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研究笔记

鲁迅小说研究笔记（精选6篇）

篇1：鲁迅小说研究笔记

在《呐喊》的自序中，作者便阐述了创作的目的：疗救。其中一句“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引发了深思。其实，药引的奇特也是愚弄人的手段之一，因为即使是奇特的但实际是傻瓜般的药依然无法挽救父亲的生命，以此引出学医之路。随后又在画片上看到了麻木而愚笨的国民。作者便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毫无意义的看客与示众材料是同等的死物，即使被毁灭也微不足道。以及《新生》出版的失败也预示着创新与疗救的困难。在这毫无边际的苦闷荒原中，作者反省道：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作者并不失望，而是“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于是，这“中国之脊梁”便真正地踏上了疗救之路。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一开始便以文言文作为片头曲，阐明“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创作原因。紧接着，第一句便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与美好月光的对比，突显的是狂人的恐惧。何以恐惧?只怕是回应了《轻肥》中的一句诗：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中所描写的是百姓无奈于饥荒，到了不得不互吃的场景。而在狂人的眼中的“吃人”，则是比狂人更加神经质的举动。狂人重复着一句话：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研究之后，便发现了吃人之道。在吃人的时代，所有的人都会吃人，所有的人也都冒着被吃的危险。而当狂人看着昔日的友人亲戚在吃鱼时，便将除他以外的事物全当成了吃人的物件。这便是神经质的终极表现。活在那么一个吃人的时代，所有人都会被逼出被害妄想症来。

而后，狂人的哥哥又为其带来大夫，说是看病。狂人看着大夫的举动，心想着“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却听见大夫说：“不要乱想。静静地养几天，就好了。”然而却是妖言惑众，临死前的安慰，犹如夜暮降临前的夕阳之光。狂人便开始梦呓般的语误：“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话语中透着荒诞与神经，夹杂着无奈与凄凉久久地徘徊。

经历了无数个充斥着噩梦的夜晚和被吃人的人死盯着看的白昼后，狂人大喊着“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以此提醒世人：毒害世人的思想终究会被摒弃。最后，狂人怀抱着挽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写下：救救孩子。后来便是一连串的省略点，预示着挽救新生思想之路的漫长与艰辛。但中国的脊梁依然会不懈地前进，为新生与未来而奋斗着。

在《阿Q正传》中，传记还没有开始，阿Q便因自称为“赵太爷的本家”而被扇嘴巴子，犯贱开始了。每每被闲人揪住黄辫子，阿Q就以小虫自诩，以此换来五六个响头。而阿Q却依然快乐着，飘飘然着，在假洋鬼子哭丧棒的啪啪声中，阿Q在自己营造的精神胜利氛围里“快活得要飞去了。”生活在未庄的.人都是变色龙。何以见得?自从阿Q非礼了赵太爷家的女仆吴妈后，未庄所有的女人见了阿Q便躲，未庄所有的府上都不再请阿Q做工，连酒家都不肯赊酒了。因走投无路，阿Q只好上城去。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到举人老爷家去帮工了，带回来白花花的银子，以及全身上下打扮一新的阿Q。这回未庄的人大都敬仰起阿Q来，待阿Q演绎完“好看”的杀头后，便更加敬仰，甚至有点畏惧了。

后来阿Q便经历了想革命到革命失败，最后落到被杀头的结局。阿Q惧怕到连画押都画不好，他又因那圆圈画不圆而羞愧。一个临死的人，居然还顾着画押纸上的认罪圈画得圆不圆。当时人们的可笑与荒诞可见一斑。不过，他除了能够担忧此类事情还能担忧什么呢?他的命是注定了，就犹如他自己说的“二十年后又是一个”自欺欺人。而名声，阿Q的名声本来就不好，要不然怎么总招赵太爷甚至是王胡这类败类的打呢?我想起其中的一句话来：“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在整个前往刑场的路途中，阿Q没有唱一句戏，这也是一件让看客们极为不满的事。众人都在心里大喊：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如此的麻木不仁，使这样的形象映射出当时社会风气的糜烂不堪。

《呐喊》中依然有很多可笑的，无奈的，反映荒唐的故事，在这里是不可以一一去解读完的，因为鲁迅文学的精髓是不可用几个文字就概述完全的。

看完《呐喊》后，我觉得，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依然需要疗救。一是在文学方面，目前泛滥的都是所谓青春疼痛系列文学，大概阿Q看了也会愤愤地骂道：妈妈的!所谓青春疼痛文学，是以自以为是优雅之文字，胡乱编写一段段麻瓜般的爱情故事，似乎在强烈地鼓励着青少年都早恋，以导致国家栋梁数目直线下降，未来将不堪设想。有识之士便谓此类文学为垃圾文学。要坚决摒弃垃圾文学，与不学无术保持独立关系，增强自身对生活的感悟，禅到人生的奥义，将重要的精神与品质通过有质感的文字表达出来，以此警示世人。村上春树说：“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这才是写作的奥义。写作的真正意义与目的，不应该纯属情感的宣泄或是永不着边际的傻想法。所以我才想努力，才想参透一些重要的东西，才想突破瓶颈。这样的我才成长，这样的时代才成长。虽然我只是偌大社会中的渺小个体，但我不认为我不重要。我早说过，我和我的同学都很重要。毕淑敏阿姨也许会感到一点点安慰，因为“重要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只有更多的人抱着觉悟的心理，疗救才会发挥到极致作用。

二是精神方面。在书城里，名著的价格一降再降，却依然无人买;那些鬼怪奇谈，娱乐八卦，假装纯情的所谓书籍即使价格再高也依然排到销量榜的前列。我想起鲁迅曾经感叹道：民族劣根，难治啊!他那妙手回春的疗救之术确实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拯救过无数人的灵魂，但却仍然让一些顽根残留了下来。所谓精神享受还是与物质有关。雷抒雁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贫穷恶毒地嘲笑着文明。那早出晚归的农夫一点也不在乎曾修饰了辉煌古代文明的砖头和瓦楞，只因他的贫穷。所以，精神方面的疗救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泛，就需要我们这些国家的未来来携手共进，勇敢地创造美好的未来，实现精神上的疗救。

某人曾透露过这样的消息:现在的教科书正大量地删除鲁迅的散文与小说，原因是其太深奥及有人质疑它的精神是否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我认为这些质疑与担忧根本就是杞人忧天。鲁迅文学正是以其或犀利或辛辣或无奈的文字，鼓舞着在黑暗中艰苦奋斗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要创新，或完成一件伟大的事都需要来自外界的鼓舞与支持。当我们真正了解到鲁迅文学甚至是更多文学作品的精髓，才能真正地实现疗救与精神上的富足，才能真正地给民族乃至世界带来新生。

篇2：鲁迅小说研究笔记

究

09 语教3 王振华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中国国民性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藤野先生》

这是鲁迅现在求学日本仙台时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就此改变的鲁迅以医术救国的初念。鲁迅的父亲是是死于庸医之手，所以鲁迅从那时起便立下志愿，学医救人，不再让庸医误人性命。但是在看电影时，鲁迅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希望。

鲁迅在他的《呐喊 小序》中说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此，鲁迅走上新文学、民主革命的道路，为唤醒中国国民的精神，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应的自己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一生写过众多小说、著作，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在于描写国民性问题，在于唤醒深藏国民心中那中华民族深深的骄傲、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国民的愚昧、怯懦在鲁迅的文章小说中体现无遗。

一、愚昧。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七斤的“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和皇帝坐了龙庭之类，赵七爷的夸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七大人的玩“屁塞”……真是愚不可及。

二、卑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鲁迅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古传，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

（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鲁迅认为中华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兴致很高，“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牺牲后，那些茶馆里的茶客不但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反而把夏瑜的遇害当作有趣的故事津津乐道。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对于祥林嫂的再嫁，人们采取的是奚落、不屑的态度。对于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厌烦得头痛”了。对于祥林嫂头上的疤，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当人们厌弃了阿毛的故事后，从柳妈处传来的这一新的故事，无疑又成了他们新的生活调剂。对于祥林嫂的死，鲁四老爷咒骂她是“一个谬种”；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我”开始有些“惊惶”，随即“心地已经渐渐轻松”；“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祥林嫂所处的人文环境真的让她窒息无以生存。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说了这么多，那国民性到底是什么呢？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3、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昆仑出版社, 2001

4、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一一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篇3：鲁迅小说人物研究

一、受尽压迫而竭力反抗的人物

鲁迅笔下描绘了一批饱受压迫但竭力反抗的人物形象, 例如祥林嫂、单四嫂子、子君、涓生、狂人、阿Q等等, 这些人物形象在塑造时也有个性和共性的差异。《明天》中单四嫂子看着宝儿纺着纱发出对明天的祈祷, 祥林嫂用自己的美好明天以及自己的儿子来安慰自己, 可以说这都是他们对旧社会压迫的反抗, 甚至阿Q的“精神胜利法”都是对这种压迫的无意识反抗。只不过这种欺软怕硬、夸耀过去、幻想未来的反抗手段是很不切实际的, 但是这种反抗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性。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 他们的反抗并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 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受迫害的本质, 他们更多的是用一种封建迷信的方法来对抗封建压迫, 这种反抗在当时社会虽然没有掀起大风大浪, 但也在潜移默化中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竭力反抗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狂人, 狂人是鲁迅笔下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 他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反复的思索, 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吃人的本质”, 狂人揭露了封建社会残害人的本质, 并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抗议。还有子君和涓生, 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虽然最终他俩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但是他们这种主动反抗的精神是对反封建专制的强力宣言, 也对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二、饱受封建思想侵蚀的人物形象

被封建思想影响侵蚀的人物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例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阿Q几乎集封建礼教、迷信等于一身, 可以说他是一个封建思想的集合体。在文章的开头, 鲁迅就描写了一场因姓氏而引起的风波。旧社会姓氏是一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 因此阿Q借着酒性要和赵家攀亲戚, 这反映了阿Q思想深处的封建迷信, 然后后来在在描写阿Q的恋爱时, 她的封建思想, 愚昧形象也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都是受过封建压迫的个性人物, 鲁迅通过这些人物展示出他们受封建思想摧残的不同侧面。例如孔乙己虽然穷困潦倒, 但是仍然不愿意代表自己读书人身份的长袍, 还把自己读书人的身份经常向别人炫耀, 这就体现了封建思想中的“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他心里的根深蒂固, 也是他受封建压迫的深刻表现。而祥林嫂在封建礼教、神权、族权以及夫权的压迫下, 始终抱着寡妇不能再嫁的观念, 当她被卖到贺家坳时, 她扯着嗓子嘶喊, 甚至撞香案来表示自己的清白, 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礼教对妇女思想的禁锢。封建思想除了在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中明显存在外, 在农民之间也是存在的, 闰土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民。

三、麻木愚昧不悟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但是由于封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极其严重, 因此在这多重的压力下, 他们又矛盾的显示出一种愚昧和麻木来。因此他们的反抗斗争也是愚昧的, 这就是这些人物的共性。但每个人物让人哭笑不得的斗争又反映了不同的麻木和愚昧, 这又展现了这些人物的个性。鲁迅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个性化的愚昧不悟。第一种就是将革命等同于闹剧或者游戏的, 例如华老栓以及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 华老栓将革命者的牺牲完全忽略, 而看客对于革命者的牺牲采取的不是理解而是赏玩。第二种麻木就是将压迫作为说服自己的理由, 这种“变态”的心理把他们的愚昧无知表现的淋漓尽致。陈士成和孔乙己是这种类型下的典型人物。陈士成乡试十六回都没有成功, 于是在失魂落魄中想象着金钱落入水中而亡;孔乙己以读书为自己的骄傲, 还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教孩子们“回”字的四种写法, 他们痛苦一生也在不明不白中结束了。第三种描绘的就是思想被牵着鼻子走的迂腐的人。柳妈的到了阴间会被分成两半的言论深深的刺激了祥林嫂, 于是她拼死拼活筹钱捐门槛, 最终还是在寒风之夜死去。

参考文献

[1]伍海霞.论鲁迅小说对“看客心理”的批判[J].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04) .

[2]陈宝琳.鲁迅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特质分析[J].文学教育 (上) , 2010, (02) .

篇4：鲁迅小说《祝福》空间叙事研究

关键词：《祝福》；空间叙事；私人空间；典型空间；社会公共空间

小说不仅是一种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时空艺术。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乃至主题的表现，都必须依托某种特定的空间场所。从这种角度来看，空间于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鲁迅小说《祝福》的空间设置巧妙，转换自然，既顺应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需要，也在环境描写中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一、私人空间

笔者将祥林嫂的个人生活空间命名为“私人空间”，即她婚前婚后的家庭空间，具体分为婚前出生的家庭、第一次结婚后组建的家庭、改嫁后建立的家庭等三个略写的空间。这个“私人空间”是小说叙事场域之一，既规定了叙事内容，也制约了故事内容的家庭伦理性质。伴随着“私人空间”的设置和转换，祥林嫂的生活境遇也每况愈下，渐趋不幸，最终走向毁灭。祥林嫂的人物形象亦在这三个“私人空间”的自然切换中呈现出来，她的命运走势愈加明朗，凝聚在她身上的蕴涵也逐步得到挖掘和显现。借由此，作者完成了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吃人”这个主题的表达。下面笔者试细论之。

作者对祥林嫂出生的家庭一笔带过，可谓惜墨如金，但别具用意。这个私人空间是由卫老婆子介绍祥林嫂的基本情况时说出的。小说对于她未嫁前家庭的介绍极其简略，读者无从得知其具体情况，但小说仍露出一些端倪，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祥林嫂的社会地位。如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靠打柴为生的男子，二者年龄相差之大，可见当时男女婚配的不合情理，也可想见祥林嫂是如何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从祥林嫂的婚配对象来看，其嫁给的是一个以打柴为生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由此可知祥林嫂未嫁前的家庭这个“私人空间”暗示的家庭背景，即她很可能也是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她未嫁前的这个家庭“私人空间”承载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等封建纲常伦理依旧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女性地位之卑微也可想而知。祥林嫂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姓氏和祖籍都不确定，只能推测她姓卫，家在中山卫家，可见其社会地位之卑微。作者对祥林嫂的家庭情况和其人介绍语焉不详，乃是有意为之，是为了暗示祥林嫂出身和家庭地位的低下。

