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共8篇）

篇1：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诗经》思想内容

（一）祭祖颂歌和周民族的史诗。

周民族的史诗在《诗经·大雅》里，集中保存了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用粗线条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周民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史迹，无愧为周民族的英雄史诗。

（二）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如《国风》中的《魏风·硕鼠》愤怒地斥责剥削阶级是贪婪可憎的大老鼠。《魏风·伐檀》发出了奴隶不平的呐喊和反抗的呼声。《二雅》中的《民劳》《正月》等反映了君主赋税苛重、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现实。

（三）反映爱情生活的婚恋诗。有热烈奔放的情歌。如《关雎》、《风雨》、《郑风·野有蔓草》《静女》等。它们或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相思，或描述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情调。还有深沉执著的恋歌，如《王风·采葛》、《卫风·木瓜》、《秦风·蒹葭》、《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以《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为代表的“弃妇诗”，以浓郁的哀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

（四）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的农事诗。如《噫嘻》、《载芟》、《良耜》，《丰年》等作品，就是耕种田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农事诗中的杰出作品，当推历代传诵的《豳风·七月》，它反映了农夫们一年到头除进行农业生产之外，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养蚕、制衣、打猎、盖房，然而他们却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五）反映战争和徭役征役诗。主要写战争频繁，苛酷的兵役、徭役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如《唐风·鸨羽》、《王风·君子于役》，又如《小雅》中的《大东》、《北山》、《渐渐之石》，《国风》中的《卫风·伯兮》等。也有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气囊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的诗。如大雅中的《江汉》，小雅中的《六月》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

（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这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生活的欢乐和谐如《小雅 鹿鸣 》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对不能循礼自制的宴饮是否定的。

《诗经》的主要艺术成就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第一，是抒情与写实的统一。《诗经》305篇，基本上是抒情诗和叙事诗，而以抒情诗占多数。真实率直的抒情和感情化的叙事，是《诗经》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作品中所抒发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比如社会政治诗，不管是表达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新台》、《伐檀》、《硕鼠》、《陟岵》，还是官吏批评时政的《节南山》、《十月之交》等，都写出了不同阶层人们的不同生活感受，表达的情感都是真实的，不可替代的。其次，作者抒发感情的方式是坦率的。如写男女相思的《关睢》、表现女子爱情遇阻的《柏舟》，表达夫妇相思的《群子于役》指责太师为政不端的《节南山》等，均直抒其情，不用曲折含蓄，真正做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再次，叙事性的诗作也包含着作者的感情，如《七月》中“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等诗句的穿插，《生民》、《公刘》等史诗中对先祖的崇敬与赞美之情，都显得十分浓郁。

第二，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赋、比、兴是《诗经》中最主要的几种艺术表现方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它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可以直接叙事，也可以直接刻画描写，还可以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比者，以彼物比皮物也。”也即是一般的比喻，其最主要、最常见的基本上是修辞意义上的比喻手法，但也有整首诗用比的，如《魏风;硕鼠》、《豳风;鸱枭》，均以借喻手法，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兴者，兴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的开头位置。就其与诗歌的情思关系而言，有两种情况：其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烘托氛围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如《关睢》、《溱洧》等；其与诗歌情思不相关时，则往往只起到起韵的作用，如《山有枢》、《黄鸟》等。第三，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其重章复沓的结构形式。重章是《诗经》的一大特色。其情况有二：一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增强抒情效果；二是改变字词后使诗章之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在意义或情思上有所添加，如《黍离》、《采葛》等。其次，《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但在四言的基本句型下，又间用杂言，参差变化，比较灵活自由，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其三，《诗经》节奏鲜明，音韵谐洽，有天然的音乐美感。当时的作者不知晓音韵规律，其声韵谐调，皆出于天籁自然。它既有一些基本模式，又于模式之外灵活多变。此外，《诗经》的语言也颇有特色，它词汇丰富，又大量运用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和叠字，不但增加了诗歌的韵律美，而且更细腻地传达出诗人曲折细微的情感和物象的活泼情况。

篇2：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它在关注现实、抒发从现实生活出发的真情实感的同时，还具有深厚的艺术魄力。无论是在题材形式、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诗经》的主要内容涵盖歌功颂德、农事、燕飨、战争徭役和婚姻爱情等几个方面。

歌功颂德诗。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如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

农事诗。如《周颂·丰年》描写周初农业大丰收的情景：“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一及秭。”《诗经》中的这类作品，真实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风俗礼制，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经济状况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此外，《七月》作为《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情况，让后人真切感受到他们的不幸和痛苦。

燕飨诗。《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类诗歌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的反映。

怨刺诗。西周末年，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如大雅中的《民劳》、小雅中的《节南山》和国风中的《伐檀》、《硕鼠》等作品，反映了周王朝的苛重赋税、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等社会弊端丛生的现象。

战争徭役诗。《诗经》中有些篇目从正面歌颂战争，如《秦风·无衣》；也有写战争给士兵带来的思乡和愤怒之情，如《小雅·采薇》。《诗经》中的徭役诗则表现了下层民众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如《唐风·鸨羽》和《卫风·伯兮》。它们写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婚姻爱情诗。婚姻爱情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既有写男女相恋的情诗，也有反映婚嫁、家庭生活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女性带来痛苦的弃妇诗。《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周南·桃夭》表现幸福的婚姻家庭；《卫风·氓》和《邶风·谷风》写的则是弃妇的悲惨遭遇。

赋、比、兴的运用，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简单来说，赋就是铺陈直叙，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兴就是触物兴词。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造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诗人的情感。《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就是《秦风·蒹葭》，此部作品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此外，《七月》中，在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生活时，赋这种手法运用得较为成熟；《魏风·硕鼠》和《卫风·硕人》等篇章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画面喜气洋洋，充满欢乐祥和的家庭氛围。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尤其是二节拍的四言句式带有很强的节奏感，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如《周南·芣苢》中的三章就只换了六个动词——采、有、掇、捋、袺、襭，它们不仅描述了采芣苢的整个过程，而且通过诗章的重叠，使整首诗在形式上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此外，《诗经》中的叠句和叠字，也是俯拾皆是。如《豳风·东山》中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小雅·伐木》中以“丁丁”、“嘤嘤”来描摹伐木、鸟鸣之声。

