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保护法制完善探讨论文

摘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中国政府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中国的环境状况却继续呈恶化的趋势，特别是环境犯罪数量日益增多，危害不断扩大。作为破坏环境资源的极端形式，环境犯罪不仅是对中国生态环境的现实威胁，而且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障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环境资源保护法制完善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环境资源保护法制完善探讨论文 篇1：

关于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法律思考

摘要：建立良好的、和谐一致的环境法律体系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在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要求，需要完善与创新。该法修订的紧迫性目前已取得有关部门和广大学者的共识，对该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并探讨相应的修改对策是非常必要的。基于课题调研和法理思考，提出关于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的几点建议，以期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提供参考。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修改；思考

引言

1989年，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该法确立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目前，我国已制定了许多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及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管理的法律，已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颁行至今已有20年，而这20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该法已不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矛盾和不足日益凸显出来。而且同期我国已经对环境保护的单行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有的单行法甚至已经多次修订。此外，中国还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签署并履行多项国际环境公约。《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很好的与其它单行环境法律和整个环境法治基础相匹配，也难以适应当今中国环境保护、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当代环境保护区域化、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需要。

1、《环境保护法》存在的缺陷分析

1.1立法目的和指导思想陈旧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显然立法背景不足以适应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立法指导思想缺乏相应的时代性。

1.2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尚待完善

一些制度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求，需要根据当前和今后社会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的形势进行相应调整。特别是对管理对象、管理权限、法律责任和行政程序等内容进行完善，强化可操作性。

1.3《环境保护法》缺乏统领作用，环境立法体系不完善

目前出台的环境法律之间缺乏完整的逻辑结构、综合性、互补性不强。结果导致法律的可操作性差，执法随意和执行标准不一致。

2、《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建议

2.1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环境保护法》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没有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内容上，仅体现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没有体现环境与资源、环境与人口、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法律调整范围狭窄；从时间跨度看，仅以当代人的利益为目标，没有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因此，建议将立法目的修改为，“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2.2扩大环境民主，保障公众参与

公众环境权，指公民享有在良好，适宜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反映了人民反对污染和损害环境、争取享受良好的生活环境的合理要求。《环境保护法》虽然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检举权都做了一些规定，但目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在具体条件、方式、程序上还缺少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公众一旦遇到具体的问题，不知道应该用何种方式参与。为保证公众环境权的实现，建议《环境保护法》应建立和完善环境民主制度，确认公众环境权的基础地位，鼓励和肯定公民、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和社会媒体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2.3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制度

“实施清洁生产，是中国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结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环境保护法》有必要确立为基本制度。但是该法仅在第25条简单地规定：“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取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从该条的精神可知，采取清洁生产是企业应承担的义务，但是法律责任部门却无相应的惩罚措施。《环境保护法》也未授予环保部门对清洁生产的监督管理权。因此，充实《环境保护法》中清洁生产制度的规定，使其象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等一样享有环境保护法基本制度的法律地位，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建议修改为：“清洁生产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对推行清洁生产取得显著成绩的企业给予奖励，并减免其应缴的排污费，对不履行清洁生产义务的企业有环保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在县级以上区域设立清洁生产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及教育培训中心。”

2.4拓宽限期治理决定的权属范围

限期治理制度规定关停污染企业的权限在于地方政府。这种以企业的隶属关系和级别作为确立决定权依据的管理形式，显然带有浓烈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往往给环境保护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在实践中，政府往往偏重于企业的经济效益，而非环境效益，因而政府部门会担心影响国计民生而迟迟不做出限期治理的决定，从而使那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难以得到及时的治理而危害社会。其次，政府是综合性执法机关，又不是处理环境方面问题的专门机关。政府并不能经常监督、监测污染源，其作出决定主要依据是群众的反映或是环保部门的建议，集中下达一批限期治理单位名单。这样必然妨碍了该制度的事实效果。最后，根据对单位的管辖级别作出限期治理决定不利于流域性、区域性、行业性污染源的统筹管理和安排。更不利于实现政府对其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相比较而言，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行使限期治理决定权，不仅实现了权责统一，而且有利于限期治理制度既是有效实施。建议将《环境保护法》29条修改为：“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有环保部门予以限期治理。大型企业的限期治理决定权由省级环保部门行使；中型企业的限期治理决定权由市级环保部门行使；小型企业的限期治理决定权由县级环保部门行使。”

