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管辖冲突解决措施论文

[摘要]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动力，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各种矛盾的聚焦点。组成跨国公司的各实体在经济上一体性与法律上独立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有效管制跨国公司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恰当地进行法律设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现行跨国公司法律管制机制的缺陷进行科学地分析，从而寻找克服缺陷的方法，探索新型跨国公司法律管制的模式——全球管制治理机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跨国公司管辖冲突解决措施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跨国公司管辖冲突解决措施论文 篇1：

浅析涉外环境侵权的法律适用和制度建议

【摘要】 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密切联系的同时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化，含有涉外因素的环境侵权事件也日益频发，影响范围日益扩大。虽然无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国际法规范中均有处理涉外环境侵权问题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但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新的类型和具有新的特征的涉外环境侵权问题开始出现，现有的国内和国际法规范已不能满足当下司法实践的要求。本文对现行的用以解决涉外环境侵权问题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提出一定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涉外环境侵权 冲突规范 管辖权

一、涉外环境侵权行为的定义

环境资源法上对于环境民事责任作出了如下定义：环境资源法上的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侵权责任，是因污染和破坏环境而导致他人环境权益损害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由此可以推导出所谓环境侵权行为，即是因为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自然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造成他人环境权益的损害的行为。

依据国际私法学的一般理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具体而言，即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者该权利义务关系据以发生的法律原因或事实可能具有涉外因素，则可以认定其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因此，本文认为涉外环境侵权行为可以界定为具有涉外因素的当事人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自然环境遭到污染或者破坏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的行为。

二、国内外法律规范对于涉外环境侵权问题的有关规定

关于涉外的环境侵权涉及的法律问题，最主要的是管辖的确定和冲突规范的适用问题，对此我国现行立法和国际法都作出了相关规定。

1、国内法规范

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未单独作出规定，因此在管辖问题上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一般规定，即以“原告就被告原则”作为普通管辖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以原告的住所和经常居所地作为普通管辖依据的补充，另外也规定了特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情形，并且认可协议管辖，但是并未对涉及环境侵权的问题作出特别规定。

而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适用的单行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未直接对涉外的环境侵权责任作出具体规定，仅在该法第44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的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法律所认同的涉外侵权行为的主要连结点是侵权行为地，由于这种连结点是客观连结点，最容易确定。另外，我国现行法律也承认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这一主观连结点，同时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认可适用当事人协议选定地的法律。

2、国际法规范

由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在一国境内发生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一国主体也可能因为自身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在其他国家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国际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相关条约对涉外的环境侵权问题进行规范。

在关于管辖权的确定问题上，国际上有一定数量的相关国际条约进行调整和规范。其中，既有能够普遍适用的一般性国际条约，也有针对特定问题的专门性条约。其中一般性条约如1986年欧盟《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即《布鲁塞尔公约》）和1999年的《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即《海牙公约》），都有对管辖权如何确定问题的规定，二者均采以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法律来确定管辖权的规定。同时，《海牙公约》中还认可以侵权结果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来确定管辖，另外，“不方便法院“原则和”拒绝管辖权例外”原则也在《海牙公约》中得到承认。除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性国际条约以外，还有针对特殊问题的专门性条约。这些专门性条约主要涉及核损害和核污染、石油油污损害和危险物、废弃物的转移处置。在有关核损害的管辖权问题上，一般认可以损害发生地或最密切联系地的法院具有管辖权；关于危险物和废弃物的转移和处置问题上，则更为灵活地认可多个确定管辖权的选择：一是侵权行为或结果的发生地，二是为防止损害发生或者继续扩大而采取的预防和处理措施实施地，三是承运人的惯常居所地或者主要营业地；四是在油污损害造成的环境侵权问题上，现有国际条约认可损害发生地的法院具有管辖权。这些专门性条约的共同点在于往往将这一情形下的管辖权尽量单独赋予一个法院行使。

而在关于冲突规范的选择适用上，目前国际上尚无一个统一的国际条约对其进行规定。从各国自身的立法实践来看，侵权行为地法律仍然是最主要的冲突规则。除此之外，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对受害人有利的法律、侵权行为地法和当事人共同的属人法也被作为可以适用的冲突规范。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在关于冲突规范的选择上基本采取了与国际上的多数国家一致的做法。

三、涉外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与现行规范存在的不足

1、涉外环境侵权的特殊性

在我国的环境法学理论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中，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往往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和责任的承担方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样，涉外环境侵权行为同样具有国内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又兼具自身特点。具体而言，涉外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以下特殊性。

（1）涉外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间接性。涉外环境侵权行为的间接性表现其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具有间接性，很难找到传统民事责任上那种严密、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2）涉外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长期性。涉外环境侵权行为与国内环境侵权行为一样，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短时间内的行为，而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往往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

（3）涉外环境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和损害后果具有广泛性。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的增强，不恰当的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大，因此涉外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后果往往也是较大范围，甚至成为超越两国之间的多国间的法律关系问题。

（4）涉外环境侵权行为的主体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由于环境侵权的损害结果和原因之间关系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其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也经常间隔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因为时过境迁主体难以确定的情况；同时，由于跨国公司等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企业形式的快速发展，位于不同主权国家境内跨国公司与其分支机构的关系等因素让涉外环境侵权行为的主体变得更为复杂。

