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责任能力范文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受“有病无罪”观念的错误影响，长期以来法学领域很少开展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研究 ，致使形成
“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态势，忽视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笔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美国司
法精神病学近几十年的变迁，以此为参照，发表了对精神病人犯罪研究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精神病人;犯罪;辨
认能力;控制能力;刑事责任能力
【中图分类号】d919.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1—0s12—06
research on ability of tak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a m entally disordered patient.he tian.southwest uni—
vetsity of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400031.
【abstract】law breaking of a mentmly disordered patient has been seldom research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domestic
legal field because of the incorrect conception of acquittal by reason of mental illness. consequently， psychiatrist has
replaced judge to determine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guilty or not.at the same time，the public safety was neglected.
the author simply introduces the american change on forensic psychiatry over recent decades and expresses some owdopinions
on above problems.
【keywords】mentally disordered patient，crime committing，cognitive ability，control ability，ability of taking crim·
inal responsibility
前言
国内一些人对刑法有关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规
定存在认识误区，错误地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精
神病患者因为在主观上不具有认识能力，所以，精神
病患者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
论其行为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结果，都不负刑
事责任。①简而言之，就是“有病无罪”。加上我国《劳
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
所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不属于管理范
围.这样“有病无罪”的观点好像理由更为充足。受此
观念的影响，不少法律人士对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
研究不屑一顾，误以为那仅仅是鉴定医生涉足的领
域，致使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处于滞后状态，危险性
精神病人给社会带来的创伤长期得不到很好的综合
治理
精神病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对没有辨认能
力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不追究刑事责任，既
是人类社会认识能力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当今世
界重视法治精神和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我国法制
建设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走上正轨，司法精神病
学系统研究始于那个时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美
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控制犯罪法》，这个法律对精神
病免罪辩护的基本政策是“从严掌握”。对比之下，
我国的“精神病免罪”则是从无到有，自从有此规定
开始，一直是“从宽掌握”。这样做必然带来两大不
良后果.一是精神病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成了
社会的隐痛.公共安全受到了极大的侵扰;二是罪犯
诈病的事件屡见不鲜，更有个别诈病成功者公然叫
嚣自己有“杀人执照”。②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器。起着平衡冲突各方
利益的作用。对精神病人违法的认识和处理须兼顾
[作者简介]何恬(1958一)，汉族，女，重庆人，医学学士，法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学和鉴定工作。
tel：13368202658：e—mail：hetian@swup1.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05jazh019)。
① 刑法的认识理论对司法鉴定刑事责
任能力的借鉴与影响。http：//www.sod.gov.cn/newsview.asp?nid=446&class：50，2004年1
2月搜索
② 刘海明：《精神病鉴定证明缘何成了“杀人执照”》;载于《检察日报}2002—07—03。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l4卷(第1期)
作案精神病人和
社会两方面的利益。司法精神病学
是法学的分支学科，具有精神病学和法学交融的复
合特征，在处理相关的各个案件上单靠其中某一学
科的专家来操作难免顾此失彼。遗憾的是，长期以
来我国司法实践中，精神病患者是否具有认识能力，
主要由临床精神科医生加以鉴定，形成了“精神病学
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现状。①一旦某
位犯罪嫌疑人被鉴定医生诊断为精神病，不管他是
否达到了法律精神病的程度，不管他是否仍然有危
险性，往往是一放了之。我国法律对这类精神病人
虽然有强制治疗的规定，但法律对因经济来源不足
不能进行强制治疗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却未有规定。
加之公安机关受超期羁押的限制，无法长期拘押他
们.所以这些人很容易成为“累犯”，对公共安全构成
了极大的潜在威胁。
一
、我国当前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识上
的误区
犯罪是以行为人具有主观罪过与客观行为为构
成要件。主观罪过又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基础。
精神病人对自己的作案行为有无认识能力，部分鉴
定医生常常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单一地考察病人的事
实行为，只要发现被鉴定人有达到精神病诊断标准
的精神异常，便不问其他情况，以点带面地下“无刑
事责任能力”的结论，对那些作案中正常的精神活
动，部分鉴定医生不是毫无觉察，而是用“实质性的
辨认能力受损”通通给否定了。尚需指出的是，由于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所以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
的判断习惯于类型化拟定，非个别考量。目前，许多
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改变这一传统习惯。②不少鉴定
医生遵循此常规，当鉴定犯有数“罪”的精神病人的
刑事责任能力时，仍然以点带面地代替一桩一桩
“罪”具体分析，否则认为一个人在此事上有刑事责
任能力，在彼事上无刑事责任能力是件自相矛盾的
事情。例如，一患精神病的现役军人，因受病态信念
的左右，开枪打死数名战友，逃跑途中路经岗哨，恐
值勤哨兵阻拦即开枪击毙对方。有鉴定医生认为被
鉴定人对前面的行凶行为没有辨认能力，但对后面
的行凶行为有辨认能力。相当多的鉴定医生却持相
反的意见。长期以来，后一种意见已经成为一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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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看法。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种刑事责任能力的
类型化认定方式成了对人不对事，难怪个别别有用
心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精神病的鉴定证明后叫嚣
自己有“杀人执照”，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留下了精
神病人犯法后有“免死牌”的烙印，这似乎隐含着精
神病人可以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
其实我国刑法并未规定“有病一律无罪”。对“犯
罪”的精神病人该不该负刑事责任是有条件限制的。
我国刑法l8条第l款规定，对产生危害后果不负刑
