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确认分类金融资产论文

[摘要]金融企业资产发生减值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出现,由此产生的资产减值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公允价值是会计发展的方向,新《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其标志之一是公允价值的全面应用,这也意味着公允价值在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由“是否应当应用”转为“应当怎样应用、应当怎样更好的应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初始确认分类金融资产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初始确认分类金融资产论文 篇1：

碳排放权初始会计确认问题研究

【摘要】 构建碳排放权会计制度，碳排放权的初始确认是基础，而初始确认又必须先明确碳排放权的本质。文章通过研究发现，碳排放权兼有商品属性和货币属性，是一种具有“商品信用”特征的全新货币——碳货币。碳排放权货币化能有效克服商品属性下的“等价僵局”、“虚假比较优势”和“技术障碍”等局限。文章在综述和评价现有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根据碳排放权的货币本质将其确认为企业的其他货币资金。

【关键词】 碳排放权； 商品属性； 货币属性； 初始会计确认； 其他货币资金

一、引言

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拉开了全球共同实施温室气体（简称碳）减排的序幕。从2005年至今，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U ETS）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一些国家级和次国家级的碳交易市场也相继建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温室气体交易市场（NSW GGAS）、新西兰碳交易市场（NZ ETS），美国区域性温室气体组织（RGGI）等等。碳排放权目前已成国际市场的重要交易商品，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然而，随着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平台的广泛建立和碳交易市场的深入发展，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一些制约因素也逐渐显现，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制度的缺失就是其中的制约因素之一。这是因为离开会计的价值核算，利益相关者就无法获得企业碳减排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财务信息，碳减排财务信息的缺乏将增大企业碳减排决策的风险，影响碳减排行动和碳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碳排放权会计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碳排放权会计制度，碳排放权的初始确认是基础。本文主要研究碳排放权的初始会计确认问题。

二、碳排放权初始确认的有关观点

关于碳排放权的初始确认，基本的共识是“碳排放权是企业的资产，即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预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目前的主要分歧在于确认的资产类别不同。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确认为“存货”

2003年，FASB下的紧急任务小组（EITF）对参与总量-交易机制下的排污权会计基准草案（EITF03-14）进行讨论，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总量-交易机制的参与者是否应将排污权确认为一项资产？第二，如果是资产，该资产的性质是什么？讨论的结果是将期初获得初始分配的排污许可证时，按取得的历史成本确认“排污许可证存货”；免费取得时计价为0；不同年度的许可证应分别核算。由于无法解决排放权免费分配情况下的计量问题以及无法解决不同方式取得排污权的确认问题而最终未将其列入议事日程。

（二）确认为“无形资产”

这是IFRIC的主要观点。针对欧盟通过的排污权交易制度（EU-ETS）项目，2002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下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启动了总量-交易模式（Cap and Trading Schemes）下排放权会计处理的研究。2003年5月，IFRIC发布了排放权项目讨论稿，最终于EU ETS实施的最后期限，即2004 年12 月公布了“IFRIC 3：排污权”解释公告，试图规范碳配额（Carbon Allowance）市场的排污权及其交易的会计处理。IFRIC3重点研究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结论指出，碳排放权符合资产的定义，而且是属于资产的无形资产类别，因为碳排放权是“没有实物形态的长期资产”。然而，由于IFRIC3存在计量基础和报告的不一致，使得IFRIC3不能“真实而公允”的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遭到了欧盟能源财务报告咨询组织（EFRAG）的抵制。最终，IASB考虑到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其会计处理的紧迫性趋缓，于2005年6月撤销了IFRIC3，由此产生了碳排放权会计处理方法的多样化。IFRIC3撤销后，IASB仍致力于碳排放权会计的研究，试图通过修订《无形资产》准则，更贴切的反映排放权的本质。

（三）确认为“金融工具”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的有价经济资源在资本市场流通，它具有自由交易市场，拥有具体产品的定价机制，并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直接增减资产价格。Fiona Gadd et al.（2002）就指出，排放配额具有与金融工具相似的特征。碳排放权既可以现货交易，也可以进行远期、期货和期权交易。很多企业就是利用这些工具来对冲碳信用的价格风险。根据英国的FRS13的规定，碳交易合同也符合其定义。碳排放权本身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但其价格随企业自身权益主体的市场价格以外的因素而变动，与普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同，属于嵌入衍生工具。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中的规定，如果混合工具没有整体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则应根据金融工具的实质以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在初始确认时将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确认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四）确认为“捐赠资产”