祥林嫂作为她父亲的附属品而嫁了出去，换来的无非是用来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财产彩礼。女性毫无婚姻自主权，亦无人格自尊可言，更遑论其社会地位。作者匠心独运，巧妙设置了这个“私人空间”，正是为了揭示以祥林嫂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劳动妇女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仍然处于一种被压迫被奴役的境遇，并进而控诉当时的封建礼教的罪恶。这个主题与小说的写作背景具有内在契合性。辛亥革命后，我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女性依旧处于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

小说第二个“私人空间”是祥林嫂第一次嫁人组建的家庭。小说如此描述这个“私人空间”的家庭成员组成、家庭经济情况和封建家长制度：“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可知，祥林嫂在这个家庭中没有社会地位，只是充当生儿育女的工具，给这个家庭出卖自己的血汗却不能享受劳动成果，家里的一切事情仍然是她的婆婆说了算，她把第一次在鲁四老爷家做工赚取的钱全部交给她的婆婆，被婆家绑架回去卖掉，如此等等，都说明了祥林嫂的卑微地位。按照当时门当户对的婚配原则，祥林嫂嫁给了一个以打柴为生的男子，就暗示了祥林嫂命运的不确定性。她的丈夫既然以打柴为生，依靠自己的体力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一旦丈夫有个三长两短，祥林嫂就失去了依附，面临着守寡和改嫁的选择。事实证明，祥林嫂确实没有避免这种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轮回诅咒。按照当时“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纲常，丈夫死后，祥林嫂似乎失去依附，但实际上又得到一个新依附，即她的婆婆，所以她成为她婆婆的财产，继而被卖掉。这个“私人空间”演绎着的仍是妇女被压迫被榨取的悲惨故事，揭示的仍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本质。

小说第三个“私人空间”是祥林嫂改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组建的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仍讲述着祥林嫂个人的悲惨故事。刚开始祥林嫂殊死反抗，后来被迫屈服，继而生了儿子，丈夫有力气，有自家房子，“她真是交了好运了”。按理说，这本是一个女人应有的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图景罢了，卫老婆子却说她碰上好运，讽刺意味显而易见。这足以说明女性在当时社会里仍然肩负着生育儿子的压力，为丈夫传宗接代服务，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深入骨髓。祥林嫂嫁给贺老六后，可惜好景不长，丈夫死于伤寒，儿子被狼叼走，她又失去依附，被大伯扫地出门，无家可归了，其命运可谓异常悲惨。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空间”述说关于作为家庭妇女的祥林嫂夫死子夭而无家可归的悲伤故事，传达的主题依然是封建礼教思想对劳动妇女的残害压迫。

综上所述，这三个家庭式的“私人空间”讲述的都是关于作为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代表的祥林嫂个人的不幸故事。无论是她奉命出嫁、生育劳动，还是被迫改嫁、夫死子夭，都是普通百姓应有的生活常事和人生变故，属于家庭伦理的叙事性质，表达的都是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压迫欺侮的主题。

二、典型空间

较之描写简略的“私人空间”和“社会公共空间”，鲁四老爷家在小说中叙述篇幅较长，描绘相对详细，是小说着力描写的主要叙事场域。这个“典型空间”的容纳能力强，覆盖面广，能把社会上各色人等都囊括进来，众星拱月般围在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鲁四老爷的周围，展现的是鲁四老爷如何从经济和精神上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恶劣行径，刻画了鲁四老爷冷漠虚伪的本质，揭示了封建礼教思想的吃人本质。鲁四老爷家这个“典型空间” 以祭祀祝福为事件中心，把地主阶级鲁四老爷、四婶和市侩人物卫老婆子以及祥林嫂等佣人凝聚在一起，讲述了鲁四老爷等是如何一步步把祥林嫂推向死亡境地的。

小说直接描写这个“典型空间”的是对鲁四老爷书房的描绘，突出其沉闷压抑的特点，以暗示鲁四老爷封建习俗和迷信思想的根深蒂固。最能体现鲁四老爷卫道思想的是祭祀大事。古语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重要代表鲁四老爷，当然要重视年度大事祭祀祝福。为了迎接福神，鲁四老爷认真待之，准备了丰盛的福礼，用很低的价钱雇佣了很多劳动人民。这说明鲁四老爷的生存和统治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而作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代表的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正体现了鲁四老爷的剥削压迫本质。鲁四老爷一方面嫌弃祥林嫂是寡妇，一方面却雇佣她，这充分说明了鲁四老爷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更能体现鲁四老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本质的是，他既雇佣祥林嫂，又在她手脚不利索时把她赶出鲁家，让她最终沦为乞丐。这真切地表明了鲁四老爷打着维护封建礼教的幌子行榨取劳动人民血汗之实。此外，鲁四老爷对祥林嫂被绑回去的反应以及对祥林嫂之死的态度，都折射出封建礼教思想的罪恶和鲁四老爷的冷漠无情。

总之，这个“典型空间”如同一面镜子，呈现的是处于当时社会上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鲁四老爷是怎样压迫剥削作为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代表祥林嫂的，揭示的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尖锐矛盾，说明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还不彻底，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仍然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封建纲常思想余毒严重，社会变革依然任重道远。

三、社会公共空间

鲁镇街头是小说的“社会公共空间”，主要演绎社会普通人民如何取乐于祥林嫂悲惨过去的故事，折射出当时鲁镇社会的众生相，刻画了人们愚昧迷信、伪善冷漠的性格。这说明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她的个人悲剧同时也是个社会悲剧，造成她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在故事的推进中也逐渐得到昭示。

鲁镇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鲁镇街头这个“社会公共空间”依然弥漫着封建礼教思想的黑暗烟雾，生活在这个公共空间的人民依旧愚昧迷信，依然遵循封建传统陋习，举行送灶、祝福等祭祀大事，享受着自我狂欢，似乎要将这种精神盛宴一直进行下去。

按照常理，人们应当对别人的不幸心生怜悯和戚伤之情，但鲁镇人民却对祥林嫂的多次人生重挫漠然待之，不仅全无半点同情心，反而竞相从祥林嫂改嫁是如何屈从的、孩子怎样被狼叼走的以及她额头的伤疤的由来等诸多悲惨经历获取茶余饭后的谈资，从而满足不惜远道而来的好奇心，残忍痛揭他人痛苦以获得快乐。当时鲁镇普通民众人性之冷漠麻木于此可见一斑。幸灾乐祸的鲁镇人民与多灾多难的祥林嫂就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叙述模式，这个社会公共空间的世情浇薄和人性的劣根性就在作者的冷静观照中呈现出来了。如此一来，作者与鲁镇人民也形成了看与被看的讲述模式，二者的性格特征和情感态度逐一生成，进而，小说的写作意图就完整地表达出来了。

作者设置的祥林嫂的家庭式“私人空间”，诉说的是处于社会底层家庭妇女的悲惨故事，而鲁四老爷家这个“典型空间”里映射出的是社会上层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本质，鲁镇街头这个“社会公共空间”呈现的则是鲁镇普通人民愚昧麻木冷漠的人性。这三种叙事场域由一般到典型，最后扩大到整个鲁镇社会，这种巧妙的空间安排都为封建礼教思想戕害人性毁灭生命的主题所统摄，共同说明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普遍性和深广性，这样就使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

篇5：鲁迅小说研究笔记

肖敏

2012级汉语言文学（师范）1班 ***

【摘要】鲁迅作为一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最核心有力的革命斗争方式是将手中的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将革命思想外化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力争在精神上拯救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小说犀利的文风，因其独到的反讽手法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反讽手法的运用，对于他的文学作品来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研究的方向是鲁迅小说中所用反讽手法的特征，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针对整体世界的反讽；第二，针对悖论思维的反讽；第三，针对存在虚无感的反讽。【关键词】鲁迅小说，反讽手法，特征

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氛围等条件对其创作有极大的影响，而他个人经历和内在精神则是他在革命斗争中的指引，也是形成他创作风格的关键性因素。在他的一生中，叔本华、尼采、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对他的思想造成了影响，而在这几位伟人中，克尔凯郭尔作为西方现代最具代表性的反讽哲学家，对鲁迅的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影响至关重要。

正如克尔凯郭尔在《反讽的概念》中指出：“对于反讽的主体来说，既有的现实完全失去了其有效性，它成了处处碍手碍脚的不完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占有新的事物，他仅仅知道面前的事物与理念有极大的差距。„„反讽者是先知的，因为他不停地指向将来的事物，但他并不知道这将来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而对于他所严正以待的现实，他却非摧毁不可，他以锋利的目光逼视着这个现实。”鲁迅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中间位置——新旧交替的时代，结合所受的教育和接触的思想，所以鲁迅能够综观前后，反讽手法的运用，反映了诙谐的玩笑和严肃的事实之间的对立冲突，背后是人类社会的无奈又绝望的生存困境，正是因为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堪，从而在文字中以反讽的手法加以体现，以有效地达到精神疗救的目的。

【丹麦】索论·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224页。

一、针对整体世界的反讽

真正的反讽是质疑一切的，鲁迅就是一个真正的反讽者，他不仅质疑传统，也质疑现代；不仅质疑本土文化，也质疑西方文化。正如汪晖所言：“鲁迅的文化批评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2既然鲁迅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人物，那么，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事物，都在他的质疑和批判当中。在他的作品中，《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都是一个个的艺术整体，在这样丰富庞杂的艺术世界中，所有的存在物，包括古今中外、天上人间都在他的反讽范围之列。象征着人类劳动精神和智慧创造的崇高圣洁的女娲两腿之间却冒出了一个猥琐滑稽的古衣冠小丈夫（《补天》）；大哲学家庄子以“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向人传授“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大道理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起死》）；大学问家老子被邀去讲学，听众的评论竟然是“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出关》），《故事新编》中还有许多各种故事进行了新的编写的例子，都是将古人故事放在今人社会中的一种反讽现象。在《阿Q正传》中，阿Q名字的由来也成为一个有趣的事情，“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作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只好用‘洋字’，略作阿Q。”阿Q这样一个连名字都不明确的可怜之人，显然与这崇尚仁义礼智信的社会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了；另外，《幸福的家庭》中对“幸福家庭”状态的描述是这样的：“总之，这幸福的家庭一定须在A，无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两夫妇，就是主人和主妇，自由结婚的。他们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毛雀窠，牙齿始终是雪白的露着，但衣服都是中国装„„”所谓幸福的家庭，竟然是建立在 2 汪晖：《“死火”重温》，《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几十条条约的约束之下的，这样算不算是真的幸福和公平呢？讲究西洋装扮，而又将西洋和中国本土的东西堆砌在一个人身上，这算不算是真的优美呢？答案不禁引人暗笑。鲁迅小说中，引人读来暗自发笑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强悍刚勇、雄心勃勃地抵制离婚的爱姑，却抵挡不住七大爷一个喷嚏的威慑力，旋即败下阵来，而这个七大人不过是一个假古董搜集家，正“入迷地嗅着一个据说是汉朝的屁塞”（《离婚》）；那个可爱的私塾学童幸灾乐祸地欣赏着老师秃先生风闻革命大军即将到来时风声鹤唳的窘态，而所谓的革命大军只是一群要饭的乞丐（《怀旧》），是一个多么引人发笑的讽刺效果，而且，这篇文言小说中有庄语谐用、正语反用，也流露出反讽手法的运用所带来的笑中引人深思的效果。

所以，从鲁迅大量的小说中都可以隐约寻见反讽手法的运用，这种手法是加诸所有的事物和人物之上的，涵盖了世界的一切，从《怀旧》到《起死》，天上人间、古往今来、国内国外都是鲁迅先生笔下反讽的对象，以他们的滑稽和反常态表现引发笑声的同时，警醒世人，接着会有声声无奈的叹息在内心深处回荡。

二、针对悖论思维的反讽

克尔凯郭尔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反讽家把个体从直接的生存中拔擢出来，这诚然是种解放，然而之后却让他像传说中的穆罕默德的棺材似的在两个磁石之间悬浮——一边吸引，一边排斥。”3可见，反讽和悖论思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两者不可分割。鲁迅的反讽理念主要受克尔凯郭尔的影响，鲁迅的小说作品中，梦与醒、生与死、有与无、爱与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欢喜与悲恸等相悖的概念往往相互交织，难分界限，因而不难理解在鲁迅先生笔下，反讽往往也是针对悖论思维的。这种悖论存在于被反讽的对象上，也存在于反讽者本身。

悖论思维存在于反讽的对象上，这一点在鲁迅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狂人日记》中，仁义道德是中国封建社会家族礼教的维护支柱，是一代代中国人恪守的信念，但是，在那个方生未生的转型社会里，仁义道德又与“吃人”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众人眼中，疯子行为怪异，被视为疯子，众人自认为是清醒者； 3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37页。而在疯子眼中，众人的行为异常，才应当是疯子，自己是举世浑浊而独清的清醒者。所以，其实小说中的疯子和众人的角色模糊，直接指向了那个转型时代的民众的生存困境，所谓的仁义道德，也造成了困境中的无奈。在《故事新编》中，孔子、老子、庄子成为工于心计的猥琐人物，而他们在历史上可是需要仰视的文化巨匠；伯夷、叔齐在历史上不食周粟的高风亮节形象，在鲁迅笔下成了“带走周家大饼，并且舍不得周家的一件老羊皮长袍”的吝啬鬼形象，也显得极为可笑，此文本和前文本就形成了鲜明的悖论。华老栓是个怀着满腔爱心与希望的人，却花了不少钱去买根本治不了病的沾了人血的馒头。夏瑜关在狱中等待被处死，他还在尽力地向只想着敲诈勒索的狱吏宣扬革命道理。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在热闹的祝福声中凄惨地死去，形成了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悖论现象。所以，诸多的被反讽的对象存在悖论，其实是指向了那个转型时代中人们的生存困境。

同时，反讽者本身，也存在着悖论。鲁迅的《祝福》是一个悖论性反讽小说的典型，“我”和祥林嫂关于“死后有无灵魂”的讨论中，“我”是一个有新知识、新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而祥林嫂是一个传统守旧的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发问是这样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而“我”的反应是“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背上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面对祥林嫂的发问，“我”的表现会如此惶恐，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在面对“鬼怪”“魂灵”这些说法的时候，自己内心也动摇了，从理性来说，应当告诉她不存在鬼魂，从而在精神层面摆脱封建旧思想的束缚，然而这也许不能彻底；从情感上来说，“死后变成魂灵”或许是她生时困苦，对死后的一种希望，不能断了她自我安慰的念想，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我”内心作怪。最后，在祥林嫂的逼问下，“我”用“说不清”来敷衍过去，不至于自己心里难受，也不会让祥林嫂“绝望”，到后来，“我”并没有因为之前的敷衍而内心自责，反而是“渐渐舒畅起来”，“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所以，小说中“我”就是一个悖论思维的组合体，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理应担当思想启蒙者的角色，然而逃不了科学和人道的这组悖论思维的压力，也选择了保守和退缩。“渐渐轻松”的情绪其实完成了对启蒙者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反讽。