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
为前提条件，也是医学条件，即为精神病;③ 第二个
条件是医学和法学相结合的条件，即辨认能力或者
控制能力丧失。前一个条件是纯医学问题，宜由具
备鉴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做出临床诊断，后一个条
件中混合了医学和法学两方面的内容，宜由鉴定医
生和法学人员共同联合评定。鉴于此，法学人士研
究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问题责无旁贷。
二、国外有关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规定
医、法两界人士研究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目
的是解决病人作案时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到底
怎样。法学人士选择哪条路径着手研究值得一提，
这儿不妨简单了解一下美国司法精神病学近几十年
所经历的转变，也许从中可以得到不少启发。
美国对精神病的辩护最先采用的是麦克·纳顿
条例(m’naghten rule)，该条例仅涉及病人的辨认能
力问题(即患者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者虽然了
解但不知道自己的作为是错误的或违法的)，不含控
制能力问题。后来逐渐在许多州又增加了不能控制
规则(irresistible impulse rule)。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人的心理能力包括两种能力：一种是认识能力，即理
解行为性质和知道行为对错;另一种是意志能力，即
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若缺乏认识能力， 自然没有
控制能力;有认识能力，不一定就有控制能力。精神
病人常常有上述的一种能力或者两种能力损害，所
以，后一规则关于精神病辩护的范围宽于前一规则。
1954年，华盛顿地区联邦上诉法院在审理德赫
姆案件时认为，“如果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是精神疾病
或者精神缺陷的产物，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这就
是鉴别精神病的德赫姆规则(durham rule)。该规则
①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2月28日发布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纠正这一现象无疑有益匪浅。
② 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③ 这里的“精神病”系从广义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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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扩大了精神病免罪辩护的范围，反对者认为，
由于陪审团根据这个规则掌握不住鉴别标准，因而
只得依靠精神病学专家的鉴定，造成“精神病学专家
统治审判”的背离司法原则的现象。另外两个副作
用是，医院病房很快充满了“生病的和装病的”，就同
一案件医学专家们的意见往往也是不一致的。197
2年该联邦上述法院自己放弃了这一规则，转而接受
“模范刑法典规则”(mmc rule)，它也称实际能力规
则(substantial capacity rule)，这个规则是：第一，如
果一个人行为时因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而缺乏评
价其行为是否犯罪或者缺乏使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
的实际能力，则不负刑事责任;第二，在适用本条文
时，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这一概念不包括仅仅表
现为反复进行犯罪或者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心理变
态。①
美国公众长期对精神错乱辩护持不理解、不支
持的态度，曾几度出现废除精神错乱辩护的呼声。
1981年辛克利案件宣判后，导致全国范围内精神错
乱而无罪(ngri)法律条例的修改：(1)收紧精神错
乱无罪辩护的范围。国会颁布的“改革条例”强调：
“被告人在作案时不仅患有精神疾病，且须达相当的
严重程度，导致其行为能力损害者;仅有某种精神疾
病的诊断，不能构成ngri辩护”。之后，美国半数以
上的州修改了ngri辩护的法律。有3个州如里根
政府所建议的那样，取消精神错乱辩护而用“犯意”
来替代，如果被告虽患精神疾病且辨认或控制能力
有实质性损害，但有“犯罪的故意”，不管这种“故意”
是否出于其正常的或真实的意愿(是现实性、病理性
抑或混合性动机)，应判有罪，判决后直接进入特定
机构接受监护、治疗。(2)取消控制能力标准。认为
实践中很难分清“不能控制”、 难以控制”和“不加控
制”，经鉴定仅有控制能力损害的被告得以赦免会导
致ngri辩护的滥用和误用。但仍有人主张保留，只
是必须严格“控制能力”的定义。(3)举证责任。辛克
利案件之前，一般由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目前，联
邦及33个州的法院要求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借以
增加ngri辩护的难度。(4)有病有罪的裁决。在
1981年以前仅有两个州采用，辛克利案件后，又有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11个州采用，意在减少ngri的辩护。②
另外，精神病学家的证言是否应限制在描述被
告人精神指控方面也是美国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
曾提议，精神病学家证言仅仅描述被告人的精神状
况，即精神病学诊断、实施行为时的心理状况、行为
动机等。然而，这样一来，精神病学家就不能为被告
人诸如是否精神错乱、是否应否负责等等“最终问
题”而作证了，对“最终问题的限制”实质是对精神病
学专家参加对被告人的法律标准测验的限制。因此，
被告人实施行为时是否“缺乏基本的依法行事能
力”，“缺乏对犯罪行为的基本认识能力”便由法官认
定。美国精神医学协会(american psychitric associ.
ation，简称apa)并不反对上述对精神病学专家证
言的限制。因为精神病学家是医学工作者，而不是
法律工作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法庭上的任务，是
进行“精神分析”.即提供有关的医学常识和医学观
点，详细解释专家定论的原因。当然，必须允许精神
病学专家充分阐述被告人的诊断、心理状况、行为动
机，帮助陪审团和法官对最终结论进行判断。认定
被告人是否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是法庭的
事实审理者的工作，而不是专家证人的工作。③
美国近几十年司法精神病学的变化有两点值得
注意，其一是法条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其二是司法
人员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比较而言，我国司法精神
病鉴定几乎是鉴定医生独打天下，法学工作者的参
与空间非常狭窄，甚至完全置身局外，只能被动地采
信鉴定医生的结论，其鉴定书中充满了医学术语(美
国法庭禁止医生作证时使用医学术语)，内容又简
略，易生歧义和争议，由此滋生种种弊端，在此无须
一一列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司法精神病学先进的
经验值得借鉴。首先，办案人员要以主动的姿态向
鉴定医生了解被鉴定人的详细医学情况，不懂的医
学问题及时弄明白。其次，鉴定医生也有义务认真
仔细地向办案人员讲解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以及提出
自己的看法。最后，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法官再利用
法律知识重新综合评定被鉴定人的责任能力。因此，
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应以本职工作为出发点，积极
① 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2版，第104～106页。
② 参见徐声汉、周述虹：《美国司法精神病学的现状》，载于《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97年第1期：第5～18页。又见：贾谊
诚、纪述焕译：《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关于“精神错乱辩护”的声明》(上、下)，分别载于《上海精神医学》，1987年第2期：第
88～92页和1987年第4期：第163～167页。
③ 孙东东译：《美国司法精神病鉴定资料》。http：//www.anglaw.com/medlaw/psycho03.htm ，2004年12月搜索。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投身于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研究中。
现在，英国对患精神病的嫌疑犯不起诉的正式
决定权通常掌握在法官手中，案情轻微的可由警察
发出察看令(以观后效)并释放有病的嫌犯。如果调
查显示案情重大，尽管鉴定医生认为犯罪嫌疑人有
病无罪。警察也会把对案件的处理留给法院来解决。
法院在接手前要经历一个中间阶段。先由检察院指
定一名工作人员对警方递交的案件进行审查。审查
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立案证据是否充分。另一方
面是站在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看是否提起公诉。检
察院跟警察部门一样。不会因嫌疑犯被医生诊断为
精神病而做出结案决定，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作案证
据确凿的重大案件交由法院处理。法院对这类小的
案子，由预审法官做出即决裁定(summary eonvie.
