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论文

摘要：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主要包括政策类、规划类和项目类听证。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以理性论辩的方式确认体现公共利益的公共目标，以此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在听证程序设计中，需将理性论辩的要求渗透到相应的程序规定中，即，有利于广泛参与的程序准入规定；有利于充分论辩的程序权利规定；有利于认真反思的程序角色规定；有利于结论自治的程序终结规定。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论文 篇1：

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法律机制完善

[摘 要]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是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价格决策的相关立法逐渐完善，但在制度设置上仍有不完善之处。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参与价格决策的主体角色定位不清、程序设置不合理、决策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决策机制，为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2019年新修订实施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为价格决策公众参与程序提供了重要改进参考。

[关键词]公众;参与;价格决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5.01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评估、监督。”[1]自从《价格法》第一次把听证制度引进政府决策领域，公众参与价格决策的制度已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尽管此项制度能够在我国扎根并得到了由点及面的发展，但其实施的效果还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学术界关于价格听证的部分制度设置也一直存有疑问。直到当下，政府价格决策听证会仍有时会遭受公众的不信任，走过场、作秀、听证会代表了涨价等评论依然存在。

1 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立法发展

价格决策听证会是公众参与价格决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最早于1998年实行的《价格法》中被列为价格决策的流程。《价格法》第23条规定“在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型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时应当建立听证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该规定在我国范围内首次将听证程序引入行政决策领域，对于推动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2001年7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颁发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在其开篇第一条就阐明了价格听证的核心作用是确保价格决策具有公开性、科学性、民主性以及规范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第1条。通过该规定可以看出，立法部门对于价格听证在价格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抱有极高的期望。2001年10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了《价格听证目录》（计价格〔2001〕2086号），规定了地方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组织价格听证。2002年1月，“旅客列车价政府指导价听证会”在北京举办，这是我国有史以来首个全国性的价格听证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02年11月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国家计委令第26号），在这之后，各个地区出现了许多价格听证实践，这些实践关乎和国民生活紧密联系的水、电、气、交通运输、景点门票和教育医疗收费等诸多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08年10月发布了《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该颁发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修订了价格听证决策的有关规定，但实践中的部分问题依然无法获得合理的解决。此项规定颁发以后陆续出现了“哈尔滨听证代表怒扔水瓶事件”“福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之谜事件”“济南听证代表听证会上睡觉事件”，诸如此类事件让社会大众将听证视为了闹剧。201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公布，该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提出定调价方案建议、参与价格听证。完善政府定价过程中的公众参与。”2018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新修订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于2019年1月10日起施行。该办法扩大了听证范围，有关听证除了包含具体价格水平外，将与价格水平直接相关的定价机制纳入听证范围。

2 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实践问题

2.1 参与者角色的定位仍不清晰

以公众参与价格听证为例，2019年新修订实施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十条：“听证会参加人由下列人员构成： （一）消费者; （二）经营者; （三）与定价听证项目有关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这一规定对参与人员的类型有了较为规范的梳理和表述。但在价格决策实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纵观当前实施的听证程序制度，可以看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的听证参加者：（1）主持价格听证的政府部门。此类部门一般是能够决定最后价格的机关。在价格听证里，拥有决策权的机关所担任的主持者似乎较为超脱，比如，有时调整价格的方案的提出者并非决策机关，听证时主持者也不会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评价等。但从决策逻辑的合理性上来看，既然价格听证是为了论证政府价格决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而展开的，那么有关决策方案的提出者应当是决策机关，而且决策机关承担针对方案作出说明和答疑解惑的责任。（2）价格听证的申请人。通常情况下，申请的听证主体是提出调价方案的公司企业的代表，或是称之为经营者代表。此类人员在听证的时候主要承担提出决策备选规划的任务，阐明和方案相关的数据、事实以及理由，并且针对其他参加听证的人员提到的问题作出解答。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不仅仅是参加听证的一方，也是制定备选决策的一方，實质上成了设置议程的主体。（3）价格听证的利益相关者代表。价格决策和社会诸多方面人员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有权利参与到价格听证之中发表自己的观点。通常而言，这些利益相关者代表多为普通的社会大众，他们对价格决策备选方案的有关专业知识和信息了解较少;在听证会当中，他们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对价格制定的合理性以可接受度阐明看法，并基于自身的生活认知、价值喜好以及朴素情感等对其他参与者施加影响。（4）价格领域的专家学者代表。在当前的价格听证会实践中，专家学者代表的角色定位往往没有被明确界定。此类人员应当是基于其在相关价格决策领域的专业水平而允许其参与到价格听证会中，而不应该只是看其是否拥有专家学者的身份。换句话说，这里的专业性知识应当是和价格决策方案的技术问题相关的知识。在听证会里，专家的作用是对价格决策方案中的专业性问题以及技术性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评价，而不可基于个人的立场作出价值判断。

由上可以看出，价格决策参与者角色的设置存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并且因为角色定位不够清晰，容易导致价格决策参与者的功能发挥产生偏差。首先，备选方案的提出实质上是议程设定的范畴，应当是主持者一方的责任。[2]价格听证的主持者是政府部门，提供给与会人员的价格决策方案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其次，听证会的作用是针对价格决策进行意见征询以及论证，在听证参与者角色设定时，把经营者以及消费者设置为利益对立人员实质上缺乏合理性。较为合理的方法应该是，他们基于各自的立场针对政府所制定的决策方案发表观点以及论证。再次，专家这种角色在听证会中的责任以及作用界定尚不清晰，专家和听证会中的其他参与者的关系也不明确，容易造成角色偏差。比如，谁有权或者负责邀请专家;邀请哪方面的专家等。最后，价格听证是让公众针对价格制定开讨论的形式，那么未参加到听证会中的公众也有权利通过各类方法将自己意见提供给政府部门，但是在当前的价格听证会制度中，大多数普通公众还属于旁观者，他们并没有被纳入到“游戏”规则里。

