到对面一个危楼顶上拍摄了我房子的远景。我在文章中写，人生有些日子是应该留住的。对一个民族来讲，文化也是应该留住的。”
在随后的采访中，冯老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瞬间变为永恒。”如果说他挽留即将拆迁的天津老街和即将重建的天后宫是受作家的思维的影响，那么“化瞬间为永恒”也许就是冯骥才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思维。我回想起在采访前参观的冯骥才的大树艺术馆里的展品，冯老的画作在中国画的神韵间融入了西方美术的透视法，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大量表现了光影的关系，将一瞬间的光线和情绪凝固在笔下。
“人类发明照相和摄像最伟大的意义就是可以留住生活。通过什么方式留住生活呢？主要是通过细节，一些重要的细节。我们可以把再现事情本质的、最生动的、最有意义的时刻捕捉下来，这个锻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提高修养的过程，也是业余到专业的过程。”冯老说，“我希望我们《大众DV》的读者能有‘珍惜生活、挽留生活’的意识。”
采访即将结束，临行前冯老送给我们两本画册——《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今年我卖了一些画，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支持了一些项目，发了一个民间文化守望者奖。我们必须支持一些在第一线干的人。比如这个叶星生”冯老指着画册，“他是搞西藏民间文化的，捐了几千件一级文物给国家。”合上画册，冯老充满感慨地说了一句平淡却感人的话：“这些人都很了不起，都是干了一辈子。” 是的，这些年来在民间文化领域，有无数志愿者从未被写进任何一本书籍，从没被任何一个机构表彰，但他们坚持做的却是最烦琐最艰苦的工作，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奉献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
采访回来正是北京的下班高峰，我在公车上找了一个人少的角落，倚靠着扶手翻开冯老送我的书——《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在书的代序中，冯骥才这样写道：“人身上最承重的是脊梁，但脊梁隐藏在后背里看不见。”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看着车厢里我身边的一张张疲惫的面孔，他们不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冯骥才作品中关注的社会中的种种小人物吗？他们的生命在都市的烦琐中流逝，正如迅速成长起来并逐渐抛弃本真的婴儿，不同的是成人有自省的能力，即使有时我们忘了我们有。于是有了这样一批守望民间的“文化脊梁”——“当全球化的飓风把我们的文化遗产吹得纷飞欲散之时，这些人毅然用身体顶上去。”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人，他们所做的只是倾尽个人所有为后代证明一种存在。那么，对于持有DV的你我，也许需要的只是一种挽住流逝的意识，一份守望身边的勇气。
留下精彩
图/文冷 柏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原生态的民间艺术正走向流失和消亡，尤其是口头文学戏曲等。一是缺少继承人，二是缺少记录的媒介。我在拍摄皮影戏和纳西古乐时，看到老艺人的剧本手抄本和工尺谱手抄本，这是古老戏剧传承的一种形式。但其中，许多地方的记录符号和白字，只有这些老艺人才能看懂，主要还靠艺人口头和手把手的传帮带。
几年前，我在拍摄皮影戏时，就被皮影戏精彩的画面所打动。夸张的造型，只有在灯光照射下才能呈现出的色彩，在老艺人的地方口音的伴唱下，古色古香。随着拍摄的深入，照片已不能满足记录的需要。虽然我也作了文字记录，皮影人物的肢体语言与唱腔伴奏，是无法用几幅照片所能表达的。于是，我便开始带着DV机，尝试把一段或整个戏摄录下来，如果有机会出一本皮影戏的画册的话，有文字、有图片，再附上光盘，将是一套完整详实的皮影戏教材。
第一次用小DV机拍完后，我曾作成了VCD，让朋友们观看。原汁原味的剧情表演让没有看过皮影戏的人大饱眼福，啧啧称道。但我也看到了小型DV机的不足，一是像素低，再就是没有手动调焦和光圈，无法控制光影和景深。之后，我又带上了Sony390DVCOM较为专业的摄像机。这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外加一个大箱子，还要带上各种照相机，苦不堪言。坐驴车，搭三轮，翻山越岭，就是为了留下那行将消失的原生艺术。
若干年后，这些影像将是珍贵的史料。
影子的魅力
“百万雄兵战场中，烈烈轰轰掌权横。一声令下如山重，人欢马跃鬼神惊。本帅穆桂英、杨文广挂了帅印，平定西凉，老太太恐有闪失，命我等随征，今日教场排兵,众将听令……”
农历八月，挂锄季节，随着夜幕的降临，在辽西偏僻的山村里，一阵咚咚紧点慢点的锣鼓作响，男女老少聚集在场院里，惬意地观赏着古老的大戏——皮影戏。
这是几辈人留下习俗。那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唱几段戏词，讲出戏中的故事。
辽西一带的农村皮影戏在当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考，该地区的皮影戏是由河北滦县传过来的。那时天津一带的盐贩子到此贩盐，其中有的人通晓皮影表演，为了解除旅途在外的寂寞，随身带着皮影道具，自娱自乐。空闲时，也给当地人看，久而久之，当地人接受并学会了这种表演，并溶进了本地区的特色，形成了本乡本土的皮影戏。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这里的皮影戏变化不大，依旧保留着古老、原始的味道，只是照明的工具由原来五嘴煤油灯换成了灯泡，麦克风之类的现代音响则一概没有，全凭演员捏脖子、吊嗓子。
当地皮影戏，过去又叫经卷戏，主要为宗教祭祀之用，如村民请愿、祈雨等。后来，成为民间娱乐形式，农家取亲、盖房、祝寿等大事更少不了请戏班捧场。受一户或几户或全村邀请。院影唱三天，大影唱六天，吃住摊派各户，报酬给钱给粮双方协商。这在当时也是艺人谋生的行当，据说属360行之列。三、五个人组成一团，拥有皮影的人叫箱主，也称箱东。
“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皮影戏以其完整的戏曲内容及精美的皮雕造型，通过灯光、影幕、音响、唱腔和影人的表演表现出来。独特的雕刻人物和动听的地方唱腔，并用当地乡土语言道白，可谓是戏中有画，画中有戏，极具民间特色。皮影戏用古老的表演形式讲述着民间古老的传说与故事，它是一部通俗的历史画卷，为研究民俗文化提供了生动详实的素材。皮影戏被称为“历史的影子”，而用驴皮、羊皮镂空的皮影造型夸张，线条细腻，更是民间美术的一朵奇葩。
当地皮影戏可演出70多部戏，主要有《聚虎山》、《四平山》、《五祥山》、《双锋会》、《毛牛阵》、《四郎探母》、《杨金花夺印》、《穆桂英大破洪州》等。皮影戏表演中的唱腔十分丰富，主调有七字赋、十字赋、五字锦、三字锦、三顶七、三拴、罗嗦句等。外调有孝清佛、压油子、一顺边、游云子、细米边、姐儿欢、小东腔、大清板、二清板、三清板等。不同人物、不同场合、不同行当、不同情节，不同演唱。主要乐器有锣鼓、镲、车子弦、六子弦、葫芦头等。
正月里，坐在农家的热炕头上，古色古香的影人，土腔土韵的曲调，细细品味，如醉如痴；八月节，皓月高悬，坐在场院的草垛上，虫吟蛙鸣，田野飘香，影匠们挑灯演到天明，山村里回荡着依依呀呀的声调。
一幅美妙的乡村画卷。
一桢详实的民俗场景。
由于受现代文化的冲击，辽西的皮影戏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一些老艺人年事已高，而年轻人又不愿学这门手艺，乡村皮影面临着断档失传的境遇。
曲终人散。老影匠无可奈何的表情，述说着逝去的荣耀。
断了弦的葫芦头，落满灰尘的影箱子，发霉掉页的影卷。
老影匠全然不知这破烂的行当竟是珍贵的民俗史料！
老影匠身怀着的是一项民间艺术的绝技！
上千年形成的皮影艺术，是否因老艺人的离去而失传？
老艺人平生第一次演出时有人给拍照，我暗自担忧，这些剧照会不会是对乡村皮影戏最后告别演出的记录？
聆听历史的回声—纳西古乐
图/文冷 柏
中国云南古城丽江，美丽的玉龙雪山脚下珍藏着一块华夏文明的“活化石”—纳西古乐。纳西古乐广泛在纳西族民间流传，它包括《白沙细乐》和《洞经音乐》两部分。前部分为纳西族古老的风俗音乐，而洞经音乐则为道家礼乐活动之用，兼颐养身心之功效，曾盛行于唐宋时期的中原，明清之际流传各地，为各阶层文人官宦所喜好，演奏于大雅之堂。晚清之后，社会动荡，战火频发，洞经音乐声渐衰竭，几近失传。中国古代音乐也因此被称作“一部无声的历史”。
然而，在云岭深处纳西族聚居的丽江，却因偏远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喜文嗜乐的民间传统，将洞经音乐奇迹般地流传下来，并与地方音乐进行了创造性融合，发展成为风格独具的纳西古乐。纳西古乐使用的主要乐器在中原都已失传。它的曲调既完整保持着洞经音乐的庄重、古朴、纯正，又吸纳了宫廷音乐的典雅，同时又揉入了汉曲丝竹乐韵和纳西民歌色彩。
如今谙此乐律的老乐师多已进入耄耋之年，望着老人们沧桑的面孔，聆听着悠远的古曲，再次感叹中华音乐的灿烂与凝重。
拍摄背景：
2003年春节过后，我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云南丽江采风。丽江不仅有常年积雪的玉龙雪山，还有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和悠久的民族文化。这里是纳西族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古老的东巴文化记载着纳西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生活、艺术的多样性让丽江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圣地。
不听纳西古乐就不算到丽江。由十几位老人用古老的乐器演奏出古老的曲调，会把你引入一种虚无缥缈的意境，给你难以名状的抚慰和温馨；又唤起你从未有过的回忆和思绪，引发你对民族历史的追怀，对神话境界的向往，对古代生活的想象。1989年3月，美国全国广播电视网用一周的时间，向全国播放纳西古乐，引起了轰动。
在表演台的上方，悬挂着已经去世的老艺人的照片，能表演纳西古乐的老人越来越少，今天的古乐就是明天的绝唱。我产生了用像机为纳西古乐留下影像，为老艺人留下影像的想法。我用两天的时间寻找表演纳西古乐的老人，拍摄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影像中的文明遗产
朱靖江
人类文明似乎总是在记忆与失落之间往复徘徊。从上古时期的朴拙岩画到当代的CG图像，从贵州苗人刺绣在衣衫上的迁徙路线，到秘鲁的印第安人勾勒在广袤荒原上的巨兽飞禽，人们用线条与色彩记述着古老的历史与内心的信仰，并让它们如溪流一般传承至今。或许正是这份执着于形象的力量，我们才得以在诸多古老文明湮灭之后，透过残存的痕迹印证昔日的鼎盛时代。又将我们今日的浮生种种，绘影图形，留存给千百年后的子孙去追想与描摹。
虽然文化的传承有史以来从未断绝，然而影响遍及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拯救运动迟至近代才掀起波澜。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人类学是这一运动的肇始者之一，正是基于历代人类学者无远弗届的田野考察与文章论述，隔绝于全球各个角落的文化潜流才逐渐汇合成一幅脉络清晰的人类文明图景。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的摄影术则首次客观地再现了我们的现实世界，特别是1898年电影问世，活动影像的强大魅力使摄影机迅速成为人类学者与探险家们的新宠。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遗产记录活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由一批英国人类学家操弄着老式摄影机，在托雷斯海峡拉开了序幕。此后由美国纪录片导演弗拉哈迪拍摄的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更堪称一部跨时代的文化遗产传承巨片。80年后，当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早已驾驶电雪橇、手持小口径步枪猎捕海豹的时候，他们祖辈卧冰尝雪的狩猎英姿与传统技艺，依然留存在这部不朽的影片当中，骄傲地展示给后世的子孙。
