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反洗钱论文

摘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深入融合，如果不对洗钱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管不仅不利于对当前我国税收工作的推进，而且不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维护。金融系统反洗钱监管机制作为反洗钱等违法活动的主要机构之一是有效防范偷税漏税以及资本外逃的重要防线，完善我国反洗钱金融监管系统是新常态下金融市场规范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金融反洗钱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融反洗钱论文 篇1：

做好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工作的思考

金融科技极大助推了金融业发展，但金融科技的种种特性也为反洗钱工作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本文从互联网金融特点出发，分析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反洗钱工作的新特点、新困难，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极大的便利了金融交易，成本价降低的同时提升了效率，但互联网金融开放宽松的环境也易成为洗钱犯罪滋生的土壤。因此深入研究互联网金融中反洗钱工作要点，对做好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形势

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业态的出现，因其普惠性迅速聚集起巨大的资金规模，同时助推金融创新，各种互联网金融业务推陈出新。但与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相比，该领域的反洗钱监管却较为滞后，现有针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方法与新兴的互联网环境不相匹配，互联网金融成为反洗钱监管“洼地”，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洗钱犯罪的风险事件相继出现。作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一环，互联网金融中的洗钱风险不容忽视。

2018年10月，一行两会联合发布《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建立了监督管理与自律管理相结合的反洗钱监管机制和对全行业实质有效的框架性监管规则，以规范互联网行业反洗钱和预防洗钱风险。《管理办法》中重点将互联网金融行业这一新兴业态纳入监管框架，对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反洗钱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将包括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贷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纳入监管范围，要求相应从业机构开始承担反洗钱工作义务，互联网金融业态不再成为洗钱犯罪的法外之地。《管理办法》的推出，为开展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工作搭建了顶层框架设计，但与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金融业态相比，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反洗钱相关的体系构建远未完善，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反洗钱工作仍处在攻坚阶段。

二、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反洗钱工作难点

互联网金融，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虽然互联网金融仍以金融为核心，但互联网技术的加入，极大的改变了金融业态，为金融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从反洗钱监管角度出发，这种新金融业态中互联网环境具备的一些特征容易催生出新的洗钱风险，亟待关注。

（一）互联网环境下的匿名性，给客户身份识别和尽职调查工作带来困难

匿名性是互联网环境下金融交易的重要特征，相比传统业务的面对面柜台交易，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可以在交易过程中直观的了解客户身份，在互联网中进行资金交易时，则更多使用动态口令、密码等作为识别客户身份的手段，不需要留下影像、签名等个人信息即可发出交易指令，使犯罪分子更容易伪造或冒用他人身份进行资金交易，令监管机构、银行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识别客户身份时变的极为被动且困难。而识别客户身份，了解你的客户（KYC）是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最为强调的方法，互联网金融的匿名性，极大的削弱了这一手段在反洗钱工作中的作用。

（二）互联网交易的瞬时高效性，增加了可疑交易监测的难度

通過互联网进行交易时，资金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反复、快速划转。当犯罪分子有意利用这一特性进行洗钱时，就会将交易拆分使其碎片化，进行一连串反复交易对非法所得收入进行洗白，导致信息分割，使资金交易来源和去向追踪困难。同时，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随着可疑报告数量增加时其边际效用递减，而互联网金融的高效性使得短时间大量交易成为可能，在降低监测效率的同时，推高了监测成本，对可疑交易的识别和及时处理造成困难。

（三）互联网的多主体参与性，割裂了资金交易过程

传统资金交易主要集中在银行机构之间，而在互联网金融下，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始参与到结算业务中来。通常来说，银行机构与出于保护客户隐私的原则，银行不会向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账户信息，因此资金无法溯源;进行资金划转时，银行仅凭第三方支付机构指令完成相应操作，所以很难获知资金的具体去向和用途。这样来看，原本由银行机构掌握的完整资金链、信息链被割裂到多个不同机构中去，单凭银行机构很难还原交易过程全貌，而在对交易进行追踪过程中，势必要协调多个机构配合，加大了反洗钱监测工作的难度。

