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百年（共5篇）
篇1：宋教仁百年
宋教仁百年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今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不治。光阴荏苒，倏忽间他离世已整整一百年。对宋教仁这个名字，国人并不陌生，他的墓至今坐落在闸北公园，供人凭吊。但他具体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则不甚了了。至于“宋案”元凶，当时就扑朔迷离，如今更成一桩众说纷纭的悬案。那么本文所谓的“百年祭”，因何而祭、所祭何事呢？那要从头说起。
种族革命结束，政治革命开锣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幼读私塾，21岁在武昌结识黄兴，后与之组织华兴会于长沙，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1904年底，宋教仁赴日留学，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前身）。翌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民报》编辑，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热衷于政党政治和国会选举，并成为创建国民党的主要推手——这也是他短暂的人生里最闪亮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值得细说。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于北京湖广会馆宣布合并，成立国民党。其中，同盟会牌子最老、影响最广，民国诞生后又从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组织，它何以要在这个节点上联合小党，“华丽转身”呢？时势使然。
这一年的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帝制终结、民国草创，革命党人的目标似已完成。但宋教仁认为，“驱除鞑虏”是种族革命，紧接着需要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即从专制政体转变成“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共和政体。这一点，包括孙中山、黄兴等在内的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
问题是，尽管《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但袁世凯太强势，参议院偏弱，约法有沦为具文的危险。宋教仁主张，当务之急是树立参议院的政治权威，将责任内阁制落到实处，对总统形成真正的约束。因此，他所言的“革命”不诉诸武力，而是在约法框架下做合法斗争，赢得选举，组责任内阁。
这就迫切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现代政党。
关于政党政治，在日本游学期间宋教仁已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曾撰写《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借批评晚清几个“政党”之机亮明了自己的见解：“夫政党组织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政党的目的则是靠选票掌握政权，随后按政纲制定并推行其政策。
有完善、清晰的政纲，通过选举上台，这是宋教仁所定义的政党。按此标准，别说民国成立后那些新涌现的党团，连同盟会也相差甚远，严格说，它还算不上是一个党。
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它们都和秘密会社即“会党”关系密切。孙中山等初创兴中会鼓吹革命时应者寥寥，反而是“下流社会”如三合会等秘密会社较易鼓动。孙转而联络会党，宣扬“反清复明之思想”，本人也加入洪门，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招徕华侨。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主力均为会党。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多属知识分子，起事也须仰仗会党，曾与哥老会山长马福益共建同仇会。光复会亦如此，蔡元培拉陶成章入伙，即因他“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
同盟会成立后会党依然是武装暴动的主要来源，徐锡麟、秋瑾谋划安庆起义便依靠会党，宋教仁一度想去东北联络“马侠”（马贼）。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离不开哥老会，武昌起义的新军，也靠会党渗透并掌控。
革命党人自有其苦衷。专制统治下选举型政党缺乏生存土壤，革命者只能利用会党等传统造反势力。但他们清楚，最终目标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建立民国，所以，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政党取代会党之时。对此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真正的阻碍出在内部。