2.5增设生态补偿制度

《环境保护法》对生态环境保护明显忽视。目前，作为综合性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其实际上是防治污染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保护自然资源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关于生态环境补偿方面的规定更不够具体明确。由于当时的立法背景，《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偏重于污染防治，只规定了对排污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进行收费，而没有考虑对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

建议做下列修改：对《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理念进行更新，引进生态保护的思想。将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上升为环境保护法基本制度的范畴，使国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法制化。并完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的相关内容，增加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的比重，改变其偏重于污染防治的现状，从整体上对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和利用，强调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恢复和整治。

2.6制约行政权力，明确政府责任

环境是公共财产，事关公共利益，政府理应成为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政府在环保方面不作为、干预执法及决策失误是造成环境顽疾久治不愈的主要根源。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将环境保护职责定位于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而没有定位在政府身上。这就减轻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削弱了环境执法力度，也为政府的随意决策留下了隐患。因此要通过法律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同时也要强调环境保护是企业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尽快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使环境法律规范落到实处。建议增加：“保护环境是政府、公民、企业和社团的共同义务和责任，环境污染和破坏者应对所造成的环境危害和环境风险负责，但责任人不存在或无法确知责任人时有政府负责。”

2.7提升立法层次和法律效力，完善环境立法体系

环境保护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就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性质和地位而言，应在《环境保护法》中加以明确。基本法不仅仅有提供一般法律依据的作用，还可以强化其对单项环境资源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指导作用。虽然《环境保护法》被环境法学界认为是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但内容和功能上偏重于污染防治。此外，从立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有些名不符实，因为《环境保护法》同众多单项环境资源法律一样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与它们的法律效力相等。环境要素上的“法律分立”正是单项环境法律之间内容冲突的症结所在。为完善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减少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竞合，建议将《环境保护法》修改成有环境资源保护基本法功能的法律，充实资源、生态方面的内容。确立环境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完善立法体系。

3、结语

期待一部综合性的具有统帅作用的环境基本法，一直是致力于环境法制建设的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多年的愿望。本次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应该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的，融环境、资源、生态保护一体的环境基本法，不应在局限于环境污染防治而原地踏步，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基本法。修改成功，将是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又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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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玲玲.我国环境保护法限期治理制度缺陷及完善[EB/OL]，中国环境法网，2010，12

[9]顾瑞珍，环保总局回应环境保护法修改呼声[N]，中国经济时报，2007，2：28

[10]万劲波，陈赛.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EB/OL]，中国环境法网，2010，12

作者：胡亚卿

环境资源保护法制完善探讨论文 篇2：

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环境犯罪立法的完善

摘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中国政府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中国的环境状况却继续呈恶化的趋势，特别是环境犯罪数量日益增多，危害不断扩大。作为破坏环境资源的极端形式，环境犯罪不仅是对中国生态环境的现实威胁，而且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障碍。预防和遏制该类犯罪是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法制保障的重要一环。因此，有必要全面审视和清理中国现行的环境刑事立法，对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环境犯罪的执法对策。关键词：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犯罪；完善立法

文献标志码：A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就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要建立在环境和资源能够承载的基础上，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体现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以此构建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和生活文明的重新检讨，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

