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招聘官看简历的原因

阻碍招聘官看简历的原因（精选4篇）

篇1：阻碍招聘官看简历的原因

一、简历不注明应聘岗位名称

有的简历不注明应聘岗位名称，对于每天接收成百上千封简历的 招聘 人员，可能这样的简历一下就被DEL了，谁让你不明确应聘目标，与人提供方便呢。

二、简历与招聘岗位要求明显不符

有的简历呈现出来的工作经验与应聘岗位差异太大，也是瞬间被DEL的对象。如企业招聘软件开发人员， 求职简历 里却呈现出做销售或客户开发的工作经历。我曾经收到过同时应聘三个岗位的简历，基本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都能干的人，可能什么都干不好。因为这样的简历没有突出任何方面的技能或专长，自己对自身的发展不清楚，如无头的苍蝇乱撞，这样的人企业不会感兴趣的。当然，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求职心切，需要企业帮他们来定位，希望多获得一份机会，可以另当别论，但对于有工作经验的人，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

三、简历内容简单，凸现不了招聘岗位需要的内容

有的简历只是程序化地列出接受教育、参加工作的时间段，对涉及到的实质内容则轻描淡写，让人无法了解其干过哪些工作，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经验、技能，这样的简历呈现出来的信息很有限，不会引起招聘人员的注意。除非，应聘的人员实在少，招聘人员会耐着性子，打电话具体询问一些情况或要求其详细填写应聘表，但是对于急于得到工作的求职者，还是自己主动充实简历为好，毕竟守株待兔的好事概率太低。

篇2：阻碍招聘官看简历的原因

四、简历出现错误或时间顺序混乱情形

简历好比求职者的“脸面”，如果出现错字、时间顺序混乱或内容错误等情况，无疑会让人觉得连自己脸面都收拾不好的人，工作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简历填写完毕，作为求职者要反复查阅，核对无误。

五、简历呈现出“频繁跳槽”的经历

用人单位普遍不喜欢“频繁跳槽”者，往往因其频繁更换工作，而将其拒之门外，除非你本人所拥有的技能市场替代性很小。当然，求职者如隐瞒频繁跳槽经历，造成简历不真实，则更是弄巧成拙。

六、其它不可预见的因素

篇3：阻碍教师科研水平提升的深层原因

教师的科研水平高低,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教师队伍整体的素质,进而也反映着一个国家教育的整体水平。教师的科研水平高低说到根本反映的是由什么人来办教育。教师的科研水平低,往往直接反映的是,教师的教育教学靠的是直接经验,教师是教书匠型的教师。而教师的科研水平高,说明教师的教育教学是建立在不断反思工作现状、不断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来指导教育教学的基础之上的,是基于一种教育家型的教育模式的。这样的教师取得成功的教育教学效果是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强调以学生为本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它需要大批教育家型的教师作为支撑,教师的科研水平是教育家型教师大量涌现的根本保障。

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教师队伍的科研水平与欧美等教育发达地区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呢?仔细分析后会发现,有发展阶段不同而造成的主客观等深层原因。

一、由时代特点导致的重学科教研轻教育科研

与国外相比,我们国家是大教研小科研。建国以后直至改革开放的一个较长时期,我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教育普及为主,传授给学生科学知识是第一要务,培养学生素质虽然一直提倡,但实际工作中一直摆不上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师教育的重心放在学科教研上,教育行政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学科教研机构教研室,学校内部也相应成立了学科教研组,主要任务放在了学科内容的教学与考试研究上,这是教师的主要生存状态。实事求是地说,这套体制在粗放型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的发展阶段曾经起过主要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西方教育工作者在参观考察我国基础教育后,普遍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从学生掌握知识层面看要好于西方,其中一个他们认为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教研制度。