《诗经》的语言不仅押韵方式多样，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表现突出。《诗经》中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的充分认识，为后来诗人的创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且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效果，如《芣苢》中的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苢的图景。总之，《诗经》的语言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篇3：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一.反对婚姻包办，追求婚姻自主

《柳毅传》写的是唐代仪凤年间，落榜书生柳毅在科考之后，回家之前，前往泾阳与乡人告别，路遇道边牧羊的龙女，当获知龙女的不幸遭遇后，应龙女的请托，传书于洞庭龙宫，使龙女获救，后与龙女结为夫妻并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虽然是神话故事，但充满了奇特的幻想和浪漫主义色彩。然而故事的思想内容却反映的是人世间的婚姻问题，表现了古代妇女反对由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和追求婚姻自由的进步思想。

故事中龙女的不幸婚姻源于“父母配嫁”。龙女与“泾阳次子”之间本无任何感情可言，没有共同的感情基础，仅仅是因为“父母配嫁”而结为夫妻。因此，婚后的龙女不可能有什么幸福而言，只能是：丈夫“厌薄”，公婆“毁黜”，落得个经风冒雨、牧羊道边的处境。虽然身为高贵的龙女，也只能是“蛾脸不舒、巾袖无光”。而“父母配嫁”所反映的正是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龙女因“父母配嫁”而经历的不幸，也正是由于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所导致的。因此，龙女的不幸婚姻所反映的也正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共同遭遇，龙女的命运也正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共同命运。

返回洞庭湖的龙女，拒绝了父母的再次“配嫁”，不愿改嫁给“濯锦小儿”。龙女的恩人柳毅则不畏惧钱塘君的威逼，坚决不娶龙女为妻。这些情节所反映的正是古代男女对包办婚姻制度的反抗。虽然故事中写龙女与柳毅的最终结合，并过上了幸福生活，但这完全不由外来干涉而是由于双方自愿，是爱的结合。他们的结合反映了古代妇女追求婚姻自主和婚姻幸福的强烈愿望。

二.曲折的故事情节，浪漫的艺术手法

《柳毅传》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作者通过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采用大胆的夸张和离奇的想象等各种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曲折发展。

《柳毅传》紧紧围绕着落榜书生柳毅的一次奇遇展开。柳毅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他的离奇经历是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柳毅科考落榜后，本身心情极为不佳，但与龙女奇遇后，被龙女的不幸所打动而为龙女传书。柳毅传书到达洞庭龙宫，龙女获救回到龙府后，洞庭龙宫为了答谢柳毅而设宴款待，其间柳毅拒收珍宝和拒绝钱塘君的逼婚。柳毅离开龙府后，已对柳毅产生爱慕之情的龙女，在柳毅之妻死亡后，化成一个普通女子来到人间，并与柳毅结为夫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由此可见，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是不可推测的，是极为曲折而复杂的。

《柳毅传》是一个神话故事，写的是人神相爱，是一篇浪漫主义作品，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故事将当时人们喜闻乐道的灵怪、侠义和爱情结合了起来，叙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作者以奇异的幻想形式来反映人生，来歌颂当时人们所向往的自由幸福的婚姻，并借助于幻想的故事情节来表达人们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故事写龙女与柳毅最后因相爱而结合，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

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曲折鲜明的人物性格

《柳毅传》塑造了柳毅、龙女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和典型鲜明的人物性格。

柳毅是故事的中心人物，按现在说法是个落榜的考生，为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能见义勇为，虽施恩于人却不图人报答。柳毅科考落第，其自身的心情就极为不佳，也需要别人的安慰。但路遇道边牧羊的龙女，因见其“蛾脸不舒、巾袖无光”，便主动上前询问。当龙女向他诉说不幸后请他托书时，柳毅慷慨地答道：“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这足以见他的同情心，正义感和见义勇为的性格。柳毅传书来到洞庭龙宫，龙女也获救回宫。为答谢柳毅，洞庭君设宴款待，向他奉觞敬酒，赠送珍宝时，柳毅则是“笑语四顾，愧揖不暇”。足见柳毅把传书之事看成是自己分内之事，并不认为自己有功和应该得到什么报答。

篇4：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关键词：《诗经》 征役诗 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

《诗经》中征役诗产生的历史背景：《诗经》中的作品基本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这段历史时期的产物。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我国奴隶制社会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发展过程。西周建国后，经过成、康、昭、穆几代的努力把我国奴隶制社会推上了发展的顶峰。到了夷王、厉王的时候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了，西周王朝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继之的“宣王中兴”，不过是西周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西周和春秋交替之际，社会更加黑暗，政局急剧动荡，人民痛苦不堪。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是战争十分频繁。据史料记载，周宣王即位以后，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接连对外用兵，宣王三年至五年，仅二三年间就先后讨伐了西戎、猃狁、荆蛮、淮夷、徐夷等几个少数民族。王权衰落以后，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迭起，据《左传》[1]记载：鲁恒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战争必然伴随着繁重的劳役，各国统治者都役使大批民夫。又，鲁庄公二十八年“冬，饥。筑郿”。“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廪。”“秋，有蜚，为灾也。”“冬十二月，城诸及防。”鲁国在连续两年严重受灾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农时，不恤民情，先后三次大规模地征调民夫修筑城防，其他国家役使人民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无论是兵役还是徭役都要由劳动人民来承担。统治者为了确保对劳动人民的役使权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制度，《周礼·地官》中规定：“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2]在残酷的政治压迫下，兵役徭役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使数以万计的行役者在苦难中呻吟。当时的社会状况正如《大雅·桑柔》中所描写的，“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在触目皆血泪、充耳惟哀音的社会环境中，劳动人民从个人的不幸遭遇中深深感受到时代的黑暗，一种伤时忧乱的思绪冲击着心扉。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地盘，掠夺人口和财富，相互争战。争霸战争也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人民怨恨战争，渴望统一的心声在《诗经》征役诗中多有表现。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以下将对《诗经》中征役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简要论述。