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保障：从环境立法到环境刑事立法

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生态潜力，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持久的支撑能力，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必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环境友好价值理念的提倡在发达国家由来已久，一些国际法律文件也直接或间接地认可了这一思想。如1982年的《世界自然宪章》在导言中就指出：“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有最好的机会发挥创造力和得到休息与娱乐。”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告：“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1992年以来，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要求，各国根据自己的同情和国际环境保护的需要对环境立法进行了创新和完善。法律行动必须建立在意识和信仰的基础上，为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来加强环境友好型的环境文化建设，如法国1993年《关于环境部长的职责的法令》第1条规定：“环境部长同时负责：支持创造性的行动，鼓励对群众进行环境知识的培训和宣传，并提倡一切有益于改善生活质量的行动。”虽然中国采取了大量措施，但从近几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来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资源消耗高、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控制加命令的环境保护模式突出了被动性守法的色彩，缺乏主动性的鼓励守法与护法规定，以民为本的民权文化哲学还未在环境资源法中得到建立。从立法的目的来看，培养环境友好型的伦理价值观念和文化氛围，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法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但中国的许多环境法律规范，其创设目的还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

就环境刑事立法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学者倡导“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但在针对环境犯罪问题上，却有“犯罪化”、“刑罚化”甚至“重刑化”的倾向，有的国家还规定了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两方许多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在刑法典、行政法规中规定或增设了刑事制裁条款，将那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惩治，突显国家以刑罚手段惩治危害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法制的保障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一环，而刑法在保护环境资源中的功能和作用是最有效和最彻底的，刑法的功能在于通过刑罚的威慑及其实施以保护社会认可的重要价值。作为其他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实施的最有力保障，环境刑事立法是否完备，不仅关系到环境资源是否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而且也关系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但由于认识上的滞后、立法经验的欠缺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犯罪形态规定以及对环境犯罪的罪名和刑罚设置都存存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法治时代，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应当依靠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符合时代需要的法律制度来促进。由于环境犯罪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性极大，对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障碍。因此，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严密环境刑事法网，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

二、完善与环境犯罪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

完善打击环境犯罪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要求，首先必须完善与环境犯罪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由于环境犯罪具有较强的行政从属性特征，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均以违反一定的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和基础，因此，完善环境行政法律法规就显得格外重要。环境行政法律法规涉及环境资源保护的许多方面，当前，应当修订《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等单行环境法律，并结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新形势对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生态保护、废物控制做出特殊的规定。尽快制定与《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立法相衔接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资源节约与合理利用法》、《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法》、《环境污染综合防治法》，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全面规定循环经济、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制度和法律责任。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应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作为保障公民环境知情权的重要制度性条件，有必要制定诸如《环境信息公开法》或者《环境信息公开条例》之类的法律法规。制定废旧物品回收利用、污水与同体废物集中处理、垃圾分类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完善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生态保护和污染排放控制的标准体系，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和涉及循环经济的有关污染控制标准。只有不断完善与环境犯罪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才可能为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提供基础的制度性条件。

三、注重环境犯罪附加刑和非刑罚措施的完善及适用

在国外，适用附加刑广泛存存于环境资源犯罪中，包括履行社区劳动、清除污染物、命令暂时停业、撤消从事某项活动的执照、公开其犯罪记录等’中国刑法中的附加刑主要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其中，罚金、没收财产属于财产刑，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资格刑。在环境犯罪中，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和过失犯罪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从刑罚经济原则的角度看，对这种性质的犯罪适用“财产刑”会比适用“自由刑”收到更好的刑罚效果、罚金具有明显的经济制裁功能，现行刑法除渎职型环境犯罪(如环境监管失职罪)外，对其他形式的环境犯罪都规定了罚金刑，表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刑罚设置已开始注意到刑罚的成本问题。以罚金刑代

替自由刑，在一些国家有关环境犯罪立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环境犯罪中过失犯罪占绝大多数，而且法人犯罪突出，将无生命实体的法人作为接受刑罚的主体，惟罚金刑最为适宜。罚金刑的适用不仅有利于补偿因犯罪造成的现实环境危害，而且在客观上能起到遏制其进一步犯罪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对环境犯罪人所处罚金在数额上常常远低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获得的不法收益，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必然会降低财产刑在适用上的实效。对环境犯罪财产刑的适用，不应当局限于罚金，还要注重对没收财产的适用。而现行刑法规定的没收财产在环境犯罪的适用中范围太小，只有第341条第1款有适用没收财产的规定。此外，适用罚金还要注意罚金本身与环境行政处罚中罚款的衔接，对环境犯罪罚金刑的最低数额应当高于相对应的环境行政处罚中罚款的最高数额，以充分剥夺环境犯罪人通过危害环境所得的非法收益。