tion)。较大的案子才开庭审判。④
我们已经习惯于鉴定医生对被鉴定人作刑事责
任能力的评定，如何从法、医的双重角度来研究触犯
刑律的精神病人是有罪、减罪、免罪确实是一个全新
的课题.在此不妨以英国的一个判例为参照拓宽思
路。
英国在处理姆纳坦案件的意见中。法官阐明了
检验精神错乱的方法之一。即凡是某人在精神错乱
的幻觉中实施了犯罪行为。他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
的程度。要根据他所想象的事实情况来确定。“例如，
被告如果在幻觉的支配下，认为别人正在实施企图
剥夺他的生命的行为。因而他把该人杀掉了。他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自卫，那么，他会被免除刑罚。如果他
的幻觉是。死者对于他的名誉和财产造成了严重损
失。作为对这种假想损害的报复，他杀死了他，那么，
他就会受到惩罚”。②
审理该案的英国法官充分尊重了客观事实，不
单以被告有幻觉、杀人行为因幻觉所致。即评定他为
无刑事责任能力(我国的鉴定医生就是这么评定
的)。而是进一步将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检验，
看临床精神病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认可的程度。不然，
司法精神病学与临床精神病学有什么不一样?笔者
拟以上述英、美国家对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法律
处理作参照，结合国内刑法的有关规定，对精神病人
作案类型和作案原因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但愿能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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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讨我国刑事责任能力法律要件
我国刑法第l4条规定：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
果发生所持有的主观心理状态是犯罪故意。故意犯
罪中，行为人的明知是以其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的。
精神病人作案有没有认识能力不能一概而论，一定
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和病情加以客观全面的分析。为
行文方便笔者以评定精神病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
医学和法学的混合条件为线索分析研究精神病人的
违法行为。
(一)辨认能力
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与病情轻重有一定关系，
然而并非完全对应的关系。因而鉴定精神病与诊治
精神病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笔者以司
法精神病学本身为立足点来审视“犯罪”精神病人的
辨认能力，将其分成3种类型。
1.无辨认能力
一些精神症状可使病人作案当时根本不知道自
己正在干什么。事后也回忆不起自己干过什么，典型
的如意识障碍伴错觉(相当于一般人说的神志不
清)。这类作案的特征为：(1)突发性无预谋，无现实不
良刺激;(2)无选择性，包括对作案的对象、地点、时间
均无选择性。作案工具也是随手拈来;(3)无现实作案
动机;(4)案发后缺乏自我保护，不会主动去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审讯时否认作过案。作案原因多系病人
因意识障碍伴错觉，感觉周围环境不安全，周围的人
非人、物非物。全是妖魔鬼怪，出于自卫的本能伤人
毁物。若案件一发生警察即展开对作案人的审讯，
可能发现对日后精神病鉴定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意
识障碍的持续时间一般不长，待病人清醒后病中的
经历回忆困难。综上所述，这类病人对作案是没有
辨认能力的。
另一些精神症状，如思维逻辑障碍、部分智能缺
陷和抑郁症的扩大性自杀，作案时病人虽然清楚自
己正在做什么。但没有犯罪的主观恶意，甚至把所做
的坏事病理性地推理为好事，诚如抑郁症患者杀死
自己最心爱的人是基于同情，不忍心自己死后受害
人活在世上遭罪。显然，这类病人也是没有辨认能
力的。
① see peter bartlett ralph sandland：mental health law policy and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new york.second edition
2003.p242-244.
② 储槐植：《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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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情况是病人意识清楚，作案与病理动机
和现实动机都沾不上边，讲话总是东拉西扯，听不懂
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无法与其正常交谈，常见于思维
散漫或思维破裂。
2.部分辨认能力
典型的有妄想、幻觉，它们是导致精神病人作案
最常见的精神症状。病人受其影响会对本无任何矛
盾冲突的人产生敌对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敌对情
绪会越来越加深，这种情绪病人可能表露出来，也可
能埋藏在心里，但终究要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故一
旦行凶，手法往往比较残忍。与病人密切交往者更
容易成为他仇恨的对象，当然有时素不相识者同样
可成为其仇恨的对象，这些对象可特定也可不特定，
特定则作案有选择性，不特定则“滥杀无辜”。作案
可分成3种类型。
(1)在妄想、幻觉直接作用下回应性地立马作
案。尤其要说明，如果病人感到大祸临头，出于正当
防卫的心理原因作案，应归人无辨认能力一类为妥;
假若病人仅仅是感到气愤作案，就应放人部分辨认
能力类型。
(2)遭遇现实不良刺激后突发作案。这应了人们
常说的一句话“冰冻三尺，非一et之寒”。现实生活
中一点小小的冲突可作为导火线点燃病人长期郁积
在心中的愤怒火焰。受害人即为病人妄想、幻觉所
指向的对象。
(3)有预谋的作案。作案准备的充分程度一点不
比正常人差，个别病人还显示出超常的智慧和意志
力。客观地说，这种病人“恨”的根源来自妄想、幻觉，
不过对作案行为本身的违法性病人通常是心知肚明
的.所以.行凶前有的病人犹豫不决，行凶后有的病
人会主动投案自首或藏匿起来。
部分辨认责任能力不是一个确切的量化指标.
10%跟90%之间的差距不小，如何筛取一个合理的
部分值由综合因素决定，或许以下两大方面不能不
重视：
(1)病人作案的主观恶性度高低。一个病人受妄
想、幻觉的困扰，总认为有人要害他，采取多种合法
手段保卫自身权益.一再受挫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
下才付诸暴力;另一位相同病情的病人却总是用武
力来对付假想敌。可见，后者的主观恶性度高于前
者。再如，有预谋的作案病人的主观恶性度肯定高
于遭遇现实不良刺激后突发作案的病人
(2)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将来再作案的几率
大小。在评定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时千万不能忽视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将此作为考虑因素正是对
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视。
部分辨认能力的病人作案时意识清楚，在没有
抵触情绪时能完整交待作案的来龙去脉。部分病人
事后对作案感到悔恨，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始终对
受害人义愤填膺，视自己的违法行为为正义之举，多
数人希望得到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少数病人持无
所谓的态度，还有极少数人有求死愿望。其共同特
点是：a.意识不到作案动机源于妄想、幻觉，故不会
以此作为主张宽大处罚的理由;b.妄想、幻觉的内容
旁人听起来荒唐滑稽，而病人本人不以为然，觉得合
情合理，还试图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话;c.最初接触
病人时，感觉他很正常，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尤其
是触及作案原因时会感到病人说话越来越离谱。
鉴于这类病人对作案行为有部分辨认能力，所
以不宜完全免罪.恰当的做法是量刑中予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3.有辨认能力
主要指那些与病态的认识活动无关联的因现实
纷争而起的作案类型。若这类病人有控制能力障碍，
宜参照下面的原则处理。
(二)控制能力
如今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已经取消了不能控制规
则。国内刑法规定了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障碍，
意味着病人两者居其一即可得到减刑或者免责。精
神病学理论认为，绝大多数精神病人患病后，甚至病
情缓解后一直有自控能力下降。鉴定医生常常基于
这两点，评定那些有辨认能力，但控制能力有障碍的
病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不
难想象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高。不言而喻，这可能增
大那些有辨认能力病人故意作案的风险。生活中不
乏其例，如：一脑外伤病人伤愈后，仅遗留性格改变，
由过去的温和个性变得暴躁易怒，发火时尽情发泄，
不计后果。本人自恃有病公开叫嚣警察奈何不了他，
加上年青力盛，帮人充当追债的职业打手，以此作为
谋生手段，受害人不计其数，民愤极大，警察审问时，
发现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对自己干过的坏事供认不
讳。鉴定医生给出的鉴定结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不正好应验了他的公开叫嚣吗?针对这一时弊，
笔者建议从严掌握控制能力障碍的尺度。改变对控
制能力障碍的病人作泛泛医学评定的定势思维习
惯，结合具体的案情分析病人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是
否达到“心神耗弱”的程度。这样医学状况相似的病
人仅是临床诊断一致，而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完全是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l4卷(第1期)
另一码事。那么，司法实务中应怎样掌握控制能力
障碍的尺度呢?仍按分类的方式进行探讨。
1.外界不良刺激惹而作案
控制能力减退的病人容易犯冲动型的暴力犯
罪，原因是他们易激惹。
笔者以为务必要查明有无激恼此类病人发火的
外界因素，不然何须牵扯到病人的控制能力问题上?
