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翻译范文

第一篇：汉书艺文志翻译范文

汉书艺文志读书笔记

《漢書•藝文志》讀書筆記

漢初劉向、劉歆父子和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柱國奉詔考訂群書、總教典籍，著成《別錄》、《七略》之書。此二書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目錄學專著，以此為范，開啟了我國源遠流長的目錄編撰史。可惜二書至中唐之時已不存於世，而東漢班固因襲向歆父子之書略加修改增刪成《漢書•藝文志》福澤於今，是我們瞭解先秦兩漢學術文化狀況及其源流的最重要典籍之一，在“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關於《漢志》中《易》的地位

在《漢志》中，《易》類典籍居各類之首，且在评论各家著作的时候，《周易》经传也經常被作为评判学派思想的依据，《易》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易》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六藝略•大序》中作者言：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袁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以仁、義、禮、智、信五常與《詩》《書》《禮》《樂》《春秋》這五經相配，認為五經像五常一樣，相須而備，更迭用事，而“《易》為之原”，可配天地。對《易經》的重視，形成了《漢志》甚至中國文化史上頗具特色的以《易》論文，以《易》闡釋學說來源及其特徵的現象。如在《書》類的小序中，班固引《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顏師古注：上擊之辭也)，來說明《書》的來源;《禮》類小序中引《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儀有所錯”(顏師古注：《序卦》之辭也)，來闡釋“禮”的實質;《樂》類小序引《易》曰：“先王做樂崇德，殷鑒之上帝，以享祖考”(顏師古注：《豫卦》象辭也)，亦以說明樂的淵源。

《易》成為向、歆父子乃至班固著书立说的理论依据和探讨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這樣的觀念對後人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之於文學，劉氏父子和班固對《易》所傳達的哲學意識和文化精神的信仰甚至對於我們民族性格的塑造和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當然，這種信仰絕對不始於劉向、劉歆或者班固，但反映于他們的著述中，又確實強化了這種意識。

二、從《書》類文獻目錄看兩漢今古文之爭

在《書》類典籍中我們看到了《尚書古文經》和《經》這樣的區別，這裡所謂的《古文經》即《小序》中所言從孔子宅壁中所得的“皆古字”之書。(同時被發現的還有《禮記》、《論語》、《孝經》。)而“《經》二十九卷”，蓋指當時伏生所傳，後來被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

在《易》類書錄下未見“今古文”之別，單著“《易經》十二篇”，其原因已見於《易 小序》，蓋因劉向已以施、孟、梁丘三家本和中《古文易經》、費氏本互教，原書異文既然已經定奪，所以原書就不再著錄。而在《書》類之下，今古

《尚書》並存且《尚書古文經》在上，就格外值得關注了。

漢哀帝時，劉歆欲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這些“古文”經典立於學官、建置博士。而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便寫了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與其辯論，并對今文經學家“專己守殘，黨同門，嫉道真”(《移讓太常博士書》)的作風提出了批評。這就是經學歷史上綿延千年的今古文之爭的開始。把古文《尚書》置於今文《尚書》之前，正反應了劉歆堅持古文經的正宗的立場。

今古文經所爭的實質不過是勢位利祿和“正宗”的名分，因為如果經書被置於學官，必然給相應地治學之士提供相關的功名和利益。但是，在學風上兩派也確有區別，古文經學家相對而言更持一種兼容並包的態度，并蓄古今，亦更加重視訓詁、考據等工作;而今文經學家相對更重視微言大義的闡發。與此前人多有論述。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劉歆欲立古文經並非全是出於勢位的考慮，他希望“並置”今古文經，並不是要用古文經取代今文經，而是期望以“古文”補“今文”“離於全經，固已遠矣”之缺。這種學術上的包容和存真意識是值得讚賞的。《蘭台萬卷》中，李零教授對此有詳細分析。

三、從《六藝略》“詩”類和“詩賦”分略看先秦兩漢詩學觀念

《漢志 六藝略》中錄《詩經》和傳《詩經》的著述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六藝略》之外向歆父子又獨辟《詩賦略》記載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詩經》和後代歌詩的淵源在《詩賦略 大序》中作者已有闡述，按史部著作附於《春秋》類之後的體例，歌詩按理說當載于《詩經》之後。然而，對于相同的情況在具體的著錄中，劉氏父子卻採取了不同的著錄方法，這究竟是出於文學觀點的考量，還是牽就于歌詩類的卷帙之繁而做出的一種權宜之選?後代學人也多有論述。

