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社会保险论文提纲

论文题目：德国社会保险立法起源研究

摘要：德国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母国。1881年,威廉一世根据俾斯麦的建议,颁布“皇帝诏书”,决定“用积极的手段来改善工人的福利”,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立法活动,1883年《工人医疗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和1889年《伤残和养老保险法》的出台使得德国成为第一个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德国成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立法体系最为健全、法典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支柱,以社会促进、社会补偿、社会救助为补充的完整体系,开创了与英美、北欧完全不同的“德国模式”,而其基本原则、法律框架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19世纪末的俾斯麦社会保险立法。19世纪末德国的三大社会保险立法并不仅是某个立法者个人智慧的成果,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理论积淀。19世纪德国国家统一以及工业化开始之前,其社会问题主要是贫民（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是济贫以及矿工、海员等特殊行业内部的互助保险。而工业化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人问题,原有的解决方式已经无法应对新的局势,国家需要负担起福利的责任。通过分析社会问题的转型过程,才能理解社会政策的相应变化,进而理解为何作为工业化后进国家的德国能够最早建立起现代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为何能够成为当时工人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社会保障的“德国模式”或者说“俾斯麦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本文第一章首先探讨工业化之前的主要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案,即社会保险立法的史前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社会问题主要是贫民（农民）问题,济贫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其相关规定体现在警察法中,通过对贫民的收容与强制劳动实现社会安全与福利的双重目的:在救济贫民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以追求国家良好秩序为目的的警察法实现了无所不在的规章之治,在警察法安全与福利的双重治理目的中,安全的诉求要远大于福利。因此,济贫法对于对象有严格要求,必须是“值得救助的穷人”才能得到救助,任何道德上有瑕疵、居无定所、好吃懒惰之人将会得到严厉的处罚,以驱逐乞丐、强制劳动机构为特色的近代济贫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规训色彩。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在危险性较高的特殊行业,如矿工以及部分工商业和手工业中间,形成了工人自愿发起的互助保险,以对抗疾病、事故等生产生活风险。19世纪中期,在德意志境内,特别是普鲁士,颁布了许多规范此类保险机构的法律,特别是1845年《一般工商业条例》、1854年《关于让矿山、冶炼厂、盐场、加工厂工人统一加入矿工保险的法律》以及1854年《工商业援助保险法》不仅确认了现存保险机构的合法性,甚至强制工人加入保险,这为俾斯麦立法提供了经验。但是,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保险机构普遍存在规模太小、强制力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此类机构经济上相当脆弱,无法承受大规模的疾病爆发或是自然灾害等突发状况。1876年《已登记的互助保险法》虽然部分地改善了19世纪保险机构强制性不足、缴费与给付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仍没有根本上解决互助保险机构的危机,互助保险的机构数量和成员数量还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第二章探讨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理论。农民解放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人口,19世纪中期开始的德意志成为欧洲工业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依附于土地劳动的人口越来越少。人口的集中为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人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住房问题尤其严重,妇女和儿童也不得不参与繁重的工厂劳动。工作地点与家庭的分离使得家庭的保障作用减弱,一旦遭遇疾病、工伤的等状况,工人无法通过劳动换取工资,生活将陷入严重困境。工人阶级作为新生的无产阶级开始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层出不穷,这些对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稳定造成了威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洛伦茨·冯·施泰因以及新历史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社会理论,其核心就是强调国家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应承担主导责任。施泰因以对法国社会运动的考察为依据,结合黑格尔国家与社会的法哲学方法论,创造出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来解决德国所面对的工人问题。他将社会问题定义为阶级的利益冲突问题,而国家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只有国家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君主因其地位的中立性与超然性而责无旁贷地成为社会改革的核心力量,社会改革必须通过“社会君主制”的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学中的新历史学派认为,劳资冲突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而要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心理和伦理道德。该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第三章主要呈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主导下三大社会保险立法的概况。