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刑事案件

轻刑事案件（精选六篇）

轻刑事案件 篇1

一、《意见》中关于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快速处理机制的规定

《意见》规定的内容主要以检察机关的职能为基点, 同时适当向前向后延伸, 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检察机关可以向侦查机关提出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向审判机关提出按简易程序快速审判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内涵。《意见》第一条规定: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 是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 在遵循法定程序和期限、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 简化工作流程、缩短办案期限的工作机制。

二是明确适用条件、范围。规定适用快速办案机制的轻微刑事案件, 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案情简单,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2.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4.适用法律无争议。并根据司法实践, 规定可以适用快速办案机制的八类轻微刑事案件。同时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涉外刑事案件、故意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其他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 不适用快速办理机制。对于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应当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方针, 集中力量及时办理, 不适用本意见规定的快速办理机制。”

二、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快速处理机制的诉讼价值

(一) 公正司法的要求

“不公正的审判将会动摇人类社会的基础。”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将轻微刑事案件与疑难复杂案件适用同一程序, 设置相同的诉讼期限, 使本可以迅速终结的轻微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 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前处于和疑难复杂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同等的羁押时间, 延长其心理上焦虑不安的不确定态, 实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公正, 是对其人身权利的侵犯。可见, 构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 缩短诉讼期限, 可以使当事人早日摆脱讼累、明确诉讼结果, 被害人早日获得司法救济, 最大限度体现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

(二) 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体现

立足于人性, 要求人类出于良知而在行为中表现出善良和仁爱的态度与做法, 即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受刑法追诉的人, 其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样应得到刑法的尊重, 其合法权益不受任意剥夺和侵犯。在我国, 受现有刑事诉讼模式的限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明显处于劣势, 其诉讼权利时刻受到司法机关侵害的威胁, 超期羁押、不正当搜查等现象屡禁不止。因此, 司法机关在打击和惩罚犯罪的同时, 要维护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一些主观恶性较小, 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 这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有悔过心理, 能认罪服法, 希望司法机关尽快结案, 早日摆脱受刑事追诉的困境和心理压力。此时, 实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 保障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必要。

(三)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现实需要

目前, 我国司法资源匮乏, 司法机关办案力量不足、经费紧张, 而刑事案件积压比较严重, 诉讼周期长, 节奏缓慢, 乃至超期羁押, 诉讼效率低下。构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 设置轻微刑事案件处理程序, 可以大大缩短轻微刑事案件的办案周期, 缓解办案力量、经费和羁押场所的压力,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诉讼效率。在刑事案件增多、司法资源有限、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 通过对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 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 把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于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从而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 保证办案质量, 促进司法公正。

三、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快速处理机制的实际运用

近两年来, 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 在依法快速办案机制方面创造了一些有益经验。各地检察院推行的快速办案机制, 是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运用到具体实践中时在制度层面的进一步细化, 增添了许多明细的条款, 使快速处理机制具有了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在运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 审查逮捕阶段

公安机关认为案件具备快速办理审查批捕条件的, 在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时, 一般都填写《快速办理建议书》, 要求侦监部门在三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检察院受理后, 批捕承办人会及时对此类案件进行审查, 认为适宜快速办理的, 在1-2日内审查并制作完毕《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 同时提出《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 一并提交给部门负责人、主管检察长审批。对于公安机关没有提出快速办理建议的, 侦监部门承办人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 需要快速办理的, 经向部门负责人提出, 审核同意后, 也都采用快速方式办理。在审查逮捕轻微刑事案件过程中, 侦监部门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要求, 平均在受理案件后三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在发回决定书和案卷材料的同时, 向公安机关发出《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 建议公安机关在执行逮捕或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后20日内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 同时向公诉部门进行备案。

(二) 捕后侦查阶段

从捕后跟踪情况来看, 对于绝大多数案件, 公安机关能够按照《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的要求, 在捕后20日内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 其中在10日内移送起诉的占全部快速办理案件总数的1/6, 用时最短的一部分案件仅用了5日。这与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实施前, 提高了诉讼效率。

对于一部分案件, 侦查人员在捕后侦查过程中发现案件情况发生变化, 不能按照快速办理条件及时移送审查起诉的, 依据快速办理的中止程序, 及时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告知审查批捕部门, 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办理。

(三) 审查起诉阶段

侦查终结后, 公安机关对于决定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认为具备快速办理审查起诉条件的, 向检察院起诉部门随卷移送《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期限建议书》, 建议起诉部门在15日内审查终结。从起诉部门办理此类案件的情况来看, 对于绝大多数盗窃、涉发票类和部分贩毒、假证章类案件, 均能平均在7日内审查终结。这较之于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实行前, 大大缩短了审查起诉的办案期限, 有力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迅速接受审判的权利。