（四）互联网的无纸化特征，加大了信息溯源和线索收集的难度互联网交易无纸化

指的是交易过程不再以纸质凭证记录而是以数据方式保存，因此容易发生记录客户交易不真实和客户身份信息保存不当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中小型金融服务平台，内控管理不严格，容易发生实际交易与数据记录存在误差的情况。同时修改电子数据与修改纸质化凭证相比更为容易且不易留痕，若被犯罪分子利用，极易通过伪造、变造交易数据来掩盖洗钱犯罪行为，使实际可疑的交易无法被及时监测。此外，目前互联网金融业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留存标准，不同平台的数据保存格式、内容和期限呈现较大差异化，使相关监管部门在事后介入调查时调取、分析可疑交易数据存在障碍。

（五）互联网金融跨空间性，推高了协作打击洗钱犯罪的成本

与传统金融交易相比，互联网金融突破空间限制，只要有网络信号的地方就能便捷快速的进行资金交易，因此在互联网中进行跨地区、跨国的资金划转操作时，不再受地点、时间限制，交易可以随时随地发生，为多部门协作打击洗钱犯罪增加了困难。第一是关于洗钱犯罪的定义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标准不统一，犯罪行为认定困难，让一些打擦边球的洗钱犯罪有机可乘;二是一旦发生跨区域甚至跨国的洗钱活动，就要多地多部门共同参与，必定导致执法协调成本增加;三是有关部门在追踪打击跨国跨地区的洗钱犯罪时需赴异地进行调查取证，线索搜集成本提升。

（六）互联网金融的脱媒性，为犯罪分子洗钱提供新的手段

互联网基于信息技术构建，衍生出基于数据信息形式存在的虚拟商品，此类产品没有实体媒介，交易过程中难以核实交易真实性，且监管难度大，容易成为犯罪分子洗钱工具，例如，比特币就是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产生的虚拟货币中的一种典型代表。虚拟货币的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网上与其他使用者进行货币交易，绕过传统跨国交易的基础设施，可将虚拟货币在交易所兑换成现金或直接使用虚拟货币进行实物购买、投资等活动。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信息高度加密、交易对手身份识别困难，且对于一般人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这些特点被犯罪分子加以利用后，成为一种成本低廉且匿名性高的洗钱渠道。

（七）互联网环境助推创新，政策保障滞后易生监管真空

互联网为金融交易环境带来深刻变革，各类创新层出不穷，远远走在审慎监管之前。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在发展初期一直处于较宽松的监管环境且长期未被纳入反洗钱工作义务主体，因此大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机构反洗钱意识缺乏，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和互联网平台在反洗钱工作中的不作为，使犯罪分子有机会利用互联网金融创新逃避监管。例如，曾经出现利用P2P平台、互联网保险等看似金融创新模式进行的洗钱犯罪，此类洗钱方式易于发起但甄别困难，洗钱风险敞口不容忽视。

三、“核心+环境”，两点发力做好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工作

在互联网金融日益发展的今天，传统反洗钱工作三项核心内容：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客户身份识别和交易记录保存都受到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极大的提高了反洗钱工作的难度，传统的监管方法很难满足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工作的要求。因此要做好反洗钱工作仍要紧抓反洗钱工作的核心本质，兼具考虑互联网环境因素的特殊性，核心和环境两手抓，严控发生严重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的可能。

（一）完善反洗钱工作监管体系设计，合理制度保障有序创新

互联网金融创新速度加快，监管很容易走在创新之后，因此构建完善的监管框架，增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环境保障尤为重要，决不能让互联网成为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法外之地。

围绕《管理办法》提出的国家层面的反洗钱顶层框架设计，首先要出台更为详尽的具体监管措施，包括网上注册身份认证要求、信息记录保存标准等在内多项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其次，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动员多行业联合，搭建与多部门可无缝对接以及快速查询的信息监测平台，实现交易记录及时、无障碍查询，使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碎片化、无纸化和瞬时发生的资金划转能被清晰的溯源追踪，保证反洗钱工作在完善的监管制度保障下顺利开展。

（二）将客户身份识别作为最重要手段，严控源头降低风险

客户身份识别是反洗钱工作最基本和核心的要求，通过全面了解客户做好反洗钱工作，是交易记录保存和可疑交易监测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做好客户身份识别，就能实现从源头把控风险，打击洗钱犯罪。要做好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就要在资金交易的全阶段落实客户身份识别，防止互联网环境下仿冒、顶替使用他人账户进行资金划转。在注册阶段，全面了解客户基本身份信息，详尽记录客户的姓名、年龄、职业、联系方式等背景资料，落实好金融账户实名制，防止冒用他人身份开立账户的情况;在交易过程中，谨慎对客户身份进行认证，尝试利用新技术进行客户身份识别（例如指纹、人脸识别等），提高客户身份识别水平的同时更好的保护客户隐私信息，防止密码被盗取后导致信息泄露。

