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传奇中阻碍爱情发展的门第观念

论唐传奇中阻碍爱情发展的门第观念（精选4篇）

篇1：论唐传奇中阻碍爱情发展的门第观念

论唐代传奇中阻碍爱情发展的门第观念

摘要:唐代是一个讲究出身、郡望、注重门第的朝代，这在传奇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本文结合社会地位、文化传统、婚姻关系、家法门风四个因素来全面阐释唐代的门第观念。关键词:唐传奇、阻碍、门第观念

唐代是一个讲究出身、郡望、注重门第的朝代，这在传奇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他们的婚姻往往是要讲究门当户对，即使这往往也失去了爱情，美好的爱情总是会受到阻碍，但归根究底阻碍美好爱情的无一不是世俗的眼光、封建的礼教及森严的门第制度。在唐人传奇小说中，矛盾冲突大多数发生在男女双方本身。但唐代社会的门第观念，以及知识分子在仕途前程上的实际考虑，常常成为酿成爱情悲剧的之间原因。可以说，门第是研究唐代爱情传奇小说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我们都知道唐代是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甚至因受胡文化影响，而有了自由开放和平等重人的思想，可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唐代传奇小说作者为何在作品中仍旧会在作品中强调男女主人公因家庭反对最终不能走到一起。

在结合唐代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对唐代小说的创作观，得出：唐代的门第观念主要由社会地位、文化传统、婚姻关系、家法门风等四种因素影响下而形成。下面将对此进行分别阐述。

一、社会地位

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地位，乃是包括了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权势、官爵是门第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会要》卷八三《嫁娶》篇云：“氏族之盛，实繁于冠冕。”这条资料说明：政治地位对门第的高低起到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唐太宗也曾在派遣高士廉、韦挺、岑文本等人编写《氏族志》时就明确指出：“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也就是说在太宗时期就以官爵尤其是当时的官爵来决定门户的高低、姓氏的等第。

入唐以后，一些传统高门，如崔、卢、李、郑、王等大姓“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但是在当时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初确立这些高门大姓时，都是根据他们官爵的高低来决定的。久而久之，这些大姓失去显赫的权势和官爵，却仍然以门第自许。没有政治地位，空有大姓头衔，是难以长久兴盛的，即使有高门大户之名，也是有名无实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官爵并不是指一世一代的，太宗虽派人修《氏族志》希望“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但他的主观愿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在一般人看来，一世一代的官职虽然显赫，却也只能算作“新贵”“暴贵”，并不能说明门第之高，即使官方认可，民间却没有完全接受。

唐代传奇小说中，我们有时会看到作者会不厌其烦的介绍作品中主人公祖先的显赫的社会地位。如《游仙窟》中，作者自称：“下官望属南阳，住居西鄂。在汉则七叶貂蝉，居韩则五重卿相。鸣钟食鼎，积代衣缨；长戟高门，因巡礼乐。„„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孙，广武将军巨鹿侯之子。” 明白了唐

代门第重视数世官爵这一点，此类现象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唐代时门第与财富是不能划等号的，哪怕你高门清寒、庶族富有，各自的社会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唐代的门第观基本上不会重视财富因素，例如《霍小玉传》中李益“家素贫，事须求货”，但依然因为其陇西李姓而被当时人称作“门族清华”，而霍小玉虽为霍王之女，但因为是庶女，所以在霍王死后便被赶出了家门。甚至有些人即使“资产万计”，但就因为不是士族出身，而受排挤、讥笑。所以在唐代，门第与经济财富之间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

二、文化传统

门第观念自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相当重视文化的积淀。没有文化传统，即使有很高的官爵，也不能被视作高门大户。魏晋的山东氏族地主以门阀相标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化上承继家学渊源。“魏晋山东士族起家玉东汉末年的经学世家，子孙继承父祖学业，历官清显，往往以清显贵。”唐代对文化传统虽不像六朝时那么严格，但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化传统依然是构成门第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唐代人重“清”，传奇小说中更是出现不少诸如清途、清贯、清显、清要、清名、清貴、清望之类的字眼。“清”，主要便是指地位高贵，受人尊崇。在门第观念上，唐人也十分看重这个“清”字，哪怕是“清贫”。

