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防治原因分析详解

腐败防治原因分析详解（共6篇）

篇1：腐败防治原因分析详解

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国现行《选举法》制定于1979年，此后虽经三次修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选举法》第十二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按照这两个条款，在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时，每一农村人口的被代表权只等于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选举法》第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按照这个条款，如果不算代表名额基数，那么省、自治区人口的被代表权只等于直辖市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些规定显然与《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不符。

我国公民对选举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如西方许多民主国家，甚至也不如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与我国的选举制度相关。我国《选举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这条规定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置与各级政府的层次相一致；其二明确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范围。我国实行四级政府架构，这已经比国际通行的三级惯例多了一层。但是，过去战争年代为了方便辖区管理，当时临时增设了地区一级，延续至今则变成了地级市，从而使我国的政府架构实际变成了五级。与此相对应，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也分为五层。在这五个阶层的人民代表中，除了基层一级为直接选举外，其余都是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于是，作为一名没有被选为代表的普通公民来说，只要选出基层的人民代表，便完成了自己的选举任务，至于以上几层人民代表的选举则与其无关，而各级政府官员都由代表选举产生，至于代表是否能表达选民的意愿，便无从可知。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公民而言选举仅仅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责任。这种权利是属于人民

范围的象征，如果失去了这种权利便属于人民的敌人，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可见其重要性。但是，相对于更为重要的选民的责任来说，一般公民只能在基层选举中行使，随着选举的层层深入，随着选举责任的层层增加，它离普通选民也越来越远，而普通选民对其关注的程度也就越来越差。一般来说，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是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然而，不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公民的意愿应该始终是十分明确的，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采用间接选举的形式，选民们在大选日所选的仅仅是“选举代表”，而不是总统和副总统。但是“选举代表”的态度是鲜明的，选民们就是根据要选哪位总统候选人来确定投哪个“选举代表”票的。因此，当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538名“选举代表”产生后，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人选实际上已成定论，选举团的选举不过是依法履行手续。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选民非常关注对“选举代表”的选举。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性”对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有很大影响，也就是说成为人大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计划安排的，是一种政治荣誉。于是在人大代表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首先，人大代表中官员所占的比例太大。在我国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将近70?代表是来自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其他各级人民代表的比例构成也大致如此。官员代表太多不仅使民主会变成了官员碰头会，影响了公民必要的参政、议政，甚至容易使人代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在大量双重身份代表存在的情况下，官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等于自己选举自己；官员的工作对人大负责，等于自己对自己负责；官员接受人大的监督，等于自己监督自己。而且，官员们往往承担着繁重的本职工作，也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调研，发挥人大代表应有的作用。其次，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较差。我国理论界有人将人大代表分为“荣誉代表”和“民意代表”，“在宪法学家，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龙教授看来，‘荣誉代表’与‘民意代表’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职责意识。他说，现在的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相差很大，有的代表一年到头不提一个议案，也照样当代表。资料显示，烟台市2000年人大代表的人均提案、建议不到0.15件。”“不少人大代表连最起码的知政常识都一知半解。在对人大代表们询问权行使状况进行调查后，四川省宜宾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纪三撰文说，约80?代表说自己从未考虑过在人代会期间行使询问权。其中，三分之一的代表不知道代表还有询

问权，三分之一的代表把询问和质询、代表建议、批评意见混淆在一起”。这样的代表素质，怎么能够正确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又怎么能够尽到人民代表的义务呢？第三，人大代表犯罪问题屡见不鲜。人大代表应该是品德优良、人格高尚的人，应该是公民的楷模。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往往由组织统筹安排，自上而下确定，于是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造成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近年来，人大代表犯罪已经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全国人大代表桑粤春领导黑社会组织诈骗、贪污1.2亿元，被判处死刑；全国人大代表周小明竟是大毒枭，幕后指使部下贩毒38吨之多，落入法网；全国人大代表王廷江，野蛮打骂空姐，并唆使同伙殴昏空警；辽宁人大代表侯建军，为了几句口角，竟然将一老人轧死在光天化日之下；湖南人大代表李文革，贪赃枉法建造了“豆腐渣”工程，使20名年轻的消防官兵死于非命等等。此外，人大代表中的腐败分子也比比皆是，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不胜枚举。

二是换届选举制度不够完善，操作不够规范。

首先，村委会贿选问题严重。村委会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是实现村民自治的领导机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委会直选已经成为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方式。但是，近年来村委会贿选问题严重，使选举越来越背离了民主的初衷。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是一个并不富足的农村，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然而，在2003年的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却有人要以230万元巨款买村官。类似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存在。据有关媒体2005年报道：“厦门市民政局的同志反映，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拉票、贿选现象严重。如海沧镇新安村候选人选举头天晚上到各家共发香烟1500条；杏林镇锦园村主任候选人林某某反映，另一候选人林某某在全村散发宣传单许诺给每个村民发100元，镇里当时就采取措施进行制止；东孚镇贿选问题突出，有的还贷款搞贿选，后柯村每票400元，东瑶村每票150元，洪塘村每票三条高级香烟”；“湖南省桃源县个别村，争夺村级政权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些人利用夜晚开‘黑会’，走村串户拉选票，给竞争对手‘泼脏水’，许下诺言搞贿选。其贿选形式主要表现为或请本村有分量的人吃饭，或送香烟、钱物等”；“安徽省民政厅的同志透露，在这次换届选举中，从民政厅接访的80余次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看，选举中违规操作的就有38件，反映村干贿选和经济问题的有10件。如当涂县里桥村群众反映，这个村两个主任候选人为了争当村委会

主任请吃、送香烟拉票，少数群众把香烟送到乡政府，群众意见很大。”

其次，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党员代表的产生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员代表的产生往往要经过三个阶段：先由基层党组织推荐党员代表候选人，再由上级党委对候选人进行审查确认，最后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委意见相左的情况，而必须以上级党委的意见为准。于是，上级党委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便可以通过审查确定代表候选人而确定代表范围，从而控制得票率，确保自己当选。但这种方式常常违背了选举人的意志，使严肃的选举工作变成了认认真真走过场。（2）党委候选人的产生存在严重缺陷。目前基层党委候选人的产生要经过“两下两上、自下而上”的程序，即先由基层党组织提名，然后由党委汇集提名情况，同时按照“班子结构合理与工作需要的原则”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报上级党委同意后再征求基层党组织意见。这个程序看起来公正，实际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基层党组织提名和征求意见都采取开会和语言表达的形式，使许多党员在上下级关系的前提下心存顾忌，不能表达真实意愿；其次，党委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时，往往较多考虑“班子结构合理与工作需要”，而基层意见已经无足轻重；再次，党委确定候选人时，要安排“陪选”人，于是使差额选举实质上变成了等额选举。（3）直接选举范围小、差额选举比例少。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为民主，是提高民主化程度的有效方式。但是，目前党内直接选举的范围仅限于党支部和党总支，基层党委包括各部门的机关党委都是先选举代表，再由代表选举党委，不利于保障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在选举中差额选举的范围仅限于党委委员和常委，而且差额比例仅为20?而对于副书记、书记则实行等额选举，从而使选举中的竞争成分和民主性大打折扣。（4）选举程序不规范有失公平。近几年来，一些党代会的选举采取先预选，后正式选举的方式，在正式等额选举时，有的居然要求选举人在选票上不作任何标记即视为赞同，而且又不是秘密投票。于是绝大多数选举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甚至面对着摄像机，不敢动手在选票上有任何表示，造成许多人投了“违心票”。2003年初，在湖南省岳阳市人大换届选举时，唯一的市长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没有过半落选了。事隔两天，他仍然被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再次投票当选。而这种情况是否允许，在《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在1998年1月河北省

人大会上，65岁的程维高为了实现从省委书记转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置逃避退休的目的，居然采用了以市（代表团）为单位计票的办法，被人们戏称为“程维高选举法”。这些五花八门的选举，虽然实现了组织者的意图，却破坏了党内民主。（5）选举制干部在任期内调动频繁。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换届前对主要领导人员的大量调动和委派，同时在任届中期也屡有调动和委派。这种频繁的调动和委派，一方面不利于各级领导班子任期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调动和委派等于否决了选举人的意志，等于以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长期任其发展下去，任何完善的选举都将形同虚设。