四、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快速处理机制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虽然缩短了办案周期, 提高了诉讼效率, 但如果片面追求办案速度, 极有可能影响案件质量, 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在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 协调行动。刑事诉讼涉及侦查、批捕、起诉、审判各个诉讼环节, 这就需要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 协调行动, 带动该类刑事案件在整个诉讼得以快速处理, 而非仅限于检察院环节。因此, 公、检、法等部门, 共同建立起依法快速办理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从司法实践来看, 各地检察机关在加强公检法之间的配合, 带动整个诉讼提速上做法不一。如重庆市渝北区、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等地基层公检法等部门共同就快速办理机制制定了规范性文件, 加强了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协作, 使轻微刑事案件在刑事诉讼各个环节都能做到快速办理。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提高诉讼效率, 我们认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总结基层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积极同有关部门协商、全力配合, 联合制定快速办案机制的规范性文件, 规范整个诉讼活动中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办理。

二是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该项机制的提出虽是提高诉讼效率, 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 但机制的设计却都是围绕着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展开的, 因此, 办案人员在实行该机制时, 往往会过分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而忽视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凡是诉讼参与人主张行使诉讼权利的, 应当保障其法定的期限, 因时间限制, 不能适用该机制的, 应及时转为普通程序, 防止因追求效率而忽视权利保障。

三是规范刑事和解制度。针对刑事和解结案无相应的法律规定的情况, 在立法和司法上应尽快及时予以完善, 对我国目前审查起诉阶段不尽完备的程序分流机制加以改进和完善, 使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消除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秩序、教育挽救犯罪人的作用。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 对犯罪数额不大、情节轻微、有自首或立功情节、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的, 都可以视情况做出不起诉决定。

摘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 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浅谈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的诉讼价值, 实际运用和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轻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诉讼价值

参考文献

[1].黄海龙, 张建忠:《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解读.人民检察.2007 (7)

[2].[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C], 水天同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93页。

浅析轻伤害案件之处理 篇2

一、轻伤害案件的处理途径

我县

城关商业发达，娱乐场所多，人口流动性大，接处警量非常大。在这些警情中因群众之间小事引起的纠纷占到多数，其中造成伤害的也不乏其例。通常情况下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轻微的伤害治安案件，民警遵循合法、公正、自愿、及时的原则，注重教育和疏导，化解矛盾，使大部分双方当事人达成当场和解。而一些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也不在少数，根据目前法律法规有三种解决途径，分别是公安机关调解、公诉和当事人向法院自诉。

（一）由公安机关组织调解。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案件适用调解的，公安机关优先采取调解。因为本身此类案件一般情况下都是街坊邻里之间、顾客之间、学生之间因为一点点小矛盾引发纠纷，双方互不相让，矛盾激化引发轻伤害案件。这些案件基本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公安机关的职责就是要认真调解，化解这些人民内部矛盾。在民警的说服教育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来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程序简单；对民警来说是用了最简单的办法有效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现在的轻伤案件中，大多数当事人都在经济赔偿方面不能达成一致，造成调解失败。受害人经鉴定确认构成轻伤后，有的不愿意调解，要求严办嫌疑人，有的认为自己因为受伤而误工，且在治疗过程中花费时间和金钱，身心均造成伤害，遂向违法嫌疑人及家属提出大额赔偿，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而违法嫌疑人有的认为自己主观过错不大，或者认为案件起因双方均有过激行为，案件过程中双方均有过错，虽答应赔偿但无法接受受害人一方狮子大开口式的大额赔款；而且有的违法嫌疑人因家庭经济确实困难，无法承担全部或部分经济赔偿。一方大额索赔，一方拒不赔偿，由此双方当事人在经济赔偿问题上互不退让，公安机关的先前劝说也因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而失效。因此，轻伤案件调解多因在经济赔偿问题上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而造成调解失败。

（二）提请检察机关公诉。公安机关在处理轻伤案件时，如果案件不适用调解，或者调解失败时，可依据刑事诉讼程序向检查院提请诉讼。由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已构成刑事案件，嫌疑人身份明确时，对有证据证明有殴打他人犯罪事实，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公安机关应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嫌疑人。对于需要逮捕而且符合逮捕条件的嫌疑人，公安机关及时向检查院提请批准逮捕嫌疑人。我国现在提倡“宽严相济”政策，我县响应国家政策，对刑事案件处理提出了“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因此我县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工作时，着重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认为轻伤案件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对轻伤案件案件很少批准逮捕，大部分均以含糊的理由推回公安机关。这样公安机关无法对嫌疑人进行逮捕，也就无法对该嫌疑人起诉。正是这个原因，公安机关对轻伤案件的公诉处理解决途径也就中断了，而且因为检察院不批捕，致使许多受害人还认为是公安机关办事不力，造成轻伤不逮捕嫌疑人致使嫌疑人逍遥法外，形成对公安机关的误解。