同盟会四分五裂，宋、孙分道扬镳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处于停滞状态，因惠州起义惨败挫伤了元气，其在国内已无活动基地。而海外保皇会势头迅猛，吸引大量留学生、华侨，到1905年，兴中会几近名存实亡。孙中山之所以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仰赖程家柽、黄兴等人力荐，其地位并不稳固。华兴会和光复会的成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华兴会此后确实停止了活动，光复会则我行我素，骨干如徐锡麟从未入会。这埋下了隐患。
1907年6月，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风潮。起因是年初清政府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日方与孙达成私下交易：孙收取一笔“经济补偿”自行离开。在拨出两千元给《民报》后，孙携汪精卫、胡汉民等赴南洋。未几密约曝光，加上孙在南洋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募集军资债券，却从未告知总部，引起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公开进行抨击，宋教仁也颇为不满。经调停，风潮虽平息，孙中山的领袖威望却持续“看跌”，光复会旋重起炉灶，自行其是。这又种下了日后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远因。
实际上风潮发生前宋教仁对孙中山已生恶感。孙曾热衷于推销青天白日旗，想以此作为未来国旗，黄兴则认为该旗样式近似日本太阳旗，而推崇表“平均地权”意的井字旗。两人屡次争执。1907年2月27日下午，黄兴忽然在《民报》报社提出退会，“断绝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众人都来劝说，唯独宋教仁没表态，在当天日记里他分析，国旗只是“小问题”，惹黄兴发怒的主因是某人“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日记发表时隐去了主语，但留白处明显直指孙中山。
为顾全大局，“倒孙”风潮中宋教仁仍比较克制，可孙中山的蛮横再度刺痛了他。面对革命同志的质疑，孙指责这是搞“内讧”，并试图另组中华革命党，未果（宋死后孙立刻如法炮制），对会务更不闻不问。1910年6月，孙重返东京，宋教仁等欲与之商谈改良会务，他发脾气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理由，答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孙中山的态度激怒了宋教仁，他告诉日本友人：“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无独有偶，华兴会要角、宋教仁挚友谭人凤也曾评价孙中山：“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
1911年，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于安徽、湖北、湖南等地设分会。宋教仁谋定了“中策”：在长江流域起事，随后北伐。当年10月10日，中部同盟会组织了武昌起义，宋虽未身临现场，大方略却由他制定。而孙中山，此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餐馆刷盘子。
宋教仁“毁党造党”，孙中山“乃同木偶”
孙中山抵达上海在1911年12月25日，最激烈的汉阳保卫战早结束了近一个月，南北双方自12月18日于南京议和，革命党人已决定，如果袁世凯支持共和，就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故此，孙归国后当选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带有过渡色彩，主要是为了确保袁的名位源自革命政府，而非满清的禅让。
制度设计也没有采纳孙中山的思路。孙力主五权宪法，且须经“军法-约法-宪法”三阶段。《临时约法》则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自负的革命方略、建国程序均未得施行，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激进主张更难获认同，不免有些消极。卸任后他对宋教仁等人推动的“制袁运动”缺乏热情，反“以十年总统相许袁世凯”（邹鲁语），除了真相信袁能收拾局面外，也有意气之争。1914年孙致信邓泽如，用“忝为总统，乃同木偶”来概括这段往事。
孙中山的感觉是对的，“木偶”确实是宋教仁对他的“期许”。
民国初立，国人久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喷发，数月间冒出几百个政党。反观因“反清”而结合的政团如同盟会，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内部诉求的歧异立刻凸显，开始了分化、重组的过程。于是一方面滥收新会员，鱼龙混杂，另一方面老会员大量流失，呈瓦解之势。
