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丽中国的论文

摘要：在“新全球化”与“后全球化”复调叙事时代，作为表征和分析当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范式（时代范式），“文化中国”业已成为“唱响中国”的世界性命题，其实质则是面向中国立场和全球视野的当代“中国形象”与“更美好世界”之包容审视与互动赋值。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关于美丽中国的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于美丽中国的论文 篇1：

“客观中立”的中国故事更有利于对外传播

2016年前后，英国广播公司（BBC）集中播出了几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与将中英教育理念之间的冲突戏剧化的《中国式教育》和夸张溢美的《中国新年》相比，“客观中立”的六集纪录片《中华的故事》在海内外引来不少好评。

一、《中华的故事》：全球影响

《中华的故事》是通过传统电视媒体首先在BBC二频道和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上播出的。这两个渠道面向知识界，偏重文化口味，影响的是西方社会中有影响力的观众。在中国，部分网民（知识阶层居多）则通过网络先睹为快。

BBC对这部委托制作的高质量纪录片相当满意。统计显示，BBC在周四晚上9时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中，《中华的故事》收视率是其他节目的两倍；不少观众还在手机等客户端上收看。BBC总裁表示：这样（叫好又叫座）的片子才是BBC应该出品的。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主流媒体大多对《中华的故事》进行了正面报道。中国网民的反馈也很积极。在每集节目播出后24到36小时之间，就有《中华的故事》中文版推出，并在朋友圈内流行。本课题组对《中华的故事》的传播反馈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海内外随机调查，得到的也大多是正面的评价。

BBC和PBS在全球享有“客观公正”的品牌优势；主持人迈克尔·伍德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历史学家、作家。《中华的故事》以纪录片的方式“真实再现”中国历史的魅力、中国现实的鲜活，这也是中华文化借船出海、中华文化向西讲的一种国际传播。

二、《中华的故事》：中国形象展示

通过仔细阅览，可以发现，《中华的故事》表现的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镜头中展现的，有画卷一般的美丽中国、生气勃勃的市场中国、勤劳朴实的人民中国。它既没有刻意美化稍显杂乱的街头景象；也没有肆意丑化在西方人看来“落后”的各种生活场景，如推杯换盏、烧香磕头——这恰恰带来了不完美的真实感。

《中华的故事》是以一种西方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展开叙事的。除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人口庞大的市场之外，很多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想要获得触及心灵的某种感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所体现的中国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浓烈的亲族观念。《中华的故事》满足了这些需求。

按照西方公众倾向于“独立思考”的特点，《中华的故事》试图通过置身现场接触人物和生活的写实手法，向观众展示活生生的中国社会。伍德的主持风格热情而客观，他说他只是一位深入现场的“友好的采访者和沟通者”，观众可以通过影片对中国人及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影片注重与当地人的交流。伍德采访的人中，既有专业人士，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很多活泼自然的互动体现出国人的友好和开朗；不少专业人士则表现出较高的素养，包括能够讲流利的英语。

总体而言，《中华的故事》是一部态度友好、方式客观的纪录片，它在全球产生的，应该是对中国友善的影响。

不过，作为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纪录片，虽然系列片各集标题是以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命名的，虽然讲述的故事与中国历史相关，但如果以为《中华的故事》是一部真正的历史纪录片，那就错了。纪录片表现的是中国的现实。这是一部通过现实场景、文学艺术、背景知识和历史评说讲述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故事。出于制作者倾向西方的思维定势和面向西方的市场需求，纪录片中充满了深浅不等的话语言说。

三、《中华的故事》：话语分析

BBC关于中国主题的纪录片要面对的，是两个市场：一个是全球市场，受众主要受西方观点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市场，需要尊重中国的主流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有时针锋相对，大多数时候差异明显，也为话语的表达带来了挑战。由于BBC纪录片针对的是西方市场，因此，它所讲述的“中华的故事”便主要采用了西方的视角和话语方式。

话语常常是带有特定动机和隐含意图，运用或简单或复杂的修辞方法，表达意义甚至影响对话者的交谈。话语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在循环往复、动态交流的过程中产生意义的对话性言语。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文本”进行，具有“众说纷纭”和表达“言外之意”的特点，通常携带不便明说、或者不愿直说的潜藏含义。

就BBC这部纪录片的标题而言，尽管片头和出版物上都标明了大大的红色“中国”字样，但官方翻译的中文片名被确认为《中华的故事》。也就是说，纪录片所肯定的，主持人所赞叹的，是“文化中国”“传统中国”，因为“中华”更偏向于文化的定义，而“中国”更偏向于政体的含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肯定，中国和西方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文化元素的评价方面，中外强调的侧面并不一致。例如，纪录片突出了中国人对天命的畏惧和对祖先的崇拜，这与当代中国主流话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则大相径庭。

对历史的判断也是如此。纪录片第三集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显示出纪录片的西方观点。这种“最好”的评价是从市民生活的悠闲、物质文化的丰盛和市场经济的活跃这些角度出发作出的判断，看重的是社会的宽松，而不是国家的强盛。而且，在解说中，这种宽松特别用于针对唐代和明代政治控制的严苛——虽然这两个朝代似乎更强盛——批判性不言而喻。

选材及叙事的详略显然也有话语的考虑。尽管在最后一集（《革命年代》）中，纪录片对现代中国的历史介绍极为简略，关于“文化大革命”等过程一笔带过，但通过整部系列片所选择的故事，如清明节秦氏家族的祭祖活动和明清时代乡绅鲍家的坎坷遭遇，多次表达了对那段没有重点涂抹的历史的否定态度。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历史作用都有過明确的政治结论，因此，《中华的故事》对毛泽东的评价偏向负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则贯穿始终。不过，考虑到中国市场的感受，纪录片的表述还是很有节制的。在中国人的耳朵听来，有些用语不免刺耳；但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可能还认为蜻蜓点水，说得远远不够“狠”。