（三）当事人向法院自诉。在调解不能解决经济赔偿问题以及公安机关因检查院不批捕而无法对嫌疑人起诉的情况下，最后的途径就是公安机关建议案件当事人就此案件向法院自诉，由法院依据诉讼程序对案件进行处理。但是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案件当事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到法院诉讼的时间比较长，而且需要提前支付诉讼费用，程序繁琐复杂，有时还要聘请律师，所以他们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到法院自诉。用群众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也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一个拌几句嘴赔几个钱引起的事闹到法院打官司。但是他们自己又因此事花费了医药费并造成了其他损失，无法解决最终还是再次找到公安机关强烈要求违法嫌疑人对其进行经济赔偿。这等于再次要求公安机关对先前调解失败的案件重新进行调解，但在经济赔偿金额问题上双方当事人还是相互不退让，害怕自己吃亏，致使调解再度无法进行。正是这样，无奈之下轻伤案件处理这样被动地恶性循环，就造成了轻伤案件在公安机关大量停滞积压，而且严重公安机关的精力甚至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轻伤害案件大量积压的危害

轻伤案件处理这样恶性循环、大量积压，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影响派出所正常工作。本身派出所警力就比较紧张，面对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所内每位民警都负有各种重大责任，但眼下民警都被这样一起接一起的处理不了的轻伤案件困住了，其他所内日常工作的开展也极大地受到了限制，群众对案件处理不理解、不满意，天天来找，天天

来闹，民警们几乎没有精力去处理其他事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二）极易造成非法群体上访事件。就我县本身实际情况而言，群体越级非法上访事件比较多，尤其是近年来，各种矛盾突显，上访频率比较高，级别也比较高，发展到了赴省、赴京群体性上访。不仅县委县政府工作受阻，公安机关的工作也带来巨大麻烦，每次都由县公安局派局里及各派出所

民警出去劝说并带领群众返回，回来的事件安置处理也由公安局及派出所民警加班进行，力求妥善处理好群众矛盾，安抚好群众情绪。在这样的先期情况下，如果轻伤案件再这样无奈地积压在派出所不能处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会越来越膨胀，最后极易引发新一轮的越级非法上访事件，再次给全县全局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三、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轻伤害案件

轻伤案件在派出所的大量积压，不能说是哪个人哪个部门的过错和疏漏，应该说是有些新政策新法规在实际运用中与本地实际发生了冲击，产生了矛盾。我个人认为要缓和这个矛盾，减少案件积压量，可以从以下几点做些准备。

（一）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应当说，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努力把政策实行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政策讲的是大的方面，对我县工作的实际，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在处理轻伤案件时，都要做到在宽严之间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 既不宽大无边或严厉过苛, 也不时宽时严宽严失当，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只有宽严协调才能实现政通人和的效果。

轻刑事案件 篇3

关键词：轻伤害案；刑事和解；高额赔偿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轻伤害刑事案件中，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运用刑事和解制度，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实现了定纷止争、息诉罢访，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然而，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县检察院对2008年以来处理的150多件故意轻伤害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刑事和解中高额赔偿较为普遍，有的案件已经超过法定标准数倍乃至数十倍,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和思考。

一、轻伤害刑事和解高额赔偿案件的主要特点

1.和解案件赔償数额普遍高于法定标准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统计的150起轻伤害案件中，有62起因被害人要求赔偿数额较高，双方没有达成赔偿协议，占41.3%；按法定标准或略高于法定标准赔偿实现刑事和解的只有11件，占7.3%；超过法定标准1至4倍的有46件，占30.7%；超过法定标准4倍以上的6件，占4%。

2.高额赔偿多发生在邻里、亲友、同事间

超过法定标准1至4倍的有46件中，因邻里、亲友、同事之间日常琐事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35件，占76.1%。在超过法定赔偿标准4倍以上的6起轻伤害刑事和解案件中，因邻里、亲友、同事之间日常琐事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3件，占50%。

3.对外地、经济宽裕或有正式工作的犯罪嫌疑人漫天要价

对外来人口、经济比较宽裕及有正式工作的犯罪嫌疑人要求赔偿数额较高，一般都超过法定标准的2倍以上。检察机关能取保候审的往往限于有当地户口、有正式工作的人员。在不少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这一做法已成为一项不成文的司法政策。其“理论依据”就在于“他是外地户口，他跑了，我找谁去？你负责还是我负责？”基于此，外地人所付出的价格也相对较高。

4.高额赔偿现象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超过法定赔偿标准3倍以上的32起轻伤害刑事和解案件中，2008年6件，2009年8件，2010年11件，2011年前7个月7件，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诱发轻伤害刑事和解案件高额赔偿现象的原因