1912年3月，章太炎与张謇合组统一党。张謇为立宪派领袖，章太炎则素与孙中山不睦，其领导的光复会与同盟会貌合神离。两者联手，标志着同盟会外的另一大政治势力崛起。两个月后，统一党又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在上海合并成立共和党。其目的，张玉法先生概括道，“并不是集合各党派的政纲而锻炼更健全的政纲，只是网罗更多的人，在政治上造成一派势力”，以对抗同盟会。
共和党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谭人凤觉其“气焰熏天，且将驾同盟会而上之矣”。内部涣散、外遇劲敌，宋教仁一度萌生去意。1912年4月他接受《亚细亚日报》采访，称“于同盟会及统一党均有关系”，甚至表示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常感情用事，统一党也未能免此，所以有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也”。
宋教仁最终没有“更组织一党”，而是采取了类似章士钊提倡的“毁党造党”——以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小党共建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被推选为理事，胡汉民、张继等29人被推选为参议。几天后众理事推孙中山任理事长，孙则请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新党的重要推手是宋教仁，这本在情理之中。诚如前述，他是同盟会里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研究最深的人，留日时翻译过英、俄、奥、美等国的“制度要览”。综观其文稿，在国际法、外交、财政等领域也都做过认真思考，俨然以内阁总理自许。
既如此，宋教仁何不自任党魁？要知道，对孙他一向不以为然。首先是宋未满30岁，资历浅，难孚重望。他服膺的黄兴，军事上敢担当，政治上却甘居孙中山之下，奉行“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的阴柔哲学。经权衡，宋教仁将孙推到前台，还向报界声明功劳全在孙、黄，“鄙人等不过执行之”。而事实上，国民党理事、参议中“孙派”人物很少。
现实中国民党则照宋教仁的谋划按部就班。他主笔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明确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并对其负责，总统不负责任。由此可窥见宋教仁的“牌理”：通过党内的制度设计把孙中山变成“虚位理事长”，通过落实责任内阁制把袁世凯变成“虚位总统”。
宋教仁遇刺，“架空”梦成空
国民党以架空总统为己任，按理说党首（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应该与之针锋相对。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袁世凯与孙中山相互唱和。
国民党成立仅3天，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宴会，招待孙中山。席间两人互致“万岁”，孙夸袁“富于政治经验”、“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会后，孙公开称十年内不参选总统，中华民国也不撤换总统，袁则特授其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供3万元办公经费。1912年9月25日总统府秘书处厅公布了“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之八大政策”，囊括了政体、外交、财政等内容，无异于政治宣言。孙中山还告诫同党“竭力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
史家陶菊隐分析，孙中山对袁世凯存有“人格感召、同舟共济”之心理。实情则未必。宋教仁“挥手腕，敝唇舌”（谭人凤语）组国民党，孙派人物都反应冷淡。迨组党成，孙中山竟然致信南洋同志，称同盟会从此“当居于政党之外，间接以求三民主义之发达”。对宋教仁欲架空自己的盘算，孙心知肚明，遂与袁世凯惺惺相惜。
当然，政治人物的行为逻辑不会只遵循利益。受19世纪起弥漫欧洲并传入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浸染，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形成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路，其载入同盟会政纲的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的纲领。1912年4月，孙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讲演，宣扬“社会革命”，称：“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这篇演讲稿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又转译成俄文，为列宁读到。同年7月15日列宁撰写《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的观察是准确的。