在识别好一般客户身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重点名单监测工作，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海量数据优势，利用大数据、数据挖掘技术，及时发现并将异常交易客户列入名单，对存在高危洗钱风险的账户进行重点監测。

（三）明确反洗钱主体义务，充分发挥金融交易机构作用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开展反洗钱工作存在监管边界无限性，这一特性就决定提供金融交易服务的金融机构是反洗钱工作的主体，应承担反洗钱工作义务。鼓励金融机构完善风险内控机制，提高反洗钱意识，积极参与到反洗钱工作中来。其中银行作为传统金融机构，不论互联网背景下支付交易如何复杂，其支付交易结算终端的功能始终不变，因此要进一步严控资金的最初环节和最后环节，保证资金来源安全，流向明确。同时新兴的网络金融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后，敦促其完善反洗钱内控机制，承担反洗钱义务，按要求对数据交易档案妥善保管，鼓励其充分发挥互联网科技平台的技术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提高客户身份识别准确性，提升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监测水平。

（四）建设专业人才队伍，为反洗钱工作开展提供保障

反洗钱工作环境日益复杂，各种洗钱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层出不穷。为了更好的将各种反洗钱工作落到实处，就需要一支专业素质过硬，反洗钱工作能力强的跨金融、互联网技术和法律等多学科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来更好完成反洗钱工作。特别是互联网环境下，传统的信息监测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兴环境下的反洗钱监测要求，在反洗钱工作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未来趋势，复合型人才能更好的处理互联网环境下交易的追踪、查找，同时保持对异常交易的敏锐度，协力发挥现有监管制度效力，完成反洗钱工作。

（五）积极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协同做好反洗钱工作

互联网跨时间、跨空间的特性让异地实时交易成为可能，今后反洗钱工作更加离不开国家、地区间的合作。国际上诸多国家也同样面临互联网金融给反洗钱工作带来的冲击，对于反洗钱监管也探索出一些办法，建议在防范互联网金融洗钱风险方面，多与国际反洗钱组织加强交流，对这一问题高度关注，共同分享控制和化解洗钱风险的经验与方法。此外，互联网将世界连接成整体，跨国跨地区的反洗钱犯罪愈加成为常态，要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工作行政主体的作用，积极探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洗钱跨区域合作监管及联合行动，以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

四、结语

总之，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工作任重而道远。上文中总结了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反洗钱工作的难点，并就如何做好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为互联网金融反洗钱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吴培清.互联网金融时代反洗钱监管的难点与对策[J].福建金融，2015（12）：31-33.

[2] 龙艺梅. 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下的反洗钱工作浅析[J]. 新金融世界， 2019 （5）：115-116.

[3] 翟欣瑶. 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反洗钱监管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J]. 市场周刊，2020（5）：123-124.

[4] 刘梦婷.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反洗钱监管浅析[J]. 现代金融，2018（9）：30-3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作者：陆成晨

金融反洗钱论文 篇2：

新常态下国内外金融反洗钱监管路径研究

摘 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深入融合，如果不对洗钱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管不仅不利于对当前我国税收工作的推进，而且不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维护。金融系统反洗钱监管机制作为反洗钱等违法活动的主要机构之一是有效防范偷税漏税以及资本外逃的重要防线，完善我国反洗钱金融监管系统是新常态下金融市场规范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关键词：新常态；反洗钱；监管机制

引言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实力的整体提升，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金融市场规范化以及经济格局构建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金融市场宏观环境变化的趋势，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和金融产业的深度融合的基础之上，移动支付、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等支付手段成为世界上支付的重要方式。由此可见，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世界上的违法组织提供了更多元的洗钱渠道，同时也给我国相关反洗钱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深入融合，如果不对洗钱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管不仅不利于对当前我国税收工作的推进，而且不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维护。金融系统反洗钱监管机制作为反洗钱等违法活动的主要机构之一是有效防范偷税漏税以及资本外逃的重要防线，完善我国反洗钱金融监管系统是新常态下金融市场规范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金融反洗钱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方式进行分析；其次，对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和第三方支付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洗钱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当前金融反洗钱方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对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构建完善金融反洗钱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一、金融反洗钱主要机制和操作方式