通过调查分析，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案件中出现高额赔偿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执法人员观念没有转变，对政策把握不够

在办案过程中，一些办案人员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的涵义，认为犯罪嫌疑人只要给付了赔偿就等于双方实现了和解，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犯罪后态度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以致简单地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片面追求社会效果或法律效果。对检察环节达成了赔偿协议的，写了谅解书的就作没有逮捕必要或不起诉决定，忽视了其他从轻、减轻情节，这种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曲解了刑事和解的真正用意，不仅对犯罪嫌疑人有“赔钱免刑”的隐示作用，也直接影响了被害人对赔偿数额的预期度，同时，增加了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难度，导致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相互效仿攀比，致使高额赔偿现象逐年上升。

2.被害人的报复心态在作祟，很难达到真正的化解矛盾

在一些轻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因为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对犯罪嫌疑人心怀怨恨，他们往往利用刑事和解对犯罪嫌疑人量刑的影响，从经济上进行报复，对犯罪嫌疑人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甚至远远高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要求，通过法律威慑迫使犯罪嫌疑人屈从于己方提出的高额赔偿条件。也有的是因为是邻里、亲友、同事之间，平时因日常琐事积怨较深，借用此事件实施报复，已达到心态平衡。

3.当事人对赔偿标准的理解偏差及对法律规定不了解

司法实践中，轻伤害刑事案件能否实现刑事和解，往往取决于犯罪嫌疑人赔偿数额。被害人往往认为赔偿医疗费后不能弥补自己的实际损失，还应包括大量的误工、营养费，特别是巨额的精神损失。同时被害人对法律规定不了解，认为检察机关在对方赔偿后，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无逮捕必要时，犯罪嫌疑人就取保候审，释放出来没有罪了，或者作出不起诉、法院判处缓刑，被告人不用坐牢，太便宜对方等。

三、预防和遏制高额赔偿现象的对策

1.建立科学的赔偿标准，完善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

在刑事和解中，我们认为被害人可以适应超出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和解，但对最高数额应当加以限制，建议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将经济赔偿最高额度限制在被害人遭受实际损失的三倍以内，以更好地平衡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可以在刑事和解中，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引导，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形式从精神层面上对被害人进行慰抚，从而真正达成谅解，修复因犯罪行为而受损的社会关系。

2.完善检调对接机制，充分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

在办理轻伤害案件中实行检调对接机制，进一步规范了刑事环节的和解工作。检察机关对提出高额赔偿的轻伤害案件，应积极同当地人民调解组织沟通、配合，建立工作衔接机制，将捕前和解、诉前和解的通过检调对接机制纳入到社会大调解大进程中，对轻伤害案件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进双方真正地解决纠纷、修复关系、平息矛盾，最终达成较合理的赔偿协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

3.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正确理解刑事司法政策

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正确理解、准确把握刑事司法政策，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进一步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正确理解和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宽与严、支持配合与监督制约的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

4.加强人权保障，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

为了解决在刑事和解中存在的因贫富差距所导致的刑罚适用不平等问题，应建立必要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就已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通过这一立法，使那些因犯罪而受损的刑事被害人得到应有的补偿，目前这一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要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通过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使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体现了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

参考文献：

[1]郭宗才.对进入公诉程序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思考.《检察实践》，2005年第2期

[2]何军甫.轻伤的赔偿数额不能无原则.《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12期

贪污贿赂案件轻刑化问题研究 篇4

一、当前贪贿案件定罪量刑特点与社会影响

(一) 法定、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的幅度逐渐加大

目前对贪污贿赂案件, 只要有法定的从宽情节, 一些司法机关毫不吝啬地将该情节的从宽作用最大化。如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 一律减轻处罚, 甚至可以直减到最低刑处罚, 最后适用缓刑了结。此外, 对具有刑法规定可以免除处罚情节的, 尽量免除处罚或者不起诉。有的被告人法定的量刑情节实在靠不上, 司法也往往以“认罪态度好”、“退清赃款赃物”等理由予以大幅度地从宽量刑。以至于目前贪污、受贿数百万元, 判处10年左右有期徒刑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无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 一些地方“在实践中未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擅自适用减轻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 甚至对贪污受贿数十万元, 无任何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条件的犯罪分子, 仅因犯罪时间较短、归案后坦白交代就认定犯罪情节轻微, 免于刑事处罚。” (1) 直至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出台, 规定一个法定减轻情节只能作降低一档量刑, 量刑减轻幅度过大的情况才逐渐得以改善。