孙深深影响了黄兴。国民党成立前两个月，黄在上海同盟会夏季常会上发言：“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即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国民党成立已3个月，黄还在湘支部大会上说：“本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考诸《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无论是5条“对政体之主张”，或10条“对于政策之主张”，黄兴口中的“本党党纲”一点影子也没有。显然，宋教仁是要将国民党打造成选举型政党，为拉拢选票，剔除了同盟会时代的激进纲领（他本人对这纲领也缺乏热情）。因此，尽管孙中山、黄兴同样意识到政党的重要性，也同样不赞同再使用武力，但宋教仁组建的党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党。这是孙派对组党表现冷漠的观念原因。
宋教仁无暇多想。当孙规劝同志“勿逼”袁世凯之际，他正为国会选举四处奔走，步步紧逼。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出炉，众议院596个席位国民党拿下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拿下123席，已成国会第一大党。
政党政治初成，宋教仁踌躇满志地从南京返回上海，并投书《民立报》坦陈抱负：“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然而1913年3月20日晚，他即将搭乘火车赴京时遭暗杀，死于沪宁铁路医院。
关于宋案主谋，一百年来有数十种推测，如袁世凯说、赵秉钧说、陈其美说、日本人说等。定论或许不可能做出，遗憾则永难消除。宋教仁致力于整合同盟会，实现内阁制，欲同时架空两大枭雄，终被对手借会党之手除去。
此后，孙派人马另组中华革命党、改组中国国民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并无承袭关系。因此在国民党的法统中，孙中山是当然的“先总理”，宋则地位尴尬——他在历史书中存在，仅仅为了证明袁世凯阴鸷狠毒，而“国父”高瞻远瞩，与之坚决斗争。戴季陶在1920年就大放厥词：“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短时期内掌控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讽刺的是，“孙记”国民党贬低、抹杀宋教仁，派系斗争、利用地下社会这两大自同盟会时代变传下来的结构性顽疾，却如影随形。而这恰恰是宋教仁想通过组建政党消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之死既让中国的政党政治随之陪葬，国民党也错失转向现代政党的机会，终于被“孙记”国民党取代，走上了激进之路。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
参考书目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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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昭《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魏建猷《秘密结社与社会经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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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翟国璋《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篇2：宋教仁百年
在桃师校园内的“白楼”前矗立着宋教仁的大理石塑像，我对这位家乡的杰出伟人，从小就十分仰慕。今年为纪念宋教仁诞辰130周年，常德宋教仁研究会出版了《宋教仁》一书，并在桃源新华书店首先发行，我立即购买了一本。这本书采用故事体裁，讲了80个小故事介绍宋教仁光辉灿烂的一生，每一个故事都令我感动，每一个故事都带给我许多启示。日记日记http://
在“勤学”篇中，讲述了宋教仁“骑马上学堂”的故事：宋教仁六岁进入族塾学习，他家离族塾约五里路，中间隔着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溪，如果绕道过桥，要多走两里多路，为了节省时间，宋教仁每天带着一根竹竿上学，他来到溪边，撑着竹竿一跃而过。宋教仁骑着“竹马”上学的故事在当地是家喻户晓，传为佳话，流传至今。宋教仁小小年纪就不畏艰险，珍惜时间，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在“爱国”篇中，讲述了宋教仁“挺身护尊严”的故事：1905年7月9日晚，宋教仁应同学之邀，去日本东京和强乐堂观看活动写真（无声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放映的是赤身裸体的中国妇女丑态图像，有些下流无耻的日本人拍手淫笑，宋教仁和中国留学生立即群起喧哗，愤然起身，拂袖离去。宋教仁退至门口，忽然想到再有中国人来看怎么办？于是他就写好一张《奉劝》贴在乐堂门口守在那儿，乐堂的管事要撕下那张《奉劝》，宋江教仁义正词严，滔滔不绝，驳得对方理屈词穷，只好乖乖地缩回手，灰溜溜地走了。宋教仁维护祖国尊严的举措，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在那时，贫穷积弱的祖国被外人欺侮，宋教仁挺身而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爱国情怀，我真是由衷的敬佩呀！