在《文心雕龍·樂府》中劉勰曰：“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他似乎認為，劉向將《詩經》與“歌詩”分開著錄是為了區分詩與歌的不同。但詩三百篇皆可入樂而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劉勰的這一觀點顯然站不住腳;阮孝緒在《七錄序》中提到了另一觀點：“《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清代學者章學誠、今人餘嘉錫也承襲了這一觀點。劉師培則以為，“若詩賦諸體，則為古人有韻之文，源於古代之文言，故列於六藝九流之外;亦足證古人有韻之文，另為一體，不與它體相雜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我看來，或許劉氏父子將史部著述附于《春秋》之後才是真正的權益選擇，因為史部書籍本來不多(凡8家，289篇;另有年表三種)，不足以單獨成略所以只能附在經下。而詩賦之文，不僅篇幅眾多，而且並非單純地闡釋《詩經》的作品，而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藝術創作，和“說”、“故”、“傳”、“注”、“箋”是有明顯差別的。雖然劉氏父子直到班固這一時期對於文學的獨立性并無清晰的認識，作為大型藏書目錄的草創，其體例也並不純嚴(餘嘉錫先生既已認為“諸子略”中有不少的詩賦作品和其他後世視為文學作品的創作)，但對於詩賦創作和經的區別顯然劉氏父子也是注意到了的。

《白虎通·五經》雲：“經，常也。”《釋名》雲：“經者，徑也，常典也。”

可見“經”是具有恒常意義的典籍在當時已是共識。劉歆不愿看到今文經學以今亂古，固然也不願意非經之作和經相提並論，雖然二者之間具有源流關係。這樣看來，把詩賦另立一略才是當然之舉。

前賢究竟處於怎樣的考量現在已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詩賦的單獨成略對於我國文學較早地從經學中獨立出來、文學意識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而我國目錄之書從《班志》的六分法到最終經史子集“四分法”的形成，《詩賦略》的率先分科也是有其導引作用的。

第二篇：《汉书·艺文志》读后感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首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国家文献分类目录。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以记载自秦以来到王莽篡汉之断代史，该书中记载律历、礼乐、刑法等“十志”，是对西汉及先秦社会的典章制度、风俗文化的总结，《汉书·艺文志》是“十志”之一，是据刘歆《七略》增补、删削而成的，是对西汉先秦时书目的目录著录。

把天下图书分为:(1)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2)诸子略, 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3)诗赋略, 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4)兵书略, 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 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5)数术略, 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6)方技略, 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 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 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中评价《汉书·艺文志》“不通《汉书·艺文志》, 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 学术之眉目, 著述之门户也。”《汉志》不仅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鼻祖, 其中也包含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方技略”就是专为医药文献专门编定的目录, 其中把方技类的文献书目列为四大类, 又把每类医籍的具体篇目详细开列，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及其下各目。《汉志》不仅以“六分法”为核心, 以文献内涵功能进行著录分类, 还以总论、 叙录为辅助手段, 揭示了先秦至汉代包括医史文献在内的中华文化学术总体发展脉络。

通过研究《汉志》中的医学文献目录, 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反映当时医药活动的医史资料信息。而其中所体现的医学史观及所蕴涵的医学思想理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方的正统观念, 同时也留下了作者班固医学史观和医学思想的深深烙印。由于医学特别是早期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继承性强, 其发展进步建立在人类世代薪火相传基础上的特点, 医药典籍在医学传习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医史文献也就成为了历代医学传习者最为重要的传授、接收和研习的工具以《七略》、《汉志》为代表的早期医史文献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前代和所处时代繁多庞杂的医学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精当的归类, 以便后人在翻阅时可以按目索书, 分门别类地了解前辈的医学研究成果, 顺利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 不致于面对卷帙浩繁的图书文献束手无策。这种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文献整理编录方法, 对后世医史文献著录工作的开展和医学科学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篇：汉书张骞传文言文翻译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汉书张骞传文言文翻译，欢迎阅读。

汉书·张骞传

原文：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余，还，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后二年，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资金市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

