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制改革与发展

第一篇：中国税制改革与发展

深化税制改革与加快企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刘晓婷

【摘要】：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最重要杠杆之一,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生产和发展。每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总是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财政需要相适应。然而,形成于10年之前、运行了10年之久的中国现行税制,同其赖以依存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相匹配已成为共识,日益表现出与经济全球化下现代企业发展的不适应性。若不对税收制度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税收制度肯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箭在弦上。 本文从现行税制与企业发展的矛盾入手,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必要性。根据入世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影响和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民经济改革方案和企业体制改革方向,设计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应对风险能力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模式。 除结束语部份之外,全文共包括六个章。 第一章导论,简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论文结构。 第二章阐述我国的税制发展过程。 第三章深入分析现行税制结构的特点和存在问题。 第四章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和国情,剖析我国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 第五章简介国外税制改革的内容、经验和启示。 第六章详细阐述税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税制改革 税收征管 企业发展 博弈分析

【学位授予单位】：华侨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

4【分类号】：F812.4

2【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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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导论8-1

1一、研究背景与意义8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8-9

三、论文结构与创新9-11第二章 我国税制历史回顾11-1

3一、1953年税制改革1

1二、1958年工商税制改革1

1三、1973年的税制改革11-1

2四、1979-1993年的税制改革1

2五、1994年税制改革12-13第三章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13-25第一节 现行税制结构的特点13-14第二节 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14-2

5一、现行税制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适应性和差异性14-20

二、从博弈角度看我国税制改革中的问题20-

21三、宏观税负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21-2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深化我国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25-30第一节 税制改革的必要性25-26第二节 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26-30

一、两大进程决定新税制改革应有全球化视角27

二、税制改革全球化视角包含的六个方面27-28

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具体原则28-30第五章 国外税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30-36第一节 欧美国家税制改革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30-3

3一、减税30-

31二、扶持科技开发

31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31-

32四、启示32-33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经验及启示33-36

一、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总体比较33-3

4二、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34-36第六章 深化我国税制改革的策略与内容36-53第一节 税制设计36-37第二节 税种设计37-4

4一、增值税改革37-40

二、企业所得税改革40-

42三、个人所得税改革42-44第三节 费改税44-45第四节 加强税收征管45-48

一、税制优化必须考虑征管因素45-46

二、税制优化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46

三、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税制结构的优化46-47

四、具体措施47-48第五节 总结与展望48-53结束语53-54参考文献54-57后记

第二篇：深化税制改革服务发展大局

深化税制改革 服务发展大局来源： 《求是》 期号： 2013/24 作者： 王 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

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对深化税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为更好发挥税收在服务发展大局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充分认识深化税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我国现行税制基本框架是1994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构建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税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完善，对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积极深化税制改革，将为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提供强大动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科学完备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中税制是否科学完善、是否能够有效实施，直接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深化税制改革，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改革，而且有利于增强国家财政实力，规范政府与市场主体分配关系，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税制仍不完全适应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要求。主要是：一些行业还没有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一些消费品还没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调节消费和促进资源节约等方面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资源税改革有待深化，环境税制缺失，不能完全满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近年来的税制改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形成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税收制度安排。

促进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要求相比，现行税制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税收调节机制尚不完善;直接税比重偏低，影响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待增强;财产税制不健全，对财富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迫切需要积极深化税制改革，缓解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融入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现行税制不完全适应促进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主要是：税制建设的国际化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宽，税制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国际税收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拓展，维护我国税收权益和保护跨境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任务十分繁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措施尚不完善，难以适应不断扩大开放的新形势。要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增创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二、准确把握深化税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决定》对今后一个时期深化税制改革作出部署，我们要全面深刻理解，精准把握要义。

保持“两个稳定”。《决定》中有两句话很重要，一是稳定税负，二是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这是税制改革的基调。稳定税负，就是要在总体上保持现有税负水平，并根据完善国家治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要求，对税负进行有减有增的结构性调整。这既有利于保证必要的财政收入，满足政府有效履行职能、增加人民福祉的需要，又在总体上不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稳定市场预期，不断激发创新和创造活力。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既可以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关系，又不会影响地方财力，有利于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落实税收法定。这是税制改革的原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决定》关于税收法定的要求，将掀开税收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新篇章。具体说来：一是完善立法。税制改革要于法有据，使深化税制改革具备健全的法律保障。需要立法的要积极推动立法，需要制定条例的要制定条例，需要修法或修改条例的要抓紧推动修改。一些重要改革措施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要不断提升立法层次，推动将一些税收法规规章上升为法律，提高法律效力等级。二是规范优惠。《决定》提出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法治化是成熟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将从根本上解决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问题，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统一，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根据《决定》要求，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三是正税清费。《决定》提出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在房地产税、资源税改革中也涉及费改税问题。推进正税清费，将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改为税，不仅使其更规范，而且符合税收法定原则。正税要以清费为基础，费不清则税难立。在资源税、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改革过程中，都要大力推进费改税，取消不合理收费，规范政府收入行为。

