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韩非子的主要思想

法家韩非子的主要思想（精选6篇）

篇1：法家韩非子的主要思想

第七讲：法家思想

一、韩非子的“计算社会”论

人人都有“欲利之心”：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

‚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

父子关系：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六反》）

‚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

夫妇关系：

‚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备内》）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备内》）

君臣关系：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

‚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饰邪》）

劳动雇佣关系：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

法治的根据：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说》）

二、法、术、势

行法比行仁对人民本身更为有利：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後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六反》）

法：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

法》

法的执行：

‚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有度》 ‚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

‚去私曲，就公法‛。（《有度》）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术：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

循名责实：

‚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於寒。‛。（《二柄》）

以“七术”驭臣：

‚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势：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难势》）

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难三》）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人主》）

法与术的关系：法和术必须相结合法与势的关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术与势的关系：“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

篇2：法家韩非子的主要思想

2008-12-05 12:39:37| 分类： 本科论文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王

颖

【内容提要】 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 键 词】 韩非子

法治

法

术

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非子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年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即将形成的形势下提出的，他的核心理论是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具体而言，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就是为封建帝王提供统治方法的。韩非子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法由君制定，法代表君的意志，法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韩非理想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的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121，“要在中央”是指立法大权归统一的中央政府掌握，这表明诸侯分权的政治局面即将结束，郡县制将完全取代分封制。“圣人执要”是说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后决定在皇帝手中，即实行君主专制。这种加强统治权的主张，是适合即将出现封建大一统的要求的，战国末期，诸侯争霸的局面已定，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标志是君权，君权的削弱乃是中央集权的衰落，韩非认为君主应该“独断”，“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1]736君权不能相分，也不能下放，国君一旦下放一点权力，臣下就会得寸进尺，最终会连君位都失掉，因此，包括制定法律在内的一切大权都应牢牢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臣下应该依法办事，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种绝对的君权，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封建社会维护了国家的统治，因而韩非子的主张就自然而然受到秦始皇以及历代君主的青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不单单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法治”思想赋予了新的特点。首先是“法治”思想的成文性和公开性，韩非子在《难三》篇中说：“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868 “编着之图籍”是说法的成文性，“布之于百姓者”指的是法的公开性，因此看来韩非子所说的法是一种公开的成文法典。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以成文的形式出现，韩非子主张“法莫如显”，要尽量让人们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触犯法律，做到家喻户晓。它是臣民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积极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手段，这些都是法治进步化的表现。

其次，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稳重性并重的特点。法是全国人们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随意解释，使法矛盾，前后不一致。保持法律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不是意味着法律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时期和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韩非子强调实事求是，法应该有其实用的现实性，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终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进而，韩非子说提倡的法又是“着于官府”，“行于臣民”的“宪令”。可见它是一种君主的统治工具，是一种专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力但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阶级法反映了贵族与平民女之间不平等关系，而专制法则进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驾于群臣万民之上了。同时，韩非子所论述的法治中，并没有系统地拟定具体的法律条文，他只论述了法律的原则与基本内容，而这也是专制法的另一种体现。《二柄》说：“明主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1]111《定法》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如乎奸令者。”[1]906可见，法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实处，不过是德赏和刑罚两大方面，德赏用来奖励守法有功的人，刑罚用来惩罚犯法之人。

韩非子主张加强法制教育，彰明法令，使法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五蠹》中说：“明主之国，无国之文，以法为教；无先主之话，以吏为师。”[1]1067他想要全国人们都知法，懂法，不触犯法律，总体目标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同时，韩非子主张执法时对臣民一视同仁，信赏必罚，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也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避大臣，善赏不遗匹夫。”[1]88可见，除了君主拥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之外，所有的臣民一旦触犯了法律，都必须惩处，不管是君主的宠臣，还是达观贵士，都不得幸免，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1]88。而小民如果有功，照样得赏。韩非子所说的法，虽然在适用对象上有所局限，没有包括君主在内，但在执行上，则主张法权代替君权。它一方面比封建礼制更为独裁，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带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韩非子的法治的思想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后世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后世用法律约束行为，推动国家的发展，都是对韩非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韩非子思想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颗明珠，对现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与时俱进，制备完整的法律体系