但同时,忽视教育科研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去欧美等教育发达国家进行教育考察时,常常会发现,与我国教师比,他们那里的教师讲起教育理论来往往头头是道。你若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设计教育教学活动,他们常常会为你罗列一大串教育家的名字,详细解释这样做的理论依据。由此可见,他们那里教师的科研水平、对先进教育教学理念的掌握程度的确胜过我们一筹。我无意据此来批评或贬低我们的教师,我认为这是由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导致的。同理,当我们的时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新的历史需求、新的历史任务出现了,我们也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有所进步。今后的发展趋势应该是教研和科研并进,甚至教研式微,而科研后来居上,这是时代要求使然。

二、不能将教育科研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把握

正如上面谈到的,由于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教师的主要角色是教书匠而被当做工具来使用,从而导致教师自身除了所教学科知识之外,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长期得不到重视及缺乏必要的方法训练。正是由于这种不足, 才会出现文章开头所讲的教师论文写作时,不懂教育科研的一般过程和阶段,不能将教育科研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把握,如从研究问题的界定开始,经过研究文献的查阅,研究方案或教育措施的制定与实施,研究结果的评价,直到得出研究结论等。

从本质上讲,科学研究过程既是一种研究的系统工作程序,更是一种一般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和良好的科学工作习惯。说得直白一点,无非是我们研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采用新的解决办法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但仔细分析教师们的论文就会发现,有的对所研究的问题缺乏交代,有的对提出的教育教学新措施缺乏分类和概括,有的对研究的效果没有加以说明,总之,反映出我们的教师对科研的本质和精髓没有把握住, 缺乏问题解决能力的基本训练。教师们也许也参加过不少科研常识培训,知道一些科研概念,但一到实际运用时,说的和做的是“两张皮”。这也反映出,教师在职业生涯训练中,缺乏对科研工作的训练,没有在实际中真正地开展过科研,没有对科研工作的实际体验,科研知识并没有转化为科研能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一些教育先进国家,从青少年阶段就开始了科学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训练。

三、没有将读书作为一种工作或生活方式

大家普遍反映,教师们书读得太少。具体表现是,在教师的论文中,引参考文献太少或干脆就没有,提出的教育改进措施凭的是个人经验或想当然, 缺乏理论依据,得出的教育效果怎么样缺乏与别人的比较。教育科研之所以有一般过程的要求,主要是因为我们任何对工作的改进,任何教育措施的实施, 都应当是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是凭空起步,有的虽然有创新的成分,但创新也绝非凭空而为。对一个研究问题,不看个十几篇、几十篇文献,对相关理论缺乏哪怕是粗浅的了解,严格说来,是不能开始研究的。这样讲对教师来说似乎要求有点高,但从研究的本质来讲,确实是一个最最起码的、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了。

大家常把教师称作教书先生,教书却不去读书, 教书只教教科书,很窄的知识面,怎么谈得上培养学生素质呢?也还有这样的情况,教师平时不注意知识积累,等到需要时才去临时抱佛脚,这样的读书是功利性的,虽然比不读书强了许多,但也是不宜提倡的。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基础教育普及、大学教育大众化时代,读书已不仅是生存需要,更是一种精神需求和生活方式,教师理应成为多读书的表率。

四、教育科研缺乏必要的强有力的政策和资源支持

总体上看,科研工作还是作为一种提倡,学校领导对科研工作有硬性要求,并安排适当的时间、空间和充足的图书资料、专家团队等保障资源的是少数。 这种缺乏外部环境支持的情况也就导致了教师自身也缺乏教育科研的内在动力。

可见,教师教育科研水平不高,既有时代发展阶段不同、学校领导重视不够、支持不够等外在客观原因,也有教师自身内在动力不足、缺乏一般解决问题能力等主观原因。正确分析这些原因,不埋怨不抱怨,不轻视自己,不抬高别人,借鉴先进经验实现跨越式赶超,才是正途。