三、针对存在虚无的反讽

在鲁迅的小说中，被反讽的对象即世间一切的事物，它们存在着悖论，这种悖论是永恒存在的，源于人性，源于物性，无法克服，因此这样的悖论往往会让人产生虚无感，怀疑这些事物的存在意义。

正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反对改嫁，不只是普通地嚎啕和大骂，而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两个男人和小叔子抓住她逼迫她改嫁的时候，她还凭借着爆发的大力气挣脱出去往香案上面撞，把头撞出一个大窟窿，在自己坚守“从一而终“的当口，生命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之后，她向“我”这个新式知识分子热切地询问“死后是否有魂灵”的事情，事实上她笃信生死轮回和死后魂灵之说，用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去土地庙捐门槛，其实就是在用活着的努力去寻求死后的安宁。这样看来，在祥林嫂的世界中，死比生更有值得探讨值得追求的意义，所以，现实的存在对于祥林嫂来说，对于作为旁观者的作者来说，确实是虚无的。关于存在虚无的反讽，小说《药》是一个典型作品，它在三个层面体现了作者对于“存在其实虚无”的反讽。第一个层面是反讽夏瑜在牢狱中的遭遇，他在牢狱中还不忘向红眼睛阿义宣扬大革命的道理，希望拯救他们麻木愚昧的思想，然而，红眼睛阿义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带动，反而是因为没有从夏瑜身上捞到油水而对夏瑜拳打脚踢。由此可见，夏瑜这个人，以及他的大革命思想看似充满了带动作用，在真实的社会现实面前，其实是虚无的，对于麻木的人来说是没有存在价值的；第二个层面是反讽夏瑜鲜血的遭遇，他的鲜血意味着他付出的年轻的生命，成为救治华小栓痨病的人血馒头所需的人血，没有起到治愈华小栓的作用，倒是成为了平庸看客们津津乐道的对象。所以，革命者为群众牺牲，而群众却当他们为祭品，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的疗救，夏瑜作为启蒙者的立场和价值，都在这一群群麻木愚昧的民众面前消解，化为虚无；第三个层面是反讽夏瑜死后的遭遇，“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后来写到夏瑜母亲和华小栓母亲都来给自己的儿子上坟，夏瑜母亲看到儿子份上凭空多了一束花环，她希望“你如果真在这里，听我的话，便叫着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但乌鸦并没有动，一切都还是死一般的寂静，夏瑜母亲以为是儿子的灵魂显灵，丝毫没有意识说是儿子革命精神的带动作用。可见，在乱石冈上，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英雄和平庸之辈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处在同一位置上，“终须一个土馒头”，哪里有体现革命者的精神，更无处谈及革命者的价值和伟大之处，他们为拯救民众所作的努力，所持有的赤诚之心都化作虚无了；同时，作为最近的亲人竟然都没有受到革命者所谓的伟大的革命道理的影响，多么可悲，这些打着口号轰轰烈烈的革命道理也终究是虚无的。

鲁迅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自己的虚无感，“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伤逝》）“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影的告别》）所以，鲁迅先生早就看到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状态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和不可改变的悲剧，这也是影响他反讽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成了反讽手法针对存在虚无的特征。

篇6：鲁迅小说研究笔记

1.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半个世纪的经历，他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对我国广大作家、艺术家有着普遍的、典型的意义，鲁迅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所走的必由之路。

2.在鲁迅一生的活动中，爱国主义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他为了祖国民族的前途，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百折不挠，一往无前。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使他由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世界观：（以1927年为界限）1927年以前，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主义者。1927年以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翟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所言“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了）。

文艺观：前期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认为文学有改良人生、改良社会的作用，后来由“为人生”的文学发展为无产阶级文学，认为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翼，文学应为解放全人类的理想而斗争。艺术方法：早期接受了拜伦等“摩罗”派诗人的浪漫主义，后又接受了果戈里、显克微支的现实主义，乃至安特莱夫的“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调和”的思想。因此，表现在鲁迅的创作中，艺术方法是丰富多彩的。既有以现实主义为主调的《呐喊》《彷徨》，又有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故事新编》，还有充溢着象征主义的《野草》。

3.鲁迅一生写作最多的是杂文。

4.鲁迅的《野草》是我国现代散文诗的第一块纪念碑。它构思新颖独创、想象奇特瑰丽，是浓郁的诗意与深邃的哲理的巧妙结合。它的发表，标志着我国现代散文诗的成熟。

5.鲁迅的《故事新编》可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文学体裁的创新。它熔今于古，古中有今，在“神话、传说及史实演绎中”，穿插不少现代生活细节，使作品妙趣横生，风格独具。

6.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我国有史以来关于小说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他把我国古代小说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作了系统而精当的阐述，为我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鲁迅小说崇高的历史地位

1.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被誉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一声春雷，是反封建主义的宣言、声讨封建礼教、仁义道德的檄文。因此，《狂人日记》成为划时代的杰作。2.鲁迅的小说真正称得上是现代化的作品。表现为：（1）表现在思想内容上的现代化上。其标志是“人”觉醒。

（2）鲁迅小说画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灵魂，在有限度的篇幅中塑造出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艺术典型，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库中的宝贵财富。

（3）鲁迅的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给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3.鲁迅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也对旧小说进行了全面革新，使“五四”开始的小说创作能以现代化的崭新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表现在：

（一）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并获得巨大成就的第一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一扫旧小说的陈词滥调，稳固而扎实地奠定了用现代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基础。

（二）鲁迅的短篇小说不是中、长篇的浓缩，也不是原原本本、从头道来的流水账，而是截取生活的片段，来显示现实的全貌。（鲁迅自言：“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以一篇短小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典型例子：《示众》）

（三）鲁迅的小说突破了我国古代小说着重叙述故事情节的模式，强调人物性格的刻画。

（四）随着内容和形式的现代化，鲁迅的小说在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也发生了变化。（1）我国旧小说几乎都是采用流水式的叙述方式和全知全能的视角，鲁迅使叙述方式、叙述角度多样化。小说《狂人日记》采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裁；《祝福》是序幕、尾声夹倒叙的形式，祥林嫂的半生经历是通过大量的倒叙来完成的。（2）鲁迅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极富独创性。A.他的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很多，但同是第一人称手法，表现形式却千变万化，同中有异。《狂人日记》是日记体，通1

篇都是“我”的内心独白；《孔乙己》中表述的“我”不是作品的主人公，而是穿针引线的次要人物，作品是通过一个旁观者酒店小伙计“我”的回忆来展开对主要人物孔乙己的描叙的；《一件小事》通过“我”来展开情节，但这个“我”份量很重，他不是穿针引线的人物，作品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将“我”同车夫对比，将“一件小事”同“国家大事”对比，从而揭示作品的深刻含义；《故乡》中的“我”更富有抒情意味和哲理意味，通过“我”抒发了浓烈的诗情，阐发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祝福》采用倒叙手法，通过“我”的回忆把祥林嫂一生的几个生活片段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B.他的作品用第三人称叙述的作品在表现上也各有特色。《药》的艺术结构十分独特、新颖，两个故事、两条线索，一明一暗，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而用革命者的鲜血染血的馒头——“药”作为两条线索的枢纽，使二者扭结为一个整体，这样的结构方式，在我国短篇小说中是空前的。《阿Q正传》的结构则类似改革后的章回体，它的独特之处是开头的“序”并不是游离作品之外的序文，而成为表现主要人物阿Q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一个创造。《白光》在艺术上也是别具一格的，它通篇是对主要任务陈士成的心理剖析和描写，可说是吴敬梓的讽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安特莱特的神秘幽深的奇妙结合。

4.鲁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外为中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发展中国新文艺的经验。用白描手法勾画人物，强调神似，以形写神，以及作品的抒情性、讽刺性、哲理性上，又完美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国画、剪纸、古典小说及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

5.鲁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吸取其他艺术方法的营养，使艺术方法多样化的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调的，但又吸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如《药》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但充满象征意味。“药”这一题目即是象征性的，“华”、“夏”即象征着整个旧中国社会。所以它的象征不仅仅是手法问题，而是从构思到表现，贯穿在作品的始终尤其是作品结尾瑜儿坟上的花环，既富有象征意味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给笼罩全篇的惨淡气氛，增添了若干的“亮色”。

6.鲁迅的小说创作对我国“五四”以来的小说发展中一个重要流派——“乡土文学”派的形成、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所谓“乡土文学”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二三十年代以赖和为代表的台湾乡土文学，三十年代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边城》、肖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四五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其实都可以说是乡土文学这一大派。

第二章 鲁迅小说创作的准备

1.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就是创作《呐喊》前的思想准备。

2.鲁迅认为文艺的性能与其它科学不同，它是以触动人的情感为其特征的。文艺不仅以触动人的情感为特征，而且它同样能显示生活的规律、人生的真理。

3.《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所写的第一篇文艺论文，与此同时写作的《文化偏至论》及稍后写作的《以播布美术意见书》等可以说是为鲁迅创作小说做了理论准备。

4.《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这三部书辑录了从秦汉到清末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重要资料。它不仅对于我国小说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而且对鲁迅小说及其它作品的创作也极大帮助。5.鲁迅曾说他开始从事文艺活动时，“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1903年鲁迅翻译过雨果的短篇《哀尘》，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9年他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其中，安特莱特的短篇小说《谩》与《默》，迦尔洵的《四日》是鲁迅亲手翻译。翻译虽不是创作，但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这对于后来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是大有帮助的。

第三章 《斯巴达之魂》与《怀旧》

鲁迅先生在创作《呐喊》、《彷徨》之前，曾经有过两次用文言文写作小说的尝试。一次是1903年，根据希腊历史故事改写的《斯巴达之魂》。一次是1911年冬创作的《怀旧》。这两次的创作，为《呐喊》的创作奠定了若干基础。

一

1.《斯巴达之魂》最初发表于一九零三年六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八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五期、九期上，署名自树。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中。

2.鲁迅写作《斯巴达之魂》的目的，“就是要借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

3.《斯巴达之魂》虽然是一篇用文言文写作的小说，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却突破了旧小说的格局，这不是原原本本，从头道来，而是采用外国短篇小说的方法，截取战斗生活的几个片段，“借一斑知全豹”。4.作品剪裁得当，重点突出，主次分明。作者集中笔墨比较完整地描写了温泉门战役的情况，而对次年“浦累皆”决战只是一笔带过。在描述温泉门战役时，着重场面描写。通过场面刻画人物，突出主题。因而显得简洁、明快。《斯巴达之魂》是一篇有着浓厚浪漫主义情调的小说。情节和人物具有传奇色彩。5.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诗情画意的描写随处可见。（画面描写和境界颇有《红楼梦》神韵）6.《斯巴达之魂》所表现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与鲁迅早期向往拜伦、雪莱、斐多菲、普希金等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诗人是分不开的。

二

1.短篇小说《怀旧》完成于一九一一年冬，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小说月报》四卷一号上，署名周逴。这篇作品原来没有题目，《怀旧》是周作人加的篇名，并由他寄给了《小说月报》。2.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生活作为背景来展开故事，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刻画了各阶层任务不同的性格、心里。作品构思新颖。它用第一人称手法，通过一个九岁孩子的天真的眼光和心理活动，将现实生活的几个片段联缀起来，反应出辛亥革命前农村乡镇各阶层对革命所抱的不同的态度。

3.在艺术方法上，《怀旧》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它很少有热烈奔放的激情和惊人的情节，而大多是冷静的叙述和客观精确的描写。它的人物不是传奇式的英雄，而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作品中“仰圣先生”和土财主金耀宗的形象更为突出。

4.《怀旧》不仅深刻地揭露了上流社会人物的种种丑态，而且也逼真地写出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朴实的品质以及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传闻中的革命风暴使金耀宗、秃先生张皇失措，急忙商讨对策。故事中的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都显示出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可见广大群众对革命运动的冷漠、隔阂，他们是革命的旁观者。地主豪绅、帮闲文人害怕革命、投机革命，也不欢迎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夜的现实，《怀旧》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上层人物和下层群众的脸相。

5.《斯巴达之魂》与《怀旧》对比：

（一）《斯巴达之魂》是一出动人心弦的壮美的悲剧，《怀旧》是一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喜剧。《斯巴达之魂》是将涘烈娜等爱国英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怀旧》是将金耀宗等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二）从《斯巴达之魂》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古典诗词及《红楼梦》的影响，从《怀旧》中可以看到《儒林外史》对作者创作的某些启示。《怀旧》通篇充满《儒林外史》式的喜剧性，金耀宗、秃先生在气质上与《儒林外史》中的某些任务是一脉相承的。

（三）《斯巴达之魂》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调，其中不乏现实主义因素；《怀旧》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调，但某些情节却富有传奇色彩（如“长毛”的描述）。从《斯巴达之魂》开始的浪漫主义同《怀旧》开始的现实主义，为鲁迅小说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斯巴达之魂》中浓郁的抒情色彩、感人的悲剧气氛和《怀旧》中冷静的剖析以及戏剧性的讽刺笔调也初步显露出鲁迅创作的艺术风格。