这个条件满足后再考虑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其中要
特别注意研究外界不良刺激与病人作案行为间隔的
时间，如果这一时间过长即说明作案与控制能力障
碍没有因果关系，反之则可能有关系，举例说明之。
一男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发病中，发现妻子红
杏出墙(确有其事)，欲找情敌报复。几天后两人相
遇，对方神情紧张，为麻痹对方，病人虚情假意地拿
出香烟请对方抽，然后与其友好地闲聊，趁其放松警
惕之际接连出手打伤对方。显而易见，认定该病人
有控制能力障碍有些牵强附会。倘若，病人是当场
发现情敌与妻子通奸，认定有控制能力障碍谁也不
会有任何疑义。
2.主动发泄病理情绪以寻求解脱
这类情况多发生于病理性心境恶劣时，可见于
抑郁症、焦虑症和癫痫病人。抑郁症病人一般是把
攻击指向自己，但也有极少数病人把矛头转向其他
人，典型的如间接性自杀，病人懂得杀人偿命的道
理，通过杀人达到被处决的目的。当然也有的抑郁
症病人杀人单单是为了发泄病理性情绪。此外，少
· s1 7 ·
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人还可出现盗窃行为， 目的
同样是为了发泄病理情绪。
本型病人的辨认能力完好无损，犯罪有某种自
利性，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度，且受害方往往无任何
过错，因此，只能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否则正
义得不到伸张。
结 语
我国刑法第l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实施危害行
为时不负刑事责任须具备两个条件，前提条件是作
案人为精神病人，满足这一条件后就要进一步考查
行为人在作案当时有无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后一个
条件是法学与医学的混合要件。这是解决有无刑事
责任的关键，正确的作法是由鉴定医生从医学的角
度(即根据病情)判断作案的精神病人有无辨认或者
控制能力，司法人员在得到了医学技术的支持后，再
根据病情和案情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综合法
学与医学的复合知识得出适宜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判
定。如果遵循这一操作程序，就会因案不同而得出
以下数种不同的判决结论：一为没有精神病，刑法第
l8条不适用：二为作案人患有精神病，但有完全的
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则为“有病也有罪”;三为作
案人患有精神病.并且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有损
害，根据其损害的程度分别判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
力或无刑事责任能力，即“有病轻罚”或“有病无罪”。
(收稿：2006—10—19)
第二篇：精神障碍吸毒者刑事责任能力研究（模版）
【摘要】随着毒品在我国的蔓延，吸毒的人数渐渐增多，精神障碍的吸毒者犯罪也开始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对这一特殊
犯罪人群能否比照精神病人来处理意见不统一。笔者介绍了其他诸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国国情和相类似的法律规定，
阐明了对精神障碍的吸毒者犯罪一般作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为最优的观点。
【关键词】吸毒;精神异常;
刑事责任能力
【中图分类号】d919.
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6)02—0160—0
4capacity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entally disordered ofenders、 th drug addictions.he tian.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abstract】the crime committed by mentally disordered ofenders with drug addiction is attracting high attention while drug
abuse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hina. there is fierce dispute over whether they should be treated as those who are just
mentally disordered. based on chinese situation， after reviewing existing laws of others countries and similar provisions of law in our
country， the author holds that capacity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entally disordered ofenders with dru g addiction should be as—
sessed as complete.
【key words】drug addiction，mental disorder,capacity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尽管官方统计我国吸毒人数已达79.1万人之巨，
但学术界鲜有对精神异常吸毒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研
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8
条第4款仅对醉酒者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作了专门
规定.而类推制度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已明令废止，
这样便不能用举轻明重的方式比照刑法该条款的规
定推定“精神异常的吸毒者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我
国属成文法国家，由于法律对精神异常吸毒者的刑事
责任能力规定尚付阙如，致使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成了
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2005年5月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司法精神病学学
术会议上，广州和上海的代表分别就吸食摇头丸后出
现急性精神障碍引起凶杀案件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进行了案例报道。两例均被鉴定医生评定为部分刑事
责任能力.理由是：被鉴定人发生危害行为时处于急
性幻觉、谵妄等意识障碍状态，对现实处境的辨认能
力及控制能力严重削弱，同时考虑作案人吸毒是自愿
的违法行为，因此，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据上海
会议代表透露，上海所报道的那起案件曾在上海全市
进行过专门的大讨论并达成的一致共识— — 今后遇
类似案件均宜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但这一观点
在本次大会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有不少代表主
张这类案件宜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笔者是持后
一主张的会议代表人之一，现就此问题进一步发表愚
见。
在世界上少数国家的刑法如同中国的刑法一样，
只对醉酒者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作了明文规定。如
《泰国刑法典》第66条规定：饮用酒类或者其他酒精
饮料而醉酒的，不适用第65条的规定。① 但是其醉酒
因不知或者违背其意志，并在犯罪时不能辨认行为的
性质或者违法性，或者不能自我控制的，免除其刑罚。
如果能部分辨认或者自我控制的，法院可以判处比法
定刑较轻的刑罚。
而另一些国家的刑法不仅如此，还一并对其他精
神活性物质或者毒品依赖者的刑事责任能力作了概
括式或者列举式规定。前者有挪威和芬兰等，后者有
[作者简介l何 i~(1958一)女，汉
族，重庆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司法精神病学;tek+86--23--61702559;e-mail：hetian@swup1.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05jazh019)。
① 该法第65条内容是：犯罪时不能辨认其行为的性质或者违法性，或者因心智缺陷、精神病或精神耗弱而不能自
我控制的，不予
处罚。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l3卷(第2期)
西班牙和德国等。如《挪威刑法典》第45条规定：自醉
(通过酒精或者其他方式)造成的无意识状态不能免
除刑罚。《芬兰刑法典》第4条第2款规定：自愿醉酒
状态.或其他自己导致的精神失常的情况，不能单独
成为减刑的原因。除西班牙和德国对醉酒者和吸毒者
的刑事责任能力规定得比较宽松外，其他国家的刑
法.包括美国的法律，把由自愿醉酒和吸毒引起的精
神障碍一概不视作精神疾病。
《西班牙刑法典》第20条第2项规定以下情况免
除刑事责任：实施违法行为时因吸食酒精性饮料、毒
品、麻醉品、扰乱精神物质或者能产生类似效力的物
质而处于其药性发作期间.阻碍当事人理解其行为的
违法性或者按照其理解实施的行为。但亦须符合以下
条件：非故意实施犯罪，或者未曾预见或者无法预见
其行为.或者已产生对某物质的依赖性虽未吸食但造
成症状的影响之下。第2l条第2项为刑事责任减轻
的情况：严重过量地吸食前条第2项规定的物质而造
成的违法行为。2002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323条
a中的第1款规定：故意或过失饮酒或使用其他麻醉
品.使自己处于无责任能力或不能排除其无责任能力
的醉酒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
罚金刑。
在美国， 自陷性的精神活性物质中毒fvoluntary
intoxication)者作案，几乎不可能以此否定其有犯罪的
心理(mens rea)。中毒本身也不可作为一个对抗犯罪指
控的理由。假如精神活性物质中毒者出现精神异常，
在此异常状态下作案法律怎样处理?总的原则是，只
要起因于自陷性中毒，无论他本人是处于一种什么样
的精神状态，即使那类酷似精神病的永久性心理损害
者.也完全与短暂的中毒者一样不得免责，除非在某
些特殊案件中.他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因中毒而不可能
具有“特定的故意”(specific intent)。① 尚可免责的还
有其他一类情况.即中毒作为诱因触发了原来潜在的
精神病。如一位大学生用刀捅了他要好的朋友66次，
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但本人以短暂性的“精神障
碍”提出抗辩.称自己在杀人前数月一直在使用毒品
lsd和hashish，合并有另一些应激事件，同时其母亲患
有精神分裂症，住过6次医院，哥哥也患有精神病，本
人在使用毒品前无暴力史，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自己经历了“一次真正的精神分裂症发作”，所
以请求免责。初审法院的法官指示陪审团，若自愿吸
· s3 -
食毒品lsd和hashish触发了精神病， 以此作为免责
的理由站不住脚。但二审法院注意到该犯罪嫌疑人的
精神病家族史，认为吸食毒品非精神失常的直接原
因，仅为诱因而已，所以认定原审法院判决有误，作了
改判。②
比较上述诸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不难发现.我国
《刑法》第l6条和刑法第l8条第4款的规定与泰国
的有关法律规定最接近。我国《刑法》第l6条的具体
内容为：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
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
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第l8条第4款的内容
是：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精神异常吸毒者实施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能
力怎样评定，目前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在鉴定中
我们是仿照上述绝大多数国家的作法还是按照西班
牙和德国的作法来操作呢?显然，一要结合国情，二要
预测国内立法者未来的立法意图。有目共睹的事实是
我国禁毒的形势非常严峻，在此无须多言。因酒精与
毒品有类似之处，即同为成瘾性物质，可能出现精神
异常反应. 当精神异常时也许要不由自主地违规、违
法，如自伤、伤人或毁物。因此，探究我国刑法对醉酒
规定的立法原意是预测立法者对精神异常吸毒者犯
罪的刑事责任能力将作何种立法选择的最佳途径。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有急、慢性之分.国内刑法中
提及的醉酒属于急性酒精中毒.不包含慢性酒精中
毒。在国内司法精神病学领域，作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时，把酒精性人格改变等同于一般的人格障碍处理，
一律评定为有刑事责任能力，这对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和迫使酗酒者戒酒大有裨益。鉴于其他类型的慢性酒
精中毒者的大脑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器质性的病理
改变.故国内司法精神病学界将它们通通视作法律精