骞还，拜为大行。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节选自《汉书》，有删改)

译文：

张骞，是汉中人，在建元年中当上了郎官。当时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说是匈奴打败了月氏王，月氏王逃亡并因此怨恨匈奴，但是没有人能帮助他一同匈奴。汉朝正想准备消灭匈奴，听说此事后，想要派出使者到月氏，路途必然要经过匈奴境内，于是招募能够出使月氏的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召，出使月氏，与堂邑甘父一起从陇西出关。经过匈奴的时候，匈奴抓住了他们，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说：“月氏国在我们北方，汉朝为什么要前往出使月氏?我想要派人出使南越，汉朝会听凭我的人过去么?”于是扣留了张骞十多年，给他择赔了妻室，并且有了儿子，然而张骞始终保留着汉朝的符节，不肯投降。

张骞居住在匈奴西部，趁机与他的下属向月氏国逃去，向西走了几十天到了大宛。大宛国听说汉朝有丰富的财物，想通使而不能，看见了张骞，很是惊喜，问他想要到哪里。张骞说：“我们为汉朝出使月氏却被匈奴封锁道路，如今逃亡出来，只希望大王派人引路送我们。如果真能够到达月氏，返回汉朝后，汉朝送给大王的财物是说不尽的。”大宛认为说的有道理，就护送张骞，抵达康居。康居再把他们转送到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经被匈奴杀掉，匈奴人用力他的夫人为王。已经使大夏国称臣做了大夏国的君主，土地肥沃富饶，境内很少有盗寇，感到满足安乐，又认为距离汉朝遥远而不想亲近汉朝，根本就没有报复匈奴的心思了。张骞从月氏到了大夏，最终不能摸透月氏的真实意图。

留下一年多，想要返回，要从羌人聚居的地方回去，又被匈奴人俘获。留下有一年多，单于死去，国内动荡混乱。张骞与匈奴妻子与堂邑甘父一起逃亡回到汉朝。朝廷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甘父为奉使君。当初张骞出行时有一百余多人，同去十三年，只有二人能够回还。

汉朝天子听说了大宛及大夏、安息之类的国家都是大国，有很多奇特的物品，世代不迁徙，很大程度上跟中原国家有相同的习俗，而力量较弱，看中汉朝的财物;它北面的是大月氏、康居这些国家，强盛，可以用赠送财物、给以利益的办法使他们朝拜汉朝。如果真的能够用恩义使他们归服，那么就能扩充万里之广的土地，讲不同语言有不同习俗的各国就会前来归附，这样汉朝的威望恩德就会遍及四海。汉朝天子于是命令经由蜀郡、犍为郡派出负有见机行事使命的使者，四条道路上一同出使，都各自出行一二千里。

张骞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匈奴，知晓有水草之处，能够及时得到供给没有物资缺乏，于是被封为博望侯。这一年是元朔六年。过了两年，张骞当上了卫尉，跟随李广将军一起从右北平出发攻打匈奴。匈奴把李将军包围，死掉逃跑的人很多，而张骞没能按时救援应当被斩首，用钱赎罪贬为平民。

天子多次问询张骞关于大夏之国的情况。张骞已经失掉了侯位，于是说：“联合了乌孙之后，它西面的大夏等国都可以招来而成为汉朝的外臣。”天子认为有道理，于是封张拜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各派两匹马，赶着数以万计的牛羊，带着价值数千万的黄金绢帛，分派多名持节的副使，道路可以方便通行的话就派人去往旁边的国家。

张骞回来后，封为专管接待宾客的大行令。过了一年多，张骞去世了。又过了一年，他所派遣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都同有关国家的使者一起回来，于是(从此以后)汉朝西北方向的国家开始跟汉朝互通往来(互通使者)。

第四篇：后汉书窦宪传翻译

后汉书窦宪传翻译

原文

窦宪，字伯度。父勋被诛，宪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莫不畏惮。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肃宗驾出过园，指以向宪，宪阴喝不得对。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宪大震惧。后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宪性果急。初，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后遣客刺杀齐殇王子都乡侯畅，事发觉，太后怒，闭宪于内宫。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和帝水元元年九月，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赐策许焉。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宪威权震朝庭，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振旅还京师。于是大开仓府，劳赐士吏，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兄弟四家竞修第宅，穷极工匠。

