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歌曲范文

第一篇：90年代的歌曲范文

【经典歌曲 - 75首80、90年代最经典的粤语歌,听完心都碎了】

【经典歌曲75首80、90年代最经典的粤语歌，听完心都碎了图文 ： 网络

比较： 小丝听听这些老歌吧，带我们回味那时的爱情，看看那时以爱为名的我们。整理不易，发给朋友看看!陈百强，1958年9月7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大批巨星横空出世，星光璀璨，光耀两岸三地。陈百强在歌神、天后云集的香江，并非最大红大紫的那一个，虽相貌俊逸，气宇轩昂，但与天王级的人物比起来，只算中品，然而他的声线实在了得，细腻婉转，深情如诉，最令人心神俱动的是歌声中那抹始终挥之不去的忧伤，如云雾出岫，缭绕不绝。不哗众取宠，不剑走偏锋，他的歌声是冷雨世界的一道暖阳。偏偏喜欢你陈百强一生何求念亲恩陈百强倾诉不陈百强深爱着你等陈百强陈百强精选当我想起你陈百强大热风继续吹张国荣Hot Summer想你张国荣陪你倒数玻璃之情张国荣陪你倒数似水流年张国荣张国荣追张国荣陪你倒数张学友1961年7月10日我们不能用一种风格来概括张学友的歌曲，他每首歌给人的感觉不尽相同，又每首歌直击人心，是当之无愧的歌神。李香兰张学友遥远的她·Amour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不老的传说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遥远的她·Amour相思风雨中张学友;汤宝如我与你分手总要在雨天张学友三年两语谭咏麟，1950年8月23日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浪漫情歌与快节奏歌曲均拿捏到位，曲风十分广泛。早在温拿乐队时代他就屡屡创造了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1984年在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十大劲歌金曲40首季选歌曲中，谭咏麟一人占有10首歌曲，并在年终囊括了香港乐坛的多项大奖。1985年他在香港红馆连开 20场个人演唱会，1989年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在香港红馆一连举办了 38场演唱会，而他在1994年举行的香港大球场演唱会为歌迷们津津乐道，其中的金曲如《讲不出再见》备受乐迷的喜爱朋友谭咏麟爱的根源讲不出再见谭咏麟神话1991水中花谭咏麟雾之恋爱的根源谭咏麟爱情陷阱卡拉永远OK谭咏麟迟来的春天Beyond经历过青葱岁月的我们，不会忘记那时一颗悸动的心。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首摇滚乐，诉说我们的激昂与朝气。再听Beyond的摇滚乐，强节奏的旋律与朝气蓬勃的活力让我们找回少不更事的自己。光辉岁月BEYONDBEYOND IV冷雨夜BEYOND华纳超极品音色系列喜欢你BEYOND秘密警察谁伴我闯荡BEYONDBest Of Millennium岁月无声BEYOND鉴听宝典梅艳芳、陈慧娴。许冠杰、刘德华……

……天才白痴梦许冠杰真经典人生何处不相逢陈慧娴永远是你的朋友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红日漫步人生路邓丽君归来吧上海滩叶丽仪风再起时(留声经典复刻版)万水千山总是情-汪明荃

谁明浪子心王杰万岁2001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Di-Dar男儿当自强林子祥命运符号阿郎恋曲许冠杰黑白灰飘雪陈慧娴准我再一次灰色林忆莲国语经典101

制作日期：2017.08.03.*****欢迎光临感谢欣赏，小丝祝您欣赏愉快,天天快乐 ******

第二篇：【怀旧剧场】90年代爱情电影——童话的开始与终结

九十年代爱情电影 怀旧的感觉欢迎您的光临

九十年代爱情电影

(1990—1999)

和上一个十年里爱情的美满不同，这十年的银幕上的情侣大多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葬身之地”，可是如果没有婚姻的话，爱情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我们便和银幕上情侣一起品尝了“失去”的滋味。《泰坦尼克号》、《永失我爱》、《大撒把》、《大话西游》、《廊桥遗梦》等诸多影片似乎都在宣告一个童话时代的终结——又或者是导演们在续写童话。在一般童话的结尾，“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可是生活的艰辛和爱情的难以为继，岂是王子和公主可以料到的，他们的婚后生活未必就会幸福。所以，这是一个初尝失去的年代，这是一个爱情成熟的年代。

《霸王别姬》——开时代之先河(1993)

影片里，程蝶衣对段小楼的那种依恋和依赖的情感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小时候就遭受欺辱，是在段小楼的帮助下才重新站了起来。他一直有性别认同上的困扰，也是在段小楼的“催化”下，他才正视了自己的“性别”。陈凯歌用了完整、恢弘、博大的试听语言将这个史诗性的故事讲述得丝丝入扣。张国荣也奉献了自己在银幕上最完美，也是最美的演出。 影片简介：影片以两个京剧演员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索，通过他们半个世纪的嬉笑癫狂的命运，展现了传统文化、社会动荡、政治斗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是，就在文革结束、他们将在舞台上迎来自己新的生命的时候，扮演虞姬的程蝶衣却自刎于舞台上。

爱情宣言：要唱就唱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 爱情信物：虞姬的剑

《大话西游》——无厘头+跨时空(1995)

说到底，这是一部香港的无厘头喜剧。影片里融合了大量的不着边际的搞笑和屎尿屁的隐喻。但是这并没有阻拦影片在大陆的风靡。影片能让观众放肆的笑、放肆的哭。至尊宝向紫霞仙子表白的那一段台词也早已成为影响当代大学生的语言。在校园里，怎么可能听不到“我希望是一万年”式的表白?周星驰也以本片在内地的成功吹响了进军内地电影业的号角。不过星爷此后的作品，没有一部在影响力上能超越《大话西游》的。无论怎么样，《大话西游》式的台词和思维方式，都已经在年轻人中深深地扎根，它的影响力，也许要再过10年，等到受它影响的一代学生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才能见分晓。

影片简介：“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这两部影片按最初的设想是一部完整的影片，可是最后剧情的发展超出刘镇伟的估计，一部影片已装不下这些奇思妙想了，只有将计划改变，一分为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影片的完整性。电影里那段穿越时间去爱你的爱情故事早已成为了经典。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故事也早已成为了一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

爱情宣言：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爱情信物：紫霞仙子的手链

《廊桥遗梦》——责任感(1995)

1995年，这部电影来到了中国，伴随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渐渐浮出水面的“婚外恋”问题。现在的80后和90后自然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婚外恋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龌龊事。爱情可以靠激情、或者是冲动去维持去保鲜，可是在婚姻之中，责任和义务才是要首先考虑的。范佳思最后没有冲下汽车投入罗布的怀抱，正是因为她明白：如果她下车，她可能会一无所有，罗布未必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如果她不下车，她还将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影片简介：范佳思的子女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渐渐发现她生前一段动人的感情生活。范佳思是一个欧洲人，二战结束后，她下嫁给美国依阿华州的一名农夫，婚后二人同床异梦。一天，她遇上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罗布，二人一见如故，互生情愫，但碍于范佳思对家庭的责任，二人相处四天后便决定分开，但离别之际难舍难分。最后，罗布毅然离开了依阿华州，继续他飘泊浪荡的摄影生涯„„ 爱情信物：相机、照片

《云中漫步》——好事多磨(1995)

被遗弃的男人和被遗弃的女人在长途客车上偶遇，随后就有了一段浪漫但是命运多舛的爱情故事。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好事多磨”吧。影片虽然将爱情作为全片的线索来加以描述，可是影片的主题却不是要赞美爱情的博大。导演借助这个爱情故事告诉人们，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希望。无论是在爱情上，还是在事业上，都是如此。影片最后，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葡萄园，所有人都以为再无出路，可是保罗却在地下挖出了一截未被烧毁的葡萄树的树根——正是这个树根，又带给了全家人以希望。当年帅气但是略显稚嫩的基努·里维斯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新一代的偶像。从70、80年代的高仓健，到90年代的里维斯，国人的审美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影片简介：退伍的美国大兵保罗·萨顿回到家中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别人躺在床上。于是他便离开了那个令他伤心的地方。在旅途中，他结识了需要帮助的姑娘阿拉贡，为了帮助她度过难关，保罗来到了阿拉贡的家——葡萄种植园。在葡萄园居住的日子里，保罗和阿拉贡渐渐产生了感情，炽热的爱情之火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熊熊燃烧。晚宴上，阿拉贡的父亲宣布保罗成为了家庭的新成员。可是保罗还需要和妻子离婚，于是他不辞而别，跑到了旧金山和妻子离婚。随后他有马不停蹄地赶回葡萄种植园，回到阿拉贡身边。 爱情宣言：新婚的夫妻，不是做爱就是作战。 爱情信物：葡萄树根

《我的父亲母亲》——青葱岁月、纯真年代(1999) 影片是张艺谋执导的一部讲述爱情、家庭、亲情的电影。作品充满了诗意的浪漫，用抒情、单纯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带着乡土气息的过去时代的爱情故事。影片里，招弟和骆长余简单、直接但是不乏可爱和纯真。影片在色彩的使用上大胆而细腻、体现了张艺谋的一贯特点。现实用黑白表现，而回忆则用彩色来表示——使美好的回忆和残酷的现实(父亲去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部影片里，年轻的章子怡首次登上银幕。

影片简介：城市青年骆长余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自愿来到了三合屯当教师，方圆十几里出了名的美人招弟暗自喜欢上了教师，从此她的心便不再安宁。她每天给他做最好吃的派饭，特意用一个青瓷碗盛好送去，满心希望教师能吃上她做的饭菜。学校建好了，听到教师的念书声，招弟觉得那是有生以来最好听的声音。到后来，村里已经没有人再听了，只有招弟还听，一听就是四十多年„„ 爱情宣言：好吃么? 爱情信物：青瓷碗 《风月》——病态人生(1996)

《风月》的电影剧本由陈凯歌和王安忆联手制作，改编自叶兆言小说《花影》，讲述了病态社会下的病态人生，通过一个爱情悲剧，以表达作者对人性的反思。如果说忠良爱的是如意，还不如说他爱的是金钱和地位，因为他接触如意的心术本就不正了，无论如何也不会结出幸福的果实。影片虽然批判了那个时代下人性的糜烂和衰落，但是并未揭示出造成这种衰落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影片里忠良和如意的死只是一个情节上的创作，而没有什么深度。