自从美国1990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并实施了SO2排放权交易制度后，许多专家就开始致力于排放权会计的研究。1996年，Jacob R. Wambsganss et al在其论文《报告污染配额相关问题研究》中就对碳排放权的初始确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分析了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无形资产、金融工具（证券）存在的不足后，提出应将排放权确认为捐赠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这样能克服不同配额分配方式采用不同计量属性的弊端。

会计理论界关于排放权的确认之所以会出现诸多观点，是将排放权的个别特征等同于其本质，以偏概全。为了实现总量限制下的减排，排放权交易制度设置了若干条件，其中包括：①确定排放总量（Cap），通常根据历史排放量，通常称为“祖父”原则（grandfather principal）确定；②配额分配方式，主要有无偿分配、竞价拍卖和固定价格出售三种方式；③配额的有效期限，配额的有效时间因各国排放权交易制度而异，在EU ETS 的第一阶段（2005-2007），配额的有效期限通常为三年。2008-2012年第二阶段有效期限为5年。但是配额的交付必须按年交付，即头一年的2月28日发放，下一年的4月1日必须要交付与排放量相当的配额，超排必须要接受惩罚，每吨高达100美元，节约额则可以出售。

根据以上特征，会计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确认。美国FERC根据碳排放配额的年度交付性质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流动资产——存货；IFRIC 3则根据碳排放权的无实物形态特征将之分类为无形资产，Fiona Gadd 根据排放权可以进行远期、期货、期权的特征将之确认为金融工具。Jacob R. Wambsganss认为政府无偿分配的配额类似于对企业的无偿捐赠，应该确认为捐赠资产。本文认为，仅仅根据排放权的某一个特征来进行会计确认，不免产生“盲人摸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果。

三、碳排放权货币化的初始确认

本文的观点是碳排放权交易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其本质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学、法学的含义后才能确定。根据碳排放权商品属性和货币属性的分析可知，相比于碳排放权商品化，货币化是更综合的本质体现。

我国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货币性资产主要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其中其他货币资金，如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信用证保证金存款、存出投资款、外埠存款等主要是指有特定用途的货币资金。碳排放权货币（以下简称碳货币）具有类似特征，可以在其他货币资金下设置碳货币明细科目，即“其他货币资金——碳货币”。理由如下：

（1）碳货币的发放主要是为了履行排放义务或遵约义务。尽管碳信用在交付期之前可以进行交易，但到了履约期间必须用来履行交付义务，因此也是一种具有特定用途的货币。

（2）碳货币流动性不如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碳交易市场由能源交易市场衍生而来，并与之高度相关。可以预计，即使将来碳货币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碳货币的交易范围可能更多的是用于能源消费。还有在个人碳货币体系设计中，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也只设想用碳货币来进行能源消费，如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等。目前英国在建立个人碳货币系统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脚步，在英国，碳货币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货币或代币（Complementary Currency），很容易被公众所接受，而且英国《气候变迁法案》授予了政府建立个人碳货币交易体系的权利。

四、结论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财务会计越来越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当前，跨国企业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财务会计已成为联系世界经济的一个特色鲜明的重要纽带。企业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决策，始终离不开财务成本决算。财务工作更能从企业利润最大化兼顾社会责任角度为企业应对气候危机提供关键的决策支持。明确碳排放权的本质是研究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起点，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会计体系的构建。本文对碳排放权的初始会计确认进行了研究。碳信用货币化是更科学的本质反映。碳排放权货币化的支付功能体现了排放权满足减排义务的要求，其流动性体现了年度交付碳信用的特点，碳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进行远期、期货和期权交易，碳货币的价值可以从活跃的碳交易市场中获得。因此，碳排放权货币化不仅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促进其纵深发展的助推剂。明确了碳排放权的货币本质，本文认为其应该确认为企业的其他货币资金——碳货币。在其他货币资金下设置碳货币明细科目，即“其他货币资金——碳货币”。

【参考文献】

［1］ Fiona Gadd，Jenny Harrison，Simon Page. Accounting for carbon under the UK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Discussion Paper.2005，1（5）：1-23.

［2］蔡博峰，刘兰翠.碳货币——低碳经济时代的全新国际货币［J］.中外能源，2010，15（2）：10-13.

［3］ 彭敏.我国碳交易中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初探［J］.财会研究，2010（8）：48-49.

［4］ 王艳龙，孙启明.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会计问题探析［J］.经济纵横，2010（12）：117-120.