宪以北虏微弱，遂欲灭之。明年，遣耿夔等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

宪既负重劳，陵肆滋甚。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等共图为杀害帝。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到国，迫令自杀。

论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众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未之胜所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

翻译

窦宪，字伯度。他的父亲窦勋被杀，窦宪自小便成了孤儿。建初二年，他的妹妹被册立为皇后，任命窦宪为郎官，后又升迁为侍中、虎贵中郎将;弟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二人都受到了皇帝的亲幸，一起在宫中侍奉，赏赐无数，荣宠日盛，自王侯、公主到阴、马各个皇后家族，没有不畏惧忌惮的。窦宪仗着宫中的权势，便以低贱的价格强行夺取了沁水公主的园田，公主畏惧逼迫，不敢计较。后来肃宗的车驾经过园子，用手指着园子问窦宪，窦宪语塞无法应对。后来事情被察觉，皇帝大怒，召见窦宪并责备他。此后虽然没有判定窦宪的罪过，但也不再对他委以重任了。和帝即位，太后掌管政权，任命窦宪为侍中，掌管宫内机密要事，宣布诏令。内外协调依附，没有产生嫌隙。

窦宪性情比较暴躁。起初，永平年间，谒者韩纡曾经审理他父亲窦勋的案件，于是窦宪便派遣刺客杀了韩纡的儿子，以其儿子的头颅来祭祀窦勋的坟。后派遣刺客在屯兵宿卫的地方杀了齐殇王子都乡侯刘畅，事情真相被发觉，太后震怒，将窦宪幽禁在内宫。窦宪担心被杀，便自行请求带兵攻打匈奴以此救赎自己的罪过。当时恰好南单于请求出兵北伐匈奴，于是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金官印紫绶带，属官则依据司空的编制，任命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征召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等十二郡的骑士，以及羌胡兵出塞。第二年，和北单于在稽落山交战，大破北单于的军队，敌军阵营崩溃，北单于逃走，追击敌军各个营部。窦宪、耿秉便登上燕然山，和边塞相距三千多里，在石头上刻下此次的功劳，记录下汉室的威德，并命令班固为此作了铭文。

和帝水元元年九月，皇帝下诏让中郎将拿着符节前往五原任命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执意推辞，朝廷又赏赐策书加以赞许。旧时大将军位列三公之下，设置属官时要依照太尉的编制。窦宪权震朝廷，公卿们也都看着在上者的意思曲意迎合，上奏窦宪的职位应该在太傅之下，三公之上。窦宪休整军队返回京师。于是大开仓府，慰劳赏赐将士，他所带领的各个郡守的子弟，全部得到了太子舍人的职位。兄弟四家竞相休整府邸，穷极工匠。

窦宪因为北匈奴的势力薄弱，便想要将它消灭。第二年，派遣耿夔等人带兵在金微山攻打北匈奴，并大破北匈奴军，俘虏敌军众多。窦宪平定匈奴之后，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类的人，都被安置在幕府，主要掌管文章之类的工作。刺史、守令大多出于他的门下。由此朝臣震慑，望风秉承他的旨意。

窦宪依仗着自己功劳巨大，骄横放纵得越来越厉害。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等图谋弑杀皇帝。皇帝私下里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于是便和亲近的中常侍郑众商议诛杀他们的策略。后又派遣谒者仆射收回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更改为冠军侯。皇帝又因为太后的原因，不想以谋逆的罪名诛杀窦宪，于是便挑选一些严厉出色的国相监督他们。窦宪回到封地，被逼迫自杀。

论说：卫青、霍去病依仗强大的汉朝军队，连年和匈奴作战，国家耗损过半，却并没有战胜狡猾的敌军，后世人犹且传颂他们为忠臣良将，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终生俱付于此的缘故吗!窦宪带领羌胡军队以及边境地区聚集来的兵力，一举攻破了北方匈奴的宫廷。列举他的功绩，要比前代多得多，而后世人却没有称颂的，大多是因为放大了他之后的过失而抹去了他之前的功劳。