韩非子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虽然我们我处的时代背景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时代却在同样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方略，依法治国，首先有法，要立法，使法律在全国具有最高权威，将立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升为法治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

2、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整个民族的法律意识的状况，对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韩非子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形式出现，“布之于众”，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学习法律。这种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今天我们仍应该将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人人都能自觉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的事情。

3、法不阿贵，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韩非子提出，执法过程要公正平等，赏罚及时，这对我们的现在法制建设有值得借鉴的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执行法律取决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只有司法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取消凌驾于法律至上的各种特权，对干扰司法公正的一切势力绳之以法，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篇3：法家韩非子的主要思想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历史局限性, 但其思想中仍然有许多闪光点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目前, 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 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 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 法治思想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 而韩非子的思想对我们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有相当大的启迪作用。

(一) 立法。

在《八说》篇中韩非指出:“书约而弟子辩, 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 明主之法必详事。”意思即为了使所有人都能遵法、守法, 以法为路, 法要详细、具体。法是“必然之道”, 因为是必然之道, 所以必须使天下人知晓:“法者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而不之于百姓者也。……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 莫不闻知也。” (《难三) ) ) 法一定要明确, 要公诸于众, 使社会成员都熟知法律才能真正守法。今天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首先必须建立较为完备、科学的法律体系和制度, 做到“有法可依”, 同时也要积极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 提高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 使得法律深入人心, 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主张赏罚要“合乎刑名”, “刑名者, 言与事也……功当其事, 事当其言, 则赏;功不当其事, 事不当其言, 则罚” ( ( (二柄) ) ) 。同时要“赏罚有度’, , 赏罚作为法治手段必须使用恰当才能达到赏善罚恶的目的, 否则“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 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 用刑过者民不畏”《饰邪》) 。反映到现代法律中, 就是罪刑法定的原则, 它要求法无明文不为罪, 法无明文不处罚, 这是刑法民主性的重要体现, 也是依法治国的当然要求。我们应该依法公正、公平办事, 不能滥用法律, 徇私枉法, 对于违法者量刑要完全依据法律, 总之, 一切以法律为根本, “有法必依”。

(二) 执法。

韩非认为应以法律统一社会, 强调法律的规范性。法犹如测量事物长短、轻重、曲直、多少的器具, 在运用过程中体现的客观性是稳固的, 它不因人的主观意愿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它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公正平等、一视同仁的。因此.法可以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对于那些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官吏, 他更强调刑无等级, 事断于法。“法不阿贵”和“刑无等级”思想, 是韩非为实现其法治目的, 提出的最激进的主张, 他在《韩非子有度》篇是这样说的:“法不阿贵, 绳不绕曲, 法之所加, 智者弗能辞, 勇者弗敢争, 刑过不避大夫, 赏善不遗匹夫。”同样的思想在商鞅那里被表述为“一刑:“所谓一刑者, 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至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 犯国禁者, 罪死不赦”。这种思想作为三代盛行的“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的直接对立面而出现, 其矛头直指贵族特权, 因此, 它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后世人们反抗法外特权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对于现代法制建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是最重要的原则, 只有明确了这一基本原则, 才可以消除司法活动中的特权, 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在执法上, 韩非强调“重刑止奸”、“峭其法而严其刑”, 这使得他走向了“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的死胡同。但是, 其“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 对于犯罪分子坚决严惩不怠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现代社会中, 也总有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出现, 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严重经济犯罪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绝对不能姑息, 应该坚决予以严惩, “违法必究”, 只有从重从严惩罚犯罪, 才可以真正地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

