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观念论文

忠孝观念论文（通用8篇）

篇1：忠孝观念论文

传承忠孝美德 做新时代少年。

年 班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以来，在长期的文明文化熏陶中，具有了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总的来说那就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愈挫愈坚、继往开来，是因为这些文化内涵，深深根植于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与时代同步，与日月齐辉 今天我就要来说说“忠孝仁义礼智信”之中的“忠孝”。

“忠”，就是热爱祖国，忠于职守。现在不需要“忠君”，但把忠君延伸为爱国，这是新时代的人最起码的要求。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家长送他的孩子到国外读书，他的父母对他殷殷期望说，我对你就两个基本要求：其一，你可以反对什么，但一定要爱国；其二，你的小孩可以不学什么，但一定要学会普通话。“孝”，孝是孝敬忠诚思报国，孝举谢亲恩。

父母，尊老敬贤，“百善孝为先”，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子孙不孝，这个家庭就将乱套，这个国家就将乱套。

篇2：忠孝观念论文

我叫张汉全，男，现年龄66周岁，共产党员，干部。原籍河南省台前县侯庙镇张楼东村。1964年入伍到新疆，1989年转业安置到濮阳市盐业管理局任保卫科科长。2005年退休。退休后长期在老家侍候母亲。母亲，现年初86周岁，视听不灵，高度驼背，左手腕伤残，行走不便，需要细心周到照料。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在职工作为国尽忠，尽责尽力，从祖国边疆到地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绩突出，多次受到多种表扬和奖励，被评为模范先进代表。退休后全力在家侍候献计献策老人，以尽孝道。

篇3：忠孝观念论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 在文化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纵观中日两国对于复仇行为的态度变化可以得出两国在对待复仇行为的看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在某些方面略有不同。本文拟以中日两国的忠孝意识为切入点窥析中日两国在复仇观念上的差别及产生差别的原因。

一、中日两国复仇观念异同

复仇的行为是生物的自然反应, 其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 在动物世界里也经常发生, 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定论。即便是现在一些人仍然认为复仇并不是应必须禁止的行为。中日两国民间由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 在对复仇观念的认知上大都采取赞扬的态度, 这一点从中日两国流传的故事及文学、影视作品中便不难看出。中国流传至今的经典故事中便有“赵氏孤儿”、“勾践卧薪”, 在日本也有“赤穂浪士仇讨、伊贺越仇讨、曾我兄弟仇讨”等为日本人民所广为流传的复仇事件, 即便是当今社会以复仇作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不计其数。

虽然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最开始对于复仇行为都是肯定的。但在中日两国复仇观念的演进过程中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原始社会中中日两国对于复仇的行为都是被允许的, 记载我国春秋时期事件的《春秋公羊传》中便有“父不受诛, 子复仇可也。父受诛, 子复仇, 此推刃之道, 复仇不除害。”但随着原始的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 中国在法律规定中开始出现禁止复仇的规定如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便有“民不得复仇”的记载,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中规定“又初除复仇之法, 犯者以杀论”。虽然国家法律规定不允许百姓复仇, 但是在对复仇行为进行评价时有时会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新唐书·列女传》记载, 贞观年间孝女为父报仇“太宗免其罪, 给驿徙雍州, 赐田宅”, 《宋刑统·斗讼律》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 请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反观日本, 在1873年 (明治6年) 才禁止复仇行为, 在此以前日本对于复仇行为一直被日本社会鼓励和提倡。镰仓幕府时期的《御成败式目》规定允许子为父、弟为兄复仇。“仇讨就是中国所谓的复仇, 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的普通习惯。日本封建时代, 这一种事实不但是社会上赞美他, 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1]

我国唐朝武则天当政时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 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 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州官袒护赵师韫, 徐元庆则更姓易名, 亲手杀死了赵师韫, 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一案件当时的武则天政府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种认为应当表扬徐元庆的忠孝义举;另一种则认为徐元庆杀人犯法理应严惩。陈子昂提出了另外一种意见:“正国之典, 宽之以刑, 然后旌闾墓, 嘉其徽烈, 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 永为国典。”可见, 在武则天政权时期法律对于复仇的行为就已经禁止了。日本著名的三大仇讨之一的“赤穂浪士仇讨”讲述的是赤穗藩的47个武士杀死吉良上野介义央为主公浅野内匠头长矩复仇, 他们遵循武士道精神, 报答了对主公的情义, 47名武士的行为得到了当时百姓的赞扬, 但由于他们违反了“没有事先通知对方就实行报复”的规则, 所以将军下令让这47名武士切腹自尽。“徐元庆事件”与“赤穂浪士仇讨”都是主人公进行复仇后由于违反了当时的规定导致广大群众眼中的英雄却要被处以极刑。后人对当时上述两件事处理结果的态度也大体相同, 均对处理的结果表示出异议。对于武则天政权的处理, 柳宗元曾在《驳复仇议》中作出如下评价“且夫不忘仇, 孝也;不爱死, 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 服孝死义, 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 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 黩刑坏礼, 其不可以为典, 明矣!”赤穗武士切腹后, “社会各界对处理表示不满, 百姓非常激愤。江户日本桥的布告牌上‘鼓励忠孝’的‘忠孝’二字被人用墨汁涂抹, 换过后又被糊上泥巴, 以后干脆被扔到河里”[2]。