片中强调了若干概念，如“天命/天谴”（皇帝受之于天）、“一治一乱”（历史循环论）等，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变迁。特别是“革命”一词，意味着社会动乱，即政权更迭、改朝换代，基本是负面词。这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完全不同。

就视觉符号而言，除了纪录片片头鲜红的“中国”大字之外，奔腾的龙也是一个醒目的标志。不过，中国人认定的“吉祥”符号，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凶恶的象征。当然，按照伍德的解释，中国龙是中华民族图腾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符号的集中代表，他们并不是从“邪恶”的意义上来解读“龙”的形象的。但是，《中华的故事》之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符号的话语是明显的；而国外受众看到那只张牙舞爪、呼啸而出的龙形，感受很可能也是惊恐的。

当然，纪录片《中华的故事》也照顾到了中国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感受。有些话语似乎是为中国而发。在第一集中，主持人强调了中国人对“人群如此多样、文化如此丰富的地方是一个单一国家、单一文明”的集体认同。对西方人而言，这种肯定可能比中国对统一主权的宣示更有作用。同样的，《中华的故事》也针对西方人的某些误解作出廓清。例如，纪录片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强盛及怀柔远人的华夏传统，从侧面反驳了“中国威胁”的论调。在第四集《明朝》中，纪录片通过利玛窦的话将中国和欧洲进行了对比：欧洲人总爱袭扰邻国，满脑子都是称雄称霸；而明朝尽管拥有装备精良的陆海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邻国，但无论是皇帝还是他的臣民都根本没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这可能被野心勃勃、志在开疆拓土的西方人士认为“胸无大志”；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这是不是也表明了国人“吾道自足、不假外求”的秉性呢？它是不是在替中国固守中土、对外“不称霸”作解说呢？

不过，总体而言，由于纪录片基本的西方立场和观点，这些顺耳的话不如刺耳的话吸引中国人关注。而《中华的故事》采用这种话语方式的背后，也有市场的考虑。

四、借势用力：面向全球市场的中国话语策略

事实表明：无论是对中国也好，还是对BBC也好，《中华的故事》都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对BBC而言，通过对“中国”这个富矿的开掘，吸引了一个个趣味虽然不同、意识形态依然对立，但立场和观点却在软化的世界市场，BBC的疆域拓展了。而对中国来说，通过BBC纪录片的全球影响，借势用力，传播了中国虽不完美、但生气勃勃、富有希望的形象，有利于中国下一步的复兴。

西方媒体（例如BBC）关于中国主题的纪录片服务的是两个市场。首先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市场。其次是才中国市场。面向西方市场的纪录片，只能采用西方式的话语，尽管采取了“客观”“公正”的姿态，但骨子里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性始终存在。这也可以理解——纪录片的灵魂是思想，而社会性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如果缺乏批判性，在市场上便很难立足。这种纪录片的“文化”对内对外其实是一样的。说到对中国的评价，西方已经有了一些负面的“共识”，回避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说好话，纪录片就会失去西方公众的信任，哪里还会有全球影响呢？

面对中国这个大热门“题材”，BBC采取了三种讲故事的策略，一个如《中国新年》，基本上就是完成中国委托，展示外表，缺乏思想，鲜有新意，随便而粗糙。另一种是《中国式教育》，BBC投资，“真人秀”式表演，国际市场销售，以题材的有趣和叙事的戏剧化赢得经济效益。第三种就是《中华的故事》这样比较传统的、以内容和制作的专业性见长的、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鲜明的品牌辨识的，能因长尾效应获得长期收益。

而在借势用力、通过国外媒体进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方面，中国却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即使是《中华的故事》这样自认为态度友好、立场客观的中国题材外国纪录片，也很难符合中国的话语标准，因而在中国得不到公开发行的机会——中国网友都是通过网络传播（未获版权许可）“非法”收看的——制片方对此持默许态度，也是为了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按照官方认可的话语对外传播的中国纪录片无功而返，尽管常常所费不赀。

我们认为：《中华的故事》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友好的，讲述的中国故事是积极的，这就够了，这样的“中国纪录片”就值得推广。对外传播的效果，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是全球受众的感受。

《中华的故事》的经验表明：“借船出海”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渠道，可以借助国际知名媒体业已形成的公信力从事国际传播，部分地弥补中国传播界和传播者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国家信誉有待积累和国家形象有待改善的短板，借势用力，传播中国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更多的中外交流有利于相互的理解。应该积极鼓励外国机构到中国拍片，为同情型的制作者提供了解真实中国的便利条件。不能要求“借船出海”的国际传播按照中国的口径说话。只要纪录片塑造的中国形象总体上是积极的，讲述的方式实际上是友好的，对这种“中国故事”就应该欢迎，对其并非“百分百赞同”的态度就不必苛求。

在通过国外媒体进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方面，“客观中立”的表达（《中华的故事》）优于“一味赞美”的表达（《中国新年》）。对外传播最重要的，首先是让世界看到中国，进而熟悉中国和了解中国。我们当然希望更为“友好”的、抱着同情感的展示，因此需要挑选恰当的、类似《中华的故事》主持人伍德式的传播者；但只要不是刻意的抹黑，褒贬参半的呈现对中国也有好处——它们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能见度、存在感。同时，中国人也应该了解外国人对中国的真实看法，而无须接受虚假的逢迎。因此，不能要求外国人用中国的腔调说话，对不同于中国的国际话语，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

中国的现状远非完美，国际的批评也在所难免——例如《中华的故事》对中国的微词。不过，中国人听来刺耳的话，不一定会损坏中国的形象，反而常常是西方媒体获得公信力和受众认可的基础。有时候，为了维持言说者的信誉，面向全球的客观讲述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还是必须的。一方面，中国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外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有些批评是事实，有些事实不那么准确，有些批评不那么公正。但是，默许这类批评有利于外国媒体对中国形象总体上有利的呈现和讲述。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有宽容批评的雅量，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只要不是惡意攻讦，我们就应以理性的精神对待批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失实。