现行刑法的资格刑内容主要是剥夺政治权利，且环境犯罪的刑罚设置中没有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为有效惩治并预防环境犯罪，可结合环境犯罪多数情况下所具有的贪利动机和“行业”特点，扩展资格刑的内涵，考虑增设下列资格刑：(1)“禁止从事某种生产经营”的资格刑，即“剥夺从业资格”。如对从事矿业生产、加工的从业人员，犯有“非法采矿罪”或“破坏性采矿罪”的，在量刑时，可考虑判处剥夺一定期限从事相关生产经营的资格刑，通过对职业活动的限制，达到预防并遏制犯罪发生的目的。特别是对单位犯罪主体适用“禁止从事某种生产经营”的资格刑，由于资格包含着自由，因此其行刑效果相当于对自然人适用自由刑。(2)剥夺担任某种职务的权利。这主要适用于实施环境犯罪的单位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单位环境犯罪，往往是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或由他们授意、指导实施，通过剥夺其职务权利，也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的资格刑，在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已正式使用，这为我们扩展环境犯罪资格刑的内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在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中，非刑罚措施是刑罚必要的替代和补充。适用非刑罚措施，既能有效预防环境犯罪，还可以把对犯罪人的制裁和对受破坏的环境的恢复与整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环境刑事立法始终以环境保护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最大限度地发挥非刑罚措施保护环境资源的功能。现行刑法尽管规定了非刑罚措施，但针对环境犯罪，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重点是增加行政性非刑罚措施，如责令关闭、停业，责令禁止使用、销毁有害于环境的设备或装置，责令重新安装使用防止污染的设施，责令恢复环境(即限期治理)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责令恢复环境”这一非刑罚措施，即法院以有罪判决形式，责令行为人对被自己污染或破坏的环境，采取必要的除污、恢复、重建等措施，防止危害后果蔓延。《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和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中，都规定了类似于责令恢复环境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其实质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

总之，刑法应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对那些因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部分故意环境犯罪但主观认罪态度好、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人，考虑适用相应的附加刑或非刑罚措施，同时减少或减轻主刑的适用。

四、对环境犯罪应当规定“危险犯”

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此起彼伏，生态状况持续恶化，那种在环境刑事立法中只规定惩罚以出现严重“实害后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做法，显得消极、被动，无法更好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而又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系统。为了满足打击与预防并举的要求，从保护环境并实现社会防卫的目的出发，有必要将部分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规定为危险犯，就是说，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无须等危害环境的实害发生，法律就应把这种足以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定为犯罪，即对环境犯罪“危险犯”予以刑罚制裁。因为某些污染型、破坏型危害环境的行为，一旦实施，往往很难恢复，而确认由其造成的现实危险性在环境科学上又有章可循，立法将这样的行为规定为危险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如果这些行为不仅对人身、财产和环境构成了现实危险，还造成了实际损害，则可以作为结果加重犯罪认定和处理。从环境刑事立法的发展来看，将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已是世界性趋势，如日本、奥地利、加拿大以及中国澳门地区都规定环境犯罪是“危险犯”，日本的《公害罪法》第2条第1款规定：“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给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带来危险者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不断完善环境资源立法，而健全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更有利于对环境资源的深度保护。因此，立法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应是一种既具现实性又富有前瞻性的理性选择。首先，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使人们能够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在刑法上产生的后果，由此在生产、生活中更为谨慎地对待身边的生态环境。其次，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能够把环境犯罪可能造成的重大危害制止在危险的萌芽状态，使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保护。最后，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既可弥补行为犯打击面过宽的不足，又可防止结果犯保护的滞后。但立法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并不等于不问具体情况，对环境犯罪既遂形态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因为环境危害行为往往是伴随社会生产、生活而产生的附属行为，对于一些与社会生产、生活联系紧密，危害程度较轻，不容易确认现实危险的行为可以规定为结果犯，如不适当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噪声污染的行为等。