篇4：阻碍招聘官看简历的原因

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

法治社会的标志之一即是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权利唯有主张才能被确认，需要捍卫才能得以保持。在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他人违法侵害时，如果权利人能依法维护其权利，以合法手段与违法者抗争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才能得到保持，法律的效力才能彰显。所以，权利人努力维权。实质上可以达到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如果权利人不维权，不与违法侵害者抗争，则这样的行为等于抛弃了权利。如果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权时都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看来，将逐渐视违法侵害为一种正当行为，而权利人依法本应享有的权利则名存实亡，法律亦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人民不维护权利，相当于毁弃法治，法治便徒有其名。

其次，我们要承认：现阶段我国公民在维权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比如：一方面，公民希望法律可以成为保护自己的武器，另一方面，却不喜欢被法律的各种程序或条件所束缚；一方面，公民希望法律可以解决纠纷和矛盾，另一方面，有时候又可能选择以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一方面，對他人的侵权行为感到气愤和不甘，男一方面，当自己面对法律漏洞的时候，却可能坦然违法、钻空子。有些时候，很多人仍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找政府解决，信访不信法，而且诉求更加多元化；与此同时，由于公民对公权力能够实现公平正义这一目的信任缺失，对其的服从、配合程度越来越低，而这反过来也会减弱公权力机关解决公民矛盾纠纷问题的能力和资源。

一方面公民权利意识有所觉醒，另一方面伴随着在维权过程中法律意识淡薄，这就构成了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的一对障碍。

政府法治意识淡薄与法治常态化治理模式的欠缺

不可否认，现阶段政府的法治意识是欠缺的：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权力的实质是什么？行使职权的法定程序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国相当数量的行政官员并不确切了解。可以说，现代我国很多行政官员，没有无依法行政的观念，又如何能期望他们有依法行政的实质？这样怎能期望有真正的法治呢？

举个例子说明，在2016年3月16日，阆中市法院将8名因讨薪未果转而采取涉嫌妨害公务罪行为的农民工拉出来在广场上公开宣判，并组织一大批当地群众到现场观摩、接受所谓的法治教育。阆中市法院的这一场公审公判大会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种公审公判大会，在形式上更像是一种“仪式”，在这场仪式的上演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被俘获的个体”、“流动的权力”以及“消逝的权利”。首先，“被俘获的个体”，这些普通的农民工，男男女女都有，被拉出来五花大绑，面对陌生的人群看客，任凭鄙视和谴责，被迫低头认罪，露出猥琐惊恐的表情，这和过去旧社会罪犯坐囚车游街示众并无二意。再看“流动的权力”，穿着制服的公诉人、法官、荷枪实弹的法警、广场化的司法场景、飘扬在空的官方语言等等，这些使得公诉人、法官、法警以及其他公职人员的职业差别已经十分模糊，他们已经共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独立主体一一个“公共的大我”，共同来声讨和惩罚犯罪分子。最后，

“消逝的权利”，在这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仪式中，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权、隐私权、辩护权已经消失殆尽。这种仪式般的惩罚不仅仅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更针对的是广大公民。与其说是对犯罪者严厉的惩罚，不如说是对人民群众广泛的宣传教育。正如韩非所说得：“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这是一种“杀鸡骇猴”、“杀一做百”的方式。因此，这种思维下的审判注重的是仪式感，重点不在于要惩罚的主体。正如我们的司法俗语中所说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目的是平息公民的愤怒，具体惩罚谁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有惩罚的形式。这是典型的“维稳式的思维”。

我们不从道义和伦理的角度探讨这次公审公判，我们从法律角度分析，至少有3点是违法的：

第一，无视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应是一纸空文，不能将人权保障简单停留在口头宣传上、单纯写在法条里，而必须落实到具体司法实践的点点滴滴中去。无论多么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也无论犯下多重的罪行，他们只要是人，就应该享有最基本的人权，他们做人的基本人格和尊严应该被尊重和保护。阆中法院的公审公判行为，不仅在审判中没有体现人权保障的法律规定，反而走向了人权保障的反面。显然与宪法所要求的人权保障精神相悖！