优化税制结构。这是税制改革的要点。具体要求：一是要加大间接税改革力度，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税收具有的调控经济职能，决定了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按照《决定》要求，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特别是明年要继续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在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实施，进一步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更好地发挥其引导社会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的积极作用。二是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促进社会公平。根据我国现行税制中间接税比重过高的状况，要按照《决定》要求，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完善财产税制，伴随经济发展相应提高直接税比重，并完善税收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三是要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财力。完善地方税体系对于形成地方稳定的收入来源，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发挥税收调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要按照《决定》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调节财富分配，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加快资源税改革，逐步将资源税拓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建设美丽中国。

支持全面改革。这是税制改革的责任。各领域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税收制度是支持各领域改革的重要工具。《决定》提出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体现了税

制改革支持各方面改革的精神。在《决定》全面实施过程中，还会不断提出这方面的新要求。要按照《决定》精神，加强税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衔接和配合，在不断深化税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支持各项重点改革。

三、全力推进深化税制改革部署的落地生效

税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方方面面通力协作，也需要税务部门全力投入其中。要积极完善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改革方案制定科学完善，改革任务落实取得成效。

统一思想认识。税制改革已到“深水区”，牵涉面广，不可避免涉及利益的调整，难度很大。要深入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做到与中央同心同德，按中央要求矢志笃行。要秉持公心、正确面对，勇于突破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束缚。要坚定信心，全力打赢深化税制改革的攻坚战。精心设计方案。税务部门要加强与财政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精心设计税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分项、分步实施方案，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必要的实证分析和评估论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注重统筹协调，切实增强科学性、现代性、操作性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既要坚持顶层设计，从整体上谋篇布局，又要尊重群众首创，鼓励大胆探索创新，最大程度聚合改革的正能量。要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推动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竞争力、话语权、影响力。

完善征管体制。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要靠有效的征管作保障。《决定》指出，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这是保障税制改革顺利实施、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客观要求，主要任务是完善国税、地税征管职责划分办法，切实提高税收征管效能，同时必须积极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打造税收征管模式升级版。《决定》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这为从根本上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提升征管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有利契机和可靠保障。要按照《决定》要求，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优化纳税服务为基础，以推进税收管理平台建设和国税、地税间及其与外部门的信息共享为抓手，促进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变革与创新，使税收征管工作转型升级，实现现代化。要推进《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生效、执行，加强国际间税收情报交换和信息共享，提升跨境税源管理水平，优化对“走出去”企业的服务与管理，强化国际税收交流与合作，提升税收征管国际化水平，保障国家税收权益。

认真抓好实施。要逐项明确落实税制改革的责任，有计划、分步骤、稳中求进推改革。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扎扎实实、不停顿地把税制改革推向前进，同时及时化解实施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使改革干一件成一件，一件接着一件干，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发展动力。要加强监督检查，抓好跟踪督办，确保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做好税制改革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重大认识和热点问题，为顺利推进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

第三篇：公共财政与税制改革

作者：汤贡亮

07-05-0

5汤教授首先指出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点体会，即财政税收和法学联系非常紧密。因此，他认为财政税收的理论研究应当和法学研究联系起来。其中，经济学家吴敬链和法学家江平联手创建的上海经济研究所，是探索这两者结合的一个先驱和榜样。

汤教授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关于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财政的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阵容及其实行机制、公共财政框架完善以及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等问题。第二，基于税收在公共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当前分布实施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公共财政的相关问题

汤教授认为尽管公共财政的相关内容存在诸多方面争议，但是总体看，公共财政具有其道理，个人赞同这个提法。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有特定的论述。该论述要求分步实习税制改革，并具体提出了实施分步税制改革的八项具体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国家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以及整个财政制度。

汤教授认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以市场失效和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为标准。因此，只有那些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和公共财政应当介入。由此，导出公共财政的介入领域范围。

(一)公共财政的特征和应当介入的领域

公共财政的含义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新的机制和新的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 公共财政的基本点包括：

(1)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2)公共财政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3)非营利性的财政;

(4)法制化的财政。

公共财政涉足于公共领域。从一般的角度讲，公共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1)第一个层次：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支出、公共服务;(2)第二层次：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完善等;这两个领域都是公共服务应当介入的领域，也是公共财政应当涉足的领域。(3)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应当联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看。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 比发达国家需要介入的领域更多，某些私人资本在一些领域无法介入。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市场失灵领域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三层次。

(4)我国特有的国情：地域广 阔、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公有制经济比重大，改制改组的难度较大，必须政府介入。我国的经济发展国情构成我国公共财政的第四个层次。

(5)另 外，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的范围还涉及到宏观调控领域。

(二)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机制

财政的范围由政府的只能决定，同时这两者以一定条件下经济体制为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 经济管理管理职能。基本职能直接配置资源和间接调控私人配置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稳定经济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拉拢经济 体制的能力完善经济发展的能力，完善经济体制的能力、法制的能力，对外宣传的能力等八项。政府的这些职能规定着财政职能运行的方向，规范着财政职能的范 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的暂行定位，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性财政。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公平分配职能和稳定社会发展的 职能。除了这些传统职能之外，对应政府的职能的转换，财政职能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构建。