五、专章规定环境犯罪并增设罪名以严密环境刑事法网

作为环境犯罪客体的“环境权”既非单纯的人身权，又非单纯的财产权，因此，侵犯环境权的犯罪行为不同于一般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为了突出环境犯罪的本质特征，使之与其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相区别，应在刑法中设专章规定环境犯罪，这样才能体现出犯罪客体的特殊性和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此外，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罪名设置存在许多疏漏，很多客观存在并时有发生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都没有犯罪化规定。增设罪名以严密法网，符合环境资源刑法保护的价值取向。从目前中国面临的环境犯罪的严峻形势看，增设环境犯罪罪名时既要考虑现实性和可行性，同时又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一)增设破坏草原植被的犯罪

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修订《草原法》第61条至63条规定，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丁作人员在草原管理方面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但按照现行刑法定什么罪名无法确定。而述人

员以外的其他人具有大面积破坏草原植被、使草原沙漠化、加重水土流失以及其他严重破坏草原的行为也无相应的犯罪化立法措施。为此，可考虑增加“草原监管失职罪”、“非法占用、毁坏草原罪”或“破坏草原罪”之类的罪名，以利于对草原生态植被的有效保护。

(二)增设罪名以扩大土地保护范围

现行刑法对破坏土地资源犯罪的立法规定仅限于“非法占用耕地罪”，2001年8月31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二)》，将“非法占用耕地罪”修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法修正案虽然扩大了土地资源的保护范同，同时将其罪状特征之一的“改作他用”调整为“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然而，“农用地”仍然不包括荒地、滩涂等，如果对这些“非农用地”不加以特殊保护，随意开采、滥用，同样会造成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影响土地的正常使用。扩大土地保护范围，对不合理开垦、挖沙、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与致土壤沙化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将有利于对土地资源的全面保护。

(三)增设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罪

建设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核心内容，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防止出现新污染源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故意提供虚假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的行为虽然不直接导致环境污染事故，但存在环境污染事故的危险。因此，这种行为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将其行为犯罪化。

(四)将严重的噪音污染行为犯罪化

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噪音污染日益严重，对人们学习、生活和其他正常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因此，可以考虑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立法经验，将排放噪音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因噪音危及人身健康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除考虑增设以上罪名外，对于合理利用核能，但因故意或过失造成大面积核污染，危及人身健康或有危及人身健康危险的行为，可增设“核污染罪”；对从事海洋或内河航运业，以及从事捕鱼业的单位或个人，针对其行为对内河或海洋可能存在的重大污染危险行为，可增设“水域污染罪”。总之，进一步从环境刑事立法上严密法网，必然有助于预防和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

六、不断探索并完善环境犯罪的执法对策

作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制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仅有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是不够的，为了有效预防和遏制该类犯罪，还需要不断探索并完善环境犯罪的执法对策。卡多佐曾这样描述“法律的成长”，他认为法律在立法者制定出来时还只不过是一株幼苗，它的形状长成何样，它的枝头伸向何方，还得看执法者这一园丁如何栽培。环境资源犯罪立法时，从以下几方面来保证法律的健康成长很有必要。

(一)注重提高执法质量

适用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惩罚犯罪，通过惩罚犯罪达到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的最终目的。而要实现刑罚的这一目的，提高执法质量尤其重要。执法者绝对不能在打击犯罪中夹杂创收、报复等不正当动机，也不能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抓主要矛盾，如针对特殊区域、特定季节对相关的环境犯罪进行重点防治。提高执法质量的关键所在便是要保证执法过程的公开、公正和平等，同时还应当针对执法中发现的犯罪原因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

(二)加强环境资源保护执法中的部门协作

尽管国务院曾在2001年7月颁布过一个《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但由于一些环境保护部门对涉及环境犯罪的刑事法律知识缺乏应有的了解，或是与本部门利益存在密切关系等原因，实践中客观存在环保机关“以罚代刑”的错误做法。为了有效遏制涉及环境资源的违法犯罪，加强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协作极其重要。针对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所具有的专业特点，有关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应当尽快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并建立与环境保护部门的协作联动机制，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环境犯罪案件的成功侦破、起诉和审判，通过打击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作好司法解释工作，以保证环境执法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

