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环境权的宪法保护要求论文

【摘要】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环境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文章结合相关规定对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提出了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谈环境权的宪法保护要求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浅谈环境权的宪法保护要求论文 篇1：

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的联动建设

摘要： 泛珠三角市场经济发展以来，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不仅是该地区环保领域内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更是现代宪政制度所确认的人权保障工程。针对当前我国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困境，要大力推进环境法治联动建设，并按照环境法治的要求搞好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将环境保护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加快区域环境法治的步伐，促进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现。

关键词： 环境法治；区域联动；泛珠三角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时代以及经济的发展促使珠三角地区不断扩大自己的腹地，逐步推进与周边省市区以及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市场广阔的区域经济体系。早在2003年7月，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就首先提出了“泛珠三角”这一说法，并得到了邻近各省市区的积极响应，从而实现了从珠三角到泛珠三角的飞跃。至今为止，泛珠三角区域范围已经扩张到：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中国九个省（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地区，[1]形成了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9+2”共建经济圈。[2]在这之中，差异互补、合作共赢是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它所形成的区域联动发展是泛珠三角区域建设的重要标志，但是伴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泛珠三角地区仍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3]不能很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环境法治仍是该地区环保领域内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4]鉴于此，本文将从区域联动建设的角度，分析泛珠三角环境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为泛珠合作的全面推进提供一些参考。

一、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法理基础

发展权、环境权和自治权是第三代人权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宪政制度所确认的重要宪法权利。[5]作为国际人权和国内人权的统一，发展权、环境权和自治权都是区域法治联动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宪法权利，也是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重要法理依据。

（一）发展权是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终极目标

发展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其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都具有广泛性和统一性。首先，国家、集体和所有个人都应当是发展权的权利主体。国家有满足自身发展的权利，集体有按照集体内部成员的特性，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其次，国家、集体和所有个人又是发展权的责任主体。国家、集体和所有个人在满足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得侵犯其他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发展权利。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应当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6]38是一个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综合体。有学者认为，环境法治就是对发展权的一种限制，禁止以环境作为实现发展权的代价。该观点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认清一点，环境法治并不是为了限制各区域的发展，而是为了能够让区域经济更好地向前发展。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对该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保障泛珠三角区域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权是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直接目的

环境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法权基础和依据，是区域法治联动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宪法权利。环境权是在生存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项新的基本人权，它对弥补生存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缺漏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同发展权一样，具广泛性和统一性。它既是一项个体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同时还是一项代际权利。环境资源的保护涉及到每个国家、区域、集体和个人，这些权利主体在享有环境权利，也承担着保护环境的责任。确定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正是国际社会综合考虑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保护的关系，以确定一个实现环境责任合理分配的联合机制。国际社会达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配原则，对我国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泛珠三角区域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大到区域内的部分地域，小到区域内部的省、县，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不一样的，根据“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各区域对于环境保护承担着不一样的责任。但是任何集体、个人都有趋利性，不想承担过多的环境责任。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是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保障，确保每个区块主体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环境责任，直接保障区域内部成员的环境权利。

（三）自治权是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重要内容

自治权既是一项国际人权，又是一项国内人权。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个省份都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拥有着高度的自治权。根据自治权的基本内涵，每个省份都可以在宪法、法律的框架下，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的法规规章。区域法治建设应当是一种以新的法治理念为基础，即“区域性的规则共治”。[7]87共治与自治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共治要建立在自治权的基础上，但同时又要对自治权进行一定限制。要实现区域法治，就意味着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9+2”共建经济圈的自治权，将各省份的部分自治权让渡给某个特殊机构，以期通过该特殊机构实现环境责任合理分配。我国的地域具有严重的城乡分割和严重的区域分割特性，[8]2这就造成实现区域环境法治必须冲破各区域完全自治的理念，将区域内部多方主体视为平等主体，通过各方主体之间的协商，以图制定出共治规则。自治权的规定有利有弊，利在于能够实现因地制宜，弊在于过分重视本区划的利益。环境法治联动建设就是要发挥自治权的优势所在，克服地方政府过分重视地方利益，以期达成环境法治共治的局面，有利于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协同发展。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6期张积储 等：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的联动建设