影片简介：忠良从小就父母双亡，投靠嫁入庞府的姐姐，由于不堪姐夫的欺辱，毒害姐夫后逃离庞镇，被上海帮大大收养沦为拆白党。大大觊觎庞府财产，令忠良诱拐大小姐如意。但是忠良和如意相互爱慕，忠良不忍欺骗如意，强抑爱意，独自离开庞镇回到上海。大大刻意让如意亲眼目睹忠良在上海的勾当，如意不在意仍深爱忠良，忠良却觉得自己卑劣，不敢继续。如意绝望，返回庞府嫁给了景少爷。可是忠良还是深爱着如意，只有把她毒死后自杀，才能永远结合。 爱情宣言：爱能毒人 爱情信物：自行车、毒药

《红色恋人》——革命和信仰(1998)

其实，本片的着眼点并不是在信仰和主义上，而是在人性和情感上。秋秋和靳的感情并不是革命小将对革命家的仰慕和敬畏，而是一种女人的护幼的天性。靳发病之后，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楚楚可怜，无疑，这样形象的靳激发出了秋秋心中母性的一面。而爱上秋秋的靳，也需要一个女人来代替他的前妻在他心中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爱情对秋秋并不公平。他们的相爱，与其说是革命理想的融合，不如说是人性和心理的需要。影片颠覆式地用张国荣塑造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这和我们见惯的“高大全”的形象大相径庭，但是这也开辟了另一条理解革命的途径。

影片简介：靳是共产党在上海地下组织的高层领导人，由于他在一次战争中，身受重伤，残留在他脑内的弹片造成他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狂燥病症，容易产生幻觉。秋秋在与靳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靳的勇敢、智慧与风采，强烈地吸引她，并且深深爱著他。有一晚，靳的幻觉症病发中，视秋秋为前妻，而清醒的秋秋竟被靳的浪漫与坚贞爱情震撼，她为了得到靳的真实爱情而付出了一切。佩恩悟出他们在追求爱的同时，就是在追求信仰，就是以生死相许，这是一种浪漫。 爱情宣言：好了，好了，我在你的身边 爱情信物：书籍、药品 《永失我爱》——贫嘴+真情(1994)

本片是冯小刚独立执导的首部作品，影片里蔓延着浓厚的冯氏风格。从电视剧起家的冯小刚拍起电影来也是一副电视剧的嘴脸。本片无论从故事还是拍摄手法而言都是彻头彻尾的电视剧。但是这种缺憾却并不成为阻拦观众为格格和苏凯流泪的路障。他们偶遇之后便开始了“欢喜冤家”的爱情发展，伴随着冯小刚和王朔语言风格的台词，格格和苏凯的爱情在磕磕碰碰中倒也一帆风顺。影片的结尾是全片最煽情的地方，也是冯小刚在今后的贺岁剧里屡试不爽的煽情招数。 影片简介：专门替别人从外地往北京运送汽车的个体司机苏凯巧遇空姐林格格，并对她一见钟情，但是格格对他的印象却不好。后来在一次接送格格与她的同事回京途中，在路上所发生的一切，使格格对他产生了好感，并在回京后不久，双双堕入爱河。然而就当他们感情日深并准备结婚的时候，苏凯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不忍拖累爱人，狠心赶走了格格。当格格得知一切来到他的面前时，病情已经恶化的苏凯已没有表达感情的能力了„„ 爱情宣言：冯氏台词

《泰坦尼克号》——这一张船票，登上了你的客船(1997) 杰克和罗斯，在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影迷心里是银幕上最完美的情侣。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爱情跨越的贫富、跨越了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爱情发生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上。正是有了人类灾难作为背景，人类的爱情才显得伟大和灿烂。如果影片里没有一个102岁的奶奶级的罗斯出来，那么影片最多是一部好莱坞的庸俗的言情片，可是它不仅有这个人物，而且这个被埋藏多年的爱情故事还是通过她的嘴巴讲述的，那么这个爱情就变成了传奇。 影片简介：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驶往美国纽约。富家少女罗丝与母亲及未婚夫卡尔一道上船，另一边，不羁的少年画家杰克也上了船。罗丝早就看出卡尔是个十足的势利小人，从心底里不愿嫁给他，甚至打算投海自尽。关键时刻，杰克一把抱住了少女罗丝，两个年轻人由此相识。很快，美丽活泼的罗丝与英俊开朗的杰克相爱了，罗丝脱下衣服，戴上卡尔送她的项链，让杰克为她画像，以此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但是“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了，泰坦尼克号上一片混乱，在危急之中，人类本性中的善良与丑恶、高贵与卑劣更加分明。杰克把生存的机会让给了爱人罗丝，自己则在冰海中被冻死。

爱情宣言：你跳，我也跳 爱情信物：画作、海洋之心

《红河谷》——神奇的西藏(1999)

西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有着神奇的风景和神奇的居民。冯小宁的这部影片虽然是一部战争片，虽然没有把爱情作为主题来叙述，但是发生在藏民之间的纯真和坚贞的爱情依然美好。人高马大的宁静，俊美凝练的裸体——这一切都不带有一丝色情的意味。

影片简介：一支英国探险队进入西藏，探险家琼斯和罗克曼被雪崩淹没，格桑与雪儿将其救起。罗克曼走了，琼斯留下养病。美丽的草原和朴实的藏民，让琼斯爱上了这块神秘之地。漂亮任性的头人女儿丹珠，被格桑的豪放所吸引，不顾雪儿对格桑的爱慕，放肆地追求格桑。格桑拒绝了丹珠的爱情，向雪儿求爱。以罗克曼为首的英国远征军进攻西藏，成千上万的西藏人民不畏强暴，为保卫家园，保卫领土完整，与英军展开了浴血奋战。头人率余部退进古堡，丹珠被俘，为救女儿，头人倒下了。丹珠唱着古老的情歌，与敌人同归于尽。天葬台上，厌倦了侵略的琼斯，面对他两次进藏寻找的神圣雪山，慢慢地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颅。 爱情宣言：雪山女神，雅鲁藏布江。 爱情信物：乌朵(放羊用的耗牛绳兜) 《大撒把》——孤男寡女的情感依靠(1992)

一个是走了妻子的男人，一个是走了丈夫还流产的女人。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想不发生点什么都不可能。他们的爱情是一种依靠、是一种需要。全片风格温馨感人，娓娓道来的小人物的生活悲喜剧对所有观众都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葛优在影片中有着突破性的表演。他把一个落败而失意的男人的心理拿捏准确，再用不温不火的演技展示了出来，折服了所有影迷。现代都市人的无奈和苦涩、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需要，都在他的表演中次第展开。当然，女主角徐帆的表演也功不可没。

影片简介：顾颜送走妻子后在机场“收留”一个怀孕的女人，他将女人送到医院，那个女人流了产，但两人从此却成了朋友，她叫林周云，丈夫走后，她一直想出国和丈夫团聚，而顾颜却清楚，他的妻子一去将永不再回头。一年多过去了，在地铁站，顾颜，周云又不期而遇，周云十分兴奋说出国的手续都已齐备，就差签证了。春节要到了，两个单身的男女决定假扮夫妻，一起过节。两个月后，顾颜陪周云去了机场，周云要走了，可她希望顾颜开口留下她，顾颜竭立掩饰自己，什么也没表示，林周云依依不舍的走向登机口。 爱情宣言：走吧，走了就别回来了 爱情信物：饺子

《重庆森林》——错爱(1994)

影片中的男主角都是在失恋无聊之后才撞到女主角的。他们并没有从上一段失败的恋情中走出来，就匆匆忙忙开始了一段新的爱情。这种爱情是错爱。如果新的感情发展顺利，两个人和谐美满，那么只能证明上一段爱情是“错爱”。那么人和人的爱情，就在这“错爱”的悖论中一直被消解，一直被误解。王家卫说：“我并不是对都市人的失落、错爱等问题有特别的兴趣，因为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我只是想把一些现实的事情拍出来，拍点都市气息。”

影片简介：影片有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是失恋的警察223和戴金色假发的女杀手的故事。第二个故事是警察663和速食店打工的阿菲的爱情故事。663被女友甩了，速食店女孩拆了他的女友留在快餐店留下的信，拿了他的钥匙，经常偷偷过去他家中打扫装修，好像梦游一样。一日，被警察663撞见。当晚，663约她在California酒吧见面。女孩却去了真的加州，留给他一封信。663始终不知道信中约会的地点。一年后，女孩回来了，回到表哥的快餐店，663已经是这家店的老板了。女孩一身空姐制服，给663写了一张新的“登机证”。

爱情宣言：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 爱情信物：罐头、钥匙、CD 《红玫瑰白玫瑰》——非此即彼，都不满意(1994)

在影片所展示的爱情生活里，红玫瑰和白玫瑰只是两种女性的符号——一个是热情奔放的西洋式女性，一个是宁静素雅的中国式女性。而男人需要的是这两种女性的综合体。所谓“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张爱玲在小说里塑造的这两中女性形象是完全被动的，是静止的。但是关锦鹏却在电影里赋予了她们自觉的女性意识。如果要说对男权社会的批判的话，这是一种倒退。

影片简介：振保留学期间，有一个叫玫瑰的初恋情人。他曾因拒绝过玫瑰的求欢而获取了"柳下惠"的好名声。王士洪有一位风情万种的太太，她总令振保想入非非。经过几番灵与肉的斗争，振保被这位叫娇蕊的太太“囚住”了。可是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于是在母亲撮合下，振保娶了身材单薄、静如止水的孟烟鹂。新娘给人的感觉只是笼统的白净，她无法唤起振保的性欲。振保开始在外边嫖妓。可是有一天，他竟发现了他的阴影里没有任何光泽的白玫瑰烟鹂，居然和一个形象猬狎的裁缝关系暧昧。从此，振保在外边公开玩女人，一味地放浪形骸起来。有一天，他在公共汽车上巧遇了他生命中的“红玫瑰”娇蕊，她已是一种中年人的俗艳了。岁月无情，花开花落，在泪光中，振保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已是一种现实中的幻影。 爱情宣言：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甜蜜蜜》——自我压抑(1996)

黎小军和李翘的爱情，其实并不那么美好。尤其是黎小军在无锡还有个女朋友，他和李翘的感情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婚外恋”。可是，爱情来了，挡都挡不住。对付爱情的最好方法就是顺其自然，让它自己发展。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之后，黎小军和李翘都来到了纽约，心中依旧怀想着对方。当邓丽君的名曲《甜蜜蜜》响起来的时候，你、我是不是也从中咂到一点甜蜜的味道了呢?

