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2022-04-16

摘要: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在党的政策引导下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与其相适应,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历经了探索发展阶段、全面推进阶段和发展提升阶段,广西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创新领导机制、创新组织设置、创新工作载体、强化制度建设、保障机制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同兴互促。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营非公有制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营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篇1: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经验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正确的认识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认识基础,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自身的优势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政府的有效支持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特征相适应,未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将出现五大发展趋势: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国际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发展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

白永秀(1955—),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任保平(1968—),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吴振磊(1982—),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陕西西安 710127)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先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面临着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等方面的障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规范以及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克服发展障碍,进行二次创业势在必行。因此,回顾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总结改革开放30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经验,分析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障碍,研究非公有制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于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与市场经济同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理论上经历了“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等三个阶段[1];在实践中经历了艰难起步→夹缝中求生存→实践中高速发展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1年),理论上的“利用论”与实践中的艰难起步。

在这个阶段,人们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公有制模式,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视为是格格不入的,认为两者此消彼长。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物质产品不丰富,加之所有制结构单一,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垄断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导致物质资料贫乏,群众生活品供给困难,因而提出要利用非公有制经济这种形式来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非公有制经济便开始起步。我们把这一阶段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称为“利用论”。这一阶段,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更没有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只是把它作为活跃市场,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临时办法。从本质上讲,这一阶段还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非社会主义的东西。由于理论上的局限性,导致了实践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种种限制,使其起步相当艰难。

这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个体工商业经济是该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业经济是首先被认可并合法存在和发展的一种非公有制经济形态,此后伴随着个体工商业的发展才出现了私营经济。但在1978—1981年期间私营经济一直未取得合法的发展地位,这导致私营经济的数量和规模非常小,外资经济的份额更加有限。第二,非公有制经济的总量规模小。以个体工商业经济为例,1978年全国共有14万从业人员,1979年为31万,截止到1981年全国总的就业人数也仅为227万人,如表1所示。第三,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分布上以农村乡镇为主。到1981年,全国共有个体户183万户,从业人员227.4万人,其中城镇个体户有86.8万户,占总户数的47.5%,城镇个体经济从业人员105.6万人,占总人数的46.4%;乡镇共有个体户96.1万户,占总户数的52.5%,乡镇有个体经济从业人员121.8万人占总人数的53.6%。[2]第四,非公有制经济在产业分布上以第三产业为主。由于当时政策上的约束,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进入领域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就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在饮食服务业、日用品、消费品销售等领域存在与发展,同时个体经济自身所具备的特点也适合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二阶段(1982—1997年),理论上的“补充论”与实践中的“夹缝中求生存”。

在这个阶段,人们在理论上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简称“补充论”。同“利用论”相比,“补充论”有了一定的进步,它承认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肯定了它存在的合法性。但是,这一理论把非公有制经济置于补充的地位,只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不能大量发展,因此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3]。1992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数量有所增加,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尽管实践的发展促使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重新认识,但仍没有超越“补充论”的范围。

这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第一,打开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的局面。区别于“利用论”阶段,伴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促进作用的日益明显,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局面。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户数来看:1992—1997年我国个体工商户由1 534万户增加到2 851万户,年均增长率为15%;私营企业户数由13.963 3万户增加到96.072 6万户,年均增长率为49%;外商投资企业由8.437 1万户增加到23.568 1万户,年均增长率为24%,如表3所示。第二,非公有制经济布局地域分布不均衡。该时期无论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还是外商经济都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出现区域分布上的不均衡。以个体工商企业为例,1996年东部地区个体工商户总数为1 245万户,占全国个体工商户总量的46.04%,而西部地区则仅有444万户,全国个体工商户总量的16.44%[4]。第三,非公有制经济产业结构选择趋向优化。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期,各方面的限制导致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时产业结构选择不合理。1992年以后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有选择地退出某些行业,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领域得以扩大。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在产业选择上也日益趋向合理化。

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理论上的“重要组成论”与实践中的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五大以来,在经济改革的推动下,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在理论上党的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简称“重要组成论”。理论上的突破,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上档次,上规模,进入一个新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方针,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理论上“重要组成论”的确立,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实践上的发展。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速度、进入领域以及企业竞争力培育等各方面都有较大提高。

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点是:第一,发展速度快。1998年到2006年,私营工业企业数量和“三资”工业企业数量的年平均增加率分别达到145%和14.46%。如图1所示。

图1 1998—2006年私营工业企业和“三资”工业企业数量发展情况(个)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1998年到2006年,私营工业经济资产总额和“三资”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年平均增加额达到4 336亿元和6 198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如图2所示。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国民经济的领域更宽。从1997年以后非公制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非公有制经济可以从事绝大多数轻工产品和部分重工产品的生产,第三产业的咨询业等一些对人力资源要求过高的行业也已经有较多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规模的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在保持优势的同时,开始培育新的竞争能力,提高组织能力、战略能力、技术水平等,逐渐形成了许多大的企业集团和各行业的龙头企业。

二、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与发展的障碍分析

(一)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的30年,促进其发展的原因,既有政府等外部要素的推动和引导,也有非公有制经济自身优势的发挥等,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5](P9)。这一转折使得人们原有的、落后的、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观念得以转变,使得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使得束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得以创新和发展,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环境。同时改革开放实践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成绩和贡献做出了肯定,使得非公有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以确立。