二、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增强泛珠三角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泛珠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广东省人民政府相继颁布与修订了一系列地方性环境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质保护条例》、《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珠三角地区执行国家排放标准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知》以及《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等；此外，为促进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环境保护的合理规划，以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主的泛珠三角区域还印发和贯彻实施了《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科学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区域性环保规划文件，分别对不同区域进行分类指导。这些不断完善的环保规范性文件，充分推动了区域环境法治的联动建设，更好地营造了公平、开放、规范的泛珠三角合作环境。与此同时，泛珠三角区域的各个地方政府也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工作实践中的运用，[9]12-13积极响应国家政府的要求，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构建区域环保统一监管标准，提升整体工作效能，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已初步建立的区域环境保护一体化体制机制基础上，争取到2020年能够实现建成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示范区，[10]形成泛珠三角生态城市群。这不仅对泛珠三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如今，泛珠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确定的2010年主要阶段性目标任务基本完成，[11]泛珠三角环境质量总体情况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局部地区还有不断优化的趋势，区域内的大江大河和主要水道的水质情况基本符合国家标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等主要污染物均在可控范围内。但是，泛珠三角地区环境保护不断优化的同时，仍然临着严峻的环境形势。部分地区江河段污染严重，给水、排水系统不完善，区域内跨界水体污染治理困难，县、镇、村的生活垃圾普遍没有得到无害化处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执行力度较差等，这些区域性、复合型、压缩型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泛珠三角环保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困境

虽然说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区域环境质量也基本维持稳定，整体环境质量符合国家标准，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泛珠三角环境污染问题呈区域化发展，跨界污染、污染转移与行政分割、地方本位、信息封闭的矛盾仍然十分棘手，要实现区域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有序、可持续仍面临着重大挑战。[12]8-11

（一）行政分割，缺乏统一协调机关

在严峻的环境问题面前，由于泛珠三角各行政区划所追求的利益不同，区域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构来确保环保规划的实施，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反馈机制与监督机制，[13]导致泛珠三角区域的环境法规、规章忽视了区域环境管理机制的设计。通常各省区在设计发展规划时，只是考虑到是否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却并不为整体区域的环保利益考虑，极易引发行政区域间出现环境治理的空白区域，更严重的是，行政区之间污染转移现象以及跨行政区污染事件频发，一旦这些事件久拖不决，不仅环境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可能激发成群体性事件，[14]导致他们在处理和协调区域经济与环境保护问题时难上加难。另外，对于区域内部分地方政府所倡导的区域环境合作、共同治理环境，虽说在现阶段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政府倡导的非制度性合作协调机制，偏向于依赖政策引导，许多共识是靠领导人作出的承诺来保证，缺乏法律有效性和长期稳定性，[15]也间接导致了该区域环境法治面临着更大的威胁与挑战。

（二）地方本位，缺乏法律审查机制

地方本位一直是中国社会存在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泛珠三角地区的部分地方政府为保护和扩大本地利益，片面强调地方特殊性，[16]忽视了构建有效的监督审查机制约束其违法行为。首先，由于缺乏监督审查机制，部分地方政府对上位法规定的内容和旨意视而不见，制定了符合自身利益需求和本地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并冠之以“法律依据”，这与我国法治发展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其次，现有的区域环境法治规范缺乏一套明确的法律审查机制，缺少对区域环境管理的督促审查，仅仅是在监管上给予了环境区域管理机构某些监督、监测权力，一旦涉及跨行政区的环境纠纷问题就只能由相关地方政府协商解决。最后，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重，各行政区地方法院又高度地方化，不少高级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些符合本地经济利益的内部会议纪要、指导意见或操作规则，[17]而执法机构借此纪要、意见、规则等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肆意简化审批程序，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和审批程序，片面强调地方利益，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导致法院司法审查形同虚设，这是明显不符合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需要的。

（三）信息封闭，缺乏执法共享机制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原则突破地域局限势在必行。当前环境问题已从过去的点源局部性污染转变为现阶段的区域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并以区域性特征不断向周边转移和扩散。然而在环境资源管理法律实施机制上，我国泛珠三角所涉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环境信息不对称、信息资源封闭、相互独立，即使涉及部分执法沟通与信息共享，也缺少一个完善统一且具体化的执法信息共享平台，造成双方沟通协商困难和信息公开、共享的不足。再加上很多直接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开发建设活动是由各地企业和政府联手进行或者由各地政府单独进行的，并没有一个稳定统一的区域内执法标准，直接造成执法难以透明运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甚至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等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维护，甚至以牺牲环境资源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较为普遍。

