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抑制破除论文

摘要：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人才相对匮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其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政策吸收国际技术扩散是其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借鉴Feder模型的思想，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帮助出口部门在规模扩张中克服融资束缚，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促进出口技术外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村金融抑制破除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村金融抑制破除论文 篇1：

优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金融资源配置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改委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重庆市和成都市突破体制性障碍，建成国家重大政策的试验基地，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行样板。金融是当代经济的核心，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较为落后，农村金融资源十分稀缺，这已成为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意义

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的需要。目前，城乡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通过局部地区探索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积累经验，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改革试验区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来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目标、方向和重点，有利于完善和谐社会体制。重庆和成都建立试验区，是探索中西部地区促进发展模式的需要。东部地区主要走的是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还是要立足国内促发展。在内外需求失衡、消费投资失衡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应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成渝设立改革试验区，对于探索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必要的。

重庆和成都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重庆市3100多万人口中，农村居民占8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1。成都市1100多万人口中，有农村人口600多万，城乡差距也较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渝是当代中国的缩影。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现状，成渝地区较早的开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自2003年开始，成都将原来规模小，布局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调整、归并为20个工业集中发展区，目前20个工业园区入驻企业1105个，集中度高达59.5%。成都市以多种形式梯度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共规划建设600个农村新型社区，近27万农民住进了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过去4年，成都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123.6亿元，2006年达到71.3亿元，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上收到实效。重庆在完成300万库区移民的基础上，积极打造“一圈两翼” 的发展新格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金融二元对立是试验面临的难题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离不开和谐的城乡金融体系的支持。但目前城乡金融二元对立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割裂，二者之间缺乏流动。农村金融资源大量流向城市，当前农村地区的存款有4万亿元，但用于农村贷款的仅仅1万亿元左右，这是市场逐利的结果。统筹城乡发展，客观上需要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完善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促使金融资源留在农村。

农信社基本垄断了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其次农村金融工具单一，主要以小额信贷为主，金融创新不足。

农村民间融资很活跃，但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与监管，容易引发债务纠纷，扰乱金融秩序。民间接待缺乏正规化和组织化，往往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难以发挥它在有效利用乡土信用资源方面的优势，因此它在缓解城乡金融二元对立的作用受到较大的限制。

农村金融抑制造成农村金融资源稀缺

农村金融抑制主要有两种类型，表现为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两种形式。

供给型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两大供给不足，即正规金融部门的制度供给不足和资金供给不足。

当前，主营农村金融业务、金融机构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我国的农业银行虽然一直以来有涉农贷款，但主要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等领域，对单个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很少。而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进一步加大了农业银行对单个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促使农业银行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

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狭窄，在现行政策性金融体制下，农发行更多的是进行粮棉收购贷款业务，一般不向涉农企业和农户贷款，难以发挥金融支农的作用。而且农发行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央行再贷款，资金的运用效益低下。

农村信用社目前是农村唯一有效的正规金融机构，在许多农村地区，能够为农户和乡镇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只此一家。但由于缺乏竞争，缺少支农的动力和激励，其金融服务的质量较低。在2003年改革试点之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商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突出贷款的质量和预期的经济收益。由于涉农贷款的低回报，农信社“非农化”的比重越来越高，其资金流向的越来越倾向城市。

非正规金融组织虽然相对灵活，缺乏组织化和规范化的发展政策歧视，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上的作用也相当有限。正式和非正式的金融组织都很短缺，缺少种类丰富、功能合理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除了供给型金融抑制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需求型金融抑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主要有四类地区，一是发达地区的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已融合在城市经济之中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二是部分发达地区和中部，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农民基本本地就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三是许多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只留下少数老劳动力在本地从事劳动，大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四是一些老少边穷的贫困地区只能从事简单的自然再生产，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在最后两类地区，低收入农民因为偿贷能力差，自然难以进入农信社的放贷视野；即便在前两类较为发达的地区，一些中高收入的农民因为需要扩大再生产，而对信贷的需求强烈，但他们的贷款往往因为周期长、规模大、风险高，而被农信社限制。

农村金融抑制的制度成因

试验区的发展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要从基础性制度建设出发，来深入思考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市场交易有效价格的形成和明晰产权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厘清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障碍。