一、思想内容

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在《诗经》中大概有30首。战争与徭役在《诗经》中一般被称为“王事”。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居多。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诗经》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作品是以行役者的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具体从四个角度加以表现：一是直接描写征夫、役夫的怨与恨；二是从思妇的角度间接描写行役之悲；三是从下层官吏的角度反映行役之苦；四是反映将士爱国抗敌之豪迈。《诗经》行役诗所体现的情感特征是哀怨的，它的形成受到了时代和社会、部落情感以及作者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诗经》中反映的战争，有抵抗玁狁、蛮族、徐方、淮夷等部族侵扰的战争，也有春秋时期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因此在《诗经》这类诗歌中我们既可以听到将士们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高歌，也可以听到士兵们厌战思乡对穷兵黩武的怨恨。《诗经》反映战争徭役的诗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繁重的徭役

繁重不堪的徭役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田园荒芜、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在怨声哀歌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征战不休。平王东迁之后，诸侯兼并，大国争霸，战争更是连年不断，征役繁重，民不聊生，苛酷的兵役，徭役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豳风·东山》是一位随周公东征三年幸获生还的老兵在归途中的歌唱。虽然周公率军平息管叔、蔡叔及殷人武庚的叛乱，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但带给士兵的依然是妻离子散和田园荒芜的悲哀。在“零雨其濛”的归途中，诗人想到九死一生，告别了那枕戈待旦、含枚疾行的军族生活，心中不禁漾起阵阵喜悦。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沿途所见十室九空，荒芜残破的情景，不禁使他担心家中境况：

果赢之实，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蟏蛸在户。

町疃鹿场，熠耀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由家园破败，进而担心起三年前新婚燕尔的爱妻，“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时她正在怀念自己，还是已有变故，“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将现实之景与想象、回忆之景有机融合于一体，时空交错，将老兵亦喜亦忧，可畏可怀的心理演绎得淋漓尽致，真切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邶风·击鼓》的作者是被卫国统治者州吁派到宋国戍边的兵士。郑笺《左传·鲁隐公四年》载：“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连年征战，《击鼓》作者“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他回忆起临别与妻的誓言：“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想到长年征战在外，无法与妻见面，对战争产生了怨恨。“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他那撕心裂肺的呼告，是对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的控诉。

《唐风·鸨羽》中，没完没了的徭役使农民终年在外疲于奔命，根本无法赡养父母妻子，因而发出呼天怨地的声音，强烈抗议统治者的深重压迫：

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王室的差事没完没了，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大量的田地荒芜失种，老弱妇孺饿死沟壑，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战乱频繁的现实反映，所以诗人以极其怨愤的口吻对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甚至呼天抢地，表现出人民心中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随时随地都会像炽热的岩浆冲破地壳的裂缝喷涌而出，掀翻统治阶级的宝座[3]。

《小雅·北山》中写道，“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糜盬，忧我父母”。诗句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极为沉重的徭役劳动所表示出来的不满情绪。

（二）官吏行役之苦

《小雅·四牡》中“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写出了一个公务缠身的小官吏驾驶四马快车奔走在漫长征途而思念故乡、思念父母的情境。《小雅·小明》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心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心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

《召南·小星》描写一个身卑职小的下层官吏在王命的驱使下披星戴月地奔波。虽然他已经心力交瘁，但仍然不敢停息，他没有勇气同奴役他的统治者抗争，只好自怨“寔命不犹”。用自我欺骗的方式去寻找心理上的平衡。《小雅·小明》中写一个被贬谪的小官吏，他置身于荒远之地，政务纷繁，虽然几经寒暑，但仍不知归期。他急切地盼望结束这痛苦生活，早日还乡与思念的亲友团聚。

这些诗句写出劳动者对劳役负担不公的现象极为不满。在奴隶社会里，沉重的劳役负担完全落到广大的劳动者身上，奴隶主贵族根本不负担劳役。对这种极不公正的情况广大劳役负担者十分愤慨，他们感到征夫过得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甚至感到自己不该来到人世，“哀我征夫，独为匪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三）征夫、思妇相思之忧伤

两地相思牵挂，征夫思念妻子父母，征役者的家中父母妻儿也同样想念服役的亲人。《王风·君子于役》中妻子看见鸡进窝，牛羊归栏，融景生情，更加关心自己的丈夫，唱出了夫妻离别的心酸：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熟悉农村生活的人常看到这样的晚景：农作的日子是辛劳的，但到了黄昏来临之际，一切归于和平、安谧和甜美。牛羊家禽回到圈栏，炊烟袅袅地升起，灯光温暖地跳动起来，农人和他的妻儿们聊着闲散的话题……黄昏，在大地上出现白天未有的温顺，农人以生命珍爱着的东西向他们归聚，这便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最平常也是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时刻。可是，在诗里，那位妻子的丈夫却在远方，我们能看到那凝视着鸡儿、牛儿、羊儿，凝视着村落外蜿蜒延伸、通向远方的妇人，她生活的缺损在这一刻也就显得最为强烈了——她如此惆怅地期待着。[4]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掷在孤独与恐惧中了。他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而是永远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归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如《卫风·伯兮》就生动地描写女主人公这种情怀：

某雨其雨，杲杲日出。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 。

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难以排遣的痛苦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魏风·陟岵》是一首征人思亲之作，抒写行役之子对父母和兄长的思念之情。曾被推为“千古羁旅行役诗之祖”。[5]

（四）爱国抗敌之情怀

《诗经》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有的表现当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人民奋起反抗，保家卫国的强烈的自豪感，写出了他们的爱国情感和英雄气概，充满乐观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每当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人民总是奋起反抗，保家卫国。《诗经》中的爱国诗，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如《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小雅·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大雅·江汉》是写宣王之时，首先消除猃狁之患，然后宣王亲征，平定淮夷之乱。宣王驻于汉江之滨，命召伯虎率军征之。召伯虎取胜归来，宣王大加赏赐，召伯虎因而作铜簋以纪其功事，并作此诗，以颂其祖召康公之德与天子之英明[6]。《大雅·常武》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再如《秦风·无衣》，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高度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还有《小雅·瞻彼洛矣》《小雅·出车》《小雅·六月》《鄘风·载驰》等，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二、艺术特色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这些诗除具有《诗经》的共同特色外，还有其独自的特色，其艺术特色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没有具体军事场面的描写

《诗经》中的战争诗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的军事场面，最多就是对行军阵容的宏大和军队的气势给与描写，没有更具体的关于军事斗争的内容。《诗经》中的这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