2.2 程序设置与制度功能之间存在矛盾

根据“结构-功能”的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把研究的对象系统看作是具有一定合意性结构和功能有机组合的整体，为制度分析提供了宏观和微观视野相互通约的框架。而言，制度结构的配置应该以功能的实现为核心而开展。价格听证制度里不但容易产生与会人员角色功能偏差的情况，还容易出现程序规则和制度功能冲突的情况。这主要体现为：

（1）价格听证的作用是针对政府所作出的价格决策开展征询以及论证。从这个功能来看，听证参加代表的类型和数量需要以一定比例配置，才能使意见发表具有代表性、讨论论证更具充分性。具体来讲，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专家代表以及政府部门代表等应各自在听证会里占据特定的比例。2019年新修订实施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二十三条：“听证会应当在有2/3以上听证会参加人出席且消费者人数不少于实际出席人数2/5时举行;出席人数不 足或者消费者人数不足的，听证会应当延期举行。” 但在目前其他的价格听证相关法律法规中很少有具体设定或者规定设定比例规则，仍有需要完善之处。

（2）基于让价格听证中的质询和论证开展得更加充分有效的功能定位，组织听证会的政府部门应当作出更为全面的价格决策相关信息的披露，虽然近年来政府机关已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听证规则中有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导致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3）价格听证会的功能侧重于针对价格方案进行论证和采集公众意见，而非在听证会上就最终敲定价格方案。实践中，听证会代表对价格调整的方案持否定意见的时候，作出价格调整的机关会调整方案后再次举办听证会。若听证会仅仅是为了论证而开展的，则此项规定并不具有合理性，如此一来，此类规则便会导致听证会变成“表决”会。

可以看出，价格听证制度尽管是以“听证”的形式呈现于众人眼前，然而，其功能实质上还是咨询论证。同时，制度设计者还希望这种咨询论证能够让决策过程更具有民主性、决策结果更具正当性，所以在参加听证的人员以及程序规则等方面附加了一些混合的制度设计。这也导致听证会制度的功能和程序规则等存在不协调，这可能很难归咎于设置制度的失误，更有可能是基于当前实施公共决策制度的实际要求而形成的权宜之策。

3 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机制完善

虽然政府价格决策听证会被看作是体现程序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制度设置，但在实践中，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权利的实现却并不容易。“假如公众未参与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决策，那么他们的参与动力就不会持久。”[3]也就是说，在政府决策听证过程中，如果公众的参与变成一种“在场的缺席”[4]，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民主要义也就会落空。在当前行政法治环境下，要加强行政决策听证工作，可以从行政决策听证的程序规则入手，将听证会设置成行政决策时的规范化与常规化程序。尤其是要对下述方面予以高度重视。

3.1 行政决策听证的适用范围

听证会属于一项重要的行政决策制度，但并不意味着一切决策均需通过听证程序。一般是那些存在意见分歧或者利益影响广泛的决策事项才会组织听证会，主要涵盖：一是现有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确定召开的;二是与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受公众高度关注的;三是与不同群体利益相关，关于决策方案分歧较大的;四是对社会稳定有可能造成影响的。

3.2 行政决策听证的启动机制

就程序视角而言，有关听证会的启动，应由有关的责任主体来确定与组织。启动决策听证会需首先有人提出动议，然后经权力机关审核批准。在笔者看来，关于听证会的启动不应局限于某一特定的主体，而是应持开放性的态度，利益相关主体都有权对行政决策事项是否举行听证提出建议。而行政决策承办部门则负责筛选公众所提意见，并将其中可行且有价值的意见向决策机关首长报请，由其作最后裁定。另外，为防止承办部门筛选时的不作为与武断行为，诸如政府法制机构等中立部门也应享有关于是否召开听证会的建议权和监督权。

3.3 行政决策参与人的确定

如何选择听证会代表问题是公众参与过程中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利益相关人充分表达意见的基础。结合目前关于行政决策听证的立法与相关实践能够得知，行政机关在听证代表的遴选上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行政机关不符合实际的恣意行使这种裁量权，会导致听证代表的选择不合理，使听证效果受到影响，并会大大降低政府公信力。政府部门在组织行政听证之前，需对与行政决策事项相关的利益群体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并在每类群体中選出合适的听证代表人。关于如何健全行政决策听证的选人机制，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听证会代表的确定要适量和适当。听证会设置的目的虽是广泛听取公众关于行政决策的意见，但确定与实施政策是有时效性的，行政行为也是需要付出成本代价的，因此，若想参与者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就必须设置适量的参与人数。这就需要以听证事项的内容和性质为参照，选取具备相关资质的适当人选，从而确保行政决策听证会的质量与效率。

第二，确保不同利益群体代表维持合理比例。维持合理比例能够使得代表的代表性与广泛性得到保障，所以需按照各利益群体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划分，在不影响广泛性的前提下适当倾向弱势群体，扩大这类群体的代表比例，保证他们有机会阐述自己意见，这样可以防止听证过程中的“一家独大”，让各类利益群体都有发声的机会。

第三，实现多样化的代表产生方式。在代表产生方式方面需要积极进行创新。譬如，通过大数据手段，构建听证代表库，通过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参与人员，以防止人为因素对听证参与代表的选择造成影响;又如，通过民主推荐的形式，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参与人员，确保参与人员能够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第四，行政决策听证会的流程。行政决策的事项不同对应的听证流程也有差异。决策性听证相较于裁决性听证，在适用程序方面更具灵活性，可以按照听证参与者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流程，使参与者的意见表达得到有效保障。决策听证会的召开通常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其一，决策部门在听证会过程中应先就决策草案的相关问题予以解释说明，确保所有参与者对决策的目的与背景均有较为详细的了解;其二，设立主持人一职，该岗位职能包括维持听证会秩序，主导听证会进程;其三，确保听证代表都有机会发表言论、提出意见;其四，允许事后参与人以书面形式提出补充意见。