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严格，造成农村金融市场垄断。目前农信社在农村基本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没有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与之竞争。而且在农信社的改革中，全都采取了省联社的模式，所有农信社都加入省联社，进一步强化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退出机制缺失，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力不强。农信社退出市场的机制不健全。问题较多的农信社不能及时推出金融市场。2002年年底，农信社贷款余额14117亿元，其中不良贷款5147亿元，占37%，农信社的资本充足率只有2.35%，远低于8%的标准。对于那些不能满足流动性、盈利性和清偿性的农信社，应该让它推出金融市场，这样才有市场约束力。

真正的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人自愿选择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组织。但是农信社即不属于公有产权，也不是私人产权。产权不明晰直接影响农信社的市场定位。在股权改革中，效益好的农信社不愿意大股东进入，效益差的农信社又难以吸引农户和个体工商户，亏损的农信社只能通过存款化股金来达到央行的专项票据对付条件，农信社内部治理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利率管制太严，农村金融难以在低利率条件下获得良好经济收益，这也是金融机构不愿服务“三农”的市场诱因。因此，放开利率，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农村金融机构更好的服务农民、农业和农村。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农村资金必须回流农村，农村金融资源必须优先运用于“三农”。而且，还应当通过宏观调控，协调金融资源在城乡的合理配置，增加金融资源对“三农”的投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周　杰

农村金融抑制破除论文 篇2：

金融抑制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外溢效应

摘 要：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人才相对匮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其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政策吸收国际技术扩散是其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借鉴Feder模型的思想，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帮助出口部门在规模扩张中克服融资束缚，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促进出口技术外溢。由于中国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对于摄取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利益尤为重要。

关键词：出口贸易；技术外溢；金融抑制

一、引言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高态势增长的特征事实引发了学者们对其经济增长源泉的思考。大多研究都强调体制改革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制度改进驱动的（郑京海、胡鞍刚， 2008）。按照改革进程来看，学者们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和发展，后一个阶段即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推行了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并且推进以外汇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外贸体制改革，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方针，“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中国企业在拥有良好的内部条件的同时，更具有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快速稳定发展的时期。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使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如何进一步利用出口开放所带来的便利来发展中国经济，成为政府和学者都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我们思考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贸易理论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作为分析条件，强调技术创新在国际分工形成中的作用，这与同样重视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相契合。新增长理论强调国际贸易渠道的技术溢出在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积极作用，认为技术和知识在国际贸易之间的溢出取决于贸易的模式和大小，并将国际贸易与研发作为技术进步的发动机。“两新”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对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从短期静态利益逐渐转移到长期动态利益上来。而事实上，贸易利益除了静态收益之外，更重要体现在动态收益中。因此如何利用开放政策带来的条件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

实际上，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贸易中带来的技术溢出，而这一机制能否有效发挥则受到一国诸多实际条件约束，而并非贸易所必然引致的结果。不少学者关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也在客观上佐证了一国经济结构和制度性因素对开放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Borenstein et al（1998）、Alfrao（2006）在分析FDI的溢出效应时发现，金融发展等因素对FDI能否发挥经济增长效应起到重要作用。Calderon et al（2006）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影响机制的存在。Chang et al（2009）较为全面的考察了一国的内部结构特征对贸易开放效益的影响，在他的分析框架里一共包括了金融深化程度等8个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配套相关的改革措施，促进一国内部环境不断优化，才能有效发挥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Chang et al（2009）的研究显示，一国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效益的发挥尤其是技术溢出效益的产生，也是受到金融发展等诸多内部环境的影响。国内的许多研究也都发现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外溢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王庆石、张国富和吴宝峰， 2009； 胡兵和张明， 2011）。但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外溢效应的发挥，相关的理论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借鉴Feder模型的分析范式，尝试对此进行分析。

二、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技术外溢：基于Feder模型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人才相对匮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其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政策吸收国际技术扩散是其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开放经济系统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都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其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Borensztein et al（1998）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时认为，FDI能否产生技术溢出取决于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有一国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才具有相应的技术吸收能力进而产生溢出效应。Alfrao（2006）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这些内部因素也是决定其吸收能力的重要方面，制约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FDI和出口都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并且FDI在通过技术扩散提高一国技术水平的作用方面，起着和出口相类似的作用（姚树洁和韦开蕾， 2008）。