上述两个事件不同的方面是, 首先, 两个事件的主人公被处以极刑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因为故意杀人而被处以极刑的, 而47名武士则是由于违反了“没有事先通知对方就实施报复”的规定而被命令切腹的;其次, 两个事件发生的年代不同。“徐元庆事件”发生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 而“赤穂浪士仇讨”是发生在江户时代时间为公元1702年;再次, 主人公复仇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为父报仇, 而赤穗武士是为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主公复仇。

但社会民众对于“徐元庆事件”与“赤穂浪士仇讨”均持肯定、赞扬的态度, 可见复仇行为并不违背当时的社会道德。而“徐元庆事件”与“赤穂浪士仇讨”的结局都是以主人公被处以极刑而告终, 可见复仇行为并未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支持。“徐元庆事件”与“赤穂浪士仇讨”的不同点基本可以反映出中日两国对于复仇行为的看法在制度层面出现了些许的不同。首先, 两个事件的主人公被处以极刑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因为故意杀人, 而47名武士则是由于违反了复仇的相关规定而被命令切腹的。从此点可以得出当时的社会秩序对于复仇行为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 中国对于复仇问题是严格禁止的, 而日本对于复仇的问题则是有条件的允许。其次, 两个事件发生的年代不同。“徐元庆事件”发生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 而“赤穂浪士仇讨”是发生在江户时代时间为公元1702年。虽然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1 000年, 但从当代刑罚论的角度看, 中国唐朝的司法制度要比日本江户时代的更加先进。再次, 主人公复仇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为父报仇, 而赤穗武士是为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主公复仇。徐元庆是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孝, 而赤穗武士为主公复仇则是根据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忠, 它们所代表的正是作为中日两国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观念。

“徐元庆事件”与“赤穂浪士仇讨”均为当时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可以窥测出复仇行为在两国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中所占的位置。从社会制度层面看, 中国自从进入封建社会开始对于复仇行为由支持变为限制直至禁止;而日本即使进入到封建社会以后对于复仇行为也是持放任甚至是鼓励的态度, 直至明治维新以后复仇行为才被明确禁止。从社会道德层面看, 由于儒家思想对于中日两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社会主流思想对于为自己亲人、君主复仇的行为一直都是肯定、鼓励的, 甚至认为为自己的亲人、君主复仇是一个人必须的义务。正是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中日两国社会出现了社会制度上已经禁止了复仇的行为而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却仍然认为复仇行为是可为之的或者是必须为之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不同步的情况。

二、中日两国复仇观念差异原因分析

复仇作为一个亘古不变的意识形态存在至今, 复仇观念随着社会的前进, 其本身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且日本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大部分是源于中国, 其中便包括对于复仇观念的看法。复仇观念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外在的体现。在出现成文法以前, 中日两国社会对于行为的约束主要依靠约定俗成的规则, 其中对于复仇行为两国均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但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 各种权力向中央集中, 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开始有意识的宣扬一些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意识形态来改变社会文化的走向。于是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通过系统的法律规定的建立用公权力对各种行为进行评价, 而像复仇这种典型的私力救济的行为自然会被限制或是禁止。也就是说, 随着社会的进步, 复仇观念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 且日本文化较大程度的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初期两国文化对于复仇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在建立封建社会初期, 社会制度对于复仇行为极为宽容, 经常出现对于复仇行为在法律评价的时候给予特殊照顾或者是放纵。但随着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不断进步对于复仇行为的限制也越发严格, 从有条件的允许复仇一直到禁止复仇。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 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却远远没有那么迅速。汉朝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进行宣传。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广泛宣传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是即便法律禁止复仇行为, 但由于儒家的忠孝观念仍然为社会伦理道德的主流意识形态, 所以复仇行为仍然屡有发生。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较晚, 在进入封建社会之前, 支撑日本复仇观念的是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反映。在大化改新之后, 日本进入封建时代, 日本封建社会初期全面照搬中国隋唐各种法律制度。“经过日本统治阶层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律令国家制度, 已俨然具有了小唐朝的外观。在律令制下, 唐朝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成为时代的主流”[3]。但此时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并未完全融入日本社会, 自7世纪的大化革新至12世纪后期, 日本一直存在着较完整的学校体系。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 又是日本早期儒学的传播体系[4]。在封建社会建立初期的5个多世纪里全面学习中国的文化知识, 并将儒家思想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而加以宣扬, 作为复仇行为意识支撑的孝养观念也开始融入日本社会。由于日本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落后, 导致社会制度在对于复仇行为的评价时 (间较晚?) , 直至距离唐朝1 000余年后的日本明治时期的法律才规定全面禁止复仇。