第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正确认识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认识基础。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的基本方针,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影响和作用,党和政府适时地调整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认识和不断加大对非公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从“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的认识的转变,以及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等历次重大会议上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阐述中,充分印证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加深。正是认识上的不断进步,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30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正是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步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的过程。首先,通过体制创新,确立了市场作为资源主要配置手段的地位,初步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改变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其次,初步形成调动积极性的激励机制。经过分配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体系并存的分配体制,极大调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极大鼓励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次,初步形成以公司治理结构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为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管理层次,增强企业的活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优势奠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与公有制企业相比,非公有制企业具有经营机制活、社会负担轻等特点,其发展更具特色。改革开放30年充分证明了非公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和公有制经济相互补充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十个方面,即从发展趋势上非公有制经济有十大作用:“它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是个人利益的最大体现者,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思想解放、观念转变的推动者;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的力量;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是职工就业的主要渠道;是中国政治民主的推动者;是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净化器;是社会公益事业的推动者;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推动者。”[6]

第五,政府的有效支持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从改革伊始至今,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由改革初期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到逐步放开和监督、引导发展,再到今天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政府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等方面不断创新,在对非公有制经济引导和管理的方式、方法上不断革新,在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社会舆论引导等方面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政府逐步实现了由管理者向发展的引导者、协调者、监督者和服务者角色的转变。

(二)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分析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遇到了一些障碍,既包括思想认识方面的障碍,又包括非公有制经济自身发展中的障碍,还包括政府服务方面的障碍。

第一,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认识不到位。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解放思想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可否认,思想观念的现有水平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思想相对保守的地区。由于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一定的时间,因此,我国尚未在整体上形成全面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舆论导向和社会氛围,大多数人只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看到它在政治、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部分人对非公有制经济还存在着某些偏见和误解,甚至将社会上的一些丑陋现象同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与个体、私营经济相联系;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思想转变不够,有的政府基层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缺乏主动服务的意识,这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在生产经营中遇到了较多的障碍和限制。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自身发展中的障碍。经过30年的发展,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和企业运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产权单一,不清晰。大多数企业以家庭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即使注册为股份制的企业也有的以家属成员挂名注册,产权没有真正社会化,其家族化现象严重。二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尽管很多企业都发展到现代公司制阶段,但是普遍存在着缺乏健全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或者即使有公司治理结构也名存实亡的现象,集中表现为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的缺失。三是没有自己的企业家队伍,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基本管理制度不健全,公司决策不科学,往往是个人决策,缺乏科学和民主决策;战略管理落后,缺少长期发展战略思考,短期行为严重。四是缺乏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很多企业照抄照搬其他企业的文化,甚至模仿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文化,缺乏非公有制企业文化的特点。

第三,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管理职能定位不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职能必须及时做出调整,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我国近年来对政府职能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必须承认,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在职能定位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许多政府机构的设置缺乏相互之间的沟通与支持,缺乏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统一、协调、高效的办事机制。二是管理角色错位。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管理手段由行政管理为主变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但不少政府部门政企分开工作滞后,管企业具体事务多,抓宏观协调少。三是政府的支持与引导意识、服务意识、协调与控制意识、监督意识淡薄,使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不顺,宏观调控乏力。四是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财产保护、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滞后。五是服务监督体系不健全。在一些地区仍存在乱摊派、乱收费现象,部分政府官员作为个人还在增加企业的负担。

三、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了由加速发展向稳定发展的过渡时期,经济增长进入到了由追求速度向追求速度和追求质量并重的时期。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特征相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趋势之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经过30年的改革实践,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市场需要、促进市场繁荣、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科技创新、缓解就业压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此,未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在拓展经营范围,加强自身管理、明晰产权关系、规范运营机制、健全组织结构、建立企业文化、推进企业创新等方面进一步上台阶和上档次。因此,在新的世纪和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二)趋势之二: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允许进入的领域也被逐渐放宽,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同时各级政府也将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党的十七大也提出“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因此,未来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领域将进一步拓宽,逐步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非公有制经济不但在发达地区而且在欠发达地区都将得到更大发展,其地区发展的布局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

(三)趋势之三:非公有制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已经结束,意味着非公有制企业面临着与国际接轨以及在国际规则下与国外企业和跨国公司进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由于受体制制约,起步比较晚,在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技术水平等方面与竞争对手都有较大差距。而且在国际化分工的产业链条中非公有制企业大多处于附加值低、利润低的中间加工环节。为了赢得竞争中的优势,非公有制企业必将在管理理念上和管理模式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提高其国际化水平。首先,非公有制企业将实现发展观念的国际化,即树立国际化经营与竞争的意识,在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则下,将企业的发展放到国际化的大市场中来考虑。其次,非公有制企业将实现在管理上的国际接轨。主要是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上与国际接轨,尤其实现从非规范的管理向现代企业的科层制管理的转变。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以“三会一层”(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为依托的,所有者、经营者、职工、监督者之间的一整套责权利相结合的制度安排[7];在企业管理方面,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降低企业交易费用,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第三,非公有制企业将实现发展战略的国际化。改变当前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抢占高端地位。

(四)趋势之四: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阶段进入完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既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重新设计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内部机制的重新构造与运行机制的新调整;又要实现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按照市场经济微观体制完善的要求,把自己建设成为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主体,培育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非公有制企业将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引进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将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健全决策机制,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和工作组织机制。对于那些家族式企业和以人身信用为基础组建的合伙企业,将通过产权界定,进行股份制改革,使产权多元化,将“人合公司”变为“资合公司”,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现代企业,提高生产经营者对企业资产的关切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其次,将加快培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建立企业人才流动机制,发现和培养有发展潜力的管理人员,促进企业管理上台阶。第三,将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的特色企业文化的建立,形成一项独特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经营理念及职业道德规范,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凝聚力与向心力,为企业上档次、上水平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软”环境。