时隔近一个世纪，又一场文化遗产的守望风潮吹遍了全世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生效，在中国，曾经被视作乡俗俚习的民间赛会、不登大雅的皮影小戏，甚至若干年前还被视作洪水猛兽的宗教祭仪，都赫然成为公约所明文保护的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保护运动正当其时，除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之外，DV影像的蓬勃发展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精细而周到的影像能够构建一套完整的文化现场，相对真实地再现动态流程和空间关系，较之文字描摹或图片定影，更具有整体复原的参考价值。
与此前侧重于景观、建筑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不再是“物”，而是将“人”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文化空间、歌舞戏剧、还是传统工艺，都是人与人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交流传承的思想产物。如果文明延续，这样的文化行为可以千百年绵延不绝；如果人脉断流，失传的绝技就很难重现江湖。因此，作为自然遗产的巍巍泰山只要不遭天灾，作为文化遗产的煌煌故宫只要不逢人祸，大都可以平心静气地颐养天年，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二木卡姆或者古琴、昆曲，更遑论藏在山野乡村自生自灭的剪纸、社火、傩戏之属，倘若赖以存活的文化环境发生逆向的变迁，不出百年，就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DV影像的价值正在于为流逝的文化遗产留存一份朴素的底本，不致使它们悄然消散于历史的虚无里。由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民间性与草根性，除了个中凤毛麟角成为官样金装的“精品国货”，大多数文化遗产都只是底层民众的生活所靠或心灵所托，抑或是在田间地头、逢年过节时自娱娱神的村谣俗曲，因此，收集、记录这些文化遗产的主力，恐怕并非拿着红头文件、掌握高端器材的正规军，而是要靠基层的文化工作者，甚至是热心文化保护事业的普通人们。对于他们来说，一部质量尚可的DV摄像机就足以承担这一光荣的使命，那些看似朴素甚至粗糙的影像记录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矫饰，它们的意义正在于见证了一种文明存在的印痕，一份泥土与生命的质朴芬芳。
从2003年的早春开始，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工作中。当时的“申遗”事业远非今日这般如日中天，几位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中央美院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步伐，希望将根植于民间沃土的剪纸艺术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他们的带领下，我走进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地，用手中的PD150摄像机拍摄那些饱经沧桑的老艺人和他们的剪纸作品。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是民间剪纸的主力，这些自小周旋于田间灶头的女子从她们母亲的手上接过剪刀，学得花样，更传承了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阴阳和合，子孙繁衍。与剪纸如影随形的刺绣、面花、秧歌、酸曲、腰鼓、社火，还有贴满窗花的黄土窑洞，共同构建出一整套文化、历史和生命价值体系，足堪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然而“大俗”的剪纸终究没能敌过“大雅”的古琴、昆曲，那些手握剪刀和红纸的乡村妇女太过卑微，她们的生命与艺术如同垄上的野草，不经意间，便消逝在荒芜的黄土地上。
就在我浪游陕北拍摄剪纸的一个月里，先后有两位民间剪纸女艺人悄然辞世。除了我拍摄到的DV片段，世人或许再也见不到她们淳朴的面容，而一张张雨打风吹后的剪纸，也终将零落成泥，褪去往昔殷红的颜色。正是这段生命无常的拍摄经历，令我感悟到拯救文化遗产的迫切与伤感：全球化的迅猛浪潮与贫困化的农村基调，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如果说欧洲人是以一种悠闲品玩的姿态面对他们的史诗与歌剧，我们却很难有如此从容的心态面对中国民间的文化传承者：当他们操劳终日却难得饱暖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奢求他们操持那些无关生计的“文化遗产”呢？
随后的数年时间里，我一有机缘，便悄然游走于中国的边陲和腹地，用DV影像记录贵州苗族老汉悠长的古歌，陇东皮影艺人鲜活的影戏，云南奕车人狂欢的年节，以及新疆哈萨克族自由不羁的游牧生涯。我所恣意流连的，风景还在其次，那些有意无意间邂逅或者追访到的歌者、艺人，那些默然厮守于一方水土的暮年老者，那些如飘蓬般散落异乡的异乡人，那些在荒野里操持一份孤绝信仰的信仰者，我总如兄弟一般与他们为伴，以DV为笔，在他们的喃喃诉说或吟唱里，求得一份早已泯灭于喧嚣市井的纯真智慧。这些，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所在。
非物质文化 篇4
( 一) 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形势严峻
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沉淀而成, 但在当前,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环境恶化、移民、过度旅游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受到严重的威胁, 导致一些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的消失, 如纳西族的东巴教, 是佛、道、基督、天主、伊斯兰教之外的一种原始宗教, 创造了辉煌的图画象形文字。新中国成立后, 人们把东巴教当作封建迷信批判, 致使现在只有极少数年迈的老东巴使用东巴文字, 年轻的纳西人已不认识图画象形文字, 而这些老东巴均已七八十岁, 再过几年这些人死后, 东巴文化将失传, “活”化石变成“死”文物。再如, 基诺人原过着原始父系的氏族社会生活。20 世纪60 年代, 人们“帮助”基诺人“一步迈到社会主义”, 致使基诺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土崩瓦解, 最后在1981 年彻底拆除了基诺山上的父系大家庭的建筑———大木房子。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父系氏族社会形态的“活”标本, 毁于当代人手里, 令人痛心。因此, 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亟待需要改变。
( 二) 现行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在保护非遗的立法上, 国家层面的立法相对比较零散, 如《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著作权法》、《刑法》等相关法条, 都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规定。2011 年我国通过和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 它是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法, 比较完整地设定与之相关法律制度。
除上述法律之外, 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还包括1992 年10 月14 日, 国务院通过《中医药品种保护条例》, 1997 年5 月通过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除此之外, 在我国非遗法律保护框架中, 地方性立法一直领先于国家立法。如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前后制定了本行政区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江苏省、浙江省等先后颁布实施了本行政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这些虽是专门或主要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法规, 但也存在相应缺陷, 如其适用的效力地域范围非常有限, 相对于全国一百多个民族自治地方而言, 现有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也只是凤毛麟角。①
二、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 一)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数处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北部偏远地区。经济的落后导致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收入及其低下, 因此加剧其对利益的追逐, 离家外出打工, 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 从而放弃继承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 一些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其传承人生活拮据, 可能不得不为了生机而另谋出路。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众多民间艺人, 其生存状态令人担忧, 很多民间艺人年老体衰, 经济贫困, 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着老艺人的离世而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 二) 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制约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特点之一是大多来源于农耕时代, 起源于同时代的狩猎、游牧、采摘等农业类型, 而这些类型又与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如果自然环境和社会政策环境发生改变必然会制约着这些文化类型的生存。如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一些省会城市和县市城镇, 都纷纷出台了建设“千万人口”“百万人口”的城市规划, 并出台了不少“移民”优惠政策。加上农民对城镇生活的向往, 不少传统村落的原住民, 纷纷背井离乡, 进入城市。许多传统村落成了“空心村”。如广西桂林灵川县的长冈岭、阳朔县的石头寨等处, 不少古建筑因人走村败, 年久失修而坍塌。广西贵港木格镇君子垌围屋城堡建筑, 是古代客家建筑在广西地区古村落的代表, 同样因为原住民迁离, 使得这些客家建筑日趋破败。②
( 三) 我国相关立法对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保护不足