第五，行政决策听证会结果的处理。作出行政決策时，应将公众在听证会上所提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但需要明确的是，听证笔录虽属于对听证意见进行如实记录的材料，但并不是唯一的决策依据，不必严格遵守类似于司法审判的案卷排他规则。行政机关依法享有行政决策的权力，同时也依法承担对应义务。听证意见虽能够为决策提供辅助，但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替代决策。另外，要重视对听证意见的梳理，并对是否采纳的理由与建议进行记载，以便听证报告的最终形成。实际中关于是否应采纳听证会相关意见的决定权掌握在承办部门手中。所以，需要对承办部门的上述权力予以明确，合理界定承办部门在意见处理上的角色。听证意见采纳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应当由政府行政首长通过集体决策的形式确定，以防“听而不证”的形式主义在行政决策中出现。

4 结语

公众参与价格决策缺乏相应的有效性，这是使得公众参与积极性欠缺的关键因素。公众所提出的诉求有无被采信，是否得到及时的回应，吸收了多少意见，具体建议内容等，都没有在相应媒介上进行显现。相关意见的征集结果缺乏相应的评估，对那些没有采信的意见也没有给予相应的解释，听证会所形成的案卷对最终的决议缺乏相应的约制力。这些对公众不尊重和不重视的做法，使得参与价值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日渐滑落，不仅伤害到公众参与的热情，长此以往，就可能使公众对政府感到失望，对政治失去信心，从而最终伤害到民主制度本身。在未来的政府价格决策理论与实践中，需要以新修订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明确参与价格决策的主体角色定位，合理设置价格决策程序，积极实现决策效果，为价格决策公众参与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9-11-05）.http：//cpc.people.com.cn/n1/2019/1105/c419242-31439391.html.

[2]郭巍青.公众充权与民主的政策科学：后现代主义的视角[M]//白钢，史卫民.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6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93.

[3]鲁道夫·特劳普-梅茨.地方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中国和德国[M].刘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158.

[4]王锡锌.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与政府[J].中外法学，2006（4）.

[作者简介]周勇（1985—），男，山东沾化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4级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经济法学。

作者：周勇

我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论文 篇2：

行政决策听证的理性论辩特征及程序要求

摘要：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主要包括政策类、规划类和项目类听证。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以理性论辩的方式确认体现公共利益的公共目标，以此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在听证程序设计中，需将理性论辩的要求渗透到相应的程序规定中，即，有利于广泛参与的程序准入规定；有利于充分论辩的程序权利规定；有利于认真反思的程序角色规定；有利于结论自治的程序终结规定。

关键词：行政决策听证；商谈理论；程序权利；程序角色

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市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明确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列為“应当听证”的行政行為。这预示着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化的进程在日益加速。应当听证的行政决策无疑多种多样。对地方政府而言，较為典型的行政决策有以下几类：一是与公共安全、市场监管、税费征管、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等相关的公共政策类决策；二是与城市改造、征地控制、防灾救灾和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等相关的发展规划类决策；三是与提高交通、能源、通讯和金融等基础设施的效能以及公共服务能力等相关的公共项目类决策。这三类行政决策均不指向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从总体上都属于抽象行政行為。

较之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為的听证而言，公共政策、发展规划和公共项目等行政决策听证的显著特点是，其着眼点不限于面向公民个人的“自然公正”，也不限于以程序抗辩的形式应用已有法规，而是前进一步，通过理性论辩，对异质的多元利益进行协调，使那些体现公共利益的公共目标被认同，由此完成行政决策价值前提的理由证成程序。这既能防止行政权力“自我编程”造成的目标错位现象，又能防止不经过滤的社会权力与行政权力联姻所造成的目标异化现象。因此，行政决策听证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民主程序以事先防范而不是事后救济的形式，来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从而在制度上弥补“立法控制”和“行政问责”的不足。

一、行政决策听证的理性论辩特征

行政决策听证作為一项程序性制度安排，显然是以公众对决策价值前提的论辩和认同来保障决策的公共性，从而与征询、汇集民意的其他形式，如公听会和民调会有所区别。公听会是听取意见、征集信息的一种方式。通过公听会汇集各方面的意见和需求并整理加工，以為决策提供参考。它无须使各种意见进行辩论，也不要求对各种意见做出答复和回应；民调会则是一种更為松散的民意征询方式。它通过非正式会议了解民意，而不需要对之做出回应。正式决策听证与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听证程序中不仅包括理性论辩环节，而且在论辩中提出的主张是以权利形式出现的，因而对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政府决策机关有义务做出回应。概言之，回应性和论辩性是正式决策听证程序的重要特征。

实现决策听证目的的主要途径是，对公共政策、发展规划和公共项目等进行规范性分析和论辩，使那些获得认同从而有效的规范成為合法的决策前提。

1 关于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分析

公共政策是筹集和配置公共资源的主要杠杆。它既涉及公共事务成本如何分担，又涉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分享的问题。围绕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而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利益博弈，必然会使公共政策的决策面临正义性分析的压力。如果这种正义性分析不充分，使政策侧重点的选择有偏差，或政策倾斜程度设计失当，政策的公共性将难以保障，其结果常常是公共利益被特殊利益所置换。那些强势利益集团之所以千方百计地与行政权力联姻，正是為了追求此种结果。因此，如何通过听证程序引入规范性理由，对公共政策进行正义性分析，是政策决策的关键环节。