刑法有关环境资源犯罪的条文中，有许多诸如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等模糊用语，这显然对司法实践形成了无形的障碍。作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法制保障之一的环境刑事立法，针对环境违法犯罪可能造成的后果，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司法机关应该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并公之于众，既指导和统一司法，又能让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知道行为的尺度，从而具备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盗伐林木罪”的司法解释，只从经济价值上对盗伐林木罪的构成做出了解释，而未从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两者统一的高度上把握森林的生态价值。因此，对这样的解释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值得欣慰的是，2006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公私财产”的损失范围、人员伤亡的认定标准，采用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界定方法，使环境犯罪的司法认定不仅具有科学、统一的客观标准，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从另一个层面加强了刑法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功能，有利于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作者：牛建平

环境资源保护法制完善探讨论文 篇3：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完善

环境侵权严重威胁和侵害人们的人身与财产权益。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虽然完善了我国的环境责任条款，对环境纠纷的解决和受害人权益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环境侵权立法，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基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侵权的现状，我国环境侵权立法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 关键词]环境侵权；环境污染责任；环境法；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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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茂华（１９７４—），男，东华理工大学文法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学；吴 萍（１９６９—），女，东华理工大学文法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学。（江西抚州 ３４４０００）

本文为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林权改革视阈下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０９ＢＦＸ０４４）阶段性成果。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一、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体系。这些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污染防治法律的有关规定及自然资源保护法律的有关规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在第八章对环境污染责任作了专章规定，但在环境侵权法网之下，环境污染事故仍频繁发生,环境侵权问题仍然严重，我们不得不反思现行法律法规对规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缺陷及不足。

（一）“环境侵权”界定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环境侵权，各国和地区都有不同的表述。如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妨害行为”、德国民法称之为“干扰侵害”、法国民法称之为“近邻妨害”，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通常称之为“公害”。在我国，关于环境侵权，立法未作明确界定，只是在有关法律中对其责任作了一些宽泛的规定，连《侵权责任法》也是如此。《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规定环境污染责任的一般条款,与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定的环境污染责任的具体规范相衔接，概括了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特点：一是损害的广泛性,二是损害的长远性,三是损害的公众性,四是损害的潜在性,特别是潜在的损害也应当被认为是损害,应当赔偿。[ １]但同时不难看出，这一条款在环境侵权方式上仅被限定为污染环境,遗漏了另一类重要的环境侵权方式——生态破坏。那么因资源开发引起生态破坏从而侵犯他人权益的问题如何救济呢?芽在我国,因开发自然资源引起的水土流失、农业生产条件被永久破坏以及生活条件遭到毁灭性破坏的问题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如果侵权法只关注污染引起的损害,必将使因生态破坏行为受到损害的公民无法获得法律救济。[ ２]

（二）环境侵权行为的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在归责原则方面，由于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第１２４条关于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规定不够明确，因而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容易造成适用标准不一、参差不齐的现象，导致对当事人权益的司法保护不能趋于一致。另外，从《民法通则》第１２４条、《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及有关环境法立法规定来看，我国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仍被限制在“污染环境”的侵权民事责任中，而对于“破坏环境”的侵权民事责任，并未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我国存在立法规定不明确、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不完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立法缺乏对其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及方法的明确规定，如《民事证据若干规定》和《侵权责任法》仍然沿用《民法通则》第１２４条的规定，狭义地理解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继续将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污染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这显然过于狭窄；《民事证据若干规定》和《侵权责任法》依然没有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具体运用中的操作方法，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标准不一现象。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一般侵权行为因果关系更为复杂，且在证明问题上，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极为困难。为实现法律制度公平、公正的理念，在诉讼上，利用学术单位的鉴定、盖然性因果关系、流行病学（疫学）因果关系等方式，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已成为各国减轻受害人举证责任的基本规则之一。[ ３]而我国此前的法律并无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可喜的是，《侵权责任法》对此作出了一些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如果加害人能够证明其行为与被害人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可免除其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否则,推定其加害行为与被害人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这一条款同样存在局限性，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欠缺，《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实质上只规定了与日本“间接反证法”相似的因果关系推定法,然而,面对复杂多样的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难免会出现机械化套用和误用因果关系推定法的情形。