清名、清族、清美等词语都是对高门大姓文化传统的肯定与赞赏。祖辈没有文化积淀、家学渊源的“新贵”是不能列入高门大户之列，武将更是受到士流的轻视排斥。就如进士出身的张九龄就很看不起武将牛仙客。在士族面前，武将、武士也存在自卑心里，有些武将会因“慕士流之德”而想把女儿嫁给清贫的文士，却会受到女婿的轻视。旧族徐善不愿与军人联姻，为了捍卫门第，竟然到了“临以白刃，亦不惧”的地步，可见在他的骨子里，门第观念是何等的深，对武士的轻视到了何等的地步。

在唐代还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联姻。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李唐皇室的传统文化，李唐皇室源于突厥，而非汉族。正因为出自胡夷，所以在家族文化上，即使李唐贵为皇室也无法与以往的汉族高门大户相提并论。

所以文化传统之于门第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婚姻关系

门第观念主要体现在婚姻关系上面。整个唐代门第最高的是“五大姓”——崔、卢、李、郑、王。由于有其优美之门风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成为世人企羡攀附的对象。攀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与之联姻，唐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的荣耀。唐高宗时薛元超已经做到宰相位置上了，还有“三恨”：一不是进士出身；二没有娶到五姓女；三“不得修国史”（见《唐语林》）。高宗的弄臣李义府曾经为其子求婚于五大姓不得，觉得好没面子，于是上奏要求往后这些名门不得自我消化，搞内部联姻。与山东旧族通婚，这是唐人的一种人生目标，一种梦想。

但是五大姓之女择婿还是以门第为首要条件，年纪和官职倒在其次。有位博陵崔氏女年轻又有才学，嫁给了一个老年校书郎卢某，婚后郁郁不乐，写诗抱怨：“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

恨妾身生较晚，不及卢郎年少时。”（《述怀》）“卢郎年少时”，为何不早早找个女人？却非要等门第相当的好女呢！卢姓也是五大姓之一，岂能随便婚娶？

唐人婚姻就是那么奇怪，有些高门望族之女宁可老大不嫁，或者嫁得不好，也不愿和五姓以外的异姓为婚。五大姓人数毕竟有限，往往要等上好几年才能等到同样流着“蓝血”的人，所以“五大姓女”几乎都是怨女。怨女一旦嫁出去，就变成了“索女”，难免野蛮。

社会上那么多好男又都等着“五姓女”屈尊下嫁，这么一耽搁，下面门第既低又资财的贫家女就更难嫁了。“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言嫁不须臾。绿窗娼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娼家女难嫁，嫁晚孝其姑。”在这首《议婚》诗里，白居易愤愤不平的是，没有妇德的富家女易嫁却不嫁，搅乱了婚姻市场秩序，导致朴素美貌的贫家女等白了头。

《霍小玉传》指出：“（李益）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李益家本也是望族，却是清贫，与另一卢姓高门联姻，也算卢姓屈就，但要李姓用百万之资去其女儿，却也不免有“卖婚”之嫌。

高门大户联姻屡见不鲜，但这样“卖婚”的后果便会使得高门大户家境更加殷实，即便是清贫的氏族嫁出一女便可以转贫为富。以至到了最后便成为“婚姻”求财的现象。

四、家法门风

所谓家法门风，是指某一家族世代相传、符合儒家理法的准则、风习。唐代时，人们对门风齐整的家族给予充分的肯定。小说作者津津乐道于崔、柳、卢等高门大姓的门风，并且对此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是不容破坏。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她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象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不一致的。可见在作者的想法里根深蒂固的便是那家法门风不容破坏。

其实所谓的家法门风，就是指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家族整体乃至家庭成员身上的具体体现，家族成员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行为就会被视作“非名教中人”、“王化外物”，看作门风不正。

我们之前也提到，唐代士族之家不愿与李唐皇室联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高门看不起皇室的传统文化，而另一个原因就是皇室的门风不正，不少公主不修妇礼，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甚至是恶劣的影响。唐朝公主娇纵豪奢的有，专横跋扈的有，残暴恶毒的也有，而不修妇礼的更是多不胜数，这在历朝历代中都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也因此这样一个门风不正的李唐皇室，是没有士族高门愿意与之结为姻亲。

对门风齐整的家族予以肯定，对门风不正甚至败坏的家族是予以鄙视，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扼杀了多少对有情人。所以家法门风也是门第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唐朝是一个门第观念甚重的朝代，即使他再繁荣昌盛，仍旧有着不可僭越的尺度，此尺度便是由社会、文化、婚姻、家法门风所构成的门第观念，它便是挡在美好爱情前的一道墙，根深蒂固。

