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

2022-04-26

[摘要]政治腐败是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它直接制约着民主的发展。民主贫穷在现实中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国家制度不完善；二是公民对民主理想的追求失去信心；三是缺乏实施民主的环境。政治腐败和民主贫穷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篇1：

现代大学生政治心理分析

一、大学生政治心理现状

大学生的政治心理是指作为自然人的大学生，在其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与社会政治相关的一系列心理反映，它包括通过情感、态度以及愿望信念等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评判、道德选择以及公共文化等方面的心理认知。令人欣慰的是，现代大学生的政治心理总体上是积极的、健康的。但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忽视一种现象：以犬儒主义为主要表现的消极政治心理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接受，现代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症候有在大学生群体中弥散的趋势。现代犬儒主义意识是一种扭曲的政治心理，是大学生在其政治化过程中形成的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政治认知。

犬儒主义曾是古希腊的思想流派之一。曾经的犬儒主义者主张摒弃一切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是非尺度，拒绝一切现实世界的利益;他们认为世界上唯一值得追求的是善，世人应该固着（在心理学上，固着是指一种对刺激的保持程度，或不断重复的一种心理模式和思维特征）于对道德的无止境的趋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变，时至今日，犬儒主义意识虽仍然存在，但其内涵和主张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其一，现代犬儒主义已不再把道德当成唯一的追求，认为存在即合理。他们改变了原有的对道德的主张，认可并接受了世俗社会的评判规则和价值标准，他们“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1]其二，现代犬儒主义否认道德的价值意义。他们抛弃了习得的道德认知和是非标准，德行选择上奉行“难得糊涂”、“知白守黑”。在现代犬儒主义者看来，世事本无所谓是与非，行为也无所谓善与恶，“神马都是浮云”。既然德行虚无，世事当然也就没有崇高与低贱之别，行为选择当然也就不必要计较道德意义了。其三，现代犬儒主义彻底灭失了希望。他们不仅怀疑现在，也怀疑未来;不仅对当下不报希望，对未来也不报希望。希望的灭失导致“现代犬儒主义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2]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对现代犬儒主义进行正确界定，直面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消极政治心理，更重要的是要警惕犬儒主义这一意识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弥散。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倚重力量。如果现代犬儒主义思想被大学生群体接受、认同甚至内化成为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组成，其后果令人堪忧。现代犬儒主义在大学生中弥散的结果将产生以下消极作用。

第一，它将使大学生的政治态度消极。“消极认同现状，默认不信任的存在，甚至将不信任转化为一种更为安全可靠的消极信任”[3]是现代犬儒主义政治态度消极的典型表现。如果任由犬儒主义意识在大学生群体中弥散，那么，可以想见，大学生们将表现出“年少老成”之态，虽年纪轻轻却似看破红尘。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职场上，他们将对遇到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采取消极接受或默认，不反抗、不抗争的态度。国家的发展，世事的变革，一切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会变得“没有关系”。如此，这种政治消极将演变为可怕的社会危机——没有希望就不必要作为，没有作为就绝没有可能。这种冷漠将导致大学生这一精英群体由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变成社会变革的看客。我们甚至可以预见，大学生政治态度消极的终极结果——国家因丧失社会精英们的支持而丧失活力，富国强民的中国梦最终幻化成为虚幻的空中楼阁。

第二，它将使大学生的道德知行虚无。大学生们虽未出茅庐，但凭借发达媒体提供的海洋信息，完全可知天下事。社会原本复杂，世事本来难料，加之不能完全摒弃的人的劣根性，不断“教育”着心智尚欠完善的他们。社会上的贪污、腐败、虚假、欺诈……使他们偏颇地认为“江湖险恶”，甚至极端的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为的;人不能大善，那就大恶，不能流芳千古，那就遗臭万年。大学生们的这种认知正是犬儒主义意识在道德知行问题上的解离。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症候在大学生中流行的结果，将使他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无力改变社会，那就只能适应社会，抗争无果，那就隐忍、逢迎、利己。这种意识不仅使大学生在事实上否定对传统道德的认知，而且使他们的内在道德感消失。如此，其行为选择上出现道德虚无甚至道德无耻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它将消减大学生进取向上的锐气。古往今来，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都需要全体国民的一致向上，尤其是精英分子的锐意进取。今天，要实现中华腾飞的中国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下大功夫总结和运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下大功夫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4]然而，现代犬儒主义的思想意识却诱导着大学生们在现实政治面前“心如止水”，放弃责任，放弃希望，放弃追求。如此，现代犬儒主义的思想主张在事实上消减着大学生们进取向上的锐气。它的弥散将使大学生们拒绝政治，远离时代，谋身不谋国不谋政，不思变、不作为，国家社会“与我无关”。现代犬儒主义已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心理健康发展的桎梏。

二、大学生消极政治心理产生的原因

大学生群体中以犬儒主义情节为代表的政治心理，无疑是一种带着负性情绪的消极心理。从心理学角度看，大学生这种消极的政治心理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格不完整。所谓人格是指一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和情绪反应的特征，也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征之一。拥有完整人格的人，能够正确区分是与非，辨识善与恶，能够以辩证的态度分析现实，敢于面对挑战。而人格缺失者在复杂的社会面前则会表现出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政治上怀疑一切，道德上知行脱节，挫折面前抗压能力降低等等。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其人格形成的过程。出身于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其接受的早期教育和后天影响各不相同。有些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看到过不公，体会过无奈，也品尝过不易，加之媒体信息的强化，使得部分大学生没能形成完整健康人格。人格缺失使部分大学生面对学业中的困难、择业中的压力以及自身的能力，出现了上述人格缺失的种种表现。这也是部分大学生放弃希望，进而接受犬儒主义思想意识，形成消极政治心理的心理基础。