三、儒家忠孝观念对复仇的影响

随着唐朝灭亡,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 日本国内出现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 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进路开始出现差别。在社会制度方面, 由于国家公权力在唐宋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开始较为严格的限制复仇行为的发生。宋朝以后沿袭唐律, 不制定专门复仇之法[2]。与之相对, 日本却并未将复仇行为做严格的限制, (两国不是都没对复仇做严格限制么, 这句话什么意思) 德川时代儒家思想开始普及, 以忠孝为根本内容的伦理思想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治理国家, 调整家族及亲属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 基于这种思想而形成的复仇观念被当做美德广泛提倡[2]。所以处决徐元庆的原因是杀人, 而47名武士被命令切腹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复仇的规则 (这句话说了三遍了, 是否改一下, 比如:造成了徐元庆和47名武士的处决原因截然不同) 。在社会意识方面, 虽然中国在唐朝加强公权力对于复仇行为的限制, 但在“徐元庆事件”中不难看出, 社会民众对于处死徐元庆是不满的, 对于复仇行为所代表的忠孝观念是极为崇拜。日本对于复仇行为更是赞赏, 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对沉浸在对复仇行对背后忠孝观念的疯狂迷恋中。“……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 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 一件事‘仇讨’, 一件是‘切腹’。”[1]虽然复仇观念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 但两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侧重点却略有不同。“日本国民所抱有的忠义, 在其他国家是很少有人赞美它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荒谬的, 而是因为人们把它忘记了, 或者是因为日本人把它发展到了其他国家都未曾到达过的高度。在中国, 儒家讲对父母的服从视为人的首要义务, 而日本则将忠义放在第一位。”[5]中国对于为血亲复仇的行为更加赞赏, 对于为君主复仇的情况在中国却并不多见。“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兄之仇义不返兵”是千百年来的经典训诫, 虽然这已为当下的法规范所禁止, 但对国人的影响并未减弱, 即使是在法律完备的唐朝也有规定父母被人殴打, 子孙当即处于自卫, 没有对寻衅者造成伤害的无罪;造成伤害的罪减三等处理。日本在镰仓时代由源赖朝创立了幕府, 武家政权出现在历史舞台。武家政治的基础内容就是由孝养观衍生的将军与武士之间的“恩情”。为了更好的统治武士阶级, 江户时代日本的孝养观被不断强化, 直至将其提升至一个绝对的高度。此时日本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恩”的观念为核心的日本孝养观。日本孝养观中统治阶级对于“忠”的宣扬远远超过了“孝”[6]。

正是由于日本统治阶级从开始的照搬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到奈良时代国风文化中对儒家忠孝观念的吸收和融合使得忠孝观念在日本发生了变异, 从中国儒家“移孝作忠, 孝大于忠”的忠孝观念到经过日本社会的吸收、融合成为“忠大于孝”的日本特有的忠孝观念。忠孝观念在日本的变异使得以忠孝观念为基础的复仇观念在演进的过程中同中国的复仇观念产生了差异。由于日本统治者在宣传儒家思想时, 弱化了儒家思想中“仁”的部分, 着重宣扬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 使得复仇这种被认为是忠孝观念的外在体现的行为在日本社会中频繁出现。此外, 在宣传忠孝观念时日本上位者刻意加强对忠的宣扬, 主张忠大于孝, 在忠孝冲突发生时要选择尽忠。这种刻意的宣扬忠的观念导致在日本社会发生的复仇事件中, 为君主复仇的事件不在少数。正是这种对于儒家思想刻意的改变使得日本社会在制度层面的发展与伦理道德层面的发展严重的不同步, 伦理道德层面发展的脚步远远落后与社会制度层面的发展。

摘要：复仇问题自古以来便存在于社会之中, 它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而发生着改变。中日两国属于东亚文化圈, 虽然日本在封建社会建立伊始, 大量学习中国唐朝的律令制度, 但在处理复仇行为的问题上却与中国略有不同。中日两国在处理复仇行为的问题上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日两国由于各自国内形势不同, 对于社会伦理道德核心内容忠孝观念的宣传角度不同, 从而使得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在复仇行为的问题上产生出不同的认识。

关键词：复仇,忠孝观念,儒家思想

参考文献

[1]戴季陶.看不懂的日本人——日本论[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188-189.