2、现行的国际国内法律规范存在的不足之处

（1）单一连结点规定的不合理性。由于涉外环境侵权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往往比较复杂，且由于其因果关系的间接性，以最为常见的单一以传统侵权行为发生地为连结点来确定准据法会存在侵权行为发生地无法直接得到确定的情况，例如区域性的环境问题造成某一区域内多国的环境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通常确定直接的侵权行为发生地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出现冲突规范难以确定的问题，也容易为侵权行为实施者提供规避责任的途径，使受害人的利益无法切实得到保护。

（2）部分冲突规范确定过于灵活。以对受害人利益的充分保护为主要出发点，无论是我国的国内立法还是相关的一般性国际条约都承认多种冲突规范的确定方式，除侵权行为发生地以外，多还认可双方经常共同居所地法律、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以及最密切联系地法律等。这样的立法模式虽然为解决涉外环境侵权问题时，能够更加明确地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确定准据法提供条件，但同时也存在适用的现实问题：例如，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这样确认冲突规范的方式会增加对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同时要求当事人对可能涉及的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十分熟悉才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而在环境侵权发生以前，该侵权行为可能涉及的国家地区是当事人无法提前预计的，而对多个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均十分熟悉这一要求也不具有普适性，易影响当事人作出合理的选择或导致一方当事人被另一方当事人利用的情形；再如，通过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准据法赋予了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及从业人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涉及跨国的环境侵权案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势力强大的一方利用这种灵活性来规避责任的情况。

（3）“不方便法院原则”容易被利用成为逃避责任的途径。由《海牙规则》所确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本意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受害人利益，解决因为诉讼成本、管辖权行使不便等原因造成的不必要支出而拒绝管辖的制度。但是这一原则同样具有太大的灵活性，由于涉外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人常常出现企业与个人这样实力悬殊巨大的情况，因而这一原则同样易被强势方当事人利用以规避自身责任。这一弊端在跨国公司逃避责任的问题上尤其显著。

（4）针对专门性涉外环境侵权问题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影响力和种类不足。目前我国的国内立法还未对特定种类的涉外环境侵权问题法律适用进行专门的立法，而国际上现有的条约涉及核污染、油污损害和危险物品及废弃物跨境转移等方面，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局限为区域性条约，少有具有广泛约束力为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条约。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不断出现的特殊涉外环境侵权行为和规避责任方式层出不穷，需要新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

四、对涉外环境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相关制度的完善建议

第一，在准据法的确定上，以侵权行为地为基础，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与当事人自制原则相结合，同时考虑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对加害方的惩罚力度以及受理法院所在地的社会公共秩序进行综合考虑以作出公平合理的选择。第二，对于“不方便法院原则”等已经为生效的国际条约所认可的制度适用加以限制，减少其中过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对于司法公正的干扰，提高涉外环境侵权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公正性，减少当事人中强势一方利用制度规避责任情况的发生。第三，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与建设上，不仅要考虑有关侵权等传统民商法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同时要兼顾涉外环境侵权问题法律制度里环境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一是由于环境侵权的间接性、潜伏性和长期性特征，应在处理涉外环境侵权案件的相关程序法领域对诉讼时效进行特别规定，适用长诉讼时效以确保受害人利益可以得到切实保护；二是在进行法律制度规范的设计时，不仅应当考虑到受害方和加害方利益的平衡，同时要兼顾环境法的生态属性。第四，参考国际环境保护工作，建立一定的国际性环境侵权共同救助机制。

五、结语

涉外环境侵权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环境污染问题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更好的解决涉外环境侵权带来的纠纷，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双赢。

【参考文献】

[1] 吕忠梅、高利红、余耀军：环境资源法学[M].科学出版社，2007.

[2] 刘仁山：国际私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 王雪菲：涉外环境侵权法律适用立法建议[J].法制与社会，2008（9）下.

[4] 蔡鑫：论跨国公司环境侵权责任追究的法律适用[J].求索，2011（4）.

[5] 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6] 胡敏霞：跨国环境侵权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舒昕

跨国公司管辖冲突解决措施论文 篇2：

现行跨国公司法律管制机制述评

[摘 要]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动力，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各种矛盾的聚焦点。组成跨国公司的各实体在经济上一体性与法律上独立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有效管制跨国公司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恰当地进行法律设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现行跨国公司法律管制机制的缺陷进行科学地分析，从而寻找克服缺陷的方法，探索新型跨国公司法律管制的模式——全球管制治理机制。

[关键词] 跨国公司 法律管制

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使其逐渐形成了可以与“国家主权”抗衡的“工业主权”。如何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管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因国家管辖权的有限性，一国政府的力量无法对其有效管制，跨国公司管制需建立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自巴黎和会提出的《外国人待遇协定》以来，对跨国公司的多边管制努力，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本文着重分析现行机制的缺陷及其成因，为恰当地进行法律设计奠定基础。

一、东道国国内管制的缺陷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目标差异导致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即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两者关系较之过去有明显改善，但两者在利益冲突下的管制与规避管制的基本关系没有改变。东道国国内管制仍是整个跨国公司管制机制的核心。具体体现为跨国公司进入、经营与退出三个环节的管制措施。然而，“孤立的政府监管仅仅是一根根孤立的木条，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整体监管效能取决于这些木条中最短的那一根。”