第二，强化作用的影响。虽然强化理论更多地强调了外部因素或环境刺激对行为的影响，但其在大学生消极政治心理形成中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强化理论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斯金纳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也称为行为修正理论或行为矫正理论。根据心理学理论，当在环境中增加某种刺激，有机体反应概率增加称之为正强化。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曾经的生活中看见过或经历过对外部事件无法操控的经历，那么，就可能因正强化效应而出现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它会导致人因动机水平下降出现消极行为。今天，多数大学生没有令人羡慕的社会支持系统，走到人生的重要路口，他们无法与某些人“拼爹”。同时凭借发达的媒体，他们又看到了腐败、公权私用等等社会现实，甚至在校园生活中也能深受其害……久而久之，只有犬儒主义思想才能让他们心理平衡，这种无奈的情境使他们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不得不放弃努力和抗争，并以不认同的方式接受所谓的现实，大学生犬儒主义情节因之而产生，消极政治心理由此而形成。

第三，参照群体的引导。出于归属感的需要，人们往往都会归属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群体，大学生也不例外。因为人们对所从属群体的认同感，往往使群体的规范在其身上产生明显的参照效应。由于群体的权威以及个人归属群体的心理需求等内外因作用，人们会倾向于选择与群体一致的态度与行为，因而群体在个人态度的确立上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大学生群体中除少数富二代、官二代外，多数学生靠自身一己之力，无法规避自己遇到一系列现实问题：高考时地域间的不公平、求学中奖惩的偏颇现象、就业时的拼爹行为……如此，作为“弱势”群体的大学生们只能选择“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在人们因为长期失望而干脆不抱希望的时代，在一个因为价值世界长期颠倒以至于人们干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彻底丧失了价值缺失的痛苦时代，犬儒主义就会表现出来。”[5]当群体的无奈最终演变成个人选择的时候，消极的政治心理就形成了。

三、规避大学生消极政治心理的策略分析

要在大学生中规避消极的政治心理，使大学生改变“不问世事”、“随遇而安”的处事原则，根本点在于在正确认知的前提下，坚定大学生对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认同，促使其扮演社会角色行为时，自觉选择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态度和行为模式。

第一，强化政治信仰教育，发挥其在政治心理形成过程的导向作用。所谓政治信仰是指“人们发自内心对某种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的真诚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感，是深刻的政治认知、炽热的政治情感和有着健康出发点的政治动机的有机统一”[6]。政治信仰在大学生政治心理形成过程中具有导向作用。针对部分大学生政治心理的表现——政治认知上的模糊与偏颇、政治情感上的消极与冷漠、政治信念上的彷徨与摇摆等，必须加强政治信仰教育。只有以正确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才能使大学生们坚信并真正理解、坚决拥护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才能使其真正理性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以及自己享有的政治权利和应承担政治义务，并在需要进行是非判断和立场抉择时，以正确价值观为基础对各色政治思潮和理念进行鉴别，选择正确的政治行为。为此，要摒弃犬儒主义思想影响，规避大学生的消极政治心理，在疏导与灌输相结合基础上强化政治信仰教育势在必行。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灌输”这一种教育模式遭到很多人士的抨击甚至否定。其实，作为一种传递政治理念的手段，“灌输”本身固有的存在于国家的一切活动中。从心理学角度看，“灌输”也是一种强化，它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习得道德理念和政治意识，而且可以润物无声的克服大学生的政治偏激和冲动，固化正相教育的政治理论、价值观念。灌输在大学生形成积极政治心理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第二，从政治认知教育入手，矫正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基础。所谓认知是指人对作用于人体感觉器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政治认知是形成政治心理的基本前提。能够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现实，学会辩证分析复杂矛盾是形成良好政治心理的首要条件。进入青年前期的大学生们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他们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思维能力，简单的说教不能得到他们认同。因此，要规避大学生的消极政治心理，不仅要坚定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信心和信念，展现个人及国家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而且要从基本的政治认知入手，引导他们科学分析消除社会弊端的可行性，帮助他们在正确、准确的政治印象和政治知觉基础上自主形成政治判断，从而主动规避抵御犬儒主义影响，进而优化自己的政治心理。

第三，关注大学生的政治情绪情感，发挥其对政治心理的影响作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情绪情感作为心理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在人的行为抉择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年龄基本在18—23岁之间，他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最后阶段，加之人生阅历有限，对社会现实问题与自己的政治需求不能完全实现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因而当需求受阻无法实现时，情绪和情感尚不稳定的大学生们，难免因即时情境影响而表现出情绪情感波动，甚至基于现实中的一些负性新闻而产生政治情绪情感上的逆反。有此前提，犬儒主义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也由此，基于主观情绪的心理反应——消极政治心理得以产生。因此，要规避大学生消极政治心理就必须引发大学生对主流社会政治教育的正向情绪情感反应和认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行为选择。如此，可以有效地促进大学生对主流政治的认知和接受，主动内化而形成积极的政治心理。

总之，大学生的积极政治心理，关乎其自身更关乎国家社稷。“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大学生真正认同实现“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是自己毕生的使命，修身自律，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现代犬儒主义才会在这一群体中被弱化甚至灭失，这个精英群体也才会有积极健康的政治心理支持而真正成为国家的中坚栋梁。

[参考文献]

[1]韩美群.现代犬儒主义思想及其负面影响[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2022.