一方面, 广大民众对非遗认识不足, 厌弃农耕文明的遗留, 因此对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体或群体尊重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族群或社区通常被认为为原始落后的种族, 其所属的群体也被认为是愚昧和落后的人群, 他们传承下来的久远的文化, 技术等传统知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些保留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族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管是其人格尊严权还是其文化尊严权都应当得到法律上的尊重与承认。如云南阿夏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应得到法律的承认与尊重, 区别于《婚姻法》中的传统一夫一妻制。③
另一方面, 我国现有的立法还没有形成完备的非遗法律法规保护体系, 在法律保护多是行政性保护, 回避非遗的民事保护机制, 因此造成对其中的非遗产所在社群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保护不足。他们的物质利益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无法得到有效的实现, 理由是我国法律并未为其设定利益分享机制。国际社会通行利用设定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社群民众的各项利益分享的权利, 但是中国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 四)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严重不足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主观原因。观念的淡漠是非遗保护的“第一杀手”。很多少数民族民众不知道本族群拥有哪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资源, 并且对其保护也并不热衷。我国虽在几十年前已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11 年也专门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官方也举办了各类交流会、非遗探讨活动。但这些活动多在专业人士内部举行, 普通大众对非遗的关注微乎其微, 很难深入了解与研读。当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越来越少的关注, 会使这些非遗文化逐渐走进图书馆、收藏馆, 使其由活态变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问题
( 一) 权利主体不明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流传中个性被逐渐淡化, 难以确定其在流传中众多社群参与者的贡献, 通常将他们视为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所以想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个具体作者是不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属性造成法律对权利主体界定的困难。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此问题进行回避, 因此导致非遗的权利主体不明。
( 二) 利益分享机制不明确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一部典型的公法, 行政法。就内容而言, 仅涉及行政性内容, 未涉及民事性保护条款。其着重描述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作为, 职责、权利、义务等问题, 其目的是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之目标, 而不涉及“利用”之目标, 即在利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项利益及利用的分享等。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回避民事性保护的复杂性。显然,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面对歪曲、贬损时, 由于没有民事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人不可能直接诉诸法律, 而最多只能请求主管机构出面制止。另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可以带来诸多的经济利益, 许多个体或单位肆意的对其商业化使用, 却不给其传承者、保有者以相应的回报, 加上拥有者本身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 即使与其他单位合作, 其也是通常处于被动位置, 最终得到的经济利益也微乎其微, 如在”天然药物热”狂潮中, 一些制药企业利用中医药或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开发新药获取高额收益, 而这些医药知识的提供者仅从中获得很少的收益。这种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 不尊重所在社群物质权益和精神权益的现象, 严重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损害其拥有人的利益, 也会加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序利用。
(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没有区分普查和调查
调查不能代替普查。此两类在组织上、技术上的要求有很大的区别。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存, 其中最为基础和主要的工作是就进行记录调查, 其目的是摸清家底。对了解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留存传承情况、生存环境, 保存我们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基因。因此普查和调查工作就很重要。所谓普查, 是指对统计对象的全部进行的一次性调查, 普查的结果比较全面、准确, 但所需的人力、物力较大, 耗用时间也较多。调查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从而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 应当首先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普查工作, 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普查之后, 再由县级文化主管部门进行定期的调查工作。然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章中只规定调查, 没有涉及普查, 实属立法一大漏洞。此外,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11 条第2 款规定: “县级以上政府其他部门可以对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不妥, 这样的规定会制约了其他主体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在非遗保护过程中, 国家政府理应充分发挥社会各方力量, 来促进调查工作的开展。在非遗的调查过程中, 需要限制的是境外机构, 而非国内的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相反, 还应调动国内团体、群众的积极性。
在对境外机构和个人调查活动的基础上, 本意是为了防止珍贵实物资料的流失, 但目前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如能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珍贵实物资料清单, 将之纳入文物保护法的管理体系可能更为可行。
( 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具体措施不全面, 表述不准确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 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第三条的法律缺陷有以下几点: 第一表述不准确, 容易引发歧义。或者立法者的意图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是, 从该规定来看,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 一是不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 另一类是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第一类是仅需保存, 第二类除了保存之外还有弘扬和发展。这一规定人为的割裂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 因为非遗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所以凡是符合法律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都应予以保存与传承另外一方面, 第三条中所设定的非遗保护措施也不够全面, 不能有效对其进行保护。该条中提到的认定、记录、建档、传承、传播等措施是不够的, 也不符合《公约》要求。无论是从《公约》对其“保护”措施的要求, 还是非遗自身的保护需要, 上述措施都是不够的, 还需通过对非遗权利主体的确认并授予专有权利来进行保护。
四、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立法建议
( 一) 国家应尽快出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关的实施细则与配套制度
非遗法作为该领域内的基本法, 其许多条文比较原则, 不能涵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诸多细节, 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 对相关的制度进行细化, 进一步明确相关问题, 增强其可操作性。因此, 立法机关应尽力吸收国际国内有关讨论的成果, 尽快出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 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主体、客体、保护期限等问题, 成熟多少写进多少, 不必等待所有的问题研究清楚。即使在此过程中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 也应当先使其通过。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如果等待所有问题都研究清楚之后再制定相关配套细则, 可能再过20 年也难以完成。
( 二) 采取公法为主, 私法为辅的非遗法律保护框架, 合理建立利益分配方式
在非遗的保护中, 抢救和利用两方面都十分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保护过程中日益呈现出的更多问题是“不当利用”行为, 鉴于此, 我们在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时应兼顾行政性和民事性保护, 但其中民事保护更是基础性保护。⑤保护少数民族的非遗产资源不应把其封闭起来, 而是要在商业化运用的过程中, 既传播、发扬和充分利用这些遗传资源, 又让其持有者或者传承人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这就是引入特殊权利的保护, 设定惠益分享的机制, 使实际的权利主体和其他使用者共享利益, 为开发者和所有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设定合理的权利和义务, 在保存维护非遗为前提, 妥善的解决两者之间利益分享问题, 保障非遗所在社群的根本利益。