《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宣王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瓒、 秬鬯等，召虎乃作召公簋，铭记其事。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殷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诗中以一句“经营四方”，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如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比，饱蘸笔墨，将王师的声威、气概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小雅·六月》写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事迹，但这首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这次战争的胜利描写，赞美宣王时的中兴功臣，即这次战争的主帅尹吉甫文韬武略、指挥若定的出众才能和堪为万邦之宪的风范。另外，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也是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诗经》中这类完全从正面歌颂角度所写的战争诗，不注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集中表现军威声势，如《小雅·采芑》写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

（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王风·君子于役》《豳风·东山》《小雅·杕杜》等反映出长期的戌役给下层人民带来的痛苦，写出了妻子思念、期盼长年在外服役的丈夫和征夫对妻子及父母的思念。《小雅·采薇》这首诗歌，先写了久戍难归的原因，接着写了作战的紧张生活。从全诗表现的矛盾情感看，这位戍卒既恋家也识大局，似乎不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因此，在漫长的归途上追忆起昨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是极其自然的。《卫风·伯兮》既写了妻子因丈夫征战的骄傲，更写了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诗歌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我们从诗中读到的是：妻子对丈夫的强烈情感经过责任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和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因为本诗所涉及的社会背景是长期存在的。[7]这些诗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

（三）发问增强抒情效果

《诗经》的征役诗中，运用了很多的问句，这些问句的巧用增添了诗歌的表达效果和艺术魅力，使诗歌的句式更加灵活多变，使叙事井然有序，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有时也是心理描写的一种方式。

《邶风·式微》中，“式微，式微，胡不归”两次出现，但并不是有疑而问，而是胸中早有定见的故意设问。诗人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夜以继日地在野外干活，有家不能回，苦不堪言，自然要倾吐心中的的牢骚不平。但如果是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采用这种虽无疑而故作有疑的设问形式，使诗篇显得宛转而有情致，同时也引人注意，启人以思，所谓不言怨而怨自深矣。又如《召南·殷其靁》，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化响雷的地点，“殷其靁，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 “殷其靁，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这样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

如《小雅·四牡》中，“四马騑騑，周道倭迟。”马儿跑得快，跑得累，而道路又是那么曲折悠远，漫无尽头。风尘仆仆小官吏知道马车跑得越快，离故乡越远。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想那圣神的“王事”差事么？不，他只在想一件事：“归”。却又用“岂不怀归？”那样吞吐含蓄的反问句式来表达，表现了丰富细腻一言难尽的思想感情，非常耐人寻味。除了陶渊明式人物能毅然“归去来兮”外，天下有多少人不怀归？

另外，《召南·旄丘》《王风·黍离》《王风·君子与役》《秦风·小戎》《秦风·无衣》《小雅·四牡》《小雅·采薇》等诗中都有不少这样的诗句，它们多是明知故问。这种发自内心的呼喊更能表达作者强烈的感情，达到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效果，同时也让句式更加灵活。

（四）幻想的创造，虚实结合

在《诗经》征役诗中，以征夫角度来写妻子或以思妇的角度写丈夫，是常见的手法。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手法，把征夫（丈夫，儿子）对亲人（妻子、父母）的牵挂、思念以及家人对征夫的担忧、盼望写得淋漓尽致。

如《魏风·陟岵》，它开创了中国古代思乡诗一种独特的抒情模式：从对面设想亲人念己之心。抒情主人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幻境：在他登高思亲的时候，家乡的亲人此时此刻也正登高念己，并在他的耳畔响起了亲人们一声声体贴艰辛、提醒慎重、祝愿平安的嘱咐和叮咛[8]。如《秦风·小戎》中，征人的妻子回忆起丈夫出征时的壮观场面，进而联想到丈夫离家后的情景，回味丈夫给她留下的美好形象，希望他建功立业，博得好名声，凯旋归来。如《秦风·无衣》后两章写主人公在途中对妻的怀念：有推想妻在家中的忧思（“妇叹于室”），有回忆新婚的情景，也有对久别重逢的想象，还有对家园残破的想象，这也许是国风中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一首诗了。

（五）口语式直白的语言

作为最早诗歌集大成者的《诗经》，是口语写作的典范之作，诗歌中很多口语的运用，使得诗歌通俗易懂，表达形象生动，征役诗中，特别是表达征人和亲人之间的思念、担忧之情的诗中，都有很多呼之欲出的口语。

如《魏风·陟岵》中，亲人的念己之语，体现出鲜明的个性。从诗篇看，父亲的“犹来无止”，嘱咐他不要永远滞留他乡，这语气从儿子出发而不失父亲的旷达；母亲的“犹来无弃”，叮咛这位小儿子不要抛弃亲娘，这更多地从母亲这边出发，表现出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以及“娘怜少子”的深情；兄长的“犹来无死”，直言祈愿他不要尸骨埋他乡，这脱口而出的“犹来无死”，强烈地表现了手足深情，表现对青春生命的爱惜和珍视[9]。如《王风·君子与役》，就如一个妇人在向你淡淡描述一幅乡村晚景图、缓缓诉说对远出服役丈夫的思念，而这种口语式的真实表达却更能打动人的心扉。《王风·杨之水》《小雅·采薇》《小雅·四牡》等诗歌都用口语式的语言来表达，当然，这种口语是对生活语言的提炼，它虽然来自生活，却高于生活。