二、法家“法治“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一个大的飞跃, 它对依法治国的含义进行了准确的界定, 进一步将“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法治国家”, 第一次把“依法治国”, 和“法治”庄严地载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方略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依法治国作为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前提, 其最终确立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 我们也应认识到, 仅有依法治国, 一切事务单凭法律决断, 也是不行的。道德作为社会整合的必要手段同样必不可少, 它对社会的那种积极的规范、教育、导向作用是法律所无法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通过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先秦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 可以说各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 但是又各有片面性。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差异, 简而言之即道德与法律之争。道德和法律一样, 说到底只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从这点上来说, 无论是作为个人修养还是作为统治方略, 任何法制模式或德治模式都应只具有工具性而不具有价值性和目的性。然而, 在中国历史上, 无论是儒家的礼法德治还是法家的高压政策, 都使道德或法律不同程度地'僭越成目的。与此对应, 人则被贬损为工具乃至沦为牺牲品。儒家为了强调道德的普适性而贬低法的作用, 法家为了伸张法的权威而夸大道德的局限。道德与法律潜越割裂的后果, 一方面使道德由于没有法律和物质的支持而变得空洞甚至虚伪, 另一方面使法律由于没有道德的精神滋润而生硬化甚至流于形式。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二者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只会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 虽然也能够兴盛一时, 但最终都走向了衰落和灭亡。只有法治、德治并举, 既抓法制建设, 坚持依法治国, 又抓道德教化, 坚持以德治国才能国强民富长治久安。在现实生活中, 道德有理想化的品质, 主要满足人的精神和情感需要;法律注重现实和事实, 主要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道德与法律作为两种不同的调节手段既不可或缺, 同时又都不充分, 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相得益彰。

当前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 法治和德治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手段, 我们应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和功能, 树立法治权威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不仅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 而且要建设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要不断强化依法治国理念, 同时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 为改革发展构建一个人心思进、公平正义、富而好礼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战国]韩非:《韩非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12月版。

篇4：秦的政治建制和韩非的法家思想

秦兼并六国,结束了战乱纷争的战国时代,统一了中国。在文化上落后于六国的秦,通过军事行动实现了它的霸业,所谓以西戎之裔妄斩三代文教之制,使华夏大地上社会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秦始皇首先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三皇五帝是华夏民族远古的圣贤,成为当时人们的崇敬对象。嬴政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他决定给自己一个更崇高的称号,将皇和帝合称为“皇帝”。他还废弃了周的谥号制度,采取简单明了的符号形式,用数字来标明皇帝序位,自称“始皇帝”。他的后裔依次称之为“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从此由皇帝掌握全国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还把自己西北方言的自称“朕”(即北方方言里的“咱”)规定只用作皇帝的自称;皇帝的印信专用玉制,叫玉玺,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物。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皇帝把一切大权集于己一身。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据说秦始皇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当时的公文是刻写在薄薄的竹简上的,一石是120斤,那么一天大概要批阅上千片竹简。

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革了组织体制。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兼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是最高的军事长官,负责军务。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三公的下面设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总之,实行政治、军事、监察三权分立,而又互不统摄,统一接受皇帝的领导。

秦王朝建立后,在讨论政治建制时,持有法家观点的丞相李斯反对分封制,指出周朝因为分封制,将子弟封到各地为王,几代之后,关系就疏远了,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团结,致使周朝分崩离析、名存实亡。李斯提出设置郡县,由皇帝亲自操纵任命和罢免。这样就能使天下长期稳定,政权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设立了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按所管辖地区的大小设置,万户以上是县令,万户以下是县长。县下依次设立乡、亭、里、什、伍,完全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这一大套制度,使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观念正式确立了起来。

为了提高政令的有效控制,除了行政上的专制外,秦始皇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之一是在全国建立传驿网络。“传”是指用车辆传送文件或官员往来时途中停歇的地方,也叫“传舍”,又称“传置”。“驿”是指用马传送文件的方式,供行旅止息的处所也叫“驿”,或称“驿亭”;每个驿亭设吏役叫驿子,役差叫驿夫。三十里设一驿传,五里设一“邮”。这样,驿传普遍地设置在交通要道上,全国形成一个传送信息的交通网络。它保证了中央政令的快速传递,也保证中央对全国的有效控制。这种驿传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上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

秦时的疆域异常辽阔,北到长城和阴山,南到南越,即今岭南地区。疆域西界是陇西,东则延伸到了辽东。为加强统治,秦始皇下令将六国的王室人员、旧贵族、富豪12万户迁移到咸阳,一部分调遣到南阳、巴蜀,限制他们的自由行动。随着不断征战,不断扩大疆域,秦始皇推行大规模的移民。比如秦在征服六国之后趁势兵分五路进攻百越,并迁徙50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其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不仅繁荣了都城的经济,也促使了民族间的大融合。