( 三) 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 需两条腿走路, 除国家立法外, 建议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应尽快出台与非遗产有关的地方性法规。针对少数民族的非遗保护, 建议在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框架内, 以民族理论为基础, 认真总结各个省市、自治区非遗保护的宝贵经验, 立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独具的文化内涵, 同时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 种类和特殊性进行具体解读, 利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自治权, 立法变通权, 制定出适合各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时扩大宣传, 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非遗保护观点, 提高公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提高文化自觉性, 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
( 四)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非遗的普查调查工作
制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行条例、自治条例等的基础工作之一是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 或本民族内横向全面普查, 或跨民族纵向单项普查, 弄清应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哪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级评定制度, 犹如评定文物等级, 确定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一级“活”文化, 哪些属于二级、三级、四级。例如, 大理白自高自大的三道茶, 一道苦二道甜三道回味, 曾昌唐代南诏国王赏赐群臣的宫廷茶, 白族人民保留下来, 招待尊贵的客人, 三道茶十分有特色, 可谓一级民间文化。
五、结论
少数民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漫长的农耕时代发展传承下来。但由于各方面原因, 少数民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如何在迅速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保存、维护和保护珍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障人类的持续发展, 成了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对策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 虽出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但其本身也存在的权利主体模糊、利益分享机制不明确, 部分规定过于笼统, 部分条款有待修改等诸多缺陷。因此建议完善与其相关的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制度, 建立公法为主, 私法为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 妥善调整利益分配方式,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普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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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作文 篇5
于是我和妈妈用了“百度”搜索，网上是这么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的民间文化遗产。它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看了这些，我还是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又去请教爸爸，爸爸说：“我们武义有一个非物质遗产展览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看见里面陈列着许多来自民间的玩艺儿，这里有精美的剪纸，有竹子做的生活用品，还有根雕艺术品……。还有些东西我看都没有看到过。
这时我突然看得一只木头做的小船，我问展览馆的叔叔：“这是什么?”叔叔说：“这是龙舟，以前我们武义人是推龙舟的。在端午节那天，人们在河中把龙舟从上游推到下游，表示把疾病送走，因为以前河水很浅，所以我们这里的是拿来推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医药文化 篇6
“非物质文化遗产”术语一经传入中国，立刻就成为文化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传统文化也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方面的中医药文化理所当然在其关注和研究的视野当中。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可以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研究中医药文化，这对于近现代以来在科学技术理念挤压下日益萎缩的中医药文化来说，无疑是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遇。
中医药不仅是一门技术知识，更内涵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凝聚着深刻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记忆，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代表着中国人的生活情趣。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六淫”、“七情”等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哲学思想，而且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对人体和生命系统的独特认识，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人了解自己，认识疾病，分析现实，预测未来。这些知识和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命态度，凝练出中国人独特的生命智慧，造就了无以伦比的技巧工艺和方式方法，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民族身份的标志。中医药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知识文化体系，但从它产生到现在就一直活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且不断在发展变化，理论体系日趋完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技巧工艺日益创新。对这些具有历史感和认同感的，并且在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敦促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对其进行关注和保护。至此，中医药文化完全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域。我们再无需依据西方科学文化的标准对其进行“先进”与“落后”的观念定性和“有用”与“无用”的价值判断，更无需遮遮掩掩，而是应该认真地将其归纳整理，进而准确无误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全面阐释这种文化被认同的历史渊源。这是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中各种民族文化应该担当的责任，也是构建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推动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制度，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200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评估工作，并于2001年5月18日公布了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其中传统医药有9项。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扩展项目名录，其中传统医药有13项。2005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启动中医药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2007年9月确定了第一批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录，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医药文化、藏医药等9个项目。2010年11月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是与民俗、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等其他传统文化事项的申报相比，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申报在数量上不够丰富，在种类上还很不全面，在文化特性上也不够细致。中医学界内部对申报工作热情不高，甚至有些地区的申报工作至今还未启动，这种态度促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首先，对于中医学界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概念，人们很难将“非物质”的概念与具有形形色色物质现象的中医药文化联系起来。其实这种困惑不仅出现在中医药文化中，也是困扰文化学界的一个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不是来源于学术界，而是国际性的官方组织给定的一个文化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补充完善“文化遗产”的概念提出的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一个文化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启动的保护世界遗产工程，制定了《世界遗产公约》，将世界遗产划分为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而其中的文化遗产则是特指文物、古建筑和遗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质文化遗产”。