(二) 贪污贿赂犯罪的缓刑适用率畸高

贪污贿赂案件大案率比例越来越高, 常态应该是刑罚也应该越来越重, 但实际上, 贪污贿赂犯罪的缓刑适用率始终居高不下。1996年,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曾强调, 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1万元以上, 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等法定减轻情节的之外, 一般不适用缓刑。但近年来贪污受贿犯罪缓刑适用率太高、太滥的情况仍较严重。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 2003年至2006年, 因职务犯罪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宣告缓刑的有43277人, 缓刑适用率为50.56%。其中, 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51.55%, 远高出同期刑事案件平均20.91%的缓刑适用率。 (2) 对贪污受贿、渎职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过多、过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 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越来越少

近年来, 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大都是无期徒刑或者死缓。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 1996年因受贿61.6余万元一审被判处死刑, 而12年后山东原省委副书记杜世成, 2008年因受贿626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从受贿数额上来看, 杜世成案的受贿数额比胡建学案的受贿数额多了10余倍。1998年南京市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查贵今贪污125.6万元, 被判处死刑, 而2008年安徽歙县原政协副主席徐普来贪污4918万元, 被判处无期徒刑。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辽宁大连证券公司董事长石某, 贪污公款2.6亿元, 挪用公款近1.2亿元, 终审也只被判处死缓, 被称之为创造了“贪官不死”与司法量刑“通货膨胀”的最新纪录。 (3)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法定刑设置实际上已经在司法上被虚置。

(四) 相对不起诉率高

据某地级市检察机关2005年至2007年审查起诉工作统计, 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 不起诉率仅为2%;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不起诉率则高达15.3%。 (4) 一些受贿案件, 犯罪人只要在指定时间内将违法所得财物上交到指定账户, 退出赃款, 或者认罪态度深刻, 就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贪污贿赂犯罪处罚轻刑化违背了公平正义理念, 削弱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威慑、教育作用, 使群众的反腐败热情和信心受到打击, 造成了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1. 违反刑法基本原则, 影响法律权威。与同期一般刑事犯罪相比, 贪污贿赂犯罪的缓刑率明显较高, 这实际上是一种量刑上的失衡, 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冲突, 使刑罚的适用失去其应有的公正性和均衡性。而在各种综合因素促成下形成的“特权犯罪特殊化处理”现象更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公然挑衅。因此, 如果不能及时加以有效遏制, 势必会影响刑罚的威严和法律的权威。

2. 违背刑罚目的要求, 不利于预防职务犯罪。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 然而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仍呈高发态势的情况下, 大量适用缓刑使法律对罪犯的威慑力大打折扣。同时, 也严重损害了刑罚一般预防目的, 司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打击不力, 对其他在职人员形成了职务犯罪容易逃避惩罚或从轻处罚的错误观念, 极易助长他们的仿效心理和侥幸心理, 造成“缓一纵百”的效应, 不利于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3. 降低司法公信度, 造成不良社会风气。贪污贿赂犯罪社会危害严重, 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 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是民心所向, 对犯罪人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便将其释放, 没有对其采取任何实质性制裁和惩罚, 无法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使群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降低了司法公信度, 必然影响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挫伤公众反腐败的积极性,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危害。

二、贪贿案件轻刑化产生的原因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的轻刑化趋势, 探究其原因, 涉及到立法、司法、办案及社会多方面的原因。

(一) 立法自身存在不足

首先, 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有待完善。对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幅度过宽, 法律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如《刑法》第383条第3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 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量刑幅度太宽, 致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其次, 缓刑法定条件规定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 缺乏一定的客观标准。《刑法》第72条规定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作为依据, 其严密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 让人难以把握, 导致法官适用缓刑的随意性比较大。

(二) 证据固定意识不强

部分侦查人员证据固定意识不强, 传统的“口供中心主义”仍根深蒂固, “从供到证”的侦查办案模式还未得到根本转变。由于侦查技能不强, 有的侦查人员只重视收集证据, 不重视固定证据, 只重视收集直接证据, 不重视收集间接证据, 导致对翻供估计不足, 进而影响到犯罪及数额的认定。侦查技术手段受限、侦查设备落后等因素也造成办案中证据收集不扎实。此外, 贪污贿赂犯罪对象大多智商高、犯罪手段隐蔽, 通常是“一对一”实施, 造成证据易变性强, 获取难度增大。

(三) 受非法律因素影响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较为特殊, 不少人担任着重要职务, 背景深厚、关系网复杂, 一旦案发, 便动用各方面关系说情, 影响法官行使裁判的能力。社会特权思想及对贪污贿赂犯罪危害性认识不够也给轻刑化带来较大影响, 使司法人员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心态, 只要犯罪分子能够积极退赃, 不管其对单位或社会造成如何恶劣的影响, 也可能对其判处缓刑、免刑判决。