秦代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提一提:一是修筑宫宇,二是修筑长城。

秦始皇每灭掉一个国家,就铲除六国的根据地,把六国的宫室城郭拆毁;同时却又把自己喜欢的六国华丽宫殿,派人在咸阳照样仿造。等全国统一了,他还曾经想造一个最大的苑囿,西起雍城、陈仓(现在陕西凤翔和宝鸡地区),东面延伸到函谷关(现在河南灵宝),长达千里。最后被侍从官侏儒优旃劝止。优旃对秦始皇说:“这样可太好了,有了这么辽阔的皇苑,我们可以多放养些猛兽,如果六国的后裔有人敢进犯,就把这些猛兽放出去将他们吓跑。”秦始皇一听,不禁大笑,于是打消了建这个巨大苑囿的打算。最大的苑囿没有建成,但秦始皇还是建了很多宫殿,单单咸阳周围就建有宫殿270多座,行宫在关外400多座,关内300多座。在这些宫殿中,最大最有名的是阿房宫。因其在秦末被项羽烧毁,所以规模究竟有多大,现在无法估计,但根据史载,光前殿的东西就宽达500步,大约相当于700米。南北有500丈,相当于115米。殿的门用磁石砌成,主要是用来防止人带兵器行刺,相当于现代的安检门一样。在殿门前排列着12个铜人,用民间没收来的兵器熔铸而成。这样出现了历史上独特的“搬家式”建筑,既推动了中国古老的建筑艺术,又体现了中国建筑史的传承和创新。

另一件大事是修造长城。秦始皇每攻下一个国家,就下令将原来国家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成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使原来分为三段的长城——燕长城、赵长城和秦长城,连而为一。这样,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林洮(现在的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现在大同江一带),东西长达万里。城墙之间每一定距离设置烽火台,一旦发现匈奴侵犯,就放烽火报警。千年不倒的长城成为中华文明的伟大遗产。

秦始皇实行专制统治,也并不是什么都由他一个人拍脑袋说了算,基本上还是维持着朝议制度,只是“下其议”于群臣,而“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毕竟朝议是最高权力体现的形式,它成为君王和大臣议论国家大事的场合,是宫廷斗争的舞台,但也是朝廷交流信息的机会,起着特殊的政治功能。秦始皇在朝议下制定了许多统一措施。

第一,统一货币。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如郢爰流行于楚,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圆钱流通于秦、魏和赵等国。秦统一全国货币后,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圆钱为下币,后来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第二,统一度量衡。秦统一前,度量衡方面的情况与货币也差不多,非常混乱。秦统一后,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

第三,统一文字。战国时代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各有自己的文字形式,难写、难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的规律,严重阻碍了各国的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对各国文字进行整理,规定凡与秦文不相符合的一律废止,并且推行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和胡毋敬的《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文字的统一,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第四,统一车轨。秦统一前,各国的里程不同,车辆也各有宽度,也就是说,车辆只能在本国行驶,一出国境,就不合辙,寸步难行。秦统一后,下令“隳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开通道路,无有障塞”,并规定了车辆的轮距。这样天下交通真正做到了交互沟通。

第五,统一思想。秦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确立理论纲领,采用“五德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将数字“六”神秘化并与“五德”说联系起来,使它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和文字记述中去,成为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

韩非的法家理念和“法术势”三结合思想

秦始皇为了能控制全国人民,颁布的法律条目十分繁杂,残酷暴戾。几乎对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都作出明文规定,例如“步过六尺者,有罚”“敢有挟书者,族”“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等,甚至连百姓所穿的鞋子都有规定,凡犯者加以惩罚,严重限制人民生活的自由,百姓动不动便犯法,令秦国遍地是监狱。《史记》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秦始皇认为,只有重刑才能杜绝罪恶,故出现了“五人盗,藏一钱以上斩左止(趾)”“甲盗不盈一钱,乙见而弗捕,当赀一盾”的残酷情况。其酷刑不下几十种,例如“劓、宫、笞、车裂、黥、腰斩”等。这套严刑酷法不但为秦始皇冠上“暴君”之名,更为他带来亡国的后果。