总而言之，只有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中国的话语才有可能“走出去”。而只要中国能以积极负责的形象在全球现身，中国的话语就有机会“走出去”。

（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本文系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专项委托的课题“新媒介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之话语策略研究”和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后者的项目编号为：14ZDA056）

作者：郭镇之

关于美丽中国的论文 篇2：

“文化中国”是否及如何可能

摘要：在“新全球化”与“后全球化”复调叙事时代，作为表征和分析当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范式（时代范式），“文化中国”业已成为“唱响中国”的世界性命题，其实质则是面向中国立场和全球视野的当代“中国形象”与“更美好世界”之包容审视与互动赋值。其难点更在于如何精当把握从而真正提炼人类文明演进机制之“世界的中国文化期待与中国的世界文化责任”以及“五大发展理念”语境下，中国文化实践主体——“国家理性”重建所提供的新意和劲道。在学理层面，尽管文化中国孕育着超越以往文化本质主义或激进建构主义之“中国性”神话镜像，彰显新时代文化理应禀赋的“新中国性”伟力之双重企向，但其客观普遍性品质依然值得怀疑；在实践上，纵然文化中国这座鼓噪与怂恿的“围城”只是一个理论近似值，在现实中可能无法精确实现，但完全可以依托其展现给我们的美好愿景厘定合宜的方法论原则，并由此在实践中逼近建制。

关键词：文化中国；“五大理念”；国家理性；“新中国性”

作者简介：李武装，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哲学。王婉玲，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48），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基金项目：“西安工程大学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

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由于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文化”逐渐成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全球化不仅带来世界同质化的潜在危险，而且催生了各种价值的差异性、地方性、特殊性和多元性叙事，文化成为全球无法一体化的最后堡垒，学界因此有“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ing）和重新回到以“文化——文明”作为分析架构的吁求，“文明冲突论”就是这一架构最明显的标志。就当代中国而言，伴随着“新全球化”与“后全球化”较之于一般意义的全球化，“新全球化”主要强调“文化、交往和公共性”主题；“后全球化”则强调当代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交互置换的“逆转”全球化之情势，它以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结构为立足点，更加关注乃至主张全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向东方国家倾斜之未来态势。复调叙事时代的莅临，伴随着“中国崛起”从而“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出场亮相，一种守正创新的时代范式也必然涅槃更生。然而，与“文明冲突论”之政治霸权底色不同，“文化中国”亟待在“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以下简称“五大理念”）置换下获得重新阐释并发挥其新质效用。立足于更广阔的世界视域，文化中国并不耽于重新塑造与定位“中国形象”，也不囿于一味延展“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毋宁说，它更多面向当代“中国形象”与“更美好世界”之双向审视与互动赋值逻辑的擎动。进一步从学理层面着眼，我们应当思考，文化中国何以成为“五大理念”

收稿日期：2016-04-10语境下当代中国发展的被赋予新质内涵的理论范式？

本文拟致力于“五大理念”语境下文化中国范式及其相关命题的证成，并试图从理论、现实和方法三个维度，对这一稍带前瞻性和建设性的“集团性主题”或“利益攸关方”，做出兼具世界视野与本土文化特色的深度反思与回应，旨在为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思想语法。因为其一，“在人类制度本质中，必定有一种为任何民族所共有的精神语言，它毫无例外地抓住人类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事物的实质，而且以形形色色不同的变化来表现这种实质，一如这些事物本身可能具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方面一样。”[英]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其二，“存在着某种知识体系，它被局限于某个地方进行表述，而还没有成为普遍的表述。但它并不意味着：存在着某种知识体系，它永远只能是关于某个地方的特殊表述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一理论攀升文化中国

求解“五大理念”语境下文化中国是否的问题，必然伴随一个人文学术思想史、观念史的先行考察历程。一般认为，自1970年代“文化中国”概念提出以来“文化中国”这一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以温瑞安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华侨生，最早将其引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学人当推韦政通，将其发扬光大并成功运用于学术实践的实系傅伟勋教授。杜维明等则是“文化中国”论说在英语世界的弘扬、宣传者；张岱年、方克立、郭齐勇、陈卫平、胡治洪等一批学者则是“文化中国”理念在国内学术界的提倡者。参见张宏敏：《“文化中国”概念溯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新儒家学者们就积极回应之并纷纷付诸实践。先是傅伟勋在1980年代的极力阐释，后是杜维明1990年代在英语世界、张岱年1990年代在大陆学界的倾心演绎。本文无意对这些做线性回顾与总体评价，但透过林林总总的话语表层，笔者要着力指出，“文化中国”这个能指的所指不是地域，而是语言和文化，其逻辑实相和终极命理，直接指向一个以文化和语言为纽带的“想象的共同体”，指向一个超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价值空间、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撇开“文化中国”之原初的“儒教中国”出场语境、时代背景及其“文化优越论”局限性，如果说“文化中国”是“现代新儒家”们试图通过重建儒学，着力阐扬儒家人文精神，来接榫现代文明而倡导的一款纯粹知识性范式，那么，把这一纯粹知识性发声逻辑自觉位移或者上升到一种执政理念、诉求愿景乃至国家战略高度并赋予新质内涵和践行实训场的，则是晚近十多年特别是中共十七、十八大以来的事情，是当代中国政府及知识分子倾力打造的一个全新的“文化国家——文明形态”的时代范式。文化中国的理论攀升，不走事实性科学揭示之路，而走知识性哲学解读之路。