四、加强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可行性

发展权、环境权和自治权为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奠定了法理基础，从法律层面充分显示了进行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现实需求、战略需求方面更能够体现出加强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可行性。

（一）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现实需求

目前，泛珠三角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使得该地区原本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为了保障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能够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形成整体竞争优势与发展合力，以环境再造泛珠三角区域的一体化建设，泛珠三角区域积极开展与一体化相适应的区域环境保护合作，整合区域环境资源，满足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现实需求，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18]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环境资源的保护，实现区域内环境资源的和谐发展，而且更加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利益格局，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共同持续发展。

（二）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战略需求

未来几年的发展是泛珠三角地区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构建经济新格局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区域环境法治的联动建设符合了该地区贯彻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尽管泛珠三角各地区政府之间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片面注重本地经济利益，但大多数污染物都具有流动性和传播性，区域之间面临着的共同环境污染问题，如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跨界水污染治理等都需要各地协调联动治理，统筹建立复合污染防治体系，实现泛珠三角区域内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因此，推进环境保护联动建设对于促进泛珠三角经济发展，保护区域内主要河流、湖泊水质优、保障大部分城镇大气环境质量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是实现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更是推动区域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五、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法治联动建设的实现

发展泛珠三角区域市场和处理泛珠三角环保问题已成为共识。欲实现区域市场与环境保护间的通力合作，需要打破传统行政区划限制、加强部门间的合作、改革构建新体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的联动建设，推动建立双管齐下的法律审查机制，去除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促进相邻两个地域之间政策、法规的连接与完善，促进统一区域市场的建立和统一发展环境的形成，提升区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塑造具有权威性的协调机关

建立和完善具有高权威性的合作协调机制是区域合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19]对于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区域环保合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各行政区间环保工作的简单叠加或者各行政区间环保重点工作的平行推进，而应围绕跨流域、跨区域的重大环境问题进行总体规划和分类指导，通过防治结合、联手共进的方式推动流域、区域内重大环境问题的解决。[20]例如英国对于环境管理权的分配采用分散管理与统一监督相结合的模式，即在赋予各环保部门管理权的同时，也赋予中央机关统一协调的管理权。[21]393因此，我国在协调有关城市，共同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综合治理和大气联防联治工程时，急需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中央协调机关，如泛珠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22]并设置相应的协调机制，协调好各行政区域间的环保关系，统筹规划，实现重大基础设施的对接和区域共同环境问题的治理，促使各城市融合在同一机制下进行环境法治的宏观调控，更好地保障泛珠三角区域的环境统筹治理。

该中央协调机构的职能定位主要是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统一协调，即法律的制定并不能保证其能够得到充分的实行，它需要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关协调各地区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发展规划、资源利用和能源开发等问题。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协调机关，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专门性协调，能够较好的避免执法过程中出现的行政区划困扰，增强统一管理性，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统一协调。二是争议处理，即在合作过程中，统一化管理模式的建成难免会造成部分行政区划的利益受损，甚至引起区域间的利益争夺，这就需要建立起类似仲裁机构的团体来处理争议，依据合作协议的规定定纷止争，作出协调决定，切实解决区域环境纠纷，厘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二）建立双管齐下的法律审查机制

珠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立法、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效率低下等问题已严重阻碍环境纠纷的解决。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清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壁垒的保护伞，保障国家法律能得到如实的贯彻执行，可以考虑建立双管齐下的法律审查机制，[23]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提高司法效率。