[2]徐晓光.中日古代复仇问题比较[J].比较法研究, 1994, (2) :155-156, 160-161.

[3]崔世广.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周期[J].日本学刊, 1996, (4) :100.

[4]叶渭渠.日本文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64.

[5]新渡户稻造.看不懂的日本人——武士道[M].北京:市新世界出版社, 2009:152.

篇4：忠孝可以两全

忠与孝二者非但没有对立关系,可以说两相促进。

如果一个人忠而得官,就有条件更好地侍奉双亲。如果不孝,或者为了让忠显出不同凡响来陪衬一下、牺牲一下,这个牺牲品大多是孝。老人是无助之人,如果能够以自己的无助帮助子女忠一下,他们毫无疑问乐于配合。这样,他们终于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些用处。

耳目闭塞的老人,不知道儿女的“忠”到底是怎样的流程。假如告诉他们,“忠”的内容包括开会、说话、吃饭、喝酒,老人一定要愕然。其实,老人应该知道,一个公务人员之忠只是按程序处理公务,跟古代马革裹尸不太一样。一个开会、说话、视察或陪同视察的公家人的生活待遇大都没有缺憾。如今的政府厚待职员,焦裕禄所受的饥寒困馁已经见不到了。焦裕禄劳碌一生,既无隆裕也无厚禄,累死的。公务人员倘若以不孝推举自己的忠,显得不本分。他们不缺钱,也不缺时间,怎么在孝的问题上非要不全呢?资讯称,温家宝如果不出国访问,一般要陪九十岁的老母亲吃饭,亲自侍奉。温家宝的业余时间除了健身、读书,就是陪老人。总理晚上不出外应酬,不跑官要官,不洗澡桑拿,最忙的人反而显得有时间。

有的公职人员含着眼泪说既没帮老人治病,也没给老人送终。想想看,有没有人不给自己孩子治病、孩子病危不在身边的?没有。倘若有也极为特殊。这说明,人之取舍,心里边明明白白。一个人排除万难救孩子,为什么不如此救老人呢?就算老人行将就木,也用不着把这个事当壮举。

中国进入了老龄社会,越来越多的老人等待社会和他们的儿女帮助。“忠孝不能两全”这种话让他们不寒而栗。这种话在一个推崇“孝”的社会尤其不能当功德褒扬。

篇5：儒学专家谈“忠孝”

2月12日，本刊记者专程来到山东曲阜，采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杨朝明博士。

记者观察：杨院长，你好。请简单描述一下忠孝的现实情况。

杨朝明：长期以来，尤其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学术上的疑古思潮也逐渐兴盛，于是，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历代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忠孝”长期受到批判，传统的“忠孝”价值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

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认真反思，情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好转，传统的伦理逐渐得到了重视，社会风气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总体上讲，现在仍有必要在重新认识传统忠孝理论的前提下，对青少年加强“忠孝”观的教育。

记者观察：请你谈谈孔子儒家的“忠孝”内涵，以及对当今的指导意义。

杨朝明：孔子儒家倡言“忠孝”，乃是基于对人性、人伦与社会的深刻思考。要延续好新时期的忠孝情结，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应当对于孔子儒家的忠孝观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首先，人们往往将“忠孝”与三纲五常、与所谓“主张等级制度”等同，影响到了人们对忠孝情节的良好延续。其实，孔子和早期儒家都倡导修己，强调“为政以德”，尤其注重君上的道德典范作用。孔子认为，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有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人们身份不同，社会责任和义务也不同，故君、臣、父、子都应当“做好本职工作”，使个人行为符合自己的身份。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每个人都能以道德自律，各安其位，各行其职，方可实现国之大治。

从儒学的理论上看，早期儒家都非常重视“礼”，“礼”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认真研究孔子“礼”的思想，不难发现其内涵非常丰富，其实质在于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但后人似乎对于孔子“礼”的思想缺乏全面准确的把握，尤其“五四”以来，很多人往往将孔子“礼”的思想等同于“封建的礼教”，认为孔子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从而对其持坚决的否定态度，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偏颇。

孔子时代，“天下无道”，他希望恢复西周初年的礼治秩序。为此，他强调人人遵守礼的规范，希望人们要有仁德。孔子强调“仁”显然是为了“礼”，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具有了仁德，才能真正使社会归于有礼和有序。于是，孔子要求当政者做到“为政以德”，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所说的都是有位在上者应发挥表率作用。

孔子所强调的主要是以礼作为君臣之间，以及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准则。如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如此，父子、夫妇同样如此。郭店楚简中有《六德》篇，谈的正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以及各自应有的德行，不同于后人所附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对等关系。

儒家对不同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还特别标举5种关系为“天下之达道也”。这里对于君、臣、父、子的要求，几乎可以作为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注解了。显然，与所谓强化君权、父权根本扯不上边。