此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的机制还不完善，使民主缺乏一定的深度和范围；广大群众和党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以及基本政治素质和民主观念尚有待大力提高；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克服官僚主义、治理腐

1、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1.1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不同步。当前我国民主理论的研究是不够的,理论界充斥的大量的民主理论都是西方的,中国自己的东西不够多。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迫切需要民主理论的相应发展。因为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只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是其发展的指导原则。我国要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系统。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话语支撑,实践就缺乏自觉性,就会受到干扰。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形成通过理论研究去指导实践创新、通过实践创新来检验理论对错的良好局面。民主政治只有在完善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有成熟的民主理论,才有成熟的民主政治。1.2民主制度和机制不够健全

败的任务还很艰巨。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将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人，而且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直接参与国家法律的规定、国家官员的任免、国家事务的决策、国家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利知政、议政、参政、督政，从而保证国家的各项权力都按照人民的意志运行，朝着人民的取向复归。

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直接行使人民主权的一种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处于我国政治权力配置体制的中心，其他方面的制度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展开的：拥有主权的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作为表达民意的喉舌和监督官吏的耳目受人民委托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选举产生执行机关并审议通过执行机关的工作计划；执行机关组织、领导、协调、管理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各项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代表机关及自身所拥有的公民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对执行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其实质和核心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力。

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

二、内容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

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我国人民不仅拥有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受益权，而且拥有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权和社会组织的群众自治权。这种权利是真实的、可靠的，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的保障，而且具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本质属性，就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法律，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行。法律的主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公民权利免于被侵害；二是限制国家权力免于被滥用。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就是规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并以此为据确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限制国家权力，就是为国家权力划定权限、职责和相互关系，使权力与法律结成一体，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从而成为合法的权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目标，而且完善了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构筑了法律监督和法律救济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法律常识的普及工作。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已驶进快车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10多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750多件，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5400 多件，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括各种部门法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同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各种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所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制裁侵犯人民民主权利行为的方式和途径，大都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基本上做到了国有所本，民有所依。

三、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民主政治存在着国家形式的民主与社会形式的民主二维结构，因而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命题内在地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并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各级国家执行机关，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又可以通过行使自己依法享有的公民权利，通过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实现全面的、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群众自治。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两条不同的途径。

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公民权利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与可靠的物质保障紧密相联的。而物质保障的依托和根基则在于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从1952年到1998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上升到79553亿元，扣除物价的因素，年均增长7.7％，远远超过3％的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国内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7位；传统的农业国已发展成经济门类齐全、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每人每年实际消费水平已由1952 年的80 元，提到到1998

年的2973元；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由1952年的8.6 亿元，增加到1998 年的53408亿元；消费结构以生存资料为主的格局已基本改变，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支出明显增加；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迅速向

小康社会迈进。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包括公路、水运、民航在内的综合运输网；在邮电通讯方面，我国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程控交换、移动通讯等覆盖九州、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并建立了业务种类齐全、网点密布的公用邮政网。这一切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物

五、主体广泛但参与不够充分

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主主体具有广泛性，享受公民权利的主体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某些阶级阶层的一部分人，而是除了个别被剥夺公民权利者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正因为如此，国家的重大事务，人民能够了解；国家的重大问题，人民能够讨论；国家的重大决策，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重大举措，人民能够监督。广大人民之所以能够参政议政，除了拥有物质基础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外，还与整个国家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普及以及公民个人对政治态势的洞察能力、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能力、对政治观点的鉴别能力的提高相联系。

篇2：腐败防治原因分析详解

于学强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山东聊城 252059）［提要］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个焦点、难点甚至是盲点问题。导致“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一把手”自身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基于权力的膨胀性与对“一把手”监控不力等客观因素。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重在防。为此，既要合理分解和配置“一把手”的权力，又要加大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下级对上级的监管力度，加大群众监控，通过推进信息公开为媒体与群众监督提供条件。

［关键词］一把手；腐败；原因；治理

“一把手”指的是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担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在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一把手”居于核心地位，起着重要作用，是第一责任人。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个焦点、难点甚至是盲点问题。从2009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1］“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基于此，分析“一把手”腐败原因，探讨解决策略相当重要。

一、“一把手”腐败的原因分析

导致“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一把手”自身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基于权力的膨胀性与对“一把手”监控不力等客观因素。深入剖析“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既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因与外因的基本原理，也要结合特殊场景下的中国实际。

（一）导致“一把手”腐败的主体素养因素

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是由于当权者的行为腐败，而当权者的行为腐败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腐败，之所以出现思想腐败还是由于自身素养不高，无以驾驭利益诱惑下的膨胀的权力。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把手”腐败，也是基于此。纵观“一把手”思想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公仆意识差。马克思曾针对巴黎公社的职员，提出过官员应是社会公仆的思想。而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老一辈革命家一直强调公仆精神。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在既往的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确保所有干部成为人民的或社会的公仆。“一把手”之所以变为腐败分子，主要是因为没有摆正公仆和主人的关系，把为人民谋取利益的权力变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言，“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2](p332)二是官本位意识强。虽然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拥有近90年历史，执政60余年的大党，但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家长制作风从来都没有荡涤干净过。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p331)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一把手”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的私利，凡事都尊崇上级的等级观念，同时注重自己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苛求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特别是不允许下级与民众监督自己。实践表明，死死抱守官本位思想，不将被监督培养成一种习惯是导致“一把手”腐败的重要原因。三是法制观念弱。很多“一 把手”腐败之前总是存在着侥幸心理、法不责众心理、随波逐流心理，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才敢置党规国法不顾，归结原由还是法律意识薄弱。“重庆聂江桥垮塌案中负主要责任的原县委书记张开科在位时，工作人员找他学法律，他竟然说：‘学法，学法，学啥［3］（P328）子法，我就是法。’”作不“一把手”对法律的漠视，自然是导致违法乱纪的重要的主观因素，而现实政治社会中法制执行力不足，违法乱纪惩治不力则使原本法制观念就淡薄的情况雪上加霜。四是理想信念淡。有些干部虽然身居高位，是某一层级的“一把手”，但他们理想信念淡薄，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对社会主义不抱希望，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认为这些都是虚的，只有金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拼命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钱。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等都是党政“一把手”，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早已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胡长清曾对对移居国外的儿子透露心迹说：“总

［4］（P110）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由此，“一把手”的思想信念动摇，是其堕落成贪官的最根本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二）导致“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体制因素

“一把手”腐败某种意义上是由于“一把手”体制所致。在“一把手”体制下，权力相对集中，造成了对“一把手”监管的真空。从纵向上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上级不想监督。在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下，上级组织的监督对“一把手”是最有权威和最有实效的监督。但是，由于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关系，作为上级的领导对下级“一把手”多重使用、轻监控。上级不想监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上级领导担心挫伤“一把手”从事主要工作的积极性，于是对其“细枝末节” 的违纪行为不再关注，导致他们在腐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有的上级领导对下级“一把手”也搞“感情投资”，予以适当“照顾”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上级领导与下属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更不愿为之冒险。二是同级不能监督。我国的监督机关一般是实行双重领导的体制，既受上级监督机关的领导，又受各自所属系统的同级党委和行政首长的领导，这就使专门监督机构在实际的运行中成为当地党委或政府的一个工作机关，其权力和经济来源都会受到监督对象的直接影响和制约，在客观上使两者形成为一种附属型的隶属关系，缺乏独立性进而造成在监督环节上的“弱监”、“虚监”和不敢监督的状态。目前，同级监督中普遍存在着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于监督，事后基本不能监督的弊端。三是下级不敢监督。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下级的政治命运实际上不是在其服务的民众手中，而是在上级领导手中。按“经济人”假设，追求利益所得是人的本性，下级监督上级的成本高、风险大。为此，他们往往是由于受制于乌纱帽的利害关系而敢怒不敢言，这在现实中时常表现为下级的沉默。从横上看，虽然我国的监督体系包括了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但各种监督之间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监督主体缺乏明确而规范的监督标准以及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配套措施等问题，执法监督机构相互配合不够的问题，各个监督机构各自为政且使具有互补功能的监督手段和权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的问题，都制约了监督的质量，导致了无法真正发挥监督体系应有的整体功能和作用。所有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党务政务公开、“一把手”工作的透明性。但是，我国不少地方和单位存在着党务政务透明度不高，“一把手”工作神秘化的问题。所以，这些监督类型很好地配合 还有待于政治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在民主政治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的前提下，民众监督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的举报也举步维艰，更使监督成效大打折扣。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上看，监督“一把手”难方面的最终原因还是由于“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目前，“一把手”在党委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行政领导班子中处于统帅地位，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实施决策中处于指挥地位，这种情况模糊了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等不同职能的权力界限，破坏了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实质上否认了权力内部的必要分工与行使的规范化，使“一把手”的权力绝对化，很容易滋生腐败。邓小平在分析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并进行了批评后，也曾严肃地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p329)