双管齐下的法律审查机制主要是指建立立法审查机制和司法审查机制。一是立法审查机制。我国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在不违背上位法的情况下，各地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一方面，泛珠地区各立法主体面对这些已经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应根据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的原则，对各地区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进行统一审查，对有违上位法原则、有地方保护色彩以及有反泛珠合作精神的法规、规章予以明令废止或修改，扫清区域合作已存的立法障碍。另一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内各行政区可以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通过协商、交流并结合区域的整体情况向社会公开发布一些具有指导性意见或操作性规则的规章、制度，[24]明确原本模糊的法律灰色地带，以构建有效运行的立法审查机制，增强统一管理性，促进统一的环保监管体制的形成。二是司法审查机制。保证司法审查有效性的前提基础是司法权的独立与公正。由于目前我国司法审查高度地方化，而部分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在招商引资中又不管项目有无污染，片面强调简化审批，[25]可见，在法院设立专门环境庭专职处理司法审查案件，通过整合法院司法审查资源，完善法院司法审查机制，统一处理案件的审查标准，加强法院司法审查，强化对审批部门的法律约束，监督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和守法是可取的，也是应当的。此外，司法审查还可以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纳入法院审查范围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审查，消除区域认识差异。

（三）完善高效统一的执法共享机制

大多数污染物都具有流动性，区域之间面临着共同的环境污染问题，如珠江水域的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的流动传播，需要各地协调统一规划、联动治理、联合监管，逐步推进联合执法的共享机制，确保区域间的环境整治实现同步统筹和优势整合。因此，鉴于满足区域内信息交流的需要，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妥善搭建各职能部门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平台，将本地区的地方职能部门的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标准、执法结果等信息及时地向其他合作地区的政府机关公开，同时积极地进行工作经验交流，通过信息公开和交流，促使在跨省区信息交流、联合执法维权等方面实现更紧密、更畅通的交流合作，提高执法效率。在此基础上，我国应该尽早颁布《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26]以明确地方政府合作的法律依据，构建统一的环境执法标准，特别是区域内的环保准入标准、环保排放标准以及环保整治标准，建立有效的执法信息共享机制，促使能够有效防止污染物的跨区域转移，[27]有效提升区域整体环境质量，建立复合污染防治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一的执法共享机制下，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政策环境、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区域内各市（区）在加强区域合作的过程中，还应当树立全局观念和分工合作意识。例如广东、香港和澳门地区，对于泛珠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应充分发挥环保规划的“指挥棒”作用，在统一的执法机制中应强化其整合区域资源的能力和责任心，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增强其核心地位的主人公意识，集聚和共享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进行科学规划，合理产业布局，在发展中保护好环境。四川、云南、贵州地区考虑到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共享机制中给予更多的帮助，允许其制定适当的环境补贴政策，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总之，实现泛珠三角环境法治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国家乃至各级地方政府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党政领导、各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应结合自己的职责和能力，坚持环境法治，按照环境法治的要求搞好环境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监督，才能将环境保护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加快实现泛珠三角的环境法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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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Construction of Linkage

of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ZHANG Jichu，ZHONG Huangyuan

（Law School of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linkage of region； panpearl river delta

（责任编辑： 邓泽辉）

作者：张积储 钟凰元

浅谈环境权的宪法保护要求论文 篇2：

浅析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摘 要】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环境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文章结合相关规定对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众参与制度；缺陷建议

1.公众参与制度概述

1.1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内容

公众参与制度是指在环境保护领域里，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与环境利益相关的决策活动，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公众利益。在环境保护中确立公众参与制度，是民主主义理念在环境管理活动中的延伸，公众既是环境的破坏者，又是环境的受害者，更是环境的治理者，对于与维持自身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质量的改善享有当然的参与权利。环境的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内容包括：行政参与制度、立法参与制度、司法参与制度、环境信息知情制度等。

1.2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

公众参与制度在我国多部环境法中有所体现。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由此可见，《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地位，并为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提供了渠道。《水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13条也同样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法》第5条、第21条进一步明确了公众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参与权。此外，一些行政性法规中也体现了这一制度基本精神。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等。

2.当前我国在环境公众参与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尽管环境法确认了公众参与制度，并在一定范围内贯彻了这一制度，但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这主要原因还是因环境法制度的缺陷决定的。

2.1没有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明确规定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家的根本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环境权，如韩国、美国、英国等。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可以认为是我国参与环境管理的宪法依据，但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而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其他相关环境法律法规亦是如此，如《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2.2没有明确规定公民参与环保的具体程序