总之，在新时期做好延续忠孝情结的工作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与认识，需要加大宣传与普及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力度。

记者观察：忠与孝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杨朝明：关于这一点，孔子等早期儒家论述得十分清楚。

《论语》中有很多孔子论“孝”的言论，结合孔子与早期儒家们的相关论述，不难看出其论证的逻辑是非常严密、合理的：

第一，社会要发展，要和谐运行，就需要人们遵守一定的秩序规则(“礼”)，人人都尊重他人，自己也就得到了尊重;

第二，人只有具有了尊重社会秩序的自觉(“仁”)，恪尽职守(“尽己”)，社会的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第三，人遵守社会秩序与规则的自觉力取决于个人的修养，人只有自觉修身(“敦于反己”“三省吾身”)，才具备了关心他人、社会、天下(“推己”)的基础;

第四，人自觉修身是人的基本属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素(《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修身最最起码的就是孝亲(“亲亲”)。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孔子又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

第五，做到了孝亲，才有可能做好一切。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一认识包括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由“己”不断向外施爱，由“孝悌”到“泛爱众”，实现仁爱的普遍化。孝的泛化，便产生了“忠”，所以《孝经》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人们通常所说的“移孝作忠”正是此意。

现在，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交友观：不与不孝的人交朋友。道理与之相同。

记者观察：现在一些地方“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有人认为是做秀，有人认为是举贤，你怎么看?

杨朝明：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一般应当给以正面的评价，这对于净化社会空气、优化或者改善社会风俗十分有益。历史上人才的举荐与选拔中曾经出现过以“孝”作为标准的时期(比如汉代的“举孝廉”)，也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但对于“孝”与“忠”之间的关系，理解起来不可固执和拘泥。一般地说，“孝”与“忠”是一致的，不“孝”之子很难做到“忠”，但也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要选拔优秀人才，必须对道德与能力进行综合评定，历史上的“官人”之法值得借鉴者很多，现在的人才选拔也有比较完备的程序。一个人只有仁智统一、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

记者观察：面对“80后”“90后”的年轻一辈，你有什么告诫或寄语吗?

杨朝明：提到“80后”“90后”的忠孝观，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近些年来，社会与学校提倡人文素质教育，取得了一些功效，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我衷心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生活得幸福、快乐，如此，他们也更应自觉培养“成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能漠视乃至鄙视“忠”“孝”等传统伦理。有人提倡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为人处事的“黄金法则”，那么，年轻人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思考“忠”“孝”一类的问题。

孝顺不一定非是物质上的不可,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时时想着, 就足够了。饭后给老人端上一杯热茶, 阳光好的日子里扶老人到外面走走, 常给老人谈谈外面的事, 去外地的时候想着给老人带来一包可口的点心。这是“80后”“90后”的忠孝观的最好表达。

篇6：忠孝两难，誓言无声

1962年，思念妻女心切的黄旭华干脆把家安在了荒岛上，但是忙于工作的黄旭华早出晚归，女儿很少能见到父亲。黄旭华有三十年从未回过老家，就连父亲和二哥去世，也没能回家奔丧。直到1988年南海深潜试验成功，黄旭华顺道回家探望老母亲。95岁的母亲终于见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儿子，她抚摸着儿子双鬓上的白发，老泪纵横。黄旭华用衣袖擦去了母亲的眼泪，跪在母亲身前哽咽地说：“母亲，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国家需要您的儿子，请您责骂儿子吧。”“儿子，你的事情妈妈都知道了，妈妈不怪你。”

原来，前几天，黄旭华的母亲在《文汇月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这篇两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记录了黄旭华隐姓埋名的水下人生。读着读着，母亲的嘴唇哆嗦起来。她没有想到，三十年杳无音信、被兄弟姐妹们骂为不要家的不孝之子，竟在为国家做着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黄旭华来到父亲的墓前，仔细地把杂草清理干净，并将刊有自己事迹的那本杂志放在墓前，含泪说：“儿子的事情，相信您也能理解……”陪了母亲两天后，黄旭华就告别母亲，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因其在核潜艇研制方面功勋卓著，黄旭华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媒体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因为年龄的原因，黄旭华早已不再从事第一线的设计工作，他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对人才的培训上。但闲不住的黄旭华在教学之余总会到设计院看看，给研究部门提些建议。在此期间，中国的核潜艇更新换代，迈进了世界一流的行列。

2016年6月，在上海交大120周年校庆上，92岁的黄旭华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作、无私奉献”的核潜艇精神勉励上海交大的国防生：国防事业艰巨，要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好好学习，锻炼体魄，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篇7：忠孝观念论文