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至少包括：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构建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票款分离、收支两条线的支出管理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协调机制;实行权责化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管理信息制度。

关于税收和公共财政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建立和规范以税收收入为主，以辅助化收入为辅的财政体系。税收收入是基本内容，制度化收费处于辅助地位。采购成为新的金融工 具。公共财政应当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因此，公共财政改革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其中税费改革是关键和难点。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在总体上税收制度应当保持较 高中性，它对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保持税收的中性要求依法治税。税收制度也成为财政制度的中心。第三，在公共财政下，政府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政府提 供的是个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无需偿还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税收成为公众取得公共服务的对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公共收入 的基本甚至唯一的形式。此外，还应当考虑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共财政的直接来源是公众提供的税金，因此公共财政应当保障纳税人的正当权 利。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目的。

二、 当前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几个想法

(一)税收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依据

1、应当把中国税制改革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下，放到世界性税制改革背景下分析。关于世界性税制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世界税制改革有三大理论依据：公平课税论、最优课税论和财政交换论。对于该三项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汤教授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区分性借鉴。

关于公平课税理论。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收益原则和课税能力原则。理想的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宽税基。既要强调横向公平，又要强 调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应当以公平税负理论为依据。但存在一

定问题。税费加上无法统计的制度外收费大约占 30%。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

关于比较有分歧的最优课税理论。汤教授应当承认其在世界税制改革中 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最优课税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两种财政税收理论。其中强调的最优商品课税、最优所得课税、以及最优商品课税和最优所得课税 的最优搭配值得我们思考。尽管该理论中的很多假定并不存在或者有一些前提，但是这种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比如，应当注意到产品的需求弹性和税率的关系。对 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应当征收较高税率。这些思路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再如，最低边际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都应当低一点，应当选择合理区间，这样一个视角具有其价 值意义。应当注意税率的调整和效率的关系。此外，维克里较早提出中性税收的思想，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汤教授认为，把税收的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等 细化一下，可能就推断出最优课税理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个人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导致劳动者的逃税动机，另外这样的边际税率在实际中很少 得到运用。因此，最优税收理论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

关于财政交换论。财政交换论和法制已经宪法经济学联系较为紧密。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不良政府行为。政府从公民哪里获得财产应当如何限制?汤教授主张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 动的宪法法制，对政府权力实施宪法上的约束。税收设计属于宪法问题，税制改革应当属于立宪性问题。税收法定原则等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主张应当约束预算和平 常所讲的政府权利来源于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理论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权利来源于宪法，立宪原则还涉及到许多公共财政思路：公债、预算、政府采购、转移 支付等。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财政交换理论的核心——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有其道理。

2、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汤教授还从经济全球化态势和十六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可以看出我国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国际层面上的税制改革应当考虑到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问题、居民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问 题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看到我国税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国税制改革还应当考虑如何按照国际惯例经济贸易区域化、国 际税收协调等对国际税收产生影响，并最终如何和国际进行接轨，怎样和国际减税浪潮协调。另外，汤教授认为现今倡导的税制改革并非新一轮税制改革，而应当是94年税制改革的后续部分。

(二)关于现行税制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加快增值税暂行试点工作。中央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移试点工作。对当年新增加的机器设备中所包含的税进行试点，范围并不是很大。汤教授认为，不应当因为局部过热而延迟增值税试点工作。目前投资过热有结构性原因。因此，既然主要的行业都已经试点了，其他的行业应当改革。另外，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向全国较快推开。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采取分步到位办法。其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应当进一步降低。

2、关于两法合并问题。两法合并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关于两法的名称，主导意见仍然采用《企业所得税法》的名称，但在条文表达中体现法人所得税的精神。但也有有人提出一步到位，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现行企业所得税界定纳税人的关键是实行独立经济

核算，其弊端日益显露。因此，尽量与会计制度保持一致，以减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纳税和征税的成本。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大体的倾向是在25%左右。

3、加快消费税的调整问题。前段时间，官方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进行辟谣。汤教授认为，消费税应当加快调整步伐。选择性强是消费税的特征。消费税和现在经济发展不 相适应。因此，应当完善消费税，适当提高消费税基。对于某些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源稀却性的，国家垄断性的，资源不再生的，倾向于适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破 坏环境等的，也应当提高一些税率。对于小汽车，老百姓都认为高档的消费品等并且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可以适当扩大税基。对于化妆品等应当作出不同的调整。 对于某些高消费性行为有人主张开征消费税。在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

4、农业税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现阶段的农业税制改革提出了基本思路。汤教授提出建议，全国范围内是否可以加快在三年内基本上取消或者全 部取消农业税?其观点是，按照现有进度，三年内可以完成农业税改革。但是，关键在于配套改革以及农业税改革后续问题。难点在于农业税的配套改革。汤教授的 第二个建议是统筹规划，加快配套改革。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国家财政的充裕、农村基层政府的改革和机构的精简是配套改革完善的三个条件。第三，还应当及早研究具 体方案，推进制度创新。方案和步骤是在三年内取消农业税、统一研究税制问题、五年之后推进城乡税制的统一。如果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有人主张农业商品增值 税，或者有选择性的征收所得税，以上设想应当调查确认。农业税制改革解决的两个难题是征收机关和农民打交道和如何进行计税核算和评定。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 思路，即不直接对纳税人直接征税;尽量避免农户的经常核算，采用粗线条定下征税的数额和征收土地使用税。