[2]徐贲.当今社会的现代犬儒主义[J].时代潮，2001（17）：37.

[3]钱佳.试论当代中国社会犬儒化倾向——从当下中国社会“不信任”现象说起[J].黑河学刊，2013（4）：2628.

[4]程恩富.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N].人民日报，20130904（007）.

[5]陶东风.谈犬儒主义[N].学习时报，20070312（006）.

[6]赵宝新，赵丽新.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培养与优化[J].中国青年研究，2005（7）：2224.

作者：季常弘

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篇2：

政治腐败与民主贫穷

[摘要]政治腐败是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它直接制约着民主的发展。民主贫穷在现实中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国家制度不完善；二是公民对民主理想的追求失去信心；三是缺乏实施民主的环境。政治腐败和民主贫穷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腐败从三个方面影响民主贫穷的产生：一是政治腐败影响着民主心理的健康发展；二是损害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侵蚀着保障民主的制度体系；三是直接损害政治资源，分散民主发展的凝聚力。政党在治理政治腐败、防止民主贫穷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腐败；民主贫穷；政党

当今社会，人们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和发展。政治无处不在，无论人们喜欢不喜欢，热衷不热衷，政治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区别的只是政治在人们心目中、行为中所占的比例和分量。作为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副产品——政治腐败，一面影响着政治本身的发展，一面制约着民主的成长。民主既是政治发展的目的，也是政治发展的手段、方法。政治腐败从多个方面制约着民主的前进，造成了民主贫穷。政治腐败成了反对政治文明的社会现象，民主贫穷成了民主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一、政治腐败与民主贫穷的内涵

(一)政治腐败

政治的发展，必须以牺牲某种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使得另一方面得以发展。可以说政治发展是各种利益、社会矛盾博弈的结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常常要牺牲某个领域里或某个层次上的产品，以换取另一领域里或另一层次上的产品，政治领导人就经常面临这样的价值选择。”问题主要在于牺牲何种材料，建设何种物质。政治腐败和民主贫穷就是伴随着这个博弈过程出现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

对于政治腐败，英国学者保罗·海伍德认为是政治家和官员利用他们享有的接近资源的特权来为他自己或他人谋取福利。亨廷顿把政治腐败解释为国家官员为了谋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从本质上看，政治腐败是相对政治廉洁而言的，是国家公职人员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程序，违反公职人员的行为准则，利用国家权力，以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为代价，获取“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这里的公职人员“个人”是个体和整体的统一，政治腐败可以发生在个体公职人员的身上，也可以出现在相对独立的公职人员的群体上。个人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贿选；组织违背法律规定，强取强夺，滥用国家资金资源，制度性腐败等等，都是政治腐败的范畴。

政治腐败是有别于经济腐败、生活腐败、精神腐败的一种腐败现象，它的产生根源主要有：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追逐；国家制度不完善；人性的变异；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权力配置和制约不合理；社会道德沦丧；社会舆论与监督力量微弱等等。它具有五大特点：严重腐蚀性；长期隐蔽性；行业集团性；膨胀性和资本积累性。根据不同的标准，政治腐败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腐败行为主体的性质和数量，可以分为群体性与个体性政治腐败；根据腐败行为的层次分布，可以分为高层、中层和基层政治腐败；依照腐败行为动机不同，可以分为逐利型、徇私型和因公型政治腐败。还可以根据腐败程度、腐败行为部门、腐败产生的后果等对政治腐败进行分类。

(二)民主贫穷

民主就是按照多数人统治，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是制度的“综合”，也是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公民不断追求的一个境界。民主是一种肯定个人价值观念的思想体系，包含了平等、自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包含着按程序办事的原则。民主的成熟，不是一经产生就达到民主的要求，这要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民主的发育过程先后要经历民主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逐渐地实现民主贫穷到高度民主的转化。高度民主和民主贫穷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高度的民主是公民对民主有全面正确的认识，社会保障了民主权利的实现。公民具有良好的民主素质和主动的民主参与意识；国家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以及法律法规实施的制度性保障；公民已经充分行使了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社会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围和追求民主的理想等。高度民主不单是衡量社会政治制度完善的标志，是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所应有的特征和功能，同时也是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民主贫穷是对民主理解产生错位，民主体制不健全，民主执行走样，制度不能体现民主价值。现实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各项制度的不完善，不能对实施民主提供制度性保障；公民对民主理想追求失去信心，民主意识出现危机；制度框架有，民主意识也存在，但缺乏实施民主的环境。

政治腐败和民主贫穷之间是互动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促成。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政治行为科学化的表征。政治发展为民主的形成提供两方面因素：一种是硬因素，即政治体制的保障性；一种是软因素，即政治文明、政治文化等发展。同时，民主发展也为政治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但问题还有另一面，政治腐败与民主贫穷。政治发展伴随有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拖住”了民主的培养，使民主呈现弱化趋势，形成民主贫穷。如何确保政治健康发展，符合社会进步、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防止和制约民主贫穷的发生、成长，推动社会前进，成了政治文明的主要课题。

二、政治腐败对民主贫穷的影响

政治腐败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和散射性，它产生了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腐败风气，有很强的负面的社会效应。政治腐败直接导致了公民对民主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公民对民主的价值取向、民主行为的判断、政治有序的参与以及对政治规则的遵守和支持。同时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产生了障碍，削弱了打击和铲除政治腐败的力度，形成了政治腐败导致民主贫穷的局面。