清朝刚刚建立的初期,在大清西北疆域是当时蒙古部落的居住地,分别有大漠南部蒙古、大漠北部的喀尔喀蒙古、大漠西部的厄特蒙古三个部落,在三个蒙古部落中要数厄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落最为强大,早在康熙刚刚登基之时,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就自立为王,并在当时包藏祸心的沙俄怂恿下,割据新疆、青海、西藏北部地区,甚至企图吞并喀尔喀蒙古,以此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相互对峙。终于康熙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噶尔丹,噶尔丹最后兵败走投无路自杀身亡,在噶尔丹死后其侄妄阿拉布坦继立为汗。妄阿拉布汗最初羽翼未丰,表面上对大清王朝俯首称臣, 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到势力逐渐强大就在北疆相继纠合了噶尔丹旧部,对他旗下统治的疆域进行拓张,开始反叛大清王朝[1]23。

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命塔尔岱为将军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塔尔岱从阿尔泰路出发,一路所向披靡,立下卓越战功,被提拔为佐领副官。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又以领催任,跟随副都统博济出师西征,在纳特和河一役中率数十骑身先士卒杀入敌阵,俘虏和歼灭千余人,在局面危急的情况下,镇定自若,临危不惧,从容指挥, 最后转败为胜,被康熙皇帝授予“巴图鲁章京”的称号。康熙帝驾崩、 雍正帝登基后仍对塔尔岱进行重用,在雍正三年(1725),他再次被任命出师西征,一路过关斩将,凯旋而归,并率部殿后,为大清王朝立下了功勋,次年,补授防御。雍正四年(1726)塔尔岱以防御受雍正帝的召见,雍正帝对他赞叹道“:卓越健全好汉也”。于是雍正帝将他提拔为佐领。雍正五年(1727)对塔尔岱景军进行一番提拔,并赏赐了狐帽等贵重物品。关于狐帽的故事还有一段佳话至今还引为传颂,据魏毓兰的《龙城旧闻》记载道,有一年冬天,塔尔岱跟雍正皇帝驱车同游, 由于天气突变,异常寒冷,皇帝遂换上了玄狐小帽,顺手将黑貂小帽赏赐给塔尔岱,塔尔岱一时间感激不尽,立马跪下而毕恭毕敬地问道“:帽所赐何人?”皇帝回答道“:就赐给你夫人享用吧。”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所以以至于塔尔岱将军的子孙后代所绘出的将军行乐图都将塔尔岱夫妇绘成头戴花翎大帽,堂皇并坐的形象。后塔尔岱将军被选调为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副都统。

雍正五年(1727)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死去,其子嗣零继立,他跟他的父亲噶尔丹妄阿拉布坦一样,心怀不轨,屡次出兵叛乱,发兵三路骚扰边境,雍正帝认为噶尔丹嗣零不除,终为边患,遂决心除之。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任命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由北路进入, 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由西路进入,派兵出师征讨噶尔丹,雍正九年 (1731)两路大军顺利会师[2]176。

六月,战斗打响了,清军渡过科布多河,期间嗣零派间谍散布谣言说“:厄鲁特军队还没集中起来,在前面有一千余人在驱赶两万匹战马,距离大军还有三天的里程。”由于傅尔丹个人的有勇而无谋,几度轻信敌俘的谎言而下令军队轻装急进致使战斗一开始便中了嗣零布下的陷阱,使战事陷入了失利的境地,连吃败仗。清军万余人在博克托岭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嗣零以两万兵力的数量居高临下冲击清军。 而这时,颇有谋略的塔尔岱将军急中生智,采取“围魏救赵”的计谋,调军转而急攻西山,阻击敌军以缓解博克托岭清军吃力的局面。在清军撤退过程中,由于恶劣的天气原因清军又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傅尔丹一看形势不好,马上派援兵进行救援,带援兵到时塔尔岱将军奋力冲杀,高歌猛进,从容的率兵实现突围。在过程中,定寿将军宁死不当战俘拔刀自刎,而参赞大臣素图也是力战群雄,身首异处,清军的和通泊大营落入敌手。而塔尔岱则保护主帅傅尔丹退走科布多,且战且退,追兵袭来,塔尔岱奋力迎战,而自己的胸、腰、胯等多处部位受伤,敌军仍穷追不舍,最后塔尔岱累得昏死在地上,他的步卒也随着溃散。醒来时身边只有自己的坐骑黄色的战马还不离不弃地陪伴在自己左右,他跨上战马,单身匹马的奔往科布多城,六天之后才得以到达。

和通泊战役败绩传入朝廷,雍正皇帝责罚了傅尔丹,将其降为振武将军,调任锡保为靖边将军,安排塔尔岱将军回宁古塔疗伤,但是塔尔岱很不甘心,他上疏表明自己的心志,希望自己能够挥戈雪耻, 荡除狂寇,否则无颜回去见七十岁的老母亲,雍正皇帝看后深受感动嘉其“忠孝”晋升塔尔岱为内大臣和参赞靖边将军,并赐给塔尔岱及其母白金千两。