［5］ 郑玲，周志方.全球气候变化下碳排放与交易的会计问题：最新发展与评述［J］.财经科学，2010（3）：111-117.

作者：韩国薇

初始确认分类金融资产论文 篇2：

公允价值计量和金融资产减值相关理论研究

[摘要]金融企业资产发生减值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出现,由此产生的资产减值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公允价值是会计发展的方向,新《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其标志之一是公允价值的全面应用,这也意味着公允价值在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由“是否应当应用”转为“应当怎样应用、应当怎样更好的应用”。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减值;减值准备;会计计量;我国上市国家控股银行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高校会计学专业+英语专业双学位模式CGA 方向人才培养研究》(115A-068);黑龙江省教育厅“十一五”规划课题《大学本科英语专业宽口径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XGGH08092);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黑龙江省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对策研究》子课题《振兴龙江经济,黑龙江外语外贸人才培养研究》(JX019);2009年黑龙江省会计学会重点会计科研课题《金融资产减值会计问题研究》。

一、引 言

美国会计学家威廉姆·培顿在1946 年3 月的《会计师月刊》(Journal of Accountancy)发表了一篇题为“会计中的成本和价值”的文章。在该文中,培顿教授指出,“成本和价值不是相抵触和相排斥的概念。在购买日,成本和价值几乎是一样的,至少在大多数交易中如此。就支付媒介是非现金财产的交易而言,购入资产的成本应按所转出财产的公允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确定。事实上,成本是重要的,因为其大致等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fair value)”。[1]较早在正式文告中使用公允价值概念的是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公告第4 号(APB Statement NO.4)“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基本概念和原则”(1970 年)、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意见书第16 号(APB Opinion NO.16)“企业合并”(1970年)、第21 号“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利息”(1971 年)和第29号“非货币性交易”(1973 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82 年公布的IAS16“固定资产会计”中亦引入了公允价值的概念。在对引用公允价值概念进行评论时,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指出“公允价值最忠实地反映了交易的实质”。在涉及金融工具的FAS107 和FAS133 公告中,FASB 解释说,公允价值反映了市场对直接或间接地隐含在金融工具中的未来现金流量净值的估计,公允价值信息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未来作出合理的猜测,并有利于验证其以前所作猜测的合理性;公允价值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者对企业的投资和融资决策进行评价,从而有助于其作出正确的决策。[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认为,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FASB 的定义与此基本相同。FASB 在1984 年发布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 NO.5)中列举了五种计量属性,即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公允价值属性与上述五种计量属性的关系是什么,是否成为独立的第六种计量属性,FASB 在2000 年发布的第7 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7)中指出:SFAC NO.5 中所描述的某些计量属性也许和公允价值是一致的。在初始确认时,如果缺乏相反证据,已收或已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通常被假定近似为公允价值。现行成本和现行市价都在公允价值的定义之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也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只要短时间物价稳定,对于一些短期的应收应付项目而言,它们的可变现净值可以近似地代表其公允价值。由此可见,公允价值不是一个独立的新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的概念实际上已“嵌入”了各种计量属性,使公允价值成为一种复合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的特点是来自于公平市场的交易,是参与市场交易理性双方充分考虑了市场信息后所达成的共识后的市场交易价格,其本质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是市场而不是其它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3]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可见,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基本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公允价值的使用程度上。新准则在公允价值的使用上相对国际会计准则强调公允价值作为基准计量基础而言,仍然有所保留。[4]

二、公允价值与金融企业利润操纵

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于2007年1月1日首先在上市公司中推行,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在新会计准则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在资产计量方面广泛的应用了公允价值概念。关于公允价值,FASB的定义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当前资产的购置或出售金额;我国新会计准则中的定义:指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和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5]对公允价值的确认,我国新会计准则采用了以下三种方式:第一,当存在活跃市场时,交换价格即为公允价值;第二,不存在此资产的活跃市场,但类似的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以类似交易的价格作为公允价值的计量基础;第三,若不存在活跃的市场也不存在类似的市场,就应当使用该资产所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评估确定,也可以采用专业评估人员的评估结果。从上述方法可看出,后两种带有明显的估计性质。相对来说,第一种确定公允价值的方法的计量依据最为客观。但从“公允价值”的实质来看,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需要人为的判断,定性因素大于定量因素。因此,“公允价值”本身公允有否其实很难判断。

2006年2 月15 日财政部发布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又再次被采用,据不完全统计,新会计准则在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和金融工具等17项具体准则中都不同程度的引入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6]