(一)政治腐败制约着民主心理的健康发展

历史表明，无论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腐败都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反抗”的激情和氛围。国泰民安、盛世统一，无不是政治腐败比较少的时期，或者治理政治腐败比较成功的时期。反之，政治腐败猖獗，腐化横行，必是“多事之秋”，极大地引导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认识、对政权存在产生疑问。托克维尔所谓的在维护民主共和制中比法制和自然环境更为重要的“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可以说，政治腐败在政治上的危害首要的表现是瓦解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它能够摧毁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人民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和信任，从而使民主制度成为空洞的甚至欺骗性的政治外壳。

政治腐败严重地破坏着体现民主发展的公平原

则、自主原则、自由原则、法制原则等。少数人的腐败行为，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违背着这些原则。在社会中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参与政治是最便捷的发财致富的门路，获取权力成为金钥匙；国家的公职人员是各种利益的获得者，是生活的主宰，他们的一切行为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和提升，为了个人金钱的积累。结果，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产生了大量的隔膜、不信任和抵制。

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公民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还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政治腐败造成现代化中国家民主心理障碍。“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腐败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成为公众不满情绪、政府形象败坏、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诱发因素。”最终结果是导致现代化进程走样，社会发生畸形和失衡。这样的条件下，治理政治腐败的成果容易产生两种关联的认识：一种是政治腐败未被发现前，百姓对之漠然视之，或一笑了之，表示没有激情，无可奈何；再一种是腐败被揭露后，百姓在大快人心之余，还怀疑越反腐败，腐败越不能根治，并有发展的趋势，认为有更大更深的“连带者”没有被发现和挖掘出来，错误地认为这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是政党和政府有意安排的。这就大大丧失了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影响力，也就逐渐丧失了民主发展的前进动力，逐步造成民主贫穷。

(二)政治腐败损害了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侵蚀着保障民主的制度体系

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在发展民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度从“硬”环境上规范着客观事物的正常发展。“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行政领域的政治腐败，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性的政治腐败，都是权力对制度的挑战和破坏。有“法”不依的现象有之，知“法”犯法的行为有之。制度在政治腐败面前显得弱不禁风，没有抵抗力，更不用说其本应具有的反击能力。制度得不到落实，形同虚设。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公民将无视民主制度的存在，就降低了制度的公信力。特别是制度性腐败为政治腐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一旦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后，证实其存在的不正当性，随之就是公民对国家政策的质疑，失去公民信任。

“民主不仅仅是言论自由，也不仅仅是举行选举的权利等，它是法治。没有法律的平等运用，民主就死亡了。”简单来说，法治就是制度性治理。政治腐败在政治上的一个表现就是挑战法治。无论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法治水平如何，政府都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规章制度促进社会健康发展。问题是如何真正使这些法律规章制度有效运转，形成制度执行的长效机制。政治腐败的顽疾会使专门同政治腐败作斗争的法律规章制度同样遭受着挑战。制度推动长效机制的原因，一者是随着经济政治发展，陈旧的制度不再符合客观现实；再者是政治腐败直接或间接地同它们发生“冲突”。当政治腐败实现了对法律规章制度的挑战，政治腐败便日益显现，所谓的法治也就根本无力维护民主制度。

(三)政治腐败直接损害着政治资源，分散了民主发展的凝聚力

抵制和治理政治腐败需要统一的政治资源，单打一是不行的，只有多头并进才能取得良性成果。政治腐败促使形成明的或暗的政治派别，增加了政治管理成本，降低了治理的整体性效果，妨碍着政治发展的统一性。“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统一。发展民主需要多主体的“合力”，不仅需要政治人集中智慧，更需要国家和社会政治资源的整合。

政治腐败会削弱政府的行政体系，使之软弱无能，最终不能适应民主发展的需求。政治腐败的组织和公职人员都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执行者，他们滥用权力，必然会产生同权力目标偏离的严重后果，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置之度外，对政治资源产生极强的腐蚀作用。民主需要制约、制衡权力，也需要权力的集中。“政治腐败的内涵是指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减弱或丧失，它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的私化现象，另一方面还可能单纯弱化公共权力的力量。”

民主需要多数人的参与，也需要政治人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政治腐败直接影响到公职人员和组织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支持，腐败行为的结果也直接侵蚀着政治资源，难以为民主的发展供应继续发展的能量。

政治腐败导致民主贫穷是多方面、多渠道的，除了这三个方面之外，还可以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角度进行分析。同时，政治腐败与民主贫穷是相互的，不仅仅是单向指针，两者是“循环往复”、“螺旋交叉”的，民主贫穷对政治腐败也有强大的反作用。

三、政党在治理政治腐败导致民主贫穷中的作用

在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政党成了国家政治的推进器。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为代议制民主政治所孕育和催生，政党政治亦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政党是代表和实现一定阶级、阶层群众的特定利益，由他们的代表组成的、以影响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

作为代议制民主的组织，政党本身具有政治腐败的趋势。“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民主原则的目标在于：确保所有人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同等的影响力和平等的参与机会，所有人都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组织具有负面影响，“这种平等观念却逐渐为同一组织内部各成员间的平等观念取代，只有在组织内部成员才享有同等的权利。”出现了大众在组织上的脆弱性，出现了民众在政治腐败面前的渺小，从而产生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党内民主和党内“寡头”之间的冲突。