尽管这些文化遗产都有“物质性”的特征，但“物质性”不是它的唯一特性，甚至也不是它的根本特性。如果认真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是文物、古建筑还是遗址，它们都蕴含着某一时期特定的知识技能、审美情趣和价值理想等非物质的文化元素，只是这些文化元素已经随着这些特定的物质材料固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了，它们既不能变化，也不能发展，只能作为已经逝去的文化形态遗留下来的物质形迹供人瞻仰。也就是说“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并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物质材料成份和内含的文化意蕴的凝固性和确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词语中的否定词“非”否定的不是遗产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凝固性和确定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在一定民族文化心理或风俗中被认同的、具有生命活力的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方式，其中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非物质”的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对这些特定文化形态生命活力的维护。中医药文化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中国人心理上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这种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并没有凝固在某种特定的物质形式之中，而是以强大的生命力在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是科学技术理念对中医药文化的挤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西方科学与技术的强势挤压下中国文化一直努力朝着西方文化的标准向前发展，希望以此克服传统中所谓的“愚昧”和“落后”，对传统的中医药进行科学改造几乎成为现代中医的共同理想。从目前中医药开展的基础理论、临床诊疗、中药制剂、针灸原理等方面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方式都是按照西方科学模式建立的。对中医药的这些改造的确让它显得时尚而科学，中医药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阴影走上了科学的路径，2005年11月，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费尽周折才取得了科学技术某种认同的中医药文化，也就没有强烈的亲近传统的愿望。但是，在中医科学化的道路上，我们的研究大多只是沿用着已有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模式，中医药科学化的结果是中医越来越像西医，或将成为西医的一部分。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保护民族文化、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构建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的观念是不相符的。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巨大使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实用技艺，科学理性地发展揭示了中医药的自然科学属性，但同时也遮蔽了它的文化价值，文化的东西需要用文化的方式去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这不仅为中医药提供了全新的学术思路，也使它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中医药的文化属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中医药学术研究的方向不再完全受制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模式；站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中医药文化的研究重在分析研究中医的存在状况、发展趋势，认识中医药的文化特征，正确判断它的价值和意义，传播它的基本思想理念，尤其是它关于生命的本质解说和对生命的态度、对疾病的认知方式和医学伦理道德等思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保护中医，就是要让中医药的文化思想被世人充分认知，并不断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非物质文化 篇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才能产生并且得到发展, 所以不能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整体搬迁到博物馆里陈列起来。那样的非物质文化就是僵化的、没有活力的文化, 只是一个空壳, 一个物态的形势而已, 丧失了非物质文化中的精髓和灵魂。所以必然要求传承, 要求由人来进行传递和发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
在非物质文化的而传承中, 主体是人, 而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所以传承人在传习的过程中会有自己的领悟和理解, 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必然是前进的不竭源泉。所以, 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自然环境、社会氛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 这就必然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中产生的, 那么它的传承的方式必然是受到一定的地域和人群的限制。例如“在非遗文化分布上……徽州地区, 徽州商人……‘贾而好儒’, 注重文化, 徽派建筑徽派三雕文房四宝, 流布海内外。而淮河流域, 则出现了花鼓灯、马戏等一些传统舞蹈和曲艺……长江流域, 则以传统戏剧和音乐见长。”[2]所以在保护的时候应该进行整体的保护,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和传承人的志愿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1. 产业化的角度来看待“非遗”的保护。
这是近些年来颇受争议的一种方法, 推崇者认为“产业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把某些过去私相授受、零散学习的民间技艺形式, 变成一个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经济形式, 并达到相当规模、规格统一、资源整合、产生利润的过程。”[3]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相关部分的足够重视, 得到扶持和发展。同时, 经济利益使得传承人的生活得到保证, 也会吸引年轻人去学习和拓展。但是, 另一面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开始迎合市场和受众, 这就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传统文化的民族记忆。
对于产业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不能一概而论, 而是应该根据该项遗产的自身特性和市场价值来进行开发。例如安徽省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分为五种方式, 其中一种就是在产业化的角度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结合的, 例如安徽望江挑花, 就是在当地政府主导下, 成立公司, 以市场为导向, 以公司+农户的方式, 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另外安徽省还建立了一个“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从整个园区的规划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是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起来, 进行保护和开发, 既可以很好地发挥保护的作用, 又可以获得旅游等的经济效益, 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2. 对于传承人的保护
传承人在传承的过程中非常重要, 所以对于传承人的保护不仅是不可回避, 而且是亟待解决。因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是不具有商品的属性, 无法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加之传承人年事已高, 这种保护就迫在眉睫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大体也是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要对传承人的经济补贴和提高社会地位。
这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传承人的资格的认定问题。得到认定的传承人要授予相当的名誉和头衔, 以此提高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给予较高的名誉。另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产生于民众之中, 加之一些并不能带来较好的经济利益, 所以大多传承人的生活并不是十分富裕, 有些甚至是生活得很窘迫。在这方面政府的财政投入就是必不可少的, 以提高传承人的生活质量, 使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技艺的研究和发展, 对于积极学习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青年人也要给予经济上的补贴, 以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的经济压力, 可以进一步壮大传承人的队伍。
在安徽省另一种途径就是开办工厂, 在安徽寿州窑就是在努力开拓一条产业化的新道路, 积极建立寿州窑厂, 让老艺人培养新力量, 且希望通过这途径, 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 稳固经济基础之后才能发展产业, 也才有余力去进行技术的传习和创新。