Feder（1982）较早构建的一个包含出口和非出口的两部门模型，揭示了出口贸易产生技术溢出的两条渠道：（1）出口部门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等向非出口部门的扩散，即所谓部门间的外部经济效应；（2）出口部门比非出口部门边际要素生产率更高，引致生产资源从相对低效率的非出口部门向高效率的出口部门流动，即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Feder模型包含了出口部门本身具有较高的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具有广泛的经济联系的假设，并且从外部经济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来看，也暗示出口贸易技术溢出需要具备相应条件：（1）非出口部门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外部经济效应来看，非出口部门必须要自身具有一定的技术承载能力，这样才能通过技术外溢从出口部门吸收先进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率；（2）一国经济部门间需要具有相应资源流动能力。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需要生产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转，而资源的这一重新配置不是必然。这一方面取决于资源自身的流动能力，另一方面市场和制度等内部条件的束缚也不可小觑。

按照Feder模型的基本思想，出口贸易技术外溢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必然会受到内部环境的钳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内部宏观经济环境变迁，使得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资源流动能力不断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中资源流动能力的增强，有助于资源在各个部门间的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达到对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Feder模型所提及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即资源从低效率的非出口部门向出口部门流动，实际上是对资源具有完全流动能力的假设。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财政金融行政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旨在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但由于改革本身的渐进性，使得内外部环境难以短期匡正，导致现实经济中资源流动能力有限。这样出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必然受制于各地区的资源流动能力，特别是金融发展因素的影响。因为出口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发挥，需要资源具有从非出口部门向出口部门转移的能力，其中资本要素的流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层面。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吸收社会闲散资本，将之转移到更具效率的加工贸易出口部门，帮助出口部门在规模扩张中克服融资束缚，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的实现。

三、中国的金融发展困境与改革导向

金融发展能够为出口贸易外溢效应发挥提供重要的支撑条件，但中国的金融市场却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根据Mckinnon（1973）的界定，金融抑制是指发展中国家政府所实行的压抑金融发展的政策，如通过规定存贷款利率和实施通货膨胀，人为地压低实际利率；采取信贷配给的方式分配稀缺的信贷资金；对金融机构实施严格的控制，设定较高的法定准备金率；实行资本管制等。事实上，这种人为的干预从出发点上并不有害，因为其本质上是想通过提高有效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带动经济起飞。然而，这种干预或压抑金融体系的措施却并不能有效动员和分配储蓄，最终会导致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金融发展受阻。中国更是如此，Aziz and Duenwald（2002）就曾指出中国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流于表面。这种低效率促使信贷结构严重扭曲，国有银行垄断了大部分贷款资金，并将其投放给国有企业使用，而相比更有投资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却难以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支持。金融抑制严重抑制了金融发展的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王晋斌， 2007； 陈斌开和林毅夫， 2012； 王小华、温涛和王定祥， 2014），抑制了出口贸易的外溢效应发挥。

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增长中，中国通过改革破除了制约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束缚，并促成了开放局面的形成。但高开放并不意味着高增长，以苏东为例，苏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大肆推行贸易开放，但其带来的结果确实，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初次冲击效果越大，随之而来的衰退也就越深（Kolodko， 2000）。这表明，开放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或能够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效应依赖于一国的诸多内部条件，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过去依赖于今后也将依赖于我国利用开放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和管理相应风险的能力（姚树洁和韦开蕾，2008），而扩大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提高管理相应风险的能力这就需要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在中国存在明显金融抑制背景下，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培育和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扩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提高金融资源的流动性，不仅有利于优化内部环境提高生产绩效，而且更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动态经济利益的发挥。

参考文献：

[1]陈斌开，林毅夫.金融抑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12（1）.

[2]王晋斌.金融控制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7（10）.

[3]王小华，温涛，王定祥.县域农村金融抑制与农民收入内部不平等[J].经济科学，2014（2）.

[4]王庆石，张国富，吴宝峰.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的地区差异与吸收能力的门限特征——基于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1）.

[5]胡兵，张明.加工贸易出口是否促进了生产率增长？[J].财经科学，2011（1）.

[6]郑京海，胡鞍钢，Arne Bigsten：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视角[J].经济学（季刊），2008（3）.

[7]姚树洁，韦开蕾.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互动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8（1）.