但治理政治腐败和民主贫穷，又必须通过政党组织来推进，政党承担首要的角色。“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针对在政治腐败中民主贫穷的形成，政党应着重从三个维度进行工作。

(一)科学审视制度建设，防止从制度根源上产生政治腐败

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不好，使得好人不能干好事；制度好，使得坏人不能干坏事。对政治腐败作理性思考，防止腐败被制度化。政治制度的完善，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化、规范化，以及形成长效的有机机制。这些不仅仅是制度的完备，从制度上“防腐”，更应是制度本身的科学价值取向。不能违背民主科学原则，为制度而作制度。要敢于突破旧习陋规，与时俱进，大胆进行制度创新。

(二)注重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形成同人民民主互动的局面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民主建设的组成部分，两者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础和保障，对人民民主有示范、引导、指导作用。从党的机构设置、人员组成，到干部的推荐、选拔、录用，都要规范党内民主程序，完善党内民主机制建设，防止党内民主建设失真和走样。

(三)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为民主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

加强对现代化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探索和研究，建构高素质的政治文明主体，发展先进的政治文化，建设合理的政治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塑造政治伦理道德，建立和谐的政治关系，特别是规范以选举为表征的政治民主行为，真正为民主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软”条件。这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既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内涵，也是政治发展的保障。政治腐败和民主贫穷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这就需要有打外部环境“持久战”的思想和准备。

中国共产党具有政党的一般特征，也有自己独特的品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在中国是唯一的长期执政党。长期的执政地位为党治理国家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人民对党惩治政治腐败和发展民主有很高的期望，期望是否得到实现，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和社会的稳定。再加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还没有完全定型，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社会矛盾从不同方面得到凸显，政治腐败有存在的环境，也有发生重大效应的可能。

政治腐败的后果直接危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危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败坏党和政府的声誉，使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不信任感和离心倾向；政治腐败动摇公职人员的道德意志，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排斥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公平和正义原则，影响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延缓政策的执行，冲击政府合乎规范的正常运行过程，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和法律的信念，分解社会的有机整合；政治腐败活动导致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人际交往日益金钱化和利欲化，人间情感淡漠，理想主义丧失，伦理价值观堕落等等。只有有效遏制政治腐败，人民民主才能健康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的福祉才有可靠的保障。

[责任编辑：陈　墨]

作者：朱新现

腐败政治心理原因研究论文篇3：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廉能政治析论

摘要：廉能政治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腐败治理中衍生出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等不良政治现象的积极应对。作为廉洁政治的拓展性议题，廉能政治是价值之维和实践之维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既离不开政党良好的执政绩效，更离不开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新时代，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廉能政治，必须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调整优化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加强政治伦理教育，注重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廉能政治建设，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关键词：廉能政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能力;政治文化;政治生态

廉能政治是廉洁政治的拓展性议题，是对腐败治理中衍生出来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等不良政治现象的积极应对。廉能政治的本意要求整个政治生态既要“廉潔”，又要充满“效能”。这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政治话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自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和重大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专题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并通过了纲领性决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不论是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还是各相关治理主体及其关系，都在积极地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执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者，应该遵循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律，善于理顺现代国家治理内在的各种关系，做到治国理政过程中的“善治”，同时注重推动自身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然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效实现的过程中，执政党如何实现“善治”和自身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呢？要探讨这个问题，廉能政治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对这一理论和实践议题的探究，正是本文的核心要义所在。

一、内涵透视：廉能政治的价值之维和实践之维

廉能政治与廉洁政治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议题。廉洁政治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作为政治行为，廉洁政治意指公务人员必须廉洁从政，即干部清正;二是作为政治制度和体制，廉洁政治意指廉价的政府或廉洁政府，其“构建主要集中在消除特权、惩治腐败和勤俭从政三个关节点上” [2]，即政府清廉;三是作为政治价值观或政治理想，廉洁政治意指执政伦理上的善政，即政治清明。相比于廉洁政治而言，廉能政治的内涵更为丰富，具体要求也更高。对于这一议题，何增科等国内政治学者进行了关注和研究，认为“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廉能政治”，只有廉能政治，“才是民众真正需要和衷心支持的政权”[3]。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廉能政治的价值定位作了分析。但目前学界类似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对这一论题的基本内涵及运行机理等进行更多系统明晰的讨论。作为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议题，亟需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基于对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所谓廉能政治，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与政府及全体公职人员在廉洁用权、廉洁为政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执政本领，坚持科学、依法、民主决策，实现行政过程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从而使整个政治生态呈现出一种廉而有能、奋发有为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廉能政治是一个比廉洁政治站位更高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它是对廉洁政治的拓展和深化，既强调“廉洁”，又要求在廉洁基础上实现“效能”。这一特质，使廉能政治成为价值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体。