（三）导致“一把手”腐败的管理体制因素

在现行的领导管理体制中，“一把手”的产生受制于上级，在其产生以后上级也非常“关爱”他们，但在具体的管理方面有时却鞭长莫及。而作为同级的领导成员中，“一把手”受的制约是非常小的。由此，在一级党政机关中，“一把手”拥有强势的人财物权，“一把手”负责制也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人。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方式，使监督制度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一把手”负责制演变成为脱离民主集中制的家长制，进而形成了“‘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是没有真理”和“开支一支笔、用人一言堂、大权一把抓”的局面，其腐败正是由现行管理体制的这种缺失所造成的。一是“开支一支笔”。“一支笔审批”最大的制度缺失是对权力缺乏相应的制约和监督，使所有的计划、预算在权力者面前变成一纸空文和任意揉捏的橡皮泥。正是由此，从干部任免、工程招标到土地出让，从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到公费娱乐交际等，利用“一支笔”贪污腐败和中饱私囊的现象屡见不鲜。二是“用人一言堂”。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授余敏辉指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其根源是个别主要领导干部高［5］度集权。”说人事权是“一把手”手中最强势力的权力，“一把手”之所以缺乏监督从某种意义上在于他手中拥有人事权，掌管着下级的政治命运。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氛围中，用人大权的独揽导致了权力寻租的现象。“一把手”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不是按规则办事，而是违反组织程序进行专权、擅权，其个人意志常常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以致任人唯亲或在选人用人中违法违纪的合法化。目前,有些地方政治社会出现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用人一言堂”所致。三是“大权一把抓”。有些“一把手”喜好大权独揽，在权力占有方面有着强烈的欲望，好像大权独揽才能显得有地位、有权力、有威信。现实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对“一把手”决策方面的个人主义、长官意志，还是对他们在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方面的为所欲为、独断专行，都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与责任追究，这进一步助长了“一把手”独断专行的作风，导致“一把手”最终走向腐败。

二、“一把手”腐败的防治策略

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重在防。因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减少腐败交易发生以前潜在的机会和受贿动机，而不是一味强化事后惩治。”[5](P7)若要遏制腐败于既成，不仅要加大教 育力度，惩治力度，还要加大监管力度。针对中国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如何分解“一把手”的权力，推进监督体系建设最为关键。

（一）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权力

鉴于“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缺陷，我们必须注重从体制上解决“一把手”责任无限和权力无边的状况，对其权力要进行科学的分解配置和制衡。为此可试行权力分治，对“一把手”的权力首先分清哪些是决策权、哪些是执行权、哪些是监督权，党内应分设党委会、执委会和监委会，将三种权力适当分解，在权力的构架上达到彼此大致的平衡。黄百炼认为要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就要正确发挥“一把手”的决策作用，从决策权力的分解和制约、程序的规范、方式的变革、失误的追究等方面来完善和建构系统的、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推进正确的集中。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建立完善的权力运用规范、控制和制约体系，使“一把手”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始终成为谋取公共利益服务的工具而不变质。现阶段，我国要实现“一把手”权力配置的规范化，需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从政的原则；实行权力的分散配置，防止少数机构或“一把手”过度集权和专权；正确赋予和及时剥夺“一把手”的权力；保持“一把手”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对称，使人民权利能够制约“一把手”权力。[7]在政治实践中，2003年6月，神木县委将各单位“一把手”的财务权力分由副职分管，一些重大决策权也进行合理分解，既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一把手”腐败问题。2004年1月雅安市雨城区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党代表们选举了党代会内设的监督委员会，使党代会的监督职能实质化、日常化，是对监督全委、党委、纪委和“一把手”的制度创新。中共中央党校的任铁缨教授曾在《人民论坛》撰文《监督“一把手”是预防腐败的关键》指出，应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基本环节，在领导班子讨论决定问题时，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同其他班子成员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这一票的权利之所以在有的时候被无限放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运行不规范。比如，在会议议题的确定上、在会议讨论的引导上、在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的选择上，“一把手”都有很大的操控权，可以设法让自己愿意通过的事项通过，让自己不愿意通过的事项被否决甚至根本拿不到会上讨论。要防止这种滥用权力，就得从“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具体环节入手，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比如，在常委会议题的确定上，不能只由“一把手”说了算，可以规定只要有两名以上的常委同时提出，也必须列入会议议题。再比如，鉴于“一把手”的发言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应规定“一把手”“末位发言”制，禁止“一把手”以总结性发言代替表决。近年来浙江省余姚市在合理配置“一把手”权力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当然，仅用一种方式明确其权力范围显然是不现实的，无论以哪一种方式来明确“一把手”的权力，关键是要使“一把手”权力特别是用人权与财物权的内容和边界都很清楚，这样对“一把手”开展监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二）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历史证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8］（P12）方才休止”。为此，加大对权力的监督是避免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而对于“一把手”的有效监督主要来自于上级。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重点应抓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要加 强巡视制度建设。目前党政“一把手”一般由上级提名，在这种权力授受的框架内最有力的监督只能来自上级。巡视组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不受任何其他机关或个人的干涉，并且巡视组下去后的所有经费自理，巡视人员对于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一把手”而言也是“生面孔”，是一种有效的体外监督。诚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巡视组是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的措施之一。”［9］加强巡视建设，应关注以下五个主要方面：一要选好配强巡视干部，特别要选好巡视组长，保证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形象好的优秀干部参加巡视；二要加强对巡视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认真研究相关激励机制，确保巡视人员的公正、清廉；三要把巡视置于党内监督的总体布局中把握，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效结合，与各级党委、各个监督部门有效配合，保证监督工作的统一性、协调性，形成监督“一把手”合力；四要加大巡视次数与频率，使“一把手”经常有被监督的压力，不敢松懈，更不敢胡来；五要在扩大巡视力量的同时，加大巡视成果的运用，避免将巡视做成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二要加大对“一把手”责任追究的力度。在现行体制下，“一把手”权力越来越集中，要使其掌好权、用好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要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如果“一把手”在决策时搞“一言堂”，选人用人时搞暗箱操作、任人唯亲，在干部管理上放任甚至纵容干部违法违纪，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的责任追究条规，散见在各个文件中，应该整合，专门出台一个针对“一把手”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个制度要细，更要具备可操作性，做到有责必究，防止出现能上不能下、易地做官现象。这样，就迫使“一把手”在决策时能发扬民主，三思而后行，尽量做到科学决策。也促使他们在用人上多听听不同方面的意见，对下属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出了问题就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而不致于带病提拔。