目前，环境法规定的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途径主要为征求意见和论证会、听证会的方式。如《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方式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规定。至于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途径则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人民代表代为行使。除此之外，环境法并未规定其它途径来实现公众参与。这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形势又较为严重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显然是过于单一了，不利于公众充分行使参与权，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公众的积极性来保护和改善环境。

2.3环境信息公开内容范围过窄不利于公众参与实现

我国现行的环境公开制度公开的主要是公共信息，即向社会发布的环境信息，如环境状况公报，空气质量周（日）报等，但是这些内容范围过于狭窄，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以企业为例。企业对环境行为的信息了解不足，我国没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企业虽然有义务向政府进行排污申报和登记，但没有法律规定这些申报的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因此，公众对待这些企业是相对盲目的，信息若不公开，公众即使想做出行为，也会面临极高的交易成本，从而望而生畏，止步不前。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参与环保的前提，是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的一项重要手段。只有把环境信息公开了，公众切实享有环境知情权，公众参与才有动力，公众参与才更具有针对性。

3.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

3.1完善立法

由于法律对公众参与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我们必须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来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体系。通过立法确立环境权奠定公众参与法律基础。目前，我国法律并无环境权的规定，这不利于公众利用该项基本权利参与环境保护。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参与权，但要行使环境参与权，环境权应当是前提。当务之急，一是要在宪法中明确环境权，从公民环境权这一基本权利出发，可以明确规定公民在有关环境事务方面的知情权，以及参与环境事务的讨论权，建议权等具体权利。二是应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尽管该法第6条规定了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这不足以使环境权明示于众，更何况该项立法确认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之后的参与，即末端参与。这与公众参与的性质及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都相去甚远。我国应当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增设环境权条款，把第6条中的末端参与方式修改为全过程参与方式。

3.2使环境信息的公开明确化、制度化

如前所述，我国环境信息的公开力度还十分有限，公众获得环境信息的手段、途径仍然比较单一。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0条规定：“环境问题只有在所有有关公民的参与下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每一个人都应适宜的获得政府部门掌握的环境信息资料，包括关于他们所在社会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并有机会参与决策的过程。国家应当通过广泛地传播环境信息，促进和鼓励公众知情和参与，应使公众能够有效地利用司法、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救济。”我国是《里约宣言》的缔约国，在这些方面业已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为了更好的履行公约义务，我国政府应将环境信息的公示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并形成一整套的实施制度。制度化的环境信息至少应包括我国环境法所列举的14种环境因素的信息，《里约宣言》中所要求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相关行政行为和环境法律法规的信息等。这些信息应分门别类地以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信息的方式通过适宜的媒介公布于众。

3.3建立健全全过程的参与机制

全过程的参与机制包括预算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和行为参与。预算参与，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它要求在进行环境管理和决策前征求公众的意见。过程参与是公众参与的关键。是公众对环境管理行为和执行环境决策行为的监督。末端参与是公众参与的保障，是在发生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对有关责任人提出检举、控告，是救济性的参与。行为参与是公众参与的根本，是公民自觉提高环境道德水平和意识，并以积极的行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全过程参与机制，应当明确公众在各个阶段中的权利义务以及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的程序和有关人员侵犯公众合法权益、违反程序要求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此外，全过程参与机制中还应当包括各阶段中公民意见的征求方式、意见的表现形式及意见的反馈等方面的详细内容。

3.4加大环境教育宣传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的多少，决定了公众参与环保能力的高低。因此，今后我国要加大对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使公众能够掌握环境常识，了解进行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及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拥有的权利、义务。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发挥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还应该发挥各种环境保护民间团体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57-259.

[2]叶俊荣.环保自力救济的制度因应：解决纠纷与强化参与[J].台湾大学论丛，1990，19（2）：103-107.

[3]燕娥，陆静.从《奥胡斯公约》的生效实施中能借鉴到什么——浅谈我国公众获得环境信息和参与决策的立法与实践[N].中国环境报，2002-2-9.

