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醉驾助力车的刑事责任辨析

2024-05-04

浅谈醉驾助力车的刑事责任辨析(通用2篇)

篇1:浅谈醉驾助力车的刑事责任辨析

浅谈醉驾助力车的刑事责任辨析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胡华寅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在醉驾入刑以来,醉酒驾驶助力车的现象较为突出,该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差异,亟须颁布指导性案例或制定司法解释,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标准,保证法律的严格、统一实施。

论文关键词 危险驾驶 醉酒驾驶 助力车 刑事责任

2011年5月1日实施的《修正案

(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其中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对此,公安机关开展整治酒驾专项行动,司法机关对酒驾者依法定罪量刑,依法惩治了一批醉酒危险驾驶犯罪行为人。在醉驾入刑的司法实践中,醉酒驾驶助力车的现象较为突出,但由于当前对于燃油助力车和电动助力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还缺乏明确、清晰的界定,造成醉酒驾驶助力车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既存在理论上的争议,也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差异,亟待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和明确。

一、醉酒驾驶助力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理论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现行电动车类型浮动于机动与非机动车标准之间。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等国家标准,将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两轮车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并划入机动车范畴。因此,醉酒驾驶该类助力车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而且现实中部分助力车速度与摩托车不相上下,一旦发生事故,冲击力较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如果该行为不入刑,会导致部分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的肇事者免于受到法律制裁,不利于预防交通肇事犯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从这一立法看,我国法律对机动车的界定主要注重其功能性和目的性。所谓功能性,是指机动车必须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所谓目的性,是指其必须用于人员乘用、运送物品以及工程专项作业。符合以上条件,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因此,较为常见的电动自行车,并不能认定为机动车。若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醉酒驾驶,并不构成刑法上的危险驾驶罪。

还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可以将超标助力车参照机动车管理,但机动车辆和参照机动车辆管理,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特别是对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刑法罪名解释,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无权扩大这方面的解释。因此,在不能认定助力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范畴的前提下,不能以危险驾驶罪追究醉酒驾驶助力车的行为。

二、醉酒驾驶助力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实践差异

从醉驾入刑的司法实践来看,醉酒驾驶助力车案件在很多地方也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

有的地方,完全依据机动车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等司法鉴定意见,对醉酒驾驶助力车经鉴定属轻便摩托车,均认为属于在机动车的范围内的,适用危险驾驶罪予以定罪处罚。如某

城区检察院于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间,共受理审查起诉醉酒危险驾驶犯罪案件159起,其中醉酒驾驶燃油助力车和电动助力车案件31起,占19.5%,均以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而且该31起醉酒驾驶助力车案件中,全部为无牌号驾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占67.7%,均被以危险驾驶罪以及具有无牌号驾驶、无证驾驶等酌定从重情节,判处拘役刑罚。

而另一些地方,则对醉酒驾驶助力车行为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例如,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宣判的一起电动车醉驾案中,法院考虑到“电动车不应认定为机动车”,将此案排除在“危险驾驶罪”之外,最后以“交通肇事罪”作出判决。

三、醉酒驾驶助力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规范建议

对于醉酒驾驶助力车行为,笔者建议区分购买途径、是否私自改装等情形,区分认定应否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即对于从正规渠道获取合法生产的助力车,其醉酒驾驶行为不宜认定为危险驾驶犯罪;对醉酒驾驶私自改装的超标助力车的,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

首先,醉驾合法生产助力车缺乏危险驾驶主观故意。醉驾危险驾驶罪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其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其一,危险驾驶行为人明知不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二,危险驾驶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此,醉酒危险驾驶罪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其驾驶的系机动车。对于现实中的电力自行车、燃油助动车等助力车辆,国家标准较为严格。如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汽油机助力自行车》标准,符合下列条件的按非机动车管理:装有汽油机、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脚踏、机动两种功能的特种自行车,并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是助力车的气缸工作容积应不大于30ml;二是助力车的整车净重应不大于40kg;三是助力车在机动离合器脱开的状态下,应能由人力脚踏驱动;四是30分钟内脚踏行驶距离应不小于7km;五是助力车的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对不符合此标准的“燃油助力车”,应为轻便摩托车,按机动车管理。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等国家标准,将“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自行车,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划入机动车范畴”。这意味着超出重量超过40公斤、时速超过20公里等标准的助力车,都应纳入机动车管理,只有过了上牌照、考驾照、买保险等几道大关后,才能合法上路。但这些标准首先约束的应当是生产者与销售者的行为。作为消费者,助力车的驾驶人员尽管也可能意识到其车速等标准过高,然而只要其是在政府允许销售的场所、购买政府允许生产的助力车,其就有理由相信自己购买与使用的车辆属于非机动车,其也有理由认为其酒后甚至醉酒时所驾驶的系非机动车。因此,在行为人醉酒驾驶合法生产的助力车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醉酒危险驾驶的主观故意,也就不应当追究其危险驾驶刑事责任。