第五篇：班固《汉书

班固《汉书·苏武传》

1、班固《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 班固的父亲班彪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他“私作国史”。班固蒙冤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后来，多亏其弟班超到京师洛阳，上书辩白，朝廷才将他释放。这样，班固的书稿被汉明帝看到。明帝很赏识班固的才气，召他到洛阳，任以兰台令史之职，随后又迁升为郎，典校秘书，并让他继续完成修史任务。从此，班固正式开始了《汉书》的编著。他精心苦思，反复修改，经二十五年，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大部。余下未定稿的“表”和“天文志”，则是由他的妹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写就的。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又称《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主要记述起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囊括了西汉一代(包括短暂的王莽政权)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跟。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 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班固)马(司马迁)，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2、《苏武传》

苏武和李陵是汉朝两个对比性很强的人物。

苏武出使匈奴，因事变而被羁长达十九年，其间抵抗住了卫律、李陵的威逼利诱的劝降，不负汉朝使命，孤忠自誓，大义凛然。《汉书·苏武传》载：“(单于)乃幽武„„”，充分表现了苏武历久不变的高尚节操和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最后苏武终得回归汉朝。

反观李陵，本是汉朝一员猛将，因战败被俘而投降匈奴。李陵投降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李陵自己到了最后关头的贪生怕死。事实很清楚，校尉韩延年战死，而李陵投降，韩李二人面对生与死所作出的抉择，已经充分说明问题。其实李陵“本心”并不甘愿背叛汉朝，李陵曾对苏武自述：“陵初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但是“千古艰难唯一死”，在终极关头，主宰他生命的是个人的欲望，是终极关头见利忘义、苟且偷生的欲望。一旦投降敌人后，事情就由不得“本心”了，后来李广利率领汉军征匈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书·匈奴传上》)，这时李陵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汉朝的凶恶敌人。看李陵的“本心”与结局，看他投降前后判若两人，实在令人感到悲哀和惋惜。

3、爱国主义的历史特质

A、爱国主义是个历史的范畴

“国”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认识“爱国”一词中的“国”字的历史内涵。

它是仅指屈原所爱的楚，岳飞所捍卫的南宋还是指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也即，是指当代的中国还是指历史上的中国?要分析这一问题，应当把他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三国》卷首“话说天下大事——分，和”这样的分与合的过程，便形成了历史或长或短，疆域或大或小的政治实体——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统一是主论，然而“天下之治日少而乱日多(黄宗曦)”。在国家兴亡变迁之际，作为这些国家臣民的诗人或词人，写下许多热爱自己祖国、催人泪下的诗篇词章。

爱国：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除近百年的近代史“爱国”的内涵有着反帝内容外，基本都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以及华夏民族内各政治实体及政治力量间的战争与政治斗争。屈原热爱的祖国只是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他“长太息——”“虽九死——”，究其目的仅在于“恐皇——”。但这爱国之心是这样热烈、执著而至死不渝， 死也要如鸟“飞返故乡”，如狐“死必首丘‘，——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不可能要求屈原爱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设想，让岳飞不去抗金，而去反对八国联军，我们当然不会如此苛求古人。同时，我们也不必担心会伤害秦姓子孙的感情而不敢谴责卖国贼秦回，无须担心伤害日本友人的感情而不敢宣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应因时间、地点、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B、爱国与忠君的统一

国君一也，君国合一。古代君主，如果不象商纣、隋炀帝那样残暴荒淫，即使他昏庸无能，在诗人眼中也还是国家的象征。这样的诗作在爱国诗词中屡见不鲜。岳飞：归来报明意，收复旧神州。陆游：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明末郑成功：不信中原不信朱。忠君思想在君国合一的封建正统思想指导下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不足为怪的。但对愚忠还是应当批判的，岳飞在朱仙镇大捷，汴京指日可下时，放弃统一大业而屈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下，便不可取。与之相比，文天祥于宋之后，囚于大都狱中，已经投降元朝的宋恭宗也来劝降，他却宁死不降。这时，文已无君可忠，仍坚持民族气节，忠于自己的祖国，这就把爱国与忠君分离开来，这一分离是历史的飞跃，所以文的爱国精神更值称道。

三千多年来文学领域的爱国传统一脉相承，历代不衰，它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仍有教育和认识作用。它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了解我们的文明史，了解我们的国情，继承我们的爱国传统。有人说：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爱国诗词尤如此。它不但测出时代的晴雨，更测出了人心的向背，令千百年后读之，仍使人感奋以至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