第四章 《呐喊》、《彷徨》的基本内容

1.《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它收录了写于1918—1922年的十四篇作品：《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1923年8月，由新潮社初版时，除上述十四篇外，还收有一篇《不周山》。1926年10月《呐喊》第三次印刷时改由北新书局出版，1930年1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时，作品抽去了《不周山》（《不周山》后来改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集中）。以后各版都只收录十四篇作品。2.《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入1924—1925年创作的小说十一篇：《祝福》、《在酒楼上》、《幸福3 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3.《呐喊》、《彷徨》“充分地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不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驳辩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以实际的成绩为白话扩大阵地；并且一开始便将文学艺术和广大人民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结识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文学创造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4.由于研究者的着重点和侧重点不同，对《呐喊》《彷徨》的基本内容，也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概括。（1）从鲁迅的小说与我国现代革命的关系看，可以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或者是中国现代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2）从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看，可以说鲁迅的小说揭露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3）从鲁迅小说隐藏的深层思想即所谓哲理思考来看，是希望与绝望双重主题的演变：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希望失落后对绝望的超越。（4）从审美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描写了大量的悲剧（包括喜剧形式的悲剧），是悲剧艺术的高峰。（5）从作者创作小说的最初、最原始的动机看，主要是想“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呐喊》《彷徨》思想内容的核心应该是揭露愚弱国民性的弱点或“攻打国民性的病根”。《阿Q正传》自然是揭露和鞭挞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作，它画出了“现代我们国人的灵魂”。其它作品也大都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国民性弱点的某些方面。即使是《狂人日记》那一声春雷，也是为了唤醒铁屋子中那些昏睡的愚弱的国民们。

5.鲁迅小说中的悲剧和悲剧主人公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觉醒者的悲剧或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

鲁迅笔下的觉醒者或改革者的形象多为知识分子，这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相一致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先觉醒的向旧势力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他们的结局大多是不幸的。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狂人日记》）、疯子（《长明灯》）、夏瑜（《药》），他们因坚决反对封建政权、家族制度、封建礼教道德、文化，而被杀、被囚；一种是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子君涓生（《伤逝》），他们都具有新思想，并从不同的方面对封建势力作过斗争，因而遭到旧势力的种种迫害，终于无路可走，像苍蝇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或重新去教子曰诗云，或躬行自己先前所反对的一切，或又会带封建家庭的牢笼中，在无爱的人间死去。

二、奴隶的悲剧或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悲剧。

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悲愤地指示出：“中国人向来没有正到过的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故鲁迅将中国人的历史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作者笔下的祥林嫂（《祝福》）、闰土（《故乡》）、华老栓（《药》）、单四嫂子（《明天》）等即是生活在这样时代中的奴隶。他们勤劳、善良而又愚昧、麻木。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安分守己、循规守纪，想作以具低眉顺眼的“良民”。但是天灾人祸不断袭来，在统治阶级的钢刀子、软刀子交替使用下，他们想做奴隶而不可得。

三、旧的封建主义世界的殉葬者的悲剧。

封建主义社会的末代知识分子孔乙己（《孔乙己》）、陈士诚（《白光》）即是这一类的代表。他们中毒极深，但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孔乙己还不失善良、诚挚。如果旧的制度变了，他们在乡镇中也许能为社会、为百姓做一点有益的事，但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制度下，终于只能成为旧时代的殉葬品。

四、著名的悲剧人物阿Q，则是介于奴隶与觉醒者之间的人物。他与一般的奴隶不同，他不安于屈辱的地位，有反抗“革命”的要求。但是，由于没有经过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他的所谓“革命”，只是农民的一种原始的反抗，不过是想抢一点东西而已。

6.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所揭露的悲剧大多带着双重的悲剧性质，这与同时期的其他悲剧作品相比，显得更为深沉、凝重。

（1）《呐喊》、《彷徨》中的润土们，本应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但是在旧制度、旧思想文化的统治下，他们4

却失去了主人的资格，甚至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成为了奴隶，这是第一重悲剧。沦为奴隶后，他们的奴隶地位并不稳固，不论如何辛辛苦苦，奉公守法，仍然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这是第二重的悲剧。甚至像祥林嫂那样，不仅生活在人间时充满着巨大的痛苦与不幸，而且死后在阴间仍然不得安宁，“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阎罗大王只好将她的身子锯成两半，分给两个死鬼的男人。这真是难以忍受的超乎人间的悲剧了。（2）改革者的悲剧也是如此。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和历史使命，起而奋斗、抗争，但在强大的旧势力围攻之下，变革失败，希望破灭，这是第一重悲剧。失败后，旧社会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使他们精神扭曲，心理变态，从而躬行先前所反对的一切（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是再一重的悲剧。（3）鲁迅小说中许多有五名的群众，如柳妈、咸亨酒店的酒客、华老栓茶馆的茶客、《示众》中的一群看客等。他们是“吃人者”筵席上的美味佳肴，也是“被吃者”，但是在统治阶级思想的毒害下，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吃人者”的帮凶。自己担任着悲剧角色，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帮忙制造着大大小小的悲剧。（4）《呐喊》、《彷徨》中所描写的大量的悲剧，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是旧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现实中存在着狂人、阿Q、祥林嫂的原型，才有狂人、阿Q、祥林嫂这些悲剧艺术形象。7.“五四”前后，鲁迅独具慧眼创造出这么多悲剧原因所在：（1）由于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为了民族的新生儿致力于发掘国民性的病根，故他高瞻远瞩，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从现实与历史血肉相连的深度，去观察、发现、思考问题，从而能穷究底蕴，发人所未发。（2）这与作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反对庸俗的大团圆的美学观念也有着密切关系。

8.鲁迅的悲剧创作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9.鲁迅的深刻之处，不仅表现在他强调了悲剧的“价值”观，而且还表现在他作品中充分揭示了造成悲剧的原因的复杂性，而没有将悲剧的形成表面化、简单化。

（1）鲁迅在描写人们的悲剧时，总是将它们同那个罪恶的时代、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紧密联系起来。挖掘人物思想性格与批判旧社会、旧制度、旧传统、旧思想同时进行；改造国民性、改造人们的心灵与改造整个旧社会、旧制度、旧思想同时进行。是那个罪恶的时代、社会、制度造成了大量的悲剧。（2）鲁迅小说的悲剧既是性格悲剧，更是社会悲剧。清除悲剧的途径是直接面对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奋起抗争，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人肉的筵席，毁坏这厨房，砸烂这窒息人的铁屋子，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10.《呐喊》、《彷徨》中称得上是喜剧的有《肥皂》和《高老夫子》。鲁迅说：“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肥皂》以辛辣的讽刺笔调揭露了四铭一伙道貌岸然的卫道者们的伪善与无耻。《高老夫子》以漫画的夸张笔法勾画了新国粹主义者高干亭之流的无学不术的流氓脸相。11.《呐喊》、《彷徨》中其他作品中可称得上是喜剧人物的还有《离婚》中的七大人，《**》中的赵七爷，《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等。至于《阿Q正传》、《孔乙己》则是用喜剧笔调写作的悲剧，阿Q、孔乙己则是喜剧性的悲剧人物。

12.鲁迅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的来源主要是客观存在的大量悲剧现实的反映，喜剧亦是如此。

13.在鲁迅的小说中，揭露国民性的弱点、改革国民性与彻底反封建是互相渗透的，主张“立人”与反对“吃人”是相辅相成的，同情下层民众的不幸和揭露上流社会的罪恶是同时并举的。上述内容决定了《呐喊》、《彷徨》中悲剧或喜剧形式悲剧实质的作品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第五章 鲁迅于果戈里

1.鲁迅是为了改良人生、改良社会，为了探求祖国民族的解放而翻译外国介绍外国作品的。2.果戈里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狂人日记》的创作上。

1834年，果戈里创作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帝俄时带某一个部的九等文官—小书记员（实即抄写员），作品即由他二十天的日记连接而成。这二十天日记所标的具体时间是不连接的，甚至是混乱的。作者力图从日记的时间上现实出“狂人”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作者借狂人的口尖锐抨击了俄国官场的黑暗和丑陋；同时，作者借狂人的口抒发了对俄国官僚登记制度的愤懑。作者有力的揭露了俄国社会中官僚制度的腐朽，嘲笑了大人物的种种丑态，表达了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

3.1918年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显然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上均有独到之处。这表现在：

一、两篇作品虽同样具有反封建意义，但是内容的侧重点以及它们的深度，广度有别。

果戈里主要是从一个小官吏的发狂，揭露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罪恶，从而表示了自己的愤怒与不平；鲁迅在《狂人日记》是向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发起进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吃人”的本质，并予以彻底否定。同时，鲁迅是从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抓住它的要害进行攻击的。鲁迅说自己创作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的弊害，这的确是抓住了我国封建数社会的特点，打中了它的要害。

二、两者同样以狂人为主人公，但两个狂人的思想境界不同。

果戈里笔下的狂人，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的形象。《狂人日记》中的波普里希钦对那个黑暗的社会缺乏抗争的勇气，它并不是出于对真理和理想的追求而被迫害发狂，而是由于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与部张小姐结婚的幻想无法实现而发狂。故他不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相反地，在骨子里他却是一个等级观念极重的人。鲁迅笔下的狂人却不同，他所那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因受到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严酷迫害而发狂，他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敢于向整个封建社会挑战；他充满勇气和自信，坚信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怀抱着伟大的理想，盼望着一个“真的人”的世界的出现。这个理想“真的人”的世界，带着新时代的特点，显然有别于旧的以“吃人”为特征的剥削阶级专政的世界。

三、两篇作品虽然同样是以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展开情节，但两者的创作方法不尽相同。

四、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基本上是客观写实的手法。

（1）虽然两只狗—美琪和菲德尔的通信，对话的情节十分荒诞，近于浪漫主义方法，但是他们通信，对话的内容却基本上是现实社会人生的写照。故它大体上是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2）鲁迅的《狂人日记》较为复杂，他可以说是多种艺术方法的融合、统一。既有对现实的真实具体的描写，字里行间又蕴含着巨大的激情；既有对旧事物的无情揭露，抨击，又有对未来的展望。从作品的情节和狂人的形象来看，它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因此，它可以说是写实、浪漫与象征方法的结合。（3）鲁迅对狂人的狂乱心理和思维的描写，基本上是遵循现实主义方法，严格按照医学上病患者的心理特点、思维特点来进行的。从整个作品看，作者所使用的艺术方法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这一种。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往往充满着象征意味。狂人所生活的具体环境，实际上象征着整整个封建社会。从作品对未来的“真的人”的世界的展望，作品字里行间所蕴含着的激情和巨大的冲击力看，作品不乏浪漫主义因素。

五、两篇作品的艺术风格不同。

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是悲剧中含有大量的喜剧因素。作者对狂人波普里希钦的态度是同情中夹着调侃、揶揄、嘲讽。鲁迅的《狂人日记》却完全是悲剧格调，没有一丝喜剧成分。作者对狂人的态度，是同情，支持中包含着激励和赞美。从语言风格来看，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基本上是散文式的语言，细腻、流畅、亲切朴素，富幽默感。鲁迅的《狂人日记》不少段落是一种诗的语言，苍劲挺拔，精炼含蓄，富暗示性，象征性。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较多。

4.果戈里的创作对形成鲁迅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1）鲁迅同果戈里创作的一个共同点，是关心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敢于揭露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2）他们都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觉可悲而又可笑的矛盾因素，给以辛辣的讽刺。

（3）鲁迅和果戈里都是以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对现实生活反映的广度、揭露和挖掘的态度、以及批判的力度著称于世。他们以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用典型形象打动人心，促人深省。绝不粗制滥造，哗众取宠，愚弄读者。

第六章 鲁迅的《药》与俄国文学

1.屠格涅列夫的《工人和白手的人》（《工人和白手的人》是一篇用对话形式写成的散文诗），安特莱夫的《齿痛》（《齿痛》描写的是救世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天，附近的群众万人空巷赶去看热闹的情况），安特莱夫的《黯淡的烟霭里》（作品主人公尼古拉，作品描写的重点是革命者的亲人好友对革命者的隔膜、疑惧，作品刻画了一个坚定而又孤独、寂寞的俄国革命党人的形象），安特莱夫的《默》（《药》的收束也分明地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安特莱夫作品的阴冷突出地反映在《默》中），对鲁迅创作《药》有一点6 启示。

2.鲁迅的《药》与屠格涅列夫的《工人和白人的手》：

（1）革命者为群众的利益勇敢斗争，甚至流血牺牲。但是，愚昧、麻木的群众并不理解和同情，相反，却企图从革命者的牺牲中捞到某种好处，这样令人揪心的事件不只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在二十世纪的旧中国同样存在着发生这类故事的土壤。鲁迅先生在《药》中就描写了一个类似的悲剧。

（2）屠格涅列夫采用了散文诗的表达方式。他写得极为精练、概括，全文才四百字，却揭示了相当深刻的思想，艺术表现的成熟、巧妙非一般之辈可比。《药》更富于象征意味。它的情节对于华、夏两家的悲剧有更大的概括力量和象征意义。同时，选择“人血馒头”作为革命者流血牺牲与群众享受牺牲的愚昧行为的纽带，含义更深刻、丰富、发人深思。因为“人血馒头”的“血”是革命者的热血，他比绳有更深沉、更内在的思想意义。

3.鲁迅的《药》与安特莱特的《齿痛》：

（1）耶稣为了救助人类，为群众受苦，却被他所拯救的群众视为“强盗”，他的被处以极刑，却成为了人们散闷消遣的材料，这同《药》中的革命者夏瑜被看作“贱骨头”、“发了疯”，他的牺牲只被当作茶馆中闲人们的谈资一样令人心痛。

（2）《齿痛》和《药》的作者怀着同样悲愤、沉痛的心情，描写了麻木的群众如潮向刑场奔涌的场面，这些人都盼望从他的流血牺牲中得到一种满足，应该说两篇作品中对愚昧群众的描写是相当深刻的。但正面人物的刻画，以及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却不尽相同了。

A《齿痛》中的圣者—耶稣的形象显得较为模糊，作品中仅有一出地方对耶稣作出了简单的交代：“其中一个人，便是他，披着浅色的长发，穿着一件破碎有血迹的小衫，他绊着路上的一颗石子，便跌倒了。”至于这位圣者的精神世界却丝毫没有触及。

B《药》中革命者夏瑜的形象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但通过茶馆中闲人们的议论，寥寥几笔的点染，夏瑜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却烘托得相当突出。夏瑜虽然穷得“榨不出一点油水”，却胸怀远大革命理想：“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即使在监狱中仍然不忘宣传革命理想，并“劝牢头造反”。这些都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文学作品只有充分得描写出正面人物的精神品质，才能更有利地衬托群众思想的愚昧、麻木。