2 关于发展规划的伦理性分析

发展规划是行政辖区未来一段时期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顶层设计，它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项目的兴建。发展规划所设定的区域定位、产业布局和结构、公共设施兴建等内容，关乎区域性集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集体目标的确立和集体风险的防范问题，因此，发展规划还面临着伦理性分析的压力。如果这种伦理性分析不充分，不能在大范围内获得价值认同，那么，规划的实施将会阻力重重，难以转化為公共政策和公共项目；如果发展规划被强制推行，则少数受益者会将风险和灾祸转嫁给另一些人乃至下一代人。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公众对发展规划不当可能带来的灾祸转嫁后果的预期，常常成為群体事件发生的重要诱因。某些地方出现的“预定规划”现象更表明，通过规划而使利益与灾祸两极分布，正是某些社会力量孜孜以求的愿景。因此，如何通过听证程序引入规范性理由，对特定区域共同生活方式进行伦理性分析，是规划决策的又一关键环节。

3 关于公共项目的福利均衡性分析

公共项目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原则上可以為所有人共享。但在不同人群中，对短期收益或长期收益、直接受益或间接受益、原则上受益或实际上受益的评价，却会相差很多。这种评价差异难免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寻租和创租行為。布坎南认為，不应该把“集体相互作用中的所有人都假定為在其对公共物品的评价上是一样的”，当参与者之间对公共产品的评价有区别时，即使“多数同一性”的决定规则，也“不能完全排除寻租活动”。这就使公共项目决策面临福利均衡性分析的压力。如果这种分析不充分，公共项目就会偏离发展规划的构架，同样造成利益与灾祸的两极分布。我国某些地方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项目，如万州的“三峡明珠观光塔”、临汾的“天安门工程”等等，无论审批手续是否合法，其福利效应都是不良的。因此，如何通过听证程序引入规范性理由，对公共项目的福利效应进行均衡性分析，也是公共项目决策中的关键环节。

毋庸置疑，正义性分析、伦理性分析和福利均衡性分析都有其利益语境，也都会受利益驱动。在利益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如果上述分析仅仅诉诸各种特殊利益，那么，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达成局部而暂时的妥协性协议，但却难以形成价值共识和道德认同，自然也就难以做出广泛认可、真正有效的行政决策。哈贝马斯认為，“冲突的道德调节”以及“共同生活形式的伦理确定”，均属于交往性的社会整合，它们既不同于以技术合理性為取向的单纯功能协调式整合，也不同于以个人效用為取向并借助货币為交易手段的系统整合。前者要求符合“规范性取向”，后者需要符合“需求的诠释取向”。因而，对这两类问题解决的结果，“分别是根据道德合理性和伦理合理性来判断的”。

道德合理性和伦理合理性，既不可能在单纯的情感宣泄中实现，也不可能在单纯的利益争执中获得，只能通过理性论辩呈现出来。若仅基于激情论辩，则会陷入情感倾诉式的独白，以至于相互抱怨、相互指责乃至相互攻讦，由此导致情感对原则的替代；而若仅基于特殊利益的论辩，则会使利益宣誓式的独白充斥论坛，為角逐利益而进行的幕后交易、货币诱惑、权力威胁等现象也难以避免。在这两种情况下，冲突的调节不可能具有道德合理性，共同生活形式的确定也无法符合伦理合理性。只有把激情和利益提炼為理由，用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替代彼此争执的利益，基于理由的正义原则才能替代基于利益的优势原则。这样，公共政策、发展规划、公共项目所面对的利益冲突才能获得道德性调节，所确定的集体目标才能获得伦理性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罗尔斯关于“理性”与“合理性”的概念区分是有益的。罗尔斯认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合理的，但如果由此而不承诺“公平合作条款”，则是不合乎理性的。换言之，“‘理性的’理解為包含道德感的道德观念，而‘合理的’则不是这样的道德观念”。在有关重大事项的行政决策听证中，需要解决的应该是“理性”问题，而不仅是“合理性”问题。

二、理性论辩的程序要求

理由对利益的替代，使理性论辩在实质上成為一个“合作地寻求真理”的过程，而保证这类过程得以实现的程序，内含着如下要求：一是广泛参与。只要对问题情境下的议题有所陈述、阐释或承诺，均可获得对话资格和事实上的话语权利，而不受财富、地位、资历和职业等社会因素的限制，以此保障议题对所有相关者开放，為各种见解提供均等的公开讨论机会，不埋没窒息任何一种见解。二是充分论辩。各种见解均需在相互交涉、相互质疑中证明其有效性，包括论据是否真实、理由是否充分以及论证是否恰当等。这意味着，任何见解都没有先验的优势地位，不能凭借任何理由之外的力量强制他人接受，以此保障不同见解之间的争论仅仅是理由正当性的争论，以免除权力和资本等强制性因素的影响。三是认真反思。论辩各方都在倾听和理解对方观点并在接受对方质疑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见解进行反思。通过补充、完善乃至修正，实现罗尔斯意义上的“反思平衡”，即与利益相关的“特殊判断”、与价值相关的“首要原则”以及与道德假设相关的“普遍信念”之间的平衡，以此保障差异和对立的逐步消弭，进而取得协商共识。四是结论自治。经过充分论辩和认真反思而获得的认同性结论，只能是论辩过程的产物。未进入论辩过程的理由和论据，显然不能作為论辩结论的依据。如果发现了更有力的论据和更好的理由，也需在新的论辩过程中加以认同，以此保障论辩结论不被外部力量所操纵和修改。广泛参与意味着参与无限制，充分论辩意味着过程无强制，认真反思意味着视角可互易，结论自治则意味着结果的排他性。它们均以时间无限制為前提。

显然，现实中的行政决策听证难以满足这些理想化要求：一方面，作為建制化的协商形式，行政决策听证会有其规模限制，不可能是无任何进入门槛、无任何调节规范的非规制协商；另一方面，行政决策听证往往有时间限制，论辩不可能旷日持久进行下去；除此之外，行政决策听证所要求的角色分化，是以现行相关的政策法规、组织设计為背景而进行的，这不仅带来了视角互易的困难，也难以使其结论毫无限制，绝对排他。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使行政决策听证既不可能像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争论那样，纯粹按论辩逻辑展开，也不可能像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论坛那样，以非规制的形式进行。