在“美德”篇中，宋教仁“孝道慰慈母”的故事也令我深深感动：宋教仁10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全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姐妹，宋教仁惦记母亲日夜操劳，十分孝敬她。宋教仁青少年时期在桃源县城读书放假回到家里，总是先到母亲面前问安，然后挑水打柴，忙这忙那。1906年9月，宋教仁患病日本，住进东京脑病院。一日接到家书，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鸟，展翅飞到家里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又想有一大笔资金给母亲寄去，以尽儿孝。可自己漂泊到异国他乡，又怎么做得到呢？宋教仁遇刺后，料知自己活在人间的时间不多了，在弥留之际，他忍着剧痛，向于右任嘱咐三事，其二就是“吾本家寒，老母尚在，我死之后，请克强及公诸故人为我照料。”他临死也不忘记母亲的孝德真是感天动地呀！我捧读《宋教仁》这本书，他勤学、励志、爱国、革命、智谋、美德、廉政和重教的故事，让我感悟颇多，受益匪浅。
篇3：宋教仁百年
首季“开门爬坡”, 迎难而上出成就
2010年一季度是胜利油田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严峻时段, 经历了持续的低温天气、滩浅海出现了40年未遇的冰冻灾害、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再加上压电限负荷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原油生产新年伊始就吃紧, “开门就爬坡”, 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产量差距之大和生产运行的挑战前所未有。针对这种情况, 胜利油田把扭转原油生产被动局面, 尽快夺取全年生产主动权, 作为油田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头等大事, 及时组织了40天原油上产活动, 一切让路于原油上产, 一切围绕着原油上产, 一切服务于原油上产, 油田上下团结一心, 顽强奋战。同时, 积极组织开展“比学赶帮超暨精细管理年”活动, 在油田全面形成了学赶先进、追求卓越、奋勇争先的生动景象, 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 较好地完成了一季度生产经营任务。
一季度实现合并报表总收入300.6亿元, 其中, 分公司实现收入236.6亿元, 同比增加107亿元;管理局实现收入64亿元, 同比增加2.3亿元;生产原油669.09万t, 完成年计划的24.47%, 3月下旬日产油达到75 399t, 原油商品量652.53万t, 完成年计划24.46%;生产天然气1.52亿m3, 完成年计划的30.39%;天然气商品量0.64亿m3, 完成年计划的29.09%等。
这些数字, 说明了胜利油田坚持凝心聚力, 全力以赴, 向团结协作和传统作风要产量已取得的成效。胜利油田各系统、各单位识大体, 顾大局, 通过协作, 共克时艰, 形成了“全力以赴保稳产, 齐心协力促上产”的良好局面。桩西、纯梁、滨南、东胜、鲁明、石油开发中心等产量任务增加的单位加快节奏, 加大力度, 负重前行, 出色完成了增产任务;欠产单位也知难而进, 迎难而上, 奋力追赶, 实现了阶段上产目标。石油工程板块以原油上产为己任, 克服重重困难, 加快施工节奏, 为原油上产提供了支撑和保证。公用工程和社区服务板块围绕增油上产,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做到了保障有力、优质服务。电力管理总公司加大对供电线路和电力设施巡检力度, 强化了极端天气下的电力保障。各社区积极开展送医送药到一线活动, 并配合区域内采油厂进行巡逻护矿, 努力做好后勤保障。油田所有单位发扬坚持向传统要产量, 向作风要产量的决心和信心, 广大职工充分发扬讲大局、讲责任、讲奉献优良传统, 充分展示了胜利人良好的传统和精神风貌。