影片简介：黎小军从无锡来到香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等有了钱能把小婷接来成婚。在这里他认识了来自广州的李翘，两个孤独的人成了朋友，而且偶然地，他们发现他们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其实对方都不是自己来香港的理想所在，于是他们分手了，小婷终于成了黎太太，李翘也跟了在黑社会做事的豹哥。日子仿佛就应该这样继续，可是他们也终于发现自己一直爱着对方。十几年后，他们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一起听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当四目相对，耳畔传来的又是那首他们在香港时唱过的《甜蜜蜜》。

爱情宣言：多穿点，外面冷 爱情信物：云吞，单车

《黄河绝恋》——非常时期、非常爱情(1999)

安洁和欧文的爱情产生于战争的非常时期。不过就在战争来临的时候，人类的情感才会迸发出来——那是一种火山爆发式的迸发。二战前夕，香港的民政局前挤满了人群。他们不是去申请救济金，而是在办理结婚手续。在这种非常时刻产生的爱情绝对是非常爱情。

影片简介：盟军飞行员欧文的飞机被日本军舰击中，女军安洁等人奉命护送他前往根据地，途中欧文等人遇到了多次险阻，日本人的追杀和山寨土匪的阻挠。通过了解，欧文爱上了美丽、聪慧、坚强的安洁。最后，所有护送他的战士们都殉难了，只有欧文一个人活了下来。 爱情宣言：I love you 爱情信物：黄河、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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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泰坦尼克》插曲

第三篇：七八十年代经典歌曲

1、当我想你的时候——千百惠

2、大约在冬季——齐秦

3、梦醒时分—— 陈淑桦

4、萍聚 —— 李翊君

5、千年等一回

6、广岛之恋 —— 莫文蔚

7、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 毛宁

8、一生中最爱 —— 谭咏麟

9、我只在乎你 —— 邓丽君

10、让我欢喜让我忧 —— 周华健

11、相思风雨中—— 张学友

12、心肝宝贝—— 任贤齐

13、懂你—— 满文军

14、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周华健

15、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 —— 王力宏

1、讲不出再见 —— 谭咏麟

2、月亮代表我的心 —— 邓丽君

3、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 林忆莲

4、漫步人生路 —— 邓丽君

5、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 SARA

6、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 张学友

7、黄梅戏 —— 慕容晓晓

8、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 邓丽君

9、一生何求 —— 陈百强

10、一剪梅 —— 费玉清

11、我的歌声里 —— 曲婉婷

12、选择 —— 林子祥

13、飘雪 ——陈慧娴

14、千千阙歌 —— 陈慧娴

15、铁血丹心 —— 罗文

第四篇：中国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90年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分析，认为：中国现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伴随着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发展转型，并呈现为互相对峙甚至互相循环的尖锐形态。到了本世纪末，这一问题不仅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密切相关，而且与启蒙理想、新儒学、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文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防止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的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创建真实有效的社会公共空间，成为本文对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审理的基本向度。

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而难以沟通，相反，三者之间往往出现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那种以“冷战思维”来张扬激进主义或新激进主义(如新左派)，抑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做法早已过时。在世纪之交，我们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跨文化跨学科角度，来看文化的双向选择和文化的误读与重释，进而审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价值差异与思想互补问题。

要弄清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怎样交织缠绕，它们同自由主义的复杂关系，[①] 并怎样此起彼伏进行着权力较量的，需要我们走向历史语境之中，对其权力关系、历史发展和价值趋向加以多角度考察。

一 中国现代化语境中的知识启蒙

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中西会通逐渐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特性。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变革，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②] 无论是世纪初还是世纪末，中国现代化与现代学术命运都休戚相关。可以说，现代化历程就是知识启蒙的艰难历程和学术思想变革的痛苦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逐渐成熟并具备全球眼光的过程。

回首世纪风云，可以看到，中国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几乎每十年就出现一大变上。这与三千年文化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频繁的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变中，“本土化”与“全球化”形成强大的话语张力，知识启蒙者的命运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志：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开端，知识与权力开始分化，启蒙意识抬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活剧;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颇具世纪开端象征意味的“选择”，使知识分子面临“土”与“洋”的空前尴尬的二难选择;1911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第二年正式建立民国，知识分子在自由的氛围中展望“共和”远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知识分子担当起旧世界埋葬者和新世纪开创者的启蒙使命，并在传统与现代这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中，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的世纪之争;20年代末，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的爆发，使知识分子处于国家前途的焦虑和个体命运的沉浮之中;1938年以后，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使其在两种制度中感受到灵魂的洗礼和文化观念的冲突;1949年，共和国建立，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和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尔后，一切生存方式和言论方式都纳入意识形态的熔炉重新塑形;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与大跃进，又使知识分子在曲折的心路历程中进行“原罪”体认;“文革”十年，知识分子从造神崇拜走向怀疑反思，从历史盲点走向反思历史;1979年，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真理与实践的思索，发出了思想解放的呐喊，进入了对“文革”伤痕苦难的沉思与对知识禁果的求索时期;1989年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趋势下，新时期的精神神话开始被解构，社会文化出现多元转型。整个90年代，知识分子都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问题——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冲突的跨世纪焦虑，而且，这一系列问题还将延伸到下个世纪。

自“五四”以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就体现在启蒙与救国的双重性上。启蒙即以西方之文明(科学与民主)启中国之蒙昧，从而使之现代化;救国源于当时的“西方”文化强权话语给中国文化带来的颠覆性、侵略性危险，为葆有民族生存活力，知识分子被迫拒斥西方。这种接纳与拒斥的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充满世纪性苦涩：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学西方，而学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所左右，因此，只能“中体西用”，以保持民族之本。这种怪圈在80年代的改革中仍然存在：要开放、强国，必须学西方，但同时，意识形态上又必须“坚持”一些东西，即学西方只限制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有保留地学习其制度，而在观念价值等文化核心层面上则又对其加以拒斥。总之，“强国”是“用”，“立国”是“本”。这或许是百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际国情。

然而，这种“体用二分”也使中国饱受两极波动之苦。一谈启蒙则深恐“全盘西化”而走向激进主义，一惊恐“文化殖民”，立即又倡“反和平演变”(90年代初)，从而反现代化而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因此，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强国与立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多元对立，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分外艰难，启蒙者心态分外复杂，文化策略丧失全盘视野而日益走向功利实用。

不妨说，如何站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以世界性的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反思中国学术思想中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世纪之争，不仅是当代中国知识启蒙者的一个迫切任务，而且也是真正进入跨世纪文化语境的基本前提。

二 激进主义与反激进主义姿态

激进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悠久。但是在20世纪却造成了巨大历史问题和世纪性难题，使得近些年学界对激进主义深加清理。有学者认为：“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是硬币的两面。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激进主义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爱走极端、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由于受其进步观念的指导，激进主义信奉一种抽象的解放。决裂是解放的先导，解放是决裂的归宿。这种解放的后果往往是丧失已有的自由，跌入更加深重的奴役……激进主义者极力主张造反有理，大乱才能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彻底决裂，更换人间等等一系列极端路线。”[③]这种看法，虽然言述过于冲动，但是在其中还是可以看到矫枉过正的历史反省的真实意图的。

在1989年的巨变以后，美籍日裔思想家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看法，认为冷战后两个世界对峙的格局已然消解，意识形态已经失效，那种对立的历史已终结，剩下一种自由民主的精神在延续。[④]与此相对，在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则提出了“反和平演变”。从这一相互对立的看法，可以看到，80年代到90年代，从激进主义的思潮到反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内在理路。

严格地说，90年代初的保守主义思潮与8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有着根本的区别。一般而言，存在两种激进主义：一是政治激进主义，二是文化激进主义。二者既相联系，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区别。

(一)政治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话语大体可分为权力神话、政治神话、意识形态神话。其基本特征在于总是从国家政治的控制具体实施上着眼，强调消除纯粹个人的价值意向，而将个体整合到整体性的权力机器上去。

权力神话。这是激进主义最具特色的特征，它表现出一种理想的浪漫激情，这是因为，激进主义大多接受了一种乌托邦理想，强调知识分子的自身角色、政治认同、意识形态、历史观念等都要与一种激进的、中心的、为未来乌托邦而努力的姿态，其理论底蕴是进步和理性，坚持未来比现在更美好的历史观，对未来充满着历史乐观的看法。然而，权力神话在对未来、对理想、对乌托邦具体展开的模式中，却过分重视权力甚至暴力，即一个阶级集团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剥夺式的血与火的斗争。因此，这种权力、暴力、武力使权力神话在其社会实践运作中，往往出现一些与专制和独裁难以割离的联系，所以也每每为学者所批评。在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人们对激进主义的权力革命神话的合法性加以质疑，激进神话日益失去人心，成为反权威和丧失客观价值尺度的社会历史剩余物。

政治神话。其强调政治的权力运作，以及对现实的多种力量的控制，不管是话语控制、政治控制，还是社会集团、宗教信仰的控制，都统统纳入政治权力运作之中。80年代的激进主义在政治神话上表征为一种政治体制的转型，使政治与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人们感到经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政治的体制性改革，政治在其改革过程中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改变现实的本质。在政治激进主义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宣传说教和话语灌输，而在后冷战时期整个世界的经济大潮之中，政治话语开始走向式微是有目共睹的。