三、遏制贪贿案件轻刑化趋势的几点建议

(一) 尽快规范和完善立法

首先, 细化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规定和量刑幅度。建议对刑法中“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犯罪数额具体量化, 明确界定适用从轻、减轻处罚的档次和幅度。对《刑法》第383条第3款以及第386条的比照规定一至十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 使犯罪情节轻重与刑罚规定的量刑幅度相一致。其次, 完善缓刑适用条件规定, 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在实体上作限制性的规定, 对适用标准进行细化, 增强其可操作性。

(二) 强化证据固定意识, 提高侦查办案水平

大力提高侦查人员固定证据意识, 充分运用现代技术侦查手段, 在证据固定上下功夫。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询问重要证人积极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固定证人证言, 及时获取合法有效证据。努力实现从重口供到重证据思路的转变, 不仅要积极收集直接证据, 而且要注意收集能印证主要犯罪事实的间接证据;不仅对言词证据要审明问细, 而且要注重实物证据的收集, 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 达到“零口供”也能定罪, 不断提升侦查办案水平。

(三) 建立量刑建议和量刑辩论制度

积极推行量刑建议制度, 由公诉部门对自侦案件提出量刑建议, 对刑种、刑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通过量刑建议列举证据分析是否适用缓刑、免刑理由, 使量刑程序透明化, 促使法官加强自我约束约, 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裁定。可在移送起诉书时向法院移送量刑建议书, 对影响被告人量刑的情节予以说明, 并对具体量刑幅度提出建议。既提供判决参考意见, 又进行量刑情节监督, 既追求定罪判决, 又重视量刑结果。

(四) 加大重罪轻判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对贪贿案件的判决严格把关, 对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 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 重点审查, 发现重罪轻判、滥用缓刑问题, 要充分运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进行监督, 及时予以纠正。对适用法律明显不当, 判决畸轻的, 应当依法提起抗诉。同时, 加大对法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查处力度, 对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构成犯罪的,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摘要：当前对职务犯罪被告人较多地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立法原因, 也有司法原因, 还有社会干扰因素等。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进一步完善立法, 从法律上严格掌握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免刑的条件;二是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建议权;三是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审判监督力度。

关键词：贪污贿赂,轻刑化,定罪量刑

参考文献

[1]张凤娟.对增加贪污贿赂罚金刑的一点浅见[J].2009.

[2]王治国.职务犯罪轻刑化倾向必须引起重视[J].检察日报, 正义网, 2006-7-25.

[3]周玉平.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趋势及其影响[J].正义网, 2006-7

轻刑事案件 篇5

今年以来，山西泽州检察院根据高检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对受理的10多件轻微刑事案件进行了快速审理。主要做法，一是同公安、法院达成共识，明确界定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二是指定专人负责办理。三是规范办理程序。四是真正体现快字，对轻微刑事案件，从受理到作出是否批捕决定不超3天时间。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初步达到了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较好地贯彻落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的轻伤害案件时，一些困惑和难题，同时摆在面前，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办理轻伤害案件的基本情况

自2010年1月至10月底，我院共受理轻伤害刑事案件23件，占到办案总数的20%。在办理这类案件中，我们首先审查案件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原则上，如果是因为邻里纠纷、未成年人依大欺小而发生的轻伤害案件，一般不予批捕，要求双方调解达成谅解协议后，要么直接起诉，要么告知当事人到人民法院自诉；如果是加害方恶意伤害他人身体，社会影响恶劣，又拒绝做出赔偿的，就要做出批捕决定。其次，我们在做出批捕决定前，尽力寻找调解的空间，创造和解的可能性，对那些主观恶意虽大，但认罪态度好，又能积极主动赔偿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也不予批捕。第三，我们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沟通，提前介入，建议对于轻伤害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慎用刑事拘留措施，待走完调解的路后，再做决定。通过我们摸索出的这些做法并运用于司法实践，基本上做到了既维护法律的尊严，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二、处理轻伤害案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不清。在实践中，轻伤从法医学的角度划分轻伤、重伤、轻微伤三个等级是清楚的。但确定轻伤后，如何区分轻伤与轻伤罪的界限，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往往容易混淆。因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没有达到轻伤标准的，不构成轻伤罪，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凡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达到轻伤标准的，都被一律认为构成轻伤罪。因为此错误认识的存在，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也被“入罪”，这增加了刑事司法的成本，违背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二）取证难。轻伤害案件多发生在农村，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双方多是因生产生活琐事产生的矛盾而引发打架，一旦伤害事实发生，双方进行调解，在多次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才想到找有关部门处理。但因时过境迁，现场破坏，物证丢失，加之很多知情人多是宗族、亲友、邻里关系，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原来都是熟人，证人如实作证顾虑重重，证人不作证或不如实作证或改变证言，甚至翻供的情况在办理公诉轻伤害案件中屡见不鲜，“取证难”现象在该类案件的办理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伤害案件的取证工作需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往往一个证据的固定需要侦查人员的多次调查，增大了办案的成本，有限的司法资源被浪费。