（一）廉能政治的价值之维

政治理论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活动[4]。依此看来，依靠公共性权威力量科学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以及公平公正地协调、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是政治的重要功能。既然是分配公共资源，而公共资源又是全体民众共同所有，那么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否则就会造成分配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被赋予一定公共性权威的政治主体（如执政党、政府等）在公共资源及价值分配的制度设计、分配方式、分配过程等方面要充分体现出廉洁性和效能性。这就使廉能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显得尤其重要。具体而言，廉能政治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廉能政治代表了治理腐败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反映了社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诉求。就价值取向来讲，廉能政治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理想状态，要求政治生活朝着既体现“廉洁”又体现“效能”的方向发展;就评判标准和价值诉求来讲，廉能政治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发展的愿景，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廉能政治承载的价值体系“提供了人们行为评价的标准，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什么是可以许可的” [5]，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政治生活的基本理念和制度规范。二是廉能政治作为主导性价值，不排斥多元价值的存在，并对多元价值给予正向引导和必要的宽容。伊斯顿把政治价值分成主价值和次价值，主价值起主导性作用，为政治行为、政治规范和政治结构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但与此同时，具有公共性权威的主导性价值又会引导次价值朝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对次价值表现出必要的宽容。廉能政治的正向引导功能以及对多元价值的宽容特质，有利于提升执政党与政府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三是廉能政治反映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廉政建设目标，它决定了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总体价值倾向。“廉洁”和“效能”作为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基因，是任何寻求长期执政的政权体系不断追求的廉政目标，更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价值精神。在中国，廉洁与效能自古以来就被当作一种政治文化的价值导向。就“廉洁”而言，东汉思想家王充就曾有“案古纂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的语句。战国时期的政治家、诗人屈原在《楚辞》中也有“朕幼清以廉洁兮”之诗句，后来东汉文学家王逸将这句诗注释成“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古人在追求政治生活上的“廉洁”时，也非常注重“勤”与“能”。古代统治者认为，“莅官之要，曰廉曰勤”，也就是说，官员从政的首要德行就是“廉”和“勤”。《周礼》更是主张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等六个方面去考核官员。可见，中国古代早已将“廉洁”和“效能”作为评判官员优劣的基本政治规范。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最佳成效，全体公职人员更应该将“廉洁”和“效能”奉为从政的基本价值准则。

（二）廉能政治的实践之维

从本质上讲，一切政治都是实践的，实践性是政治的根本属性。廉能政治作为政治运行和发展的理想状态，同样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其成效。如果把廉能政治仅仅当作一种价值理念而不能在实践中产生良好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就会变成脱离政治实际的“乌托邦”。因此，只有将“廉洁”和“效能”的价值理念推行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并通过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估制度对廉能绩效进行考核评估，才能检验出实际政治生态的优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将廉洁的价值理念变成活生生的政治实践，因而被世人誉为廉洁政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更不能仅仅将廉能政治奉为政治口号、政治主张，而应将其转化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举措和实际行动。依此看来，廉能政治和执政党建设密不可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偉大实践，就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和廉能政治建设的生动写照。2015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讲话强调：领导班子带头人要“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要做发展的开路人，勇于担当、奋发有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6]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干部“廉”与“能”两个方面的严格要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理念必须化为干部的实际行动。实际上，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去考量廉能政治的实践性，会进一步深化以廉能政治为价值取向的执政党治理的现实意义。因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是重大的政治实践，无论是在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和加强制度执行力方面，还是在制度执行主体的精神面貌方面，都要求将廉洁和效能的价值理念嵌入其中。因此，不管是执政党建设本身，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如果说价值目标意义上的廉能政治体现的是“应该做什么”，那么政治实践意义上的廉能政治表明的则是“具体如何去做”。只有最终用实践去检验廉能政治的绩效，才能不断鞭策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促进全体公职人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做到廉而有为。

二、现实逻辑：廉能政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在中国政治的基本逻辑中，政党是“领导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 [7]的主导力量。因此，政党建设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到政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廉能政治是现代政党执政能力的题中之义，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廉政建设的现实要求。无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核心角色来看，还是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之一的参与者来看，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明晰自身的功能定位和角色扮演，推动廉而有能、廉而有为的廉能政治生态建设，充分发挥好自身在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政治廉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政治廉洁是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在中国，政治廉洁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廉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而言，政治廉洁应该从三个基本维度去理解：一是从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要求出发，进行以廉洁为底色的现代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使这种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既反映人们对理想政治生活状态和清明政治图景的向往，又体现科学化、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意蕴;二是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含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出发，促进公共价值分配程序和行为的廉洁性，既体现政权体系中一切政治行为的廉洁，又体现政治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权威性;三是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求的廉政绩效出发，将廉洁这一价值取向付诸于政治实践，尤其体现在具体的廉政治理实践中，着力解决在国家改革发展中政权体系内部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等难题，正确处理政治廉洁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提升政权体系的廉政公信力。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国家改革发展全局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在腐败治理上大刀阔斧、力度空前，取得了廉洁政治建设和政治生态净化的可喜成绩。在十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列举了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一组数据：五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干部153.7万人，其中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干部和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包括十八届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43人;追回外逃人员3453人，还有“百名红通人员”中48人落网[8]。腐败治理呈现出的压倒性态势，促进了官场生态的明显好转，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廉洁正能量。其实，现代国家中的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绝不能忽视腐败治理和廉洁政治建设，同样，推进腐败治理和建设廉洁政治，也必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局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系统全面的考量。

（二）政党良好的执政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动力

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除了政权体系的廉洁之外，还必须充分激发各方面的动力效能。其中，政党良好的执政效能就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为关键的动力。很难想象，如果在腐败治理过程中产生了廉而无为、廉而不为、廉而慢为、廉而乱为等庸政劣政现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将从何而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当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纪律规矩和制度规范的严格约束时，仍然保持勇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才能有力证明腐败治理的策略举措对国家改革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这表明，执政党在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但要保证干部队伍的“廉洁”，而且要具有良好的执政效能，即干部队伍廉而有能、奋发有为，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廉能动力。当然，政党良好的执政效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除了政党自身的“廉洁”之外，还与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自身执政能力的强弱。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不断加强自我建设，以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政党，因而能够在保证自身廉洁和充满活力的基础上，实现执政能力的日益增强。实践证明，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它才能够在面对各种艰难复杂的执政环境考验时做到游刃有余;也正因为它不断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才使其治国理政的效能日益提升。新时代，为了创造更加良好的执政效能，更好地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大国政党的伟大气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三）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件