（三）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全面赔偿”与“考虑当事人状况”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反映受害人所遭受损害的本质。以此原则来确定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通常少于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受害人遭受损害的“全部赔偿”，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二是传统民法关于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分类，已不适应环境侵权损害特征。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问题上，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沿用传统民法关于财产损害的划分方法，一致主张将受害人因环境侵权遭受的财产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以此为基础，算定加害人应承担的财产损害赔偿数额。但是，传统民法关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分类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实践的挑战。如在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复杂的、复合的事实性因果关系的场合，判断该损害是否为直接或者是否为间接，不仅存在困难，而且在司法实践上，也没有具体适用价值。三是个别项目累积相加的传统算定损害的方法，不能适应救济环境受害人的需要。在计算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我国司法实践在一贯沿用传统民法损害赔偿制度划分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基础上，采用分别计算、累积相加的方法，算定最终赔偿数额。这种方法，只适合于较为简单的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并不适合损害极为复杂且难以分别计算的环境侵权损害。[ ４]

二、部分发达国家的做法

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进行考察，有利于完善我国相关制度。

（一）美国

美国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体制是建立在判例法和制定法的严格的民事责任基础上的。在判例法中，美国采用诸如妨害(ｎｕｉｓａｎｃｅ)、过失(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侵犯(ｔｒｅｓｐａｓｓ)等术语使受害者向污染者提起诉讼。虽然美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判例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但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其制定法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其划时代的创举就是《１９８０年综合环境补偿与责任法》，又称《超级基金法》。美国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主要是损害赔偿与侵害排除。对于责任人是否承担侵害排除的责任，法律上有严格规定，因为它涉及经济总体发展和公民的生命健康、生活环境等公共利益，所以具有严格的利益衡量的色彩，通过运用利益衡量的原则平衡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总体利益。在实践中，法官通过“部分排除侵害”和“代替性赔偿”等制度，即“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等具有调和性的新型责任制度而允许产业活动继续营运，从而保护产业发展，同时又不失去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解决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司法实践方面，为了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美国法院较好地运用了“事实本身说明问题”原则。

（二）日本

在日本，因产业活动等人为原因造成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与人、物或生活环境相关的损害，通常被称为“公害”。由于日本曾经是公害较为严重的国家，其公害法尤其是公害救济的理论、判例和方法，得到了充分完善，形成了由公害关系基本法、公害行政管制法、公害行政救济法、公害民事救济法、公害犯罪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组成严密的法律体系。日本堪称当今世界上公害法制最为完备严密的国家。它的公害法制是以民事上的救济为起点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民事责任是其整个公害法制的基础。为了处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纠纷，日本制定了专门的《公害纠纷处理法》和《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它所规定的民事责任表现为因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导致健康、生命、财产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基于侵权行为制度、物权请求权制度、人格权制度等，向法院请求判决加害者赔偿已经造成的损失，停止其全部或部分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公害原因行为等。环境侵权不仅能够造成健康损害，而且还有可能造成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的权利，日本法律形成了“忍受限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可以忍受某种伤害，如果那些伤害超过了可忍受的限度，受害者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日本的环境法律在因果关系上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制度，这个理论也成为各国环境侵权法的通说，主要包括:盖然性说、间接反证说和疫学因果关系说。