然而，上述种种限制均不构成将决策听证降低為利益争执或形式性民意调查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使理性论辩的要求能在各种实际限制下发挥作用。换言之，现实状况对理想要求的偏离，绝非摒弃理性论辩要求的口实；相反，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应通过程序设计，创设和开拓使理性论辩得以展开的制度空间。这意味着，现实中的听证会虽然有必要对听证议题、参与规模、角色分化和时间限制等进行控制，但不应以牺牲理性论辩為代价。而听证程序设计需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恰恰是如何将理性论辩的要求注入受程序控制的议题设置、代表遴选、会议进行以及结论形成等环节中。如果把规模限制当成排斥广泛参与的理由，把时间限制当成排斥充分论辩的理由，把角色分化当成排斥认真反思的理由，把背景限制当成排斥结论自治的理由，那么，形式化的听证程序将丧失其实质合理性而成為无效的乃至不正当的程序。哈贝马斯在论及法律程序时就明确指出：“法律程序的功能在于，使现实社会中的选择空间、时间和事实的限制在假定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中发挥作用。”与之相应，行政听证程序的作用就在于，把特定议题、有限时间、有限参与者和特定背景下的对话纳入理性论辩的“理想过程”之中。

為此，在包括议题设置、代表遴选、听证会议以及听证笔录使用等相关听证程序的设计中，均应以论辩逻辑為基点，為形式化的程序注入实质合理性的内涵，以此增加程序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三、行政决策听证的程序规定

仅就行政决策听证会整个过程的程序而言，将理性论辩的要求渗透到以下程序规定中是必要的。

1 程序准入规定

决策听证会的规模是由程序准入规定加以调节的。它通过对代表来源、数量、结构比例的分配，使听证会成為初步建制化的正式协商形式。人数众多、规模宏大的听证会，虽然有利于使各种见解进入正式的公开讨论，但在有限时间的约束下，却很难使论辩充分展开，也自然难以达成协商共识；人数过少、规模过小的听证会，不仅会剥夺某些见解进入公开讨论的机会，甚至会在会内或会外交易的操纵下，得出仅有利于某些特殊利益的结论。选择适宜规模是设计程序准入规定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适宜规模既与听证议题涉及范围有关，也与议题分歧程度有关，无法一概而论。从理性论辩的角度看，在程序设计中，对最小临界规模做出规定，以便使与议题相关的各种见解均有一定数量的代言人获得准入资格无疑是必需的。在此条件下，会议规模并不构成广泛参与的根本障碍：只要是与议题相关的各种见解，均可通过代言人的选择而成為听证会公开讨论的内容。显然，听证规模的规定，本义上是以能够容纳各种观点而非以“在场”参与者的人数，作為衡量参与广泛性的指标。反之，如果故意把持某些见解，尤其是反对意见的代言人排斥在听证会之外，那么，这样百腔一调的听证会，纵使规模再大也与广泛参与的要求背道而驰，其程序谈不上正当性。考虑到一些握有行政决策权的人员对“小规模”、“免争辩”的听证会有特殊偏爱，在听证会伊始，就必须对听证会的规模和准入条件加以阐释。程序准入规定务必遵循有利于广泛参与的原则。

2 程序性权利规定

听证程序的合法展开还有赖于程序性权利的正确行使。与听证议题的“发起权”以及听证代表的“参与权”一样，听证过程的程序性权利首先是一种“主张权”，即要求握有行政决策权的机构和人员，就某些公共事务做出决策以及如何做出决策的权利。它通过阐述自己对某个问题的主张而表现出来。当主张以权利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与一般的建议或意见有着根本的区别。对于一般的意见或建议，相对方可听可不听、可回应也可不回应。而以权利形式表现出来的主张则需要权利相对人予以回应并对回应方式负责。由于行政决策听证中的主张权是要求公权者积极作為的权利，与之相应的义务主体是公权享有者，主张权因而是公法权利。

但问题在于，享有主张权的听证代表是带着不同见解进入听证议程的。如果公权者以独断方式偏袒一些主张而抑制另一些主张，就意味着剥夺一些人的主张权而去维护一些特殊利益。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就有必要通过论辩使不同主张在相互补充和矫正中逐步趋于一致。这就需要将“平等权”作為程序性权利加以规定，包括平等的发言权、提问权、解释权、补充或修正论证权以及表达“是”或“否”的权利等。如果不能保证平等权，权力和资本就会主导听证过程，从而剥夺一些人的主张权。

从理性论辩的角度看，平等权无疑是对主张权的必要补充，它能使各种主张获得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从而成為公开讨论的对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借助平等权而展开的论辩，有利于对利益进行理性分析。在把利益提升為理性的过程中，同时也将个人主张转换為集体主张权，而惟有以集体主张权為基点，公共决策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平等权是通过公开程序中的“质疑”、“解释”、“补充论证”乃至要求“强制论证”等环节实现的。这些环节作為过滤器，能够筛除那些策略性话语掩盖下的背离公共利益的主张，使合乎理性的主张得以生成和扩展。哈贝马斯在论及公共交往程序的强制力量时明确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伪托的道德理由或伦理理由而在公众面前掩盖无法辩护的利益之类的事情，会迫使主张这个利益的人们进行自我约束，或者是在下一个场合暴露出他的前后矛盾，或者是為了维护其可信性而把他人利益也考虑在包括在相应考虑之中。”平等权所保障的公开论辩正是如此，它不仅有利于使背离公益的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暴露”，也有利于使其考虑“别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时间限制不成為充分论辩的根本障碍。