1.政府失灵

一定意义上，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效良药。然而，国家行为本身受到“人类组织”——政府——“人为的”规则和制度结构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国内管制上的政府失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况:①不恰当的管制方式、层次和预期造成的管制无效。例如，东道国有时会迫使跨国公司采取某种新的投资安排和经营结构以满足其政府要求，结果使其要么放弃投资，要么改变经营方式规避管制。最终使政府原本能获得的技术、税收等收益受到损害。②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利益冲突，国家的利己性，使得对跨国公司的国内管制长期处于“过度”状态，客观上加剧了国际市场上国家层面的限制性和不正当竞争。

2.管辖权的有限性和冲突性

(1)有限性：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各国在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达成资源全球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战略。而一国管辖权的有限性使得国内管制能够直接起作用的领域仅限于该国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活动，无法适当地处理跨国公司的国际影响，为其逃避管制留下有利的制度空间。

(2)冲突性：跨国公司的国际关联特质，使得两个以上的国家可对其行使管辖权，更因管辖权种类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管辖冲突。各国对其国内管制措施和力度的不同，也降低了法律的可预见性，妨碍了世界市场的发展。此外，单方管制的结果必然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与跨国公司谈判的弱势地位，跨国公司进而利用这一法律冲突谋取自身利益。

可见，“跨国公司的国际关联特质”使得“没有任何单一的法律框架可以解决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对跨国公司的法律管制必然要上升到国际层面。

二、国际管制的缺陷

国际管制既是对国内管制的补充，也是对主权国家管制跨国公司行为的规范和国际协调，使得未来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关系更透明、稳定和可预期。但现行国际机制是建立在国家界限关系之上的，无论双边、区域或多边关系都发生在国家层面，是国家在跨国公司管制问题上做出的部分“主权让渡”，归根结底是国家间的妥协，因此不免存在制度性缺陷。

1.双边机制的缺陷

双边投资协定传统上被视为一国向跨国公司传达“商业开放”信号的主要工具，是国际投资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形式。然而，双边协定在管制跨国公司问题上存在范围有限、用语抽象、缺乏稳定性、统一性和保障性、谈判艰苦和义务失衡等众多缺陷。它也是发达国家借以抵消或削弱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确立的一系列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和规则的有力武器。所以双边投资协定充其量是权宜之计。

2.区域机制的缺陷

区域机制在协调区域内国家单方管制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区域安排涉及范围有限，现有的安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还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而且区域性投资法中专门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的区域安排还甚为少见。此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区域主义是对多边主义国际法制的侵蚀，部分地阻碍了全球化的进程，现有投资多边法制的相对薄弱是区域化加强的结果。

3.多边机制的缺陷

与双边和区域协定相比，管制跨国公司投资的多边协定无疑是更优的选择，它对现有投资安排不是取代而是补充。但多边机制也存在诸多缺陷：

(1)多边一级，已经制定的文件在范围和主题事项上都是专业性的;

(2)多邊机制的效力基础是国家同意。利益的冲突导致统一的多边投资协议无法达成，更因多边条约的例外和免责条款，减损了现有条约的拘束力，而且一旦多边条约的成本大于了利益，一国会选择退出条约，这也增加了条约的不稳定性;

(3)现行的多边条约偏重于对政府管制跨国公司行为的规制，而缺失直接规制跨国公司行为的规则。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强国制定规则，弱国服从规则”强权政治的影响下，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发达国家一直主宰着规则的制订，加之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也成为世界规则的潜在控制者，总是使制度变迁朝着对其有利而可能损伤东道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导致世界规则非平衡发展;

(4)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民主的缺失，是现行多边管制机制的根本缺陷。长期以来，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秩序一直为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主宰，国际经济事务谈判为国家所垄断，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被排斥在外，缺少民主参与和公众介入。具体体现在诸如信息准入、制度生成、规则实施，以及权利救济和争端解决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程序中，对各种利害相关者呈现的信息封闭性、决策内部化、实施垄断性、救济有限性等各种“民主赤字”。

三、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性缺陷

总的来说，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现行机制存在多层次性、过分依赖国内机制执行、救济措施匮乏和认同感危机等缺陷，使得传统的由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的“游戏规则”越来越难以应付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难以“对抗”日益强大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工业主权”。对跨国公司的有效管制必须另辟他径。

1.多层次性引起的效力冲突难以协调

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迅猛发展，全球平均每周就有3个以上的国际投资协议诞生。目前共有5100多个与投资有关的国际协定，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国际投资体系，还有大量国际投资协定正处在谈判或重新谈判阶段，未来国际投资协定还会显著增加。

现有多层次的投资协定由不同立法者制定，效力复杂，由此引发的相互冲突难以协调，而且数量众多，虽然也为国际投资制度的充实提供了更多机会，但也成为国际统一法制的障碍。双边协定仅对缔约方有法律约束力；区域协定效力不统一；多边协定中程序性公约如ICSID和MIGA具有约束力，WTO有关的投资协定具有约束力，而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效力看法不一。一国参加包含不同标准的各种层次的投资协议，会给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带来困惑，也不利于各国政府管制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尤其是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价值取向的文件之间充满了矛盾，甚至是激烈对抗的理念，这种状态势必延缓统一国际法制的构建。