（三）多遭推诿，难被受理。轻伤害案件经常出现谁也不管的尴尬境地，因为这类案件既可以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公诉，也可以由被害人提起自诉。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如此情况：被害人在被人打伤后，最先报告公安机关（最多的时候是当地的派出所），经过鉴定后构成轻伤，便告知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案件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而不应当告知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对于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案件，法院一般不会再受理，告知被害人再到公安机关去寻求解决。如此一来，公安机关告知当事人到法院提起自诉，法院告知到当事人公安机关寻求解决，久而久之，没有一个机关受理，致使被害人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致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到处上访告状。

三、处理轻伤害案件的建议

（一）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不简单地把轻伤等同于构成轻伤罪。伤害等级虽然是确定能否构成轻伤罪的前提条件。但轻伤等级不是决定构成轻伤罪的唯一条件。也就是说，达不到轻伤标准，一定不能构成轻伤罪；而达到轻伤标准，并不一定构成轻伤罪。是否构成轻伤罪，还应把伤势程度和其他情节结合起来，全面分析判断。轻伤从法医学的角度可分为重度轻伤、中度轻伤和轻度轻伤。一般来说，在轻伤中，伤势较重（重度轻伤），或伤势虽然不重（轻度伤害或中度伤害），但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如殴打无辜，行凶伤害，报复伤害，累犯、黑恶势力伤害他人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引起的，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引起民愤的，雇凶伤人的，致多人轻伤的以及犯罪动机险恶的，认罪态度不好的等，应作轻伤犯罪处理。而有些伤害虽达到轻伤标准，但从全案衡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仍然应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作无罪处理。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特别是轻度伤害和中度轻伤)，一般不宜作犯罪处理。（1）间接致人伤害的。即伤害并不是加害人直接以暴力手段所致，而是介于其他间接因素造成的。如两人扭打摔倒地上撞伤等。（2）受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如受害人无故挑起事端，漫骂侮辱他人，或者首先动手殴打他人等，引起他人气愤而致伤受害人的。（3）防卫性质的轻伤。相互打架斗殴，一方在斗殴过程中，有明显的忍让或节制，或要求和解，而另一方却仍继续纠缠行凶，激发对方进行还击，因而致伤他人的。

（4）亲属间对违法犯罪者教育失当而致伤的。如对确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不肖之子”，有的甚至是“害群之马”，其父母或兄长采用棍棒等不正当方法教育，有时气愤之下,一时失手,将违法犯罪者打成轻伤的。（5）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伤害。如因婚姻家庭纠纷、相邻权纠纷等引起打架致轻伤的。

（二）坚持慎捕多调轻判妥善处理的原则。轻伤犯罪案件，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逮捕人应慎重。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只有同时具备规定的三个条件，才能逮捕。从该类案件的审理特点来看，开庭审理尚可调解，自诉人尚可撤诉，逮捕更应慎重。在司法实践中，有的逮捕轻伤害案犯，不够慎重，甚至有的为了办理附带民事赔偿省事，采

取“捕人逼钱”的办法，将人逮捕，强迫被告人家属拿钱放人。这种做法应予纠正。处理该类案件要尽量用非刑事手段。对情节轻微，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被害人损失亦得到相应赔偿的轻伤害案件，要坚持“以调解为主，以判刑为辅”的工作方针，尽可能地把轻伤害案件解决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前。即便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也应多做调解工作，凡是可以调解的，争取调解结案。对于调处无效的，一般也应坚持从轻处理。特别是因民事纠纷引起的轻度和中度轻伤案件，应多判一点缓刑、拘役、管制直至免予刑事处分。但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害案件，不得进行调解：①累犯、黑恶势力伤害他人的；②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引起的；③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引起民愤的；④雇凶伤人的；⑤法医鉴定结果可能构成重伤的；⑥致多人轻伤的；⑦犯罪嫌疑人拒绝支付医疗费的；⑧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或逃匿的。一方当事人采取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同意调解的，应当终止调解，无论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均应当依法按照公诉程序办理，按照罚当其罪原则判处。这样，才会利于和谐社会的构筑，社会效果才会更好一点。

（三）规范受理问题。对轻伤害案件，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均有权受理的，但到底何种状态下由公安机关受理、何种状态下由人民法院受理呢？对此，法律已规定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为标准来区分，但要求当事人对之把握得很准不太现实。我院认为，通过让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受理该类案件时履行告知义务来便利当事人更可行，即告知被害人有直接起诉和要求公安机关侦查的权利，并说明程序后果，由被害人自行选择。对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有明确的被害人和被控告人，因果关系存在，不需要侦查的，应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公安机关接警后受理的，经主管领导批准，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及时立案审理，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发现受害人没有证据证明的，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同时法院应履行告知义务，告知被害人由公安机关受理，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工作。