作者：刘蔚

浅谈环境权的宪法保护要求论文 篇3：

论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原则

摘 要：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可以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对照我国的相关环境立法，结合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尚须加以健全和完善。针对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原则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加强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执行力度；使公众参与原则在环境保护立法、执法上更具体化；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增强民众参与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对公众参与原则进行分析完善。

关键词：公众参与；环境法；分析完善

1 引言

早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若让“以人为本”在环境法的实践中表现出来，就必须想办法让我国公民对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展开积极的保护和参与解决所处环境出现的问题。我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当发现有个人或者企业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都可以对其进行检举和控告。这些相关规定就是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的充分体现，所以说国家对公众参与原则的研究并完善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当今我国的国民经济（GDP）快速发展，在GDP快速发展的背后却牺牲了很多东西，在很多的地区，为了提高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政府对于当地的工厂的乱排乱放的想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会对其进行严格的管制，表面上看经济确实是提升很快，代价却是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重，近期因为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并且造成的损失都极为严重。在我国，通过近年来的环境保护立法，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特别注重公众参与原则在环境保护立法、执法的适用。但由于我国国情，政府不愿意限权，公众也缺乏意识和能力进行参与，公众参与原则在我国困境重重。因此，如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2 關于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形成的简述

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在自然环境资源保护领域，公民有权参与并平等地进行环境立法、决策、执法、司法等与环境权益相关的一切活动。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民主、环境法治以及环境正义等环境基本价值的具体体现，对于监督政府守法、保障环境法的良好实施以及推进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中，人们总结出来了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它的形成是必然的。在1970年，美国展开了一次大型的地球日纪念活动，这是一次保护生态环境的群众运动，引发了群众极大的响应。随后，很多国家也大力倡导了本国的公民积极参与保护环境事业，并展开了许多响应的形式如环保日等宣传活动，以此来调动民众对保护环境的积极性，让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民众的日常行为习惯，从而使本国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随着时间的变迁，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慢慢的成为了许多国家极力推崇的准则。

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是必然会形成的，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当前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变差的产物。同时，由环境公共财产论，我们知道生态环境中的太阳光、水源、氧气等人们所必需的生存资源不能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并且这是人类共有的自然财产，每个人都有使用权，且任何人都不能独自占用和破坏。有了这个理论的存在，那么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的发展就有了科学的依据，环境作为公共财产，人们就应该参与管理、保护生态环境。在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政府积极的引导下，民众对于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责任心都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这样就会让生态环境逐渐恢复生机。

3 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表现出的不足

我国的环境法大多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完成，那时的经济才刚刚起步，其发展速度并不会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并没有发生突出的环境问题。所以，我国的法律制度的中心并不是环境的保护和持续性发展经济需要环境的支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个人或企业为了达到较高经济利益而不惜破环生态环境，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因此，对照我国的相关环境立法，结合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尚须加以健全和完善。具体如下：

3.1 在我国环境法中对公众参与并没有详细的规定细则，单讲原则性而不具有可操控性

我国在《宪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均明确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原则， 但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公众参与原则的程序、范围、责任义务等做出具体的规定，也没有具体的执行措施，从而导致公众参与只能是一个摆设，而不具备可操控性。另外，这些法律法规关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缺乏全面、具体的权利规定，公众依法享有的权利只有检举权、控告权、部分参与权和赔偿权，至于其他必需的权利如环境知情权、环境受教育权、环境结合权、环境诉讼权等，相应的立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并且，我国的环境法对于公众参与的规定是在生态环境发生破坏后，民众应该积极参与，这与真正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应该只是在环境破坏后参与，而是全程参与。

3.2 从我国环境法实施的情况看，公众参与是基于保护环境信息的公开化，但是现在我国环境公开化太过于形式

我国在2007年开始实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境信息公开正逐渐地成为了社会公众的共同意识，生态环境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人人都可以看到的透明化的信息。但是，公众想要获得相关部门的环境信息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表面上政府都在积极的公布环境信息，但是发布的信息缺少实质性内容，就是缺少的这一小部分的实质性内容中，就包含了民众希望能够得知的信息。例如，民众自己周围的生态环境的质量情况，政府对于环境的执法情况、企业对环境是否保护到位等都是民众需要得知的，但是这些信息却不能得到。民众对于环境信息并不能完全得知，那么想让民众积极参与到环境的保护、监管等方面就不能够有效实现。