2.执行机制上过分依赖国内机制

双边条约，无疑是坚持以国内机制直接解决跨国公司问题的典型。众多的区域安排或处于讨论中的多边文件，也试图以国内机制来解决跨国公司问题。“重国内机制而轻国际机制”，加之各国国内法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差异，使得规则只能停留于纸上，国际法制难以建立。

3.救济措施严重匮乏，缺乏程序保障

国内机制的救济措施主要体现为东道国当地救济。但在实践中，由于对东道国法律制度的公平性心存疑虑，跨国公司不愿采用东道国当地救济解决投资争端，转向其他途径解决；越来越多的双边协定给投资者提供了解决争议的多种选择，无形中减损了双边机制的保障性；区域机制则各自为政：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都设置了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效力各不相同。过多的争端解决机制容易使跨国公司无所适从；多边机制大多停留在指南、建议等软法层次，法律拘束力软弱。仅有的程序性条约ICSID的利用率也不高。TRIMs虽然已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纳入到WTO争端解决的框架内，但因涉及范围狭窄，远远形成不了有效的程序保障机制。

4.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引致对现行机制的认同感危机

当代社会是权力和诉求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现有各种主体力量和组織模式的局限之必然结果，是国际经济领域市场失效、国家失效和政府间组织失效的产物，是一种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引致了对由政府主导的现行跨国公司管制机制的认同感危机。

(1)主体结构上的失衡。现有机制可以说是完全由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宰的，体现为参加国际经济事务的谈判和决策的权力为国家所垄断，更进一步地为跨国公司所左右。信息传递方面存在透明性差、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完备等缺陷。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多元化的诉求越来越多，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越来越难以应付全球问题。

(2)“经济中心主义”的局限。受到“人类中心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束缚的现行体制，没能体现国际经济法一体化趋势，更未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内有关贸易、投资、金融、竞争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制度脱钩现象严重。现行机制未将“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社会立法”联系在一起考虑，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的“社会倾销”现象。

(3)秩序模式上的利益分配不均。现行机制本质都是“权力导向”模式。国内层面体现为政府垄断了制定有关跨国公司管制法律的权力，甚至未曾纳入议会审查和司法审查的视野中；国际层面上体现为各国实力的不均衡引致的国际组织决策过程中强权色彩浓厚。“强国制定规则弱国遵守规则”导致利益分配极为不均。WTO争端解决机制虽具有“规则导向”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诉求。但仍不能很好地解决“国家中心主义”的问题。

综上所述，现行国家和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机制不能够满足全球化时代对跨国公司外部性问题管制的客观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在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内寻找“柳暗花明”的出路——建立在全球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全球管制治理机制。“全球管制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内在的包含了法治、同时又超越了法治的跨国公司管制模式，超越了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严格界限，侧重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监管跨国公司过程中的参与、合作、交往、互动的伙伴关系和网络体系，必将成为未来跨国公司管制机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钟伟:跨国公司发展对国家监管的挑战，《科学决策》2001/3

[2]杜文中著：《界限经济与市场主体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版，2页

[3]陈东著《跨国公司治理的责任承担机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版，61页

[4]王贵国著:《国际投资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281页。

[5]盛斌著：《WTO与多边投资协议》，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版，141页

[6]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版，51页

[7]崔健著:《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75页

[8]王彦志: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中国国际法学精萃》2003卷，280页

[9]王彦志: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中国国际法学精萃》2003卷，285页

作者：贾　琳

跨国公司管辖冲突解决措施论文 篇3：

推动WTO改革的中国方案及相关建议

摘 要：近年来WTO改革面临三重危机，一是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二是有关国家滥用WTO安全例外条款增加关税，三是有关国家采用单边措施无视WTO多边规则。中国方案立足于“公平”和“发展”问题，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站在维护多边主义的高度审视WTO改革问题。建议首先从WTO现实危机开始，逐渐针对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进行改革，增加不同发展阶段成员的协作水平，缓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提升WTO创设新议题的能力。

关键词：WTO改革 中国方案 多边机制 争端解决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全面参与WTO各项工作。目前，WTO自身谈判进展缓慢，机构运行效率亟待提高，贸易政策透明度也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中国有必要支持对WTO进行必要改革，帮助WTO解决当前危机，回应时代发展需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一、推动WTO等多边机制改革的中国方案

由于美国民主党一贯的主张和拜登本人的政治倾向，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回归了多边主义，相对于特朗普，对WTO改革方向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但是，此前拜登一直表态支持WTO总干事候选人韩国人俞明希，尽管上台之后迫于国际压力同意了尼日利亚籍候選人奥孔乔—伊韦阿拉出任WTO总干事，但是拜登政府对新出台的终端解决机构人选依旧持有反对意见，公开表示“美国对其职能继续存有系统性的疑虑”，明显表现出将会继续干涉WTO改革事务的态度。另外，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并未撤销特朗普实施的对华加征关税措施，乐于顺势继承特朗普这一“政治遗产”。未来美国仍将是影响WTO改革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方案要坚持依靠多边，努力争取共识，维护WTO宗旨和原则，体现开放和包容的特点。