篇2：浅论唐传奇中的男权传统

唐代女子的地位虽有提高, 但她们的爱情和婚姻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她们在追求爱情自由时必须突破门第观念、父母之命和宿命姻缘的牢笼。当时的作家们有着敏锐的触角, 他们时刻关注着女子的命运和幸福, 他们在作品中刻画出一个又一个追求自由婚姻、幸福爱情的鲜明女子形象。

从现存的唐传奇作品来看, 有关女性的描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本来, 社会就是由男女组成, 女性理当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但是在漫长的封建长夜中, 女子由于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不能自养”, 所以总是作为男性的附庸, 总是被逼到文学殿堂的一角, 在唐人小说作品中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 但从整体上看, 女子依然被视为玩物, 生活舞台的主宰依然是男性。这种境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黑格尔曾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 父权制因其“合理”的因素, 正逐渐走向“现实”。这种“现实”的男权传统, 在唐代爱情悲剧题材的传奇中虽有所松动, 但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精神心态方面, 男子是男权社会的主体。唐传奇中, 男子掌握了爱情婚姻的主动权。如《莺莺传》中张生始乱终弃, 科举不中, 抱着追求功名的心态, 留在京城“攀龙附凤”, 抛弃了崔莺莺。《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曾“引谕山河, 指诚日月”, 可后来却抛弃了霍小玉, 抱着高攀名门大族, 以利前途的利己邪念, 与卢氏结婚。与之相应, 唐传奇中女子, 如莺莺愁怨悱恻, 霍小玉怨愤而亡。她们虽然有其刚烈的一面, 但她们却始终摆脱不了封建女性的道德观念的束缚, 在这场和男子争夺爱情主动权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从对女子容貌的要求方面考察。在这些爱情悲剧体裁的唐传奇中, 女性一般都具有美好的容貌,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男权传统的深远影响, 女子容貌必须符合男子的审美要求。如《莺莺传》中的莺莺“常服碎容, 不加新饰, 垂鬟接黛, 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 光辉动人”, 《李娃传》中的李娃“明眸皓腕, 举步艳冶。……触类妍媚, 目所未睹”。如果把这些女子的美貌比喻为“花”的话, 那么这些“花”是开给谁看的呢?当然是给使她们获得悲痛的负心男子看的。这表明了男子不仅精神上控制了女子, 而且还在容貌上控制了她们。

《莺莺传》中的莺莺是一个上层社会的少女, 有着举止端庄的闺秀风范, 又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的多情少女, 即红娘所谓“善属文, 往往沉吟章句, 怨慕者久之”。因此, 易于为张生的“喻情诗”所动, 就在“赖简”后数日, 她终于克制不住对张生的钦慕而与之私下结合。

张生则是“多春思”的“风流才子”。他追求的是“物之尤者”, 是不寻常的美色。一种渴慕之情使他忍受不了“因其德而求娶”的漫长过程, 于是选择“非礼”的途径来追求莺莺。

《莺莺传》的结局多引起争议, 宋代的何东白说崔、张“始相遇也, 如是之笃;终相失也, 如是之遽”, 感到传奇收煞得太突然。但赵令畤认为, 元稹已较充分写出了张生与莺莺不得已而分离的悲剧性情感:“崔之始相得, 而终至相失, 岂得已哉!如崔之他适, 而张诡计以求见, 崔知张之意, 而潜赋诗已谢之, 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耶!”在他看来崔、张始终是一对情人, 惟其如此, 他们终至相失的结局才是悲剧性的。这个看法导致后世崔、张的故事的两种结局设计:一是以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西厢记》杂居为代表,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二是以《不了缘》为代表, 让崔、张永远处于不能相见的思念之痛中。

总之, 唐传奇中的女性爱情大多是悲剧性的, 但在悲剧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明的、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形象, 她们对爱情的执著和坚定, 谱写了一篇篇动人的篇章, 表明女性在爱情自由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赵令畤.侯鳍录——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陈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1988.