当前，我国的金融反洗钱机构一方面主要是依赖于成立专门的金融反洗钱机构，有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大额支付行为进行实时监测，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对于经济活动交易中出现的反常行为监管，明确大额支付行为的收支双方，监察是否存在偷税漏税以及资本外出的行为。除此之外，我国政府部门还专门成立了反洗钱的保卫局，主要职能是为我国的反洗钱部门提供相关的材料，从而实现反洗钱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我国金融反洗钱工作的效率和精准性，我国的金钱反洗钱方式主要是通过核实大额收支行为客户的身份进行监管，一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主要使用的在金融机构开立户的时候对客户的身份资料进行核实和登记，确保客户资料真实有效，因此，当金融机构遇到大额支付行为且具备合理质疑交易合法性的时候便可以进行及时的确认客户资料。第二种方法是对金融机构中发生的交易行为进行保管的制度，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交易记录作为世界各国金融机构进行反洗钱调查的重要证据，是为了确认一笔支付交易是否是反洗钱行为的重要依据。最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在对相关的金融交易行为进行监管的时，需要对可疑的金融交易行为及时的向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反映，金融监管部门对可疑的信息进行调查。

二、新常态下金融反洗钱监管存在的问题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和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

面对新形势下金融交易方式以及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导致传统的反洗钱方式不能有效的对新常态下不断变化的洗钱方式进行监管，直接导致我国金融反洗钱监管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金融反洗钱监管的范式和监管制度并不能新常态下金融反洗钱监管的需求。由于传统的支付行为主要是通过传统的金融机构中进行的业务操作，但是互联网支付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网上支付行为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支付平台进行价值转移的一种特定行为，这就直接导致了交易信息难以获取，增加了金融反洗钱监管的难度。

（二）洗钱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对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市场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挑战，对防范偷税漏税以及资本外逃增加了难度。以虚拟化的互联网支付的资本流动和价值交易为例，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电商的迅速发展，交易突破了地点的限制，直接引起资本在国际间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金流动毫无规律可循，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和保卫局无法及时的对违法的洗钱行为进行监管，尤其是对非面对面的互联网虚拟交易方式，无法对交易客户的身份信息进行及时的确认，通过互联网完成资金转移的这种行为给洗钱分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三）以往的反洗钱监管机制不健全以及相关管理制度不完善直接影响了我国金融反洗钱工作的推进。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速度迅猛且业务模式多元，导致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监管的范式以及相关的监管制度并不能满足新常态下金融反洗钱监管的需求。传统的金融风险监管机制主要是从金融服务审批等多个环节进行金融反洗钱的监管。但是，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直接导致了机构业务人员并不能真实有效的对所有客户信息进行核准，直接阻碍了金融反洗钱监管工作水平的提升。

三、新常态下金融反洗钱监管机制构建路径

基于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格局亟待调整、产业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以及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宏观时代背景之下，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但是，不可否认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迅猛性、业务模式的多元性以及经营方式的虚拟性都极大的影响了我国金融反洗钱监管水平的有效提升。基于此，本文根据新常态下我国金融反洗钱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认为完善金融反洗钱监管应当从完善管理制度、构建信息化平台以及提升业务人员素质等多个方面构建监管机制。

（一）根据新常态下金融反洗钱监管工作的特点健全相应的管理体系和制度。首先，根据反洗钱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和操作特性，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根据业务划分成立我国专门的金融反洗钱监管业务部门。其次，基于傳统金融反洗钱监管的范式以及管理制度建立适合互联网金融特点的反洗钱监管制度，达到金融反洗钱监管过程有据可依的目的。最后，建立健全金融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执行准则，执行准则是否明晰直接影响了规避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如果不能够依据相应的执行细则进行监管，将直接影响工作有效性。

（二）基于大数据信息技术构建互联网金融反洗钱监管云信息平台。一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的作用对金融市场交易信息进行收集，利用数据分析交易行为是否存在明显的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审批、监管以及跟踪进行全方位的跟踪和监管，对有可能存在的洗钱行为及时向相关的风险监管部门汇报，并进行现场的审查和排查风险潜在点。

（三）提升金融反洗钱监管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职业素质。互联网金融的衍生和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金融行为，与相关的洗钱行为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金融反洗钱监管工作人员不仅仅需要了解传统洗钱业务行为的特性，还需要对当前的互联网业务特性进行分析和研究，避免由于业务不熟练导致的反洗钱行为的发生。因此，金融反洗钱监管部门需要对专门的风险管理职员以及业务审核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其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潜在金融反洗钱行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反洗钱处课题组.基于FATF新标准浅析我国反洗钱监管有效性及改善建议[J].吉林金融研究，2018，（10）：7-11.