考察其立法过程,分析其立法的主要内容,着重讨论立法过程中的主要争议点,对三大社会保险立法从保险机构、缴费、给付、雇主责任以及争议解决等主要方面进行重点分析。其中,帝国统一后有三部法律对于社会立法影响特别重要:《帝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成为社会立法的重要契机和背景,俾斯麦社会立法常常被视为其补充措施;“皇帝诏书”被誉为“德意志帝国社会政策的大宪章”,表明帝国想要颁布社会保险立法、解决社会问题并促进工人福利的决心。在三部社会保险法中,《工伤事故保险法》立法进程开启得最早,争议也最大,屡次夭折,所以1883年6月15日作为其补充的《工人医疗保险法》先行颁布。该法很大程度上承接了1876年《已登记的互助保险法》的立法模式,确立了以七种类型保险机构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医疗保险机构,保险机构是独立的公法实体,设有成员大会和董事会,实行工人和雇主参与的自我管理,国家仅起到监督作用。对重工业的工厂工人实行强制保险,缴费由雇主和工人分担,雇主占三分之一,工人占三分之二。给付包括免费的治疗和最长达13周的病假工资。《工伤事故保险法》颁布于1884年7月9日,是制定时间最长、争议最多、草案最多的社会保险法。该法的制定缘起于对于1871年《帝国责任法》中关于工伤事故赔偿问题的争论,俾斯麦想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解决工伤事故问题,以达到既能救济工人,又不为工业施加沉重负担的目的。该法对年收入2000马克以下的工厂工人实行强制保险,缴费由雇主全部承担,金额则按照企业的危险级别确定。给付包括治疗费用和事故赔偿金,死亡情况下有丧葬费和遗属养老金。保险机构是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一个或几个区的某一或几个工业分支可以建立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包括该地区内该工业分支的所有企业,也是独立的公法实体,按照自我管理原则运行。该法还规定了负责管理社会保险的帝国机构,即帝国保险局,作为负责裁决、决定和监管社会保险的最高机关。《伤残和养老保险法》颁布于1889年6月22日,其立法过程也颇为曲折,主要争议点在于帝国补贴的存留问题。该法对年收入2000马克以下的工人和企业职员、海员等实行强制保险,伤残保险缴费满5年、养老保险须缴费满30年,年满70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缴费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帝国补贴为固定的50马克。保险机构是经过州政府的同意为其区域内的几个乡镇结成的联盟而设立或者是为联邦州的地区设立的独立机构,也是独立的公法实体,按自我管理原则实行管理。第四章主要是对俾斯麦社会保险立法进行评价。从覆盖人群、给付水平等方面指出立法的不足,但重点分析立法所取得的成就。在社会保险立法体系下,随着医疗条件不断提升,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延长了整整一代,工业事故的发生率也在大幅降低,其对社会广大阶层所起到的保障作用也深刻地影响了一百年以来的社会结构。此外,社会保险立法还有三个主要贡献。第一,社会团结模式从“内化”转向“外化”。社会保险法通过个人、雇主的缴费以及国家补贴（体现在养老保险中）,把雇主、国家加入到社会团结的主体范围内,并通过缴费划分了责任比例和范围,由此扩大了风险分担的范围,从而让分担后的风险都在各方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将风险一般化,让个人风险转化成了集体承担的共同风险。社会保险将“工人政策”与旧时的“济贫政策”彻底分离开来,将工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来对待,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和功能区分开来,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第二,体现了国家责任的变化,社会保险立法体现了国家的立法、财政给付和监督管理责任,特别是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济贫所带有的屈辱感,消减了济贫强烈的道德性,使得社会保险立法既不同于绝对主义时代无所不包的警察法,又不同于消极保卫自由的自由法治国,开始向积极提供给付的社会法治国迈进。第三,确定了德国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强制和自我管理原则。这两个原则是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矛盾相妥协的产物,它们一直适用到今天。当然在今天看来,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肯定存在很多根本缺陷。社会保险立法在一开始还是比较粗疏,其内容被多方诟病,从工人到雇主再到俾斯麦的敌手,尽管他们所处立场和阶级均不相同,但却都对社会保险立法有诸多不满,这些不满主要是针对社会保险保障范围小、给付水平低、等待期长等问题,以及社会保险体系中从程序到内容都存在一些对于工人过分监督、管理乃至监视的措施。结语是对整个“俾斯麦模式”的总结和思考,旨在回答导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何德国能够最早颁布社会保险立法,并使得社会保险成为工业化国家社会问题的基本解决方式,以及“俾斯麦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本文将俾斯麦保险立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纳为三点:“福利行政”与社会自治的双重传统,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刺激和社会理论的准备。其中,历史传统对于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及其基本模式产生了最为决定性的影响,德国社会保险立法深刻体现为家长制的国家主义传统与兄弟会博爱式的合作主义传统的结合。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人运动对于社会保险立法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理论,特别是施泰因的“社会君主制”理论,为国家承担社会改革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俾斯麦模式和贝弗里奇模式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的经典模式,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立法中都能看见这两种模式的影子。俾斯麦模式中最引人深思的一点就是立法的核心始终都在于国家、企业、社会、个人的责任边界问题;立法从来都是国家强制与社会自治的互动,从来未否认或消除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既要符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不能脱离当前的经济政治环境,其重心仍应该放在强调国家责任原则、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上来。