神病，笔者对此持赞同态度。
毒品和酒精虽同属精神活性物质.可是毒品为禁
止流通物，而酒精饮料为可流通物，因此法律对不同
中毒者的处理上应体现出某些差别。
一
、精神活性物质的急性中毒
(一)急性酒精中毒
当前. 国内精神病学界将急性酒精中毒分成
3类.笔者分别简要地讨论它们的刑事责任能力该如何
评定。
1.普通醉酒：国内司法精神病学界一致认为这类
① 这儿的“特定故意”是指英美法律专门规定要具有某种犯罪目的罪名方能成立的一类犯罪，千万不要把本文的“特定故意”与我
国刑法的“犯罪动机”相混淆。
② [~]john kaplan，robert weisberg，guyora binder，《刑法案例与资料》，2003年7月第1版，第734~735页。
· s4 ·
醉酒是刑法第l8条中所提到的醉酒，应当负刑事责
任自不在话下。除外情形须满足刑法第l6条的规定，
即非自愿性的醉酒。
2.复杂性醉酒：其实，何谓复杂性醉酒迄今为止
在医学界认识尚未统一。有的专家认为是大量饮酒所
致;① 另有专家却认为是在脑器质性损害或严重脑功
能障碍的基础上，由于对酒精的耐受性下降而出现的
急性酒中毒反应.其饮酒量一般不大，但意识障碍明
显，病程短暂，对发病情况常遗忘。②
若复杂性醉酒是大量饮酒导致的.在这一状态下
作案宜参照普通醉酒来评定刑事责任能力。因这类复
杂性醉酒产生醉酒的原因与普通醉酒相同.均为饮酒
过量，惟一的区别是精神障碍的程度前者较后者重一
些。我国立法者将醉酒的问题特别放在有关精神病的
法律条文中一起规定，说明认可醉酒者醉酒当时有精
神异常。尽管如此，依然规定了“醉酒的人犯罪，应当
负刑事责任”。“应当”的法律内涵是必须的强制意思，
这样未留下鉴定医生根据精神异常的轻重程度来评
定部分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余地。
若复杂性醉酒是在脑器质性损害或严重脑功能
障碍的基础上，由于对酒精的耐受性下降所致，因其
饮酒量一般不大，本人对醉酒的发生没有预见性，故
可参照病理性醉酒作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3.病理性醉酒：是指小量饮酒后突然出现较深的
意识障碍，可有无目的的暴力攻击行为，其发生与个
体素质有关。这类醉酒者对醉酒的发生根本没有预见
性，即使产生了危害结果，因满足了《刑法》第l6条的
规定，故应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综上所述，评定醉酒的犯罪嫌疑人有无刑事责任
能力非单以精神障碍的轻重程度作为惟一的衡量尺
度。若要减轻或免除醉酒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能
力一定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醉酒者醉酒不是
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
的原因所引起：其次是鉴定医生判断被鉴定人醉酒要
达到对自己的作案行为失去或减弱辨认或者控制能
力的程度。
在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哪些因素可视为是不
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呢?归纳如下：(1)本人误
食酒致醉;(2)被强迫灌醉;(3)遵医嘱服用药酒;(4)
小量饮酒;(5)其他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这
样不难看出，我国刑法对醉酒的人犯罪处理与正常人
犯罪无太大的差异，例外仅限于上述几种特殊的情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l3卷(第2期)
形。
(二)急性毒品(阿片类和大麻类物质)中毒
按照ccmd一3的诊断标准.急性毒品(阿片类和
大麻类物质)中毒包括：(1)急性中毒;(2)有害使用。
饮酒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吸毒则是一种非法的行为。
既然我国《刑法》对主观过错相对较小的醉酒犯罪都
选择了一种较为严厉的刑事责任模式，难道对主观过
错相对较大的吸毒犯罪还会选择更轻的刑事责任模
式不成?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原则，我们有充分的
理由推测未来的刑法会做出如下的规定：吸毒的人犯
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还有一个要讨论的话题是《刑法》第l6条的规定
在此是否适用的问题
染上毒瘾比染上酒瘾的原因复杂，有好奇、苦闷、
被骗、被迫和治病等诸多原因。无论是何因染上毒瘾，
吸毒者本人都有戒毒的义务，这是一般人都具有的常
识。按照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公安机关
一旦发现吸毒人员.第一次送其至戒毒所或安康医院
接受强制戒毒治疗. 出来后复吸的将被劳教强行戒
毒。可见，最初非自愿的吸毒不能与非自愿的醉酒相
提并论，易言之，能履行而不履行戒毒义务的吸毒者
均存在着主观过错，不能以最初的吸毒非自愿作为日
后精神失常犯罪减罪或免罪的托词。
二、精神活性物质的慢性中毒
(一)慢性酒精中毒
醉酒从语义上分析是属于急性酒精中毒的范畴，
对酒精中毒引起的慢性精神障碍国内法律未提及。除
酒精性人格改变和酒依赖综合征外，其他的慢性酒精
性精神障碍均可视为精神病，比照类似的精神病作刑
事责任能力评定
(二)慢性毒品(阿片类和大麻类物质)中毒
1.人格改变和依赖综合征：既然酒精性的人格改
变和依赖综合征都视同精神正常，毒品引起的更应该
视作精神正常
2.戒断综合征：有医学专家主张自愿戒毒时出现
精神异常.在此背景下作案的应予以减责。理论上有
一定的道理，但法律区分自愿和非自愿戒毒较为困
难，且其他国家的法律对这点也未专门作出规定，故
不采为佳。
3.精神病性障碍：不能比照慢性酒精性精神障碍
处理。因法律强制性规定吸毒者必须戒毒，本人违反
法定的义务自当对由此引发的一切不l下转第143页)
① 贾谊诚，《实用司法精神病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387页。
② 协和，《法医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7月第2版，第139页。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l3卷(第2期)
的鉴定，必须正确评估mtdna在法医常规检案工作
的重要性。因此，要对样本做出相应准确可靠的判断，
首先要了解群体中异质性的分布情况.熟悉各种异质
性出现的概率和相应位置。这就要求对群体进行异质
性调查，建立相应的异质性数据库，从而为线粒体
dna在法医学上的应用提供有效保证。异质性的检出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检测方法的灵敏度.但目前尚未有
标准化的方法来检测mtdna异质性.需要开发一种
标准化的检测方法作为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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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2005—1 1—22;修回：2006—03—02)
、! |、
(上接第s4页)
良后果承担完全责任。建议我国借鉴美国的相关规定
来立法。
4.智能障碍(痴呆)和遗忘综合征：这类吸毒者的
脑病理改变程度相当严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不大，
即使评定有刑事责任能力，也无受审能力和服刑能
力，为节省办案成本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建议对他
们评定为部分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
5.残留性或迟发性精神障碍
其中的痴呆和遗忘综合征按“智能障碍(痴呆)和
遗忘综合征”处理，其他的均评定为有刑事责任能力。
为缩减控制吸毒人数，有法学人士主张我国刑法
应规定吸毒为犯罪行为。事实上，吸毒人群的确是犯
罪的高危人群，吸毒者成瘾后一般都有人格改变，变
得缺乏责任心、喜欢说谎、自制力差和懒散等，加上作
为下临床诊断的主要症状之一，也就是意识障碍，它
不同于别的精神症状.即医生鉴定时往往不能当场直
接发现该症状，确定有无意识障碍主要依靠警方收集
的材料和被鉴定人案发后的积极配合，能指望爱说谎
的吸毒者积极配合查证吗?有鉴于此，鉴定医生诊断其
精神障碍的准确性和法庭对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结论的
采信度不无疑问。所以，笔者仍继续主张对精神异常的
吸毒者犯罪一般以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为最优。如
果吸毒诱发了自身原有的精神病，且本人对作案行为
丧失或减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则评定为部分刑事责
任能力。不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是因为吸毒本身为法
律所禁止，行为人未尽戒毒义务有一定的主观过错，对
这部分过错本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篇：试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摘要】证据裁判主义决定了定罪量刑必须以证据为基础，证据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侦查机关为了追究犯罪必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取证，这样就容易产生非法证据问题。刑事诉讼作为一个国家公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域，公权力的行使和公民私人权利的碰撞自然也最为明显，由于现代刑事诉讼肩负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故必须对公权力的行使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限制的方式就是通过正当程序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对由此而产生的非法证据予以规范，但是由于证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犯罪性质的差异，决定了不能一律无差别的排除所有有瑕疵的证据，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一制定了不同的法律规范。随着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深入发展，也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证据能力
一、刑事非法证据的含义和种类
在刑事审判中，必须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对被告人罪行的确实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并且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那么什么是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呢?刑事诉讼证据是“事实上的证据与法律上的证据的统一，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内容与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形式及收集、提供证据的人员(主体)和程序合法性的统一。’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七种形式: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并且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的三个属性，分别是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通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
二、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形式;
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来源;
四、证据必须经法定的程序查证属实。
通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证据必须由法定的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
二、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形式;
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来源;
四、证据必须经法定的程序查证属实。
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则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