[2]王延伟，欧阳超，高增安.国际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情报管理体系比较研究[J].情报杂志，2016，35（06）：13-18.

[3]薛耀文，贾超，刘娜.基于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匹配原则的反洗钱监管——以信用证支付方式为例[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3（03）：72-77.

[4]高增安，王延伟.我国反洗钱风险评估“脆弱性-有效性”（V-E）系统构建——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视阈[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8（03）：113-118.

[5]曾瑞声，崔荣伟.货币跨境流动的反洗钱监管——基于跨境电子收付报告的视角[J].南方金融，2012，（03）：46-49.

[6]杨冬梅，冯芸，吴冲锋.国家反洗钱政策组合效果分析——国家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洗钱者的博弈分析[J].系统管理学报，2008，（02）：181-188.

作者简介：

王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王琳

金融反洗钱论文 篇3：

FATF标准的新变化及我国金融反洗钱/反恐融资应对策略分析

摘要：FATF最新修订了反洗钱，反恐融资国际标准，对金融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提出了较多新要求。新标准正式确立了“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反恐融资方法，增加了关于制裁“扩散融资”的要求，更加强调对受益所有人的识别，提出了对国内政要的特殊反洗钱要求，严格了电汇业务信息透明度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情报单位的职责。本文对上述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结合我国反洗钱/反恐融资工作实践，提出应对FATF标准变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FATF新标准；金融反洗钱；应对策略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FATF）是目前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反洗钱/Ni恐怖融资政府间组织。FATF于1990年首次发布了反洗钱《40项建议》，2001年和2004年又相继发布了9项《关于恐怖融资的特别建议》，两部建议通常合称FATF反洗钱/反恐融资“40+9”建议。“40+9”建议发布以来，历经数次修订，日臻完善，已得到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承认，成为指导全球反洗钱及反恐融资工作的基本准则。我国于2007年成为FATF的正式成员国，在反洗钱/反恐融资体系建设和运行中一直较好地遵循FATF标准，2012年成为FATF第13个达标国家，也是第1个达标的发展中国家。

为有效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方面复杂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洗钱、恐怖融资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风险，FATF最近又对其标准进行了较大修改完善，于2012年2月发布了名为《打击洗钱、恐怖融资、扩散融资国际标准》的“40项建议”，取代了原“40+9项建议”。新标准除了将原先的反恐融资9项特别建议融入反洗钱40项建议，使建议条目数量有所改变之外，在一些实质内容上也有较大调整，例如明确了反洗钱/反恐融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新增了防止扩散融资要求等。本文就FATF新标准针对金融反洗钱/反恐融资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进行深入分析，为我国继续执行好FATF标准提供政策建议。

一、正式确立了“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反恐融资方法

FATF将采用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反恐融资方法作为统领性规定，以首项建议的形式正式引入新标准。该项建议的出台，标志着历经多年国际讨论和探索，风险为本的方法被正式确立为各国今后开展反洗钱/反恐融资工作的基本方法。

科学评估洗钱/恐怖融资风险是风险为本方法的核心前提，也是执行FATF新标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新建议要求在国家层面、监管层面以及金融机构层面均要开展动态持续的风险评估。系统地评估洗钱/恐怖融资风险在我国乃至全球尚无成熟的经验，因此研究探索评估方法应是我国全面推进风险为本反洗钱工作的首要任务。鉴于洗钱/恐怖融资风险具有主、客观双重判定标准的特性，可采用层次分析法等主、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将风险评估分解为确定风险的构成元素和建立各元素的权重关系两项任务，逐项解决。新“建议10：客户尽职调查”的注解针对金融机构层面给出了一个两层级洗钱/恐怖融资风险构成元素的示例。其中第一层级包括客户风险，国家或地理风险，产品、服务、交易或转移渠道风险三类元素，每一类元素下又给出了第二层级风险元素，例如客户的所有权结构、经营中的现金密集性、是否为私人银行业务、是否为非面对面业务等。可尝试按照FATF的建议思路，细化风险元素，深入开展国家和金融机构的洗钱/恐怖融资风险评估。