篇3：浅论唐传奇中的男权传统

唐代女子的地位虽有提高，但她们的爱情和婚姻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她们在追求爱情自由时必须突破门第观念、父母之命和宿命姻缘的牢笼。当时的作家们有着敏锐的触角，他们时刻关注着女子的命运和幸福，他们在作品中刻画出一个又一个追求自由婚姻、幸福爱情的鲜明女子形象。

从现存的唐传奇作品来看，有关女性的描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本来，社会就是由男女组成，女性理当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但是在漫长的封建长夜中，女子由于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不能自养”，所以总是作为男性的附庸，总是被逼到文学殿堂的一角，在唐人小说作品中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但从整体上看，女子依然被视为玩物，生活舞台的主宰依然是男性。这种境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性，黑格尔曾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父权制因其“合理”的因素，正逐渐走向“现实”。这种“现实”的男权传统，在唐代爱情悲剧题材的传奇中虽有所松动，但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精神心态方面，男子是男权社会的主体。唐传奇中，男子掌握了爱情婚姻的主动权。如《莺莺传》中张生始乱终弃，科举不中，抱着追求功名的心态，留在京城“攀龙附凤”，抛弃了崔莺莺。《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曾“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可后来却抛弃了霍小玉，抱着高攀名门大族，以利前途的利己邪念，与卢氏结婚。与之相应，唐传奇中女子，如莺莺愁怨悱恻，霍小玉怨愤而亡。她们虽然有其刚烈的一面，但她们却始终摆脱不了封建女性的道德观念的束缚，在这场和男子争夺爱情主动权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从对女子容貌的要求方面考察。在这些爱情悲剧体裁的唐传奇中，女性一般都具有美好的容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男权传统的深远影响，女子容貌必须符合男子的审美要求。如《莺莺传》中的 莺莺“常服碎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李娃传》中的李娃“明眸皓腕，举步艳冶。……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如果把这些女子的美貌比喻为“花”的话，那么这些“花”是开给谁看的呢？当然是给使她们获得悲痛的负心男子看的。这表明了男子不仅精神上控制了女子，而且还在容貌上控制了她们。

《莺莺传》中的莺莺是一个上层社会的少女，有着举止端庄的闺秀风范，又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的多情少女，即红娘所谓“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因此，易于为张生的“喻情诗”所动，就在“赖简”后数日，她终于克制不住对张生的钦慕而与之私下结合。

张生则是“多春思”的“风流才子”。他追求的是“物之尤者”，是不寻常的美色。一种渴慕之情使他忍受不了“因其德而求娶”的漫长过程，于是选择“非礼”的途径来追求莺莺。

《莺莺传》的结局多引起争议，宋代的何东白说崔、张“始相遇也，如是之笃；终相失也，如是之遽”，感到传奇收煞得太突然。但赵令畤认为，元稹已较充分写出了张生与莺莺不得已而分离的悲剧性情感：“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之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已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耶！”在他看来崔、张始终是一对情人，惟其如此，他们终至相失的结局才是悲剧性的。这个看法导致后世崔、张的故事的两种结局设计：一是以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西厢记》杂居为代表，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二是以《不了缘》为代表，让崔、张永远处于不能相见的思念之痛中。

总之，唐传奇中的女性爱情大多是悲剧性的，但在悲剧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明的、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们对爱情的执著和坚定，谱写了一篇篇动人的篇章，表明女性在爱情自由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赵令畤.侯鳍录——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陈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4]丹纳.艺术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篇4：试论唐传奇中女权意识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唐传奇；女权；意识；原因

【中图分类号】 G64.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5-3089（2016）31-00-01

一、唐传奇概述及特点

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系统，唐传奇是流行于唐朝的一种新的文言小说，既然说“新”，那当然有别于传统的文言小说。从创作手法上看，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艺术虚构，不再附庸于历史事实，而是概括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生活。

唐代传奇小说数量高产，虽然也写狐鬼、妖怪，但它们不再是引诱者的反面角色，而是具备了人情人性，充满了人的性格和魅力，并被塑造成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的女性艺术形象。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被称为“有意为小说”，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成熟阶段。

二、女权意识

女权意识指女性要求与男性在权利上实现平等的思想观念。这里的平等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伦理等领域的平等。女权意识与女性意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的加深，即女性争取男女平等权利、解放思想、要求平等的思想。