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目前，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内涵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认识。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包括四种情形：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凡具备四种情形之一者均为非法证据。1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2目前司法界更倾向于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应该是指公安、检查等侦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超越自身权限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个人认为，证据本身无所谓非法与合法之分，而是取证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但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使用“非法证据”这一名称。虽然广义说将非法证据用合法证据的条件来衡量，凡不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就视为非法证据，这一观点较为全面，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法证据是由于司法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违反法定程序或方法取得的，而且这部分证据的证据能力争议最大。所以本文采取狭义说，即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非法证据仅产生于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过程中。收集证据就是侦查人员发现、固定、提取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活动。非法证据只能产生于这个过程中。第二，非法证据的“非法”是针对收集证据的方法和程序而言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如何收集证据有相关的程序性要求，如果违反了这些要求，收集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第三，非法证据的收集主体是特定人员，即负有收集证据职责的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非法方法也是针对特定人员，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第四，本文中所述非法证据包括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和以非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通过合法程序收集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
可见,并非所有违反合法性要求的证据都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非法证据,那些证据收集提供主体不合法,内容不合法,表现形式不合法的证据,虽然不是合法证据,但也不属于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指事实材料成为诉讼中的证据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及法律对事实材料成为诉讼中的证据在资格上的限制。因此，证据能力也称之为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3，即“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而在法律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在我国，则称之为证据的合法性，某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必须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如规定以刑讯逼供方法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等。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基于陪审团审判和当事人举证原则，对于证据能力限制较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实体真1
2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第60—64页。 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第52页。
3杨连峰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实主义和职权调查原则，对于证据能力的限制较少。
三、非法证据取舍上面临的法律价值冲突与抉择
本文讨论的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权限或以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问题。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究竟是“取”还是“舍”?如果“取”，是全部“取”还是部分“取”?近年来，学界争论相当激烈，各种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关联。而这些法律价值取向又与超法律的价值因素紧密相联。这些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持等等。可见，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国家安全主要体现于控制犯罪观，而公民的自由则主要体现于权利保障观。当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只取某一种价值都必然会以牺牲另一种价值作为代价，因而是片面的，也是与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因此，在对待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上，既考虑到诉讼证明本身的需要，又考虑到诉讼证明外的规律性，寻求冲突价值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是最佳选择。笔者认为，要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一定程序上的兼容，就必须在理念层次上求助于“公平”这一价值观。它应当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使之不至于发生价值取向上的倾斜，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兼顾两者的利益。这种“公平”表现在立法层次上的基本要求是：证据规则的制定必须在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依照权衡原则，并综合考虑多种相关因素，如国家的政治开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文化背景、犯罪率高低、公民的权利意识等，以形成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两害相比择其轻，两利相较选其重”。总之，确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应当体现多元的价值观，应当从社会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出发来设定一些必要的证据法规则。
四、我国非法证据证据能力的立法缺陷
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发现对于违法取证行为构成犯罪的，我国刑法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相关几个法条和司法解释体现了它的诉讼精神” 。《刑事诉讼法》第42条甚至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目前只有一些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做了初步规定，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均未作出任何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定得十分简单，不仅对非法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的取舍未做任何规定，就是针对非法言词证据，公、检、法机关的规定也不一致。正是由于立法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此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使得实践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各地各部门做法大相径庭，司法实践中未达到犯罪程序的非法取证行为普遍存在，且侦查取证人员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上的代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便成为维护社会安全、控制犯罪率的牺牲品，这无疑与“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略相违背。
五、规范我国非法证据证据能力的设想
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偏向于实体真实，注重查明事实，惩罚犯罪。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一直贯穿着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对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都认为是证据4。在对待证据的认识与采信上，注重的是证据的客观性与关联性。即使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符合事实，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没有理由不采信，并未将非法证据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必然联系起来，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过分倚重口供的观念和做法。对于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将它一律排除不是它的唯一途径,法律应当在充分考虑当前的法治环境、司法资源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等因素的前提下,找准人权保障与打击犯罪的平衡点,设计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非法证据证据能力模式。
对“毒树之果”，应以排除为一般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进行限制性肯定毒树之果能不能吃，关键在于摘果的行为，也即收集后一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只要该行为合法，并且符合上述排除规则的规定，则衍生证据可以采用。作为衍生证据，“毒树之果”的线索虽然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如果绝对予以排除，很可能会导致诉讼中必须予以排除的证据。范围过大，导致定罪量刑时可以利用的证据的数量大大减少，最终影响对犯罪的追诉力度以及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状况5。从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毒树之果”的问题上，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以此来兼顾控制犯罪。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于直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一概肯定由此而取得的“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则将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类“毒树之果”，应当否对它的证据能力。(2)如果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对于打击重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排除这些证据可能引起负效应，如非法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与危害国家安全或重大社会利益有关，虽然其在收集程序、方法上违法，但只要该证据客观真实且具有关联性，本着利益权衡原则，并且考虑我国司法实际，应当承认这些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3)非法取证行为虽在形式上违法，但并未实际上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情节较轻微的，可对该非法取证行为予以改正或谴责，但采纳由此获得的证据。(4)对于由“毒树之果”所得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也应承认其证据能力。
在当今这个注重保护人权的时代，如何在中国确立一个非法证据证据能力模式已被提至法制建设的日程上来。是该根据其它国家的立法模式来建立我国的模式，还是摒弃其他国家的作法，重新探索创造一种新的模式?笔者认为，不管选择哪种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本文以促进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改善为目的，在提出了4
5刘珊：“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的第11期,第133页。 张红玲：“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62 页。