1.长期股权投资:当初始投资成本大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属商誉),不调整初始投资成本,小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时,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投资成本。[7]由于在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过程中,需要较多的职业判断,投资企业可通过对净资产数额的误判来影响初始投资成本差额的数额和方向,从而使上市公司通过收购高投资差额子公司来调节当期利润。

2.投资性房地产: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此时不需计提折旧或摊销,而是以期末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例如,某上市公司拥有一项闲置建筑物,按准则规定,闲置建筑物不能作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只能采用成本计量模式。但是,上市公司可通过同关联方签订租赁协议的方式,将其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并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从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8]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若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应当以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9]如果上述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则仍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换入成本,不确定损益。

4.债务重组:规定了债务重组交易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允许债务人将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进入利润表。如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可能会在公司出现亏损时,或者出于维持公司现有业绩,维护公司稳定发展形象的需要,进行债务重组,确认重组收益,或者进行以优质资产换劣质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从上可以看出,与原准则的规定相比,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的应用给企业调节利润提供了新的空间,因为我国公允价值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问题:公允价值的计量存在一定认为因素;[10]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专业水平不高。由此很可能诱发上市金融企业利润操纵行为。

三、公允价值计量和金融资产减值相关理论研究

(一)金融资产减值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11]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12]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现代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金融体系的主体,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风险,可以说风险是与银行活动相伴而生的,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永远也避不开的主题,风险管理的好坏决定了商业银行经营的成功与否。

金融资产主要分为四类(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需要计提减值的只是后三类金融资产,第一类金融资产是不计提减值的。第一类金融资产,因其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所以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所以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原则上不再计提减值,公允价值下降时直接计入了当期损益。[13]后三类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都需要考虑计提减值准备。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虽然是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也要在期末考虑计提减值准备。原因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非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非流动资产列示,其公允价值变动未必能够反映发行方出现的长期严重下跌的状况,故公允价值变动核算和减值的核算要区别开来;原因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虽然以公允价值计量,但其平时的公允价值变动处理时计入了资本公积,没有计入当期损益,而计提减值时是要反映在利润表中的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中的,所以减值和公允价值变动对两个报表的影响是不同的,具有本质的区别。计提减值影响的是利润表,正常的处理不能取代减值的处理。[14]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下列各项:①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②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③债权人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④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⑤因发生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⑥无法辨认一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否已经减少,但根据公开的数据对其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该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已减少且可计量,如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支付能力逐步恶化,或债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失业率提高,担保物在其所在地区的价格明显下降、所处行业不景气等;⑦债务人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使权益工具投资人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⑧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15] ⑨其他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对于上面9条依据,了解基本含义。后三类金融资产发生减值,要按债券投资减值和股票投资减值区别理解。比如债券投资减值,则是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不能够正常按期归还本金和利息、违反了合同条款等;若是股票投资减值,则是股票出现了严重非暂时性下跌等。

(二)需要进行减值测试的金融资产

需要进行减值测试的金融资产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包括:①持有至到期投资;②贷款和应收款项;③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减值损失=金融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按可收回金额计算)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16]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工具投资,或与该权益工具挂钩且经其交割的衍生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应当将该权益工具投资或衍生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与按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利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该类权益工具投资或衍生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①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分析各项贷款(不包括保户质押贷款和委托贷款,下同)的可收回性,并预计可能产生的贷款损失。对预计可能产生的贷款损失,计提贷款损失准备;②期末金融企业的短期投资应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市价低于成本的部分,应当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③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分析各项应收款项(含拆出资金、应收保费等,但不包括贷款的应收利息)的可收回性,并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④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恶化,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应当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资产;⑤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和应收款项或持有至到期的投资发生了减值损失,那么减值损失的金额应按照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金额与其初始实际利率(即在初始确认时计算的实际利率)折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之间的差额计量。发生的减值损失应直接减少或通过使用备抵账户减少该资产的账面金额。[17]减值损失金额应计入损益。⑥如果在后续期间内,减值损失的金额减少,并且此减少客观上与确认减值以后发生的事项(比如债务人的信用等级提高)有关,则以前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直接转回或通过调整备抵账户的方式转回。在减值转回日,转回不应使金融资产的账面金额超过其未确认减值情况下的摊余成本。转回的金额应当计入损益。

以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因其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而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无标价工具已经发生了减值损失,或者与该工具挂钩且必须以交付该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资产已经发生了减值损失,那么,减值损失的金额应按该金融资产的账面金额与以类似金融资产当前市场回报率折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进行计量。这种减值损失不应转回。