此外，根据FATF建议，“风险为本的方法对于反洗钱/反恐融资能力强、经验丰富的金融机构更为适用”。现阶段可重点推动一些反洗钱/反恐融资工作水平较高的金融机构率先开展风险评估。

二、增加了关于制裁“扩散融资”的规定

新标准通过“建议7：与扩散融资相关的定向金融制裁”，在FATF建议中首次正式引入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的内容，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有关规定对指定个人或实体实施定向金融制裁。该项建议在新标准中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与其他建议几乎没有重叠或承接关系。例如不能按照“建议3：洗钱犯罪”的要求对扩散融资刑罚化，也无法按照“建议20：可疑交易报告”的要求根据怀疑涉嫌犯罪来报告可疑交易。该项建议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反恐融资机制在应对扩散融资中的金融制裁作用，尤其是对特定对象的资金冻结作用，使金融机构的工作任务更加明晰。

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金融制裁名单在我国能够通过外交部门、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及时向金融机构转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关名单在金融机构内部不能有效传达和使用。很多机构尚未建立反洗钱/反恐融资电子监控名单库系统，对于以纸质或PDF文件等传统形式保存的名单也不能及时转发至各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无法供业务人员比对使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于2012年6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津全部40家中资银行中有15家未建立或上线运行监控名单库系统，25家运行了监控名单库系统的银行中，有16家的系统不能对全部客户业务进行实时监控，14家不能根据新获得的监控名单对存量客户进行回溯性调查，仅有5家的监控名单库系统可同时满足实时监控和回溯性调查两项要求。再以外交部2012年前5个月转发的6个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制裁决议文件为例，天津市所有30家非总部银行机构中，只有5家收到了总部转发的全部6个文件，有11家全部文件均未收到（其中7家且未运行电子监控名单库系统）。因此，应持续推动对《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关执行问题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执行外交部关于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通知的通知》等文件的执行，尤其是按照以风险为本的原则，首先重点督促大型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及时传达并有效利用定向制裁名单，加强监控名单库系统建设。

三、强调对客户受益所有人的识别

新标准较原标准更加鲜明和具体地提出了识别法人客户受益所有人的要求。一是通过“建议24：透明度和法人的受益所有权”及其注解，要求必须保证法人客户受益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信息透明性，有关部门应为金融机构及特定非金融机构了解法人客户的基本信息以及股东名单、持股数量等受益所有权信息提供便利。二是通过“建议10：客户尽职调查”及其注解给出了分步识别受益所有人的方法。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工作中很少识别客户的受益所有权情况。前述调查显示，天津市的40家中资银行中仅16家规定了开立企业账户必须登记客户股权结构及主要出资人信息，对客户受益所有权情况进行了初步识别。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监管要求较宽松，目前未就客户受益所有权识别工作对金融机构规定具体的措施和标准。二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金融机构无法有效向客户或其他第三方征询企业股权结构、受益权人身份等信息，信息获取渠道有限。上述16家银行均无例外地将“直接询问客户”作为了解和核实客户受益所有权情况的首选途径，只有部分机构提及了向工商、税务部门核实。因此，人民银行应以FATF新标准出台为契机，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严格金融机构识别客户受益权人身份的要求，同时积极协调工商、税务等部门加大企业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四、提出了对国内政要和国际组织重要人物的特殊反洗钱要求

FATF原标准只要求对外国政治公众人物实施特殊的反洗钱措施，仅在建议注解中鼓励将这些措施应用于国内政要。新标准则通过“建议12：政治公众人物”明确规定，对国内政要及一些国际组织的重要人物也要采取特殊的反洗钱措施，并且包括这些政治公众人物的家庭成员和密切关系人。