（一）WTO等多边机制改革的目标

近年来WTO改革面临三重危机，一是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二是有关国家滥用WTO安全例外条款增加关税，三是有关国家采用单边措施无视WTO多边规则。特别是2019年12月，由于美国阻挠上诉机制遴选，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之后，推进WTO改革进程更加刻不容缓。

中国方案的基础是坚持WTO的宗旨和原则。早在2018年11月，中国就提出了WTO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为WTO改革的中国方案奠定了基础。中国方案的核心是坚持WTO基本原则和宗旨、支持多边贸易规则、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改革方向。面对21世纪国际局势的新情况以及出现的诸多新问题，WTO应当做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回答，所以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历史形成的WTO重要原则以及一些基本遵循不可改变，WTO争端解决机构、高标准经贸规则等问题需要在改革中强化，使其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形成更为行之有效的约束，而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WTO更不能成为某些国家推行排他性规则、搞小圈子的试验田。

中国方案的核心是积极主动做大蛋糕。WTO作为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三大支柱之一，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从GATT到WTO，为与时俱进，WTO尝试了多次大规模改革举措，但是1999年西雅图WTO部长会议的失利、2003年坎昆部长会议的无疾而终，都预示着WTO的根基已经受到多方面的巨大挑战。而多哈回合谈判历时近20年，除2015年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等少数几项新协定之外，在反倾销、反补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边境后规则”等核心领域没有重大进展，这种僵局突显了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及WTO的发展困境。近年来WTO改革经历了更大的挑战，以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为标志，WTO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同样认为WTO要想保持运行效率，需要与时俱进。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反对借WTO改革之机，排斥和损害其他成员国利益的图谋，更不接受动辄就威胁退出WTO的讹诈行为。作为WTO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捍卫者，中国主张帕累托改进型的改革，改革应考虑到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发展利益，而不是个别成员谋取私利的途径，WTO改革的核心应是“做大蛋糕”和维护共同利益的过程。

中国方案的目标是争取共识，维护多边体制。目前国际上对WTO改革有三种不同路线，一是美国提出的“互惠”或“对等”贸易原则，美国政府认为WTO现行体制对美国不公平，导致美国在国际经贸交往中长期处于大规模入超状态，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国企补贴、劳工保护标准等问题，WTO规则不能给出必要限制，而且争端解决机制超越权限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裁决，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WTO规则必须按照美国所谓对等原则进行根本改变。为此，美国不惜多次动用成员方权力阻止WTO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致使该机构运作几近瘫痪。二是中国提出的“三原则五主张”，主张在WTO固有原则和框架内进行完善升级，结合新时代的特点，与时俱进地解决WTO改革问题。三是以欧洲、加拿大、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为代表的中间派。这些国家一方面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主张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国企补贴等方面与美国持有相似观点，认为WTO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尽管这些国家不认同美国瘫痪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但是认为改革进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美国意见。观察这三种路线我们可以发现，美欧日并不是铁板一块。美国认为WTO在争端解决机制、推进贸易谈判、发展中国家地位、规则透明度以及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等方面均存在问题，需要进行颠覆性改革，必要时可以推倒重来。为此，特朗普政府推出了“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拜登政府虽然不可能在理念上认同特朗普，但是目前并没有推出成系统的新举措。

而欧洲和日本虽然在国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与美国建立了高度共识，三方七次发表联合声明统一立场，但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政府持续阻挠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法官任命，依据国内法加征关税等做法使得WTO面临实质性危机，这引发了欧盟的强烈担忧。

欧美曾经共同主导形成了国家贸易领域的多边体制，但是相对于美国，欧盟更加重视国际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即使在特朗普政府的制裁泰山压顶之际，仍强调对多边规则秩序的尊重。欧盟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横行之际率先提出WTO改革方案，其主张包括：强化对“扭曲市场”行为的监督;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实行“灵活的多边主义”，推进诸边谈判;提高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和透明度等。中欧都是贸易摩擦的受害者，美国更试图通过WTO改革议题围堵中国，欧盟也陷入被迫“选边站”的困境。在这样的形势下，中欧携手推进WTO现代化改革，促进国际贸易秩序从“关税战”逐渐向“规则博弈”转变，才是突破全球治理困局的关键所在。长期而言，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在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立场问题上发挥桥梁作用，同时双向扩大市场准入，将全球经济增长的蛋糕重新做大，共同致力于打造下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点。

（二）WTO等多边机制改革的站位

中国的WTO改革方案立足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关注“公平”和“发展”问题，力争赋予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灵活性和政策空间，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改革方案把WTO改革放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下，增加了两者的相关性，以推动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WTO改革方案不仅着眼于帮助WTO解决暂时的困境，还关注WTO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关注WTO本身的运行机制改革及未来的发展议题，以维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第一，要高举自由和公平的旗帜。对等贸易从来不是WTO的核心精神。1934年美国的《互惠贸易协定法》强调的是“互惠”，也即互相让步，达成妥协，从来没有关税减让幅度必须对等的含义。将“互惠”曲解为“对等”，只是美国为自身利益进行的诡辩而已，同时也违反WTO精神。中国要在维护WTO权威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高举自由和公平的旗帜推动WTO改革，公平贸易更多强调自由开放，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提高经济一体化水平。