5、汤教授还对于当前税制改革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物业税和财产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问题、出口退税问题和税收立法权的下放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和税制改革的难点问题。

第四篇：关于我国税制改革与实践的思考

吉林工商学院财税学院小论文

关于我国税制改革与实践的思考财政学1140102号曹木贤摘 要：税收制度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国家政治权力运用法律手段，按照固定标准强制，无尝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的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在为政府履行职能、筹集收入的同时，通过合理的税制设计，可以调节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而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国际税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拓宽税基简化税制、减轻税负、突出环保、强化调控，其中，税收宏观调控和税收中立并重是最基本特征。其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在于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绿色税制、改革完善主要税

种等。

关键词：税收制度 税制改革 国际税制 方案

一、引言—— 什么是税制改革税收制度是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税制改革，是对税收制度的变革，有两种形式：一

是指对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既定税收制度的某些不完善之处进行修补，二是指对税收

（一）税收制度与改革

制度的重新构造。当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商品税为主、所得税为辅和其他税种为必要的补充的混合

税制模式。在这种的税制结构下，地方税源主要来自于投资形成的工业企业流转税，并

且各地产业结构呈严重趋同现象。基于这种弊端，地方政府总是试图操控价格、产出和投资，此种行为方式往往类同于经营一个大企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成为最划算、最省

（二）我国税制结构

力的地方发展模式，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三）我国税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格局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确立起来的，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

和国内经济发展，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而税收在发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解决收入分配、促进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调控经济过热或过冷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

缺陷。目前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仍为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税收1．税收调控经济的功能还比较弱

在引导企业技术升级、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仍有缺陷。

2．税收的法治化程度较低为防止政府公权对私人产权的肆意侵犯，民主国家一般均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即“有税必须立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的原则，并且这一原则大都写入了宪法。

而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仅为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找不到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相关规定。从理论上讲，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和税收程序法的基本方面，均由立法机关立法，税收征管程序中的具体问

题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从我国目前各税种的法律层次来看，大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

二、国际税制改革基本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纷纷对税制结构进行调

整，出现了所得税比重下降，社会保险税和一般商品税比重上升的趋势。进入21世纪

（一）税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以后，税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呈加快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方各国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一些国家在税制改革中相应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措施的运用，造成了税收收入规模的下降。以所得税为例，大多数发达国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在削减低档税率的同时降低最高税率。降低所得税

（二）拓宽税基、降低税率，各国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

率造成的收入损失，又通过扩大所得税税基而得到部分补偿。

一般情况下，政府课税的税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消费，而政府无论对哪种税基课税，都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资本的税负高并不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特

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一国对资本和经营所得课征高税， 就会导致或加

剧本国资本以及所得税税基的外流。因此，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降低资

（三）减轻资本税收负担

本的税负。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均出现资源过度使用引发的资源

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 税收是政府矫正负外部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通过相关的

（四）加强税收的环境保护功能

税收可以达到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国际税制改革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目前，从我国中央税收收入结构看，过多依赖于增值税；从地方税收收入结构看，

主体税种不够明确。因此，首先，应加快现行税种的改革，在增值税转型的基础上，不

断提高所得税比重。其次，将现行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

统一开征物业税。最后，开征一些新的税种，主要是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与税、环境

（一）税制结构进一步优化

保护税等。

（二）要重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完善流转税

我国的税收制度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流转税在税制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税

制结构最大的缺陷是公平性有所欠缺，但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流转税来缓解这个矛盾。可

以考虑采取以下两个措施：一是，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二是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加大征收力度。

（三）完善绿色税制 绿色税制，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环境保护目标，而筹集环境保护资金，强化纳

税人环境保护行为征收的一系列税种，以及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中，

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税种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车船使用税等。这些绿色税收收入占国家总税收收入的8%左右。虽然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其力度远远不够。因此

宜在现行的税收体制中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

一方面调整现行的资源税，根据资源的价格适当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另一方面，引进新的环境税，如排污税，同时加大对环保工程和绿色投资项目的税收优惠力度。

四、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各项应税所得重新界定

应当将主要的收入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及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经常性和连续性的收入合并在一起，实行1．综合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

而以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为代表的特殊收入及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

等不能经常和连续取得的所得，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中分离出来。股息、红利、偶然

所得等仍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在实现环节征税，仍可实行代扣代缴制。特许权使用费、

财产转让所得可作为财产税的组成部分，在其相关权属转移合同签署的同时，进行纳税。这样做，即不减少我国的总体税收收入，又能简化征缴程序，提高征收效率，提高监管2.分类所得税制