意识形态的神话。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其在冷战时期成为不同观念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使得今天消解意识形态的风气仍然十分盛行。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两种主要功能，其一是用抽象的理念代替真实的现实状况，用空想的美妙方式设定一种虚构方案以解决当下复杂的现实问题，因而具有乌托邦的功能;其二是借以宣传某一政治集团，并将这一政治集团的利益解释成为大众的利益(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还存在彼此对立的多种不同看法，起码阿尔都塞就提出有七种意识形态。而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导论》(1991)中，则列出了16条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定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仍然是权力合法性的建立和权力正当性的阐释问题。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神话总是使得知识者不断地追问：处于意识形态网络结构中的权力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层面和社会部门的形态是什么?这种多样性控制的策略以及权力机制效应和内在关系是什么?在改革时代，政治权力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从经济改革中推导出来吗?而且，意识形态怎样才能消除冷战思维模式，而走向新的权力阐释理论。

在我看来，权力话语总是具体的权力，并在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权力或部分或总体的转移，使政治权力的控制和整合得以确立。这意味着，一切造神的神话在新的社会发展中已经正在丧失其合法性，如何走向真正的对话，走向社会均衡全面的发展，实在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重要事情，并应尽早进入公众论域的言述中。

(二)文化激进主义。

文化激进主义大抵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保留态度，而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理想秩序。其基本支配了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并影响了20世纪的文化进程和其发展的目标。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紧密相关，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启蒙”，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者重在“破”，后者重在“立”。

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启蒙是一个重要话题，对这一点，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康德提出了“何为启蒙”，福科同样提出了“何为启蒙”，这是两种对人、对历史、对理性、理想的不同观念的纠结。现代性启蒙的核心是乌托邦情结，这是启蒙以来的一种最为普遍心态。启蒙的知识精英以“启蒙”为旨归，以追求知识为根本目的，在现实中追求超验事物，并企求在意义和象征世界中，解决世界人生重大问题。

启蒙知识精英的合法性在于他们似乎掌握着“启蒙”话语权，这种合法性导致他们必然以乌托邦为其依据而批判现实，并在批判现实中“造神”。然而，这一话语策略使古今中外的启蒙者常常掉进一个陷阱中，即将批判性锋芒集中指向对象，而忘掉指向自己和指向自己“背靠”的根基。于是，他们在谈论时代政治的同时，自己常常变成为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其批判意识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于是，由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神话，终于走向了这一神话的“消解”。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成为现代性启蒙转型的节点。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取代了启蒙乌托邦。于是，启蒙者从“介入型”，如萨特那样走在民众前列去呼吁真理的神话，变为介入与非介入之间的“中间型”，如在讲坛、沙龙里仍就自由解放高谈阔论。却不再有唤醒民众的热情行动;再变为“非介入型”，即像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那样由现实退回到书斋，在文本世界里消解话语结构，打破语言牢房，颠覆意识形态神话，抵牾所有重建理性的企图，在哲学话语的“游戏”中，掀起书本世界里类似前苏格拉底雅典诡辩学派的喧哗声。乌托邦崩溃了，启蒙者精神出现了空场，“解构策略”似乎从“边缘”滑向了“中心”而成了新的“神话”。

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并非是近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就西方而言，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乌托邦思想——道德理想主义思潮。而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也相当悠久。而在20世纪中提出这一思想并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牟宗三，他在《道德的理想主义》序中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可以通过道统、学统、政统将这种‘内圣’之泛道德主义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民主与科学”。这就是将本体论道德化。当然，这条新儒家的道路已经不再具有激进色彩，因而被人划归保守主义的阵容。

到了90年代，中国出现了“另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张承志和张炜。他们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出现精神萎顿、大众文化流行、崇高价值遭到亵渎之时，提出了与整个世俗社会和大众文化对立的激进主义主张，即“逆着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时潮，我的小船又顶着风起航了”。张承志强调“以笔为旗”，呼唤“清洁的精神”，以此来对抗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中文人的丑恶、思想的堕落和社会的平庸;而张炜则提出了“拒绝宽容”。在我看来，道德理想主义思潮，在90年代初期经济私有化浪潮中，有着理性的冷静和现实的审理态度。这种尖锐抗争的精神，秉持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即强调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坚持道德化、理想化的倾向，固守时代的正面精神，遵从崇高，讲求人的尊严，要将被世俗社会放逐的神圣感重新寻找回来，而赋予时代一种人文色彩浓郁的精神性乌托邦。所以，道德理想主义其实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守护着精神信仰，要以鲜明的理想色彩去剥离社会的腐败现象，去批判拜金主义，剖析工具理性，获得真正的价值理性。他们对文学价值看得非常重，以笔为旗，以笔作为揭露、宣传和价值判断的准绳。正唯此，他们对文学十分虔诚，强调一种独特的精英意识，这在90年代具有不容轻视的意义。但是，如果将这这种道德化倾向施加在整个社会的发展的领域的评估，则有泛道德化的可能性。而这种泛道德化所导致的灾难，在我们的记忆中已是再难抹去的。

然而，也有人提出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所秉持的激进主义思潮，在90年代事实上是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有可能会阻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有可能导致将乌托邦推向极端而形成新的极权主义，甚至与政治神学相结合出现文化专制主义，还会毁灭多元价值格局，使改革开放受到限制等等。这类担心某种程度上有其合法性，因为过分强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激进主义，如果超出了自己的度，而将自己道德化、理想化的东西作为普世性的要求他人存在的理由和尺度，以此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确乎可以导致一种新的精神一元化模式，这对现代性多元社会十分不利。但如果这种要求“清洁的精神”仅是其个人选择，或作为其自身学术写作的规范和准则，我以为任何人都无可厚非。因为在整个社会趋向于失序状态、出现拜金主义的时候，这种文化激进主义的呼声，已经完全不同于那种政治激进主义的神话，而具有其现实社会中个人遗世独立的价值选择意义。

对激进主义的，我以为王元化的反思具有深度性和代表性。他在《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指出：“我不是把左的称为激进，右的称为保守。有些习惯称为极右的政党，如法西斯等，照我的说法也是激进的。因为我说的激进是指思想狂热，见解偏激，喜爱暴力，趋向极端。这也是就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而言的。有些人立场不同，观点两样，在道德品质上也完全相反，但在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也可能是类似，甚至是一样的。”[⑤]可以说，这种认识超越了一般的简单的标签式的划分，而是进入到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深度分析中，使人能对激进主义的弊端有新的体认。

三 当代保守主义的文化心态

在整个20世纪，除了激进主义以外，保守主义同样与“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紧密相关。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哈贝马斯将现代性作为对保守主义界定的一个重要标尺。[⑥]

在哈贝马斯看来，保守主义有三种不同形态，一种是“老保守主义”，即要求在政治诉求上的一种保守僵化的思维定式，从历史着眼，要退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形态上去;第二种是“新保守主义”，即在接受“现代性”的经济生存方式和技术信息特征的同时，力求减少文化现代主义潜在的破坏性，减少激进主义的浪漫色彩;第三种是“青年保守主义”(young conservatism)，则以非中心、边缘化、无主体、无深度的方式，来消解现代性的叙事模式和话语方式，不仅否定了文化的现代性，同时也否定了社会的现代性，可以说是宣告了现代性的彻底消亡。[⑦]而后者即青年保守主义往往指称是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等解构主义思潮。

事实上，对究竟什么是“保守主义”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疑问，因为，在学术界看来，解构主义在20世纪恰好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反现代性思潮，然而，在哈贝马斯那里却归属于青年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这种差异耐人寻味。

而且保守主义在中国的问题还相当复杂，使之在意义界定、价值取向、思想评价等方面，形成话语共识的破裂。甘阳认为：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并以此出发而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某种现成答案的新的意识形态。“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广有市场的保守主义话语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为基础或核心，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更具体的保守主义历史话语、保守主义文化话语、保守主义政治话语以及保守主义经济话语。”[⑧]甘阳这种对保守主义的警惕和批评，一方面有其对80年代激进主义西划时代的怀恋，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当下的“伪精英主义”的批判。

与甘阳的学术路径不同，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对保守主义作了整体性研究和正面价值的评价，认为：“保守主义对政治的基本看法是：由凡人组成的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到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政治与政府的作用与人自身一样都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保守主义赋予政治的功能是调和、平衡、节制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与自由权，维护一个自由的、正义的、和谐的秩序。因此，保守主义的根本政治使命是抵制暴政，维护自由，反对使用强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和维系社会的基本手段，尽可能扩大社会的自主范围则是缩小政府使用强制手段的最有效的途径。”[⑨]这一看法，可能会对激进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形成某种冲击。

总体上说，在中国90年代，不仅对保守主义有截然对立的看法，而且，对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的界定也充满分歧。在具体的言述中，这三类保守主义的差异性又容易为人们所模糊。因此有必要对三类保守主义加以分析。

(一)旧保守主义。

一般而言，学者们大多将思想上的新儒家、文化上的国学热称为“旧保守主义”。90年代初期，知识界开始冷静地反思8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而退回到民族本位文化，崇尚国学研究。于是，关于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中国与世界的跨世纪关系，成为90年代初期进行文化社会定位和民族国家定位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这与80年代的西化倾向迥异的思潮，已然说明90年代中国学界的复杂性，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矛盾性，以及自我学术和学理清理的内在性。

学术史研究的学风清理。“国学热”转向与进行“学术史研究”和“学风清理”关系紧密，互为表里，在将8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定义确定为“思想史研究”的空疏学风之后，90年代就要寻求一种学术史研究的严谨学风。出于这样的文化心态和学理追求，使得退回到书斋，退回到国学，退回到本世纪初的民国与晚清，成为当代保守主义的典型心态。当然，这种退守又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就是要强调有力地重建“中国价值”，重新发现“亚洲价值”，削弱“西方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的中心地位。在21世纪的世界文化的全景图卷前，使中国文化的想象充分展开，并在这文化图卷上占有一席令人瞩目的地位。