第二，要支持开放的诸边主义。从目前的国际贸易实践看，WTO包括封闭诸边协议、开放诸边协议和多边协议等多种协议方式，这就带来了如何处理诸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问题。封闭的诸边协议有利于推动区域贸易一体化，同时不想参与进来的旁观者国家既不获利，但是也无需付出代价;而开放的诸边则既可以旁观又允许其他国家搭便车，前提是搭便车行为对创始成员方的利益没有较大影响，从本质上说，关贸总协定在发起之初就是一个开放的诸边协定。但是，也有一些声音认为诸边协议过多，会造成多边体制的碎片化甚至分裂，破坏多边体制的完整性。但是从实践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WTO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这些协议方式，乌拉圭回合谈判把很多诸边协议多边化，同时也有政府采购协议等没有能够成功多边化，但是并没有对不加入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中国作为WTO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应该努力通过支持开放的诸边主义推动新议题和新规则纳入WTO框架。

第三，积极参与WTO现代化改革，是中国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的多边贸易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导致多边贸易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先后退出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反全球化问题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首先，多边管辖范围不断拓宽导致原有全球治理体系不堪重负，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其全球治理的投入与收益越来越不成正比，而世界范围内新的治理难题又层出不穷;第二，不断增多的参与者和关注者对现有运行机制提出嚴峻考验，例如在WTO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直难以平衡，南北差距在多个方面呈现扩大趋势;第三，国际机构职能不足、缺位、重叠以及效率低下、管理不充分、缺乏明确分工机制等因素，使得WTO所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正在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第四，区域主义流行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一定的威胁;第五，贸易与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全球化带来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不可调和;第六，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反全球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系统性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终极方案，对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具有指导意义。我国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出发，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努力管理协调好中美之间、东西之间、南北之间、不同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分歧和冲突，积极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推动WTO现代化改革。

第四，开放包容是中国方案的核心。中国对WTO改革的建议建立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相对其他经济体提出的改革意见，中国的建议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日内瓦当地时间2019年5月13日，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WTO）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文件在“三原则五主张”的基础上，丰富深化的了相关内容。该文件指出，WTO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最理想渠道，多边进程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佳路径。中国递交的改革意见更加强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强调包容性。同时，也对美国、欧盟等经济体所关切的竞争问题给出回应，也即坚持贸易和投资的公平竞争原则。正如文件中强调的，中国方案倡议坚持WTO改革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关于非歧视和开放两个核心价值，体现出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站在全球发展的角度上，用整体的视野给出务实、具体的主张。例如，在完善贸易救济领域的相关规则方面，中国就如何进一步澄清和完善WTO补贴、反补贴与反倾销相关规则，防止贸易救济措施滥用和误用，消除歧视性规则和做法，维护发展中成员、中小企业和公共利益，给出具体的操作建议。此外，中国还在文件中提及，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措施、不符合WTO规则的单边措施以及对现有贸易救济措施的误用和滥用，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影响了WTO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的利益。

中国站在维护多边体制的高度审视WTO面临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与美国等国家不同，中国方案并不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事实上，大部分的WTO既有规则和程序依然运行良好，整个贸易体系仅仅需要在边缘上进行渐进改革。中国方案在WTO改革具体行动领域的第四点着重强调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其中还提及坚持贸易和投资的公平竞争原则。这实际上是中国践行“竞争中性”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待遇、竞争主体等问题明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鼓励发展中成员积极承担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能力相符的义务;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公平竞争。在市场中，遵循规则实现公平竞争市场是关键原则，不能根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设立不同规则，制造新的不公平。目前美欧日等经济体提出关于市场的一系列标准并不是WTO的管辖范围，WTO的成员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贸易规则之外再设立标准不切实际，也有违公平。特别是在“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议较大，问题极其敏感，达成一致较为困难。

（三）WTO现代化改革的路径

面对WTO现代化改革的诸多问题，我国可以分层次、分步骤地加以解决，本着先易后难、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原则，争取最大共识，利用多边机制推进WTO改革不断深入。可以按照解决生存危机、运行机制危机、发展危机的顺序，渐次解决WTO现代化改革面临的多方面问题。

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向双方都能接受的共识规则方向改革。一方面我国需要进一步扩大自身开放，包括对内对外开放和进一步降低货物关税等。同时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降低关税。也就是说，中国要首先以身作则，向高标准国际规则迈进，为发展中国家做出榜样，以便促进发展中国家整体扩大开放水平，争取跟发达国家形成更多共识。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跟发达国家的关系，需要推动市场化，也即进一步推动市场体制趋同，处理好补贴、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等问题，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解决WTO现代化改革问题。首先，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WTO面临的三大生存危机;其次是被诟病已久的运行效率低下问题;最后是WTO未来发展问题。这三个问题从易到难、从近到远依次排列，应该成为WTO现代化改革的基本路径。