秦始皇的法治观念应该说是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公元前237年,他23岁时读到《孤愤》《五蠹》,十分佩服,知其作者是韩非后就设法把他弄到秦国。韩非到了秦国,受到盛大的欢迎和接待。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史记》记载说: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这里大致把韩非悲剧式的命运作了交代。秦始皇虽没有重用韩非,但却接受了他的全部思想。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继承并发展了法家的学说。

韩非认为:“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他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概括了不同历史阶段人际关系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说明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反对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说。韩非主张“变古易常”,反对“法先王”的复古主义。韩非指出上言必称古的弊端,他深刻地指出,一个人不敢肯定自己在政治上的功绩,老是拿虚无不着边际的古代圣贤的事作为说服别人的论据,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也是很愚昧的。

他曾举例说,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筑巢而居,钻燧取火,一定会遭到鲧和禹的讥笑;如果到了商周时代有人把疏导江河当作国家头等大事,一定会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讥笑;同样,如果现在有人开口闭口称道古代圣贤,并把他们的主张拿到今天来实现,一定会遭到“新圣”的讥笑。很显然,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必须建立新的观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韩非对人类历史作了全新的概括,他认为中国社会经历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三个阶段。当今社会所以立足于一个“争”字的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较快,而社会财富增长较慢,故而“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从社会物质原因去看社会内部矛盾,建立新的历史发展观,具有合理的思想因素。

韩非著书十余万言,据《汉书·艺文志》说有55篇,今本《韩非子》也是55篇,其中可能有后人增补。韩非运用历史观和文化观在法家思想上,其表现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提出“贵法治,贱人德”,主张君主用法术和权术来统治国家人民。韩非反对儒家的贤人政治和仁爱理论,认为只有用严刑峻法,人民才不敢不忠。二、提出用人要“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切求其功”,“事当其言,则赏;事不当其言,则罚”。主张从言语的客观效果来确定治事和用人。

法家包括了法、术、势三个学派。自法家学说兴起,与儒道墨等家对抗,与儒道之学合参,成为中国学术上的伏流。秦时焚书坑儒,对儒家打击甚大,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儒家逐渐得势,法家思想常与别家混杂,如三国时代蜀之诸葛亮、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王猛、宋朝王安石、明朝张居正等都是儒家中注重法治精神的人物,可见法家在中国政治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法、术、势,作为三种治理国家的学说,各人各有偏重,如以商鞅为代表的是重法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是重术派,以慎到为代表的是重势派。

“术”是人君驾御群臣的方法,是根据人的才能授予官职,要求做官的言行一致,才能与官职相称。人君用此要求来考察官吏,不称职的废黜,称职的、有能力的得到奖励和提升,所以说人君能“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这种重术的思想是申不害提出的。

“势”指权势威势。慎到重势,他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可见有权有势才能“令行禁止”,才能保证政治活动的进行。

“法”就是法令、法规、法律,是君、臣、民三者共同遵守的东西。依法治国是法家的根本主张,而法令要靠权势来推行,又要靠各级官吏来执行,因此选拔和考核官吏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韩非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为了治理好国家,法、术、势三者都不可偏废,必须结合起来。

韩非非常重视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提出“天明”“天聪”“天智”的概念,认为:“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韩非子·解老》)所谓“天明”,即眼睛;所谓“天聪”,即耳朵;所谓“天智”,即大脑。韩非的意思是说,人的感官是天生的,但感官的运用不运用以及对客观事物的思考,则是由人决定的;人就是凭借着眼睛来观察事物,凭借着耳朵来听取言语,凭借着大脑来进行思考,也就是依靠天生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去反映客观事物,获得认识的。韩非强调人的思想来自于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因此君王用人必须“察言观行”。他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盲、喑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意思是人们都睡着了,盲人也无须辨认;大家都沉默,哑巴也无须回话。当人们睡醒了,即使让盲人去看也无从辨认;当人们问话,即使让哑巴去听也无从回答。但是不听他的言语就不能了解他有无本领,不让他办事就不知他是否能干。听他的言语要看是否符合事实,让他办事要看是否有成效,所以如果没有察言听声的方法,才智也无从显示。