（六）怨愤的悲剧色彩

《诗经》“行役诗”中不少作品反映了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直接描写了出征将士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凄苦心境。“击鼓其镗，踊跃用兵”[10]，在《邶风·击鼓》中诗人起笔就极为概括地勾勒出一幅动乱的社会图景：统治者穷兵黩武，将士们奔走效命，隆隆鼓声、滚滚烟尘、腾腾杀气交织成一片灰暗混乱的艺术画面。在这个背景下诗中主人公登场了。这是一个疲于奔命的士卒，他久别亲人，效命疆场，思念家乡，忧心如焚。想到往昔与妻子的誓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今全部化成泡影，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美好的憧憬。他的心境是绝望悲凉的，感情是无限沉痛的，在“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询兮，不我信兮”的悲叹中，充满了难以生还的忧伤。诗中凄苦哀怨的情调催人泪下。《王风·扬之水》描写一个远戍他乡的士卒，思念亲人，望眼欲穿，对无休止的战争极度怨恨：“扬之水，不流束薪”，“扬之水，不流束楚”，“扬之水，不流束蒲”，全诗用复沓的章法、回环往复的韵律构成了凄凉的情调，传达了东周王朝衰败的哀音。伴随着这个凄凉的调子，诗人以抑制不住的忧愁怨愤之情唱着：“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强烈的盼归之情，无尽的忧愁怨愤与隐约的绝望心绪，都从这哀怨的诗句中表现出来。战争使无数将士葬身沙场，成了异乡之鬼，那些从死亡中逃出来的幸存者又如何呢？《豳风·东山》中写一个新婚不久被强征入伍的士卒，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战斗岁月终于踏上了归途。然而侥幸生还不仅没有使他快乐，反而更增添了几分忧虑：“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主人公久役东山思归心切，然而一旦踏上归途却又忧虑重重。他想象着现在家里可能已经残破不堪了：“伊戚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尤其当他想到新婚久别的妻子“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时内心更是忧心如焚。盼归而又怕归，想见亲人而又怕见亲人的矛盾心理煎熬着他，使他内心十分痛苦。诗人把这个士兵放在“零雨其濛”的天气环境中描写，阴冷的气氛烘托着他悲凉的心境，使诗中哀怨之情显得更加浓郁深沉。

《诗经》“行役诗”都是饱含着作者感情的抒情诗，这些作品在悲凉的氛围中表达了人们哀伤怨愤的情怀。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产生在于人们遭遇了不该遭遇的厄运，它的审美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11]。《诗经》行役诗正是这样具有悲剧性的作品。它们抒发了行役者被抛离正常生活轨道，遭受了正常人所不该遭受的厄运时的哀伤怨愤情绪，并以怨愤而强烈的呐喊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因而这些诗歌具有十分丰富的悲剧性审美价值。

总而言之，征役诗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无论是颂扬战功，叙写军威，还是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在后代诗歌史上都不乏回响。

注释：

[1]许嘉璐主编，陈克炯注译：《春秋左传》，《文白对照十三经》，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许嘉璐主编，许嘉璐著译：《周礼》，《文白对照十三经》，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汪贤度：《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3页。

[4][7]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骆玉明，顾伊：《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第110页。

[5]见[清]乔亿著：《剑溪说诗又编》。

[6]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赵逵夫：《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3页。

[8][9]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陈文忠：《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第186页。

[10][宋]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11]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9页。

篇5：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一、 创作概况：

从“五四”后便已开始的历史题材的创作，这时尤在短篇小说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重要的成果当是鲁迅的《故事新编》。这部集子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它的性属新历史小说，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写于一九二二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历史小说。《奔月》、《铸剑》两篇是一九二六、二七年所作。其余《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均作于三十年代。

二、思想内容：

鲁迅写《补天》“不过取了旨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实则通过女娲捏土为人和炼石补天，描绘了艰辛劳动的雄奇瑰丽的情景，歌颂了创造的伟大。他在女娲两腿间增添了一个小丈夫的形象，讽刺封建卫道者，自认为这是“油滑”，但也增加了作品针砭时弊的特色。到《奔月》，讽刺的色彩更重了，它借勾划逢蒙的丑恶嘴脸，鞭挞那些忘恩负义、趁火打劫之徒。同时也写出了羿落寞孤寂的难堪处境。《铸剑》热烈地歌颂对残暴统治者的反抗和复仇精神，塑造了一个冷峻到极点却又有极热烈的心肠，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舍得自我牺牲的晏之敖的形象。这个形象明显地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奔月》、《铸剑》的正面主人公都有坚韧顽强的精神，却同时又是孤独的。到了三十年代，在《非攻》、《理水》中的墨翟和大禹，便不再是孤军奋战的了，他们自身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气质，也与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两个人物都是胼手胝足，为人民的利益磨顶放踵，埋头苦干。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鲁迅把他们作为支撑中国历史的脊梁，在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不断向关内进逼的严重时刻，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有重要意义。

因此三十年代的这几篇历史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更为密切。《非攻》在中外敌人入侵时只知空嚷的曹公子募捐救国队，《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各色文人等，都是活动着的现实的影子，因而有很强的讽刺批判力量。而最后的三篇主要在于历史故事进行社会批判。《采薇》用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故事，批判当时不满现实又不能正视现实，采取消极避世态度的知识分子。《出关》写老聃，《起死》写庄周，是批判老庄思想的.，这显然也是对当时有人提倡读《庄子》和《文选》，宣扬“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出关》讽刺“清静无为”的老子，还得出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否则便出不了关《起死》中主张“通融”、“圆滑”，无是非的庄子，一到涉及与自己利害相关的事，竟吹起警笛，请求统治者的保护，当场出丑。

三、《故事新编》的艺术特色：

(一)、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如果说鲁迅前面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杰作，那么《故事新编》则是表现为浪漫主义创作倾向。这不仅因为这些小说取材于神话传说，有着瑰丽的想象，宏大的结构，非现实性情节，而且因为作品突出地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前期的《补天》、《奔月》《铸剑》在古代英雄的颂歌里，寄托着作家对理想热烈而执着的追求，后期的《理水》与《非攻》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大禹和墨子这样充满坚定信念与顽强毅力的正面英雄人物，这确实是《呐喊》与《彷徨》所未曾有过的。

(二)鲁迅创造了“古今杂揉”的手法。小说主要人物(如女娲、羿、墨子、老子、庄子)的言行，性格大致都有典籍记载上的根据，其中某些虚构也是可能发生的情节，完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原则;小说中次要的喜剧性的穿插人物大都出于虚构，插入大量现代语言，情节与细节，如《补天》里穿着古衣冠的“丈夫”高叫“人心不古”，就直接取之于“五四”时复古派的语言及形象，《理水》中文化山上的许多学者，开口“Ok”，闭口“莎士比亚”，这些形象的素材都取之于三十年代上海滩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人。这种“古今杂揉”的手法，鲁迅称之为“油滑”的手法，是直接从中国传统戏剧里借用来的。我国传统戏剧里出现的“丑角”就是这类惯于插科打诨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因而这种写法，必然在读者的欣赏心理产生两方面效果：既为作品真实地展现的古代人物、环境、生活所吸引，又因现代语言情节、细节不断插入，提醒而冷静思索作品的现实意义，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作品所描写的一切。从而使小说获得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

(三)、鲁迅还把《故事新编》称作“速写”，以《呐喊》、《彷徨》里小说有所区别;这主要是在人物塑造上，不追求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丰富性，而仅仅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进行夸张的勾勒，加以漫画化。如《补天》中写的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非攻》中写“募捐救国队”，《出关》写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木头”，《起死》吹警笛的庄子形象，都是在绝妙的漫画中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这种漫画式勾勒人物形象的方法，以及具有杂文味的讽刺语言的运用，都可以看出，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写作中，努力把杂文手法渗入小说创作，这就进一步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作业：

1、简析《狂人日记》的思想主题。

2、小说集《呐喊》《彷徨》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革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3、《故事新编》中收入了哪些小说篇目?