效果，对纳税人来说，降低了自行申报的复杂性，个税自行申报将更加简便易行。

（二）逐步推广个税自行申报制度

目前，我国个税主要采用源泉扣缴法。当纳税人取得应税收入，由收入的发放者作

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然后集中向税务部门缴纳，这样将个税税源控制责任由税务部

门转移给扣缴义务人，导致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收入信息无法全面掌握，使个人所得税

税源的监控处于无序状态。同时，在源泉扣缴方法下人们获得的是税后收入，主要关心

自己最终拿到多少钱，倒淡化了自己被扣缴了多少税、将来这些税款怎么使用，这就降

低了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自行申报则拉近了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直接联系，有利于培养1.源泉扣缴法人们的纳税意识，以及更好地行使和维护纳税人权利。

2.个人应缴税额

各项应税所得重新界定后，纳税人自行申报时只需将个人取得的上述五种收入进行加总，进行费用的扣除，再选择相应的税率即可算出个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股息、红利、偶然所得，在实现环节征税，实行代扣代缴制，保证了国库的收入，避免了税款的流失。而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在权属转移合同签署的同时，即合同双方取得相应的权力的同时缴纳税款，即强化了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力，

又实现了税款的征收，实现了税收的高效率。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减少了个税应税项目，减少了征收管理的范围，降低了工作的强度，就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用到监管的其它方

面，可以提高税收工作的效率，得到更好的效果。

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发挥其有效作用的前提是掌握纳税人，尤其是高收入个人的收入情况，即有效地实施税源监控。理论上讲规定个税自行申报，有助于培养纳税意识；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推进个人所得税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税制过渡创造条件。但现阶段立刻全面推广个税自行申报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应率先在国家公务员中推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然

后在大型企业、上市和控股公司以及垄断型行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中推广，当老百姓3.税源监管的平均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税收制度可以向全民“自行申报”扩大。

（三）逐步过渡到以家庭为纳税单位（1）家庭总收入比个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相

（2）在一些发达国家，个税的申报是根据纳税人的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费用扣除

（3）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观念非常重，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成为调节

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因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

上。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允许将家庭部分支出如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总人口1．税收征收以家庭为主同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更好的实现收入、税负的横向公平。额。纳税人可以选择以个人身份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个税申报的。

的医疗支出、保险及养老支出纳入扣除范围，以鼓励夫妻合并申报。2.以家庭为纳税单位要克服两个难点

（2）是税务机关还暂时做不到对纳税人的家庭信息进行逐一核实。尽管如此改革（1）是会削弱或扭曲目前广泛实行的代扣代缴制度，

会增加征管的难度，但税制的这种改革方向更能体现 “以人为本”的原则。

（四）调整生活费用扣除额，降低税率

（1）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并不是指个人取得的全部收入，原则上应当是对净所

得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根据纳税人所得的情况分别实行定额、定率和会计核算1.对净所得征税

三种扣除办法，其中对工资、薪金所得涉及的个人必要生活费用，采取“定额扣除”的（2）费联动调整机制，每年根据物价上涨水平和社会生活变化情况调整生活费用扣除额，同时，将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支出和纳税人未成年子女、老人及无生活能力且无救

2.征税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调整生活费用扣除额应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工资调整情况及物价指数变

化情况，建立联动机制。目前对生活费用扣除额是否应该采取一刀切的问题，学术界存

（2）实事求是来讲，中国各省市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基本生活费用存在较大差异，应当允许各地区确定不同的生活费用扣除额，不应该搞一刀切。但问题是一旦允许

各地区生活费用扣除额进行上下浮动，各地区往往就会不受任何制约，往往会超过浮动

（3）2002年以前个人所得税是地方税种，那时法律上允许存在搞一些地方差异。

2002年后个人所得税是共享税种，为了保证税政、税权的统一性，也为了尽可能使纳税

（4）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将家庭负担的医疗、教育、住房、保险、养老等重要支出，

3.全新的税率体系

如果我国的税制设计真正实行应税收入重新界定、并且允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

（1）应将纳税人的各项应税所得加总，仍然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因为超额累进税

率的设计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水平，收入越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也越多，从而使中低收（2）现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个人最高边际税率应确定为25%－35%为宜。

借鉴国际经验，税率的级数不应超过5档。可以考虑两档税率或实行三档税率，实行两办法。济补助的需赡养亲属的支出纳入到扣除范围内，以真实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在争议。的范围，使地方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反而加大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差距。人的税负比较公平，统一的生活费用扣除额是相对正确的做法。以家庭人口数量为系数，进行一定比例的扣除，减少因此出现的不公平程度。报，那么就需要设计一套相应的全新的税率体系。入者负担较少的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负担较多的个人所得税。

档税率分别是10%和25%；实行三档税率分别是10%、20%和30%。

五．完善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

1.国家和各地方应制定与征管法配套实施的法规、规章和范性文件，从而大体形成

了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为“母法”，以税收征收管理各专门法和单行法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税

2.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征纳程序必须在法律上作出具体、明

（一）建立了税收征管法律体系收征管法律框架。确的规定；

3.坚持依法征管原则，就明确要求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则必须由国家的法律加以确