其次是依靠民间的力量。这应该是最理想、最能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的方法。因为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源于民间, 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力量, 所以积极调动群众的参与性是非常重要的。再如安徽黄山市, 除了徽州三雕、宣纸、歙砚、徽墨等制作外, 还有很多活态的、在民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这类的非遗的保护, 黄山市采取的措施还是将民间文化蕴涵在旅游活动之中, “以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休宁状元文化节和祁门红茶节等重大节庆为平台…复活了10个徽州民俗艺术村, 挖掘编排了一批…非遗民俗节目…定期在本地乡村旅游活动中向游客表演。”这些举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些非遗的认识, 也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非遗的传承, 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参与性, 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活力来源。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安徽省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受重视, 所以对于传承的研究和探索是必不可少也是极其重要的, 本文试图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问题、保护两方面, 结合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情况进行探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安徽省
参考文献
[1][美]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M].高佳, 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2]张赛.安徽“非遗”怎样走“大发展”之路[J].新闻世界, 2012, (7)
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探析 篇8
一、总则
(一) 明确“遗产”的保护范围
如《江苏省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 口头传统, 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 传统表演艺术和民间美术;3) 传统礼仪、节庆、庆典以及竞技、游戏等民俗活动;4) 传统手工艺技能;5)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6) 与第1) 、2) 、3) 、4) 、5) 项相关的资料、实物和场所;7) 其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 确定保护的主体和总体方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建立协调机制, 实施有效保护。
(三) 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
鼓励、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鼓励、支持境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内外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活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由相应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予以表彰和奖励。
二、保护职责和保护经费
1) 明确政府的保护职责。如《浙江省条例》规定:“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下列职责:a.宣传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督促相关单位、个人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义务;b.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c.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发掘、整理、评审、研究等工作;d.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交流活动;e.监督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f.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
2) 保证保护经费的到位。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经费, 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a.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发掘、整理;b.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的征集和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c.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的资助或者补助;d.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展演;e.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培训、研究;f.其他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应当加强管理, 专款专用, 不得挪作他用。
三、保护规划、建立名录
1) 对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和规划。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确认、登记, 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项目, 按规定程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国家、省、市、县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分别由同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向社会公示, 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2) 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明确保护责任单位, 落实保护责任。保护责任单位应当按照项目申报书提出的保护计划和措施履行保护义务, 并按年度向项目所在地文化行政部门报告保护计划实施情况。
四、传承制度
1) 规定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资格。
2) 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3)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开展传承活动, 为其提供必要的场所、给予适当的资助、促进交流与合作。政府对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 可以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对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 可以给予适当的津贴。
4) 对传承人和传承单位进行定期评审, 确保传承的有效进行。《浙江省条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丧失传承能力、无法履行传承义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另行确认并公布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怠于履行传承义务的, 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单位的资格。”
5) 鼓励、支持教育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内容, 开展普及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活动, 建立传承教学基地, 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
五、保护措施和管理
1)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抢救性保护, 应当依法采取的措施。
2)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
3) 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以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播、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公共文化机构应当展示和传播本地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条件的应当向公众免费开放。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公共传媒应当介绍、宣传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 普及保护知识, 提高全社会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六、科学研究与合理利用
1) 政府应当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工作, 培养和引进相关专业人才,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2) 鼓励、支持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科学研究, 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水平;鼓励、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和个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的科研活动;鼓励、支持与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依法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的合作与交流。
3) 鼓励、支持以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作;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文献、典籍、资料等的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鼓励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基地,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度运用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