（三）德国

德国的环境侵权法是从“干扰侵害”的理论发展起来的，“环境侵权”在德国法上被称为“Ｉ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即“干扰侵害”或“外物侵入”。在环境侵权中，德国法采Ｉ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理论，将其建立在物权法的相邻关系的范畴的基础上，即任何人不得因行使权利，致其邻人遭受损害，从而弥补了传统侵权行为救济之不足。[ ５]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方面，德国通过《公害防治法》、《环境责任法》引入了无过失责任原则，从而经历了从过错责任向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转变的过程。在环境侵权案件中，鉴于受害人在证明加害行为和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往往面临极大困难，但这又是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关键所在。理论上，多数德国环境法学者认为应当减轻或排除受害人在因果关系举证方面的困难，主张或然性的因果关系概念。司法实践中，法院主要通过自由心证、证据推测、举证责任倒置三种方法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而在立法上，德国１９９１年的《环境责任法》、１９５７年的《水利法》等都规定了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从而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与英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类似，德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赔偿损失，并辅以排除侵害。其基本依据是《德国民法典》第９０６条的规定，除此之外，还有特别法上的规定。

三、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建议

针对我国当前环境侵权法律法规的不足，笔者认为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明确界定“环境侵权”

我国立法应结合环境侵权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特征，对环境侵权作出明确界定，明确环境侵权不仅包括污染环境，还包括破坏生态。理顺《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律法规之间关于环境侵权的界定，如环境侵权方式应既包括污染环境，也包括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应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精神损害和环境损害等等。综合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法律法规及我国学者关于环境侵权问题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环境侵权”可定义为因人为活动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并因此损害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环境权等权益，依法应当承担环境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二）扩大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在自然资源保护法领域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如《森林法》第３９条,《草原法》第１８条等。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如地面沉降、生态破坏等,也面临与环境污染同样的难题，即因果关系的难以判定等,因而一概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不利于自然资源保护,也失去了对受害人救济的保障。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立法,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一些环境破坏所致的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如德国《水利法》第１２条第１款规定：“如果连续地无限制地使用水可能对公共福利,特别是公共供水造成严重损害,可对执照加以限制或予以吊销。在此情况下,可以判处赔偿”。我国法律中也应当有类似的规定,在自然资源保护法领域的一定范围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样更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有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应在民事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各个单行法中确立归责原则,并修正不恰当的规定。

（三）设置多种因果关系推定方法

立法上，我国应明确因果关系推定方法及其判断标准，完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于环境侵权案件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复杂性、广泛性和科技性等特征，决定了环境侵权案件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困难性和复杂性。传统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无法应付现代社会新形态的侵权行为，在环境侵权行为领域突破传统的因果关系证明的限制，寻求新的因果关系的证明方法即因果关系的推定理论便应运而生。因此，我国的环境立法应当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具体作法可适当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及“间接反证理论”，同时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适用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

（四）明确损害赔偿范围

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立法应体现“环境再生”理念，确立全部赔偿原则，明确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 ６]笔者认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应既包括对“生活环境的损害”的赔偿，也包括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的赔偿。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理论和实践上，日本“包括请求”、“一律请求”方式的提出和适用，较为符合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能够合理把握“环境侵权损害”的新特点，避免了按照传统民法损害赔偿论，受害人因不能举证所带来的不利。将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仅为及时填补受害人损害以救济受害人提供了新途径，而且，还为全面把握损害，实现“环境再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我国可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来完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五） 其他方面

对照《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立法还应当规定惩罚性赔偿金，规定排污人故意排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金；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没有造成个人明显损害,但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准许进行公益诉讼,可以由检察院或者其他团体提起诉讼；对环境侵权规定特别的诉讼时效,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对于污染环境的加害人,应当特别增加恢复原状的义务,以恢复环境和生态；建立公共补偿和责任保险制度，从而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同时又不让企业因赔偿负担过重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１]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草案应当重点研究的２０个问题[ Ｊ]．河北法学,２００９,(２)．

[ ２] 杜万平，张梓太．论我国污染受害者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兼论《侵权法(草案)》中的环境责任条款[ Ｊ]．求索，２００８，（６）．

[ ３] 陈慈阳．环境法总论[ Ｍ]． 台北：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０．

[ ４]罗丽．中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比较研究[ Ｍ]．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 陈凌．环境侵权之替代性损害赔偿研究[Ａ]．环境法系列专题研究（第一辑）[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 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３）．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戴茂华 吴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