（三）推进监督“一把手”体系

目前，专门监督机关、监督部门与民众监督职能发挥不力、协调配合不够，对“一把手”监督缺乏针对性，没有形成有效预防“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体系，是导致“一把手”腐败的体制因素。为此，必须推进监督“一把手”体系建设工程。一是加强专门机关监督的力度。以权制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不仅西方三权分立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列宁也曾经设想党代会产生监委会与执委会，以加强以权制权的力度。目前，推进以权制权应改变现有的纪检监察工作机制，由双重领导变为垂直领导。虽然纪委从党章的规定上有权监督同级党委和“一把手”，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由于实行双重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受同级“一把手”的制约很大。实行垂直领导后，纪检监察机关可放手开展工作，“一把手”的行为就会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应结合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规定，加强对“一把手”的经济责任审计，尤其要对“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加强监督力度，对负有经济责任的“一把手”，进行任期内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等离任前的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按程序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并把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一方面对“一把手”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其整改，另一方面促使审计部门公平公正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推进同级监督。同级监督，领导班子之间的监督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实施有力监督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在有些班子内部，缺乏必要的监督，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则掩盖矛盾和问题。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同级班子成员特别是“班长”，一定 要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班子成员既要自觉维护“一把手”、尊重“一把手”，又要大胆监督“一把手”。作为“一把手”，既要勇于监督班子成员，又要自觉接受班子成员的监督。三是推进信息公开，加大媒体与群众监督。扩大民主，公开“一把手”的公务活动、职权范围，逐步将监督延伸到干部工作的八小时以外，让广大民众知晓监督的内容，是发挥其有效监督作用的前提。“在政治领

［10］（P72）域中民主越广泛，公众监督的机会就越多，抑制腐败滋生、蔓延的政治压力就越大。”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发现案件的情况看，公众监督仍是重要渠道。引导公众监督，关键是要加大对其保护力度，这一点可以学习美国等国家的有益做法。①要关注网络监督，正确运用其监督主体虚拟化的实际，合理规范与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另外，还要加大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力度，特别应对国家新颁布的约束性文件、规范性文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信息的开放性。比如，当前通过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宣传，让民众更多的了解“8个禁止”“52个不准”，更好地监督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特别是“一把手”的从政行为。

另外，有效治理“一把手”腐败，离不开提高“一把手”的实际素养，监督作为外力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为此，黄百炼指出要通过建立对“一把手”培训的专门管理体制，加强和改进培训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一把手”参加培训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一把手”任职资格认证制度[7]等方面工作提高“一把手”的内在素养，防止腐败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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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官员秘书腐败的原因及防治对策

一、官员秘书腐败的原因分析

曾经有人如此形容秘书工作是“五子”——写稿子(讲话稿)、守机子(电话)、提包子(文件包)、端杯子(茶杯)、开门子(车门)。一个无职无权的秘书,为何有如此大的神通,并能独自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腐败浪潮,甚至直接影响领导决策的正确实施,还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从秘书腐败的特点研究,发现其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相关机制体制不健全。

改革初期体制上、制度上、政策上等各方面存在的漏洞为秘书腐败提供了气候条件。一是由于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破和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磨擦和碰撞,就会出现某种空隙或无序状态;二是不同领域的改革难以完全同时到位,这样在政策法规和社会管理方面就会造成滞后或漏洞;秘书借助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利用权力进行腐败。三是改革过程中的许多措施具有过渡性,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其本身就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由于存在这些空隙、脱节、缺陷和混乱,秘书腐败就可以乘虚而入,并大量产生和发展。

(二)领导权力异化。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秘书与领导有着人身依附关系。把自己的事业交给领导来安排。一些政治觉悟低的秘书,充分利用时机、把弄“权术”,为自己谋取私利打下坚实基础。从个人感情来讲,秘书鞍前马后地辛勤伺候领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有便利机会,领导自然就想到秘书。有的领导对秘书过分依赖,甚至样样都听秘书的,从而形成权力“异化”。秘书则无职掌权,背后操权,形成“秘书干政”和“秘书专政”;有的领导者感情用事,对秘书该管的不管,只有授权和放权,没有制约和监督。秘书则越权越位,甚至目无组织、目无法纪,贪污腐败自然而然地发生。

(三)精神信念丧失。

秘书腐败的现象频频发生,从主观上看,主要是秘书的政治素养不高,精神信念丧失造成的。一般来说,由于官员秘书在位时都很年轻,又处在比较关键的岗位任职,权力和信息资源较为丰富,有的秘书开始以“二领导”自居,颐指气使,官气十足。开始贪图享乐,攀比心理严重,放松了自身的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严重错位,由政治上的蜕化变质而导致金钱上的贪得无厌和思想的堕落。

(四)选拔方式不标准。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选拔和任用秘书的标准,导致在选拔秘书这个环节不够合理。许多领导都喜欢“听话”的秘书,绝对服从的秘书,于是,领导喜欢提拔和重用自己的秘书。有的领导升迁或者调走了,临走之前也忘不了要把自己的秘书火线提拔,在原地留下自己的影响延伸自己的权力,有的甚至还要带上自己的秘书一起去履新职,美其名曰好开展工作。

(五)家庭成员过度物质化。

从秘书腐败的侧面来看,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秘书家庭成员过度追求物质化。由于秘书跟领导者关系特殊,拥有的权力和信息较为丰富,随时都可以利用掌握的“信息优势”进行寻租。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找领导办事先找其秘书,要打通领导关节先得打通秘书关节。有的腐败官员甚至干脆通过秘书拉工程、要项目等各种名目收受贿赂,在经济上贪婪无度,为家庭留“后路”,做准备,最终导致秘书走向犯罪的道路。

(六)社会环境的影响。

当前,一些社会不正之风、“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形成了一个对领导秘书极具腐蚀性的环境。有些秘书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思想的影响,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进攻而腐化堕落。如今的秘书腐败分子,一句话、一个章子、一张条子就能换回几十万、上百万,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因腐败而获得的利益实在是太巨大、太诱惑人了,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具有诱惑力的。还有领导在提拔过程中都要“自己人”,使许多秘书想办法拿“灰色收入”,从而滋生了跑官、买官、卖官等不良现象,为秘书腐败的蔓延提供了环境。

二、官员秘书腐败的防治对策

(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政府职能是行政权力的依据,要想根除秘书腐败,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由于秘书的地位特殊,往往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说。目前,领导干部掌握较大的行政权力,在运用权力时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和随意性,把权力下放给秘书,最终导致秘书利用权力进行腐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实行政企分开,改变对企业管理方式,不折不扣地将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不再直接干预。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强化社会管理,减少具体的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做到宏观管好,微观放开。这样削弱领导干部的权力,秘书的权力和信息优势自然变少了,贪污腐败会有所减少。

(二)建立健全行政机制体制,实行政务公开。

建立健全行政体制机制,实行政务公开,确保官民思想沟通顺畅。首先,建立健全政治沟通机制,实行党务政务公开,建立官民有效沟通的平台,保证政务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消除现有体制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腐败。其次,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努力提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的程度,确保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样大量腐败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再次,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

(三)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政治素养。

许多秘书腐败是由于自身放松学习,道德修养低下,党性不强而造成。学习是秘书积累知识,保持向上的最基本源泉,而秘书人员必须要提高的就是学习的能力。培根说过“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秘书人员要牢记这一点,要端正学习态度,切忌在学习中怀有功利之心,明确学习目的是为了充实自身,提高综合素质。秘书必须在学习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政治观点,严格的政治纪律,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当一名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甘于奉献的好秘书。

(四)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强化制约力度。

反腐败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秘书腐败又是腐败的新形态,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领导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

(五)加快秘书立法,实行依法行政。

通过秘书立法活动,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制定秘书的从业制度,以确定秘书的任职资格、聘用制度、晋升制度以及工资和福利待遇等。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针对秘书腐败的特点,从预防和有效惩治的角度来看,应加快秘书立法,坚决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审计机关和纪检机关应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加强对秘书易腐败的领域的严格审查,坚持严打方针,严格行政执法,绝不能允许存在“空档”“特区”等现象,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篇4：集体腐败的滋生原因与防治对策

一、集体腐败的界定

200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指出，目前中国有一种犯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且明目张胆，这种犯罪就是集体腐败。他认为这一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惩治集体腐败法，所以建议将“集体腐败”纳入刑律，严厉打击小金库。刘锡荣的提议再次把人们关注的目光拉向集体腐败。