这种思想上的新儒家、文化上的国学热，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80年代启蒙思潮的反动，与国内意识形态强调的爱国主义教育带有某种权威性、互利性和政治的合法性相关。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新儒家保留了儒学的核心即集体理性主义，与现代文化的核心即个性主义完全相反。儒学在20世纪强有力的现代文化的批判下，已经变成了“死文化”，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转型期，更需要西方思想文化的启蒙，要引进价值本位的现代文化，要批判抹杀个体价值的传统文化，所以，这种新儒家和国学热的保守性在于，以传统对抗现代，以落后诋毁进步，让现代性退回到中华性，甚至认为，“这是20世纪末中国人的最后精神晚餐，因此让儒学披挂上阵前去西征，是天方夜谭。”[⑩]甘阳也认为，“与80年代知识界朝气蓬勃的开放心态相比，90年代更多的是矫揉造作的故作老成，自我封闭的混充深刻。我以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的弥漫只能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远离当代学术的发展，甚至最终在思想学术上陷入瘫痪状态，因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无非表明中国知识界在自欺欺人地回避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11]

这种尖锐的批评，当然有浓厚的激进主义色彩和一些合理之处，但在我看来，其偏颇化和极端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当复杂的多方面意味，不宜以偏概全一概而论。“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有激进主义色彩，这是一个狂飚突进，思想家风采耀人的时代。90年代，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激进”时代后，在经济大潮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国学热”现象。这一重要现象的学术转型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因此，只有理性化而非情绪化厘清90年代新儒学和国学热的内在根据，才能从本质上说明这一学术现象的真实本质。

“国学热”具有特殊语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西学热”转向“国学热”。从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中国学界是以“马列”为标志的“近代西学”热。进入80年代，现代西方思潮涌进了中国，从弗洛伊德到后弗洛伊德，从分析哲学到新历史主义，从解释学到解构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方法论”到“本体论”一阵阵热过来。然而，这种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变形的激进革命理论和坚持反理性、反乌托邦的理论，使中国学界逐渐丧失了自己传统文化的“根”，出现了马列、现代西学与传统国学三方话语紧张的局面。在80年代末的剧变中激进主义浪潮成为过去，人们又回眸本国传统文化资源，而开始反省“偏食症”的后果，重新研究传统文化，在文化心理逆转中出现了“国学热”。

其次，从理论性思辨性思想到学术史客观性研究。90年代，学术话语出现了范式转型，从80年代的构筑理论体系之风进入了学术问题的具体操作解释，从宏观的思辨研究走向了微观的学术史研究，从“通家”综合治学之路走向了“专家”分析治学之路，从颇多空疏之弊的学风转向科学实证的学风，从“思想大师热”(陈独秀、梁启超、胡适、鲁迅等)转向了“学术大师热”(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牟宗三等)，从启蒙的思想热潮转向了经院式的实证研究。这一转型，使人们不仅关注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区分，而且进入问题的角度和提问题的方式甚至解答问题的层面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一度，严格建立学术规范，端正学术风气，培养学术专家，研究学派的形成，探讨学术自身发展的路径和规律，成为学术圈持续不断讨论的热门话题。

再次，从政治神话、金钱神话到学术研究中的精神价值重建。经历过几十年的政治神话的灾难之后，中国学术又面临金钱神话的重大压力。于是在“文人下海”，“商海扬波”之时，一批甘受冷落的学者义无反顾地走向学术深处，潜心于学术研究。一批学者还渴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而开出“新道统”、“新学统”，从而回到“天、地、国、亲、师”传统，并以此作为人生意义的寄托。于是，以纯学术的态度拒斥政治神话、金钱神话，为跨世纪的中国寻找精神价值重建根基成为今日学术的新品格。

最后，从海外汉学家的关注到“汉语学界”的形成。对中国传统与近现代问题研究，海外汉学家史华兹(B.Schwartz)、狄百瑞(W.TdeBary)、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等可以为其代表。杜维明90年代初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把研究汉学的西方人也包括在内)，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和争论。[12]不仅如此，一些国内青年学者出国留学也以研究国学尤其是近现代文化转型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港、台、新加坡的汉语学者对中国现当代问题尤为关注。于是国内一些青年学者提出了“汉语学界”概念，以此指包括大陆、港台、海外研究中国学术的学术界，促进了国内国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国学热兴起之初，学术界反应不一：搞“西学”的某些学者认为国学热在世界“全球化”历史进程中，过度张扬“本土化”而带有保守主义倾向;某些搞马列的学者担心以传统文化研究寻求精神价值重建会冲淡马列的指导性;搞思想史的学者一方面欢迎微观学术研究对宏观思想史研究的纠偏，但又担心热衷客观性的学术史研究会影响学术的思想深度;搞市场经济的学者认为现代化带来的“重利轻义”的实用理性扫掉了许多坏东西，却也带来许多新的坏东西，但如果重倡“重义轻利”，是否文化与经济会出现“现代化脱节”甚至出现“现代化陷阱”现象;搞大众文化的认为国学热又在张扬精英意识和启蒙精神，会使知识分子重钻故纸堆，不与大众文化“合谋”而走向孤独乃至自我孤立;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一方面认为国学研究并不是“热”，而实际上是“冷”，另一方面又担心国学研究染上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看法，已然说明90年代国学热的确触动了一根根敏感的神经，也反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热出现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本体重建的意义。

将学术与政治相区分。张扬纯学术研究，坚持政教分离，是国学热的一个重要品质。事实上，本世纪的政教合一，使严肃的学术研究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性。过多的政治活动和激进主义使不少学者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使学术研究终未达炉火纯青之境(如梁启超、胡适)。对纯学术研究而言，安宁平和的心态与浓厚的学术气氛尤为重要，本世纪的学术大师大多在书斋中运思著述不辍(如王国维、陈寅恪)。因此，当代国学将人文精神的重建作为学术之“道”，主张在学术上唤醒学术范型意识而不局限于细部的实证，并由具体的学术研究去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从而找一条通向精神家园之路。

在我看来，20世纪的国学，应该与西学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即不可能以背对西学方式治国学。就国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而言，三人的思想理路恰好构成一个典型国学/西学互释的过程。熊十力基本上不触及西方哲学，他谈的是非常地道的中国式学问。梁漱溟就再也不可能不注意西方思想，他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必然要谈印度与西方。到了牟宗三就更不同了，他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的设立中，甚至要以康德的精神和学术思想作为自己研究中国学术的底蕴。可见那些标举纯国学的学者，对20世纪的国学史发展基本上是心中无数，甚至对当代中国的基本话语语境完全漠视，所以才会有以“国学”反“西学”之想。

国学热是继本世纪的“西学启蒙”之后的“中学复归”。其特点在于：不再虚幻地倡导学术的教主心态，滥用知识权力话语，而是由对大众的启蒙转到自身心灵唤醒上，消除“精英”等级意识，以学术研究确立公民社会的自我角色，使学者成为社会中人与人“对话”的真正平等的一员;克服对西方文化的“阐释的焦虑”，而以一种更廓大的世界文化视野重新反观华夏文化，并为后殖民语境中，对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和价值互补做出承诺。[13]应该说，面对近几十年的学术滑坡和文化虚无状态，国学热对年轻一代学人具有“补课”和“接气”之效。同时，有可能在不一味钻故纸堆和排队斥外来文化的健康心态中，努力形成中华文化圈的向心力，并以坚定的学术信念和学术研究为这个时代立下新的尺度。历史文化是活的生命存在。未来的“国学”发展，将在西学发展的语境中，注重文、史、哲的最新学术分析和现代阐释，注重文、史、哲的打通和互证互补。同时，在正常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心态中，国学热不必“热”也需警惕“热”，只需一批保持清正纯明心境和学术中立立场的学者，“默默”地做下去，不断积累拓展，使日益充满凝聚力的中华文化圈和汉语学界共同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当然，国学研究中，需要学者明鉴的不良倾向是：回避文化意识批判而将学术研究变成文化保守主义的别称;崇尚清谈风，玩味过细的学术剔解，背对世纪末的重大理论问题，逃离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无视整个人文价值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准备回答这种挑战，从而丧失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对此不可不察。

事实上，从激进的“五四”到保守的“国学热”，说明了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反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热的出现具有不可忽略的当代意义。如果过分偏激进地批评新儒家和“国学热”必然会遇到一些文化悖论，甚至有可能会在后殖民时代走向一种丧失根基的文化虚无主义;但对国学热完全认同而不加批判，则有可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丧失更新我们知识视域和引进新知识资源的可能性。

(二)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当然是在与旧保守主义相对的意义上而言的。大致说来，中国学界主要以新保守主义来指90年代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和经济上的东亚模式。强调在中国不应该完全象西方一样走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应该具有一种集体精神性的权威主义，正是这种权威主义的集体向心力，成为东方模式、东方政治稳定和国家建设具有向心力的基本保证。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看作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误读。因为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不过是新的保守派，或者说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激进派。我以为，我们不妨在宽泛的意义上，将新权威主义所具有某些特征看成是具有新保守主义的色彩的。因为，旧权威主义是强调通过强制和暴力维持社会秩序，新权威主义则强调通过法制和经济的发展来求得社会的平衡。这与新保守主义用过法治确立和维持秩序的确有相通之处。

政治新权威主义。这种所谓政治上的权威主义者，力求尽力不靠权力话语的拥有和命名获得权威，而是在现实权力中获得民族精神的形式和内容，使自己的权威为人们心悦诚服地认同。

但是，新权威主义的权威所依赖经济神话却变化迭起。经济上的东亚模式中所矜夸的“四小龙”的腾飞和经济模式，在97年短短的几个月之内，遭受重创。无论是新加坡、韩国，还是香港、台湾，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五光十色的经济泡沫瞬间消逝。98年7月1日香港收回为万众瞩目，然而仅过了一天，泰国保护汇市失败，不得不宣布泰铢改为采用浮动汇率，这一肇端引起了整个亚洲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20世纪末地球正在不断地巨变与重组，孕育了十几年的“亚洲辉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泡沫消尽——人们开始由东亚经济模式的向往到东亚文化模式的总体置疑。