雍正十年秋(1732)嗣零两路进兵,企图乘胜向东扩张,命令其将小嗣零趁机率军偷袭了策陵的大帐,俘虏了策陵的两个儿子和众多牲畜回去。接着双方在额尔德尼昭进行了一场大战,霎时呼声震天,锣鼓齐鸣,清军以死伤十余人的代价斩杀了小嗣零军近万余人。塔尔岱趁胜追至推河附近,由于锡保怯懦拥兵自保,不敢出战,致使小嗣零得以率残兵逃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光显寺大捷”。捷报传至京城,雍正帝大悦,认为此次军功非寻常军功可比,对塔尔岱大加赞赏,与同年的九月加封塔尔岱为“定边右将军”,后不久又升任为授予“黑龙江将军”,统领东北三省的军队。同时雍正帝命平郡王福彭代替锡保,任命塔尔岱为副将军。雍正十四年(1736)准噶尔丹求和战事结束。

雍正帝驾崩、乾隆继位,乾隆元年(1736)授予塔尔岱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不久塔尔岱将军以疾告退,乾隆帝念他劳苦功高,仍然给予将军全部俸禄。乾隆六年(1741)乾隆帝木兰围场上狩猎,在秋狩典礼上塔尔岱得以觐见乾隆帝,乾隆帝对他进行大加赞赏,并赠诗表彰他。可以看出塔尔岱虽目不识丁,却以忠勇绝伦的秉性得到了清朝三代皇帝的赏识。乾隆二十一年(1756),塔尔岱将军因病去世,乾隆帝赠谥号“勇壮”,送归老家齐齐哈尔安葬。根据魏毓兰的《龙城旧闻》对塔尔岱墓的记载,塔将军之墓,在城西南三里许,因后裔式微,无人修缮,致使残破不堪。

纵观塔尔岱将军一生,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东北满洲小兵经过长期战场上的厮杀磨练,晋升为清军靖边右副将军,黑龙江将军成为东北满族担任的最高军职。仅凭这一点便可知塔尔岱的赫赫战功并非常人所能及,先是在和通泊战役中沉着应战、冷静分析敌我形势,并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才使清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发生。后来又在额尔德尼昭战役中出奇制胜、统兵有方,致使嗣零的准噶尔军队闻风丧胆、望风而逃,这样的光辉事例必定载入史册中。

塔尔岱将军一生最为重要的两场战役———和通泊战役和在额尔德尼昭战役,通过这两场战役我们可以窥见塔尔岱将军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在和通泊战役中,清军被噶尔丹敌军困在库里野图岭山上,此时塔尔岱将军有勇有谋、身先士卒地带领数百兵士勇夺西山,为被困的清军稳住了阵脚,打了一针强心剂。又如在后来的清军在突围不成,在相继损失了大将定寿、素图等将领的情况下,塔尔岱将军奉命掩护突围的清军撤退。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塔尔岱将军成为全军的希望所在,成为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浴血奋战,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并保护傅尔丹将军安全撤离,结果自己累坏晕倒在地,六日后单枪匹马独自回到科布多城。还有在额尔德尼昭与嗣零交战的那场战役中,塔尔岱和他所率领的库伦精兵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首先清军的猛烈火炮打乱了噶尔丹兵的精密部署,随着塔尔岱强悍的库伦精兵箭无虚发,射死了敌军上千人。以至于清廷后来评价这场战役时,都无法避开不谈塔尔岱和他率领库伦精兵在那次战役中所立下的显赫战功,清廷都对塔尔岱和他的库伦精兵取得了统一的共识,认为额尔德尼昭战役中塔尔岱和他所率领的库伦精兵为大清王朝打出了威严,一挫噶尔丹气势汹汹的锐气,为整个噶尔丹平叛之战奠定良好的开始。

篇8：试论儒家忠孝思想的德育教育价值

在儒家学说中, “忠”与“孝”是一对既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概念, “忠”主要侧重于臣对君的臣服、坦率与忠信方面。“孝”主要侧重于家庭伦理方面。关于“忠”与“孝”的关系, 应该趋向价值上的同一:“孔子强调的是统治者应先以己之孝去感化百姓, 使老百姓也具有孝德, 然后方可指望老百姓忠于自己。”这表明, 要使忠孝同一, 要求君主先要做到孝, 作出表率。只有这样, 才能要求臣民去做到孝。也只有这样, 臣民才能更好地忠诚自己的君主。基于此, 达到了所要求的“忠孝一体”。

儒家忠孝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孔子的奠基、孟子的充实与发展、荀子的继承与探索。