韩非非常善于说理和论辩,但他更注重实用。他曾用“自相矛盾”“买椟还珠”“为政犹沫”等精彩的比喻来说明理论要为应用服务的道理。他指出管理国家好比一个人要洗发,洗发会脱落一些头发,但有利于长发;如果不舍得掉头发而放弃长发的好处,便是不懂得“权”的重要性。这好比战争,战争要死一些人,但因此可以获得土地,换取国家的强大。利害正是这样一对矛盾,应该“去其小害,计其大利”。他还用“秦伯嫁女”的历史事实和“买椟还珠”的寓言来说明,我们光看人的言语而忽视利害,不能以文害义。

篇5：国学法家韩非子的管理智慧

法家认为，君王能够统治国家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强、品德高，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舍此，必将功不立、名不遂。所以中国古代周礼中繁杂的等级礼仪就是为统治者的“建势”和“造势”所服务。孔子德行高洁，名誉海内，但却要臣服于鲁哀公，就在于孔子“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所以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在这里韩非之把“势”看作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柄是具体而有形的掌握下属命运的生杀大权，势则是有形的权所产生的无形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法”能顺利执行的很好助力。

心理学研究证明：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势是一种比有形的权更强大的无形的威慑力量，因为它无形，所以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权是不能随便用的，“权不欲见”，“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作用范围也很小。“杀鸡给猴看”就是用一小范围的刑罚来产生大范围的威慑作用，这正是权和势的完美结合产生的妙用。总而言之，君主拥有的势越大、越强，获得的威严、尊敬也越多，一旦失势，不仅会失去人君之威严，更有性命之忧。

慎到是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在主张依“法”治国的同时，强调并重视“势”。法家思想中关于“势”的理论，慎到发挥的最淋漓尽致。在战国时代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势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实践。所谓“势”，即权势。势并非单独存在的，势要依法，而法要借势。法与势是相互依托的，没有法何以保证权势，没有权势，法又不能顺利贯彻执行。慎到认为，重“势”与尚“法”有内在的联系，重“势”是为了尚“法”，而尚“法”又必须重“势”。

慎到对势有这样的形容:“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雾，与蛆妇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德治”，因为法家一向有着“中人之治”的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正是趋利避害，“德治”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

到了战国后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并发展了慎到的“势治”说。首先，韩非强调必须集中一切权力于君主一身。并言:“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权势不可以倍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奎。”“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由此可见，韩非提出君主要绝对的权威，不能以下犯上。韩非关于“势”的思想比慎到更前进了一步，表现在其“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法”、“势”相结合的思想。依照法拥有权势则天下大治，违背法则权势亦不能维持。掌握权势的人如果能秉公执法，法律借助权势产生的威力和效率自然会更大；反之，带来的危害也很大。韩非不仅看到法治需要权势来依靠，而且认为要很好地运用权势，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法的强有力的手段。

韩非认为治理天下的君主从天资上说大都为中人，自己的治国理论就是为这些君主提出的。才能平庸的君主只要能运用好抱法处势，把法治和权势结合起来就可以将国家治理的有声有色；相反，如果背离法度，丢弃权势就会天下大乱。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其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法家以国家治强为目标，首要之点便是稳固君权。法家主张君主政治代替封建政治，君主集权便是基本要点，因此，强化君势是国家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点。

法家认为，势是与法、术并列的治国要素之一，而且，势还是保证法和术得以顺利实施的条件。韩非子在《韩非子?功名篇》中的说“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意思是说，一个人仅有贤能是不够的，还得有“势”，不然就无法让不肖者服从，无法保证组织的良性发展。所以，一个组织要想很好地推行既定的制度，就必须要有权力的保障，而这个权力就是“势”。同样，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才能够顺利实施管理企业之法与术。为使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真正能够落地，管理者也应因势利导，利用赋予的权力，用以身作则和自身的修养来建立“势”，在推行企业制度时，一定要采用以法为本，还要学会“处势”与“借势”的管理方法。