政治新权威主义基本思路是，强调行政权力分散和放权，制止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承认公民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但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加以限制，坚持有独立的有责任心的有真正德行能力的人作为权威的基础。然而，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在90年代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事实上遭遇到多方面的困境：在政治上遭遇到阻力重重的改革向何处去的诸多问题，经济上面临怎样度过亚洲经济危机和改变国内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系列问题，法制上面对怎样在制定的法律条文的同时，还应有哈耶克所强调的“超法律的原理”——代表正义的自然法或大道和规律等问题，使得立法与执法能够确保人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种过渡状态中，所以将新权威主义列为新保守主义需要相当慎重，因为其中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出发点，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文化上从热衷西学到热衷国学。这可以用具有代表性思想型人物作为分析对象。其思想曾影响了80年代甚至90年代时代精神的某一时期或瞬间，故而，他们的转向就具有了文化精神风向标的意义。李泽厚在80年代以其著作《中国思想史论》系列著作，奠定了他学术思想的地位。但是他对西学的研究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除了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对康德思想加以研究以外，还主编了一套多达几十本的“美学译文丛书”，对整个中国学术界和美学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进入90年代以后，李泽厚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90年代后期出版了《论语今读》，对《论语》加以独特剖析和再阐释。另有一本书《告别革命》，反对激进而走向改良和守成。在世纪末又提出“儒学第四期”的问题。[14]可以从这种文化身份的自我描述中，看到李泽厚的基本价值立场是新儒家式的。

除了李泽厚以外，还有不少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年学者，学术进路和思想维度也发生了“中年变法”。如有的批评家昨天还在强调西方式的“现代性”，转眼又宣称现代性在中国应变成“中华性”[15]，从而走向反西化、反文化，强调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昨天可能瞩目精英文化和现代理性，而今天却又走向世俗文化和非理性。当然，这些学者的转向是个体的选择，但如果成为了一种现象之后，则具有了超越个体的特殊意义。这种强调从现代性到本土性，我以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无论如何，从现代性退回本土性，由一种趋同的全球性价值退回区域性的本土价值，是有悖于走向人类大同世界的基本趋势的。因而，不少学者对这种新保守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16]

上述学者所形成的学术路径的转变，无疑应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不妨认为，他们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知识谱系确实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个体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世俗冲动取代了精神冲动，当然也有现实问题取代了抽象思辨，关注发展进程取代了空中楼阁的形而上学诸因素在内。当然，激进和保守确乎是一对难以明确划出界限的概念，很难准确地对其加以描述，因此，我只是在相对有限的意义上进行这类话语分析，仅仅是为了使谈论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和容易理解而己。

(三)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反美学的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出现，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主潮。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又称为社会保守主义(social conservatism)，强调自由道德和传统价值，其根本意向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就价值取向而言，文化保守主义崇尚传统文化中优美的、人性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东西，同时也基本承认和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希望将中国精神文明成果与西方物质文明成果整合起来而拒绝西方(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的精神文化和宗教道德观念，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基上开启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文化的未来。其骨子里是一种浪漫主义，为葆有人生的诗意和人生内在的魅力，而反对人性的异化和人的工具化面具化。

在90年代初，这种保守主义对文化激进主义空疏之风的纠偏，或消解转移政治压抑的能量和权力的反弹，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然而当其那种调侃的、反现代性的、反价值的思潮成为壮观之势时，文化保守主义事实上是对当前文化失范现象的扭曲性表达。它将传统和现代关系，看成是历史与今天、基础与现实、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而非仅仅看成二元对立的，这无疑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以诸多的提醒。

但是，我们同样也需要对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加以警惕。这种民族主义片面地强调了西方文化的霸权理论，而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策略与之对抗，重新打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一切可以通过对话解决的问题都加以尖锐化极端化，从整体上看，缺乏宏观气魄和高远精神，缺乏从世界范围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胸襟。所以，在遭遇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或遭遇到西方文化的负面的效应时，并不是超越或解构这种负面效应，而是退回到传统的坚硬外壳之中，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秩序归于失效。

在后冷战时期，整个世界的文化价值匮乏，国家功能在全球化语境中已经出现转移，大众的生存方式出现了全面世俗化倾向。在社会经济动荡，国资源分配公正等问题上，无疑需要的是冷静清明的理性思考，以激发实行社会的公平原则，坚持推进现代化。相反，十分有害的是同现代化对着干或反着干，对西方的后殖民文化问题的危害性加以夸大，而将自身非理性不加抑制和反思地一味张扬，把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排他的中心价值，把具有非理性色彩的民族想象作为文化经济策略，从而使反现代化思潮在90年代频频出现，使得人文价值出现大面积迷失，刚刚兴起的“现代性精神”趋于颓败。而且，使中国知识界初具规模的“西学研究格局”开始萎缩，而风水算命之类的在90年代甚嚣尘上。

这一切，应该使我们更冷静地面对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了。

四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

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九十年代初期，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到了世纪末的最后三年，学术界谈论的“主义”则主要是“自由主义”。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诸多联系，甚至与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的若干关联，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世纪末中国思想论战中最为尖锐的场域。

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范畴。到了90年代的最后三年，学界比较集中地翻译出版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伯克[17]、伯林[18]、哈耶克[19]、霍布豪斯[20]等，[21]然后是诸多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甚至论战文章，并出版了这方面的丛刊[22]和研究专著[23]。从而，宣布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世纪末出场。

在翻译自由主义名著并广泛介绍最新的自由主义思想后，一些学者就中国社会和自由主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并引发了知识话语圈广泛而持续的争论。自由主义的当代“出场”同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已然“在场”不同，激进主义在90年代，似乎很少在知识分子圈层中引起广泛的学术论争，因为对这种中心话语，只能在其文章中用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去提及或指涉而已;而作为边缘话语的保守主义则只是埋头学理建树，或忙于儒家第三期或第四期的建立，而几乎不参与甚至尽量回避任何情绪化争论。所以，在学界世纪末爆发的关于自由主义之争，就显得特别打眼。

大体上，这一关于自由主义的广泛论争，分成三个不同层面，即当代自由主义的推进者，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以及自由主义的客观研究者。

(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推进者。

在世纪末，这个文化名人学术大师凋谢的季节，钱钟书、冰心、邓广铭、罗大冈、吕叔湘、王利器等于98年99年先后谢世，话语权威逐渐转向新一代学人。一批当代文化思考者在指点江山，思考文化战略之时，自由主义成为了他们关注或评论的重要问题。

李慎之在《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韧与复兴》中，全面指认了自由主义的源起和发展，认为在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自由主义还意味着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省，并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24]这里，李慎之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性质、目的、功能等，相当简要地挑明，并且表明了自己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从而拓展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言路空间。

1998年3月6日《南方周末》发表访谈录《自由主义缘何成为热点?——访徐友渔》，则从学理上梳理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义”的基本原则。徐友渔认为：“我对自由主义将来在中国的前途并不看好，它太冷静和理性，恐怕敌不过民族主义之类情绪性的、狂热的东西;它提倡宽容和开放，不会形成千口一词、万人盲从的偏狭的意识形态。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当今和未来中国政治思维和社会文化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我不期望它取胜，但坚信缺它不得。”[25]徐友渔的观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自由主义是关于从“外王”方面补充“内圣”的学说，二是自由主义在民族主义氛围中将前途未卜。徐友渔以分析哲学家的清晰和敏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其后，何家栋发表长篇论文《在历史转折点上》，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最为不幸。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才重新开始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进行系统的介绍与严肃的思考。发达国家现在大多数人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中间派或说折中主义者，不是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中间偏右的霍勃豪斯所谓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图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再现。[26]何家栋的文章在展示了自由主义在中国20世纪命途多乖后，紧紧围绕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异与同、借鉴与合流的基本倾向加以分析。这种分析是冷静的，同时也不回避矛盾，因而颇有说服力。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指出：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关于自由主义的定性问题：“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27]值得指出的是，朱学勤的文章简明地将自由主义学理立场——历史观、变革观、经济、政治和伦理思想等加以分列，文章后半部分主要是回答新左派的挑战，其中的理性睿智和话语分寸掌握，是笔者所见这类文章中不多的。

任剑涛将对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者看作“新左派”(即国内主要指王彬彬、汪晖、韩毓海，海外指崔之元、张旭东等)，在《解读“新左派”》中，全面分析当前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正面冲突的深层问题。认为：“自由主义对现代中国有特殊意义：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可以导引我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28]从某种意义上说，任剑涛的看法，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对激进主义的批评具有理性分析的厚度和力度，但在为自由主义划出边界和自审其局限性方面显得不足，而过于激烈地批评对方和为自我辩护，也有学术上对着干的二元对立的味道。

如果说，上述几位思想者的言述，基本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脉络，张扬自由主义理念并付诸实践。[29]那么，自由主义一浮出水面，就受到“新左派”等的正面批评。

(二)自由主义的批评者。

对自由主义的尖锐的批评和论战，随着98年末进入世纪末最后一年而不断升温。而这种批评主要来自被人称为的“新左派”批评家。

甘阳首先挑起这个“世纪末之问”。他在《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中，以“拒斥反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全面辨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份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相反，它所导致的反而是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30]平心而论，甘阳以颇具威慑力的文字，使文章在分析的尖锐和问题敞开的广度上具有相当的力度。尤其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性、犬儒性的批评，令人有振聋发聩之效。但纵观文章经纬，却感到激情大于冷静分析，加之以海外“新马”的批判武器解剖国内立足未稳的自由主义，明显感到对其分析对象的把握有些急躁，而理论的鸿巨和剖析的具体之间亦存在让被批评者不易接受的差距。但是以甘阳在海内外的学术声望，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几篇关于自由主义、中美关系的文章)在学界的反响还是很大的。

汪晖在近年一系列文章中认为，“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描述当代中国的思想冲突。但这种描述是对复杂的理论问题的简化，在某些人那里反映的不过是党同伐异的心态，是对尖锐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逃避。”[31]汪晖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但是在对自由主义的分析中，却显得比较激进，因而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批评。[32]

青年学者韩毓海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以自我的文化价值关怀和当代话语的症候分析，切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知识分子思想趋向的关节点，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集体关注。文章相当尖锐地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在如何对政府进行限制方面，自由主义具有理论的困境，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当名义上的公共国家的作用仅仅被限制为制定法律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时，它就实际上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通过接受社会成员的批评，改善自己的工作，而只能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统统推给“自由竞争”的市场去“自动解决”。[33]这篇长文，在学理上所具有的一些问题，使其在众多的反批评(朱学勤、汪丁丁等)中，显出了某些知识准备上的仓促。但是我以为，这次论战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论战双方都将问题挑明，并且将知识分子的责任、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关键性问题，以及现代化误区的解决揭示了出来，使一般的情绪性话语消融于严谨的关于中国的命运的学术思考中。