4.鲁迅的《药》与安特莱特的《暗淡的烟霭里》：

（1）正是在一种充满敌意，令人难以忍受的寂寞、冷酷的气氛中，《暗淡的烟霭里》中主人公尼古拉怀着坚定而又孤寂的心情，在一个寂静的雪夜再次从家中出走，消失在“那不可知的、怕人的、黯淡的烟霭里”。（2）《暗淡的烟霭里》作品中革命者的寂寞，孤独以及笼罩全篇的悲剧气氛，对鲁迅先生的创作是有明显影响的。夏瑜的善良的母亲不仅不理解儿子革命行为的正义性，反而有些羞涩的颜色，夏瑜的亲伯父夏三爷更是心狠手毒，他怕连累了自己而向官府告密，以亲侄儿的生命换得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夏瑜的处境较尼古拉更为悲凉、寂寞。

5.鲁迅的《药》与安特莱夫《默》：鲁迅曾说：《药》的收束，也分明地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安特莱夫作品的阴冷突出地反映在《默》中。

《药》的结尾如作者所说，受到安特莱夫的“阴冷”气氛的影响，尤其是夏四奶奶同华大妈上坟的描写：枯草、荒坟、乌鸦、纸锭，以及周围死一般的寂静，确实有点令人不寒而栗。但从整体来看，《药》的结尾没有那种神秘莫测、绝望发狂的恐怖气氛。《默》的气氛愈来愈阴冷，“鬼”气笼罩着一切，而《药》却在“阴冷”中显出明亮。悲凉中渗出希望。

6.《药》在整体上高于上述任何一部作品。它是鲁迅先生在艺术上的一个创作。（1）《药》的思想格调高于上述作品。

上面那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带着一种绝望、虚无的气息。给人以低沉压抑之感，看不出前途会有任何希望。而创作《药》时，作者的指导思想与上述作者不同，作者“不顾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故“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天上一个花环”。表明革命者后继有人，夏瑜并不是完全孤寂的，由此可7

以看出《药》同上述作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后者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2）《药》概括深广，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上述外国作品都是一条线索，一个故事，内容较为简单。《药》独具匠心，它是两个故事，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交替进行。

革命者的被害和民间用人血馒头治病的迷信，在现实生活中本事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件事。他从革命者与群众的关系中，找到了这两件事情的内在的联系，从而用革命者的鲜血取代一般的人血，这样，“人血馒头”治病这件事就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而革命者的牺牲的悲剧也更动人心弦、发人深思。在此基础上，作者以“药”为篇名，以华、夏两家的故事象征整个旧中国的大悲剧，更耐人寻味，富有深邃的哲理性，组着的脑海中，《药》所赋予的东西比上述作品中的任何一篇都要多。

7.由于《药》内容丰富、内容较大，又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因而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的主题可以做出不同的分析。（1）因为作品中有夏瑜被杀及小栓吃用夏瑜的血所染成的人血馒头后仍然四驱的内容，所以人们很容易想到作品的主题的封建社会“吃人”。这既有作品的主要情节作为依据，又可与《狂人日记》的主题连结起来，将它看成是《狂人日记》主题的继续或深化，尤其是还有《孔乙己》、《祝福》等，可以组成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作品系列。（2）从作品中华老栓父子的愚昧、迷信、麻木及茶馆中一帮茶客的精神状态看，也就是从故事情节的明线：买药、吃药、谈药这一条线索看，又可以说《药》的主题是揭露人民群众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即批判国民性的弱点。（3）同时，从这一角度向前延伸，革命者为群众的事业牺牲了，群众不仅不理解，反而用他的血染成人血馒头治病，可见这一革命脱离群众。因此得出作品的主题是批判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但是不少人不同意这样几种看法（4）周全一些可以把主题概括为：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革命者镇压革命的狰狞面目；赞扬了革命者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同时，对以华老栓为代表的群众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对他们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给予了严肃的批判。（5）从紧扣《药》这一题目出发。对作品的主题又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从革命者的牺牲和群众以人血馒头治病这一血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只有唤醒民众，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才是医治中国的良药。

第七章 《阿Q正传》与《胜利者巴尔代克》、《炭画》

1.鲁迅早年创作小说之时，当时最爱看的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鲁迅早年之所以接近显克微支的作品，除了有着类似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经历外，主要的还是为了寻求唤醒民众的药方，以求得民族的生存和解放。因为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处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之下，情况类似波兰。着力描写在民族的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广大民众的痛苦生活，并为此“而呼号，而战斗”，就成为鲁迅和显克微支小说创作的共同特色。而其中对广大农民命运的关注又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他们在创作中从不同的角度、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刻画出了活生生的波兰或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反映了农民的愿望、要求、痛苦和挣扎，以及“在灾难的强国的掌握中，简直是像一只鸟被顽童所作弄着”的悲惨命运。我们从《胜利者巴尔代克》的主人公巴尔代克·史洛维克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中，看到了阿Q道德影子；从《炭画》的女人公玛丽萨善良、朴实、深厚而坚韧的性格中，触摸到了祥林嫂的灵魂。

2.果戈里和显克微支两位大师是描写现实的能手。他们从将自己的必出停留在对生活作肤浅的揭露上，而是将锐利的笔锋刺破生活的表皮，深入到它的血肉中去，寻找那隐秘的足以反映生活本质的事物，并通过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反射出整个社会历史的复杂面貌。在这方面显克微支的《胜利者巴尔代克》和鲁迅的《阿Q正传》是出色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从不同烦人方面描写了在民族的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农民心灵的创伤和精神、性格被扭曲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实。显克微支以农民巴尔代克为作品的主要人物，精心刻画了他精神被扭曲的过程，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广大波兰民众命运的关注，而且更重要的是表吸纳了他对整个波兰民族命运的巨大关切。《胜利者巴尔代克》的主人公巴尔代克·史维洛克，是一个有着阿Q的质朴、愚蠢的波兰农民。作品主要描写了它在普鲁士殖民统治下，被迫应征入伍参加1870年的普法战争，在战争进行中及战争结束后，他的性格被扭曲，肉体濒于毁灭的过程。

3.鲁迅同样是以对整个中华民族命运极度关切的心情来创作《阿Q正传》这不世界名著的。他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改革“国民性”，于是深刻地挖掘、鞭打了存在于当时广大人民中的劣根性—可耻的精神胜利法，并塑造了在长达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奴役下，精神、性格8

被严重扭曲的农民形象—阿Q，提示了精神胜利法在阿Q性格中的种种表现。《阿Q正传》同《胜利者巴尔代克》有许多相似之处：（1）它们不仅都以农民的性格被严重扭曲作为描写的重点，都着重人物性格的刻画，着力于现实主义艺术典型的塑造，而不着重情节曲折离奇；在人物刻画上都更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而使外部特征的描写服从于内心变化的需要，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2）在艺术风格上，《阿Q正传》与《胜利者巴尔代克》也有相同之处。两者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悲剧性的性格，在人物的喜剧性冲突中，往往潜藏着人物深刻的悲剧危机。《阿Q正传》和《胜利者巴尔代克》一开头，作者便使用幽默讽刺的语言对阿Q和巴尔代克的名字发表颇有些滑稽意味的议论，由此往下作者的喜剧笔调和人物悲剧命运水乳交融地溶合在一起，一直贯穿作品的终结。

4.周作人1909年所翻译的显克微支的《炭画》，也给予《阿Q正传》的创作以某些影响。（1）在《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中，周作人曾指出《阿Q正传》与《炭画》的共同特色是“用滑稽的笔法些阴惨的事迹”。在表现手法上，他们都以一个村庄作为人物活动的共同环境，通过农民的悲惨遭遇，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达到反映整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的目的。《炭画》中的羊头村是当时被波兰农村社会的缩影，而《阿Q正传》中的未庄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这种“窥一斑而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艺术方法，正式作者极所倡导的。其次，在结构安排与语言风格上，二者也颇为接近。《炭画》分十一章，除七、八、九章外，每章都有一个小标题，而且两者的小标题都是围绕着主要人物活动，用讽刺性的幽默的语言来概括的。在两篇作品中，讽刺性的反语、夹叙夹议的笔法随处可见。（2）共同之处还在于：在鲁迅和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中，无论是用喜剧性的情节，或是用抒情的笔调描述哀伤的故事、刻画悲剧性的人物，都无油滑或浮泛之感，却显得深沉、凝重、发人深思。（3）不同的是《炭画》中所着力讽刺的对象是羊头村的秘书、反动的左尔什克，而《阿Q正传》中幽默、讽刺的反语，主要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流浪雇农阿Q。（4）在许多近似之中却渗透着两位天才各自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他们是从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认识和感受中，通过能充分体现本民族特性的典型人物来反映出那个时代生活的某些本质的。

第八章 鲁迅的《长明灯》与伽尔洵的《红花》

1.伽尔洵是十九世纪后期俄国著名的小说家，也是鲁迅先生早年所推崇的俄国作家之一。

2.《长明灯》和《红花》在艺术构思和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两篇作品都以一个具体事物象征反动势力。《红花》是以红花作为世上一切邪恶的化身，而《长明灯》则以长明灯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实力的象征，并都以象征反动势力的具体事物作为篇名。而鲁迅先生选择长明灯作为反动势力的象征更为贴切，含意更为丰富、深刻，而且富有中国特点。《红花》中以红花作为世上一切邪恶势力的象征，只是疯子幻想中的产物。《长明灯》是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直接地反映了旧中国反对封建主义与维护封建统治两种力量的斗争，它具有更浓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2）两篇作品都以疯子作为主要人物，并写了他们奋不顾身、坚韧不拔的共同品质。作品的基本情节也是相似的。《红花》中的疯子千方百计地要摘除红花，《长明灯》中的疯子则一心一意想熄灭长明灯。但两位疯子的个性全然不同，作者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也迥然有异。A.《红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易于激动的十九世纪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其写作特点是细针密缕，精心刻画，可以算得上是衣服细腻入微的工笔画。作者笔下的重点是在疯子摘花的行动上，三次摘花的斗争写得错落有致，详略得体。《红花》中的疯子虽不时散发出一种“救世主”的气味，但仍不失为一个真实、动人、丰满的正面人物形象。B.《长明灯》中的疯子则是一个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反封建战士的生动形象。作者采用虚实相映、烘云托月的方法，从大处落墨，寥寥几笔就点染出任务的精神风貌，可说是一幅传神的写意画。C.《长明灯》除了出色地勾划出一个反封建战士的生动形象，还展示了吉光屯中富有个性特征的各色人物的群像，多方面地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社会复杂的现实生活。《红花》主要是写疯子三次摘花的行动，更多的是从疯子与花的关系中去描写人物，因此，疯子的形象虽然突出，而疯子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却很少落笔，因而疯子以外的其他人物就显得苍白无力、形象模糊了。《长明灯》是以疯子要熄灭长明灯，吉光屯的各色人物阻挠熄灭长明灯为矛盾的焦点来展开情节的。它更多的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刻画人物，因此，围绕着主要人物疯子9 的行动，作品生动地提示了吉光屯中各阶级、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

（3）两篇作品都是短篇小说，都具有单纯、集中、精炼的特色，但《红花》较为直露奔放，一目了然，而《长明灯》却含蓄凝重，意味深长。伽尔洵擅长欧洲式的心理描写，他才去单线结构方式，不仅以疯子为中心人物，而且以房子摘除红花为中心线索来展开情节，所以全篇几乎都是疯子不正常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是一串心理活动的联缀。《长明灯》则采用双线结构，以疯子坚决熄灭长明灯，吉光屯各色人物阻挠熄灭长明灯为线索来展开故事，以对话和场面描写为主要手段，将现实生活凝聚在几个概括性极强的场面中，因而显得格外干净、利落。

第九章 鲁迅小说与阿尔志跋绥夫

1.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和《幸福》中某些情节、人物以及作品所发掘的深刻思想，曾长久地撞击着鲁迅的心灵，引起他感情上的共鸣和深沉的思索。而这些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某些痕迹。

（1）在表现改革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破坏，并由此引起改革者的孤独、悲哀这一点上”，鲁迅于阿尔志跋绥夫的创作有相同的地方。

（2）《工人绥惠略夫》中阿伦加姑娘“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引起了鲁迅的共鸣。类似的悲剧，在鲁迅创作中也留下了某些痕迹。

（3）鲁迅于阿尔志跋绥夫一样，都为不幸者“残酷的娱乐”和可耻的健忘症而倍感痛心。

2.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作品所揭露的“那个不可救药的社会”与旧中国现实极为相似；

二、绥惠略夫的境遇与中国“现在”仍至“将来”的改革者的境遇佷想象，他们都是要救群众，而被群众所破害，终至于成了单身。

3.古今中外的改革者往往不被理解，他们是孤独、寂寞的；鲁迅本人也是一个改革者，他也是十分孤独、寂寞的。这残酷的客观现实和强烈的主观感受，极大地影响着、制约着他的创作。故他笔下的改革者也都是孤独、寂寞的。《狂人日记》中反对封建家族制度、礼教的先觉者，被称为“狂人”，没有一个人理解他，被关进屋子中，被全村的人设计关在神庙的西厢房中；《药》的改革者夏瑜，不仅一般的群众不理解他，连他的亲人也不理解他，牺牲时他的鲜血被愚昧的群众去做了人血馒头，《在酒楼上》的吕纬莆本是个有血性的改革者，后来却被旧社会逼得“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做一些“无聊”的事；《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只因为在宣统初年见了辫子，于是“同事是避之唯恐不远，官僚是防之唯恐不严”，“中日如坐在冰窖里，如站在刑场旁边”，还要被路人骂为“冒失鬼”！4.鲁迅在作品中勾划了一大群愚昧、麻木的群众形象。

（1）《狂人日记》中的群众：“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这一群被压迫者、被迫害者，却也帮着”吃人的人们去迫害“狂人”。（2）阿Q在造反前，在城里以看杀革命党为一大乐事。造反后的阿Q被押着游街示众时，他也免不了被别的看客当作“喝彩的材料的命运”。

（3）鲁迅在《药》中也写了愚昧麻木的群众对改革者的隔膜，但作者对群众的态度与阿尔志跋绥夫有所不同。对华老栓夫妇，是揭露了他们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又写出了他们善良、淳朴的基本品质。即便是对围观夏瑜就义的看客、以夏瑜的牺牲作谈资的闲人们，作品也只是止于揭露、嘲讽和鞭挞，而决不会想到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革命者夏瑜，就义前在监狱既不绝望，也不疯狂。他从容不迫地抓紧时机宣传革命道理，并劝牢头造反。夏瑜的这种革命精神，正反映出鲁迅当时积极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思想。5.在鲁迅的创作中，也有向群众“复仇”的作品，但那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复仇，而并非流血的杀戮。如散文诗集《野草》中的《复仇》即是。它以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性故事，着力鞭挞了“戏剧看客”们麻木的精神状态。至于小说作品中向社会、向群众复仇的，则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1）魏连殳是一个所谓的“吃洋教”的“新党”。他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怀着巨大的不满，时常发些“奇瞥”、“没有顾忌”的议论，因此，被视为“异类”。在反动势力下，各种旧社会势力包围迫害，终于使他丢掉了中学历史教员的饭碗。不就，凡可卖的家具、书籍都变卖完了，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几乎成了乞食者。在此情况下，周围的群众冷落他，甚至连房东的孩子大良、二良也不吃他的东西了。在走投无路，借贷无门的绝望中，为了向社会报复，“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于是他到军阀师长门下作了顾10