(五)趋势之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其管理职能也逐渐完善,尤其加强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服务和监督。尤其是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首先,政府将更加明确其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未来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将进一步理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发挥政府服务、引导、协调、监督的职能,建立高效、快捷的服务体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其次,政府将进一步提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未来将进一步完善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法规、方针政策,健全行为规范,完善制度安排,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财产、社会地位、市场准入、资本筹措等方面的制度保证,加大制度创新支持,消除体制约束。[8]第三,政府将进一步规范中介机构,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健全中介服务机构,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高效、快捷、全面的服务,切实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服务主要包括:为企业提供工商管理培训和职业培训;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咨询、诊断,帮助企业实现制度和技术创新;为企业提供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的企业“联姻”和企业外贸服务等。

[参考文献]

[1]白永秀.陕西非公有制经济二次创业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2]王克忠.非公有制经济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白永秀.非公有制企业:优势、制约及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1999,(2).[4]张厚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5(2003)[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3.[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白永秀.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J].新疆大学学报,2003,(3).[7]白永秀.基本经济制度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景[J].经济体制改革,2003,(2).[8]严汉平,白永秀.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二次创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责任编辑:叶 萍】

作者:白永秀 任保平 吴振磊

经营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篇2:

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实践与基本经验

摘 要: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在党的政策引导下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与其相适应,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历经了探索发展阶段、全面推进阶段和发展提升阶段,广西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创新领导机制、创新组织设置、创新工作载体、强化制度建设、保障机制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同兴互促。

关键词: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建设;基本经验

为了加快广西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了促进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广西依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适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充分发挥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了非公经济党组织建工作水平。

一、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非公经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非公有制经济无论是从“量”还是从“质”来说,都有了较大的飞跃。近年来,广西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措施来抓,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伴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大力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是解决当前非公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的有效手段,为此广西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壮大了非公经济党组织,丰富了党建活动。

(一)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广西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中,最初是在没有取得任何正式的“改革授权”和充分的“政策资源”的条件下,由民间自发地进行。因此,当党中央推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政策后,蕴藏在广西民间的那种强烈的发展渴望迅速被激活,创办起了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个体和民营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广西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占据广西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在促进经济增长、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就业渠道、提高财政收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社会经济的总体质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广西经济中极富活力的新的增长点。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是完全遵循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我国近几年相继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中小企业29条、民间投资36条等政策大力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持鼓励、支持、引导的政策,对其在法律保护、市场竞争、要素使用等方面持公平对待态度。在这一背景下,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大致经历了恢复发展(1978-1982年)、规范发展(1983-1991年)、持续发展(1992-2001年)、快速发展(2002-2008年)、转型发展(2009-2013年)等5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广西为打造非公经济发展的“升级版”,2013年12月,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跨越发展的若干意见》《广西非公有制强优企业培育计划(2014-2017)》《广西非公有制强优企业发展目标奖励办法》三大扶持政策,同时在细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基础上,推出34个涵盖税收优惠、财政扶持、用地保障等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实施细则,从政策上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除障碍。截止2013年底,广西实有个体工商户124.34万户,注册资本637.90亿元,从业人员249.24万人;实有私营企业28.25万户,注册资本5512.41亿元,从业人员259.60万人。2013年广西规模以上非公有工业企业4319家,拥有资产总额5338.6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52.4%;工业增加值3742.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0.4%,从业人员占城镇以上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达4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31.78亿元,占广西固定资产投资的66.16%;缴纳税收1300.92亿元,占广西税收总额的71.2%;进出口总额163.3亿美元,占广西进出口总额的49.73%,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

(二)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对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对于社会变革中新出现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等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阶层,政治上要团结,创业精神要鼓励,合法权益要保护,优秀分子要表彰。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肩负着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加强自身建设等重要责任。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更要把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工作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谋划和推进,以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引领,突出“服务”主题。

广西各地党委组织部门借力中央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的讲话和文件精神,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在规模方面,非公企业党组织由2008年的3408个增加到2014年的9000多个;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率由2008年的98.08%上升到2014年的100%;规模以下非公企业党组织由探索建立到符合组建党组织条件的100%都建立党组织[2]。在党员人数方面,最初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员人数极少,无法建立党组织和开展党建工作,随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和“成长·活力”工程的实施,各地党委积极稳妥地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发展党员,把实现从业人员50人以上的企业党员覆盖率100%作为工作目标,截止2013年初,广西非公经济组织党员6.07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7%,比2007年提高了0.87个百分点。在队伍建设方面,广西举办“关注党员成长·激发组织活力”千场大培训,举办的培训班至少超过1000场,提升了非公经济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和党员的整体素质,为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广西非公经济党组织的建设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取得的,回顾并总结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实践及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提升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发展历程

由于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是新课题,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相关部门迎难而上,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实践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历经探索发展阶段、全面推进阶段和发展提升阶段,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从“经验摸索”到“经验丰富”的转变。

(一)探索发展阶段(2000-2008年)

2000年,按照中组发[2000]14号文件《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精神,所有有条件建立党组织的非公经济组织都要建立党组织。按照中央和上级有关精神,广西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不断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工作的力度,部署并展开工作。随着2004年广西《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2004]16号)的颁布,推进党的组织覆盖面成为主要任务,本着“先建立、后规范”的原则,广西非公经济党组织建设从点到面逐步推开,在非公经济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解决问题进一步推进非公经济党组织建设。

广西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在政策文件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探索模式和机制,非公经济党组织建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截止2008年3月,广西非公有制企业总数36413家,其中3408家已建立党组织,占总数的9.36%;规模以上企业总数1875家,已建立党组织的1839家,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98.08%,单独组建党组织的1515家,占已建党组织的82.38%;从业人员在50人以上的非规模以上企业965家,有党员的351家,占36.37%,已建立党组织的230家,占23.83%,单独组建党组织的197家,占20.41%[3]。这一阶段总体来说,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较高,取得较大成效,规模以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组织覆盖率偏低,党员人数较少,党建工作需要继续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点多、面广、量大以及高度分散、流动的特点,使它成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也是薄弱环节。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覆盖面,是夯实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对此,自治区党委提出,各地要努力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合理高效地运用党的执政资源,充分发挥政府机关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明确职责,齐抓共管,协同推进。