该项新建议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的执行困难。一是对“政要”的概念界定不明晰，对于级别、在职或离职时间等较多细节问题没有统一的规定，国际上尚无权威准确的政要及其家属名录。二是在国内相关立法不到位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很难对本国政要采取FATF标准所要求的“确定其财产和资金来源”和“对业务关系进行强化的持续监测”等措施。2007年的统计显示，37个被FATF评估过的国家或地区中仅有1个国家在执行FATF关于对政要的反洗钱标准时达到“完全合规”，仅有2个“大部合规”，其余均为“部分合规”（8个）或“不合规”（26个），有24个国家未将国内政要纳入特别要求。第一个困难属遗留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探索解决。对于新出现的第二个困难，目前可以在FATF新标准中获得解决思路，即“以风险为本”。“建议12"在最后指出，“与国内政要的业务关系出现高风险时，需要实施特别的反洗钱措施”，若与国内政要的业务关系不属于高风险，则不必须采取特殊措施。因此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应是引导金融机构识别和评估相关业务关系的风险水平，而不是全面推行对国内政要客户实施调查和监测。

五、严格了电汇业务信息透明度要求

新标准关于电汇业务的规定主要有两方面变化。一是除了保留跨境电汇中要附带汇款人信息的要求外，还要求所有跨境电汇必须要附带收款人信息，包括名称或姓名、收款账户号码或标明该笔交易的唯一代码。二是增加了中间行和收款行的责任。中间行除了要履行原先的完整保留汇款信息的义务外，还要采取合理措施识别信息不完整的电汇，采取有效的、以风险为本的政策或流程来确定是否继续办理、拒绝或是暂停该类业务以及应采取的跟进措施。收款行除了按原标准要采取合理措施识别汇款人身份信息不完整的电汇，并视情况报告可疑交易之外，还要履行识别收款人身份的义务，并且与中间行一样，也要采取有效的、以风险为本的政策或流程来确定是否继续办理、拒绝或是暂停该类业务以及应采取的跟进措施。

第二项调整是应对的重点。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于2011年开展的一项关于国外金融机构在跨境电汇业务中汇款人身份信息透明情况的调研表明，在汇入天津的单笔1000美元以上的跨境汇款中，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七家大型跨国金融机构作为中间行时出现的问题电汇笔数是它们作为汇出行时问题电汇笔数的1.84倍。这一方面说明大型机构在国际电汇业务中更多的是承担中间行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说明中间行对于其所中转的问题电汇的“放任”程度较严重，甚至不排除有中间行擅自截留或缺省电汇信息的情况。同一项调查还显示，被调查的天津市10家国际业务量较大的银行机构所接收的5782笔1000美元以上跨境电汇中，有2856笔不同程度地存在汇款人信息不完整的问题，占比49%，对此10家银行均基本未采取跟进的反洗钱/反恐融资措施。就国家应对角度来讲，目前应首先以大型金融机构为推动重点，在中国银行等跨境业务量较大的金融机构推动执行FATF新标准，有效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对于FATF新标准的总体合规程度。

六、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情报单位的职责

新标准比原标准更加具体地规定了金融情报单位在接收或索取金融信息方面、分析信息方面、移送信息方面以及保密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分析信息是核心职责，应包括对特定案件线索的“战术性分析”和对洗钱趋势、类型的“战略性分析”。新标准专门强调了对金融情报单位的独立性要求，指出其在运行上应尽量避免受到政治的、行政的、行业的以及所属部门的影响。

目前国际上对金融情报单位的通行分类为：行政管理型、执法型、司法型、混合型四种。其中行政管理型金融情报单位在国际上采用较多，其一般下设在国家财政部或中央银行，是金融机构与执法部门之间的“中介”，具有较强的中立性。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金融情报单位均属于行政管理型。执法型金融情报单位通常是警察部门的延伸，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方面具有较大的权力，但它们往往更专注于案件调查而不是洗钱预防。德国、英国、瑞典、奥地利、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情报单位属于执法型。司法型金融情报单位通常设立在司法部门尤其是起诉部门的内部，受政治影响相对较小，能迅速采取资金扣押、搜查、问讯以及起诉等措施，但同样重打击轻预防。代表国家为塞浦路斯和卢森堡。我国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具有接收、分析、保存、移交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以及研究洗钱/恐怖融资发展趋势等职责，勉强可归为第一类金融情报单位，但在对报告义务主体的监督和管理方面职能有限。实践中，反洗钱局承担较多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同时其本身或通过分支行还开展大量的洗钱/恐怖融资线索调查工作。应进一步明晰反洗钱局与反洗钱中心的工作职责，合理配置资源，有效开展监督管理和情报分析。

作者：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