作者：张桐源

农村金融抑制破除论文 篇3：

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了，其影响的广度、危害的强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并不是说不可预控，只要认识清楚，措施到位，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发展中的几个主要关系，就能够有效防范金融危机，或者把金融危机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一、 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深化的，它无法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所以其发展规模应该与实体经济相协调。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就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国虚拟经济起步较晚，规模偏小，金融深化程度不够。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到2009 年末，我国银行金融机构资产 80.5 万亿人民币，股市市值 24.27 万亿人民币，债券存量17.74 万亿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为 340903 亿元，虚拟资产规模约是 GDP 总量的 3.7 倍。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盲目扩张，造成资金链断裂，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西方主要经济体仍然没有走出危机的泥沼。这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实体经济到底能够承受起多大的虚拟经济规模。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股市等虚拟经济不创造真实财富，实际上股市市值的上升，并不带来真实财富，带来的是虚拟财富，虚拟财富不等于社会的真实财富。因此，处理二者关系的立足点应当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根本，虚拟经济应服务于、服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关键，就是如何调整和约束资本金在不同领域的盈利能力与水平。通过政策调整，吸引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可以做实做大实体经济规模，同时相对缩小虚拟经济规模，就可以降低虚拟经济的风险，或者减少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

二、 正确处理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的关系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从而引起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生产能力的扩大与社会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引起的。马克思对这个基本矛盾作了表述：“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就是资本报酬所得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报酬所得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美国占人口比例0.1％的富人平均所得，为全国倒数90％人口平均所得的77倍。1982年美国顶尖400富人的平均财富为2308万美元，2006年增至31.4亿美元，财富都增加到了富人手中。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称：“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显然，掌握财富较多的少数人，并不是依靠劳动报酬逐步积累财富，而是依靠资本的力量。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的关系，任由资本恣意妄为，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为王，虚拟资本迅速形成，并急速膨胀，资本的趋利性使其想尽办法寻求盈利机会，不断扩大其价值量；另一方面，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会尽可能压低劳动报酬，就像马克思所说“广大生产者的需要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力较充裕，那么这个“平均水平”则会相对递减。否则就无法解释我国越来越大的财富差距。广大生产者的需要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后果，就是日积月累的需求不足，进而造成实体资本盈利困难、虚拟资本逐步扩张，金融危机的风险越积越大，而且，收入差距与财富积累差距的扩大，使得社会风险也在增大。一旦出现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三、 正确处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的关系

一般来说，在这二者的关系中，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金融抑制政策。从现实特征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首先是金融资产形式单一、数量有限，其次是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金融体系被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一是以现代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金融部门，二是广泛存在的民间借贷。前者往往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后者则普遍存在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据专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共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的个案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据估计，借贷规模在8000亿～14000亿元。显然，经济体中的金融抑制状态，对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因此，金融深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着吸引力。

应该说，我国的金融深化发展是比较快的。二十余年来，证券、期货、债券市场等，从无到有，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各种理财产品也不断涌现。金融深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和标志，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同时，金融深化的风险也在一步步的积累，因此，我们需要保持一份清醒，一份警惕。

四、 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市场开放的关系

就这二者的关系来说，金融监管是金融市场开放的必要条件，没有监管的金融市场开放，必定是混乱无序的，后果很严重；而离开了金融市场开放，金融监管也就失去了意义。随着金融深化的不断发展，金融监管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金融监管不同于金融抑制，前者是允许其发展但需要监督管理，后者干脆是不容许其发展，也就谈不上监管。而金融市场开放则是金融深化的一个方面的内容，金融深化离不开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开放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金融市场开放必然包括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为什么要进行金融监管？因为虚拟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通过有效监管，一是强制交易者遵从规则，可以减少和杜绝违约，降低交易费用；二是可以改善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成交易的稳定性；三是通过有效监管，及时了解和掌握虚拟资本流动状态，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便于采取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正像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这也是“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健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以及与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的要求。

至于金融市场开放，发展中国家通常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但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开放又是必需的过程。就程序上来说，需要做好、做扎实的是金融市场的内部开放。那么，在对内开放方面，一要解决好利率市场化问题，使银行基准利率尽快与市场实际利率接轨；二要解决好国内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应逐步破除种种限制；三要逐步规范、引导民间借贷，使之合规、合法，纳入金融监管的范围。在对外开放方面，这既是加入WTO时的承诺，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后的必然之路。走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这一步，一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三大监管主体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专业水平；二要完善金融业的法律法规体系，使金融市场活动有法可依，保障金融业的安全稳定；三要完善竞争机制，提高竞争能力，只有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才能应对对外开放，不仅是应对外资进入的竞争，也包括走出去的竞争。

总之，正像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所说：“闭关锁国没有前途，一味依赖外资风险更大。对民资的封锁、对国内资金的盘剥正在引发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反应，那就是民粹主义与强行开放这两种最不安全的因素，并存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只有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扩大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作者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作者：彭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