其次,醉驾合法生产助力车定罪过于加重车主责任。一是仅依据行业内部技术性规定界定和决定刑事责任有失公允。从司法实践看,对助力车的车检司法鉴定,主要是参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要求》等规定,但这些规定均属于行业内部技术性标准,而且对助力车的标准也存在一些不规范、不确定因素,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和争议。例如一些电动车销售商认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20公里的时速,市场很难接受,“超标”也是迫不得已。如果交警、法院等都按照现在的国标,把超标车视为机动车处理,对电动车行业的打击将是巨大的。因此,以此判定助力车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并决定是否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责任,对醉驾助力车行为人存在不公平之处。二是因助力车行政管理不到位而刑事惩罚使用人有失公允。助力车作为一种经济实用、方便快捷、操作简易的新型交通工具,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已经成为广大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

工具。但目前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对生产、销售环节的管理失之于宽,造成源头管理失控,很多销售车速严重超标助力车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致使不合格助力车大量上路;同时,很多地方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未对助力车实行有效的管理,以至于大部分助力车车主认为,助力车可以不用上牌,偶尔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还不用担心记分和罚款,方便省事,属于交了钱就可以上路。在这样的行政管理尚不规范、还不到位的情况下,车主驾驶自认为不属于机动车管理范围的助力车发生醉驾行为,却直接上升到运用刑事法律予以调整,存在将行政管理不到位责任转嫁给助力车使用人之嫌。

再次,醉驾私自改装的超标助力车应当负刑事责任。在建议谨慎认定醉驾合法生产助力车行为的危险驾驶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当看到,对醉酒驾驶私自改装的超标助力车行为,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助力车经过私自改装后,其使用性能已经超越生产者、销售者的设计、制造范围,造成助力车超标的原因已经排除了生产者、销售者以及生产监督部门的责任,即使有些使用者是在销售者的指示提醒下进行改装,但其最终也是出于自身意愿进行改装,理应对该改装车辆产生的各类后果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如果醉酒驾驶经过改装的助力车,一方面说明行为人具有醉酒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明知性,即明知驾驶的助力车已经超越时速20公里以下等国家标准,具有机动车的功能性和目的性,应当划入机动车范畴,却仍然醉酒在道路上驾驶。当然,如果能够证实该车辆属于使用人临时借用等无法知道其经过改装的事实,应当予以除外。另一方面,行为人具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危害性,即经过改装的助力车,车速大幅提升,其性能接近甚至等同摩托车,具有较强冲击力,一旦行为人醉酒驾驶该类助力车,势必产生与驾驶摩托车相近的危害公共安全性,应当以危险驾驶罪予以追诉处罚

参考文献:

[1] 张公诸。质量管理学[M].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http:///,1992.[2] 林志航。计算机辅助质量系统[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http://,1996.[3] 栗伟。白酒品评方法的改革与创新[J].酿酒,2002(5):11-12.[4] 宋书玉。白酒计算机品评技术的发展[J].酿酒科技,http://.cn2011(8):125-126.

篇2:浅谈醉驾助力车的刑事责任辨析

1 烟草专卖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烟草专卖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依法实行统一管理, 垄断经营的专卖管理制度。二十多年来, 烟草专卖部门在执法形象、执法效果等方面, 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在暴利的驱动下, 涉烟违法犯罪行为仍然大量存在。为了加大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 整顿和规范烟草市场秩序, 各级烟草部门与当地公、检、法相应建立了联合打假机制和司法协作机制, 初步构建了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配合的工作机制。然而, 目前部分单位这项工作开展的不够完善, 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1 思想认识不到位

部分单位没有充分认识到与司法机关有效衔接的必要性, 没有站在“打源头、端窝点、断网络”的高度, 而是片面认为, 自己查获的案件一旦移交司法机关就失去了该案件的控制权, 自己也不能处罚, 等于在为司法机关创造效益。而有些单位只是简单考虑为完成查获卷烟数量任务, 存在放水养鱼的思想, 而没有追根求源, 最终导致案件线索流失, 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