轻刑事案件 篇6

(一) 免刑、缓刑适用比例高是轻刑化的重要表现

2005-2011年, 江西省检察机关查办的渎职侵权案件共判决753人。其中, 不满三年有期徒刑166人, 占22.1%;拘役23人, 占3%;管制12人, 占1.6%;免刑475人, 占63.1%;缓刑180人, 占23.9%;而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77人, 比例仅为10.2%。

(二) 法院在量刑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认定较多

司法实践中存在对涉及职务犯罪的被告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非常频繁的现象, 法院认定具有“有悔罪表现”情节的及认定自首情节的被告人, 都被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2005-2011年, 江西省检察机关查办的753名渎职侵权犯罪人员中有近80%被法院认定有“有悔罪表现”情节。

(三) 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范围过宽, 存在大量低于法定刑判决的情况

根据刑法规定, 对具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而少数法官在自由裁量过程中, 对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一律予以减轻处罚, 适用缓刑, 导致低于法定刑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 上诉、抗诉比例相对偏低

尽管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但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上诉、抗诉比例却明显偏低。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所作判决的上诉、抗诉比例, 历年都在10%以下。

二、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成因

(一) 法律法规不健全, 相关司法解释不明确

一是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侵权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偏低, 处罚范围窄。二是刑法将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缩小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虽然后来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有了一些补充, 但范围、内涵的界定仍不够明确。三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悔罪表现”并没有任何描述性或者列举性的规定, 这样规定过于粗疏、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二) 检、法两家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

自首、立功、退赃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问题是渎职侵权案件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也是渎职侵权犯罪最容易导致处罚较轻的节点。尽管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进行了严格规范, 但是适用到实际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还远远不够, 审判机关对于“立功”、“自首”等证据的审查认定还是过于宽泛。

(三) 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落后, 采取的法律强制措施过轻, 给渎职侵权犯罪分子留有串供、翻供机会

大多数渎职侵权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些智商较高、社会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 有些本身就是司法人员, 对侦查的方法、手段、程序等较为熟悉, 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一旦侦查措施、法律强制措施不适时、不适当, 极易给犯罪嫌疑人串供、毁灭证据提供机会。另外有些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但因侦查时间拖的太长, 事实及证据极易发生变化。

(四) 办案干扰多、阻力大, 执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当前社会群众对反渎职侵权工作认知度不高, 对办案工作支持不够;经常有部分领导干部以教育挽救干部、维护单位形象、发展地方经济等理由到检察机关说情, 甚至给检察机关施以压力。同样, 法院也面临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最突出的就是要求给犯罪嫌疑人保留公职, 行为人甚至其单位领导都会去做各方面的工作, 结果移送到法院起诉的人多数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三、解决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对策和建议

(一) 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 使之易于操作, 更加协调

一方面可以适当提高法定刑。随着法治建设的日益完善, 社会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严重亵渎职责的渎职侵权犯罪也越来越难以被容忍。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 使之和立案标准相一致。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后果固然多种多样, 但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最常见的两种, 立法上完全可以将这两者明确化, 明确规定造成多少数额的经济损失和多少数量的人员伤亡对应的量刑标准, 再用一个概括性的规定来涵盖其他形式的危害后果。

(二) 建立渎职侵权犯罪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前调查制度和听证制度

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 在判前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一是对被告人的犯罪与违法行为调查;二是对被告人的素质和所在环境进行调查。实行听证制度, 即凡拟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 必须经过听证程序, 听证后, 充分听取人民陪审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的意见, 以作判决之参考。实行听证制度可以为防止司法人员利用职权以案谋私提供监督和自律渠道, 也可以为作出公正的判决提供外部参考意见。

(三) 加强对适用缓刑、免刑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监督, 强化法律监督能力

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加大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监督力度。一是建立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决评价机制, 对法院适用法律明显不当, 判决畸轻的,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是建立法院与纪委的联系制度, 所有涉及国家公职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审判情况及时通报纪委, 由纪委加大对缓刑人员的处理监督力度。

(四) 加大渎职侵权犯罪宣传力度, 增强人们对渎职犯罪的社会认知度

渎职侵权案件轻型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其危害程度不够了解, 认为贪污才是腐败, 渎职只是工作失职。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人们的这种认识。一方面, 建立和完善各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进一步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 积极在电视、电台、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揭示责任事故背后渎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性, 扩大社会对渎职侵权犯罪危害性的认识, 在全社会形成惩治渎职犯罪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举报宣传周”、“检察开放日”等制度, 加强对渎职侵权的巨大危害性的宣传, 提升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