建立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模式的同时，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期能够产生司法实践意义。
第四篇：垄断协议刑事责任分析
荣国权、郭宗旋、魏巍
点击：2
5【文章编号】CEL14539
【正文】
一、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缺失
(一)现行规定
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法律责任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46 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50 万元以下的罚款。经营者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很显然，此条规定的是仅仅是垄断协议的行政责任。此外，第50 条还规定了实施垄断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在现行《反垄断法》中，作为垄断行为之一的垄断协议仅仅规定了民事及行政责任，而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定， 这与我国现实需要及国际上的普遍做法相差甚远。
(二)我国的现实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面临的垄断协议行为也愈来愈严重。首先是发达国家的各种跨国企业凭借其资金及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各种垄断集团。由于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时间较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使得这些跨国企业无论是以中外合资、合作或独资的形式进入我国, 还是以设立分支机构或其它合作方式进入我国,都具有极强的垄断能力。我国垄断法律制度的滞后更加剧了垄断行为对我国的危害。他们借助强大的金融后盾和大量的现代金融工具, 抢占市场制高点,影响非凡。如国际钢铁巨头力拓、必和必拓和巴西淡水河谷联手对我国的钢铁企业实施铁矿石涨价， 中国钢协与其进行数次谈判都未果， 使我国的整个钢铁市场受到威胁。但由于我国垄断立法的滞后，我国束手无策。而在欧盟，由于垄断执法机构的极力反对，必和必拓被迫放弃收购力拓。同时最近出现的日化产品、洋奶粉等行业的集体涨价行为也表明我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垄断行为的严峻性， 这要求我国的垄断立法应及时跟上形势做出调整。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优胜劣汰，逐渐形成了一批大的企业， 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和竞争风险，总是想方设法的限制竞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同一行业的人即使为了娱乐和消遣而集合在一起， 他们的谈话也很少不涉及反对公众的阴谋和某种提高价格的策略。”[1]它们通过秘密达成垄断协议或者以行业协会的名义达成各种行
业自律价格等方式，形成对行业的垄断，限制或排除了竞争。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垄断协议行为的制裁难以制止这种违法行为，需要法律制裁的进一步强化。
二、我国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主体
世界各国(地区)的《反垄断法》均规定，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主体需为经营者，在日本称之为“事业者”，我国台湾地区称为“事业”。而且，各国(地区)一般对经营者的涵义予以明确的界定。如日本《独占禁止法》第2条第1 款规定:本法所称“事业者”，是指从事商业、工业、金融业及其他事业的人。为事业者的利益进行活动的干部、从业人员、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在适用下列条款及第三章的规定时，也视为事业者。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其予以界定，该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事业如下:(一)公司;(二)独资或合伙制工商行号;(三)同业公会;(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从事交易指人或团体。在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对经营者做出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在实践中，行业协会往往会借助其自身优势，通过达成行业协议的方式来限制竞争， 如方便面行业的集体涨价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经营者之间的一种垄断协议，而且行业协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对限制竞争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已明确将行业协会纳入到垄断协议实施主体的范畴中， 并规定了行业协会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客体
垄断协议行为侵犯的客体, 是市场的竞争秩序和市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包括其他企业或自然人参与市场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权利以及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市场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核心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因此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 垄断协议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从市场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微观角度看， 垄断协议侵犯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和广大用户、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及应当享有的福利水平。
(三)主观方面
垄断协议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即垄断协议的行为人明知自己在生产经营中实施的共谋串通行为,会排除、限制竞争，从而损害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 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为了防止市场竞争过于激烈行为人达成垄断协议的,都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是故意的，而过失一般不会承担刑事责任。
(四)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是指垄断协议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又包括行为和效果两个要件。
1.行为要件。垄断者承担刑事责任需具备的垄断协议的行为要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通过达成垄断协议共同实施的了互约束对方经营活动行为，如固定价格、划分市场、
限制产量、联合抵制、串通投标等。它又包括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两要件： 形式要件是指经营者之间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具体包括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协议与协同行为，以及通过行业协会达成决议、决定等;实质要件是指垄断协议能够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约束， 从而限制或消除彼此之间的竞争。认定经营者承担刑事责任时需要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共同存在，缺一不可。
2.效果要件。对自由竞争秩序具有损害效果，是所有违法垄断协议的特征。而垄断协议构成犯罪的话，需要程度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这种损害效果的认定往往需要借助经济学的知识，因此在法律中，界定行为对竞争的损害效果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规定犯罪形态入手。如针对核心卡特尔的刑事制裁，当然有些国家也做出了一些限制，如美国《反垄断执法手册》要求垄断协议需要达到影响州际贸易的程度。在我国，根据以往的立法经验， 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具体到垄断协议而言，情节严重应表现为以下情形：一是数额巨大，具体包括垄断协议行为本身数额巨大、垄断协议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和垄断协议给他人造成损失数额巨大;二是影响范围广，包括影响区域范围广和影响人员范围广; 三是垄断协议造成的严重的后果的。
三、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特殊认定原则
在认定垄断协议行为刑事责任过程中， 国际上有二项特殊原则， 用作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变通与补充。
(一)本身违法原则
本身违法原则就是当然违法原则， 是指某些竞争行为已被依法确定为违法，只要实施这些行为就认定其违法，而不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即在认定垄断协议行为刑事责任过程时，不再考虑垄断协议行为的主观要件和客观效果要件。这是国际上核心卡特尔(竞争者为固定价格、操纵投标、产量限制、制定配额、分享市场的反竞争的协定、具体的行为或安排)通用的归责原则。其中各国反垄断法主要对三种卡特尔适用本身违法规则，他们是价格卡特尔、生产数量卡特尔和分割市场卡特尔。运用本身违法原则处理固定价格、划分市场、限制产量等的垄断协议案件，原告只需要证明有这样的卡特尔存在，而无需证明卡特尔的限制竞争性， 这可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节约诉讼成本，同时也加大了胜诉的可能性。同时也方便法院及政府机构的调查，即他们不必调查订立卡特尔的目的及后果，就可以认定该卡特尔的违法性，从而可以节约审理案件的时间和费用，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去维护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自由公平的竞争机制，因此确立这样简便易行的执法原则十分必要。
(二)合理原则
合理原则是指对某些垄断协议的行为是否在实质上构成限制竞争， 并在法律上是否予以禁止需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需对企业的动机、行为方式及其后果加以考察后做出判断并认定。[2]具体表现为某一垄断协议虽然含有一些限制竞争的条款， 但没有超出法律或商业上合理的限度， 不会对市场的竞争环境造成实质意义上得削弱或消灭， 行为合理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虽然这种行为符合认定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适用合理原则对其进行豁免。合理原则实际上也是本身违法原则的补充，在适用本身违
法原则可能对正常经济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时，通过合理原则对一些特殊情况予以排除。如小企业之间的联合、为公共利益的一些垄断协议等。
因此，在认定垄断协议行为刑事责任过程中，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促进竞争为目标，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即在坚持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基础上， 灵活运用本身违法和合理原则予以变通与补充。
四、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适用除外及豁免、宽恕政策
(一)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适用除外
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适用除外是指由于国家基于社会经济总体及长远利益以及其他国计民生等方面考虑，对于某些特定的行业、主体的垄断协议，予以例外许可，使其不受反垄断法的调整，因此也不会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如我国反垄断法五十六条规定：“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协同行为，不适用本法。”因此农业生产者进行联合或协同行为，签订协议，通过共同的农业经营组织做出规划，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同时也能提高市场竞争力的行为属于垄断协议刑事责任适用除外的范围。