当前，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新的体制机制尚待健全，这就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腐败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极不相称的丑恶现象，“在当今的中国，最严重的腐败是集体腐败”①。部分学者已经对集体腐败展开了初步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集体腐败，是指多人乃至团体合谋中饱私囊、违纪违法的腐败行径。其腐败主体不再是独来独往的个人，而是“利益均沾”的集体。②有的学者认为，集体腐败不同于组织腐败，所谓组织腐败是通过非法手段为某个组织或集体谋取利益，而集体腐败则是指在某个组织内部的一帮人共同腐败，这些人的腐败行为在这一帮人的特定范围内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非公开的；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串谋的。③还有学者认为，集体腐败是指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某些政府机构中的一些或全体成员，为降低腐败风险共同利用本部门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集体腐败有腐败行为主体人员众多、行为主体内部关系复杂、给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恶劣影响、受惩罚的机率变小等特点。④

以上学者关于集体腐败的解说不无精当之处，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出了集体腐败的特征及表现形式。但是究竟什么是集体腐败，至今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笔者以为，所谓集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单位、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单位或集体名义作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国家廉政建设制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极大地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集体腐败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其行为是以单位或集体名义作出的。这不仅使集体腐败似乎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集体腐败与其他腐败行为区分开来的关键之处。以往有些学者把腐败案中的“窝案”、“串案”作为集体腐败现象的重要表现形式，这是值得商榷的。“窝案”、“串案”是群体腐败，是个人腐败的群体化，其腐败行为不是以单位或集体的名义进行的，法律后果也由个人承担。而集体腐败行为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从本质上说，集体腐败不是具体罪名，而是类概念。而且集体腐败并非不受法律约束，我国现行《刑法》对部分集体腐败是有明确规定的，如“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等。由于《刑法》有明文规定的集体腐败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集体腐败现象没有纳入刑罚的规制之中，致使相当多的集体腐败只能受到纪律处分，所以人们常常误以为集体腐败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也加大了集体腐败的恶劣影响。

二、集体腐败的滋生原因

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凸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集体腐败作为腐败现象的一个变种，逐渐成为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突出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关注的焦点，同样有着不同于一般腐败存在的特殊因素。

（一）行政决策程序与行政监督体制的不健全是集体腐败产生的制度因素。行政决策程序是依法行政必要的程序保障，是约束决策主体行为随意性、防止集体腐败的重要工具。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行政决策程序不仅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而且一直得不到重视，相当一部分行政决策没有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决策说到底是一种执法行为。正当程序是保证这一执法行为不致变形的关键。正当程序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任何人不能自己裁决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但是在许多存在集体腐败行为的单位，集体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决策者集体决定把单位资金以福利、奖金、津贴、节假日补助等名义发放给包括参与决策者在内的部分或所有工作人员。

行政监督体制是保证行政权力正当行使的制度建构。我国行政监察与审计机关等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与监督客体并列的独立关系，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实质性任命。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进而使监督人员受制于“一把手”的意志。“一把手”在集体腐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用”就是这种监督体制对“一把手”的实际监督效果。

（二）“为公无过”、“集体决定”、“法不责众”的错误思想是集体腐败存在的心理因素。“为公无过”思想最具欺骗性。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集体腐败的实施者是以大公无私面目出现的。他们往往以集体利益、地方利益为幌子去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甚至是权色交易，既谋取了小集团利益，又能为自己升迁铺平道路，而且还会得到地方群众的好评。一些县市为了争取项目、争取国家拨款，对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政府主管领导送礼行贿就有上述一举三得的效果。查处这类集体腐败会遇到很大阻力，社会舆论常常认为这些搞集体腐败的官员是在为地方做事，他们之所以那样是官场风气使然。

“集体决定”思想会使腐败者产生责不在己的错觉，这有些类似于掩耳盗铃。在这类腐败事发之后，腐败者总是拿“集体决定”作挡箭牌，他们认为只要是集体研究决定的便不应由个人负责。目前，“集体决定”变异成集体犯罪的案例不断增多，“集体决定”的内核被偷换了，形式被利用了。2006年，国家林业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原主任宋士奎在被公诉机关控诉犯有“私分国有资产罪”时就辩称，自己单位收入低，给职工发放各种福利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并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法不责众”思想是集体腐败者的心理屏障。集体腐败是“从上到下，从“一把手”到下面的办事员，人人都有份，数量很大”的特殊腐败，其当事人普遍存在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些腐败者看来，只要是大家普遍为之的，即使腐败了，哪怕是违法了，也是安全的。法律不可能把众多的触犯者都加以惩罚，更何况周围的人都这样，自己不“入乡随俗”反而成了另类，甚至会受到打压和排挤。于是他们就同流合污、知法犯法，大胆进行集体腐败。

（三）腐败代价的分散与降低是集体腐败存在的成本因素。腐败代价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惩罚代价，二是道德舆论代价。相对于一般腐败而言，无论是在受惩罚的概率、力度上，还是在道德舆论评价的天平上，集体腐败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小得多。

由于集体腐败是以单位或集体名义进行的，责任分散，利益共享，腐败者所取得的额外收益，通常都被看作是单位的“福利”，而不当作腐败所得。这就大大降低了集体腐败受惩罚的可能性。再者，集体腐败所涉及的人员往往很多，既有“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决策，又有单位基层人员的参与。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风险，增强了集体腐败的“抗震”力，最终可能使披着“集体决定”外衣的腐败逃过法律的制裁。2008年7月发生的信阳“史上最牛别墅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道德舆论方面，集体腐败也很少受到过多谴责。与人们对搞个人腐败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态度不同，集体腐败只要不是过分出格，就会被认为是单位的福利好，还能受到不同程度的羡慕。而且，领导大慷国家之慨为本单位成员谋取不当之利，常常被认为是“会来事”，既能为其博得好名声，又能使其在干部测评、考核中获得高票，鲜有舆论上的压力。总之，腐败一旦盖上“集体”的印戳，腐败的受益者们便在道德上毫无愧疚之意了。惩罚代价的降低与道德舆论代价的缺失无疑对集体腐败的滋生、蔓延、甚至泛滥构成一种隐性的鼓励。

（四）“小金库”的存在是集体腐败产生的现实因素。“小金库”是指侵占、截留国家或集体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小公为私有，未在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列收列支或私存私放的各种资金。据国家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披露，从1998年到2006年上半年，8年半时间，全国审计机关共查出“小金库”（含挤占挪用）金额1406亿元，而2006年上半年，全国审计机关共查出违规小金库130亿元。一些单位请客送礼、乱搞福利、收送红包、公款行贿等集体腐败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单位设有游离于监督之外的“小金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形形色色的“小金库”就是集体腐败现象赖以存在的“财政支柱”。

三、集体腐败的防治对策

集体腐败的蛀虫无时无刻不在蚕食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损毁着政府的形象，如何有效遏制集体腐败已经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强化思想道德与价值教育，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加大立法工作与惩处力度，严厉打击“小金库”，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集体腐败的滋生。

（一）强化思想道德与价值观教育，营造抑制集体腐败的软环境。预防集体腐败，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我们可以借助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廉政宣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营造抑制集体腐败的良好氛围。首先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任何集体腐败，缺少领导干部的参与就不会发生。要让他们明白，集体腐败就是政治上的自杀。身为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自觉强化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与廉政意识。其次要加强对单位职工的教育。单位职工往往是集体腐败的受益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分得一杯羹，只不过是领导构筑集体腐败防震体系的需要，从而使他们认清各式各样“福利”的真面目，自觉抵制集体腐败。最后，还要加强对普通群众的教育。要让他们明白，集体腐败就是以“集体”为幌子吞噬纳税人的血汗钱，进而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

（二）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建立防范集体腐败的硬制度。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有建立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才能对权力行为实行全方位监控，有效遏制集体腐败的发生。首先要合理设置权力机构，使职权部门内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形成既互相分工又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明确权力行使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和具体制度。其次要完善权力行为的监督制度，保证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形成一个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监督的有效机制。可以从加强各级人大对行政系统的监督权、改革监察与审计部门的领导体制、保证公众知情权等方面着手。最后要建立财产申报和离任审计制度。单位“一把手”、其他领导干部及处于特殊岗位的人员在任职前要申报个人财产，任职期间要定期申报（可以一年为期），离任时要由有关部门对其家庭财产严格审计并公告。