(二)全面推进阶段(2009-2013年)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建立健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积极稳妥地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发展党员,选好配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负责人。以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在探索阶段的经验基础上,广西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不断创新途径和方法,非公有经济党组织的建设不仅从“量”上不断扩大,而且在“质”上党组织和成员发挥作用中有了新的实践和探索,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全面推进。

自治区党委把做好组建非公企业党组织、提高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率摆在突出位置,以创先争优为契机,采取“百日攻坚”行动,有效破解组建工作中存在的“决心难下、出资人思想工作难做、党组织难组建、成果难巩固”的四大难题,2010年9月至年底“百日攻坚”行动中,2329家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发展党员1078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5491名。党建指导员进入30580家尚未建立党组织的非公企业指导党建工作。截止2012年6月,广西共建立县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8256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达到8942家,占应建党组织企业的23.2%,其中单独组建党组织的有3690个,联合组建党组织的有2741个,挂靠党组织的有542个,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6918个已全部建立党组织,基本实现了“四个100%”目标:规模以上非公企业100%建立党组织;符合组建党组织条件的非公企业100%建立党组织;未组建党组织的非公企业100%选派党建指导员;已经建立党组织的非公企业100%建立群团组织[4]。2013年,继续深入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的“百日攻坚”行动。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统筹做好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的指导工作。

(三)发展提升阶段(2014年至今)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4]6号)和《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办发[2012]11号)以及全国、广西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自治区组织部出台了《关于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成长·活力”工程建设的意见》(桂组发[2014]13号),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工程建设,以“覆盖提升、素质提升、后进提升、作用提升、保障提升”五大工程为抓手,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提升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素质能力,实现“扩量”与“提质”的同步发展目的。

实施非公企业党组织“成长·活力”工程以来,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延伸到每个角落,把实现从业人员50人以上的企业党员覆盖率、有3名党员的企业党组织覆盖率、所有非公企业党的工作覆盖率“三个100%”作为工作目标;同时,加快以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的高素质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激发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活力。截止2014年底,广西9000多个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率为100%,并对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和党员培训实现了全覆盖。截止2015年5月,南宁市非公企业党组织数量为3003个,党员总数为18142人,党组织覆盖率为53.60%,党的工作覆盖率为100%,引领着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工作。广西各地各部门正在努力将“成长·活力”工程打造成为夯实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基础工程”、发挥非公企业党组织作用的“活力工程”、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改革工程”,非公经济与党组织的“双促工程”,实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与非公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三、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的实践及基本经验

广西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领导机制、组织设置、工作载体、制度建设、保障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创新领导机制,加大统筹力度

各地党委把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工作,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布局,逐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责任制,扎实推进党建工作的开展。在领导体制方面,成立了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工信委、工商局、工商联联合参加的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创先争优活动指导小组,指导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创先争优活动。2013年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对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的指导工作进行统筹。南宁市和所属县(区)、开发区成立了非公经济组织党工委,直接联系服务非公经济党组织,建立组织、统战、工商、民政等24个市直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玉林市把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工作列为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述职的重点内容,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联系点,确定了包含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在内的县、乡书记“基层党建创新项目”等[5],有效推进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

在组织管理上,进一步理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初步形成覆盖广西、上下贯通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工作管理体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组织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条块结合,接受所在街道、乡镇或开发区(工业园区)党组织直接领导。规模以下非公经济组织的党组织管理是工作的难点,南宁市西乡塘区创造性地对规模以下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实行“网格化管理”,有效解决了规模以下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空白点”的问题,“网格化管理”的成功经验,使得该模式在广西得以大力推广。

(二)创新组织设置,搭建党建平台

按照“先行组建、逐步提高、分类指导”的思路,积极探党组织设置方式,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区域组建、行业组建、派员组建、依靠组建等方式建立党组织:一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具备组建条件的及时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其中,党员人数接近或超过50名的,建立党的总支委员会;接近或超过100名的,建立党的基层委员会。二是正式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的原则,采取联合组建的方式建立党组织,也可以依托工商联、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产业链龙头企业等建立党组织。三是无党员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采取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先行建立工会和共青团组织、推荐党员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等方式,为建立党组织创造条件。与此同时继续抓好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并逐步向规模以下延伸。

广西各市(县、区)在组建方式上因地制宜,分类组建。如桂林市的荔浦县结合非公企业实际情况,采取独立组建、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派员组建、依靠组建、招聘党员组建、党建指导员担任临时负责人等方式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企业已100%地建立了党组织的目标。钦州市在钦北区“蒲公英”区域党建模式、浦北县“点线面”党建模式、灵山县“三联三建”党建模式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1+N”党建模式,打破企业、行业、区域、领域界限,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的区域化覆盖。玉林市把创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示范城市作为目标,采用项目申报立项方式推进,确立了“一提前四同步”的党建模式(即在企业筹建之初党组织筹建工作组提前介入,同步进行员工招聘与吸收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同步建立生产行政组织与党组织、同步配备企业管理人员与党务干部、同步制定生产管理制度与党建制度),走出一条党建工作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同兴互促之路。