关键词：德国社会保险;济贫;社会国;洛伦茨·冯·施泰因;俾斯麦

学科专业：法律史（全日制）

摘要

abstract

导论

一、提出问题

二、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三、架构与思路

四、研究方法

五、文献综述

第一章 社会保险立法的史前史：社会规训色彩的济贫与互助保险

第一节 社会规训色彩的济贫

一、规训的背景——世俗化和理性化

二、规训与社会规训

三、规训的手段——警察法

四、规训的典范——强制劳动机构

五、规训的集大成者——《普鲁士普通邦法》及其后续立法

六、社会规训视角下近代德意志济贫法律的特点

第二节 保险机构的诞生与发展

一、私人保险公司

二、矿工保险机构

三、其他类型的保险机构

四、《已登记的互助保险法》

五、保险机构的问题与危机

第二章 19世纪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理论

第一节“社会”及其相关概念

一、社会及社会理论

二、19 世纪德国的社会问题

第二节 洛伦茨·冯·施泰因的社会理论及其影响

一、施泰因其人及著作

二、施泰因的国家社会二元论

三、施泰因“社会君主制”思想及其对社会改革的设想

四、施泰因社会理论的后续影响

第三节 新历史学派、社会政策协会与讲坛社会主义

一、新历史学派及其观点

二、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

三、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四、新历史学派对社会改革的影响

第三章 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1871-1890）

第一节 帝国宪法、“非常法”与“皇帝诏书”

一、帝国宪法

二、《反社会党人法》“非常法”

三、皇帝诏书：社会政策的大宪章

第二节 1883年《工人医疗保险法》

一、立法过程

二、主要内容

第三节 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

一、立法过程

二、主要内容

第四节 1889年《伤残和养老保险法》

一、立法过程

二、主要内容

第四章 俾斯麦社会保险立法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第一节 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成就

一、从“内化”到“外化”的社会团结模式转型

二、从“社会规训”到“社会国家”

三、强制与自治的共生并存

第二节“不受欢迎的社会保险法”

一、保险覆盖面小

二、给付水平低

三、通过社会保险的社会控制：另一种社会规训？

结语：俾斯麦模式的启示

一、“俾斯麦模式”的产生原因

二、“俾斯麦模式”的核心要素及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1 社会保险参保人数的发展（1885-1902）

附录2 医疗保险机构的发展：按照保险机构类型以及保险人数统计（1885-1901）

附录3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立法年表（1880-1905）

附录4 俾斯麦社会保险立法内容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