（三）加大立法工作与惩罚力度，完善集体腐败的查处机制。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首先立法要到位。在原有《刑法》的基础上，针对集体腐败的新变化、新特点，制定具体法律条文，做到疏而不漏。其次查处要及时。及时侦破集体腐败案件，不断提高集体腐败的曝光率，增加集体腐败受益者所依赖的“集体决定、责任分散”的心理负重。最后惩罚要适度。惩罚成本是构成腐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使惩罚成本大于腐败的预期收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集体腐败的发生。针对集体腐败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可以在法律上把集体腐败定义为共同犯罪，把集体腐败受益者中职务最高的或者起骨干作用的视为主犯从重、从严处罚；对集体腐败受益者中的一般成员视作从犯，按其腐败程度进行灵活处理；对于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这样能够起到分化集体腐败犯罪集团的效果。

（四）严厉打击“小金库”，斩断集体腐败的毒树之根。“打蛇打七寸，治腐治根本。”曾长期从事反腐败工作的刘锡荣认为，“小金库”屡禁不止，原因在于背后的利益，依靠个人觉悟、党纪和行政规章是不能消灭的，而“小金库”就是集体腐败的祸根。近年来，中央虽三令五申，却依然未能阻止“小金库”的扩张和蔓延，关键原因在于打着集体幌子的“小金库”往往被看作是一般的违纪违规，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可见，将“小金库”列入刑事犯罪不失为正本清源之举。追究“小金库”的法律责任理所应当，但“小金库”的利益分配过程等级森严，单位“小金库”很大程度上是单位领导的“小金库”。所以，追究“小金库”的法律责任，就应该参照其利益分配格局，依据权力坐标明确每个人的相应法律责任。如果能抽去滋生腐败的“财政支柱”，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仅“小金库”将无处藏身，集体腐败行为也会大大减少。

注释：

①②陈波：《中国反腐败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页。

③郑利平：《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④李茂香：《试论有效遏制集体腐败》，《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第51页。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篇5：腐败防治原因分析详解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的发展势头迅猛，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

一、中国腐败问题现状与历史回顾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总书记如是说。当前，中国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表现为公款性奢侈消费、经济类犯罪、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行为屡见不鲜，从腐败官员层级来看，呈现由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发展发展趋势，涉及经济管理部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学术教育界等多个领域、多个部门，腐败官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回顾历史，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几个政治清明、腐败问题较少的极端典型例子，可以为我们今天解决和防治腐败问题提供借鉴，例如“贞观盛世”、“商鞅变法”时期。

贞观年间，当时国家正处在相对和平时期，综合国力积累上升，国家领导者思想开明、国民思想较为自由开放、政治管理体制分权制衡、重视民主等因素，使得当时国家政治清明、腐败问题极少；此外，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时期，秦国的腐败问题也是基本绝迹的，其原因在于，商鞅变法，厉行“法制”，采用严刑峻法的手段规治吏治，对腐败问题的监察和惩治力度极大。一经查出，当事人非死即残，以致吏治严整、官风正直，腐败问题较少。

二、中国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权力过于集中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党员领导干部手中，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过于集权是产生腐败的直接诱因和根本原因。

（二）长期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奖惩制度缺失

权力集中，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中国当前现实恰是如此。当前，政府教育我们，政府监督有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形式，但是仔细分析之，可以发现没有一种监督形式同时做到持久监督和有效监控，所以，制度缺失、监察不力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以及法律威信不足

2011年3月1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此处所指的法律体系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基本的体系，其中规范性的“细节法律”尚待编写，此外，国民大众对相关法律知之甚少，更无从信

仰法律之说；而对于官员来说，腐败行为的短期收益明显大于成本，即对腐败官员的惩治力度太轻。官员知法犯法，人民不知法不信法，这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四）正值转型期，市场经济缺点在政治领域的映射

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时代在发生剧变。时值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积淀不足，市场经济的“金钱万能”、“利益最大化”等思想不断冲击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反映在人们思想上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也就为腐败问题的滋生提供了一个“精神支柱”。

（五）传统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官”与“民”始终处在两个对立的立场上，为官者忠君而罔民，为民者畏官且媚官，这种“以官为大、官本至上”的官僚主义思想至今残留在人们思想脑海中。官本位文化，使得官员腐败却可以“混得个心安理得”，腐败问题得以在这个“温床”中越长越大。

（六）社会风气重道德而轻法律

道德层面上，人们普遍认为“找熟人”比“打官司”更有利于解决矛盾争端，当发生纠纷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找熟人、走后门”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等方式解决，这基本上已经构成一种社会共识。众所周知，在“找熟人”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产生。

（七）官员自身思想素质有待提高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过，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掌权者或由于自身思想素质不够高，或由于长期安逸而丧失机警，在行驶权力过程中不断受到公权力的侵蚀而腐化，这是腐败问题产生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八）外部国际环境的侵蚀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纪，中国的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快，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同时，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正受到来自欧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由于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在对方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敌人”，因此也就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削弱，比如“蛊惑”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思想不坚定者，并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政治避难等“退路”。

三、中国当前腐败问题的防治对策

防止腐败问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措施能解决的，必须“多管齐下”、全面出击。

（一）短期

1、完善经济制度改革，加强经济宏观掌控，广泛树立诚信、公正、合作、竞争理念；

2、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权力制约，实行“精兵简政”；

3、构建完备的监察惩治制度体系，加大惩治力度，同时设立廉政奖励制度等正面长效机制；

4、加强执政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官员思想素质要求；

（二）长期

1、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出台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民主动“知法信法”；

2、加强社会风气引导，倡导公正清廉的社会风气，培养国民信仰；

3、寻求改革教育方式，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

四、结语

篇6：论司法腐败的防治

赵威

内容提要： 司法腐败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反腐败就是一句空话。司法腐败不仅侵犯了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形象，而且更加影响法院、检察院和法官、检察官的公众形象。对怎样防治腐败特别是“司法腐败”是众所纷纭，各有所长。在众多防治司法腐败的手段中，‘监督’是大家比较认同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是通过对“司法腐败”根源性的解析，将现代科技和通信技术融合到审判过程中，从技术角度出发，建立一个平台——视频法庭系统，来论证“司法腐败”的防治思路和看法。

关键词：视频法庭、视频法庭系统、法官审案视频室、远程审案平台

什么是司法腐败？腐败是指“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这里，腐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利用公共权力或职权；二是非法或不正当地牟取私利。把这两层含义适用和限定在法院的审判领域和检察院的检察领域就形成司法腐败。即司法腐败是司法人员或司法机构利用司法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在中国走向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司法腐败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司法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四大类：一是贪赃枉法，索贿受贿，暗中收取好处费保护非法经营活动等，当事人、律师与法官相互串通进行权钱交易，又称办“金钱案”；二是徇私舞弊，办“人情案”“关系案”；三是滥用司法权进行创收活动，包括乱收费、乱罚款、乱拉赞助，经商办企业，搞有偿服务和变相收费，如法院办律师事务所等；四是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了保护本地利益而不惜枉法裁判、公然偏袒本地当事人或有意刁难甚至阻挠外地司法机关执行判决等。如果说司法腐败的前两种形式在世界各国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话，后两种形式则是中国转型期特有的司法腐败形式。司法腐败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反腐败就是一句空话。司法腐败不仅侵犯了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形象，而且更加影响法院、检察院和法官、检察官的公众形象。对怎样防治腐败特别是“司法腐败”是众所纷纭，各有所长。这篇论文从另一角度，通过对“司法腐败”根源性的解析，将现代科技和通信技术融合到审判过程中，从技术角度出发，建立一个平台，来论证“司法腐败”防治思路和看法。