(三)创新工作载体,探索方式方法

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发挥党的先进性。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竞争力和凝聚力为主要建设内容,以建设“诚信守法、团结和谐、锐意进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为目标,把“争先创优”活动作为党内常规活动,根据党员自身特点和工作特长,认真选岗、认岗,并按照岗位要求,履行服务职能,体现“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模范作用。分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发挥作用,因地制宜地开展党组织活动,通过“爱心助学”“慈善捐款”“村社结对”等社会活动,增强非公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感。为进一步提升非公经济组织职工素质,广西开展“学习型组织”活动,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简捷快速的优势,开设远程教育、举办论坛、创办内部刊物等方式,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相关业务与知识的学习,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建立优秀人才与党员联系制度,教育和引导优秀人才参与“创建先进党组织、争做优秀工作者”的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把提高职工素质、凝聚优秀人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不断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员人才队伍。

为进一步发挥非公经济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广西还以打造“温馨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目标,实施“关爱在身边”行动,着力从生产生活方面关爱职工,及时倾听职工呼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增强职工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其中梧州市藤县通过设立职工“爱心基金”、定期体检关爱职工健康、修建职工活动场地等方式,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让职工感觉“家”的温暖[6]。

(四)加强队伍建设,做好强本固基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工作,关键是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广西通过内部推优、公开招聘、组织委派等多种方式,切实将党性观念强、懂经营会管理、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党员特别是管理层党员选拔到党组织书记岗位,并根据党组织书记工作特性进行培训,理想信念教育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业务知识传输贯穿能力建设的始终。加强书记队伍建设的同时,抓好党建工作指导员建设。广西从市、县、乡机关中选派干部担任党建工作指导员,分类推进,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进入尚未建立党组织但群团组织健全的企业,以“群建促党建”;派出党建工作指导员进入党组织已建好而群团组织不健全的企业,指导企业开展群团组织工作。在此基础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局于2014年12月印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制度的通知》,对党建工作指导员的基本条件、工作职责、考核管理等方面做了规定,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选优配强党建工作指导员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继续做好党员的发展、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在实践中,广西主要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一是在“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前提下,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业务骨干、管理骨干、高层次人员及一线优秀员工发展成为党员。二是创建了“校企党建联姻工程”模式,定向录用校方优秀毕业生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三是通过举办“关注党员成长·激发组织活力”千场大培训活动,实现了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员工培训的大覆盖,促进党员队伍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的大提升。四是严格党内组织生活,表彰优秀党员,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五是通过建立流动党员管理服务站,完善流动党员“双重管理”机制,确保流动党员“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

(五)强化制度建设,提高科学化水平

从宏观上来看,广西非公经济党组织建设工作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在2014年以前的探索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阶段中,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抓组建扩覆盖,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先后印发了《关于向非公有制企业派驻党建指导员和党建联络员的意见(试行)》(桂组通字[2004]6号)、《关于在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深化“科学发展先锋行”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意见》(桂办发[2010]3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桂组发[2012]6号)等实施意见。在2014年以来的发展提升阶段中,为进一步提升广西非公经济党组织建设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又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专业市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桂组发〔2014〕1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规程》(桂组发〔2014〕15号)、《关于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百日攻坚大行动的通知》(桂组通字〔2015〕25号)等意见和通知。

在微观方面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制度。一是日常工作制度,编写工作制度样本,完善党员教育管理机制,落实党员先锋岗、民主评议党员、“三会一课”、党员发展等制度。二是建立健全党内关怀帮扶机制,对帮扶对象实行动态管理。通过实施“关爱工程”“送温暖”活动,切实解决困难党员的实际问题,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三是“老带新”制度。工作中,老党员带新党员,新党员定期和老党员进行交流,汇报自己的思想状态和工作心得,老党员在思想、工作上给予指导和帮助;针对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新问题与新方法,老党员和新党员共同学习探讨,紧跟时代步伐。

(六)抓保障机制建设,解决后顾之忧

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办发〔2012〕11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工作经费主要通过纳入管理费用、党费拨返、财政支持等渠道予以解决。同时,鼓励采取企业赞助、党员自愿捐助等方式,多渠道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工作经费问题。非公经济党组织工作经费,列入本企业管理费用,实行税前列支;对收取党费的非公经济组织,其党费返还其党组织,用于开展党建活动,并通过章程形式明确,上级党组织从党费中列支一定比例的专项经费用于党组织日常活动。同时,向财政部门积极争取对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资金支持,采取以奖代补等方法,对非公经济党组织专项活动经费予以支持。

加强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阵地的规范化建设。在党组织组建过程中,各非公经济组织所在辖区的党组织帮助、指导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同步搞好活动阵地建设,做到一边开展组织组建,一边建设活动场所。在组建党组织工作中,各地党委注重与企业主协调解决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办公、活动场所等问题,认真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采取新建、扩建、改建、共用等方式,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使绝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基本上做到“有地方办事”。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的办公和活动场所得到进一步改善。在广西9113个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中,有办公或活动场所(有一部分党组织与企业行政办公室共用)的有8566个,占总数的94%。其中梧州市在非公有制企业集聚区建设综合性党群活动服务中心28家,走在广西前列。

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建设是一个新的领域,具有多变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今后要继续加强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的理性构建,让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王钦敏.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11(2013-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05-215.

[2]乔晓莹.我区非公企业党组织“成长·活力”工程见成效 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率达100%[N].广西日报,2014-12-04(001).

[3]戴毓军,祝远娟.探索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新途径[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23-25.

[4]金 荣,王荣玉.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5):57-60.

[5]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非公企业党建新起点[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83-87.

[6]唐冬玲.藤县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创先争优服务经济发展[J].当代广西,2011(19):35.