李泽厚认为：“国内有两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但哈耶克本人就是反对原子式的个人的，因为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缺点。另一个缺点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想全盘西化。”[34]李泽厚作为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在90年代到海外任教，因而较少对中国当代问题做出迅捷的反应。这次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坦率批评，就学理而言是有效的，尽管在‘全盘西化’和‘缺少历史性’的具体提法方面，可能有些简单化。所以，文章刚一发表，就遭到了反批评。[35]

在我看来，反自由主义的论述当然远远不止上引几位，但这些言述颇有代表性。他们所列出的自由主义的诸多问题(撇开言辞过分激烈不谈)，事实上触及到当代中国若干敏感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具有忧患意识的言述，不仅值得自由主义者们宽容地倾听，也值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

(三)自由主义的研究者。

相对于尖锐批评者的看法而言，客观研究的学者的意见，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种冷静的学理分析，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应有之义。

横跨多种学术研究领域的刘小枫，近年来致力于现代性伦理研究，因而通过对泰勒的现代性问题审理进入了自由主义论域，并独有所见。刘小枫在《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长篇论文中，揭示社群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泰勒“平等论思想”的内在悖谬：如同自由主义的个人理念一样，社群主义的社群理念同样是一种价值普遍论，而社群主义的归宿，是抹煞个体生命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回归古老的专制政治体制。“对帝国资本主义的民族性忿怒迁怒到自由主义身上，正是敝国现代政治文化史上的一大症结”。[36]这些看法，我以为是不乏公允之见的。

应该说，李强的著作《自由主义》重点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沿革与嬗变，剖析归纳其理论内涵，是笔者所见对自由主义学理阐述最为准确和扎实的一部著作。论者从个人与群体、进步与秩序、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三方面，颇见功力地分析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激进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自由主义和它的诸多批评者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之一就是所谓普遍主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是典型的现代性的产物，它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与现代国家、市场经济共同构成现代性的主要制度特征。”[37]细检这部书，这样透彻平实的评述比比皆是，这无疑使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表达，与新左派论著风格形成了强烈反差，我们不难从中体会其理论旨趣的深刻差异。

汪丁丁在《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一文中，回应了韩毓海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尖锐批评，并以一种平实的论证方法，从个体身位出发解说自由主义的理论要旨：“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能力先天的不同质，社会无法预先知道任何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里最合适的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位置，所以社会只有预先抽象地、人人平等地承认每个人对其个人努力所创造的财富的‘财产权利’，从而当机会敲门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发挥出潜在的企业家能力。”[38]

不妨说，客观批评的学者，大多具有平实的学风和宽容的学术胸怀，因而能够坦然强调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不可或缺、不可忽略、更不可打击，但又同时指出自由主义亦不可自为中心而被自我遮蔽，应该自我审理，自我弄清其边界和自我的有限性。

(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有效性。

在当代中国对自由主义的看法确乎充满话语紧张，有着多种学术政治的歧义。但是我们不应将这个问题轻易煽情化，甚至将其民族情绪化，而使这个问题成为政治话语的牺牲品。

冷静清醒的学术研究态度，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学理姿态。我以为，在这方面王元化的学术态度值得关注。他并不限于自己的文学理论或文化理论领域，而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认真地剖析法国自由主义学者卢梭的著作，写出了《社约论笔谈三篇》，在“前记”说明：发表的三篇有关社会契约论的文章，都涉及卢梭的公意说，这是关系到我国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都和反思激进主义有着关联。这种自我反省的学术深拓性，朴厚的学风和问题意识，我以为在问题讨论中是值得倡导的。

细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问题，竟然发现几代学者都投入这一思潮的辨析和论争之中——不仅有李泽厚、王元化、李慎之这样的著名学者，还有学界的中年知名学者甘阳、刘小枫、徐友渔、朱学勤等。他们谈论着同一件事情，态度却迥然不同，甚至观点彼此绝然对立。这一现象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大体上说，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与持批判理论的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学术意向性差异，尤其是在阐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时。批判理论比较形而上地高蹈，而自由主义者又太关注现实，忙于为现实中的问题辩护。但是细读双方的文章，其实，双方都在话语中指涉了一个潜在的权力中心。问题的实质是，自由知识分子看到激进意识话语的误区，但是找不到替代的良方，只好暂用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边缘立场，使自己与中心话语保持距离。同时又不打算仅仅走“内圣”之路，想通过权力运作而“外王”，进入权力话语，所以又强调市场经济、政府职能、跨国资本运作等。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语境中，自由主义者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今日中国的若干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告别中国的昨天，另一方面许诺只有市场可以救中国。这样，在自由主义的运作中，可能使当下的权钱交易问题被轻视，甚至有突出自由而低估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只向市场要效率，将整个社会的一切推入市场。同样，作为自由主义批判者的海外“新马”学者，则可能在资本主义感同身受的压迫下，由向往西方而反弹性地反西方，以至偏激地反西方的多种合理体制和思想学理。就目前的论战而言，还看不到推进和反对自由主义的双方有互相整合容纳的可能性，甚至也没有看到几部真正具有学理建设的重要著作推出，这一现象似乎也说明作为知识群体的分裂式的思想话语的紧张，成为世纪末的中国学界知识分子话语争夺战中的“自我镜像”。

就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似乎自由主义同激进主义针锋相对，而同保守主义则有诸多相通或共识。保守主义也谈论现实中社会进步，东亚思想，社会权威，学术文化遗产等话题，但是由于强调了历史和文化社会的本土国情，所以同激进主义上能相安无事(尽管也有摩擦)。但是自由主义则在倡导进步、发展的同时，抨击传统对个人的束缚，摆脱宗教对个体的羁绊，一般性地排除历史社会的因素，热衷于建立合理的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历史上或现实中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而又排除了社会、道德、价值、宗教的制约，专注于个人的权利和价值，这样就可能使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变成一个简单模型的关系，减低个体与社会的秩序的内在联系和精神纽带，而成为难于被大众理解的空洞的理论模式。

但是我们仍要看到，坚持进步、发展、开放的自由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是在进步与秩序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一种反激进偏激或过分浪漫的意识话语，对一切过分美妙的许诺和不付出代价的利益获得保持冷静的怀疑态度。自由主义在对现实改塑的同时，倾向于承认现实体制的合法性，主张通过法律和社会组织使社会完善起来，而不像激进主义那样对现实持一种彻底的批判和颠覆变革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渐进派，激进主义突进派。如果社会稳定、思想解放、多元开放，自由主义则可能有广阔的天地实施自己的政治模式，但是如果社会缺乏安定，贫富过于悬殊，知识分子与大众分隔，则自由主义往往失去魅力，而在激进主义的振臂一呼、响应云集中，倍受冷落。

自由主义是社会稳定时期的建设性方案，也是使中国走出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力量。只是自由主义应该注意自己的局限性，严守自己的有效性边界。千万不可将自己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样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只有积极的自由主义者才知道自己的边界，才能够使自己的话语不断具有合法性。

五 多元文化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

百年中国的历史不断惊人地反复出现某些现象，总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民主、现代与前现代、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或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没能获得思想文化史的资源共享和真正的学术推进。

这主要表征为，在思维上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取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的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的无效劳作。面对20世纪中国问题，不难看到，多少有建设性的问题，有学术启发性的结论，在不断的言述中消失了真正的思想火花。

到了20世纪末，必得提出：究竟应怎样看待现代化问题?究竟应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较量中，具有怎样的立场观点和文化身份?当代中国问题是应该以务实的心态和明晰的理性去解决?还是应该以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的或调侃的方式去消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民族精神和现实态度?这实在是一些绕不开的问题。

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所构成的文化张力中，我们大致可以弄清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和跨世纪文化中的基本定位：

全球化中的文化选择。中国在20世纪末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不可能完全退回所谓的本土化而断然拒绝全球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而只可能在对现代文明、现代化陷阱的深切认识和批判下，不断延伸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纪发展的脉络，勾画出在新的世纪中国文化加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新格局。既强调中国文化的新价值，又使这种价值不脱离整个现代性进程的主旋律;既摆脱西方现代性启蒙给中国自身身份造成的压力和焦虑，同时，又将这种压力和焦虑整合在自己新的普遍价值的寻求和特殊道路的探索之中。从而改变自我，加入全球化世界体系，使自身文明和文明的发展之路不再狭隘和无谓循环，而具有文化的多元开放性——重新书写民族文化，超越冷战思维模式，以开放发展作为其跨世纪的中国形象的基本特质。

知识分子坚守个体立场。即不再以激进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式去思考权力运作和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注重个体能力的发掘，守护个人的独特性立场，摆脱建立整体性话语的思维模式。关心现实又不完全趋同现实;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坚持西学的启蒙思想，但又不进入所谓“现代性误区”之中;研究中国的特殊的文化选择，但又不以传统思想去创建所谓“新世纪将是中国的”的思想夸饰，切实杜绝那种浮夸空疏的学风;在从事价值判断中进行知识的增长，在逃离文化的迷失中获得自己在当今世界秩序中的新话语权;既具有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精神，又具有本土文化的重建意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新的世纪产生新的思想价值体系。

坚持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在当代中国话语权力中，当力求进一步软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硬性边界，使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性启蒙的追问者和审理者，同时成为国学和学术史的重新书写者，找到一种新的文化对话形式和文化反抗形式，对任何文化专制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加以否定，以知识智慧使自己识别权力话语和意识权力的运作。同时以知识作为限制权力的方式，对激进与保守的对立紧张关系加以消除。如此，知识分子才可能去发现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去审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中的权力性结构的运作，同时，在日益浓厚的保守主义思潮中，吸取国学大师和西学通儒的智慧，并学会如何从中国本土出发提出问题，而尽量消化西方式的价值观和思维论的影响。坚持启蒙精神，对激进主义的偏颇误区加以克服，对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情结加以分析，从而使思想获得自审意识和思想原创性。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整体性文化研究尤其重要，[39]因为，从中可以弄清一部近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中不同思想思潮消长起伏，回顾历史清理所带给我们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学术思想资源。通过这种消解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模式，而进入或此或彼、亦此亦彼的的多元论知识建构，透视“文化身份”背后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将一种健康的心态作为民族的“公众空间”，由此，发现本民族在世界化进程中的位置和自己独特的声音。使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得以充分关注，对那种僵硬的板块结构加以历史性的差异性表述，对二者之间的若干误区加以再解读，使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成为抗衡激进神话，杜绝旧保守主义的狭隘性的新的文化空间。