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师长顾问这一显赫的地位，使人们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冷漠、歧视、打击、迫害转为献媚、磕头、送礼。每天宾客盈门，川流不息。而他却以傲慢的冷眼观看过去蔑视、迫害过自己的一群，现在如何颂扬、恭维自己，以取得报复的快意。（2）魏连殳同绥惠略夫有某些相似之处：两人都是知识分子，都希图革新旧社会，因此，为旧社会不容；一个被追捕，一个受迫害。在此情况下，都因为社会谋幸福转向对社会进行报仇，以此发泄愤懑与不平，最后都走向毁灭。

（3）魏连殳同绥惠略夫向社会复仇的形式是打不形同的，绥惠略夫是在绝望中疯狂地向群众开枪，在流血的杀戮中得到个人的满足和快意，而魏连殳却是在失败后，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以高傲的态势，蔑视过去迫害自己的一群，从无血的杀戮中，求得精神上的报复和快意，这种以自虐为代价换得的复仇的满足，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6.“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强烈地震撼着鲁迅的心灵。鲁迅创作的《伤逝》，女主人公子君的悲剧可以说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1）在《工人绥惠略夫》中，阿伦加姑娘的悲剧是亚拉藉夫教她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懂得了爱，心目中也有了所爱的人，但是她和她所爱的人不能自由的结合。而《伤逝》中子君的悲剧却深刻多了。她“梦醒后”经过一番坚决的抗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终于赢得了婚姻自主的胜利，同自己深爱的人—涓生结婚了。在这一点声应该说她比阿伦加要幸福。但是，鲁迅的现实主义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子君与涓生取得自由结合的胜利之后，仍然无路可走。旧社会的种种迫害，逼得他们无以为生，而他们又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论的指导去杀开一条生存的血路。结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子君又回到了封建阶级的家中，“负责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过早地凋谢、死亡。

（2）如果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除了子君、涓生外，狂人、疯子、魏连殳、吕纬甫等都可说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连作者自己当时也正处于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中。“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7.阿尔志跋绥夫创作《幸福》的着眼点，是在批判女人公赛式加的健忘麻木的“幸福”感，而鲁迅从中不仅看到了这种不幸的“幸福”，而且体味到更深一层的思想，即是以他人的不幸作为“残酷的娱乐”资料的人，也并不是“幸福者”。阿Q不是“幸福者”，工厂的仆人也并不是“幸福者”。

（1）鲁迅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过这种以不幸者作为“残酷的娱乐”资料的现象。孔乙己的不幸成为咸亨酒店的闲人们不断取笑的资料；《示众》中一个人力车夫不幸摔倒，却引来满街人同声喝彩：“好”！《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的悲惨境遇，成为兰皮阿

五、红鼻子老拱寻开心、找便宜的机会；而《祝福》中祥林嫂的儿子阿毛的惨死，却成为了鲁镇的人们“听故事”的材料，一些老女人还“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道呜咽，她们才“满足”的走了。（2）以不幸者为“残酷的娱乐”的资料的现象，在旧中国十分普遍，它是国民劣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鲁迅对此十分痛心、愤激，屡屡给以无情的揭露、鞭挞。这种可耻的现象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乃至成为一股无比巨大的社会力量，给善良无知的不幸的人们以无形的精神重压，在不知不觉中甚至能逐渐毁灭、吞蚀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在《阿Q正传》中，作者怀着及其沉痛的心情，写了这样一个令人颤栗的场面：当阿Q被判处死刑游街示众时，那像蚂蚁似的人群簇拥着赏鉴这杀头 的盛举，他们不仅“发出豺狼的嗷叫一般的声音来为阿Q叫好，而且这些看客的比饿狼更可怕的眼睛”似乎练成了一气，在那里叫绝阿Q的灵魂。（3）在以不幸者为“残酷的娱乐”的描写中，鲁迅于阿尔志跋绥夫有所不同。后者侧重在肉体上的摧残，而前者更侧重于精神上的虐杀。鲁迅作品中大量存在的以他人的不幸作为“残酷的娱乐”资料的描写，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分量，使作品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深沉的者利益为，发人深思，催人猛省。

第十章 鲁迅与我国古典小说

1.鲁迅先生不拘守一隅，他从现实生活出发，一方面大胆借鉴外国作品，另一方面创作性地继承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从而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古典小说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但在浩瀚的古典小说作品中，我们认为鲁迅的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上，同《聊斋11

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几部古典名著关系更为密切。2.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思想内容上与我国古典小说的密切联系：（1）反封建主义的问题，是我国古典小说的进步传统。

（2）对封建礼教的揭露、批判是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3）鞭挞旧的事物与赞美新生力量是一对孪生兄弟。

3.鲁迅先生以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了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并使文学上的反封建主义主题与政治上的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融合一体。因此，鲁迅的小说在反封建主义上与既与我国古典小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有所发展，有所提高。这从批判科举制度、批判封建礼教、歌颂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等方面，可以得到具体说明。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揭露批判，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课题。《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中都用不少篇幅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以及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迷恋科举功名的种种丑态。鲁迅的小说中也有对这一内容的典型描写。我们从《聊斋志异》中的王子安、宋生，《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以及《呐喊》中的孔乙己、陈士成这一组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出后者对于前二者的借鉴和发展。

（1）鲁迅先生继承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中揭露、批判科举功名的积极方面，并大大向前发展了它。他站在彻底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上，用小说作武器投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先后写出了《孔乙己》、《白光》这样接触的短篇，塑造了封建社会末代知识分子孔乙己、陈士成两个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把对封建科举的批判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白光》中的陈士成是一个醉心功名富贵、利禄熏心，然而终因屡试不第，迷梦破灭，最后神经错乱，沉于水中的封建知识分子形象。他在疯狂致死之前的经历同周进、范进大体相同。《孔乙己》中 的孔乙己是一个备受科举毒害、摧残，胡子都“花白”了，却“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腐儒。他因白首穷经为八股所害，一无所能。由于“好喝懒做”，日子“愈来愈穷”，终于沦为小偷，被爬上去了的丁举人打断了腿，潦倒而死。

（3）陈士成和孔乙己是与周进、范进大半生经历相似，而结局全然不同的另一类典型人物。封建科举制度不仅毒害、腐蚀了陈士成、孔乙己们的心灵，而且吞噬了他们的肉体，造成了他们从精神到身体的彻底毁灭。鲁迅先生对科举制度的“吃人”的本质的揭露是震撼人心的。陈士成、孔乙己这两个形象对科举制度的控诉，较之王子安、周进、范进更强烈的艺术力量。

4.在《祝福》中，鲁迅先生塑造了一个二十世纪现代的封建礼教维护者—鲁四老爷的形象。他在恪守封建教条，用礼教杀人这一点上与上述人物是相同的。这一人物性格的特点是不动声色，在踱方步，皱眉，三言两语的告诫中，就可以逐步毁灭一个勤劳、善良而又倔强的劳动妇女的生命，他没有暴怒，也没有毒打，他是一把软刀子，祥林嫂即是在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的迫害下，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人间。5.《祝福》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从鲁四老爷与祥林嫂的关系中，结识了阶级的对立与迫害，写出了收封建礼教迫害最深的是广大劳动妇女。鲁四老爷与王玉辉同样遵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教条，但是王玉辉却不折不扣地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因而时感内疚，有时见了别的戴孝的年轻妇女，便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开”，使人感到这个人物既可恶又有几分可怜。鲁四老爷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维护礼教却是为了损人利己。他用“不干不净”、“败坏风俗”等罪名从净胜上给祥林嫂以巨大压力，使她老老实实供自己剥削、奴役，当祥林嫂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神情恍惚，手脚迟钝，失去了供剥削、奴役的条件时，他便将一脚踢开。故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迫害，渗透着一种对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深刻关系。

6.我国古典小说中揭示了一些列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形象，这是鲁迅的小说创作继承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精神上与《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他们都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都是这个封建社会的逆子。他们反对礼教，蔑视等级制度，敢于向世俗陋习挑战。在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时，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狂态”。狂人的性格中，既发扬了杜少卿、贾宝玉的性格中积极的主导的一面，又熔铸了西方激进时的“摩罗”诗人拜伦等勇于反抗进取的斗争精神。

7.《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摆脱俗套”，打破传统和《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戚而能谐，婉儿多讽”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风格，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也有较大的影响。

（1）鲁迅的小说打破了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公案侠义小说“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旧框框，充分结识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

（2）鲁迅先生的小说没有旧小说中粉饰现实，迎合小市民区委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俗套，而是像《红楼梦》那样，敢于写出旧社会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悲剧，从而激起人们对旧制度的强烈愤恨。（3）鲁迅先生的小说同《红楼梦》一样、创造了一种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它们可说是小说与诗的结合。8.鲁迅笔下人物性格的复杂、丰富性，往往表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从表层看是一个迫害狂，而深层显示出的却是一个对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有着深刻认识的清醒的战士。《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既有穷酸、迂腐可笑的一面，又有善良、真挚、值得同情的一面。《弟兄》中的张沛君既是“兄弟怡怡”的典型，在弟弟靖甫得了病后，又做了一个苛待侄儿的梦。《伤逝》中的子君曾勇敢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但结婚后又不自觉地将自己拴在涓生的衣襟上，她最初勇敢地冲出了封建家庭，最后又回到了那个吃人的牢笼。《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一个游学在外“吃洋教”的“新党”，但祖母去世时，丧葬仪式可以依族人们的要求一切“照旧”，先前很有些愤世嫉俗，后来却做了杜师长的顾问，躬行自己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至于著名的阿Q，既沉醉于可耻的精神胜利法，又向往革命造反，既严于“男女之大防”，却又不忍不住调戏小尼姑，甚至跪下来向吴妈求爱。9.鲁迅小说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重要人物—我，在多数作品中，“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其内心活动也是极为复杂的。

（1）《祝福》中的“我”是是一个新派人物，同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话不投机，却十分同情被鲁四老爷撵出门的祥林嫂、但同情中有“敷衍”，对“魂灵”、“地狱”的有无，用“说不清”三个字搪塞。搪塞、敷衍之后又感到“不安”，由不安到逃避，逃避中夹带着自嘲。当听说祥林嫂死去了时，“我”先是“惊慌”，继之以“宽慰”“轻松”，偶然之间又似乎有些“负疚”。最后是“激愤”，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祥林嫂之死，表现出无比的愤慨。

（2）《故乡》中的“我”，思想感情也是相当复杂的。回忆中童年时温馨如春的美丽的故乡，与现实中在严寒笼罩下荒凉萧索的故乡的鲜明对比，引起了“我”的情感变化。先是悲凉失望：“这不是我二十年来记得的故乡？”到家后母亲提到闰土时又涌现出美好的回忆，透露出一丝希望：活泼勇敢的少年闰土的形象，新鲜有趣的生活，使童年美丽的故乡又回来了。见到闰土既吃惊又失望，一声“老爷”在两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可悲的厚障壁，二千年来故乡已将闰土压成木偶人了。但在下一代水生和宏儿的纯真友情中又看到了希望，最后是对希望的超越：“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经过的这样一个由失望—希望—再失望—再希望—超越希望的感情变化过程，与作者前期的思想历程是基本一致的。

10.鲁迅先生小说创作的杰出意义在于通过短小的篇幅，用有限的文字揭示出我们社会、民族的大悲剧。《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的深刻写照。在血和泪的现实生活面前，鲁迅先生十分厌恶粉饰现实的“大团圆”文学，在他笔下涓生、子君没有团圆，祥林嫂和她的丈夫、儿子没有团圆，华家父子、夏家母子都没有团圆，也不可能团圆。鲁迅先生作品中唯一的一次“大团圆”文学是阿Q枪毙的时候，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以及粉饰现实的作品的一个强有力的讽刺。鲁迅既继承了曹雪芹敢于写悲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又有所发展。鲁迅的悲剧意识较曹雪芹更为强烈、深广。曹雪芹眼看自己生活的那个家族的崩溃、没落，深感无力回天，着眼的只是那个阶级的命运。而鲁迅是毫不可惜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溃灭，他着眼的是二十世纪初列强瓜分下祖国民族的命运、前途：中国人向何处？因此，鲁迅的悲剧意识有强烈的现代性。他纵观古今，放眼世界，呼唤的是“现代”中国的“国魂”，批斗的是不长进的国民性，向往的是一个没有吃人的真的人的社会。

11.鲁迅的小说同《红楼梦》一样、创作了一种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它们可说是小说与诗的结合。《红楼梦》的诗、词完全溶化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使作品洋溢着诗情画意，给人以美的享受。不仅如此，作者还善于从环境和人物性格描写中显露出一种内在的诗的意蕴，令人玩味。如林黛玉的性格与潇湘馆的13

诗的气氛即是一例。鲁迅的小说都是短篇，却也往往能用极精炼的笔墨点染出人物与环境的神韵，而那抒情的语言，更增添了作品诗意。他的有些作品如《伤逝》、《故乡》、《社戏》、《祝福》、《孤独者》等可以说就是有没的抒情诗篇。即以《故乡》为例，开头由“阴晦”、“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构成一幅苍凉的画面，渗透出一种诗的氛围，在情节开展中又描绘了一幅饱含诗情的少年闰土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最后，作品又在充满哲理诗的意味中结束。故《故乡》可说是在诗的意境中展开故事的。由此看来，鲁迅的小说不是以工笔画似的细腻逼真的描写见长，而是以写实与写意、情与境的融合取胜，它所创造的诗的意境，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空间，使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12.“戚而能谐”的讽刺艺术在鲁迅小说中表现为令人沉痛的悲剧因素与使人发笑的喜剧因素的巧妙结合，在一系列的喜剧性的情节中，贯穿着人物的悲剧命运，这典型地表现在《阿Q正传》、《孔乙己》这一类作品中。穷酸、迂腐的孔乙己已潦倒一生，最后不知所终，命运是悲惨的，然而他的性格、言行又那样引人发笑，咸亨酒店的酒客们也时常故意逗他引起“哄笑”。在这不断的喜剧性的哄笑声中，孔乙己一步步走向死亡；在这不断的哄笑声中，我们沉痛地触摸到了酒店中那一群精神麻木的人们的灵魂；但是在这不断的哄笑声中，我们深深体味到了作者那极其而悲哀的心情。