所谓知识性哲学解读，就是反思并追问知识及其内在品格的确定性，以期最终促成或达致“转识成智”之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效应。依柏拉图之见，知识就是人们对真的信念。后来我们知道，作为真与诚融合而成的知识，其确立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事实对象是真的；某个人要知道真的知识；人们要相信他所掌握的知识。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认知旨趣（cogntive interests）理论，历史上存有三种知识类型，也即三种认知旨趣：经验——分析科学包孕的技术性认知旨趣；历史——解释科学包孕的实践性认知旨趣；批判科学包孕的解放的认知旨趣。[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其中解放的认知旨趣就是追求自由的批判的知识，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一认知旨趣既不同于英美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哲学家的“说明论”，也迥异于欧陆现代解释学哲学家的“理解论”，而更趋向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论”，特别是维氏的“家族相似论”方法。我们认为，批判科学包孕的解放的认知旨趣从而“家族相似性”方法，更适合阐释并守护“文化中国”理论范式的特质及其合法性。

立足知识论视野，作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的一种思想话语与理论攀升路径，文化中国需要求证在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双重置换的“后全球化时代”，在以“文化、交往和公共性”为主题的“新全球化时代”，或者在“后全球化”与“新全球化”复调叙事时代，多元文化之间何以“和而不同”，抑或“文化中国”何以真正以“新中国性”的方式重新确立自身，再造自己的内在道德性感召力量，以“沟通理性”的执着和勇气与世界自主对话。在这期间，它必须先行回应中国自身在全面深化改革之攻坚克难阶段，在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尤指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和拓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条件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诉求下，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如何协同创新融本国优秀文化、民族精神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新文化共同体。用官方话讲叩问，就是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梦”的文化达致之路何以可能；用学术话语展开，其精义在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如何在理想与现实、“公域”与“私域”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环境、个人行为乃至思维模式之间达成“共赢”，包括文化之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实体与象征、理论与实践、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生产与消费、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层面真正实现“通观”和“统一”。显而易见，如此发酵与归位的文化中国范式及相关命题，造就并带来的社会——历史效应，不仅使得当代中国人获得更多出彩机会，而且使得“中国模式”发展引擎所驱动的持久效力得以全球共享。

探赜索隐文化中国的“社会世界”意义与历史实践解释力，也是文化中国命题成立的应有之义。首先，文化中国为当代中国各阶层人士、为整个华人世界、为“和平崛起”和“中国模式”建构、为成就“中国梦”，提供和营造了一个清晰、稳定的认同空间。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在更深刻的学理层面，文化中国孕育着这样一个双重企向：超越以往文化本质主义或激进建构主义之“中国性”神话的镜像；彰显新时代文化理应禀赋的“新中国性”基质和伟力。

所谓“新中国性”基质和伟力，与其说在学理上继续因袭“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的老套模式，毋宁说更期待在理论有效性之余，以自觉回归“文化母体”的方式，实质性地促成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话语再革命。与原有“中国性”话语之“中国——西方”二元思维模式不同，“新中国性”基质更多致力于观念史考察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理路，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战略高度，试图开启融“民族国家——公民理性——优良政体——文明观念”于一体的大中国重建原则。用“问题意识”展开，就是当我们遭遇了“历史终结论”“帝国衰亡论”“文明冲突论”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西方文化思想范式的介入与抽离后，我们何以以一种平和与理性的心态重新考量我们自己的文化，定位我们的国家，拥有我们的话语权？我们思考的焦点当是，“新中国性”基本内核在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推进过程中所提供的新意和劲道，毕竟中国事实上已经“世界化”，世界历史也正驶入“中国时刻”。简而言之，“新中国性”基本内核从而文化中国范式及相关命题的贡献或试图导引的学理运思之路在于，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精神破解中国难题；用中国力量提升中国形象，进而用中国文化引致更美好世界。

当然，不得不承认，文化中国也有其自身的理论缺陷，一如所有人文知识的客观普遍性品质值得怀疑，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讲的“可爱而不可信”问题。譬如，文化中国的去政治化问题即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横亘在其知识追寻道路上的一个致命坎陷，因为没有“纯粹”的文化，就像没有不属于意识形态的政治一样。坦率地讲，“文化中国”在本质上依然是且必须是一种文化政治工具。众所周知，在一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文化经常甚至命中注定要重蹈“先导——要求独立——最终被新政治引领或同化”的覆辙。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以政治的方式得以曲折表达，抑或说，政治在表象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往往是以文化的夭折与更生为代价。立足世界历史视野，全球化导致的各种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市场化带来的诸种文化消费与竞争，正在改变着“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文化转向”事实上成为“文化的政治转向”，现代文化事实上成为政治文化。由于文化可能沦为政治争斗的帮凶，多样性‘他者’问题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应当承认，一种一元化的、本质化的文化想象与语言战略是必要的，但将这种想象和战略真正付诸实践并得到普遍承认，却是漫长的、艰辛的，除非政治不再是区分“敌/友”。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文化中国要想真正获得逻辑的自洽与普遍认可，关键之处还在于对“文化”概念的厘定。狭义层面的文化显然不足以匹配文化中国本有、应有和该有的风范与气度，也就是说，文化中国语境中的文化更多是在广义层面上呈现的一种“总体性”观念这里的“总体性”，是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语汇。他们一般信奉“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方式，从而接纳带有总体性特征的文化范畴，主张用文化活动来整合和解释社会历史的演进。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欧阳谦教授的解读，“总体性范畴不仅是一个实践性的本体论概念（当然是以社会为圆心的本体论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凸显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概念，一个彰显了主体作用的文化性概念和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乌托邦概念。”他曾将文化的这种“总体性特征”概括为如下五大特征：“整体性、实践性、结构性、中介性、政治性”。具体参见欧阳谦：《文化的辩证法——关于“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具体说来，文化中国中的“文化”，实际上指中华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一切实践活动基础上渐次凝结成的“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人与自然对象化活动中介之“三位一体”的合理性内蕴，并最终确证中华民族在“真善美圣”诸方面的“顶层设计”或“终极观照”的观念范畴。在历时态意义上，这一范畴包含三个不可断裂的面相和形态：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舍此，就是当代文化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国当代“民族复兴”文化；在共时态意义上，这一范畴既包含中华文明文化样态，又蕴纳世界上一切其他“各美其美”的生存样法与“全球正义”实践智慧模式，即以一种未来全新“文明形态”的呈现为终极旨归。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中国”的形貌和质态，才更加合理与确当。