一、司法腐败根源的解析

20世纪末，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人，人们已经意识到司法腐败是所有腐败中最大的腐败，为一切社会腐败的“保护神”。在我国大多数腐败是由于权力者的权力过于膨胀，缺少制约机制，缺乏有效监督，存在那些希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不当利益的群体，权利被这些人滥用所致。虽然，有时候某些腐败不是因为权力者自身的内在腐败，而是权力者的权力被其他腐败了的权力所左右或架空，使得该权力无法正常行使去制约其他权力的腐败，无法实现设置该权力的预期作用，而其他腐败了的权力通过控制该权力者使被控制的权力也卷入腐败旋涡，从而形成“权利腐败的循环”。而这一切一切的“权利腐败的循环”，大都应归结于希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不当利益的群体的存在，是他们为了获得不当利益，想法去接近权力使其腐败从而达到自身目的，同时也就形成——腐败。当然，我们也承认在不少的腐败中也不乏那些权力者因自身原因和贪心而主动的腐败。而且，当前的司法队伍中确实存在少数自身腐败了的法官，利用审判权以权谋私主动索贿。然而我们透过表象看实质，在被确认明显的不公正裁判中，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司法权被其他各种权力关系所控制，司法者无法自主地决定案件结果所致，况且即便是那些少数自身腐败了的法官当初他们是如何进入司法队伍的？恐怕也不是司法机关所能决定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司法腐败”，有时并非真正是司法的腐败，而是司法的无奈，是司法不独立的后果，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司法不独立才成为很多“司法腐败”表象的内在根源。在司法不独立、司法权被其他各种权力网所控制的时候，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倒是“抬举”司法机关了。当司法机关在权力配置上没有获得“最后防线”性质，并可独立行使其权力的时候，在责任承担上却被认为其腐败是 “最大的腐败”，这对司法机关本身也显不公平。在此情况下，杜绝“司法腐败”也决非司法机关自身完全做得到的。所以，已有学者提出“权力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权力在哪里最集中，哪里的腐败就是最大的腐败。司法权设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作为“最后防线”去制约那些更容易集中、膨胀的权力，而这种“最后防线”功能的发挥是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但是在我国司法权又是国家权力中最弱小的，极易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当司法的独立性动摇或丧失时，制约者也就反被制约了，司法权也就无法摆脱那些更容易集中、膨胀的权力的控制，使那些更容易集中、膨胀的权力变得更容易腐败，而且这种腐败有时可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转嫁为 “司法腐败”。

在我国，历史上就没有强调司法独立的传统，目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状况也不理想，但司法独立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评判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准。在我国日趋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今天，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是我国体制改革的一项目标。虽然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循序渐进，道路也注定曲折不平，但司法独立的大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再背道而驰。本人并非要推崇西方的“三权分立”制，我国的司法权仍然有必要接受党的领导和来自人大的监督。当前司法体制和队伍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司法机关的“内功”还不是很过硬，而且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尽可能将各种力量团结到党的周围，以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把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搞上去。如果像西方搞“三权分立”，势必导致各种权力的互相挚肘，其成本就我国现实情况是花不起的。

所以，本人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要防范“司法腐败”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和通信技术，把他们融合到审判过程中，从技术角度出发，建立这样一个平台—— 远程审案平台即视频法庭系统，去阻断司法权力者与地方权力者及希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不当利益的群体的直接接触，从而防治“司法腐败”。这样的思路或方案，50年前是天方夜谈，即使是10年前也是可欲不可求，不仅成本高而且操作性差；而现在（21世纪），这一思路或方案确是可以实现，不仅成本低，技术成熟，操作性强，而且这种技术在其他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采用这样的平台审案，不但可以实现司法权的相对独立（相对地方政权），而且可以阻断司法权力者与行贿群体的直接接触，提高司法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党和国家对司法权的统一领导和监督。

二，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

（一）什么是视频法庭系统

我这里所设想的视频法庭系统，实际上是借鉴目前世界上技术成熟，应用范围已相当广泛的“视频会议系统”。那什么是视频法庭系统？设想一个问题：如果有那么一天，党和政府下决心要采取用阻断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庭外接触和避免审判过程受地方行政权力的干扰的方式来防治“司法腐败”，合议庭组成人员将采取随即抽取，异地审案的方式。那么，各地的法官们将是接到通知，匆匆收拾行囊，花上一大笔钱，在飞机、火车或汽车上呆上十几小时，去审一到两天的案。换来的只能是高成本，低效率和满身的疲劳——。

如何快速、高效、经济地解决，合议庭组成人员随即抽取，异地审案这一问题？在过去不可能，而现在答案就是——使用视频法庭系统。只需审案的每个法庭安装一套视频终端，接上电视机、摄像头、麦克风等附件，再接入相应的宽带网络如IP、ISDN、E1/T1等，即可实现视频、音频、数据的实时传送，从而做到法官、检察官、律师、被告、当事人天涯共一庭的梦想。随着现代视频压缩技术，尤其是宽带网络的日益完善和发展，实时视频通讯已成为宽带网络中除电视、数据之外的第三大服务内容。

如果有这么一套视频系统，那么全国各地的法官只需坐在当地的法官审案视频室即可审理全国各地的案件。全国各地的法庭审理现场也可根据需要，将审理现场实时的传到相关的监督机构，便于实时监督。这种不受地域限制、建立在宽带网络基础上的双向、多点、实时的视音频交互系统就是我所设想的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

（二）采用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的优势

1、可以阻断审判人员与行贿群体及裙带关系的直接接触

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生活在亲朋好友、利益、权利等相互混杂的社会里，法官也不例外。在我国法制社会还未健全的国度里，司法体制和队伍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司法机关的“内功”还不是很过硬，法官们难免会经常遇到亲情、友情、利益、权利等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官们要从中作出选择是很难的。而采用视频法庭系统却可以阻断法官与行贿群体及裙带关系的直接接触。该系统里的法官是由国家统一的机构，按照高要求、高标准选拔出来的，审理个案的法官是随机选择的，审案是异地远程审案。这就从形式和实质上阻断了审案法官与行贿群体及裙带关系的直接接触，最起码在时空上给这种接触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2、能够避免法官在审案过程中过多地受地方行政权力的干扰

司法权设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作为“最后防线”去制约那些更容易集中、膨胀的权力，而这种“最后防线”功能的发挥是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但是，在我国司法权又是国家权力中最弱小的，极易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而当司法的独立性动摇或丧失时，那么制约者也就反被制约了，司法权也就无法摆脱那些更容易集中、膨胀的权力的控制，使那些更容易集中、膨胀的权力变得更容易腐败，而且这种腐败有时可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转嫁为“司法腐败”。而当法官手中的权力被其他腐败了的权力所左右或架空时，司法权力就变得太弱小了。这些其他腐败了的更容易集中、膨胀的权力往往就来自法官们生活工作的地方行政权力。以我国现在的体制，要做到司法独立避免行政权力的干扰（特别是地方行政权力的干扰）任重而道远，而采用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则可以做到司法权相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独立，从而避免法官审案过多地受地方行政权力的干扰。

3、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成本低效率高

要做到阻断法官与行贿群体及裙带关系的直接接触，避免法官在审案过程中过多地受地方行政权力的干扰，无论是采取当事人将就法官，还是法官将就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法官到第三地去参加案件审理，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当事人和司法机关的成本，而且也是很不现实的。然而，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却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在这个系统中，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可以把在路途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案件的研究和审理上，做到即节省时间费用又提高了效率。

（三）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的组成

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的设想是由：全国法官库、全国实时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法官异地审案时用）、全国各地法院、全国法官库管理机构四部分组成。

1、全国法官库

在这里全国法官库设想为，由国家指定（或委托）的全国法官库管理机构（如：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法官法和法官的执业道德标准及业务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业务水平高、执业道德、办案经验都非常优秀的老中青结合的法官组成；该法官库的法官由国家指定的机构负责管理、组织、调配。法官审案，不提前介入，由管理机构在开庭前统一随机安排。