责任编辑 何成学

作者:王文俊

经营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篇3:

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机制研究

摘 要: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要聚焦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从政府促进“两个健康”发展的视角,运用制度解析法透视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的促进机理,探索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制度机制。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机制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06

收稿日期:2019-05-13

基金项目:2018-2019年度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科研课题(XT201808)。

作者简介:房建,男,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社学与管理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两个健康”发展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又是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在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释放了强烈的政治信号、政策信号和工作信号,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课题組围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机制研究”的目标导向,研判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从政府促进发展的视角,运用制度解析法透视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的促进机理,探索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的制度机制。

一、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的研究综述

(一)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内涵及关系研究

有学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前提基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1]。有学者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前提基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保障[2]。有学者也指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行为将直接影响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考量和政策走向[3]。有学者则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问题,并非指其生理功能良好与否,要关注其社会交往层面的健康,诚信经营、新型政商关系、自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4]。有学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级尚未形成,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认识,不可能产生统一的政治行为[5]。有学者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的逻辑基础是不能成为政治反对派,这是“健康”与否的底线[6]。

(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问题及困境研究

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低估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性[7]。茅于轼认为,非公有制企业面临不健康不公平竞争,难以获得投资或银行贷款[8]。赵恩桃认为,经济政策还不够完善、“全民创业行动”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队伍不够壮大[9]。陈晓莉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存在不健康的错误认知,发展信心不足、动力不够,甚至向境外转移资产、移居境外。还有一些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以牺牲生态环境、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不健康不正常的政商关系等获取利益[10]。肖存良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掌握了经济资源而拥有社会权力,客观上会削弱基层党组织的部分影响力[6]。韩九云等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不健康的“灰色”动机来参政议政,以获得人大、政协等职位来抬高自己身价,满足虚荣心理[11]。赵丽认为,观念歧视、非国民待遇、法规不健全、内部机制障碍影响“两个健康”发展[12]。刘凯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经济上追逐暴利,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折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形象[13]。

(三)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战略及路径研究

韩九云等认为,要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社会认可度、扶持提升竞争力。肖存良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外部环境需要与国有企业建立自由平等公正的关系,内部环境需要企业实施转型升级和承担社会责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需要政治认同、政治参与和政治预期。陈晓莉认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优势体现在工作目标、作用对象、方式方法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作用。范柏乃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要提高市场竞争、创业创新、企业盈利、社会资源获取能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提高思想政治信念、生理心理健康、法律道德素养、开拓创新精神和公司治理策略。邹坦永认为,非公有制经济要做到转型优化升级、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竞争能力、市场主体与国有市场主体享受国民待遇等[14]。卜运安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要调整政策、法律、产权制度和投融资优化等[15]。

二、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问题与困境研究

(一)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与困境

1. 资源要素瓶颈约束与供给侧结构改革引起的问题与困境。“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改革,目标是从投资依赖走向创新驱动发展,导致非公有制企业出现了群体性压力。从供给侧视阈分析,压力来自资源要素的政策优化配置。“去产能、去杠杆”的强监管,非公有制企业资源要素约束加剧,尤其是发展要素制约加剧。经调研了解到,非公有制企业生产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原材料及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人力成本上升等,引发企业经营效益普遍下滑;企业用地难度加大,严控土地政策与土地供应管控,企业用地更加严峻,中小微企业只能租用土地和租用闲置厂房。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用地政策的刚性,用地指标层层审批,手续繁杂、周期长、绿色通道梗阻,国有土地使用证拿不到;二是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机构对过剩产能行业实行紧缩银根,安徽省的煤炭、光伏、水泥等产业过剩极为严重,有的行业过剩率高达80%以上,各大银行出于自身资金安全考虑,均对产能过剩行业收缩信贷,更加绷紧了非公有制企业的资金链。

2. 产业转型升级与内外部体制制约引起的问题与困境。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转型升级即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品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高产品质量等。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又困难重重,能转的时候没动力,想转的时候没能力。面对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产业转型升级信心不足心存恐惧,更受制于企业内部治理、传承换代、依法合规、融资债务等内外部体制障碍约束。经调研了解,一些非公有制企业没建立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能力欠缺,企业发展状况不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这在一些家族性企业中尤为突出。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或抄袭模仿他者技术。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自身又无任何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就立刻丧失;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依赖地方政府的保护,或者某些政府官员的庇护,能够在特定的地区和行业获得垄断性利润。此外,也存在个别非公有制企业依靠偷税漏税骗税或依靠假冒伪劣、骗取国家财政资金等手段来支撑企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隐患长期积累,各种风险交织叠加,就会给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3. 经营环境发展变化与监督管理变革引起的问题与困境。从经营环境看,在加强安监环保等执法监管大背景下,非公有制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过去依靠经营粗放、大铺摊子、提速规模、高负债的企业,以及在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不规范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非公有制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治理压力。课题组调研了解到,市场需求低迷、经营税负过高、产能严重過剩、库存持续爆棚及安监环保监管约束,使一些企业经营处于低效率运转。从监督管理看,政府管理服务体制机制还没完全理顺,众多的职能管理服务部门职能交叉,没能形成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促发展的合力,管理服务功能不全面、质量不高,管理审批事项较多,办事手续繁琐、效率低下,该管的没管住,不该管的乱伸手。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门”和“三山”等突出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有所抬头,对部门互相推诿和“三乱”等问题缺乏投诉督办的强度力度。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隐性成本依然较高,如电子机械设备制造行业的仪器设备检测、化验、计量等需要不定期年检,检测费数额弹性大,检测频度高,非经营性支出高,不少非公有制企业只得与具有“红顶机构”性质的质检研究院等签订年度服务合同。诸如此类,指望一道政令就能解决类似问题不现实,因而对未来的发展预期不稳定。