(二)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豁免
垄断协议虽然是对市场竞争危害最严重的垄断行为，但是，并非所有的垄断协议都会损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基于对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考虑， 在某些垄断协议的行为在其他方面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对竞争秩序的损害， 对市场经济总体是有促进作用时，酌情给与豁免。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 可得以豁免的垄断协议的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1.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2.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3.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4.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5.因经济不景气， 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6.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7.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宽恕政策
垄断协议的参与者一旦被发现，就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会想法设法掩盖他们的共谋行为，如果垄断协议不以书面方式作出，政府很难发现竞争者之间的密谋行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在1978 年就制定了这样一种政策， 即鼓励参与卡特尔的企业杀回马枪，揭发卡特尔行为。1993 年发布新的宽恕政策规定违法反托拉斯法的企业如果向政府坦白交代，且符合一定条件，就可以得到政府的宽恕，即减轻甚至免除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这些条件包括：(1)企业向政府报告违法行为时， 政府还没有从其他任何方面得到这一违法活动的任何信息;(2) 该企业一旦发现参与了违法行为，就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终止了这一活动;(3)该企业坦率和全面地向政府报告了违法行为，且整个调查阶段向反托拉斯局提供完整、连续和全面的合作;(4)这一坦白行为是企业行为， 而不是
企业领导的个人行为;(5)可能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向受害者赔偿损失;(6)企业没有胁迫其他当事人参与这一违法活动，且明显不是违法活动的领导者或者倡议者。[3]现在很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借鉴美国的做法，制定了各自的宽恕政策。如欧共体1996 年制定的《卡特尔案件中免除或者减轻罚款的通告》，1998 年《英国竞争法》中规定了鼓励卡特尔成员坦白的内容。对我国而言，由于监管水平不是很高，一些隐蔽的垄断协议行为难以发现，这更需要在追究垄断协议刑事责任时引入宽恕政策，促进垄断协议参与者的坦白，从而更好地发现垄断协议行为。
根据以上对垄断协议刑事责任的分析， 笔者建议在未来的《反垄断法》修订中应当加入追究垄断协议参与者刑事责任的内容， 刑法中也应加入垄断协议罪的具体犯罪构成及刑罚处罚，以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注释】
[1](英)亚当·斯密著：《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2]从丽沙：《中国垄断协议制裁机制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3]王晓晔著：《论反垄断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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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出处:《检察前沿》2012年第2期(司法实务)/总第1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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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
(一)与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刑事责任
食品安全相关犯罪是指食品链条中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行为，违反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危害或可能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依照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关于食品安全相关的犯罪，主要规定在《刑法》以及《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中。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犯罪主要包括三大类：
第一，非法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者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取得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后，不再具备法律规定的生产经营条件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第二，生产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具备合法生产经营的资格和条件，但生产经营过程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有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逃避商检罪，虚假广告罪以及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罪。2002年南京汤山食品投毒案、2003年“阜阳奶粉”案、2006年广州田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含“苏丹红”伪劣产品案、2008年“三鹿奶粉”案就属于此类犯罪。
第三，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对食品生产经营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人员不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除了可能构成《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外，还可能构成以下罪名：一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即食品检验机构的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二是《刑法》第四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这主要是指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进出口食品进行 1 检验时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或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延误出证、错误出证而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三是《刑法》第四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海关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出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就予以放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放纵走私罪处罚;四是《刑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五是《刑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行政责任
《食品安全法》法律责任部分采取列举的方式，对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行政责任的违法情形和处罚形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1.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责任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处罚款。
2.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法律责任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包括下列情形：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经营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生产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未经过安全性评估;食品生产经营者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仍拒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的。对上述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行为，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
2 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3.食品生产过程不符合规定的法律责任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过程不符合规定的情形包括：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生产者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中添加药品。对上述食品生产过程不符合规定的行为，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4.事故单位未依法处置、报告，食品运输不符合规定的法律责任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事故单位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未进行处置、报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毁灭有关证据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2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未按照要求进行食品运输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5.进出口食品不符合规定的法律责任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进出口食品不符合规定的情形包括：进口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或者首次进口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未经过安全性评估;出口商未遵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出口食品。对上述进出口食品不符合规定的行为，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进口商未建立并遵守食品进口和
3 销售记录制度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6.食品检验人员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检验机构、食品检验人员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由授予其资质的主管部门或者机构撤销该检验机构的检验资格;依法对检验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食品检验人员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构、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的处分。
7.政府、行政部门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未履行职责，本行政区域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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