定，要提高税收征管立法层次。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条件。强调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以及

（二）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4.税务机关有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但同时也设定了采进行税务检查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履行必要的手续。

1.纳税人权利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必要的保护。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在规定了

2.主要表现

（1）规定了税款延期缴纳制度。

（2）建立了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不当造成纳税人损失的赔偿制度。

（3）延长了纳税人申请退税的法定期间。

（4）赋予了纳税人对复议的选择权等。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时，也明确了纳税人享有的合法权益。

（三）建立了税收法律责任制度

1.对偷税、抗税、骗税、欠税及偷税罪等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具体的规定。

2.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促进公平税收。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地的发展，这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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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陈云与新中国税制演变

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调整

税收是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良好的税制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新中国的新税制在总结老解放区税制和清理旧中国税制的基础上得以建立，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推动了新中国税收的统一与调整。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作为中财委主任，陈云看到了这种趋势并在工作中进行了安排。

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由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陈云在会议上指出：“目前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我们应该逐渐增加税收的比重。”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对税收工作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更是大力推进新税制的建立。1949年11月24日至12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简化税制、增加税收的方针，拟订了统一税政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根据国家财政形势的需要，决定对全国各地税种、税则、税率迅速加以调整，以达到全国税政的统一。12月8日，陈云在会议上指出：“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增加税收。这是最好的办法，不但解决了财政需要，而且在与农民的合理负担上需要这样做，同时税收可以经常回笼货币。因此，关于增加税收的提案，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致通过。一九五○财政概算中，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点四，税收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两项几乎接近平衡，其他企业利润收入，贸易收入，那是很少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不被重视的税收收入，今天已提高到第二位，仅次于公粮收入，而且二者相差的距离很小，这是应当的。不但这样，我们还要求在一九五一年内二者取得平衡，并要税收超过公粮收入。”他进一步指出：1950的财政概算中税收任务的完成，“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与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各地党政机关必须切实加强对税收的领导来完成这一任务。今后应该把财政工作放在主要议事日程内，特别是税收”。

对于税制不统一的现状，1950年1月6日，陈云同薄一波在联名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全国财税情况作了说明，并指出，全国财政上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继续决定：税收法令不统一，农业负担办法全国有30余种，征免范围、税率高低也各不相同，工商业税法是一个大城市一个样子;负担不平衡，农业税西北较重，工商税东南较轻;财务行政不统一，制度很不健全，收支无确数;开源节流已引起各级领导注意，但轻税思想和开支浪费现象仍很严重。这为实行进一步的财经工作的统一作了准备。

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个税种，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个部分)、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使用牌照税。此外，还有各地自行征收的一些税种，如农业税、牧业税等。后来在具体执行中，对一些税种又作了一些调整。例如，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城市房地产税，将特种消?M行为税并入文化娱乐税(新增)和营业税，增加契税和船舶吨税，试行商品流通税，农业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立法。薪给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始终没有开征。

1950年3月1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座谈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解放前，把税叫作苛捐杂税，税收人员被人看成‘灰腾腾’的。现在要改变这种思想，同时再派得力干部做税收工作。一个县里最重要的是那么两个人，一个是县长，一个是税务局长。”对税务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予以强调。

此后国家加快了统一财经的节奏。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由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出：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68〕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69〕、工商税〔70〕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如在2月底尚未建立国库者，统限于3月中建立好，并代理地方库业务。3月起所有税款逐日入库。离库较远之镇市，则由各地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时间按期入库，禁止延期缴库及挪借行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是全国财政开支、经济恢复所需现金的最大来源。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陈云当时为《人民日报》就统一财经问题写的社论指出：“这些统一在今天已经必不可少。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

1950年10月1日，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的文章。文章指出：“税收工作，更加缺少经验。1950年初所规定的税务章则，在统一税务方面是前进了一步，但有不少方面既不便于工商，也不利于国家收入，经过政府与工商界合力修改，才纳入正轨。”对于新中国成立一年来的税收工作作了初步总结。 陈云与1953年的税制修正

经过3年恢复时期的努力，中国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从工商税收情况分析，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即工商税收的绝对数，虽然在3年中是大幅度增长的，但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1950年工商税收为23.6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36.2%;1951年为47.5亿元，下降到35.7%;1952年为61.5亿元，又降低到33.5%。国家经济在发展，而工商税收所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这引起了财经工作领导的注意。

由于公私关系和经营方式改变引起的税源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税收计划的完成。税务总局在《1952年全国税务工作报告》中指出，1952年的工商税收，从数字上看，勉强完成了任务，收入为计划的100.75%，但占全国税收约70%的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地区，都没有完成计划。从税种上看，货物税、棉纱统销税、私营营业税、临时商业税和利息所得税未完成计划。其中货物税完成92.2%，私营营业税只完成82.4%。影响税收计划完成的因素，除物价下降和货物税中有些商品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外，主要是私营企业的营业税与营业额没有得到同步增长。这就影响了税收计划的完成，出现了商品流通扩大，税收相对减少，税制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新情况。