第一步，解决WTO面临的三大危机。WTO三大生存危机是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滥用WTO安全例外条款增加关税和采用单边措施无视多边规则。目前争端解决机制停摆问题解决已经取得初步进展。2020年3月27日，欧盟与中国、加拿大、挪威、巴西、新西兰、瑞士、新加坡等15个WTO成员就《多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协议达成一致。参加各方就仲裁员名单达成一致，成功组建了由10人组成的仲裁员库，并联合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作出通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利用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5条规定的仲裁程序，处理各参加方提起上诉的争端案件。欧委会贸易委员霍根表示，协议兑现了各方1月在达沃斯部长级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承诺。虽然该协议只是临时替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宜之计，但充分证明了欧盟和众多成员的共同信念，即在危機时期的最佳选择是合作。各方承诺将会一道继续努力优先恢复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同时也希望其他WTO成员能够临时加入这一开放性安排。该安排保证了贸易争端能够通过公正和独立的裁决得以解决，对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制度至关重要。虽然目前为止《多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仅仅是个临时性的诸边措施，还没有形成多边机制，但是这一行动为后续彻底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虚设问题提供了思路，表明通过诸边推动多边是解决WTO改革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欧盟是《多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标着这中国与欧盟在维护多边机制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为中欧未来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引领WTO现代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是美国滥用WTO安全例外条款、采用单边措施无视多边规则的受害者。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决定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全面征税，税率分别为25%和10%，当时欧盟、韩国等经济体受到美国相关措施的严重影响，很多国家后来还被迫跟美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同意对美出口钢铁和铝实行配额制;在2019年日美贸易谈判期间，特朗普不断放话表示，不排除未来对日本汽车征收高关税，用以威胁日本;虽然拜登上台之后开始着重团结传统盟友，但是并不排斥将关税作为重要政策工具，未来是否会针对盟友挥舞关税大棒还在未知之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在与相关国家结成同盟，争取共识，通过共同推进诸边或多边机制建设对抗美国打压遏制。

第二步，解决WTO运行机制危机。主要问题是WTO贸易谈判、争端解决等机制严重缺乏效率。由于WTO的谈判机制存在较大缺陷，严重影响了各国贸易谈判顺利进行，一是协商一致规则弊端较大，虽然确保WTO采取符合各方利益的一致行动是其核心要义，但是往往造成谈判进展困难，多边机制无法推进。二是“单一承诺”规则缺陷严重。这一机制规定在所有议题取得广泛一致之前不能达成任何共识，这样虽然能够促进有诚意的谈判方之间相互妥协，促使较快达成一致，但是就多哈回合整体效果而言，单一承诺规则造成谈判没有达成预期效果。争端解决机制则表现出审议程序长、效能低、审理拖延等诸多问题。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争端解决机制需要在90天内促成仲裁。在2011年以前，如果90天内无法得出裁决结果，机构会在取得双方同意之后，增长审议和裁决的时间。但是2011年之后形成一种随意拖延处理时限的制度惯性，不尊重相关规则，造成案件审理程序过程冗长拖延。未来，中国要联合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争取更大共识，通过双边诸边机制，逐渐影响多边规则。特别是欧盟与中国在诸多议题上立场相近，应该是中国争取支持的重点对象。

第三步，解决WTO未来发展问题。尽管改革思路和方案内容不同，但对于WTO改革的必要性，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在解决了WTO生存危机之后，未来发展问题就将提上议程。事实上WTO体制已不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特点，自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已严重阻碍WTO发挥多边贸易体制功能。但对于WTO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学者之间尚有争论。结合当前形势以及未来可行性考虑，WTO应当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围绕总干事以及秘书处的职权、透明度、现行决策机制这三项基本制度尽快深化改革。未来发展的重点是利用多边机制推进WTO改革不断深入。在联系紧密的全球价值链中，通过制度协调解决冲突是重要议题。例如在双边合作领域中保持多边合规性，避免对区域合作领域、多边合作领域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双边规则不能与多边规则形成冲突，不能搞小圈子，更不能“另起炉灶”，要积极通过多边贸易体系来进一步消除中美双方的隔阂，解决在双边领域当中的分歧。需要注意的是，WTO改革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而短期内WTO还面临上诉法庭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中国也曾与欧盟等WTO成员国共同提交过两个提案，但迄今为止尚未发挥太大的实际作用。中国目前首先要做的是遵循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类WTO规则，针对WTO规则不健全的部分进行进一步谈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虽然美国等要借WTO等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对我国发难，试图把我国未来发展纳入西方规则框架体制中去，但中美之间仍要管控分歧、管理冲突、和而不同，要合作推动WTO改革前行而不是倒退。

二、推动WTO改革的相关建议

改革WTO的重点应是优先处理危及其生存的关键问题。首先，应扩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话语权，调动发展中国家参与WTO的积极性。WTO改革尤其应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

其次，给WTO地位一个更加清晰的确认。WTO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本身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国际组织。这种“先天不足”令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无法像其他国际组织那样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总干事及秘书处给外界的印象与很多国家的期待有所差异。尽管随着WTO的建立，法律地位问题得以解决，但传统的观念并未完全消失。

再次，WTO自身组织体系必须适应时代发展。WTO是一个典型的“成员国主导型”国际组织，总干事和秘书处只是被动执行的角色，仅是“协调人”和“发言人”，这使得WTO成为国际组织中的“另类”。