1.2 后期介入不到位

有许多案件, 烟草移交公安机关时认为一定可以构成犯罪, 甚至还是大案件, 但往往事与愿违。主要由于这些单位认为, 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后, 就应该是他们的事, 烟草部门也不需过问, 坐等结果, 对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无所知。有些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尽管有较高的刑事法律知识但对烟草方面专业知识不太了解, 往往把一些大的网络案件办成了小案件, 甚至还构不成刑事案件。突出表现在卷烟价格认定方面, 有个单位在移交时按照《烟草专卖执法过程中涉案卷烟价格管理暂行规定》认定案值百万余元, 而公安机关按其购进价格计算, 一条市场价值在600多元的软中华只剩下20-30元, 一个潜在的网络案件, 最终未能形成案件, 甚是可惜。

2 烟草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脱节的影响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互脱节, 衔接机制不完善, 是打击涉烟违法犯罪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严重影响了卷烟打假破网工作, 动摇了烟草专卖的根基。

2.1 影响了烟草行业形象

由于没有与司法部门衔接好, 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分不清主次, 存在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的现象;存在着某些不文明执法、不规范办案的现象;存在着以罚代刑、一罚了之的现象;存在假烟屡禁不止、屡打不绝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 造成了社会和群众对烟草不满, 严重影响了烟草行业的形象。

2.2 动摇了烟草专卖根基

由于没有对制售假烟的不法烟贩追究刑事责任或追究了很轻的刑事责任, 他们在受到经济处罚后, 往往会重操旧业, 变本加厉, 想把失去的给补回来, 有的甚至形成了产、销、存、运一条龙的服务体系, 形成了制售假烟网络, 影响了名优烟品牌的形象, 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 影响了国家和消费者利益, 长期以往必将动摇烟草专卖的根基。

3 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措施

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及时高效的衔接机制, 是一项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工作, 不仅有利于及时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 也有利于促进烟草专卖依法行政, 文明执法。

3.1 领导重视, 健全组织, 是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前提

各级烟草部门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与司法机关衔接工作, 积极倡导和树立与司法机关间无缝衔接的协作理念, 坚持把协作机制建设作为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 积极构建和谐顺畅的协作平台。

3.2 加强学习, 提高素质, 是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基础

着力提高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刑事诉讼意识, 强化取证意识, 提高识别案件性质的能力和收集、固定、保全证据的水平是保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取得实效的重要环节。确保该移交的全移交、移交后能起诉、起诉后能判刑, 以便及时发现、制止和打击烟草专卖领域内的经济犯罪。

3.3 信息共享, 沟通顺畅, 是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保障

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增强行政执法的透明度, 增进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交流。一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烟草部门与公、检、法要建立起规范齐全、及时完整的动态信息库, 实现四者之间情报信息数据交换。二是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要求烟草部门与公、检、法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多边或者双边联席会议, 及时解决衔接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三是建立联络员机制。要求烟草与公、检、法均要确立刑事执法衔接工作的主管负责人和具体联络员, 负责日常信息沟通和具体案件协调。四是建立学习交流机制。要求烟草部门与公、检、法通过联合举办业务座谈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法律法规培训班等活动, 以案说法, 相互学习业务知识、业务技能, 不断总结办案经验, 提高执法水平, 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

3.4 介入支持, 密切配合, 是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关键

可以分后提前介入和后期介入两种介入模式。提前介入制度, 是指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涉烟刑事案件, 在烟草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 请公、检、法及时介入调查, 防止证据灭失。专卖执法部门发现的涉及到可能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并将案件的处理情况向移送机关通报和反馈, 检察机关也便于及时了解公安机关办理情况, 适时提出建议。烟草部门在查处违法案件时发现可能涉嫌犯罪的, 可以邀请公安机关派员提前介入案件的调查, 共同研讨是否达到刑事追究的标准;公安机关认为涉嫌犯罪的, 可以视情况提前介入, 引导行烟草部门机关调查取证, 就证据的固定和保全等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嫌犯罪案件时, 烟草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配合与支持。后期介入, 主要是烟草部门对移交出去的案件要及时跟踪, 随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 及时向司法机关提供烟草专卖相关专业知识, 尤其在案件概念模糊时, 及时提出意思, 使不法分子得到严惩。

各地烟草部门应巩固和发展好与当地司法机关的关系, 建立有效的衔接工作机制, 严格依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 维护法律尊严, 为建立“严格规范、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中国烟草总体目标, 作出专卖部门应有的贡献。

摘要:多年来, 烟草部门与司法机关为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一批又一批的涉烟违法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有效地规范了烟草市场秩序, 但各地在与司法机关的有效衔接上参差不齐, 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 如何强化与司法机关的有效衔接, 是我们做好卷烟打假破网工作, 巩固烟草专卖体制的关键。

关键词:烟草,行政,刑事,衔接

参考文献

[1]杨奕辉, 彭三军.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初探[J/OL].宝剑网·司法改革与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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