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需拥有管理的权力，更应具备领导者的“气势”。如何建立领导者的“气势”，就涉及到了企业家如何处势的问题，企业家要建立威信和气势，首先要明白和了解自己所在之位的定位，明确所在管理角色的责、权、利。管理者树立权威绝对不是肆意妄为，骄纵跋扈，更不是借助自身角色任意提拔或惩罚下属。只是靠“管理者”的头衔来管理下属，不但不会在员工中形成威望，更会让员工“畏”而不敬。管理层应按照公司的文化践行日常工作；管理层应明确企业制度，并以身作则，依照制度行事；管理层应钻研业务，无论是管理之道还是公司的业务体系，都应精通但未必亲为；管理层待人要公正，不以个人喜好论断，而是依照公司的制度作为下属工作的评判标准，若制度之中没有明确，便依照公司价值观作为评判事务的原则；管理者擅长沟通，善用制度，奖惩并济，在制度面前铁面无私，决不妥协。只有具备了上述因素，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成为一个受员工尊重的管理者。才能建立起“势”。

韩非曾深刻地指出，君临天下，依凭的是势。而势就如高山顶上的一棵树，它之所以高高在上，是因为它足踏高山，凭借高山作基石。这表明，势靠位尊权重而得，势也靠造势而得。商鞅依靠秦孝公作后盾推行新法，战无不胜，但孝公一亡，商鞅就失去了靠山、保障，一旦失势，便走投无路。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文化的建设、推行以及制度的全员践行也必需要“借势”，借助已经树立的管理权威，上行下效。在一个管理团队中，管理者身先士卒，严格恪守企业文化，按照企业价值观作为行事的准则，并且按照企业制度规范自我工作行为，同时按照制度的原则奖罚分明，当全体管理者能够成为企业行为的楷模，全体员工才会逐步养成正确的工作习惯，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才能像空气一样渗入到企业内部的方方面面。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所以会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管理者自身不正，不能以身作则。只有管理者率先垂范，方可服人。在联想集团，任何规章制度一旦公布就必须坚决地执行，如果有人违反规定，就要自觉地去执行惩罚条例，概无例外。

针对开会常有人迟到的现象，联想制定了一个会议管理条例，规定凡有会议所有的人都不能迟到，迟到者将被要求在前面站上一分钟，会议也停下来奉陪。被罚站的第一个人是吴文祥，他是柳传志的老领导、原计算所科技处处长。柳传志对他说:“今天，你在这儿站一分钟，今晚我到你家，给你站一分钟。但现在你必须罚站，不这样，今后会议没法开，所有的人都忙，都有理由迟到。”吴文祥满脸通红真的站了一分钟，出了一身汗，柳传志也冒了一身汗。柳传志本人也被罚站过三次，他自己说:“其实不算多，我开会最多，迟到机会最多。有一次，电梯坏了，我被困在里面，我拼命敲门，叫人请假，可周围没人，这也是要罚站的。”联想从几百人发展到上万人的规模，始终能够坚持执行这项规定，关键就在于领导班子带头遵守纪律，为员工做出了榜样。

篇6：法家韩非子的主要思想

韩非子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 多次上书韩王, 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 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他便退而着书, 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史记》记载, 秦王嬴政读了韩非子的文章, 极为赞赏。后韩非子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 李斯妒忌其才能, 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 韩非子被迫服毒自杀。在韩非子死后, 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 秦王嬴政在他的思想指引下, 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子虽是荀子的弟子, 却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 而是爱好“刑名法术”之学, 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 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 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他创立的法家学说, 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 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 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毛泽东同志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批注道:“韩非师从于荀子, 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 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 对后世影响很大。”

韩非子主张天道自然, 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 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 “理”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 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 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著名论题。他认为, 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 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 是自欺欺人。韩非子还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 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子的著作很多, 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该书共有文章55篇, 10余万字。他的文章构思精巧, 描写大胆, 语言幽默, 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 于平实中见奇妙, 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 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 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 至今仍为人们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