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中“法”与“俗”的关系

2023-02-06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学理论最富见解, 对法律制度最为重视, 并在法律实践领域产生绝大影响的一个学派。本文通过对先秦法家三派别:齐法家、商学派及韩非子学说中“法”与“俗”关系的探析, 为合理评价法家法律思想提供一个可取的角度, 也为在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如何处理“法”与“俗”的关系提供一个借鉴。

一、“法”与“俗”的含义

(一) “法”的含义

法家对“法”的定义可以从“法”的本质和“法”的功能两方面来看。

在法家看来, “法”的本质是平等、公正、客观的行为准则和尺度。“法者, 天下之程式也, 万事之仪表也。”“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谓之法。”[1]商鞅也说“法者, 国之权衡也。”把法比作度量衡。

“法”的功能主要在于政治功能。首先, 法是运用国家权力牧民的手段。“法者, 君臣之所共操也”[]“法者, 将用民力者也”。其次, 法需与刑结合起来, 法是赏罚的标准。“法者, 宪令著于官府, 赏罚必于民心, 赏存乎慎法, 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 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 则刑罚不可不审。”

(二) “俗”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里“俗”或“习俗”具有包含“风俗”意义的概念。而在古代, “风”与“俗”含义并不一样, 《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 而其刚柔缓急, 音声不同, 系水土之风气, 故谓之风;好恶取舍, 动静无常, 随君上之情欲, 故谓之俗。”据此可知, “风”一般是指依照自然条件形成的人的性情和习惯, 而“俗”则指的是人们的根据不同的价值观而形成的社会风气。

法家并没有对“俗”进行确切的定义, 但不难发现法家学说语境中的“俗”主要指的是在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管子》说“教训成俗”, “百姓顺上而成俗”法家认为, “俗”是以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为基础而形成的。

二、“观俗立法”

管仲是先秦法家的先驱人物, 也是齐法家的创始人。管仲本人非常重视俗的作用。据《史记》记载:“管仲既任政相齐,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 通货积财, 富国强兵, 与俗同好恶……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 因而与之;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齐法家提出朝有经法, 国有经俗。从某种意义上说, 遵俗是百姓的“法”, 而守法则是官府的“俗”。“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 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 不阿党……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 所贵贱不逆于令……国之经俗也。”[1,2]

齐法家非常重视“俗”与“法”的政治价值, 把“观俗”与“定法”重要的牧民之术。“宪之所及, 俗之所被, 如百体之从心, 政之所期也。”“入州里, 观习俗, 听民之所以化其上, 而治乱之国可知也。”[1,2,3]他们认为, 若百姓顺服于法令和俗教, 政治就能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俗”是法之本。“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 必先观国政, 料事务, 察民俗, 本治乱之所生, 知得失之所在, 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要先观“国情”, 后本其而立法可也。“其立禁有轻有重, 迹行不必同, 非故相反也, 皆随时而变, 因俗而动”, 法应当因俗的不同而不同。“教训成俗, 而刑罚省, 数也。”[1,2,3,4]有了良好的俗教, 刑罚的作用也就大大减少了。同时“法”对“俗”也当有所作为。“一体之治者, 去奇说、禁雕俗也。”“诡俗异礼, 大言法行, 难其所为而高自错者, 圣王之禁也。”[1,2,3,4]奇风异俗是法律所必须禁止的。

齐法家不仅讲究法治, 儒家所重之礼、俗也被纳入其执政要旨范围, 相当程度的替代了法的功能。史记记载:“太公至国, 修政, 因其俗, 简其礼, 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 太公不仅注重俗礼, 还难得的注重发展多种经济, 这些均被管仲很好的继承, 传承至战国齐法家。

三、“错法成俗”

商鞅是中期法家的代表人物, 其法治理论在政治实践中极具建设性。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改革二十年, 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为日后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错法成俗”是商学派的思想核心。