(三)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1.如果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减少已直接计入权益,并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该资产发生了减值,那么,即使该资产尚未终止确认,也应将已直接计入权益的累计损失从权益中转出并计入损益。

2.从权益中转出计入损益的累计损失金额应为该金融资产的购买成本(减去偿还的本金和摊销额)和当前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再减去以前计入损益的该金融资产的所有减值损失。

3.归类为可供出售的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已经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不应通过损益转回;

4.如果在后续期间内,归类为可供出售的债务工具的公允价值增加,并且该增加客观上与减值损失计入损益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则应转回减值损失,转回的金额计入损益。

企业根据以上客观证据判断金融资产是否发生减值损失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这些可观证据相关的事项(也称“损失事项”)必须影响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并且能够可靠地计量。对于预期未来事项可能导致的损失,无论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均不作为减值损失予以确认。(2)企业通常难以找到某项单独的证据来认定金融资产是否已发生减值,因而应综合考虑相关证据的总体影响进行判断。(3)债务方或金融资产发行方信用等级下降本身不足以说明企业所持的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但是,如果企业将债务人或金融资产发行方的信用等级下降因素,与可获得的其他客观的减值依据联系起来,往往能够对金融资产是否已发生减值作出判断。(4)对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其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本身不足以说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已发生减值,而应当综合相关因素判断该投资公允价值下降是否是严重(通常是指下降幅度超过20%)或非暂时性(通常是指公允价值持续低于其成本超过6个月)下跌的。同时,企业应当从持有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整个期间来判断。如果权益工具投资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从而不能根据其公允价值下降的严重程度或持续时间来进行判断时,应当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例如,被投资单位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于以外币计价的权益工具投资,企业在判断其是否发生减值时,应当将该投资在初始确认时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成本,与资产负债表日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公允价值进行比较,同时考虑其他相关因素。持有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

(四)金融资产减值正确的会计处理方法

1.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发生减值时,应当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1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应当按照该金融资产的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取得和出售该担保物发生的费用应当予以扣除)。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金融资产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对于浮动利率贷款、应收款项或持有至到期投资,在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可采用合同规定的现行实际利率作为折现率。即使合同条款因债务方或金融资产发行方发生财务困难而重新商定或修改,在确认减值损失时,仍用条款修改前所确定的该金融资产的原实际利率计算。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的,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可不对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2.对于存在大量性质类似且以摊余成本后续计量金融资产的企业,在考虑金融资产减值测试时,应当先将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区分开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实务中,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单项金额重大的标准。该项标准一经确定,应当一致运用,不得随意变更。

3.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等金融资产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如债务人的信用评级已提高等),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应当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4.外币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应先按外币确定,在计量减值时再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成为记账本位币反映的金额。[19]该项金额小于相关外币金融资产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账面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5.持有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等金融资产确认减值损失后,利息收入应当按照确定减值损失时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采用的折现率作为利率计算确认。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即使该金融资产没有终止确认,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也应当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时,应当将该项权益工具投资或衍生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与按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20]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的,也应当采用类似的方法确认减值损失。已确认减值损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时。1)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2)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或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五)我国上市国家控股银行的隐性资产的显性化

公允价值的采用将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过去以历史成本无法反映的收益,在现行会计准则中改按公允价值计量,某些隐性资产,如投资性房地产、金融资产等的真实价值将得到体现。从2007年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就给上市公司总体权益带来3000亿元以上的规模增长。如果某家上市公司因为投资股票获得巨大的投资收益,那么过去按成本计量无法反映的收益,在现行会计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算这些投资股票,其投资收益将大为增加。特别是投资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如雅戈尔、两面针、东方集团、南京高科、大众交通持有大量的金融上市公司或者即将上市公司的股权,如果按公允价值计算,公司净资产将大幅提高,如果像岁宝热电那样卖出这部分资产,对当期的利润收入有极大正面影响。再有就是过去较低价格拿到的土地,如果按公允价值计算,公司资产升值空间巨大,如大众交通、陆家嘴、世茂股份、浦东金桥都是现行会计准则的受益者。[21]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制度更加贴近,强调了对资产透明性的要求。我国上市公司报表与国外公司的差距,不仅是在规章制度上,更多的还是法制监管上。现行会计准则还需要配合更加严格的监管,否则像公允价值这样的指标反而容易成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工具,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质量的提高还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