3.3 在我国相关部门关于环境方面的诉讼制度尚不完备，造成了有关环境方面的侵权行为得不到有效救济

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的重点之一就是生态环境受到侵权行为时，有关部门应该提供相应的司法救济。这样的司法救济对于民众的个人利益关系密切，但是这样的救济在我国的实施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例如，在近几年发生的紫金矿业废水渗漏污染江河和锦业公司长期排放含砷废水事故中，在周圍生活的民众都是受害者，但是当他们想通过相应的司法救济来获得损害赔偿时，却并不能找到有效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我国，环境法中也受到了民事诉讼法的影响，当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对环境进行诉讼的时候，它们的主体身份并不能得到法院认可，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并不能去维护环境问题；即使法院接受了一些关于环境侵权的案件，民众的胜诉几率极小，这些都导致了民众关于环境侵权的诉讼途径阻碍重重，民众自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证，都大大地降低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监管环境破坏情况的责任心。

3.4 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原则对于环境事故发生之前适用性不足

让环境受到破坏的风险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能受到相关部门和民众的关注是公众参与原则的重要作用之一，这样就可以降低生态环境发生破坏的几率。但是，在我国环境法中的环境信息透明化机制在实施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展示，而且我国民众对于环境保护参与积极性不强，这就导致了我国对于公众参与原则的设定，重心都偏向于环境破坏后公众再参与其中，而并没有做到公众在环境破坏之前就参与其中。

4 健立健全我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4.1 加强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执行力度

现今法律都在努力规定公众参与条款，但信息闭塞依然存在，政府是最大阻碍。如实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来，可以看出我们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信息公开这个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常常极力阻碍。公民申请信息公开案件很多，但有几人能如愿看到自己所要的政府信息，政府回复的理由是否能让人信服？法院受理此类棘手行政案件，能否司法独立，做出公正裁判？因此，应减少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的自由裁量权，并就拒绝环境信息公开的行为，公民可向上一级政府申请复核。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具有经营自主权，也拥有商业秘密的权利，政府这个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如何做到不冲突，这需要价值衡量。在我国，企业经营权应该让位于公民的生存权，故企业涉及环境信息应该强制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企业自愿选择公开内容为例外。

4.2 使公众参与原则在环境保护立法、执法上更具体化

我们应该在以“以人为本”为重点的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将环境保护当成切身利益的一部分。虽然，我国的环境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环境保护，民众参与原则有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明确表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事务范围和应有的权利义务，还有对于保护环境的途径和受到权益损害时应该采取的救济手段等。除此之外，因为我国环境法制定时并没有确立公众对于环境保护事务哪些有参与权利哪些又没用参与权利，这样使得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权得不到稳定的保障。因此，我国的宪法中应当将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作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表现出来，这样公民在为环境诉讼时就能获得宪法给予的保护，可以使得环境法中民众参与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使得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得到提升。

4.3 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诉讼主要包括三大类：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对原告的要求主要是指与案件事实存在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如果为环境问题提起公益诉讼的当事人是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那么通常会被法院因为主体不符合而驳回。这就需要赋予公众具有维护环境的胆识，唤起公众的环保意识。因此，在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基础上，亟须推行一套三大诉讼法之外的隶属于保护环境的诉讼制度，以确保公众的参与度。也就是说，我国应弥补立法的空白，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和公众的正当环境权益。因此，其一，不应过分强调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及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可以适当放宽对原告起诉资格的要求；其二，扩大受案范围将政府的决策性行为纳入诉讼范畴；其三，应当考虑在资金、技术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4.4 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意识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管积极性不高也源于我国人民对于生态环境认识水平不高，并且缺少参与环境保护意识。是否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各项事业建设、人民生活质量都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如何提高我国人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国家积极的开展环保宣传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所以，我国应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法的宣传力度，通过开展大规模的环境保护知识讲座、举办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文艺晚会、加强对学生们的环保意识培养等，从多个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环保宣传，以此来提高民众的环境法制观念和民众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增强民众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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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双.浅谈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A].环境法治与建设和谐社会——2007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第二册）[C]，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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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钟吉.法律法规公众参与度与透明度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作者简介：

李娟华（1981.3.21～ ），女，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现就职于司法部法律出版社，编辑，中级职称。

作者：李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