4. 扶持政策悬而未落与执行中厚此薄彼引起的问题与困境。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政策落实刚性不够、韧性不足、效果不彰。有些地方和领域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执行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政策方面有偏差。有些扶持政策悬而未落,缺乏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政策够用不管用、政策优惠难享用。经调研了解,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认为惠企政策多,但政策享受门槛高,申报程序复杂有时只能望而却步,难以在政策中增强获得感,不同程度上强化了企业对政策的漠然态度。有的在政策执行时戴“有色眼镜”,资源对税收贡献大户倾斜,忽视对容纳众多劳动就业小微企业的支持。重视外来企业和招商引资企业的扶持,忽视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奖励。有的在政策执行时“打感情牌”,政策资金成为部分利益集团的“私人奶酪”。有的政策执行时“中梗阻”,程序不透明,暗箱操作,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梗阻。差别化对待还表现在,金融机构对民营和国企差别贷款,在执行紧缩银根政策时对民营直接抽贷断贷,税务机关执行“营改增”政策给一些要求抵扣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社保缴费征收政策执行这一征管机制变化给企业带来预期紧缩效应。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问题与困境

1. 对发展道路等认识模糊及新型政商关系处理引发的问题与困境。经调研了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质疑和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杂音”,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带来了困惑。如所谓“非公有制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非公有制企业进行控制”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但制造了市场恐慌情绪,扰乱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及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信念动摇。一是思想漂浮、信心不足。少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当前经济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对企业发展遇到的困境全部归于发展环境和制度性成本增加等方面,对投资信心不足、创新热情降温、做实业分心和高质量发展恒心减退。二是担心顾虑、不知所措。绝大多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当前反腐败趋向长期化、制度化高度认同,但同时又担心有可能会不同程度影响发展环境。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干部工作作风和政治生态、营商环境等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就是事难办”了,少数官员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转而对民营企业家“软拒绝”,处于不吃、不拿、不干事的“三不”状态,直接影响办事的效率。三是缺乏认知、误解“亲”“清”。有相当比例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没能真正搞清楚“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质及内涵,不再积极主动同党委政府部门多沟通、多交流,忽悠的成分多了起来,可能与少数部门少部分官员的“懒政”有关[11]。

2. 对自我发展的实现及功利型政治参与所引发的问题与困境。经调研了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政治参与的愿望迫切,渴望得到相应的政治待遇,并拥有一定的政治话语权,但在政治参与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治参与的认识偏差。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加党组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商联职务只是为了给自己戴一顶“荣誉帽”,目的只是想反映企业自身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参政议政主人翁意识不强、能力不足,没能履行代表委员应尽的职责,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并不多,政治责任感不强。二是政治参与急功近利。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是为自己撑一把“保护伞”,以“弯道”超越方式拉拢靠近官员,利用官员掌控资源分配的大权,以利益输送攫取更大的利益[13]。构建与官员间的“共生关系”,博弈维持政商关系,实现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黑金”政治行为[3],攫取资本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三是政治参与的阻障屏碍,政治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的政策供给还是比较稀缺的[12]。存在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额和工商联职务的安排有限,不能满足“两个健康”发展壮大的需要。

3. 对社会仇富担忧及私有财产不安全感所引发的问题与困境。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舆论更多地把企业家当成资本家,忽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对富人怀有仇富的心理和审视财富“原罪”眼光,为富不仁、奸商不绝于耳,让企业家们如坐针毡没有安全感。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经调研了解,有不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为当前形势不明朗,风险系数高,认为还是以观望为主,多看少投,等待时机。部分有一定财富积累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国家意识不强,思想狭窄,不能辩证地看待问题,总是担心自己的财产在国内得不到保障,想方设法移民国外,转移资产,以寻求个人财产不受侵害。

4. 对遵守市场规则与违法违规经营“潜规则”现象引发的问题与困境。调查了解,少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遵守市场规则与违法违规经营上存有双重标准,既希望国家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依法办事,又想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破坏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甚至干出违法违规经营的事情来。经营者应遵守市场规则、诚信为本、守法经营,但由于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够充分及监管缺失,违法违规谋取暴利,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却受到地方保护,“明规则”不行,潜规则肆意横行,引发权力寻租,滋生各种腐败,最终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13],如劣质工程的出现,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危机等,无不与潜规则这只黑手的染指有关。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少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抓住发展环境宽松的机会,利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漏洞,通过以次充好、缺斤短两、质次价高及制假售假、偷税漏税等方式迅速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二是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多个部门齐抓共管合力不足,缺乏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思想工作缺乏深度,抓深抓好呈现力量不足、力不从心。

三、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机制的建议

(一)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机制建议

1. 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一是建立资源要素的政策支持机制,降低用地用能成本,提高现有工业用地率和增加容积率。扩大民营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规模,严格天然气价格成本管理。降低用工成本,及时落实国家降低企业社保费率政策要求,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形成政策支持的政策链条,在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上下工夫,增强政策的“获得感”“信任感”。二是建立减轻税费负担的政策支持机制。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推进“多证合一”“多规合一”改革,坚决取消和查处各类违规的中介费、手续费,政策执行要落地生根,完善监管评估机制,让企业在评价中有话语权。三是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结对帮助支持机制。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经常性沟通联系,千方百计帮企业排忧解难,强化调研,听取真实的意见建议,不断完善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推动支持政策落地、落细、落实。

2. 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激励机制。一是建立引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激励机制,探索非公有制企业自愿转型升级发展的激励机制,依法维护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和权益,强化激励的及时性、精准性、有效性,关键是建立把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来的正向激励。二是建立推动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符合消费端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的产业方向的制度机制。三是建立激励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的制度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公平营商“高地”,做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效率更高。四是建立激励非公有制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政策支持体系,科技创新型企业具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自身规律,可从做好政策激励、完善创新生态等方面推动其发展。搭建非公有制企业与具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平台,充分激发非公有制企业创新活力。五是建立激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融资机制。发展支持民间投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民间资金提供投资渠道。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提高国有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例。创新投融资模式,发展公共投资基金,通过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吸收民间资本参与。放宽金融管制,引入民营机制,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发展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用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