(六)我国上市国家控股银行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态度

财政部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现行会计准则。但在涉及公允价值时,由于进行公允价值计量较为复杂,涉及到许多经济环节,执行难度较大。上市公司及其财会人员需在有限时间内适应和理解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并为会计准则的实施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对公允价值模型的建立以及相关历史数据和市场信息的搜集与整理等,其普及过程只能是渐进性的。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要以存在活跃市场为前提,才能应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并且公允价值要能够可靠计量。在金融资产的确认上,上市公司对现行会计准则的应用则要积极得多。“在统计的1139家上市公司中,共246家公司股东权益调节表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发生了调整,其中241家正向调整,5家公司负向调整,合计变动数值为539.17亿元”(《证券时报》,2007年4月27日)。相对于有明确交易价格的金融资产或债务重组,投资性房地产由于适用条件非常严格,金额难以确定。大部分上市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仍采用成本模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执行现行会计准则协调小组通过调研等渠道获得的信息表明,大部分拥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会以谨慎的态度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其中相当一部分会继续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最先公布年报的房地产公司华业地产表示,将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产进行计量。[22]与房地产企业总体的谨慎而言,第一家明确表示将采用公允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却是以餐饮服务为主的ST百花。因为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适用条件是非常严格的。现行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应从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也就是说不允许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应用指南对“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定义,要找到每一处房地产的活跃市场是相当困难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在确认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也就是说不允许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应用指南对“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定义,要找到每一处房地产的活跃市场是相当困难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在确认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值模式时,除了要满足严格的条件外,还会权衡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各自的利弊。对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也可以仍然采用成本法计量,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所以公允模式是一条“单行道”,企业一般都会十分谨慎。

四、结束语

金融资产减值的核算主要涉及减值的判定、资产减值与公允价值变动的区分、资产减值的计量和减值损失的转回等问题。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IAS39号《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要求除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投资外,其它的金融资产都要按照分类确认减值损失,并且,权益类投资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些规范对会计信息呈报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对金融资产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使国内企业(包括银行业)在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趋同,为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基础。明确金融资产的准确会计计量关系到整个国内国际的金融市场稳定,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正确和公允的计量金融资产和合理的提取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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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levant Theories of Fair Value Measurement and Financial Assets Impairment

Sui Yuming1,2

(1.Harbin Xinrong Landscaping Company Ltd., Harbin 150001, China;2.Economic College, Harbin Commerci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8, China)

Key words: fair value measurement; financial assets impairment; provision for assets impairment; accounting measurement; China’s state-held listed banks

(责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隋玉明

初始确认分类金融资产论文 篇3：

管理者意图、盈余管理与金融资产初始分类

【摘 要】 基于2014年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背景，选择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年和2014年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数据，从会计准则变迁的视角，通过对比分析CAS30准则修订前后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相关信息，考察管理者持有意图、盈余管理动机对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影响。研究发现：CAS30准则的修订促使上市公司遵循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标准，管理层按照持有意图对金融资产进行初始分类的意愿更强，表明会计准则变迁对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有抑制作用，初步实现了准则修订的制度预期。

【关键词】 上市公司; 金融资产初始分类; 管理者持有意图; 盈余管理; CAS30准则变更

一、研究背景

《CAS22——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下称CAS22准则）①要求管理层应根据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与持有目的进行初始分类。但管理层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与持有目的并无明确的定性标准，且难以量化规范，使得上市公司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初始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缺乏严格限定的界限。而根据2006年的CAS22准则，金融资产初始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后续计量将导致不同的会计结果，造成管理层可能会利用金融资产的初始划分进行盈余管理。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范，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投资收益”;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②。金融资产的初始分类与企业期末财务报告密切相关。初始分类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将影响企业当期会计利润，进而加大盈余变化和股价波动的风险;而初始分类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即该类金融资产的市价波动并没有在利润表中列报，这就大大降低了上市公司盈余和股价变动的风险，但同时也给管理层留下了利润调节的空间。出于盈余管理动机，上市公司管理层会将金融资产初始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便于在后续持有期间通过操纵金融资产的处置时间形成企业的“利润蓄水池”：在当期利润超出预期时，继续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在当期利润不达标时，管理层可能会违背金融资产的初始持有意图，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以获取当期处置收益，改善企业盈余水平。