第一, 孔子的奠基。任何学说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 包括:社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地理环境。在中国历史上, 从史前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 政治伦理方面先后历经了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伦理的转向, 即从原始社会的家庭伦理到夏代君主专制的专制伦理, 此时的伦理仅仅局限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西周以来, 确立了“礼”的规范。但是到了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基于此, 孔子才要恢复周代时期的礼制。为此, 孔子系统总结了夏代以来的礼乐规范, 创立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其核心思想是“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 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对于国家, 孔子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 要求臣民忠诚于自己的君主;对于家庭, 孔子强调的是家长的绝对权威, 要求家庭成员务必臣服于家长 , 即要求子女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与兄长。“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在这里, 孔子把“忠”与“孝”统一于仁。对国家而言, 乃是“忠”;对个人而言, 则为“孝”。由此, 形成以“仁”为主核的孔子伦理思想体系。

第二, 孟子的充实与发展。孟子在继承孔子伦理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关于忠孝的伦理思想, 充实和发展了儒家伦理思想。如果说孔子的忠孝观侧重忠与孝的对立的话, 那么孟子的忠孝观则注重于忠与孝的平等。对此, 陕西师范大学的郑国娟在《孔孟忠孝观及重民思想比较》一文指出:至于孟子, 则更重视两者之间的平等性。这是作者通过史料分析和归纳而得出的结论。对这种观点, 笔者是认同的。理由如下:第一, 孔子与孟子生活时代和人生际遇不同。正因为孔子看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所以他才强调恢复旧的礼制, 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君臣、父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凸显其思想中的阶级成分。而生活在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孟子, 由于看到地主阶级激进派的苛政和土地分配中对农民的不公现象, 故而提出要施仁政。第二, 孔子轻民, 孟子重民。孔子的历程以恢复旧礼制、讲学和游说为主, 很少关注人民的力量。孟子则不同, 把人民至于君主之上, 重视人民的力量。孟子的伦理思想主要是他的“性善论”。孟子指出:人皆有四种心。以四种心为基础, 发展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

第三, 荀子的继承与探索。荀子继承了儒家的“礼”的思想, 并把“礼”作为自己伦理观的核心。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君道、君臣关系和“性恶论”的道德学说。

总结:从孔子到荀子, 儒家忠孝思想的发展, 由少及多, 由局限到完善, 最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道, 使忠孝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而发扬光大。虽然儒家忠孝思想有其阶级局限和历史短视, 但是其合理之成分亦为后人所继承与发扬。

二、儒家忠孝思想的思政理论价值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以及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其中, 首先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 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和思想政治理论提供优秀的文化资源。德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德育工作。德育教育和工作的进行, 必须需要理论的指导。忠孝作为重要的道德伦理范畴, 其思想正好用来指导德育教育工作。以儒家忠孝观为基础的传统伦理思想, 在当下中国社会弘扬中彰显出其巨大的德育理论教育价值。

三、儒家忠孝思想的德育实践价值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努力培养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发展新型的人际关系, 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 亟需加强人们, 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1、加强德育教育, 引忠孝思想进课堂。当代中国的许多高校, 虽然开设了伦理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 担当高校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但是, 在这些课程当中, 关于忠孝教育涉及甚少。因此, 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忠孝教育,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在授课同时, 可以采取案例教育的方式。因为案例教育与纯粹的理论灌输相比, 具有直观的、形象的感知效应。

2、加强德育教育, 家庭教育是基础。当代大学生以90后为主体, 呈现出个性明显、思想活跃等特点。但是由于现在的家庭大都是独生子女, 父母主抓孩子的学习, 依然信奉学习好就一切好的理念, 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伦理道德教育。因此, 要提高和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康健的体魄, 就给家庭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是学生接受教育的第一场所, 对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基础和奠基意义。因此, 家庭道德教育的优劣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对学生的成长和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 就要加强家庭教育阶段的德育教育。

3、加强德育教育, 要大力宣传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并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和主要任务相结合的条件下形成的, 能够代表并反映广大人民利益、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精神文化成果。德育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要把它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实践中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武装当代大学生的头脑, 即中国先进社会主义文化进课堂、进头脑。

4、加强德育教育, 充分发挥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教育作用,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教育不是某一个单位或个人的事情, 而是家庭、社会和学校等集体合作的事情。因而, 就要强化家庭教育, 夯实基础;优化社会环境, 创造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 学校要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坚守主流文化, 培养道德素质高尚的优秀人才。各部门通力合作, 形成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

摘要：“忠孝”思想是儒家伦理观的核心, 对当下中国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思想品德教育, 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理论方面, 儒家“忠孝”理论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了思想之源,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以及忠孝观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忠孝,思想政治教育,德育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1]周玉生.先秦儒家忠孝观念变迁研究[D].郑州大学, 2010.

[2]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