“婉而多讽”在鲁迅的作品中则表现为让讽刺完全寓于场面描写和情节的发展中，力避作者站出来对讽刺对象作解释或说明性的叙述，而是以人物自己语言和行动的自相矛盾来构成喜剧性，达到“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的艺术境界。这在《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离婚》等作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肥皂》中以四铭买肥皂引起的纠葛为线索，将四铭一伙道学家的丑恶灵魂揭露无遗。他们表面上冠冕堂皇，搞什么移风文社，要力挽颓风，似乎以天下为己任。实际上心怀鬼胎：“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四铭买肥皂的动机同那一般光棍流氓的心思毫无二致。然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细节以及几个场面而自然流露出来的。

13.用对比手法，揭露事物的矛盾，以形成强烈的讽刺，是鲁西南的小说同《儒林外史》的另一个共同特色。《儒林外史》中通过同一个人物前后不同态度的对比，来揭露其脸相给以深刻有力的讽刺的地方很多。用对比的手法形成讽刺，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言行对比、表里对比、名实对比、幻想与现实的对比等等；目的只有一个：通过对比，形成强烈的喜剧性。

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即是用幻想与现实的对比，名与实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喜剧性的一个代表。这篇作品写于1924年2月，当时在帝、官、封残酷统治下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妻离子散，到处充满痛苦与不幸，而某些人却故意粉饰太平，竭力宣扬当时并不存在的所谓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这篇作品的主人公—一位生活并不幸福的文人，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最低的生活，不得不迎合“幸福月报社”的要求写一篇《幸福的家庭》的小说。不幸的人要虚构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讽刺。

14.写实是讽刺的基础，讽刺离不开写实，这正是鲁迅先生对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所做的科学概括。恰恰是在“写实”这一基本点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达到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统一。而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中所继承和发扬的也正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光荣传统。当然，同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它们所现实的风格特色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作品主要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以扣人心弦的悲剧为其特色；有的作品则是主要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所以，以动人的讽刺喜剧为其特色。从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来看，《红楼梦》可说是悲剧美的高峰，《儒林外史》则是喜剧美的代表。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兼有二者之长，可说是“悲喜交集”。既有《祝福》、《伤逝》式的悲剧美，也有《肥皂》、《高老夫子》式的喜剧美，更有《阿Q正传》式悲喜交错，用喜剧形式解释悲剧实质的杰作。

15.悲喜剧的作用，鲁迅先生深刻指出：“悲壮滑稽”，“都有破坏性”。这正是《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伟大价值所在，也正是鲁迅先生肯定并发扬它们的悲、喜剧精神的原因。鲁迅先生的伟大在于他所创造的悲、喜剧对旧世界的破坏性比他的先辈们更巨大、更彻底。

第十一章 鲁迅小说的特色

1.从整体上看，鲁迅的小说有这样显著的特征：情节单纯、蕴含丰富、篇幅短小、意味深长、有历史的深度、哲理的精辟、诗的意趣。

2.鲁迅创作小说在艺术构思时，高瞻远瞩、熔古铸今，以“立人”、“吃人”为中心，着眼于人们心灵的改造，所以开掘深、立意新。

3.“五四”时期，提倡老劳工神圣，不少有进步思想的作家竞相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其中人力车夫是颇受关注的题材。历史证明鲁迅的《一件小事》意味深长、更耐人寻味。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人力车夫不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人物，而是处在积极主动的位置上，它不是令人同情、怜悯的可怜虫，而是令人赞美、崇敬的高大艺术形象。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中国，是破天荒的创举，因此，作品有深度、有新意、艺术上也不落窠臼。《一件小事》高于其他同类作品，显示思想深度和“五四”时代精神表现在：（1）作者通篇运用对比手法，讲“我”这个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同人力车夫进行鲜明对比，从对比中揭示出“我”同人力车夫思想境界高下、美丑的巨大差别。从对比中体现出劳动人民崇高的品质，高大的形象，并榨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心理和“皮袱下面藏着的小米”。（2）作品前后将“一件小事”与当时所谓的“文治武功”“国家大事”进行对比，指出“国家大事”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却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从而肯定了“一件小事”，否定了“国家大事”，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立场。（3）作品通过“我”与车夫的对比，不仅使“我”看出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教我惭愧”，而且“一件小事”成了促成“我”前进的动力，它“催我自新”，“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一件小事》所表现出的思想境界，时代精神，是当时同类作品所难以企及的。题为《一件小事》，其实却是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大问题。

4.同是描写个性题材的题材，胡适的《终身大事》与鲁迅的《伤逝》的思想差距，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1）独幕剧《终身大事》提出了“五四”时期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田亚梅的初中普表现出对封建包办婚姻、对封建迷信以及旧的习俗的不满和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五四”时期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精神。但剧本的反封建内容却是相当浅薄的，艺术形式也比较简单，既没有什么尖锐的冲突，也没有什么动人心弦的情节。矛盾的解决也是轻而易举的：田亚梅“暂时”出走了，而且走得很阔气。其次，田亚梅只是暂时告辞了父母，并未与封建家庭决裂。

（2）《伤逝》形象地揭示出：没有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离开了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孤立地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主，以为只要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即可实现妇女解放，这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同时，作品还指出：“人比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如果“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也难以导致悲剧的结局。

5.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开掘深、立意新，主要是因为他在构思时高瞻远瞩，熔铸古今，他是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从现实与历史血肉相连的深度来认识、分析、发掘事物的内在本质，铸造艺术形象的。“立人”，“吃人”这是鲁迅考虑中国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也是他们创作时进行艺术构思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着眼于人们心灵的创造，而改造人们心灵的目的是在改造社会。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在思想内容上站的高、看的远，开掘深，即是是描写同样题材的作品，他也往往能翻出心意，高人一等。

鲁西南小说历史的深度，立意的新颖和它的另一特点哲理的精辟密切联系着的。作者在深入观察，认识生活时，往往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感受。这种独特的发现、感受通过提炼、升华，渗透在人物性格或整个作品的形象中，甚至成为作品的灵魂。它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使读者从中认识到某些生活的真理，读后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这种发人深思的哲理常常以言简意赅的警句形式表现出来，如《故乡》的结尾和《在酒楼上》“我”与吕纬甫邂逅时，吕纬甫对“我”讲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

6.鲁迅小说的创作，在艺术表现上是：古今中外，为我所用，打破旧套，力求创新。写真实，抒真情，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强调神似，以形写神，景随人出，景人相映，以小见大，以实显虚，因此，水平高，成就大，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鲁迅的小说创作起步是借鉴外国文艺，落脚点却落在民族文化上。无论是借鉴外国文学或是继承传统，都是以我为主，有拿来，汲取、批判继承的宏大气魄，有消化、吸收一切营养的良好的肠胃。故他能将果戈里含泪的笑，安特莱夫的象征与写实相调和等与《红楼梦》的“如是描写，并无讳饰”、《儒林外史》的“戚15

而多谐，婉而多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高瞻远瞩，熔古铸今，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眼前的现实结合起来，创造出卓越的典型形象来。众所周知，《狂人日记》在艺术表现上对果戈里的同名小说有所借鉴，而狂人这一形象在内在精神上对杜少卿、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有所继承，但《狂人日记》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是一个创造。狂人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它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基石。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不同于果戈里的同名小说，是因为他是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出发进行创作的：鲁迅笔下的狂人之所以不同于杜少卿、贾宝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从今天的现实出发认识、反映塑造典型的。鲁迅描写的是当时中国的现实，它既不是外国的，也不是古代的；他抒发的是自己独有的真实情感、真知灼见，既不是果戈里的，也不是吴敬梓、曹雪芹的。正因为鲁迅能从当时当地自己的真切感受出发，写真实，抒真情，因此他才能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现代个人风格的文学杰作来。

7.（1）鲁迅的小说，一类是侧重描述的，往往含有杂文的讽刺因素，如《阿Q正传》、《孔乙己》、《肥皂》、《高老夫子》、《示众》、《离婚》、《幸福的家庭》等，在艺术构思上接近于果戈里的作品与古典名著《儒林外史》；另一类偏重抒情，往往含有较多的诗的因素，如《故乡》、《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在艺术风格上受《红楼梦》和我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较大。而《狂人日记》、《一件小事》、《祝福》、《社戏》等兼有杂文和诗的因素，“释愤抒情”，别具一格。但无论就哪一类作品说，它们都蕴含丰富，意味深长，饱含哲理和诗的意趣。（2）若从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关系看，鲁迅的小说又可以分为这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环绕人物性格的发展展开故事情节。如《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白光》、《孤独者》、《祝福》等；一种是以时间为发展线索，在故事情节中着力刻画人物。如《药》、《示众》、《长明灯》、《故乡》、《**》、《社戏》、《肥皂》等。这两类小说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着力刻画人物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8.鲁迅小说着力刻画人物性格的刻画，这不仅符合现代小说这种叙事题材的文艺形势要求，而且也是与鲁迅艺术构思时着眼于“立人”、“吃人”这一指导思想血肉相连的。无论是“立人”、“吃人”，它们的中心都是一个“人”字。故写出现代人的灵魂，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一个中心问题。（1）在塑造富有生命力的典型人物时，鲁迅汲取了我国传统画论的精髓，强调神似，以形写神，达到形神兼备。他提出了“形神俱似”的要求。所谓“形似”，是对人物外形和细节的逼真描写，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基本要求，也是“形神俱似”的前提；“神似”是要求写出人物由内在的精神特征，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奥秘，显示出“灵魂的深”，是形似的归宿。鲁迅在小说创作中，是不断地实践着“形神俱似”这一高标准的。他在人物创造中绝不忽视“形似”的重要性，甚至连人物戴的帽子、着的衣衫都有严格、准确的要求，丝毫不能走样。（2）鲁迅小说中人物的外形描写都极为精炼，他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人物的外貌特征，达到以形写神的目的。（3）鲁迅刻画人物的外形时，很少孤立、静止地描写，往往是紧扣情节发展的要求，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尤其是从他人的眼中作动态的描写，《故乡》中闰土外貌的变化即是从“我”的眼中反映出来的，从“我”的眼中看到的闰土不仅是外貌，简直是他半生悲惨经历的高度概括。（4）当某一人物的外貌由另一人物反映出时，往往渗透着观察者的感情色彩和个性特征，如《离婚》中爱姑眼中的七大人的肖像，即带有爱姑本人的心里和个性特征。（5）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来揭示人物的神态。（6）用富有个性特征的行动和心里来揭示人物的神态。

9.鲁迅从平凡的生活素材进行提炼、加工，使人物典型化，创造典型人物时，大都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是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伟大典型，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模特范儿的。其一，是绍兴周家旧台门里的阿桂或阿贵。其二，是阿贵的哥哥阿有。其三，是鲁迅的亲戚衍太太的之二桐少爷，阿Q的《恋爱的悲剧》的素材即出现在他身上。这种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的熔铸、提炼和升华，作者借用传统国画经验，将它概括成十六个字：“静默观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10.鲁迅创作小说时，往往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落墨，以实显虚，虚实相映。

（1）《**》的创作即是如此。它取材于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辫师张勋在黎元洪与段祺瑞闹矛盾时，率五千辫子兵乘虚进入了北京，演出了异常废帝溥仪重新登基复辟的丑剧。但偌大的一个政治事件从何写起，如果正面实写既可以写成一个长篇，也可以写成一个流水账式的空空洞洞没有艺术感染力的短篇。鲁迅巧妙地避开了这两种写法，而是胸怀全局，从大处着眼却从小处着墨，实写辫子，虚写复辟。他抓住航16

船七斤“辫子”的有无这一典型情节大做文章，并生发开去，以实显虚，以小见大，从一条小辫子反映了当时中国旧社会的一场轩然大波。从而使作品凝练、集中、含蓄，篇幅短小而意味深长。

（2）《肥皂》的创作亦是如此。作者通过四铭买肥皂引起的纠葛，展开一系列情节，深刻地揭露了伪道德的丑恶嘴脸和卑劣的灵魂。全篇以肥皂始，以肥皂终，从一小块肥皂入手，反应的却是二十世纪尊孔读经、保存国粹这一复古逆流对新文化运动的疯狂反扑这一历史面目。

11.鲁迅小说的语言可说是千锤百炼的，句中无余字，篇中有余味，善于少中见多，故它凝练、冷隽、贴切、传神，是精粹的文学语言。（1）鲁迅是运用语言的巨匠，他极善于挑选适当的字眼，以加强作品的表现力。尤其是精心挑选恰当的动词，以增强描述的形象。（2）鲁迅运用语言极富独创性、有些普通的字眼，经他精心选用，确实有点石成金的特殊功效。（3）鲁迅的语言有一种匀称和节奏美。犹以《阿Q正传》中间阿Q和小D的一场“龙虎斗”最为典型。（4）在更多情况下，作者往往采取某一语句多次反复、照应的形式，以增强作品内在的节奏感。（5）鲁迅小说的语言之所以凝练、隽永、贴切、传神，是与他反复推敲，精心锤炼分不开的

第十二章 鲁迅小说的新开拓

1.1922年11月，鲁迅创作了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为题材的小说《不周山》，开始了小说创作的新开拓。《不周山》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从“古代”采取题材创作小说的开端；一是开始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进行文学创作的尝试。鲁迅吸取弗洛伊德学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不周山》即《补天》。《不周山》的坚决反封建精神与《狂人日记》是完全一致的，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2.（1）《不周山》的一大特点是既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揭示创造—人和文学的—的源起，又不为其所拘束，精神分析在作品中并未处于支配地位，而是作为塑造女娲形象的一种手段。作者将古老神话中伟大的人类母亲的形象同现实生活中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欲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使伟大中见出平凡，平凡中不失其伟大。而不是像后来某些作者所表现的那样，将性欲作为作品的主导线索或支配一切人物行动的力量，强调英雄人物的人格分裂，一谈到英雄人物的“世俗化”时，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便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平庸和卑劣。（2）作者站在“五四”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精神统率下，吸取、溶化精神分析学说中某些合理因素，丰富自己的创作，使艺术方法多样化。