“山不辞土, 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水, 故能成其深”。通过油田上下的共同努力, 3月下旬, 油田原油日产水平达到75 399t, 超上产目标359t, 比上产活动前增加1 500t, 踏上了年剩余水平, 各开发单位齐头并进, 全部实现上产目标。原油库存有效攀升, 恢复到20万t以上, 保证了原油外输系统的正常运转。涌现出了现河、纯梁、桩西、滨南、东胜公司和石油开发中心等6个上产活动红旗单位, 黄河钻井总公司等10个优胜单位, 36个先进集体和310名先进个人;石油工程、公用工程和社区服务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石油工程板块把握住世界经济复苏, 国内经济回升大好的有利时机, 强化内部管理, 提升工作质量, 加强市场开拓, 施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同时, 胜利油田坚持强基固本, 围绕“精细勘探东部稳定基础、创新突破西部实现发展”的总体思路, 突出勘探重要地位, 深化地质综合研究, 明确重点攻关方向, 坚持多措并举, 油田上下顽强拼搏, 攻坚啃硬, 积极奉献, 打了一场原油上产攻坚战。坚持“一口井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理念, 对油藏、油层保护、钻完井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 保证了实施效果。加强新井运行组织协调, 将任务细化分解到二级单位, 按旬度进行考核督导, 一系列的工作确保了新井高效有序运行。
一季度, 胜利油区平均机械钻速由21.38m/h提高到21.47m/h, 平均钻井周期缩短了7h, 固井质量进一步提高, 钻井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重点工程建设进度不断加快, 优质高效完钻大位移海油陆采定向井58口, 成功完成老168特大型丛式井项目攻关, 创出中石化单体产能最大、丛式井口数最多新纪录。持续强化新技术、新工艺的攻关应用, 首次应用水平井控流筛管完井工艺, 成功完成永12-平21和辛68-平4两口井施工, 日产油量均达20t以上, 是同区邻井产量的3倍。加强了对重点井、复杂工艺井的技术攻关。外部市场开拓也取得新进展。川东北工委成功中标元坝205井钻井工程, 物探公司中标川东南Ⅱ期三维勘探项目, 胜建集团承揽了济南市道路施工工程, 签订合同额1.58亿元。一季度, 新签海外项目合同26个、合同额9 700万美元;在沙特、埃及、伊朗、墨西哥等16个国家开展技术服务项目74个, 完成施工产值7 688万美元。
经过一季度的奋斗, 胜利油田以投资成本总量、投资结构、成本结构为主线, 搭建起与原油产量、石油工程工作量、关联交易收入等相对应的一体化经营管理平台。进一步完善项目组运行机制, 为第二季度各项工作有序运行奠定了基础
第二季度鼓足“一口气”, 上产稳产保效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胜利油田经过长期努力和奋斗, 公司上游“龙头”企业, 成为全国原油生产的第二油田, 原油产量占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68%, 占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东部产量的78%, 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乃至全国石油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胜利人知道, 油田离开了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切都无从谈起。可以说, 产量升则士气旺、地位升, 产量稳则人心稳、事业兴。第二季度油田鼓足“一口气”, 一切围着原油干, 工作围着产量转, 瞄准“双过半”工作目标, 扭紧上产稳产不放松, 千方百计把原油生产搞上去。
目前全油田日产油水平是75 300t, 距离“双过半”的要求还有200t左右的差距, 各单位没有丝毫松懈, 采取进攻性增产措施, 保持进攻态势, 再接再厉, 乘势而上, 向产量上75 500 t的目标奋斗。加快埕北326、陈家庄稠油、坨128-11等重点区块产能建设节奏, 提高产量贡献率;西部排601区块二季度安排16口水平井。随着天气的变暖, 抓紧组织钻井施工和热采工艺工程配套, 争取尽早投产, 缓解东部老区的产量压力;强化新区产能建设, 二季度安排新钻井163口, 建产能37.3万t。进一步优化措施结构和施工方案, 提高措施成功率和增油效果。在加强上产的同时, 狠抓稳产工作, 确保产量上得去、稳得住。二季度共安排915口水井工作量, 加快实施, 下大力气完善注采井网, 保证油水井稳定生产。高度重视和强化稳产基础工作, 阶段性工作没有以牺牲长远发展为代价, 更没有以破坏稳产基础为代价。按照二季度配产任务, 胜采、孤岛、河口、东辛、海洋等欠产单位, 努力把欠产补回来。同时抓注采基础管理, 抓方案优化和钻井作业运行质量, 确保产油不大起大落;滨南、临盘、桩西、现河等增产单位, 继续发扬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精神, 为实现“双过半”做出了新贡献。
二季度石油工程板块瞄准5∶3∶2的市场格局, 全力打造半壁江山, 拓展油田生存发展空间, 提高油田经济总量, 壮大油田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各项工程项目全面铺开, 统筹兼顾, 加快实施, 努力完成既定工作目标。严格依据市场规律办事, 对技术过硬、施工质量高、市场信誉好的队伍, 在政策上、装备上、保障上予以大力倾斜和扶持, 为做强品牌、占领市场和开拓新的市场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鼓励和引导更多的队伍依靠技术、质量和信誉在外部市场站稳脚跟, 在外部市场实现更大发展。