增加税收是“修正税制”的根本目的，而降低征税成本、缓和“五反”后与私营工商业的矛盾，则是“修正税制”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同时，1952年底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调整商业，也显然带有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活力、活跃市场的目的，“修正税制”自然要反映中央政府的这个意图。

经济发展引起税源变化的状况，不仅财政、税务部门感到需要调整税制结构，有关部门也要求修改税法。当时，商业部和合作总社就一再反映，商品流转环节多、税负重，还影响到订货、包销业务的开展和对私营企业的领导问题。在1952年6月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代表会议的提案中，也提出了减少纳税手续、简化税制的建议。

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所作说明中说，税制修正方案，首先，是根据“保证税收，简化手续”的原则拟订的，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对工商业税现行条例作若干修正，并重点试办商品流通税。其次，是把其他各税裁并税种、调整税率，并开征轻微的个人所得税。会议决定，两个文件自1953年1月1日起施行。从批准到施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对一次涉及面如此之广的税制改革，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时间又比较紧张，税制修正中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并不是很适当。因此，在新税制公布后的很短时间里曾引起过一些混乱。周恩来在讨论吴波作的关于税制的若干修正问题的说明时，主要从合作社税收问题上予以肯定税制修正，他指出：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修正后的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这是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应靠改善经营。不仅合作社，国家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优待而不注意经营的情况。取消优待后，将会促使合作社“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经济核算制，努力改善经营方式，扩大推销面，加快资金周转，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此，这种修正是必要的”。

由于准备不足，沟通不?颍?新税制在实践中引发了一定的混乱，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毛泽东就新税制问题在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中，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猝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修正税制引起的强烈反响和毛泽东的信使得这次税制改革成为全国党政工作矛盾焦点。1953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进一步指出：新税制违背了二中全会的路线和《共同纲领》的路线，写了社论一篇，说它完全平等，资产阶级马上热烈拥护，共产党至少也得热烈拥护。税制报告没有批准，应作大的修改。这里，毛泽东把税制修正问题提到了违反党的路线的高度，大大提高了税制修正问题的严重性。

195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检查了财税工作中背离总路线的错误，指出修订后的新税制变更纳税环节，把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私人批发商免了税，人民日报社为宣传新税制而写的社论中，又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些都违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在税收政策方面要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规定，实际上有利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在几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国家，税制改革影响到各个阶级、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相互间的关系，也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必须十分慎重。他对由于工作思路不同而上升为路线问题的做法给予了回应：“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

陈云讲话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讲话。8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作结论讲话，指出：近四年来的财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近半年多，在财政、商业、金融部门领导上的错误很突出，但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是路线错误。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新税制的错误在于它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这个错误与张子善的问题不同，它是思想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同时指出：“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就大大减轻了税制修正参与者的压力。

9月8日，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就修正税制问题作了总结说明：“修正税制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修正税制呢?去年九月财经会议时，看到了一种趋势，即国内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数量增加了，而加工订货的税收与进货跟出货的税收不同。加工订货只按销货额收百分之几的税，进货与出货是把税加在一起收，这样进出货收税多，加工订货收税少。因此，加工订货增多了，税收方面反倒出现了减少的趋势。看出这种趋势是必要的、正确的，提出办法来补救也是对的。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认真考虑。当时有两个办法供选择：一个是采取修正税制的办法，另外一个办法是在卖价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国营商业机关的上缴利润。应该采取第二个办法，但是却采取了第一个办法，即国营商业加工订货，要按一般的买卖关系多纳一道批发营业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时把这叫作‘公私一律’，口号就是这样来的。由此推论下去，加工订货，产销见面，就可以走掉一道批发营业税。那么，可不可以把批发营业税统统移到工厂去缴?当时就是这样拟定的。这样，既然把批发营业税划到工厂里去缴，是不是还收批发商的税呢?照理说，不应该收了。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给大批发商免了税。所以，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9月14日，陈云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5次会议，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对修正税制工作进一步作了补充说明。由税制修正引发的风波趋于平息。

简化税制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税收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国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19.1%上升到1956年的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根据当时的统计口径，公有制经济已占92.2%。

“大跃进”与“文革”时期的税制简化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国家相应进行了税制改革，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简化税制。1958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要求改革税制的呼声增多。顺应这种要求，中国进行了以简化税制为中心的大规模的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统一税，甚至一度在城市国营企业试行“税利合一”，在农村人民公社试行“财政包干”。

1958年4月11日，在国务院第75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时，陈云讲道：“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给了下面这么多权利，是不是会乱，需要给大家讲清楚：

(一)目前这种改进，有利于发展生产。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税基本不变。

(三)改进税收，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目前我们的工业都是国家的，这部分没有问题，而针对个人部分的改进，则有利于反对资本主义，限制不利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四)不影响物价的稳定，对消费者没有害处。在这些原则下面，给地方一些机动权，对工作有好处。”