最后，扩大WTO管理的对象和范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制的工作聚焦于降低关税、推动市场准入。新形势下，WTO应将焦点从降低关税移至规制成员国国内政策和立法，更好地行使管理国际贸易职能，与时俱进地推动边境内规则的建立和完善。

（一）改革内容整合建议

短期内改革WTO可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强化总干事和秘书处职权。加强总干事和秘书处推动规则制定和贸易谈判的权力。考虑改变WTO历任总干事主要来自发达成员的惯例，从发展中成员中选拔新的总干事。二是扩大透明度。建立起与各成员国议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制定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规则，增强决策和争端解决的透明度。三是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在大原则下可考虑采取权重投票，提高决策效率。对涉及WTO基本原则和重要规则的重大决策，当全体成员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达成共识时，可采取权重投票方式。在改革决策体制过程中，始终尊重少数持反对态度成员国的利益，特别是在采取权重投票方式作出重大决策时，对那些持反对立场的成员国予以该项义务豁免。

中长期而言，一是大力推进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机制改革。为了增进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应加强对区域贸易安排的约束，协调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关系，有效监管区域贸易安排，降低区域贸易的负面影响。在成员国充分参与的前提下，保证多边贸易谈判整个程序更加公开透明，让发展中成员更好地了解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协调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发展中成员内部的利益关系，尽量避免在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形成多个关注各自利益的小集团，加大协调的难度。

二是加强国际智库与商界企业的联系。中国智库应建立起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民间论坛，同时建立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度较高的贸易政策顾问委员会体系;加强国际智库合作，建立圆桌会议、午餐会等交流机制，推动各国智库信息交流与知识分享。

三是推进WTO与区域贸易协定协调共进。WTO规则被CPTPP等新一代经贸规则所超越。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并不拥有新一代经贸规则的话语权，享受不到实际利益，反而因区域贸易的排他效应而受损。可依托WTO谈判平台，将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中国有重大需求的新议题纳入WTO谈判议程，并发挥协调者和引领者的作用。第一，支持诸边方式达成电子商务协定。第二，重启对贸易与投资议题的谈判，探索在现有协议中增加投资章节或专门谈判投资协议的可能性。第三，提出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针对全球价值链的务实、包容新规则，特别是建立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核算的国际合作机制并修订现有《原产地规则协定》。第四，推进《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农业协定》中的相关规则修订谈判，重启或引入不可诉补贴条款。通过在WTO改革过程中发出中国声音，让取得的成果反过来影响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增加中国话语权。第五，加强边境内措施的研究和对标，提高环境、劳工等相关问题的认识水平。第六，建立规范诸边协议谈判制度，将诸边协议纳入WTO框架。

从过去WTO谈判的经验来看，由诸边逐步推动到多边协议可能会成为WTO改革的现实路径。中国应当争取与欧盟、加拿大等“志同道合的成员”取得“最大公约数”，更加有效地推动WTO改革。

（二）外交措施支撑建议

发挥好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作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处理WTO改革中与美欧日的竞合关系。

建立多渠道的沟通对话机制。虽然美国把我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欧盟也把我国作為体制竞争对手，我国应从大局着眼，从战略高度管理协调好中美、中欧、中日等关系，妥善处理分歧。在中美、中欧、中日之间建立定期和不定期、正式和非正式、官方和民间多渠道沟通对话机制。

加强领导人外交，与欧日等WTO改革较多共识的经济体建立和加强贸易工作机制。2018年7月中欧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国与欧盟贸易工作组成立，目的在于中欧联手对抗美国降低WTO等多边组织影响力的图谋，重新塑造自由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国应仿照此模式，寻求与日本等与中国在WTO改革问题上具有较多共识的国家建立双边贸易工作机制。

以G20为平台开展诸边外交，推动中国方案逐渐成为共识。2018年的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和2019年的G20大阪峰会都将WTO改革作为重要议题提出，在维护多边主义问题上凝聚共识是G20峰会的重要目的之一。中国应该将G20合作机制作为推动WTO改革的主路径和我国参与和引导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平台，可推进建立G20常设秘书处，以中欧、中日为重点，以二十国集团为整体的协调机制，讨论和寻求解决WTO改革中份额、话语权、投票权等问题，推动建立责任与权利相匹配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

（三）机构运作支撑建议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已经出台，主要推动者是欧盟、中国和加拿大，没有美日参与。因此，虽然仲裁安排的设立为参与方进行贸易争端解决提供一定保障，但是重启上诉机构还需各方同美国进行激烈博弈，这一前景仍然扑朔迷离。各参与方在部长声明中承诺，将继续推动解决上诉机构遴选僵局作为优先事项，此安排仅是一项临时替代措施。未来中国要联合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以此临时安排为抓手，逐渐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转。一是尽快正式将该临时安排作为WTO改革动议列入WTO讨论议程;二是争取更多支持，凝聚更大共识，努力通过多边主义理念争取拜登政府的配合与支持;三是推动以我为主构建地区治理合作平台和多边合作机制，以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环境保护等领域为突破口，争取更大话语权，推动诸边谈判逐渐走向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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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

作者：李浩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