4、简析《故事新编》“借古喻今”的创作特色。

5、结合作品，论析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

篇6：浅谈《诗经》中的思想与艺术

浅谈《诗经》中的思想与艺术

10东会计3班 邵纯虹 学号：10851515 电话：***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诗，故又称“诗三百”。按用途和音乐分“民间歌谣（风）、士大夫作品（雅）、祭神的颂辞（颂）”三部分，其中的《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直陈其事）、比（譬喻）、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我国文学的光荣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代良传统的源头就是《诗经》。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伟大成就都充分说明我国文学历史悠久，发达很早，对后也文学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它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应该享有的崇高的地位，《诗经》奠定了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在发展上一些带规律性的基础，无论在诗歌史文学史或文化史上其影响之大使它以后任何一部作品无可比拟。

一、思想内容

《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其主要内容有：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农事、诗宴诗、怨刺诗、战争徭役诗、婚姻爱情诗等。

《诗经》中的内容远不止以上六类。总而言之，《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诗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怨刺诗、战争徭役诗、婚姻爱情诗则是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主义的诗歌，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的传统。

（一）劳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

《诗经》中价值最高的主体部分是《国风》、《国风》绝大部分是来自民间的公民歌，其次是小雅，小雅中也收入了许多的民歌，《诗经》的“十五国风”的大部分和“小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原来是流传在人民口头的作品，它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诗》的出现确立了劳动人民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意味着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综观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文人及创作也就是屈原及《楚辞》，屈原的《楚辞》与《国风》有深厚的血肉关系，他在学习楚歌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中原文化的精神，创造了他的骚体诗，《九歌》基本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这以后汉魏乐府直接继承了《国风》的优良传统而深刻影响了建安文学。汉魏乐府可说《国风》影响下的直接产物，而魏晋五言诗是汉乐府学习的结果，六朝的歌谣与《国风》

中国古代文化专题选讲

汉魏乐府一脉相承，推动唐诗的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史上的鼎盛的一页达到光辉顶点、唐五代诗人学习民间曲子词促进词的发展，五代以来的词，曲对无杂剧的影响都是这种关系的继承和发展，“倾”、“大雅”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直接影响汉代大赋。

（二）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中的作品广泛而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其中的“国风”和“二雅”里来自民间的部分，更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阶层人民的思想感情，思想内容主题广泛，几乎包括上当时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有对劳动、爱情的讴歌，有对被压迫被剥削痛苦生活的描绘，有对黑暗现实政治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也有对神权统治的怀疑反抗，广泛性真实性特别体现在国风当中，成为国风反映现实生活的两大特点，大至阶级矛盾小到家庭生活，展现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从本质上讲，正确地反映了阶级关系，“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推动后也至今天诗人作家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民歌所以是现实主义，因为它是人民讴歌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在生活中扎根很深，有极其雄厚的生活基础，无论政治深远还是歌倾劳动热爱生活的乐观诗，还是表现劳动妇女悲惨生活的诗，都是人民生活的写照，是他们极为悲愤或欢乐迸出的诗，创作是现实主义《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初步建立了我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二、《诗经》的艺术特点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一）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前人研究《诗经》的著作中对赋、比、兴有种种解释，朱熹《诗集传》写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今天看来，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师》把它与风、雅、颂台为“六义”其实这二者之间有区别：风、雅、颂就其思想内容，写作来历，作品作用以及配乐类型的不同而划分出来的基本种类。因此，风、雅、颂是分类名称，而赋、兴是根据这些作品思想内容创造出来的不同表现方法。《诗经》在使用它们时，往往是交叉的。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另外，比兴也常常分不开，比中有兴，兴中有比，它们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赋就是陈述铺叙之意，或是敷陈，直截了当地抒情、叙事，《诗经》的雅，颂诗中多采用这种方法，风诗中较少，但也有以此见长者，如《七月》所谓“比”就是譬喻比拟，使作品形象更鲜明，如《硕鼠》以鼠拟人来比喻统治者可憎，可鄙，以突出其贪婪狡黠的本质，借以加强讽刺的力量，《相鼠》、《氓》用桑树由繁到落来比喻夫妇爱情的变化，《离黍》用酒醉来比喻人内心的惶惶惚惚借以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还用比来丑化仇人如《南山》揭露黑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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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其基本含义，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作用只是为了引起下文，使诗歌曲折、委婉，不给人突兀的感觉。《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说比是托物喻志，那么兴就是触景生情，《诗》中的兴除几个别的例外，都用在一首诗的发端，兴在古代，现代歌谣中最常见的手法，在《诗》中用兴的地方比用经的地方还要多，赋、比、兴三者，赋是大量的，常见的，构成了《诗》、表现手法的主体，比、兴的运用虽然是《诗》民歌特色，但只在修饰上起作用，兴与诗正文的关系来看，基本分两类：

1、意义上与正文无联系，只是借来开头，从韵脚、语势、情调上引起下文。

2、与正文有意义上的联系，其中有的起到了比喻的作用，如《美睢》：“关关睢鸠之州”（有兴而比也之说），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花”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花”），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新娘出嫁后多子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兴中有比，“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髦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夭只，不识人只”。兴是《诗经》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创造大大丰富了后代诗歌创作，它一直被继承和发展了下来。

（二）句式和章法（包括句式、重章、叠字、叠句等）。

篇7：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试比较“革命与爱情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摘要：建国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多是革命斗争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反映知识分子生活题材不多,而以女性视角关注的知识分子题材则更少,本文以《青春之歌》和《红豆》为例说明此时期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的共性以,更进一步挖掘两者的异质呈现。因此去分析革命爱情小说。透过此小说看时代背景下的革命与爱情。