不仅如此，我们更认为，文化中国时下的历史脉动，更应该收束在“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的自我沉淀层面，即在文化与政治互为对象的双向建构意义上，以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来实现其民族复兴和国家重建。事实上，当我们极不情愿地开拓文化的政治想象力时，却也自觉不自觉地经受了真实的日常经验，从而真正直面了当下的文化实践。换句话说，当下的日常经验与文化实践要求我们在安置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无机文化与有机文化的问题。现代社会的有机文化问题，一定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因为成为“现代”的文化，必须首先寄托于一定的主权国家及其民族民主建构上才能最终有效；而那种纯粹立足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层面的无机文化，只能是画饼充饥、一厢情愿式的自我安慰。当然也必须指出，这样定位的文化中国范式，虽不能在理论上完全冰释来自异国他乡的“中国威胁论”，无法彻底消弭“修昔底德陷阱”，并且依然带有可有可无的“辩证批判”诟病，但人类历史实践不止一次地证明，“以公民理性来救济国家理性，以优良政体来承载国家理性，是……吾人最为重要的政治启示，也是现代秩序最为核心的政治智慧。”许章润：《革命、文人与国家理性论纲：重读托克维尔》，许继霖、刘擎主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除此，我们还能设想出其他“有效的乌托邦”方案吗？显然不能，或者至少目前没有出现。

二现场拷问文化中国

考察文化中国的现场逻辑，就是求解“五大理念”语境下文化中国如何可能的问题。一个先在的逻辑发问可能是，原本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这“五位一体”协同捆绑而成的“中国梦”在实现征途中，文化理当担承自己的份额和责任，这并不违背常理，也不足为奇。问题在于，为什么还要突出强调文化中国这个诉求心法？为什么说要我们用文化中国做足文章？抑或说，为什么必须是文化中国而不是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或者其它？其中原委，可能更在于文化本身所负载和担承的终极意义与使命。我们知道，文化的终极意义在于产生什么样的人，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讲：“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李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90-91页。

以此为基本确认，我们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中国这一范式及相关命题的成立，是伴随历史回响、意识形态与文化诉求三者的良性博弈，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价值之时代性与民族性深度耦合的“现场”式共生结果。

首先，以人文增量为基本面向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已赢得全世界的普遍青睐，其对于当今人类所遭遇的全球性问题的求解，更具有难以替代的“疗伤救治”之功效。与秉持“人格化一神教”从而善于“制造敌人”的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更推崇价值层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化育与认知层面“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道逻辑。譬如，梁漱溟早年就认为，中国文化在精神层面因为具有“意欲自为调合持中”路向，因而“高出”西洋文化。而如今西方后现代主义者们在对自身社会文化发展的分析中却得出了与梁先生基本一致的结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肯。

其次，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路，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讲，主要围绕文化自主性与精神公共性的历史性创生与实践性建制而展开；中国人的自信与气度，在根深蒂固处，主要和应当依赖中国文化获得不断提升与补给。因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发型现代化进路，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中国，其现代化擎动并没有秉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样的常规进路，而是反弹琵琶式地走着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这种“反常态”现代化进路（“中国形象”或“中国模式”的渐次明朗化过程）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由被迫到主动，从批判、反思、建构到“复兴”的发展历程。也因而，中华民族只有一如既往地挺立自己的“历史记忆”，坚守自己的“文化认同”，才能一如既往地获得并形塑具有东方神韵的“世界民族”脊梁。不仅如此，历史与现实还一再表明，中国“文化现代化”包孕并体现的目的论、价值论、方法论和审美论等“思想馈赠”，有望继续精进中国，助跑世界。

再次，文化中国理念不仅具有笼络海内外华裔学者与知识分子感情的凝聚力与感召力，而且有望实现当代“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东方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多重身份的中国”的整合认同。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目前整体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属于各项事业大踏步前行的攻坚克难阶段，文化也不无例外地处在转型期。在这一文化转型期，亟待一个基于感情联络和文化认同的“协同创新”范式或“定在”来统摄，来牵引，而文化中国理念、范式或命题洗心革面式地出场正呼应着时代脉搏。

又次，历史契机。中国30多年的飞速发展，较之于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文化的发展却大大落后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还只是一个遥远的荣景。身处“后全球化时代”，一方面，以文化品牌、文化产业为龙头的国家间的竞争，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形之下，中国文化形象的再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再提升，成为亟待坐实的“中国问题”，也成为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的新的着力点。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自身崛起从而中国文化体量大增之事实饱受世界各文明共同体的关注甚至引起恐慌，这必将导致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既然如此，中国就有责任、有义务致力于应对各种“修昔底德陷阱”，在发挥自己“韧性稳定”“韧性稳定”是相对于“刚性稳定”而言。二者原本隶属一种关于社会稳定的解释框架，后者强调的是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的维稳方式；而前者凸显的是制度弹性和韧度。具体参见于建嵘：《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优势基础上，成就自己“负责任的大国”之誓言。

最后，三大事实作证：

1.文化中国受到新闻出版界的热议和吹捧，有很好的宣传基础。且不论“多彩贵州”“大美青海”“彩云之南”“晋善晋美”等地方文化宣传在人们内心激起的世界级“蒲公英效应”，单就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宣传而言，我们便可以如数家珍地罗列如下：2000年1月，深圳大学开启“文化中国”网站；2004年11月，英文版“文化中国”系列丛书在北美出版发行；2006年1月，与央视《百家讲坛》叫板的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讲坛节目开播；2008年8月，一场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其开幕式上演和展示了“文化中国”本有的神韵魅力与国际形象；2009年11月，中央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成立，它以“文化天下、创造传奇”为核心理念，在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业态方面正发挥着集团化优势；2012年3月3—24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美国之鹰”广告大屏播出中国文化系列宣传片——《文化中国》，每天高峰期观看人数超过10万。