七、法律责任
1) 对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实物保护管理不力的法律责任。2) 对征集、收购和受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实物未妥善保管的法律责任。3) 侵占、破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等的法律责任。4) 国家工作人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拘私舞弊的法律责任。
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在采取各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行动的同时重视起我们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毕竟后者才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长期、稳定且有强制效力保护的重要保障。
注:本文为2009年度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研究》 (课题批准号:09BA016) 的结项成果, 课题组负责人:孔维强;课题组成员:刘云升、李乃宇、范晓峰、张鹏、魏立超、张宏飒。
摘要：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同为法律的要素, 制定任何一门法律首先应确定法律的立法原则, 因为法律原则在对事及对人的覆盖面上更大, 更具有宏观指导性, 非物质文化因为涉及面广, 有许多是方面是无法准确规定详细规则的, 所以, 我们要用立法原则来弥补法律规则的这一缺陷, 模糊适用。在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法律规则。
关键词：立法原则,法律规则,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唐广良.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保护.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 (第八卷)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
[2]何星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文化现代化.今日民族, 2005.
非物质文化 篇9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的进一步更新丰富,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上来看, 可以说是国家文化保护意识的加强。现在, 我们不在承袭过去狭义的消极保护从策略, 不再只停留在“发现—封存”的程度, 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留存历史的痕迹, 而是为了将这一文化发扬光大, 将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点亮, 这就要意味着, 我们要进行长时间的持久性的文化复兴活动, 即“传承—发展”。民间文化常被认为是通俗的, 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与之相对的, 是体制下的公众文化, 它被人们打上高雅、文明的标签。殊不知, 被称为草根的民间文化实际上正是注入文化殿堂的一股活水, 它带着泥土的气息, 帮助我们倾听大地的声音, 拾起丢失的文化珍宝。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政府愈加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 民间文化也借着这股春风蓬勃发展起来。打造出和如今的时尚文化融合的新民俗文化形态, 这也不失为一种创新性的的积极保护方式。时至今日, 我国国务院已经共发布了包含1200多项国家级的代表作品的名录, 其中被列入省级及县级的作品名录中却未被上报的民间文化作品恐怕早就超出这个被公布的数字。如此规模之大的民间文化逐渐加入到公共文化的队伍中来, 这为我们中国文化社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 带来了勃勃生机。
文化形态具有多样性, 这就要求我们设定的保护措施也必须具备层次感, 绝对不可以出现过于单一化大的情况, 必须适应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现实。例如, 我们要对传统工艺的进行保护, 必须将着力点落在培养公众的消费观念以及文化素养上, 这是保护这个文化项目的重中之重。我们进行在民俗活动的保护时, 也要完善城市社区的文化交流环境, 这也是当务之急, 这种做法会促进传统的民俗活动与现代文化环境的进一步联合。
总而言之, 将促进文化发展作为一个新角度, 深入地进行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措施, 我们必须将多形态、多层次变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方针, 坚持贯彻这一方针, 我们一定可以打造出一个促进多样文化群体发展的文化联合体。为了不断地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空间, 将处于瓶颈期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拽出从深陷已久的之中, 我们应该以新时代的的文化建设方针为基准, 不断创新、发展。
二
从实质上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为了促使它们继续以原生态形式传承下去, 更具体的说, 就是让拥有其的文化社区被注入持续性的活力。县级的政府单位是拥有综合的行政资源的行政机构中最贴近文化社区的, 所以, 政府能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担公共文化责任, 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 西方管理学界与经济学界联合提出了“公共服务体系”这一完善管理的新思路, 新的管理理论提出, 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担当者应该是政府部门。即使相关政府机构短时间内无法直接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也应采取从社会购买产品 (包含服务) 之后再供给公民的间接方法。政府发必须占据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 因为公共产品本身具有着独特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我国在引进起源于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后, 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 进一步地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体系, 并实现迅速而广泛的推广。公共文化服务由保障了实施的广度以及力度的政府进行提供, 可以说这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特色。
21世纪, 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主流文化问题, 此时, 传统文化的回归为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我国借助这一助力在以一个经济文化大国的身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社会的现代化脚步的日益加快以及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着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逐渐消解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基础, 使其日渐狭窄, 并对其造成破坏的灾难!这种来自都市文明建设的破坏严重威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结构, 长此以往, 会造成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危害。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承载着智慧的结晶的财富, 是属于全人类的。目前, 不断更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仍未消减, 这有利于引起人们持续的关注, 以便向人们生动的展示多样性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多层次的价值。
在漫长的发展长河中, 中华民族凭借着其传承已久的创新能力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当我们这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时, 才会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文化是多么的辉煌灿烂。其中, 作为占据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席之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的研究价值更有着其难以言之的独特之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更能大力弘扬传统的民族精神。以此为纽带, 可以将人民凝聚在一起, 共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奋斗。然而, 如今高度发展的现代化文明正在毁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壤, 让人不禁忧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后的生存状态。而一部分民间技艺传承的断裂, 无形间增加了我们保护的难度。
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正在日益减少, 不断地被充斥着高科技的现代文明侵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我们将保护甚至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 又要依靠这些新颖而丰富的高技术手段。数字技术掀起了一场传统文化遗产变革的风暴, 进一步完善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场持久性的战役, 我们要用公共的力量去寻找即将失落的文化痕迹, 让科技与历史碰撞出新的火花, 燃出文化传承的绚烂之姿。
参考文献
[1]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J].文化遗产, 2009 (1) .
[2]张红英.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9 (12) .
[3]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文艺研究, 2008 (2) .
[4]宋俊华.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文化遗产, 2012 (1) .