应当指出，由平等权所保障的公开论辩是围绕主张权展开的，其结果指向大体趋同的公共决策主张，因而其权利相对人依然是公权享有者，平等权因而属于公法权利。我国当前行政听证的程序在条文上保证了“代表性”，但现实中大量的行政决策听证却是组织者或强势利益集团通过策略性手段来破坏和践踏平等权的实现，这或许就是為什么各种价格听证会最后都演变成“涨价会”的重要原因。

3 程序角色规定

程序角色也是调节听证过程的一类重要规定。通过主持人、听证人以及听证代表等的角色分化，各种角色分别行使其程序性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中使听证过程得以有序展开。应当指出，行政决策听证程序中的角色分化，有别于一般司法程序中的角色分化：一方面，决策听证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特定当事人的特定争执，不存在诉方与辩方那样带有零和性质的利益对立，也无需设置控诉方与辩方之间界限分明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决策听证过程也不是在“第三方”的调解、仲裁或判决下，完成其理由证成程序的，听证主持人不扮演“审方”角色，不担负采纳证据、运用法律做出判决等责任。

从理性论辩的角度看，决策听证的角色分化更多着眼于信息供给、信息处理和信息加工等方面的责任承担。听证人与部门陈述人熟知来自政府的信息，其责任在于保证这类信息的完整、合法和公开；由不同群体所推荐的听证代表，对相关群体的意愿和需求有更深切地体验和更恰当地诠释。其责任在于保证这类信息的真切和真实；具有受邀专家身份的代表，对决策问题所面临的事实因素有更准确、更长远的了解，其责任在于保证这类信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主持人的责任则在于，通过时序调节為各类信息的交融、甄别和相互补充提供建制化空间。这样的角色分化，使听证会所传播的信息易于满足如下要求：一是多渠道、多视角所带来的信息的多样化，有助于增加信息的完整性；二是合法来源所保证的信息合法化，有助于提高信息的真实性；三是正式的公开交流所带来的信息公开化，有助于实现信息占有的平等性，可以避免由信息不对称而可能造成的弊端。这一信息背景，既為不同来源的听证代表提供了认真反思的信息条件，也為“好理由”的生成奠定了信息基础。

当然，认真反思不仅需要信息条件，还需要合适的信息加工方式。如果囿于特殊利益对信息进行选择性吸纳，那么，即使是多样、合法、公开的信息流，也难以改变独白式的论证，只不过会使其修饰得更加精巧。為此，有必要将决策听证中的角色分化与代表遴选方式的社会限制加以区别。代表的遴选可以由不同组织机构、不同利益群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分别进行推选，但作為一类程序角色，听证代表并不是“表决权委托”意义上的代理人。不论代表通过何种途径产生，都不应把“出身来源”方面的限制变成坚守某种特殊利益的理由。当然这不意味着听证代表可以完全不顾及推举或推荐他的特殊利益语境，而是应面对新的信息背景，对所代表群体的特殊利益进行认真反思，以便将其纳入公共利益之中。这要求参与者只有从第一人称复数这个扩大了的视角出发，才能将各自世界观和各种视角以既不强制也不歪曲的方式整合起来。不同来源的听证代表所采纳的正是“第一人称复数”的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决策听证的程序角色界限并不分明，更谈不上绝对对立，他们在原则上都是“参与者”。

角色分化的上述特征意味着，在决策听证中，需把补充论证、修正论证、会内互动和最后陈述等作為程序性权利，赋予所有听证代表；同时，补充论证和修正论证不但应被视為必要，而且应予以提倡。

4 程序终结规定

行政决策听证虽然不完全担负制定决策的职能，也不享有批准决策方案的权力，听证得出的结论也不像公共舆论那样以政治影响的方式发挥作用，但它却直接对行政决策进行约束，从而起着将交往权力转化為政治权力的作用。因此，听证程序必然内含时限要求和时间限制。借口时限要求而使听证会草率收场，显然有违听证的宗旨，使听证会形同虚设；而听证过程如果没有时限也会失效。听证程序的适时终结，是建制化听证的内在要求。

从理性论辩的角度看，听证程序的适时终结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与议题相关的各种主张都被详细阐释；二是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论已充分展开；三是在理由间的竞争中已生成了大体趋同的主张。其中，生成大体趋同的主张是最重要的条件，它体现着决策听证的主要功能。那些草率收场的听证会之所以备受非议，就在于它未能在充分论辩的基础上使不同主张大体趋于一致，从而為以后的决策者留下了各取所需的空间。那些涉及面宽、分歧较多的听证议题，之所以需要多次听证，也是為了通过论辩為行政决策引入较為确定的价值前提，如三峡工程在建国后经过多次的讨论和听证，最终形成了较為一致的看法才予以实施的。

应当指出，适时终结所体现的原则并不是全体一致，而是多数裁定。多数裁定当然不是理性论辩所追求的理想，但它反映了当时当地和现有信息条件下理性论辩所能达到的高度，因而属于合理推动下的中止。以多数裁定為原则所形成的结论确实具有可错性，但是，只要与可错性相联系的风险损失小于无休止争辩所造成的贻误时机的损失，这种结论就应具有约束力。即“在出现新的警告之前，在少数派使多数派信服他们（少数派）是正确的之前，具有可错性的多数人意见就可以被视為公共实践的合理基础”。当然，按多数裁定原则使程序终结，既不意味着压制少数人意见，也不意味着在新的信息条件下不可以重新启动听证程序，更不意味着多数人意见中可以包含侵犯少数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

听证程序一旦终结，听证笔录所记载的多数人主张就应获得自治的地位。不仅未进入争辩过程的主张不能修改听证结论，即使未经多数人认同的主张也不能代替听证结论。只有在有新的重大信息出现时，才可以按法定程序重新启动听证过程。对于建制化的听证制度而言，这应该是一项严肃的规定。