《规定》指出，国家税收管理体制改进的原则是：“凡是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管理的税收，应当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若干仍然由中央管理的税收，在一定的范围内，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机动调整的权限;并且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税收办法，开征地区性的税收。这样，就有利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更好地运用税收这一工具，采取必要的鼓励和限制的措施，促进生产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并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开辟财源，增加积累。”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简化税制已经成为必然。1958年9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由国务院公布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这次改革后，中国的工商税制共设9个税种，即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屠宰税、利息所得税(1959年停征)、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娱乐税(1966年停征)和牲畜交易税(无全国性统一法规)。其他税种还有：农业税、牧业税、契税、关税、船舶吨税。1962年，为了配合加强集贸市场管理，开征了集市交易税，1966年以后各地基本停征。“文革”中的1973年，又进行了一次简化税制的改革。

推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制改革

计划经济时期，陈云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四大平衡，其中又以财政平衡为主的思想观点，并在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实行各方面的改革成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行国家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让利，在财政体制方面对地方政府实行不同类型的包干制，中央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弱化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职能，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权威。

在陈云看来，中国财政赤字的要害问题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中央财政是否平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看，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一五”时期高达77.7%，此后中央本级财政收入虽然大幅下降，但由于当时中国的财政体制保证了地方财力向中央的上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水平仍占一个比较高的比例。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解放初期一九五三年，中央财力占百分之七八十，地方财力所占比例很小。现在中央财力的比例大大缩小，地方财力的比例大大增加。今年提出的冻结和集中，反映了这个客观现实。”

陈云对改革开放特别是财经领域的改革给予了关注和支持。1981年9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但要看到，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改革复杂。内部的相互关系，外部的关系，都比农业复杂。”“财经问题上面不同的意见是经常有的，肯定不会没有。各省站在各省方面来看，各部从各部的角度来看，中央要‘刮’钱就是了。所以，全局与局部的矛盾是经常有的。”陈云讲话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通过改革解决全局和局部的矛盾。

1982年1月，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座谈时指出：现在大部分资金还是分散在地方和企业里。可以考虑年年搞一点国库券，中央财政再向地方收点税。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今后20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同时又指出，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陈云指出：“为了给后十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这实际上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适当集中中央财力的思想。1983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这几年，有些地方和部门，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把资金分散了。中央手里的钱，除去行政、科研、文教、国防的经常费用，剩下的可以说办不了什么大事。这次有劳在座的‘各路诸侯’跑一趟，把口袋里的钱再拿一些出来。否则，像现在这样下去，四化没有希望。”

国家在税收工作中，吸收了陈云的思想。国务院于1984年9月18日批转了财政部《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同时，发布了有关税收条例(草案)，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税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盐税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并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保留税种，暂缓开征”，“屠宰税、烧油特别税、建筑税以及奖金税等，仍按原规定征收”。此后，国务院又陆续发布了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包括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和事业单位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特别消费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等税收的法规。

198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由原来适应产品经济的单一税制，转向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发挥调节作用的复税制;由原来的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向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新的税制体系，从而使中国的工商税制步入新的轨道。税制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中央对税收制度的控制，增强中央政府的财政控制能力。 陈云与分税制改革

随着财政包干制的深入，“两个比重”问题愈加突出，出现了中央被迫向地方财政借款的现象。“从1981年到1989年的9年间，中央财政通过1981年和1982年向地方借款和1983年的借款进基数的方式，共从地方取得财力422.16亿元。”

中国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加强中央的综合平衡能力，对于促使各地区比较均衡地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陈云主张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保持25%为宜，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以保持70%为宜，但这并不意味中央要花满70%，比如花50%左右，余下20%左右还是帮助地方来做事的。中央掌握大头，可以多办些大事，而且可以有计划地来帮助地方。这是陈云当时提出的一个关于财政“两个比重”的度。

中央财政占比的不断下降，导致中央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下降，经济运行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恶性通货膨胀及抢购现象的出现。另外，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相互作用，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风险。

1988年10月，陈云在同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特别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他再次表达了对财经工作的关注。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的税制改革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市场机制的角度来看，要求统一税法，简化税制，公平税负，促进竞争。从国家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要运用税收等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体现产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保证财政收入，并配合其他改革的推行。从国际的角度看，中国税制应当借鉴外国税制的先进经验，遵从国际惯例，以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1992年6月，财政部开始在9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进行分税制试点。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大包干”等办法相比，其着眼点就在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集中中央的财力，它也是国际上使用比较广泛的财税体制。在分税制试点成功的基础上，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指出，实行分税制将大大增加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有利于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这一做法与陈云关于中央要适当集中资金的思想是相符合的。

1994年2月9日，陈云谈到分税制的施时说：“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分税制的实施，增加了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也使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得到了一个大的提升，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2%，1993年下降到12.6%。分税制实行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1993年为22%，1994年上升为55.7%。之后，基本上维持在50%左右。这使得中央政府集中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资源，中央财政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和调控余地，中央的经济权威得到了切实的加强，保障了国家经济运行的快速平稳。

总体上看，陈云对新中国税制的改革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他引导了国家税制现代化的进程，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保障国家各种职能的正常履行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