3. 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一是建立优化政策供给的制度保障机制,降低惠企政策门槛,提高政策的普惠性和实效性。针对惠企政策点多面广、补贴资金分散于不同职能部门等问题,建议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機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加大政策整合力度,避免“撒胡椒面”和重复交叉等影响资金使用效益,形成帮扶合力。二是建立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机制,将推动政策落实纳入督查巡察职责,形成自下往上的投诉机制和自上往下的专项督巡机制,对政策执行不力、人为设置障碍的严肃问责,解决政策够用不管用、“空头支票”不兑现等的政策“堰塞湖”“中梗阻”。三是建立领导干部抓政策落实的保障机制,建立领导干部亲力亲为服务企业制度和联系企业“直通车”制度,开展“一对一”企业政策帮扶,建立全过程抓落实的政策成效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政策成效考核评价指标,强化跟踪评估和考核兑现,解决政策执行中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根除权利相争、责任推诿等现象。用立行立改推动政策落实,确保各项政策实现最大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4.  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常态长效机制。一是建立促进政策落实的常态长效机制,开展政策的公平性和公开性建设,增加政策透明度,增强扶持政策的效应。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政策文件汇编工作,使非公有制经济寻找政策支持时有据可查。常态化开展政策落实情况“回头看”巡察,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真正对“两个健康”发展发挥常态长效作用。二是建立党委政府领导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分管领导同志具体抓到位,层层明确落实责任。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发展考核体系,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核和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并成为干部选拔任用重要指标。建立主要领导联系重点非公有制企业制度,助推更多企业做大做优。三是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长效工作机制。把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一月一调度、一季一通报”制度,健全非公有制企业“一月一走访、一季一会商”机制,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发展的困难问题。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政府部门研究制定涉企政策、规划、法规时要听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意见建议。

(二)新时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机制建议

1. 建立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政策支持机制。一是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建立依法解决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历史遗留问题的机制,妥善处理涉产权保护案件,重点解决各工业园区民营企业的土地证、房产证办理问题;保持涉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对政策有效期内企业按规定应当享受而未享受的政策尽快兑现,对确需调整的,合理设立过渡期;对各级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等因素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建立依法依规补偿救济机制;完善涉困企业挽救价值和再生可能识别机制,盘活优质资产。二是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建立政府重大经济决策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的规范程序;召开经济方面的重要会议,邀请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出台重大经济政策时,通过政府网站、报纸等媒体向全社会特别是企业家征集意见;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时倾听企业家意见并勇于纠偏。建立和完善与企业家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更加精细地做好企业、企业家服务工作,当好企业“贴心人”。三是建立对企业家容错纠错机制。企业家不是天才也不是完人,从创业到成功往往“九死一生”,在先行先试和企业创新出现某些失错和失败是难免的。对不涉及违规决策、没有不当利益输送,按照有关规定可以容错的,应予以宽容。要给遇到困难的企业家雪中送炭,鼓励遭遇失败的企业家东山再起。

2. 建立引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舆论及社会认可的正向激励机制。一是建立引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树立良好形象机制。培育塑造企业家精神,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开展企业家精神主题建设、加强企业家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引领企业家树立“产业报国、实业兴邦”的志向。同时,引导企业家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商业文化,结合市场经济新阶段,融入具有鲜明风格的时代特征,在企业创新发展中打造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二是建立尊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的鲜明导向机制,对突出贡献企业家、优秀企业家、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等先进典型进行宣传表彰。媒体宣传报道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转型升级、创业创新、守法诚信经营、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展示优秀企业家风采,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持续创新、转型发展。对优秀企业家给予社会荣誉激励,拓宽企业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企业家、理解企业家、关怀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的社会氛围。三是建立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排忧解难机制。通过心理疏导,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及时排解悲观失望情绪,使之保持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通过教育引导,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树立正确健康的消费观念,杜绝攀比消费、贪图享受、挥霍奢侈的不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通过弘扬和宣传成功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典型事例,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引领、教育培训、政策解读、政治安排、典型引领的自觉性。

3.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保障机制。一是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的制度保障机制。探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长规律,严格按照程序和标准,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综合评价,把那些思想政治坚定、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吸收到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商联执委中来,使他们在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影响、荣誉上有体现。二是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制度,以构建“亲”“清”健康政商关系为纽带,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推荐使用和重要评选表彰,坚持一个入口,一套标准,凡进必评,凡宣必评。融合《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的实施办法》,建立各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结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工作操作規程》,建立由组织、统战、工商联等单位领导组成的协调工作领导机制,科学规范各环节工作程序,实行全程记实,把综合评价作为确定组织考察人选的前置环节,严把程序关,畅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制度性渠道[3],把举旗帜、作表率的优秀人士吸纳到组织内[11]。

4.建立强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的教育引导机制。一是建立理想信念教育引领深化机制。深化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对社会的信誉”的“四信”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引领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把准脉”基础上,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深刻理解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坚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信心。对困难与思想“两关注”,鼓励支持与教育引导要“两手抓”,团结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做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二是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规律把握机制。准确把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群体革新求变的特点和成长规律,把道德伦理软性规则和制度规定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形成不能失信、不愿失信、不敢失信的制度环境。通过教育引导,培养成为“政治上有方向”“责任上有担当”“经营上有本事”“文化上有内涵”的企业家。三是建立“宏观调控、分类指导、企业主动、个人自觉”的教育培训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点是思想活跃、时代性较强、思想状况层析性明显,在开展教育培训时按照“十六字”方针,使教育培训内容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性、集体性和自愿性相结合的“四维空间”。搭建学习教育培训平台,丰富、发展、规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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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   列

作者: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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