2.文化中国受到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很好的学理前途。譬如，2012年12月15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学术研讨会；2013年6月15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国的‘现在’与人文学：对话《开放时代》”学术研讨会；2013年6月25—26日在上海举行的“现代中国的再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1月31日在上海召开的“重新阐释中国与全面深化改革”青年论坛暨《探索与争鸣》首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2004—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共同主办了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2015年12月30日在上海召开了首届“读懂世界”上海论坛，会议主题是“以中国立场观察世界，用全球视野把握时代”，如此等等。这些会议虽基于不同学科不同视野，但都围绕“中国崛起”从而“中国文化”受到重视这个基本事实及相关“问题域”而展开。

3.文化中国受到执政者的光顾和青睐，并以“文化”为桥头堡和抓手，开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驱动创新。譬如，近年来我们在诸多官方文件中先后读到的“先进文化”“文化立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强国”及其实施战略等概念和命题，其逻辑导向和价值所指，都是不断接近和澄明文化中国这一新国家理性高阶和新伦理本体境界。因为无论如何，中国文化都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新全球化”与“后全球化”复调叙事时代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文化中国自当理直气壮地对正在吁求的世界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自当理直气壮地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新历史理性精神做出中国式承诺。而这一点恰恰构成“文化中国”获得合法性论证与正当性认同之最为关键之处。

三实践建制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既是一个极富增殖性的理论范式，又是一个内蕴挑战性的现实命题。在自觉的发展战略高度上审视文化中国，我们并不限于做一个“观念的囚徒”，至关重要的是，要尝试探索出文化中国实践建制的诸多新路径或有效切入点。纵然文化中国这座鼓噪与怂恿的“围城”只是一个理论近似值，在现实中可能无法精确实现，但完全可以依托其展现给我们的美好愿景厘定合宜的方法论原则，并由此在实践中逼近建制与擎动。道理更在于，文化及其活动主要的还是提供意义支撑，其根本原则必须落实在发展之中才有效。

第一，共时态层面的“马魂、中体、西用”总体性指导和践行原则。

自20世纪以来，尽管各种社会思潮与文化景观一并向中国袭来，但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大的文化思潮有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文化多元化乃至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行为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只能重提并认肯“和而不同”理念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共时态发微势必“乱花渐欲迷人眼”，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如何使各方“协调”运作起来呢？我们奉行的是“马魂、中体、西用”的总体性原则。

众所周知，“马魂、中体、西用”说是方克立教授在2006年提出的一种学术思想和文化主张，原话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他在忧思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中、西、马三大学术资源之关系时，向学术界贡献了这一方法论指导原则。值得指出的是，方教授近年还分别以“‘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和“‘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这三篇文章分别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年第1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5期。为题，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时代意义。现在把他的这一建设性学理贡献拿来，依旧可以有效指导我们践行文化中国这个新的时代范式。

第二，历时态层面的“传统、现代、后现代”有机融合路径。

一方富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文化，永远平衡在持守与包容、继承与创新之间。毋庸讳言，作为中华文化“大数据”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我们馈赠的持中、和谐、包容等文化质素，可谓世人翘首；西方现代文明向世界贡献的平等、理性、科学、民主、法制等价值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而“后现代知识……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也就是说，后现代话语批判和解构过程中表露的诸多新思想、新问题和新观念，依稀带来并造就我们的文化新视野、新境界；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途中，我们须臾也不可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彼此对立或分裂开来，而应当在有机整合中相互吸收养分，取长补短，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理念不断析虑出相得益彰的中道逻辑与有机融合路径。

第三，战略之一，启动融创新驱动战略与人文素养提升为一体的新文化共生机制。

“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守正创新才能历久弥新。无论是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世界青睐中国，都需要“大胆探索、小心求证”式的全面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求发展、以创新求进步，“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一个中国式创新发展的“先发优势”，已成“文化强国”梦的最新战略制高点。同时，由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或者厚植出更加有素养的公民，而文化本身就是人化，即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发展过程不能逃遁“以文化成”“大写之人”的文化原初之义。人文素养的提升和人文精神的培育之于发展而言，既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检验发展合理性与正当性的重要筹码。概言之，启动融文化创新驱动战略与人文素养提升为一体的新文化共生机制，实在是“续接”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四，战略之二，建构寓现代生态文明理念与改善民生为一体的新文化体制模型。

现代生态文明就是以系统论、全面论为基本理论支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发展为基本宗旨的新的“绿色”创世理念。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诸如“天人合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法自然”等生态伦理本位的文化取向。建设“文化中国”必须自觉包孕并体现“生态文明时代”应有的价值维度与伦理本位，增强现代生态文明发展的自觉性。同时，要把这一先进理念落实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可持续机理中，努力让生态文明这个“新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方式”成为全社会自觉践履的智慧之库。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如果说发展经济是创造财富，那么，改善民生就是做好分配财富，而后者在“幸福中国”从而文化中国建构过程中往往更具有时效性和实效性。因此，无论是以民生求发展，还是以发展促民生，就当代文化中国而言，都需要在建构寓现代生态文明理念与改善民生为一体的新文化“共享”战略体制模型中得以具体落实。惟如此，“美丽中国”才能充分释放其全部应有内涵，文化中国才能真正达致其本有高度和应有深度，并最终突破诸多乌托邦神话的围剿，真正成为可爱而可信的、禀赋新质内涵的时代范式或命题。

作为全文的结尾，最后强调，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和“五大发展理念”互为表里的文化中国范式及其价值逻辑与实践超越，不仅作为当代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治国安邦的胸怀战略和思想语法，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正题，重新诠释并倾力守护着“全球正义”之中国时代新义，旨在证成“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之国家理性真值。它不仅属于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性（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区别于制度意义上的民主）重新定位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不排除也可能具有普遍意义）选择，更属于表征和分析“当代中国”的一个时代新范式。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个作为21世纪重新阐释中国或重新塑造中国文化思想太极图的观念，必将成为我们展现给世界的一抹独具东方神韵的亮色，必将成为我们贡献给“更美好世界”的一份无与伦比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尽管这一全新“文化国家——文明形态”在实践中的展开与落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但这也正是其最具吸引力和想象力之处。