政治生态是多元政治主体生存发展的具体环境和实际状态，是政治生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执政党的党风和政风、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政治生态直接影响到公职人员的价值取向和从政行为。习近平多次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9] 新时代，要推进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治理，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这个政治框架内营造出廉而有能、奋发有为的优良政治生态。实践证明，政治生态的“廉洁”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优良的环境保障;政治生态的“效能”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撑。如此来看，建设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应然条件。只有将这一应然的价值取向变成实然的实践状态，才会真正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实效。当前，由于各种原因，廉能政治生态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仍然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廉能主体思想认识不到位，在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中容易滋生出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现象。十八大以来，在常态化高压反腐的现实环境下，为官不为的问题相对突出，主要表现在不敢为、不愿为、不会为等问题上。一些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消极心理，认为不收礼不吃请，能够不做的事情就不去做，能够少做的事情就尽量少去做，怕担风险、怕担责任，表现为“不敢为”;一些官员认为“当官捞不到好处，没有意思了”，于是干起事情来没有劲头，表现为“不愿为”;一些官员离开拍拍送送、吃吃喝喝的劣政环境，啥事干不了，啥事干不出，表现为“不会为”。二是廉能制度安排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依然不高，使懒政怠政劣政等不良为政行为在短期内还难以根除。廉能制度意识、廉能制度体系、廉能制度运行技术等，都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才能更有效地对不良从政行为进行约束治理，从而更加契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三是廉能政治文化的穿透力不强，使廉而有能、廉而有为的优良政治生态一时还难以全面形成。十八大以来，随着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的常态化推进，“廉洁 + 效能”的政治文化生存土壤已经具备，但由于配套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一些存在懒政怠政劣政等不良从政理念的公职人员来讲仍然缺乏穿透力，这必然影响廉能政治生态的形成。四是廉能政治实践中，“廉”与“能”的契合度不够，直接影响到廉能政治从应然到实然的现实转化。上述关于当前廉能政治生态存在的种种问题，直接影响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际效果，亟待探索科学有效的解決路径。

三、建构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能政治建设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实践中，廉洁政治已经深深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新时代，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亟须从廉洁政治走向廉能政治，广大公职人员不仅要做到为政“廉洁”，还要最大限度地提升为政“效能”。因此，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廉能政治的建构必须达到“廉”与“能”的有机统一，两者不可偏废。

（一）调整优化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形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权力运行体系

权力结构是指权力的组织体系，是权力的配置形式及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关系。权力运行方式则是指权力行使及发挥作用过程中运用的具体方法和形式。一般而言，权力行为及结果的“廉”与“能”，既与公职人员的道德素养密切相关，也离不开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的科学性问题。权力结构科学合理，能够解决具体权力行为的廉洁性问题;权力运行方式规范有效，可以提升具体权力行为的效能性问题。中国传统权力结构是高度集中的，这种权力结构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高度集权体制，由于实际监督约束的乏力甚至缺失，也容易产生不良后果，最典型的就是，缺乏约束的权力极易导致寻租现象和蔓延性腐败问题。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想建构廉能政治，形成廉而有能、廉而有为的优良政治生态，就必须在充分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现实政治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优化。这种调整优化着眼于各种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理顺、职能优化、效能提升，目的是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较为明晰的现代化权力结构体系。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就党内而言，决策权由党代会行使，执行权归属党委，监督权归属纪委，这种党内权力分配关系有利于腐败治理和廉能建设;二是就政府而言，要破除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权力结构，将决策、执行、监督这三个权力进行分解，形成协同高效的权力结构[10];三是就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而言，要明确权力边界，形成上级权力主体的决策和监督权同下级权力主体的执行和监督权良性互动，实现上下级权力的平衡和优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不光要有权力结构的调整优化，还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权力运行方式转型。一方面，要从单纯追求权力运行效率向既讲效率又讲效能的方向转变。在相关制度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的条件下，如果权力运行单纯追求效率，很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政治现象。因此，对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在权力运行上既要强调效率，更要强调效能。另一方面，权力运行方式要从“以政府为本”的价值导向向“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导向转变。单纯以政府为本的权力运行方式，容易脱离民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需求，极易滋生腐败。只有以民为本的权力运行方式，才能做到在推进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二）加强政治伦理教育，提升公职人员治理能力