商学派与齐法家一样, 认可“俗”是立法必须考察的对象, “故圣人之为国也, 观俗立法则治, 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 不察国本, 则其法立而民乱”[2]不考察时俗而立的法反而会成为致乱之源。

但对于商学派而言, “俗”对法的影响力也仅限于此。不同于齐法家的是, 商学派极力强调法对俗的改造作用。《管子》中法对俗的改造基本上局限于对怪异风俗的禁止, 而商鞅则说“俗生于法而万转”, 法的约束可以改造俗, 使俗成形, 并随法的变化不断变化。“夫圣人之立法化俗, 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夫明赏不费, 明刑不戮, 明教不变, 而民知于民务, 国无异俗。”[2,3]百姓中有了法, 才能形成专注于农事的风气。

何种俗是法所必须化的呢?不局限于齐法家提出的奇风异俗, 商学派认为凡是不利于农战的“俗”都是必须改造的。“有饥寒死亡, 不为利禄之故战, 此亡国之俗也。”“六虱成俗, 兵必大败”[2,3,4], “六虱”指的是农民的余粮、商人的盈余等能令人安享平逸的六物, 由于拥有它们容易使人丧失斗志, 所以被商鞅视为不利于军事的国之大害。

荀子曾赞叹变法后秦国的风俗教化道:“入境, 观其风俗, 其百姓朴, 其声乐不流污, 其服不桃, 甚畏有司而顺, 古之民也。”[3]可见商鞅的“立法化俗”是成效卓越的。

四、“变法易俗”

战国后期法家代表人物当属韩非。韩非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论文集《韩非子》中。在韩非看来, “俗”本身仍是一个中性词, 指的是基于“人情”而形成的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习性。他说“凡治天下, 必因人情。”“故罚薄不为慈, 诛严不为戾, 称俗而行也。”[]表明他认可某种“俗”的价值。但更多情况下, “俗”在他语域里出现是在指代着一种负面的社会气象, 社会上作为现状存在的“时俗”、“旧俗”常被当做“法”的“劲敌”。“古秦之俗, 君臣废法而服私, 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法”是富国强兵之术, 而秦原本的“俗”使法废而私任。“圣人为法国者, 必逆于世”要实行法治, 则必须与现世之俗背道而驰。

韩非继承了商鞅变法易俗的主张。他说“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 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对商鞅的习俗改造活动赞赏有加。但在如何利用“俗”以期对法制建设有所裨益的问题上, 韩非却逊色于商鞅。商鞅“观俗而立法”, 变法中的奖励耕作等重要措施符合人们逐利的需要, “燔诗书”等过激举措也应秦地并无多少崇古崇礼风气而并未激起什么水花。而在韩非主张的“法、术、势”结合的法治体系中, 我们却看不到“俗”的利用价值。

如果说作为商学派眼中钉的“亡国之俗”是影响军队及农民耕战热情的安逸风气, 那么韩非子的矛头直指的则是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虚伪的仁义说教”。他举孔子传人子思在鲁国不指出错误反而得到尊奖的事迹为例, 提出“人情皆喜贵而恶贱”, 这种虚伪而无用的“君子仁义”之风如果得到青睐将是“亡国之俗”;他还说“行义示则主威分, 慈仁听则法制毁。民以制畏上, 而上以势卑下, 故下肆很触而荣于轻君之俗, 则主威分。”君主总是听从这种仁义说教, 一旦形成风气, 将导致君威荡然无存。他尖锐的抨击儒家学者“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 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 盛容服而饰辩说, 以疑当世之法, 而贰人主之心。”[4]认为他们是法治的最大阻力, 是恶俗的最大来源。

摘要：在先秦诸子中法家最重视分析“俗”与“法”的关系, 其学说中的“俗”主要指的是在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法家代表人物都主张“变法易俗”, 但在“俗”的立法功能等问题上却有着较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析中隐含的深刻洞见和理论缺陷对我们当今建设法治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家,法,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