Whether and How is Possible of Cultural China

LI Wu-zhuang，WANG Wan-ling

Key words：cultural China；five ideas；reason of state；new Chineseness

【责任编辑程彩霞】

作者：李武装 王婉玲

关于美丽中国的论文 篇3：

寻路中国：外国人写中国图书渐行渐近

我们正努力破除着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努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呈现和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他的《寻路中国》2011年在中国图书市场赚足了眼球，在美国市场也是一鸣惊人，曾居美国亚马逊书店中国旅行类图书第一名。此书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在他的笔下，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推动中国巨变的决定因素。从2001年到2010年，何伟先后创作了关于中国的三部著作：《江城》（2001年）、《甲骨文》（2006年）、《寻路中国》（2010年）。《江城》至今发表已经有十年之久，但是仍旧热销海外，而且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甚至有人如此评价：“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而《寻路中国》则入选2011年7月由易网举办的“公民阅读”2011年度第一期十大好书榜单；2011年8月，《寻路中国》入选新浪中国好书榜2011年上半年“十大好书” 之一。何伟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寻路者，他将当代中国带到了西方人的眼前，中国也造就了他的声名。

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发达了，全世界的眼光重新聚焦到这片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土。在这样的背景下，何伟的成功似乎是必然的。为什么叫寻路中国？寻路中国的内涵是什么？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文化的差异往往是很难填平的，正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国人是中国人，外国人就是外国人。这也是外国人写中国图书市场的重要理由。

马克的故事

无独有偶。笔者这几年也正好认识了几位寻路中国的外国人，其有两个都叫马克，一个从美国来，一个从英国来，他们的故事也都发生在浙江。

从美国来的马克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社会经济学博士，在台湾学的中文（他的汉字都是繁体的），在义乌生活过三年，娶了山东妹子，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中国化的美国人。与马克的结识源于一个合作项目——“外国人写浙江”系列图书。马克的书暂定名为《义乌的故事》，但他固执地要将书名改为《义乌，一只会抓老鼠的好猫》。看来他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已经非常深入。至于为什么会选择马克，原因并不是他娶了山东妹子，而是他曾经获得过一个美国的学术课题，为完成这个课题，他在义乌待了三年。说到义乌的家长里短，有时连义乌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自叹不如。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也叫马克的美国年轻人因为喜欢中国武术来到了中国，成了湖南医学院的一名英语教师。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中国，由于长沙是个内陆城市，没有受到改革开放太大的冲击，较好地保留了中国的独特文化。马克记录下了自己在长沙的所见所闻，写成了《铁与丝》（Iron & Silk）一书，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铁与丝》主要是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比如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好奇，中国姑娘不敢接受外国人过于直接的爱情，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的客套等。时间过得真快，2013年的今天与20世纪80年代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远，《铁与丝》中呈现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今天西方世界需要对中国有更深入的理解，马克的《义乌的故事》便是深入到一个地区，深入到一个经济现象，深入到一个群体中去的作品，是从表面走向内核的转变。我也是从马克的那里知道了当年美国有这么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当然我希望今天的马克能够重复昨天那个马克的辉煌，他的《义乌的故事》同样能够在美国图书市场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成为美国人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

马克在欧美真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名字，就如我们的建国、长贵。在浙江离省会杭州不远处有一个杭州的“后花园”——莫干山，这里住着一位英国“隐士”，他叫马克·基多，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中国杜鹃》。马克·基多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来到中国，10年后马克再次回到中国，在中国开始了他的事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出版界，隐居到了莫干山，并且在2010年在英国出版了《中国杜鹃》。《中国杜鹃》主要讲的就是他在中国的事业与生活。《中国杜鹃》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镜报》等主流媒体记者也前往莫干山探访。《纽约时报》旅游版评出的2012年全球最值得一去的45个地方中，莫干山排名18。20世纪30年代，莫干山是上海、杭州富人的避暑胜地，现在的500多座别墅依旧在讲述着往日的繁华，马克将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莫干山再一次展现到了西方人的眼前。

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家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众所周知的最早开始寻路中国的是13世纪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据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到达中国，在中国游历17年。元朝时期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无异于一个金碧辉煌的天堂世界，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被撰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各国传播。这部游记已经超出了游记的意义，对西方人而言是一种精神激励，激励着他们走向东方，走向未知的世界，对新航线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天，从欧洲到中国不用再走上四年，但是，中西方的文化隔阂并未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除。在许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家，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了解甚少，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近代的落后状态。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西方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低缓，很多西方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中国，或充满敌意、或怀疑、或恐惧……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需要世界理解中国，世界也希望理解中国，这种理解已经成了双方的共同需求。

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外宣过程中，不断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风景等等，但是似乎都不得要领，各种图书、资料上明显的外宣印记很难让外国人接受，他们也不相信中国政府宣传的中国是真实的中国。于是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寻路中国者。

在直接介绍中国、研究和解读中国的图书中，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是一个典型，但奈斯比特虽然名气大，却不是一个寻路中国人。与何伟、马克等人相比，他几乎没有在中国待上几天，他的书基本上靠班子支撑着，所以，他的书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空洞得很。但这样空洞的书也能销售几十万册，这说明市场对这类图书有足够的关注和热情，不但世界在寻路中国，中国也在关注外国人为中国的寻路。奈斯比特不但不能和马克和何伟相比，更不能和马可·波罗媲美。现代任何一本图书要产生《马可·波罗游记》那样的巨大影响几乎是不可能了，但是许多当代的马可·波罗可能正在影响着世界和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他们是世界不同文化的红娘，他们所做的工作可能就像在鲜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蜜蜂。

接地气的“寻路中国者”