非物质文化 篇10
何为“生态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和阐释。我们认为生态文化是“指人类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本质规律, 保护生态环境, 保持生态平衡,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发展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制度的总和。”[1]它是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因素构成的的文化系统, 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并沿袭下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积淀。从本质上讲,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它是一种先进的文化, 它使得人的价值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取向逐步过度到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用“生态文化”的观念去审视人类生存、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根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形势, 克服生态危机,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 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一个国家从古到今延续发展的血脉, 是文化产业源源不竭的力量之源。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的精神灵魂, 也是地方特有的文化基因, 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利用, 对于传承民族文化,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并对其生态特质及其文化空间进行有效保护, 已成为当下人们关心和研究的重要命题。因此, 我们有必要在“生态文化”先进理念的引导下, 审视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为其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提供思路和线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沿袭下来的生存方式、生产技艺, 是人们认识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积累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和文化人格。生态文化作为当下的先进文化,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提倡节约健康的绿色消费观, 实现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这必然要从人类以往的文化积淀和生活智慧中汲取营养, 而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也必然要受到生态文化理念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生态文化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特定的生态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传承的基础
“所谓生态场, 即是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的整体性场景,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产生和传承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等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立体空间。”[2]化遗产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生态场, 我国大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整体场景中产生、发展和沿袭下来的, 是特定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等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 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特定生态场遭到破坏, 这种文化遗产就失去了根基, 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我国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的生态环境下产生、发展、沿袭下来的, 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濒临灭绝或传承困难、举步维艰。比如承载着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留着中华民族大量的历史信息、文脉记忆的古村落正在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一些农村年轻人纷纷流向城市, 他们中很多人一味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 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技艺、民间习俗失去兴趣, 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面临传承危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承载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内容
生态文化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体现的是时代精神, 但是它并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它是古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生态智慧在当今时代的传承和升华。非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承载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内容, 蕴含着朴素的生态理念、生态伦理、生态意识、生态美感、生态哲学等。它含着大量人类在以的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体会和感悟, 这些会落实到行为观念和习俗礼仪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众多的民歌、谚语、传说故事中体现着对自然的敬畏, 体现了朴素的生态意识。一些祭祀礼仪、图腾崇拜、龙崇拜、山神崇拜中也蕴含着古人的生态理念“万物有灵”。 比如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栾庄海龙湾龙文化”就是因海龙王爷布雨解旱的悠久历史传说而得名, 每年三月十五庙会日, 石家庄井陉县栾庄附近方圆百里的百姓拜神祈雨, 祈求风调雨顺。这就是古人敬畏自然、希望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的体现。在民间艺术诸如音乐、舞蹈、美术中把自然作为审美的对象, 表达对自然的热爱、敬畏, 体现了人们的生态美感。太极文化,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 太极哲学中的“阴阳共生, 心物一元” 强调的是人与万物在矛盾对立中不断演化、共生, 在平衡中达成新的和谐。这与生态哲学中最基本的观点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整体性的观点相一致。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与生态文化建设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和生产实践中凝结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 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 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 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进行开发, 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绿色产业, 以创意为核心, 具有低消耗、低污染的特点, 发展文化产业讲求节约环保, 资源可以重复利用, 这与生态文化建设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 必须要以生态文化为价值取向, 要注重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协调。生态文化理论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不再对立, 实现了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和谐统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 实现人类、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发展, 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因此, 一方面, 生态文化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 另一方面,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的实践也必然会进一步深化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
摘要：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积累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和文化人格。两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生态文化理念作为当前先进的理念, 必将影响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在生态文化视域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和适度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生态场
参考文献
[1]刘德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文化建设[J].生态文化, 2011 (1) :6-7
[2]陈勤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场的恢复、整合和重建[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