总之，有利于广泛参与的准入规定，有利于充分论辩的权利规定，有利于认真反思的角色规定，有利于结论自治的终结规定，构成了行政决策听证程序的四大环节，从根本上保证了听证的理性论辩特性，从而屏蔽了权力与资本对公平话语的垄断与腐蚀，保障了公共利益的生成。

[责任编辑 何菊玲]

作者：薛冰　岳成浩

我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论文 篇3：

媒体在听证会中扮演的角色

[内容提要]听证制度是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中的一种规范性程序设计，媒体参与是其题中之义，也是这一制度得以推行和完善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对媒体全程参与听证会的依据、参与途径和方式的探讨，提出媒体在听证会制度中扮演了信息员、启蒙者、监督者和教育者的功能。

2005年9月27日，一场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俗称个税起征点)听证会，再一次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听证制度上来。从2002年1月举行的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2004年底北京六大世界文化遗产景点拟涨价听证会、2005年4月举行的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到各种类型的小型听证会，短短几年时间，听证制度已频繁进入我国公民的社会生活之中。听证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决策制度，重大的内外政策出台之前必须经过相应的听证，经过长时间的论辩。在我国，听证制度的施行不过10年左右的时间，普遍推行更是近几年的事情。听证制度作为现代公共决策体制的一种规范性程序设计，自始至终就与媒体参与密不可分。听证会的媒体参与不仅是听证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听证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那么，媒体如何对听证制度实施参与，媒体在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媒体全程参与听证会的依据

1、听证(public hearing)的本意就是公开听证，听证过程的完全公开当属其应有之义。“决策听证又称辨明性听证，它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听取有关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与该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意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运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根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世界各国的听证会都规定有公开听证的条文，其中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公开为当然选择，以不公开为例外。最有效的公开即是媒体公开。媒体公开决策信息是公众参与决策的前提，公开公众参与决策辩论的过程及公众意见对最终决策的影响则是提高决策听证效果的保证。

2、信息自由原则。信息自由原则包括公众获得信息的自由和媒体传播信息的自由。决策听证会的举行是一种公众关注度很高的信息，媒体对这类信息的公开、及时传播，是尊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公众信息知情权的体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凡不涉机密的政府文件、会议记录，都必须向公众及媒体公开。与此同时，媒体对听证信息的公开，也是媒体传播信息自由的体现。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只要不是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信息，媒体都有传播的自由。

3、预先通知原则。世界各国的听证会都强调让公众预先得知听证详情的重要性，用以让感兴趣的公众能及早做好参加听证的准备。预先通知的渠道各种各样，有的采取官方宣传渠道通知，有的则通过信函通知，美国“加州法律规定，一个项目建设前，必须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举行前要提前半月用专用信封寄送会议通知到周边500米范围内的居民。”不过，最有效的预先通知渠道还是大众媒体。大众媒体的扩散效果是其他任何渠道都无法相比的。

4、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原则。公共政策能否做到公正和科学，有赖于建立和完善严密的监督体系。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是这个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公众对听证过程的监督属于社会监督，其实现的前提是媒体对所有听证程序完全公开。媒体对听证程序的公开不仅满足了公众对决策信息的知情需要，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对听证程序实施着全程监督。任何程序的不合规范，都被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

媒体如何参与听证会

1、预告听证信息。一旦决策部门决定对公共政策举行听证会，媒体就必须履行其信息告知的职能。任何听证必须在会前通过媒体公布听证的议题和相关资料，让公众有时间围绕议题方便地查阅资料、交流信息，以便向参加听证的代表传递个人观点，在决策中争取更多的利益。如全国人大决定于2005年9月27日举行个税起征点听证会后，早在一个月前的8月28日便向媒体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主题、时间、地点，并公布了听证陈述人及旁听人的报名时间、程序以及挑选原则和办法。公众通过了解这些预告信息，决定自己(是否报名参加)的态度。

2、公布听证代表挑选方式和结果。听证代表的产生程序和结果是听证会前媒体参与的焦点。媒体对此环节的参与主要表现在报道和监督听证代表产生过程及结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任何决策过程都是各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利益群体代表的广泛与否直接关系到有关利益主体平等的代表权问题。谁能在听证会上发言，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就有了争取权益的机会。参与听证的代表的产生应该是经过一定范围的群体推荐而产生，而不应是组织者随机指定。可见，代表性与程序的公正性是听证代表产生的焦点。2002年的“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大都是自上而下挑选出来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得知自己当选时感到非常意外，有些代表竟然是同事背着他们替他们报的名。2001年12月26日国家计委向社会各界征集消费者代表，对外公布的报名截止日期是2002年1月5日，而正式代表早在2001年12月30日即已产生。这些都使听证会的权威性、公证性大打折扣。媒体对代表的产生、代表的构成等内容进行报道，实则是对听证代表产生的公正性、科学性实施监督。

3、全程直播听证过程。是否对听证会进行全程直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听证质量的判断和评价。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席听证会(陈述或旁听)，电视、网络的直播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实现了公众的“场外旁听”。媒体对听证过程的全程报道(尤其是电视全程直播)，使听证会的一切程序和内容都暴露在公众面前，接受公众的监督。任何一个程序中的细小环节不规范、任何人的会中发言，都逃不过公众挑剔的目光。所以，听证会中无论是会议的程序安排、主持人的表现还是听证代表的态度及观点，都因为置于公众的目光中而不敢有半点随意。有的电视台对听证会采取分段直播的方式，对一些代表的陈述不予直播，就是强行对“场外旁听”的观众实行了“信息屏蔽”。