与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相比，读者更喜欢的是在生活中寻找中国。中国人对1938年凭借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并不陌生。赛珍珠四个月大就跟随传教士父母亲来到了中国，随后在中国生活、工作近四十年，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给赛珍珠的授奖词中表彰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这是另一个因为中国而在中西方世界中被广为人知的作者。赛珍珠被认为是“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她的作品熟练描写和阐释了东方生活。《大地》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在美国等地畅销，被翻译成140余种语言与方言。王逢振等译的赛珍珠的《大地》在一个中国人读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味道，但其中的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中国作家是不会写出这样的对话的，但是也正是这种非“中国式的对话”才符合了西方人的认知习惯，才是接西方的地气的。在一般西方学者眼里她的小说只能归于通俗小说，而不能进入纯文学的行列，也正是因为通俗，所以她的小说能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13世纪的马可·波罗对我们来说也许太过遥远，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依然影响着现代欧洲人，这可以从一位德国作家汉斯的文字中得到印证：“马克·波罗已经对杭州有过如是评价：杭州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绚烂的城市。他也对其居民富裕的生活做过具体的描述”。汉斯是写浙江的另一位作者，他来自德国，是一位专业的旅行家，写过近十本关于中国和香港的旅行书，每年要来中国几次，他更是一位汉学家，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很有德国人的固执与较真，但是也不时会冒出西方人的小幽默。以前听说过欧美的汉学水平厉害，许多老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让人吃惊，今天我在汉斯身上就看到了。我不但被他优美的文字所吸引，同时也被他的博学所感动。在一篇题为《西湖》的稿子中，他提到了白居易的《春题湖上》、欧阳修的《采桑子》，他甚至讲出了很多连我这个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关于西湖的美丽故事。

但是，中国毕竟这么广大，这么古老，这么深远，即使像汉斯这样的汉学家，在浙江采访写书的日子里，也不断地表现出惊奇和意外。这说明寻路中国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图书市场更是潜力非凡。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浙江很多城市丰富的精神、悠久的历史，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让我感到难以真正认识。也许，中国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永远是无法解开的谜，永远能给他们惊喜。

许多在中国人看来非常熟视无睹的事情，在外国人的笔下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且信手拈来的对比，让外国读者找到了与自己生活经验的相似处，拉近了与异域陌生事物的距离，而这也只有外国人才能做到。汉斯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这样写到：“南山路还不是城郊，如果把它同德国的街道做一个类比，或许类似于柏林的选帝侯大街”；“汉堡人会提及他们的阿尔斯特湖（1.8平方公里），汉诺威人会记起他们的马思湖（0.78平方公里），但这些同杭州的西湖都不能比。只要你看西湖一眼，就更不会对慕尼黑公园里的小赫斯洛湖（0.086平方公里）有些许怀念了”。 这样的对比随处可见，一个对欧洲人来说无比遥远的地方在汉斯笔下变得具体可感了，有了丈量对比的可能了。这样的文字是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我们需要向世界人民传达的正是这样的文字。

改变“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中国”的事实

无论是《马可·波罗游记》《大地》，还是《铁与丝》，这三个例子都有一个共性，三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在于其内容的可读性、故事性较强，同时是按照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解读他们眼中的中国，是站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之中来写作的。这是向普通的外国人介绍中国最为有效的方式，因为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但是，故事也有故事的缺陷，在直观的同时缺少了探寻“为什么”的深度，我们同样需要深入问题内核的、发掘差异的“故事”，这就是马克《义乌的故事》的独特价值。据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介绍，他们经常会被马克的较真弄得不知所措，他是一个爱“挑刺”的家伙，他总是在给义乌的发展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是从美国的历史经验中找方法。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毫不避讳地说，他也感受到了浙江省一级地方政府的开放，感受到了政府官员对意见的接纳态度。寻找问题，是马克最执着的个性，他说，这都是为义乌好，他在义乌待了三四年，对义乌是有感情的。“我真的是为义乌好”，这是马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就是美国人，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就像马克说的“对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有耐心，中国政府还是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义乌三年的调查中有如此的感受，我相信他的公正态度应该也能为美国、甚至世界读者所接受。

2010年的夏天我们还认识了Andrew Wheatcroft教授，一个不会中文的英国绅士，他是一名历史学家。我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外国人如此努力地向西方世纪介绍中国，他要改变“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中国”的事实，于是他策划了《理解中国》系列图书。该系列图书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绿色中国：环境中的未来》一书，在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发展中的中国对世界环境产生巨大破坏的时候，该作品却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对环境保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在努力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问题。因为相比欧洲、美洲、非洲，中国是最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都是这样，这样一个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民族，不可能不重视环境保护，中国之所以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这只是几千年，几万年历史长河的一小段。外国是这样来理解中国的，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中国人总是喜欢一团和气的，但是西方人却是固执己见的，所以千万别想着牵外国人的鼻子走。我们的这些外国作家区别于中国作家的一大特点便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这种坚持甚至有些孩子气的可爱，你要想试图说服他们有时候可能比要移动一座大山还要难，也使人感到无奈。对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在理解的同时选择了逃避。毕竟，中国发展太快，在太快的行程中，也有太多没有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2012年马克·基多最终结束了在中国18年的生活，携妻带子回到了英国。马克·基多的走出中国，也许和100年前凯伦走出非洲有同样的理由，其中有无法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无奈，也是文化无法兼容的结果。但我相信，马克·基多终有一天还会回来。就像我上面说到的美国的马克不会放弃公正一样，我们的作者都是一个个有着自己清晰创作思路的人，他们对中国有自己的理解，或肯定，或批评，或愤怒……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发现他们是真的喜欢中国的。这也使我们看到了理解中国的可能。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见得真有人相信，但是让吃过瓜的人来说瓜好不好就有值得相信的基础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吃过“瓜”的外国人来说“瓜”好与不好的原因。我们正在努力破除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努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呈现和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寻路中国前路漫漫，但是抵达理解的目的地却是不变的。

（作者单位：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沈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