政治伦理作为政治现象中的伦理关系及要求，就是指“人们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中处理相互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规范的总和”[11]。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对公职人员加强政治伦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对其加强责任伦理教育。责任伦理是现代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构廉能政治的核心和关键因素。责任伦理在本质上就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守制度规范，对民众负责，为民众服务，积极回应民众期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公职人员只有充满责任感、使命感，才能做到廉而有能、廉而有为。那么，应该如何加强责任伦理教育，才能有效提升公职人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呢？应从三方面强化对公职人员的教育，以提升其责任伦理素质：一是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现代国家治理离不开公职人员的廉洁奉公。只有每一位公职人员都能够公正廉洁，才能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团结带领广大民众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公职人员依法执政，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精神。如果每一位公职人员能够做到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就会形成廉而有能的良好政治氛围，公共权力的行使就能实现整体上的善。二是服务至上、勇于担当。对公职人员来讲，尽职尽责服务民众是政治伦理上最大的善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是政治伦理上最大的责任，这也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优良政治品格。三是坚定信念、奋发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全体公职人员练就过硬本领，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有为，这就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充足的精神之“钙”作为价值支撑。从这个角度来讲，信念和价值建设是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能政治建构之本。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不会有奋进的动力，也不会自觉去提升能力，更谈不上有良好的效能。因此，法治、担当、信念是新时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基本精神，必须用这些精神来教育作为廉能主体的广大公职人员，使他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真正做到廉而有能、奋发有为。

（三）注重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营造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良政治生态

“政治文化”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政治学家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他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把“政治文化”表述为每一个政治体系对政治行为的特定导向。国内从政治学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主要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12]。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主观价值范畴，是指人们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模式，是关于政治意识、政治理想、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政治价值因素的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离不开优良的政治生态;优良政治生态的形成，离不开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广大公职人员坚定理想信念、廉洁奉公，又需要有科学化、现代化的制度机制和超强的制度执行力，还需要有担当尽责、廉而有为的政治效能。这里的信念与廉洁、制度及执行力、担当与作为等的形成，都需要加强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那么，要营造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良政治生态，应该如何建构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呢？这是一个现实性难题，不仅需要从政治制度和政策文化层面去规范权力运行，鼓励勇于担当、廉而有能、廉而有为的干事创业精神，并允许容错纠错;也需要从政治生活、政治心理和政治情感文化层面去锻造公职人员的廉能价值观，激发其廉能行为。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廉能政治建构，必须以廉能政治文化为抓手，步步深入、层层落实、久久为功，抓好公职人员的行为作风建设，加强其廉能修养和廉能锻炼，使他们始终保持精神奋发、作风良好、效能最佳的状态，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

（四）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形成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约激励机制

倘若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理解，新时代的廉能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而衍生出来的关键政治话语，是国家治理的现实要求。为了提升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实效，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对作为廉能主体的公职人员的从政行为进行规约激励。4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制度无论对廉洁、效能的政治建设，还是对现代国家治理，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更显得尤为迫切。那么，如何针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明确制度需求去建构新时代的廉能制度体系呢？一方面，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契合，建构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廉能制度体系。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廉能制度体系必须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制度内容。就宏观层面而言，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国家的重大制度和政策都要充分观照现代化国家治理和廉能政治发展的要求;就中观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如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制度等，都应该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廉能政治的价值要求;就微观层面而言，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要体现现代国家治理和公职人员廉能建设的实践需要。另一方面，要建立与现代国家治理和廉能制度执行力相配套的奖励惩戒机制，增强制度执行活力。要建立科学严格的考核评估机制，将制度执行主体对各项制度的执行效果作为干部晋升、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同时，对那些执行不力或乱执行的责任人要监督问责、严肃追责;对那些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制度置若罔闻、恶意规避、有令不行者要坚决查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廉能制度执行力系统的有效运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廉能制度的科学建构和高效执行的有机统一。

（五）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廉能政治建设，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公职人员是廉能政治建设的关键主体，同时，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廉能政治生态状况又与社会环境紧密关联，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廉能政治建设必然离不开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社会环境对廉能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作为廉能主体的公职人员本身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分子，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公职人员的廉能状况。因此，要建构廉能政治就必须全面净化社会环境。客观而言，一个现代化和有序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包含执政党、政府、公职人员、市场、社会组织、民众等在内的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同样，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廉能政治建设亦是如此。一是要加强执政党对廉能政治建设的领导和引导。执政党作为国家政治架构中最具权威性的组织，在现代国家治理和廉洁政治建设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此，只有加强执政党对廉能政治的领导和引导，才能保证廉能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及科学性、有效性。二是要发挥全社会参与廉能政治建设的整体效应。孙中山曾指出，政治是众人之事，替众人办事就是政治。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廉能政治建设这一新时代中国的众人之事，必须动员全社会参与其中，才能形成“人人崇尚廉能”的整体效应。三是要将廉能政治的价值理念真正转化为全社会的实际行动。廉能的价值理念，只有最终转化为广大公职人员、民众的政治自觉和实践自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真正发挥作用，才会有实际意义。总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应该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积极引导全社会从传统的政治伦理思维中解放出来，樹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廉能政治理念，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廉能是官员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错误观念，激发全社会参与廉能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倒逼公职人员恪守廉能价值，催生公职人员的廉能行为，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5）. 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2528179.htm.

[2]魏继昆.抗战时期中共构建廉洁政府论析[J].党的文献，2016（3）∶74-81.

[3]何增科.制度化反腐：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J].领导文萃，2015（11）∶7-22.

[4]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28.

[5]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7.

[6]习近平论领导干部修养——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J].党建，2016（4）∶5-9.

[7]肖存良，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7.

[8]十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热度十足反腐、党建成关键词[EB/OL].（2017-10-19）.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10-19/8356394.shtml.

[9]习近平谈政治生态[EB/OL].（2017-03-22）.http：∥www.cac.gov.cn/2017-03/23/c1120682551.htm.

[10]陈朋.从廉洁到廉能：腐败治理的战略转向与建构路径 [J].南京社会科学，2017（12）∶87-95.

[11]李建华.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