4、公开会议纪要并审视听证效果。听证的公开不仅包括过程公开，而且包括“听证会发言纪要是完全向公众公开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曾经属于敏感事项的记述，例如政府官员的个人意见、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等。与时同时，有关部门举行听证会后的政策建议报告，也是完全向公众开放的。”此时，媒体向公众提供信息(包括决策过程的信息)的职责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听证会上各方观点表达形成的会议纪要的公布，有助于无缘参加听证会的公众对听证各方观点得以了解，并据此判断听证各方的观点对最终决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的程度，最终的体现是看其政府的公共政策，即政府向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是否均衡合理地体现了有关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政策视角的民主理论，不只是简单地探讨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程度，而是着眼于研究参与是否导致政策结果的差异，研究参与和政策过程与政策产出的关系。”如果说听证属于决策系统中的决策咨询机制的话，那么听证的意见对最终决策应该有所影响。虽然最后决策并非在听证会上当即拍板，但听证意见影响最终决策当是听证制度的本义。“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是就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论辩过程”，如果论辩的过程无法对最终决策构成影响，论辩就失去意义，也不存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了。在已举行的许多公共政策听证会上，虽然有众多与举办者主张针锋相对的反对声，但听证后的最后决策仍以有关部门最初的方案获得通过，以至于公众普遍发出了“听证会成了走过场”的叹息声。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个税起征点听证会上，多数人的意见最终影响了决策。听证会上的20名公众陈述人，主张维持提议听证1500元的6人，主张高于1500元的12人，主张低于1500元的2人。2005年10月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经过审议，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在充分吸收立法听证会上公众的意见后，从1500元提高到1600元。

媒体在听证制度中扮演的角色

1、信息员。信息员的职责主要是搜集各方信息并予以及时传播，实现社会沟通。这种信息传播包括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不能偏废。在促成圆明园听证会的过程中，媒体对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的事实信息及专家、公众对此事忧心忡忡的意见信息进行了大量报道，这些意见信息既有关于此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的科学性评价，又有工程决策不合程序规范的公正性评价，“由于大众媒体具有信息传递的直接性和迅速性，它能快速地把少数人发现和提出的社会问题以及对政策的期望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争取更多的人对政策制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为政策制定创造良好的公众支持条件，”这些意见信息的集中报道形成舆论压力，促使相关部门召开听证会。在国家环保总局决定举行听证会之后，媒体又纷纷对有关听证会的召集信息予以及时发布，为公众判断提供信息支持。因为掌握了较为充足的信息，公众在此次听证会面前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2、启蒙者。公共决策有赖于公众的参与，公众的参与又有赖于对决策知识、听证功能的了解和认识，这些都有赖于媒体启蒙功能的发挥。如媒体对圆明园湖底铺膜防渗工程为何会破坏生态环境、铺膜到底意欲何为等内容的报道，使公众对决策对象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从而产生参与决策表达意见的冲动。同时，由于公共决策听证会在我国开展的时间不长，人们认识并不充分，因此媒体对听证会的报道还必须承担普及相关知识的职责。听证会作为一种制度，“它要求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必须按照既定的程序，同等地听取利益和主张不同的人群的意见，并在梳理和分析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而一切利益和主张不同的人们都能享有按照既定程序平等地在决策者面前陈述自己意见，用证据支持自己的意见，则是他们为法律所保护的权利。”这些决策知识的普及对于吸引公众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媒体对听证程序的介绍、听证过程的全程直播以及对听证结果的监督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启蒙者的功能。

3、监督者。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监视者，在听证问题上亦不例外。媒体的监督最突出的作用表现在听证程序的保障。程序规范是听证决策科学和公正的前提和保证，也是树立公众参与决策的信心的前提和保证，因而确保程序规范是媒体实现监督功能的重要体现。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前后，媒体从参与听证的代表构成欠平衡、听证会上代表发言的程序欠规范、听证当事人圆明园管理处的态度表现、听证会后环评单位拒接环评委托、最后决策过程太长等方面进行了高密度的全程监督，对于确保最终决策的公正性和公允性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按照各国的共同做法，听证会举行前要在媒体上公开听证事项相关背景资料，随时接受公众咨询。听证事项相关背景资料在媒体上公开的多少和程度如何，都意味着媒体对相关内容同步监督。比如，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前没有面向社会公开《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项目建议书》、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圆政字[2003]第75号文(即《关于03-04年度圆明园遗址保护整治工作拟施项目的请示》)和国家文物局及北京市文物局的批复，以及海淀区政府海政会[2004]第4号文等与听证密切相关的重要材料。清华大学法律社会学教授李楯撰文指出：公开举行的听证会的关键材料不公开，公众就难以很好地参与决策和监督政府，公众作为听证陈述人在听证上的一些发言就将无的放矢。

4、教育者。一次不规范的决策过程和结果使公众形成的刻板印象将长期影响公众对决策程序的态度，要改变公众的印象和态度，媒体的教育功能发挥不可忽视。由于以往许多关于价格调整的决策听证会大都以涨价为最终决策，听证会变成了涨价通知会，公众对听证的价值判断便产生怀疑，因而抱着观望态度。而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前后，媒体对过程的监督不余遗力，对每一步实质性进展尤其是清华大学主动接受环评任务、环评报告对铺膜防渗工程的否定、环保总局下令对防渗工程进行全面整改等内容的详尽报道，充分表明听证可能否定原方案的民主决策的功能与实质，向公众昭示了听证会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有人指出，这次听证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说，媒体与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配合默契的互动；而政府有关部门也一反惯例，积极地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三方合力，共同出演了一场‘民意听证’的‘教学示范戏’。”“这场听证会确立了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就是：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可以漠视民意，不经论证和授权，而擅自处置属于全体国民的‘资产’——不论它是物质财产，还是自然生态遗产，或者是历史文化遗产。而政府方面的某一行政举措，即便已开始实施，即便已投入了上千万元的资金，即便它完成后不会对你我的物质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只要它违背民意，只要它出台的程序不合法，公众就有权要求行政单位举行听证。”这种“范例式”的听证会的报道对公众的教育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邮编：430074

作者：何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