关键词：十七年代文学 爱情 革命 知识女性 学术思想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引言：爱情与革命向来是很少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两者有些异端的对立，风马牛不相及。在建国十七年时期很少会出现爱情小说多是革命与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时代的大背景下爱情反而成为一种禁言的话题，因此《红豆》和《青春之歌》这少有的以当代爱情以当代知识女性为题材的小说成为了那一时代的“异教徒”。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视角去分析去理解当时这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不难发现文章都是探索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如何改造自己、探求新出路问题的,但是小说体现出内涵气质差异却很大,作品命运也大相径庭,非常耐人寻味。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爱情与革命的对立相依。在那个时代知识女性对爱情的向往却又看不到未来的种种挣扎对前方不确定的迷茫，革命环境下的冲击，最终向着悲剧的尾声迈进。一切的一切都表现出两位女性作家对大时代背景的无奈和现实真实的写照。小说中最令人着迷的其实是无处不在体现的人性的光辉，女性作家写作的优势在于她们有敏感的神经可以让她们把人性的细腻、复杂、多变、矛盾酣畅淋漓的展现。主体思想的贯穿使得小说特殊超然于当时的作品之上脱颖而出。时至今日仍散发着文学魅力引人入胜。因此我在此试分析两片优秀的小说。

正文：在十七年代文学的大背景下，《青春之歌》和《红豆》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作者要表达的都是宏大的主题：冲破封建的牢笼和束缚，对封建伦理的反叛和个性追求，对革命向往以及知识分子的觉醒等高姿态的写作。《青春之歌》和《红豆》在此意识形态之下都呈现出对革命与爱情两者的辩证对立关系。

《青春之歌》和《红豆》是同一主题下的不同倾向。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红豆》。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人性关怀。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作家宗璞在真实地将这对恋人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时，就是要激起当时在爱情上的种种正确观念的产生。让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能够在那个以歌颂为主的“文学独白”的年代绽放光彩，让更多的人特别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等因素，让中国的文艺界多生产一些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品。可以说

《红豆》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不仅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表达了一种爱情观念。

其次再来看看《青春之歌》。《青春之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爱国运动，反映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真实地再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面貌。尖锐的民族矛盾、残酷的阶级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小说塑造了这一历史背景下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且以对林道静的塑造为主线贯穿始终，详尽讲述林道静是在自身的艰苦的革命活动和曲折的锻炼改造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青春之歌》规模庞大，但繁而不乱，所有广阔的现实生活，众多的人物，复杂的事件，时空的变迁全都通过林道静一人的经历贯穿起来，使得文章内容丰富而线索鲜明。文中对比映衬手法的使用，使各种人物的形象更鲜明，人物内心世界更是如窗洞开，作品因而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小说中革命青年的光辉理想和勇于献身的革命热情，有着强大的促人奋发的感染力。

其实《青春之歌》和《红豆》都是写一个女性小知识分子如何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投身时代的洪流走上革命的道路，慢慢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中，作家都是以爱情出发，描写了知识分子女性细致的感情生活，其爱情必定是贯穿革命这个主体，与爱人在革命道路上一同觉醒与成长，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都无法摆脱“为政治服务”这一思想的束缚，她们都认为爱情一旦背弃了革命将无法永存，必然走向奔溃，爱情只有依附革命，才能重获新生。虽然如此，但两部作品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青春之歌》侧重“革命”而《红豆》侧重“爱情”。

《青春之歌》比起《红豆》来革命性，政治性更加强烈，无法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即无法跳出“革命+爱情”的枷锁，林道静的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渐渐完成的，然而她的选择不仅仅只有人生道路的选择还有爱情的选择，而人生道路的选择决定了其爱情的选择。《青春之歌》中“爱情的选择”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两条双声并置又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林道静与余永泽在政治上的分歧让她明白，不是走一条路上的伴侣是没办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打扰，这只是自己骗自己。细究起来，余林两人的劳燕分飞，与其说是余永泽以某种言行破坏了在林道静中的美好形象，不如说是林道静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更高的革命理想导致了这段感情的破裂，因此，是革命与否最终决定了爱情的较量和选择。

如果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掺杂了爱情故事的革命书籍，那么《红豆》就是在革命时期的爱情小说。

《红豆》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描写了女性知识分子真实的情感生活，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真实性，改写了一直以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更多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在《红豆》中，爱情意味表现十足，表现在江玫和齐虹之间的分分合合，纠纠葛葛，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故事。小说的题目为“红豆”，作者大概是借用“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颉，此物最相思。”这样唯美的诗句吧，显得浪漫诗意，从题目上就显示出了文章的宗旨——爱情的表达。

《红豆》最大的特点就是讲述了富有悲欢苦乐，有血有肉的内心故事，毫不掩饰地写出了江玫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时，对过去爱情的眷恋和缅怀。在描写江玫和齐虹的爱情时作了大量的细节刻画，江玫明明知道与齐虹的恋爱不会有结果，但终陷于纠葛，难舍自拔的困难境地，江玫内心的痛苦，在文本中都字字可见，小说语言的运用中描绘真切、语言简约，以质朴无华的文字传达爱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实而感人，字里行间充满雅韵逸致，文化气氛浓郁。她通过细腻的心理剖析，把那种理智上面要割舍，情感上又难以割舍的爱情，写得缠绵委婉。《红豆》展露出天然纯真的爱情心理，体现了人性真实的部分还原。作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表现出知识分子在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矛盾与挣扎，这正式作者感情的真实流露。在江玫理智的选择和清醒的认识后，所带来的并不是像《青春之歌》的林道静那样的大彻大悟，而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

对于《红豆》如此真是细腻的描写，我们可以提出很多质疑的地方，例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决裂，就是因为两人的政治去向不同，就分道扬镳，之后就不再留恋，这样的情感表达是否真实可靠？而且，对于余永泽的前后描写反差过于大，前部分对余永泽过于褒，后又过于贬，这种人性格变化的差异是否接近于现实？所以相对于《青春之歌》来讲，《红豆》的真实性又略胜一筹了，不难看出，杨沫的个人姿态是站在政治的背景下，深深的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烙印，而对于宗璞来讲，她是基于个人的情感来写，重在凸显人性，尽管她极力迎合政权，但她个人姿态下的写作依旧保持着对人性的关怀。