第二，变相剥夺了被告人依法享有的上诉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是法院完善司法改革、构建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也是通往实体正义的必由之路。作为本案的一审法院，阆中市法院轰轰烈烈地将犯罪嫌疑人带到法庭之外的广场上公开宣判，其实等于已经公开认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罪犯”身份。如果这样，如何保证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如何让上级法院再依法独立公正审判？

第三，不符合《刑法》关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犯罪嫌疑人所受惩罚应该与他所犯罪责相符合，惩罚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界限，这是基本法治常识。2003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准公审公判，坚决反对集中宣判和执行，这条规定对一些地方动辄开展所谓“集中公审公判”等运动式审判活动予以了否定。我们的法院、地方政府不能置刑法的基本原则于不顾，更不应该对法律规定等视若罔闻，不能以公权力的暴力随性羞辱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他们遭受法律规定之外的非法侵害。

另外，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只要一个人还顾忌生存的尊严和“面子”，这种公然的“侮辱刑”给其带来的负罪感和仇恨很可能将会伴其一生。这种仇恨。除了对其自身行为的悔恨，还可能包括对社会的仇恨。当我们的公权力在自以为目的的驱动下，用某些这种极端的手段惩戒罪犯的时候，在我们以为强有力地打击犯罪、警示公民的同时，是否也同时埋下了犯罪者对社会仇恨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身处社会当中的人，都可能会成为这种公权力暴力的潜在受害者。endprint

从阆中公审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法治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推导、司法独立的保障、民意的认同和支持。事实上，

“法治”不仅仅是“通过法律的治理”，更重要的是“法律人的治理”，就是由头脑中具备法律思维的人来治理。对于我们建设法治社会来讲，社会的精英及领导层，头脑中的法律思维、法律意识比书本上和法条文本中的法律规定更加重要。

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处于治理模式转换阶段，我们的治理模式，很多时候是典型的“运动式治理”，这种运动式治理的依据和动因，往往并不是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是来自于外界的触动和压力，比如媒体的一则曝光或者群众的一个微博，或者来自于领导层的权力施压，甚至因为某位领导的一句话，就足以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治理的展开。比如环境污染事件也好，食品安全案件也罢，很多都是先有媒体曝光，从而凝聚社会关注度，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启动了运动式治理模式。在领导的重视、媒体的曝光、群众的关注之下，可能问题解决了，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和长效性。然而，随着社会舆论压力的减弱，或者上级领导注意力的转移，这种运动式治理就会虎头蛇尾，最终不了了之。可是，环境污染的形成，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复杂过程，如果忽视日常的法律治理，从而则导致污染日益严重，则一个本来通过常规执法重视就能化解的問题，最终却需要花大力气长时间来特别治理，这就正是说明了，在我们的治理模式中，法律并没有成为主角，人才是主角。

和“法治”所主张的惯常性不同，“人治”的特点在于，权力的运行是“人”在主导，而不是“法”在主导，因而人治具有更多的随意性和冲动性。因此，很多污染或者安全事件在“热闹”治理一段时间之后，依然是污水继续排，黑烟持续冒，问题食品依然不安全，可是却问人问津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做法，会导致环境污染或者食品安全的持续加重，更严重的是，人们对对法律的信心没有了，认为法律治理不解决问题。如果长此以往，逐渐形成公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则对建设法治社会而言，危害是相当巨大的！

相比较而言，法治的常态化治理模式，是要求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社会治理，强调的是依法严肃日常性执法，而不是试图通过一种轰轰烈烈的集中性的、短期的运动式治理来实现预期的目标。从运动式治理走向法治常态化治理，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努力方向。

我国提出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以上两大深层问题，才能摒除障碍，使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之路越走越远。尤为重要的是，注意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这是当前推进我们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