近年来，我国财务业绩报告模式开始从列报传统收益向列报综合收益发展③。为进一步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透明度以及财务报表的列报质量，2014年1月，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下称CAS30准则），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上市公司所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作为“其他综合收益”，同时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列示。该准则的变更使得原先管理层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易被监管机构察觉。那么，财务报表列报会计准则变迁是否会促使上市公司将管理者持有意图作为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标准？管理层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否得以抑制？现有关于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有学者基于会计准则变迁的视角考察管理者持有意图和盈余管理动机对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影响，而直接寻找替代变量衡量管理者持有意图并通过间接分析盈余管理动机使其与判断管理者持有意图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文献更是鲜有涉及。本文利用2007年和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数据，从会计准则变迁的视角，通过对比分析CAS30会计准则修订前后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相关信息，考察管理者持有意图、盈余管理动机对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影响。研究成果将为准则制定机构考察会计准则变迁的制度效应提供实证证据，对现有研究文献亦是有益补充。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现有研究文献发现，上市公司普遍会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润蓄水池”效应，将购入的股票、债券或基金等金融资产初始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在后续持有期间，又会违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持有意图，根据盈余管理的需要，操纵金融资产的处置时机。Jordan等[ 1 ]分析了保险行业金融资产的划分行为，认为保险企业受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影响最大，其监管重心在于现金储备和变现能力，因此保险企业的管理层将更倾向于把证券投资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给其带来盈余管理空间。叶建芳等[ 2 ]选择2006年底及2007年季报、中报或年报中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司，通过计算上市公司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规模及比例，分析该规模或比例与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行为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规模较小时，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价导致的变动对企业利润影响相对较小，管理层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动机相对较弱;而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相对较多时，将金融资产初始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会增加企业利润波动，不利于管理层操控利润，此时管理层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动机相对较强。即，上市公司管理层可以通过选择金融资产的初始分类，为后期盈余管理提供“蓄水池”：当公司盈利情况不好时，企业会利用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机会进行盈余管理和调节利润;而当企业盈利情况较好时，则会尽量把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作为未实现利润留存到以后年度实现[ 3 ]。

2014年新修订的CAS30准则出台，要求上市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准则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管理层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隐蔽性，有利于引导上市公司将管理者持有意图作为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唯一标准。Hunton等[ 4 ]通过对美国上市公司62位高管人员进行实验研究，发现接近三分之二参与实验的高管人员选择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产”来实现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但当以更透明的方式报告其他综合收益时，参与实验的高管人员倾向于减少对其他综合收益的盈余管理。谢晶和朱林[ 5 ]通过对比分析上市公司2007年和2014年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数据，发现CAS30准则修订前，持有金融资产较多的上市公司有更大动机将金融资产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此来减少企业当期利润的波动，并给盈余管理留下空间;2014年CAS30准则修订后，由于在利润表中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来反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管理层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隐蔽性，使得持有金融资产较多的企业更倾向于按照管理者持有意图划分金融资产，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调整盈余的动机明显降低。基于以上分析及文献依据，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不同会计期间，管理者持有意图对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影响不同。与2007年相比，2014年《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上市公司将管理者持有意图作为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意愿更强。

假设2：不同会计期间，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存在差异。与2007年相比，2014年《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调整盈余的动机显著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综合参考了孙蔓莉[ 3 ]、叶建芳[ 2 ]和谢晶、朱林[ 5 ]的处理方法，将研究样本的选取分为以下两个部分④：一是2007年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二是2013年未持有上述两类金融资产而2014年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根据研究需要，对初始样本按如下标准进行剔除：（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因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规模、类型和非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有显著区别，为保持研究样本的一致性，剔除金融保险行业。（2）剔除研究期间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有关“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数据缺失或者异常的样本。

依照上述标准，经过本文筛选，最终确定研究样本1 087个，其中2007年满足条件的样本共有340个，2014年满足条件的样本共有747个。

（二）研究模型和变量设计

模型2中，PAFS含义同模型1一致。FASSETS为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类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是衡量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替代指标。当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较高时，管理层为了获得更大的金融资产选择处置权和盈余管理空间，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动机更强，反之亦然。？琢0为常数项，？琢1—？琢5为回归系数，？着2为残差项。

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表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对比分析2007年和2014年这两年中样本上市公司的PAFS（因变量）以及TURN、FASSETS（自变量）的总体情况，初步分析判断CAS30准则的修订对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影响。