经过油田人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 经过油田人的群策群力和一如既往的奋斗, 东西部两大战场取得斐然战绩。油田召开区带勘探和滚动勘探两个地质目标论证会, 加强对有利目标的研究, 特别是针对新增储量动用难度大的问题, 加快埕岛东坡东营组、渤南洼陷带浊积岩油藏等地区的精细评价, 落实储量, 为产能建设准备了有利阵地。积极预探东营南坡红层、广利及周边地区等11个地区, 完成控制、预测储量任务取得主动。西部新区的物探部署也已经完成, 二季度进行了准噶尔中部2区块、北缘1区块的三维地震采集工作, 在柴窝堡、哈密等区块做了二维地震采集。物探院加快西部已有地震资料的处理解释工作, 为综合地质研究提供了支持, 为东西部两大战场上效益上质量提供了保障。
质量是效益的灵魂和主题。胜利油田技术监督和节能工作, 以服务油田发展大局为根本, 坚持“稳固生产经营基础、支撑总体目标实现”的工作方针, 以提高质量、降低能耗为核心, 树立“一体化”管理理念, 落实“一体化”管理措施, 大力推进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企业特色管理模式有效运行, 建立和完善技术监督、节能工作“一体化”管理运行机制。按照油田“精细管理年”活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围绕中心工作和总体目标, 落实“建标、对标、追标、创标”的各项具体内容, 广泛深入扎实开展“比学赶帮超”竞赛, 进一步转变工作思路、转变工作重点、转变管理监督方式, 采取革命性措施, 真正做到完善标准夯基础, 准确计量做保障, 科学管理上水平, 强化监督保生产, 节能降耗增效益, 实现了集团公司质量工作会议提出的奋斗目标, 全面完成节能达标和“十一五”节能指标任务。
胜利油田技术监督工作, 自始至终以强化目标任务、技术改造、专项治理、指标考核一体化管理, 培育、树立各个专业的节能达标一体化标杆, 通过示范引领带动整体提升, 形成具有胜利特色的达标管理模式。各单位制定切实可行的达标方案和实施计划, 落实“建标、对标、追标、创标”的具体措施, 全方位开展多种形式的节能达标竞赛, 促进整体能效水平的全面提升。打造全国用户满意企业、工程和服务项目, 在更高层次上打响胜利石油工程品牌, 实现了更大效益。
全年“走好整盘棋”, 再夺生产经营新胜利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为全年“走好整盘棋”, 夺取生产经营建设新胜利, 胜利油田始终把握四个原则:一是优化部署决策, 加强风险控制, 保持生产经营安全平稳运行。二是深化精细管理, 提升创效、增效能力, 促进内涵发展。三是统筹勘探开发与经营管理, 持续推进结构调整, 提高发展质量。四是远近结合, 抓好资源、产量、技术战略接替, 增强发展动力。全年重点要抓好两个围绕两个推进。
围绕资源接替抓勘探。面对东部和西部勘探两线展开的新局面, 要统筹规划, 分清层次, 协调推进, 推动济阳老区与外围新区、石油与天然气储量协调增长, 为“硬稳定”夯实基础。东部老区以精细勘探、稳定基础为重点, 继续加快评价可动用储量区块, 加强难动用储量区块的研究和工艺技术攻关, 打好老区“保卫战”。一是加强埕北凹陷、车镇南坡、高青地区等“三新”领域的预探, 力争突破与发现。二是对埕岛周缘、沾化凹陷、惠民凹陷等区域, 加快评价油藏类型, 扩大含油气范围。三是在埕岛东坡、垦东主体、东营北带等区域, 抓好勘探开发工程一体化, 依据动用可行性和开发效益, 指导优化勘探部署, 把发现储量和开发评价、前期准备等融合起来, 提高规模储量发现率, 加快勘探成果转化, 为产能建设多准备阵地。四是强化天然气勘探。西部探区要以创新发展、实现突破为重点, 加快分析现有地质资料, 优选有利区块开展先期研究, 甩开部署重点探井, 打好新区勘探“进攻战”。按照“立足准噶尔, 3年探明5 000万;探索新领域, ‘十二五’实现新突破”的规划原则, 率先实施准噶尔北缘2区块的乌参1井, 要加快工程论证, 评价该区域的资源潜力。石油工程系统在上半年开展地质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西部施工特点, 做好相应的装备配套和技术攻关, 缩短在新区开展工作的适应期。勘探、工程要加快工作节奏, 确保顺利实施一批工作量, 尽早、尽快发现增储亮点。
围绕核心竞争力抓石油工程。完成钻井公司组织结构、队伍结构和人员结构的优化调整, 解决主业与非主业相互交织、生产经营成本不明晰的问题。加快作业10号平台和50m水深钻井平台建造, 按照“先进、配套、高效、实用”原则, 再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和装备, 提高石油工程的装备水平和施工能力。要大力提升石油工程技术水平, 特别针对西部山前构造带、沙漠、黄土塬的特点, 在物探、钻井、测录井、井下作业各领域, 加强相应技术攻关和储备, 着手培育一批特色石油工程队伍, 如山地地震队、特殊结构井钻完井队伍、深井钻井队伍、特殊结构井测井队伍等, 提高复杂条件下的施工能力。充分利用测井、录井、无线随钻测量仪器多年研制形成的技术优势, 整合资源, 着力打造国内石油专用仪器研制生产基地。按照“四位一体”的发展方向, 着力培育定向井、固完井、泥浆等专业技术服务队伍, 在保护油气层上着力攻关, 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技术品牌, 形成独有技术优势。