话语领域的频繁转型表明权力的转移。90年代中国学界“新术语”可谓多矣，单纯反对用新术语事实上是一相情愿的。深究下去，可以说新术语的运用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心理机制。值得研究的倒是：人们为什么用这些词而不用那些词，用这一类的话语而不用那一类的话语?从这个层次、维度去看问题，而不从那个层面和那个维度去看问题?甚至每个人为何都在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断裂性，而放弃总体性同一性?如何发现“话语”的基本结构和话语运行中的权力参与的各种机制，即从一个平凡的、不起眼的普通个案，把握各种权力交织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话中，我们既不可能彻底走向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再滑行在激进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轨道上，我们应该充分调动知识界整个文化资源，在面对新的世纪的问题之时，放弃种族和文化优越的信条，踏踏实实地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精华，以宽容的精神，民主的步骤，多元的价值观，对话的姿态，赢得我们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力和多元共存的地基。

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一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互相控制的文化思潮。如果是激进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使其它两种思潮处于边缘甚至消隐，就很可能出现极左思潮;如果自由主义不洞悉自己的有效性边界，也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唯经济发展论;保守主义如果丧失了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维，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国粹派。所以，在三者之间应该生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使自由平等的学术思想话语对话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使新世纪中国文化在良好和谐的文化氛围中，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生成。

(1999年发表在《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部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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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强认为：“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 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第202-203页。

[④] F.Fukuyanma,“TheEndofHistory?”TheNationalInterest,1989,No.16.[⑤]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5月1日。

[⑥] J.Habermas, 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tran.FrederickLawrence,Cambridge:politypress,1987.

[⑦] Cf.RichardWolin, IntroductioninJuergenHabermas,NewConservatism,Cambridge,Mass:politypress,1994.

[⑧]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⑨]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第85页。

[⑩] 杨春时、宋剑华《关于当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对话》，《海南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1]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12] 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46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3] 参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天涯》1999年第2期。

[15] 张法、王一川、张颐武《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6] 参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陶东风《从呼唤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17] 伯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8] 伯林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了《自由四论》、《俄国思想家》(台北，联经版，1987年版)，大陆近年出版的《公共论丛》(1-2辑)刊出他的《两种自由概念》。

[19] 哈耶克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尤其是《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的出版，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相当关注，拓展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学理空间。

[20]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1] 当然，除了这些新译著外，80-90年代还出版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雅赛《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

[22] 刘军宁、王焱主编《公共论丛》，第1-5辑，三联书店，1995-1998年。

[23] 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载《方法》1998第8期。

[25] 《自由主义缘何成为热点?——访徐友渔》，《南方周末》1998年3月6日。另参徐友渔《重提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号;徐友渔《保守与错位》，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26] 何家栋《在历史转折点上》，载《天涯》1998年第2期

[27]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28] 任剑涛《解读“新左派”》，《天涯》1999年第1期。

[29] 实际上，1997-99年，学界发表自由主义方面的文章为数众多，尤其是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学者，更是这一领域的话语主导者。笔者以为，上述几篇已然具有代表性，兹不多引。

[30]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31] 汪晖等《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另参汪晖《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号。

[32] 任剑涛在《解读“新左派”》中认为：“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政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

[33]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载《天涯》1998年第5期。另参韩毓海《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载《天涯》1998年第2期;韩毓海《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

[34]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天涯》1999年第2期。

[35]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36] 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载《公共论丛》第五辑，三联书店，1998年11月版，第115页。另参刘小枫《施米特故事的右派讲法：权威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刘小枫《施米特与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困境》，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

[37] 李强著《自由主义》，第262页。

[38] 汪丁丁《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载《天涯》1999年第2期，另参汪丁丁《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39] 参邓正来著《自由与秩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萧功秦《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张静《新保守主义学术取向》，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载《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号，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陈亦信《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

第五篇：9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

回首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都在接受着经济危机带给人类的考验，重重

的考验，也使人们对经济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90年

代的几次重大的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汇率危机、股市崩溃和严重的通缩开始在世界各国蔓延。

20世纪80年代，日本持续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世界上一直备受瞩目。

1990年1月，随着日本股票市场突然下跌，日本出现了危机。此后不久，日本

的房地产部门和银行部门处于几乎破产的状态。90年代的整整10年，日本处于

不同程度的经济停滞状态。

20世纪90年代的前3年，中欧国家也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在1979年，欧洲

货币联盟的成员决定开始建立一种称为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并用来促进欧洲内部

汇率的稳定，以此推进其长期孕育的单一欧洲货币计划，然而，它却酿成了两场

惊人的货币危机(1992年9月和1993年8月)和几十次的汇率重估。

1994年12月，墨西哥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在此之前，墨西哥一直实

施固定汇率制度，允许比索以一种渐进的、可控的方式贬值。不难发现，给墨西

哥经济造成极大危害的的比索危机，与两年半之后的发生在东南亚的危机几乎如

出一辙。

1997年夏天，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一个一个的陷入了

经济混乱之中。

1997年10月，香港股市急剧下滑，第二轮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了。在两个月里，

韩国就成了外汇危机的下一个受害者，这场危机以股市缩水和银行恐慌而告终。

韩国请求接受了IMF的几百亿美元的援助，避免了全国性的破产。

1998年8月，俄罗斯拖欠到期国债和卢布贬值同时发生。当卢布被允许浮动

后，它急剧贬值到几乎毫无价值的地步。而此前许多参与俄罗斯债务市场的国际

投资者，都通过与俄罗斯银行签署了远期外汇合同来对冲卢布贬值的风险。

1998年9月，马来西亚遭受金融风暴袭击。

1999年1月，巴西遭受了一次巨大的贬值，紧接着厄瓜多尔也出现了货币危

机。

这些国家都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迷中的焦点。对于这混乱的10年的大体情

形，可以这样概括：欧洲部分地区、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遭受了货币危机、

股市崩盘、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主权国家拖欠债务，经济混乱导致了政治动荡。

可以理解的是，全球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开始受到质疑。但是，人们质疑的问题通

常都是错误的。

我们都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问题，实际上这可以追溯到80年代泡沫

经济的形成和随后的破灭。是什么导致泡沫经济，它为什么又会破裂?就拿典型

的日本来说吧

在1986至1990年，日本的资产价格猛涨。就日本来说，助长这种泡沫的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随意性货币政策;而刺穿这个泡沫的就是这一政策在1989

年下半年的突然反转。

推动这次泡沫经济的这一货币政策根源，是日本1985年9月对它自己参与的

一次秘密联合干预外汇—旨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西德马克的比价的广场协议的

反应。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美元上涨与当时的“里根经济学”有关。根据当时美

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特定组合理论家们解释了美元的升值：里根总统采取了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的措施，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紧缩。这使保罗.沃克尔领导的美联储成功实现了降低通胀的目标,但经济学家意识到这种紧货币松财政的组合会导致本币的升值。这时，美元开始急速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尤其是日元和马克升值。这种情况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们的利益被动摇了。里根政府组织了一股力量，使美元在5个工业化国家中G5集团中贬值，结果导致了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协定。

协定后，5国中央银行去实施共同抛售美元、购进日元和马克的联合行动。此次干预共涉及102亿美元。广场协定干预加速了美元的长期下降趋势。

几个月后，担心美元贬值过快的日本银行，反过来开始通过购买美元进行干预。购买美元和抛售日元正好起到相反的效果，因为它向银行系统提供更多的日元。回顾日本的历史，日本各级政府都最为关注日本出口部门的福利。在此期间，日本银行在做两件事情，

一、想纠正因参与广场干预而留下的紧缩货币政策的残余影响;

二、遏制日元升值。当它发现不可能实现最后一个目标时，就求助于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去纠正更强势货币的影响。

1989年中，日本银行突然改变线路提高利率，投机活动都停止了。同时,日本银行使得货币总量增长陡然下降。此后，日本经济增长就成了世人所说的历史。自泡沫崩溃以来，日本银行表面上看，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不管怎么做，政策都没有取得一点成效。到2000年，日本已经有5年的低利率记录，但经济增长每年继续放缓。日本的实例表明，通过名义市场利率去试图判断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是错误的。日本银行在政策制定中遗漏了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尽管名义利率是零，但实际利率是正。经济主体只对这个实际利率做出反应，因为它反映了预期的实际资金成本，而这一成本是根据价格水平上涨或下跌进行调整后的成本。二是，货币供给增长率正在下降。

经济危机不断席卷着整个经济命脉，该怎样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呢?总结一下有以下几点：

1 、加大对大型国有银行的监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部分来自于银行的风险监管 缺乏经验及合适的制度。在企业、商业膨胀发展多种，银行信用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国家必须加强货币金融手段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控制信贷总规模。对巨额接待资本的虚假需求，又促进了生产的恶性循环，掩盖了生产的“过剩”，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终于爆发了经济危机。

2、在发挥竞争的作用同时要克服盲目性 这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3、加强对主导消费品生产的监控管理 避免繁荣过快而忽视长期生产力的培养。主要消费品生产所需的原料、设备等涉及许多的生产的领域。其生产正常进行够横了其他生产部门生产正常运转的条件，一旦出现过剩问题，就会导致生产的混乱和危机。

4、 正确处理积累基金内部生产性建设中新增固定资本和新增流动资本而无法争产扩大生产，造成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生产力浪费，从而诱发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了消费对于生产、对于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向人们进行有关市场经济下职业道德的教育和责任的教育。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每个人、每个部门都应当认真的思考一下自己对社会的责任，积极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共同度过当前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