表3显示，2007年样本上市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PAFS）的平均值为0.5671，标准差为0.4810，表明样本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行为差异较大，并且在划分“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类金融资产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2014年该指标的平均值为0.9568，标准差为0.1906，预示样本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倾向明显。且统计数据表明，747家样本中，有690家上市公司仅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只有19家上市公司仅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余样本公司两类金融资产均持有），表明2014年《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修订后，上市公司普遍倾向于将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初始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从证券周转率（TURN）指标看，2007年样本上市公司證券周转率最小值为-2.1386，最大值为3 892.5890，标准差为417.5755，表明该年度上市公司对所持有金融资产的后续处置行为相差较大;2014年证券周转率最小值为-11.0859，最大值为4 940.0547，标准差为453.7900，上市公司对所持有金融资产的后续处置行为仍相差较大。进一步深入分析样本公司不同年度金融资产的处置行为，笔者发现：2007年146家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其平均证券周转率为2.1957;133家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其平均证券周转率为113.8723;2014年，有690家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平均证券周转率为77.5841，19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平均证券周转率为436.4281。即，不论上市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证券周转率均在2014年明显提高，2014年我国股票市场回暖，很多上市公司在此期间进行证券买卖，以期获取金融资产处置收益。

2007年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ASSETS）最小值为0.0000004758，最大值为0.6330，均值为0.0544，标准差为0.1086，表明样本上市公司持有的两类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平均为总资产的5%左右，且相差不大;2014年这一指标的最小值为0.0000005657，最大值为0.5430，均值为0.0201，标准差为0.0465。通过对比2007年和2014年的FASSETS指标可以看出：2014年上市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减少，且标准差也有所下降，表明样本上市公司普遍都降低了这两类金融资产在公司总资产中的比例，一定程度上也缩小了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分别对2007年和2014年样本上市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两类金融资产的比例（PAFS）、证券周转率（TURN）、公司流动比率（CUR）、资产负债率（LEV）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表4是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及显著性分析结果。

通过表4的对比可以看出：2014年样本上市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两类金融资产的比例（PAFS）和证券周转率（TURN）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表明企业的证券周转率越低，即其在后续持有期间对证券进行处置的行为越少，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越高，这一现象从侧面验证了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标准和管理者持有金融资产意图的一致性，满足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确认与计量》的规范要求。相比较而言，2007年的PAFS和TURN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相关，只在5%显著性水平上相关。也就是说，2007年样本上市公司并没有完全按照CAS22准则的要求，以管理者持有意图作为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唯一标准，而2014年CAS30准则修订后这一现象出现显著改善，与假设1逻辑推理一致。

本文又分别对2007年和2014年样本上市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两类金融资产的比例（PAFS）、企业持有两类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ASSETS）、公司成长性（GROWTH）、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表5是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及显著性分析结果。

表5显示，2007年样本上市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两类金融资产的比例（PAFS）和企业持有两类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ASSETS）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相对较小时，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价导致的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相对较小，企业管理层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动机相对较弱。而当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相对较大时，将金融资产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会增加企业的利润波动，不利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所以此时管理层会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2014年的数据表明，样本上市公司的PAFS和FASSETS不相关，说明在2014年CAS30准则修订后，样本上市公司通过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得到了抑制，符合假设2的推理分析。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上市公司是否按照CAS22准则的规定，将管理者持有意图作为划分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依据，本文运用模型1对样本上市公司2007年、2014年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

表6显示，2007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两类金融资产的比例（PAFS）和证券周转率（TURN）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00141，即上市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高，证券周转率越低，说明上市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CAS22准则的要求，按照管理層持有意图对金融资产进行了初始划分;2014年PAFS和TURN指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000525。与2007年相比，2014年PAFS和TURN的相关性变强，说明CAS30准则修订后，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初始划分的行为更加符合准则规范，会计准则的修订使得上市公司将管理者持有意图作为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标准的意愿更强，假设1得到验证。

表7显示，2007年企业持有两类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ASSETS）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两类金融资产的比例（PAFS）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大时，会更多地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初始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后期盈余调节提供“蓄水池”，从而达到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而2014年CAS30准则修订后，FASSETS和PAFS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说明2014年CAS30准则修订后，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消除了管理层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隐蔽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假设2得到验证。

五、结语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与2007年相比，2014年CAS30准则修订后，上市公司将管理者持有意图作为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意愿更强，且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著降低。2014年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要求企业在利润表中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使得原先管理层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隐蔽性减弱，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按照管理者持有意图对金融资产进行初始分类，企业对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初始分类的行为更加符合准则规范。实证数据显示，变更后的CAS30准则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初步实现了准则修订的制度预期。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财务核算隐患，2014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完整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9），将金融资产划分为3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我国可参照国际会计准则IFRS9的规范，进一步完善《CAS22——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准则，强化金融资产初始划分判断标准的透明度与清晰性，保持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持续趋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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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虹雁 朱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