三、唐传奇女权意识形成的原因

唐传奇这一小说新形式，无疑是开拓了小说新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形式，而且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的灵感、素材和价值。同时，女权意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在唐传奇中得到大肆渲染和体现，再次丰富了唐传奇的灵魂，也开启了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唤，唐传奇中女权意识是通过塑造一个个鲜明的女性形象来体现的，如《莺莺传》中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崔莺莺……当然，女权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因此它在唐传奇中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一）繁荣的唐代社会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唐传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中的女性形象的大量出现，女权意识的觉醒，当然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盛时期，国家统一、政治开明、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城市大量兴起、市民队伍扩大、中小地主阶层文人活跃、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发展，这使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当时的长安，是政治经济中心，商贸往来繁多。“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川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繁荣的唐代社会生活，使女性的生活空间相对扩大，自由开放程度以及女性地位也相应提高，这使女性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为了爱情、自由和幸福，她们大胆破除封建礼教等压迫，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反映了唐代女性女权意识的觉醒。

（二）社会开放与民族大融合

在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下，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其游牧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豪爽遗风深深影响了中原本土人民的生活。少数民族中的女性，不像南方中原女子那么温婉尔雅、惟命是从，而是具有同男子一样的大胆豪爽性格，这与她们在北方跟随男子驰骋沙场、打猎有关，这也造就了北方女子在社会或家庭生活中不低的地位。至隋唐，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现象甚是普遍，在风俗、文化、思想、制度方面已是民族大融合，鲁迅说：“唐室多胡气。”正是道出了民族融合的事实。这也使得南方女子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由此也启发了唐传奇中女性个性的大胆张扬。

（三）女官制度的盛行

社会开放、经济繁荣使唐代女性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早已被打破又或者是颠覆，女子读书在唐代是受到鼓励和支持的。女子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保障，她们不仅学习诗词歌赋，同时涉略众多法律、政治领域的学问，这使得唐代女性获得与男子相同的获取大量知识的机会。知识的积累是女性参政的基础。

唐代女性参政之多、影晌之大在我国封建时代是少见的。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唐代允许女性为官的制度联系密切。唐代妇女参政的意识很强，如太宗时期的长孙氏皇后，热于关心国事并积极进谏，为太宗出谋划策，解决国家大事。唐代女性不止参与国家政事，还毫不掩饰独霸政权的野心。最具代表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除此之外，还有太平公主、韦皇后……在女官制度下，女性争取与男性同等权利甚至超越男性的意识显著提高，反映在唐传奇作品中就是鼓励了各阶层女性突破封建礼教的大胆行为。

（四）封建门第观念

据《唐律疏议》规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这就明文规定同一等级的人才能通婚，良贱之间禁止通婚。这种士族婚姻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现实婚恋是必须严格遵循的，这也使得门第观念根深蒂固。

程国赋先生指出“唐五代小说尤其是婚恋题材的作品，不少以悲剧为结局，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门第观念的存在。”在士族婚姻制度的摧残下，《霍小玉传》里出身“贱庶”小玉注定不能和身为文士的李益长相厮守。再看《李娃传》中，当李娃辅助荥阳生应试高中后，作为名妓的李娃自知地位低下，为荥阳生的前途考虑而自愿离开，让荥阳生另娶高门。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信条，也是封建门阀制度的产物。但备受封建门第观念、士族婚姻制度戕害的女性，有冲破限制的诉求。崔女与柳生突破礼教后的最终结合，正是独立思想和冲破礼教的最好体现，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传奇爱情小说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抨击。

（五）攀附高门的婚姻风尚

唐传奇中的女性向往美好的爱情，并執着地追求着，但有的因此黯然分离或香消玉殒。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社会攀附高门的婚姻风尚所造成的。

封建社会文士的两大人生要义是婚姻与仕途，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道“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日婚，二日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陈东原先生亦指出：“唐初婚姻犹重门第。文士以不娶高门女子为人生憾事。”可见，攀附高门是当时男子所热衷的，张生亦即普通人一个，注定他会随波逐流抛弃不能为他带来高官厚禄的崔莺莺。

攀附高门的婚姻风尚带有极其明显的功利色彩和政治目的，文士大多出身寒微，所以把仕途显达的希望寄托于高门，企图通过联姻的方式依附权贵，婚姻被视为通向宦达的阶梯。就像是现代社会中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条件一样，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因此造成了像莺莺这样贫贱女子的悲惨爱情命运。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刘文俊.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3]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高世瑜.唐代妇女[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