2、全国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相互在千里之外“面对面”的交流已不在是梦想。视频会议系统就是支持人们远距离进行实时信息交流、开展协同工作的成熟的应用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实时传输视频与音频信息，使协作成员可以远距离进行直观、真实的视音频交流。另一方面，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支持，视频会议系统可以帮助使用者对工作中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如共享数据、共享应用程序等，从而构造出一个多人共享的工作空间。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审案系统，它不仅可以把不同地点任一法庭实时的现场场景和语音互连起来，同时也可以向法官、书记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等提供分享听觉和视觉的空间，使法官、书记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等有如“面对面”交谈的感觉。目前这种视频系统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如：现时网吧中的QQ聊天，E话通聊天等等），同时对其视频音频质量、数据共享、灵活性以及易用性、可靠性和易管理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完善和严格。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的组成也非常简单，它由两个平台组成：全国法官库管理机构服务器平台和全国实时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法官异地审案时用）客户端平台。

（1）、全国法官库管理机构服务器平台

服务器平台根据系统的应用规模和需求不同，可部署一台或多台服务器来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的服务端应用。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服务器的系统根据需求配置。

（2）、全国实时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法官异地审案时用）客户端平台

客户端平台，各地法院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可先在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可运行IE等浏览器工具以WEB的方式访问视频法庭服务器来实现网络视频审理案件，并可自动下载程序插件、自动辨识并升级版本。全国各地基层法院，中院，高院的视频法庭和法官审案视频室作为客户端配备网络设施：摄象头、扬声器，传声器和显示器等。

（3）、全国各地法院

目前全国各地的基层法院、中院、高院等仍然保留现状，他们负责除审理案件外的，对当地（即管辖地）的民事、刑事、经济等案进行立案、必要的证据调取、开庭前的准备、维持法庭次序等基础工作。其管理模式和经费开支来源均可以保留现状。

（4）、全国法官库管理机构

该机构应该是一个非常超脱的机构，可以是只对全国的权力机关—人大负责，负责对全国法官库中的法官进行管理（如：人事、工资待遇等），而全国法官库中的法官也只对全国法官库管理机构负责。

（四）远程审案平台—视频法庭系统的应用

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件案。在甲地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当地公安机关迅速立案进行侦查，律师也依法提前介入；由于该案在当地涉及面很广，在侦查过程中出现了当地的行政权力的干预和一些行贿受贿和不公正的现象，该案经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到了法院，当地法院经过初步审查后将案件资料通过视频法庭系统传输到法官库管理机构，该机构经过复审后，确定开庭时间通知当地法院并于开庭前一天从法官库中随机抽取了乙地法官-

1、丙地法官-

2、丁地法官-3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并指定1为审判长，2、3为审判员；到开庭当天，该案书记员、公诉人、辩护律师按时到达当地的视频法庭，被告也被法警带到了当地视频法庭；法官1、2、3也按时到达乙地、丙地和丁地的法官视频室，书记员打开视频法庭系统，法庭的正上方宽大的显示器上法官1、2、3端坐在上；与此同时，在乙地、丙地、丁地三地的法官视频室里，显示器上出现甲地视频法庭的现场画面。书记员宣布开庭，一切都象真实的法庭，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陈述，公诉人举证，被告辩护人质证-——，这一切的一切不仅有书记员的记录，同时还有视频法庭系统的现场录音录象；辩论结束，双方作最后的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审判长打开合议系统法官 1、2、3和书记员开始对本案合议，最后宣判或定期宣判。这一切都显得非常的真实和公正，公诉人依法指控，用事实证据说话，辩护人依法辩护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再设想，在甲地有一民事纠纷，原告方为弱势群体，原告方因为被侵权而将被告方告上法庭，甲地法院在将案件材料通过视频法庭系统传给法官库管理机构后，法官库管理机构确定开庭时间，在开庭前利用系统随机选择了乙、丙、丁三地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到了开庭日原告、被告双方及其代理人按时来到当地法院视频法庭，乙、丙、丁三地法官也按时来到当地的法官审案视频室，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然，书记员宣布开庭，原、被告双方在审判法官的主持下，依次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无论你是强势还是弱势，无论你在当地有多大的关系网一切都无法施展，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论辩，法官都表现的非常的超脱。

上述情景，在视频法庭系统实现的社会将是非常的自然。前面已述，司法权设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作为“最后防线”去制约那些容易集中、膨胀的权力，视频法庭系统使其变得非常的自然。而这种“最后防线”功能的发挥将使我国的防治腐败的斗争走向良性循环，百姓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好的保护，社会将显得更加的公平和公正，腐败行为将受到有效遏止。

三、司法腐败的综合防治

司法腐败的防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无论是从制度上、体制上还是从技术上都不能将其孤立起来，而应将他们结合起来，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在现实的司法腐败防治中结合实际共同并举，方可达到良好的防治司法腐败的效果。另外我们的司法系统还应该加强自身“内功”的提炼，完善内部监督奖惩制度、改革现有体制中不合理的制度、加强外部监督、摆脱外界金权控制、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1.健全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奖惩机制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在司法系统内部，除严格执行诉讼法中有关审判监督程序和法院、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相关法律法规对司法人员的职责和禁止性规定（如法官法第 30条中列出的13种禁止性行为）以及刑法中有关针对司法犯罪行为的规定外，我认为还应逐步制订并保证实行一些具体的监督奖惩制度，如错案追究的具体细则、定期法官错案公示制度等等。取消审前先向上级法院请示的“先定后判”的作法和司法机关审理涉及本地的案件须先经党政机关同意等违反法治原则的作法。进一步完善办案人员与当事人的隔离制（办案人员不得一人单独与当事人接触，或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一方当事人接触）、改革现行陪审制，建立专家陪审制，实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等。

2.加强外部监督

防治腐败，监督手段特别是外部监督非常重要，在最高法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法官道德法；设立办案人员违法投诉中心、举报中心；设立案件质量评查制；聘请廉政监督员；设立廉政执法监督咨询委员会；实行院长接待日；重点岗位人员轮换制；宏扬和发展媒体舆论对司法的监督等等。

上述这些制度与措施包括本文论述的视频法庭系统的推行，对于防腐倡廉，促进司法公正，可以起一定作用。但是关键在实行，不要虚设。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以及利弊，都只能在实践中才得到检验。

3.摆脱外界金权控制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除了司法体制上的原因外，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受制于外来的权力与金钱的控制、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要求司法人员在金、权面前 “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但道德的要求不能代替物质的抗力。现行体制中，司法机关的财政开支，仰仗于政府的钱袋，就难以抵制行政权的干扰。司法机关的经费短缺，司法人员的待遇菲薄，就不能不受“利益驱动”去自行“创收”，以致卖法换钱，腐败由之丛生。救治之道，在于给司法机关“进补”：一是改变司法经费依附行政机关的体制，实行司法经费由国家财政单列；一是较大幅度增加司法机关的经费和法官、检察官薪金，使司法机关不要靠“创收”来弥补开支，加强司法机关的“硬件”建设；使司法人员不必羡慕社会上的“大款”，而能在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和职业保障上“养尊处优”，提高其对职业的珍惜感、荣誉感与敬业精神。与此相适应，要大大提高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和检察官的权威地位，排除外来权力（政治权力以及金钱权力等等）的干扰。法院和法官、检察院和检察官既掌握国家与社会各种纠纷的最终裁判权和司法检察权，又是社会公正、公道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享有令人敬服的权威和信誉。这有赖于法院和法官、检察院和检察官的自律与自重，也要求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4.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司法公正，直接有赖于司法人员的素质。所以，应该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对法官、检察官的选拔应严格按照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要求来办，确实做到高标准，高要求；进一步完善司法人员的继续教育制度；此外还应注意后续人才的培养，如在高校法学教育中就注重素质教育，不但要着重法律专业知识的训练，而且要注意对未来的法官、检察官，还有律师的司法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培养与教育。

综上所述，司法腐败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反腐败就是一句空话。司法腐败不仅侵犯了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形象，而且更加影响法院、检察院和法官、检察官的公众形象。我们必须详细的探究司法腐败的形成机制，并且找出防治司法腐败的理论指导，从而解决我国司法腐败问题。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