推进外拓市场, 跳出胜利发展胜利。胜利内部市场要紧盯西南油气分公司和南方勘探分公司的工作部署, 积极竞标, 努力提高中标率。同时积极做好非油气市场的深度拓展, 扩大煤层气开发水平井技术服务市场, 实现更大发展。新疆等西部地区要抓住上半年集团公司对非主体技术服务市场进行清理整顿的契机, 继续发挥整体优势, 继续争取更大市场份额。在鄂尔多斯、长庆、东北等新兴能源市场要加强运作, 争取新的突破。胜建集团和物探公司要组织好济南道路工程和川东南Ⅱ期三维勘探项目工程, 加快施工进度, 保证施工质量。海外市场继续按照大项目、规模化、总承包、技术带动、差异化等发展策略, 重点仍然放在在中东、中亚、北非、美洲、东南亚等5大市场, 再提升工程总承包能力的基础上, 继续扩展海外项目的盈利空间。做好项目研究, 确保赢得项目。要运作好伊朗雅达EPS专业服务等已签订合同的项目, 按照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和效益工程的要求, 做到“干一项工程、创一个品牌、树一方信誉、占一片市场”, 努力实现规模与效益、总量与质量同步增长。
推进科研攻关和成熟技术的应用。科技创新是促进油田发展的推进器, 是转变发展方式, 提升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胜利科研单位要深入勘探、开发、石油工程生产一线, 了解掌握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题, 加强科研攻关, 破解制约瓶颈, 要进一步加大“院厂结合”力度, 加强成熟配套和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促进生产发展。要围绕油田勘探开发、石油工程需要, 进一步增强科研工作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科研单位之间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 建立和完善“院院结合”工作机制, 促进技术交流, 形成优势互补, 为油田生产建设提供更有效的技术支撑。
篇4：重读宋教仁
一九四○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转引自《陈独秀语萃》265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一九七三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36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二十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一九一一年秋天到一九一二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一九一三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惟一的共识。
一九一二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拉拢，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集》426页)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一九一三年三月二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105—106页)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三月二十日，他动身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三十二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己。(《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杜)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诒、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珍贵的宪政思想遗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早就为自己没有能够前去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才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一九一三年三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二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篇5：柳树陈教仁作文450字
柳树，从整体上看，像士兵在站岗。经风一吹，柳树像舞女一样在随风起舞、翩翩起舞。柳树能为人们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新鲜空气。柳枝细细长长，一顺朝下，非常柔顺，像万条的绿丝绦。柳叶嫩绿的，长长的，细细的。雨点打在上面就像是给它洗了一个欢快高兴的澡。柳絮是白色的，像棉花一样，毛茸茸。有的像漫天飞扬的白云，还有的像棉花糖。有时候顽皮的柳絮，会跑到小朋友的水壶里了。
不要小看柳树。它的作用很多。它可以乘凉，风吹到了水面上可很爽啊!它呢，还可以编草帽呢!它的草帽可好看了!它还可以当药物来用，药用价值很高。它的生命力比乌龟还顽强。柳树多牛啊，它婀娜多姿，万千柔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