篇8：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一、《诗经》民歌的产生及在叙事诗上呈现的特点:

《诗经》在我国文化领域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将民间的一些为大众所熟悉和广为传播的歌谣进行搜集,所以创作的作者并不是出自一人,而且来源地区也是非常的广泛。有的说法说这些民歌都是各国乐师搜集的,也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有设专门部门安排专业采集诗歌的人进行的搜集,它的出现既丰富了当时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将诗歌民间文化做出了记载,为后世诗歌创作做出贡献。

《诗经》作为中国文化诗歌史的一本经典著作,在表现手法上就已经是广泛全面的使用赋、比、兴,体裁上也已经能很好地运用风、雅、颂,一直为后人所学习和研究,就其中的叙事诗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叙事清晰,情节生动

《诗经》中的许多叙事诗,都是能够很直白的讲述出故事的原委,开头、发展、结局每个部分都会清晰的阐述,但整体欣赏下来会觉得还是情节生动能让人回味和产生一定的感受的,例如 :《卫风氓》是诗经民歌众多作品中比较著名的一首叙事诗,故事的开展线路明朗主要是恋爱、婚变、决绝三部分。女主人从恋爱婚姻到被遗弃的一个生活遭遇,文章刻画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女子形象,从感情升华上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和自由婚姻的追求和向往。整篇以第一人称叙事,但文章高潮迭起,欣赏过后能记忆犹新,让人回味无穷。

2、人物鲜明,千姿百态

在《诗经》叙事诗中,不光能让读者读到有情节的故事,同时也能够让人通过其中的文字和描写对其人物有深刻的印象和认识。在各个不同的叙事诗中又能以不同的描述方式和故事情节来突显人物的个性,人物形象千姿百态。例如 :《卫风氓》“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这些细节的人物描写衬托出女主人的贤淑、美丽。“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是对女主人翁作为人妻的能干和勤劳的突显。这些描写不是直白的赞美主人翁的人物优点,而是从侧面来揭示和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在不知不觉中已让人物形象生动的展现在欣赏者面前。

二、汉乐府对诗经民歌叙事诗的继承和发展

汉乐府民歌对于诗经民歌叙事诗不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继承,传承了一些叙述的特点,同时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升华,将叙事诗民歌推向了当时的一个高潮阶段。

1、故事矛盾冲突激烈。

叙事文一般是平铺直叙的讲出故事内容,也会通过一些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是在汉乐府民歌中往往将故事中的一些冲突面也通过文字叙述出来,既能生动故事情节又能把人内心的复杂情感表现出来。

在《木兰辞》中“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反映出军营战争生活的枯燥、不易和危险,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轻女子而言更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通过这些描写体现木兰的坚韧和勇敢,到木兰回家时有这样写道“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这是恢复女儿身的美丽的一种描写,这里从情感上体现出木兰对自己回归生活、回归家庭的向往。这些文中的处理都是很得当且能反映人物心情和感受,刻画人物性格。在木兰辞中这就是一组尖锐的矛盾冲突,木兰本是一女子但由于担忧父亲年事过高不能从军,而替父从军,过着单调艰辛的军营生活,同时又想回家重拾女子生活的矛盾,处理得当。全文阅读下来,总结出木兰,她既能在沙场上展现自己的影子飒爽,也能在家中做父母的娇美女儿 ;既是国家战士优势平民女子,勇敢、善良、坚韧、淳朴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表现手法多样化,风格独特,引人入胜。

本身在《诗经》的诗歌中,就已经广泛的运用到了修辞手法,而在吸取其长处时,更是大量将修辞手法灵活运用到文中,同时在句式上更是变化多样,文章使用的风格和手法都各有特色。

《陌上桑》的写作手法上的处理比较突出的是烘托和侧面的映衬。在表现罗敷之美时,没有对具体对象容貌的直接描写,而是间接的、动静相结合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而《孔雀东南飞》对于人物形象性格的刻画则是以白描的手法。《陌上桑》幽默风趣,在语言运用上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而《孔雀东南飞》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从这两个名篇中也能感受到语言运用和写作手法已经开始多样化,并能成熟的表现出来,让故事更为生动。

2、人物性格鲜明、生动。

在乐府诗的叙事诗中,一般故事的开展都会涉及到许多的人物,而乐府诗能够把人物形象生动的通过其表现方式展现出来,揭示主题。当时的乐府诗的民歌有很大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真实生活的写照,也有对官吏使者奢靡生活的反映,还有对统治者们的罪恶行为的批判,给人以道德教化,同时也抒发了贫苦大众的情感。

在《陌上桑》中,主人翁罗敷的个人特色是比较鲜明的,在文中的第三段处,都是以答话为主要构成部分。她回应使者、嘲讽使君愚蠢,并描述了自己的丈夫的形象,盛夸丈夫而压倒对方。从这里能非常清晰的表现出罗敷的性格特点,她伶牙俐齿不畏权贵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体现出其人格魅力。“好女”形象变得具体和彰明。“无马立踟蹰”五匹马徘徊不向前,这是通过马不前行,马的徘徊是对使君的一种心理状态的细节表现,想又不敢,“使君遣吏往”是使君对人的差遣,反映出当时人的阶级性和距离感,同时在文中使君对罗敷好奇地打听和问话就已能暴露出使君的肮脏灵魂和可耻的想法。文中语言平实,但简单的表述又强烈的衬托出文中人物的性格特点。

3、语言质朴、但含义深刻

《诗经》不是仅仅面对学者和阅读者,它是可以配乐加工后成为传唱演奏的诗歌。它需要有普遍性要平和能让众多听众和观众接受,既要有娱乐性、趣味性和通俗性,也要有一定的文艺性和一定的内涵追求,才能更受大众的喜爱。而乐府民歌在总结诗经民歌特色上更好的处理到语言质朴但意味深远。

如 :《饮马长城窟行》中的两句心理的刻画“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当细细品味和咀嚼时,能感受其要表达的真实情感。受相思之苦的思妇盼到了丈夫的心,急切阅读,信中“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表面看是丈夫同样挂念家中的妻子,其实其中还隐含了思妇内心的不甘,等了这么久等来的就是这点消息,实在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