3.鲁迅在杂文中多次涉及潜意识问题，他在1924年3月22日创作的《肥皂》，即是吸取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写作的一篇肌肤特色的短篇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小小的一块肥皂，集中反映出维护旧礼教的道学家四铭潜意识中的邪念，揭示了在“正人君子”的外衣掩盖下极其卑劣丑恶的灵魂，具有极深刻的象征意味。《肥皂》是一出《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喜剧，作者对潜意识心理活动的巧妙运用，更增强了作品的喜剧色彩，它是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的有机结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潮的有机结合。4.鲁迅在不少作品中也通过任务的梦境来显示人物潜意识的隐秘——那些被压抑的思绪，从而揭示出人物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如《野草》中于1925年11月3日创作的短篇小说《弟兄》。

5.若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取材于“现代”题材的新小说作品，那么《不周山》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取材于“古代”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创作。故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历史题材小说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从《不周山》开始，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刻画了一系列古代英雄的光辉形象：女娲、羿、禹、墨子、宴之敖者等。他们都是“中国的灵魂”，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一系列正面形象与《呐喊》中的阿Q、孔乙己、单四嫂子、闰土、华老栓等不幸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有力地证明着：作者在小说创作中，一方面着力挖掘现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提出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另一方面，从《不周山》开始，也在努力于我们民族本有的创造力的发掘，以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根基。

6.《不周山》在艺术上也有独特之处。它不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调，而是以浪漫主义艺术方法为主进行创作。作者在极其简略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发挥巨大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用宏伟的气魄、如椽的巨笔，塑造了一个以宇宙为背景，与天地浑然一体的人类伟大母亲的形象，热烈歌颂了中华民族从古以来就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和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品质。这与作者过去创作的小说迥然不同。《不周山》的创作意图是不仅要解释“人”的缘起，还要解释“文学”的缘起。

7.以《不周山》为起点的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断断续续进行了十三年，最后以《故事新编》为书名，193617

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小说八篇，其中《补天》（即《不周山》）、《奔月》、《铸剑》三篇写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曾分别发表于《晨报四周年纪念增刊》及《莽原》半月刊。写于1934年——35年的《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五篇，除《出关》曾发表于1936年1月出版的《海燕》月刊第一期外，其余各篇均未在报刊发表，直接收入本书。

8.从1922年冬开始写作到1935年底编定书成，《故事新编》的创作贯穿作者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但同作者其他作品集不同，《故事新篇》不是一句写作时间的顺序，而是按照故事内容的历史时期的先后编排的。前期的三篇，虽然有着强烈的表现意义，但《奔月》、《铸剑》多少流露出一丝孤寂、低沉的心绪，而后期的五篇有所不同，充满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故事新编》的内容可用这样两句话概括：发扬民族正气，刨坏种的祖坟。

9.由于《故事新编》中的八篇作品分别取材于神话、传说及某些史实，所以具体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补天》、《奔月》是神话、传说的演义；《理水》是史实、传说的演义；《非攻》、《采薇》《出关》基本上是史实的演义；《铸剑》近于历史传奇；而《起死》则更像一部富有哲理意义的独幕讽刺喜剧。而就作者处理史料的具体情况看，八篇作品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史料的“铺排，没有改动的”。如《铸剑》。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如《起死》；一类是“古今交融”，将神话、传说、史实与现实融为一炉。如《理水》、《采薇》等，这一类作品较多。

10.“只给铺排，没有改动”，是指作者在创作时较为严格地遵循原作的主题、人物、情节，给以铺叙编排，而没有改变原作的基本内容。《铸剑》的故事出自相传为曹丕所著的《列异传》及晋代干宝所著的《搜神记》中。《铸剑》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原作的内容，而且写出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扩大、深化了原作的主题，赋予了它以新生命。

（1）《铸剑》刻画了眉间尺、宴之敖者的鲜明性格，描绘了国王、往后以及王妃、大臣乃至弄臣的群像。《铸剑》的最大成功是创造了眉间尺和宴之敖者这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铸剑》的突出特色之一是揭示了宴之敖者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他的精神世界的揭示、扩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2）《铸剑》作为一篇历史小说，虽然作者“只给铺排，没有改动”，但既然是一篇艺术创作，它就不可能没有虚构。这些艺术虚构虽然不是史料上的记载，却是从历史真实出发在当时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实，人们读来感到真实，合乎情理。

（3）《铸剑》可以说是一首充满悲壮美之美的诗篇，而“三头相斗”的场面及四首古怪难懂的歌词不仅增添了它的诗情，也更抹浓了作品的传奇性和浪漫主义色彩。

11.《起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叙事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却不过信口开河。”故《起死》可以说是一个作者虚构的“独幕喜剧”，它深刻地揭露、辛辣地讽刺了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唯无是非观。宣扬无是非观的庄子，却要请巡士来判是非，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绝妙讽刺。《起死》是一个寓真实于荒诞之中的故事，但它的创作“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作者是受到《庄子·至乐》篇的诱发而驰骋想象创作出来的。

12.将《起死》同《庄子·至乐》篇加以对照，便可以看出《庄子·至乐》篇中的某些情节只是作为《起死》的引线，也可以说是作者创作《起死》提供了艺术想象和构思的某些条件，至于《起死》的基本内容、主题思想却与《庄子·至乐》篇没有打的关系，而是作者浮想联翩，“随意点染”，艺术想象的产物。庄周这个任务是历史上实有的哲学家，而《起死》中的情节却是虚构的，故很难说《起死》是一篇合乎文学概论上要求的历史小说，坐着的成功之处在于用虚构的一个荒诞的故事，再现了庄周精神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唯无是非观，从而将二千年前的古人写得栩栩如生，达到了借古讽今的目的。

13.作者巧妙地将庄周这个人物安放在一个矛盾重重、进退失据的是非圈子里，用他自相矛盾的言行，逐步深入地揭露他的唯无是非观的荒谬和虚伪，使之现出丑恶的原形。作品从三个具体问题入手，来展开对庄子的刻画的。（1）庄周一方面说：“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另一方面半路上见了髑髅却又认为他确实是私人的枯骨，并召来司命大神将髑髅复活过来，而且一再向那个汉子声明：“你已经死了五百年了”，“是我看得可怜，请司命大人给你活转过来的”。可见，“死”、“活”是界限分明的。如果真认为“死”就是“活”，那么髑髅就等于是活人一样，庄周也就用不着请司命大神来复活了。（2）庄周一方面说“奴才就是主人公”18

（即主人公也就是奴才），另一方面，当他被一群鬼纠缠时，却又抬出了他心目中最大的主子——楚王来镇压小鬼，说“楚王的圣旨在我头上，更不怕你们小鬼的起哄！”可见，在关键时刻，主子和奴才是有区别的。（3）庄周一方面说，当巡士帮赤条条的汉子向他讨一件衣裳遮羞时，他又说“我这回要去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可见，在这时的庄子看来，逼近是“有衣服对，”而且，只穿一套衣服不行，还要配套。（5）最后，庄周是宣扬“无是非观”的，但是当那个赤条条的汉子部分青红皂白硬是要他赔衣服、包裹、雨伞时，他无可奈何，只得掏出警笛，请巡士来辩明是非，可见，一切事理都是有是非曲直的。作者即是这样通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将庄周的“无是非观”的虚伪、荒谬揭露无遗。

14.《起死》与《故事新编》中的其它作品相比较，颇为独特。

（1）就其内容看，颇似一个借古讽今的寓言故事。庄周的文章用语言的格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起死》采用寓言的形式，寓真实于荒诞，以荒诞表现更大的真实，从这一点看，也可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从另一角度看，《起死》又恰似一个独幕讽刺剧。它用人物的对话和“舞台指示”展开情节，有尖锐、紧凑而富讽刺性地喜剧冲突，在令人发笑的喜剧冲突中战士人物性格的重重矛盾。鲁迅曾说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起死》正是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将“唯无是非观”的丑恶本质撕破给人看，在一连串的笑声中，让表面超然物外的庄子现出为统治者所用的原型。

15.《理水》即是作者“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炉”这一类作品的代表。《理水》写的是距今约四千年前，我国古代的英雄人物大禹治水的故事。它不同于《起死》，不仅主要人物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大禹治水这一主要情节线索也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理水》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将禹作为历史上的主要英雄来赞颂的。禹的治水事迹没有虚构，可说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但《理水》又不同于《铸剑》，它虽然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却不是史料的“铺排”，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揉进了大料的现实生活内容，使作品显示出与一般历史小说不同的特色。这在第一二章中尤为突出。在禹正式出场之前，作者用相当大的篇幅描写了“文化山”上一群卑劣无聊的名流学者及搜刮民脂民膏的反动官员的活动。作品中所描写的“文化山”上的那一群学者，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模范儿的，他们的言行都有充分的现实依据。鲁迅一向憎恶那些鄙视劳动人民，有意无意向统治者献媚的文人，故在创作《理水》时，信手拈来地将他们揉进作品中，作为禹的主要对立面来加以辛辣的讽刺。同样那“两位”考察水灾的大员，也是现实生活中国民党反动派官僚的缩影。《理水》的创作，就是人物禹的实际来说，可谓“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而就某些次要人物和情节来说，它又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甚而至于是“信口开河”。

16.题为《理水》，作者却没有用很多篇幅去描写禹如何治水的详细过程，而是围绕着大禹治水的一系列斗争，着眼于禹的精神和品质的歌颂，及对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的揭露批判上，以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从整个作品看，作者是在层层铺垫的基础上，从正反的鲜明对比中，通过场面描写，用白描的手法勾画出禹高达的形象。至于禹将个人置之度外，数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过程，则是通过禹太太闯水利局的一段插曲及禹后来的追叙交代出来的。禹太太虽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但却从另一角度对禹的形象作了有力的烘托。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禹这一高大的英雄形象自然是作为“中国的脊梁”来刻画的。与《补天》、《铸剑》等比起来，《理水》揉进去了大量的现实生活细节，其所占的篇幅几乎将近一半。它不是古人古事的现代化，而是今人今事的巧妙穿插，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古今交融”。它是史料、传说与现实的巧妙融合。作品内容的古今交融，人物刻画的正反对比、铺垫烘托，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理水》的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小说突破了一般历史小说的框架，再一次显示出作者艺术创作上的独特性。

第十三章 《故事新编》的特色

1.《故事新编》的一大特色是“油滑”。所谓“油滑”是指在古人古事的描写中，巧妙地揉进去了不少今人今事，穿插了某些喜剧性的现代生活细节与词汇，构成作品特有的艺术风格。《故事新编》从第一遍《补天》开始就出现了“油滑”，以后“油滑”便几乎伴随着每一篇作品的创作，成为贯彻始终，并与其他历史小说显然不同的特色。从《故事新编》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油滑”主要是表现在反面人物或落后人物的刻画上。这些形象虽然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为依据的，但作者一旦将他们揉进作品后，便成为某19

种艺术典型，获得了普遍的意义，从而与现实中的原型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作者将他们揉进作品时，又明确地划分出了一条古今的界限，使读者一眼便能看出它们并不是古人古事，不至于产生以今人代替古人，或使古人现代化的特点。作者的这种古今交融的写法，在艺术上的却是一个创造，但是这种写法也只有本人能够运用自如，他人是不易学到的。

2.《故事新编》的另一大特色是它的浪漫主义倾向十分鲜明、突出。

鲁迅早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倡导者。1903年他写了肌肤浪漫主义传奇色彩的《斯巴达之魂》。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呐喊》、《彷徨》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比较来说，《故事新编》中的浪漫主义较前二者更为集中、突出。《故事新编》中的有些作品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补天》、《奔月》、《铸剑》、《起死》；有些作品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色彩，如《理水》、《非攻》、《采薇》、《出关》。浪漫主义在《故事新编》中，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故事情节的传奇性

《故事新编》中不少篇章取材于神话传说，如《补天》、《奔月》、《铸剑》、《理水》。《故事新编》直接取材于神话的篇章，不仅继承了它的浪漫主义，而且作者借助艺术想象和极度的夸张，进一步丰富了神话传说的内容，使浪漫主义得到更充分的表现。《铸剑》的材料来源于《列异传》或《搜神记》，原故事虽有着一定的传奇性，但只是一个轮廓。作者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后，增强了不少神异奇特的情节，使它的传奇性得到充分的表现。《铸剑》中三头相斗的场面及四首古怪的歌谣，使作品显得更为奇特、浪漫，而人物的反抗精神，作品的复仇主题也随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起死》中一堆枯骨居然复原为血肉之躯，并且与庄周进行了激烈得争吵，共同演出一幕不可多得的讽刺喜剧，这可说是现代的新传奇。

二、正面人物塑造的理想主义

与《呐喊》、《彷徨》比较起来，《故事新编》的突出特色是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形象。这些人物的创造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作者从几个方面突出描写了这些人物的光辉形象。

（一）奇特的外貌与雄伟的气概。从《故事新编》整个来看，应该说作者对人物的外貌肖像描写是不多的，但是寥寥几笔的勾勒已经显出了与众不同的气概。

（二）非凡的才能。《故事新编》中的英雄人物都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他们或者能开天辟地，或者能改天换地，或者能力挽狂澜，作中流砥柱。女娲能炼五色石补天，搏黄土造人；羿的神力能射日，为民除掉封豕长蛇；禹能驯服滔天的洪水，救民于水火中；宴之敖者却能使砍掉的人头唱歌，为万民除害报复。这些人物既是超人的非凡英雄，又是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古代人民群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反抗强暴、战胜邪恶的强烈愿望。作者在塑造他们时，既强调了他们超人的一面，又突出了他们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一面，他们是根植于人民生活土壤中的巨人形象。

（三）崇高的品德，美好的内心世界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女娲为了救助人类，炼石补天，日夜辛劳，用尽了自己的全身力气，终于累死在补天的活动中；羿为民除害，射尽了封豕长蛇，文豹黑熊，最后妻子奔了月，只剩了一个孤寂的自己；禹为了治水，新婚四天就离开了妻子，治水十三年，数过家门而不入；宴之敖者为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复仇，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些人物完美的品质，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理想和追求。

三、奇妙的想象、联想和极度的艺术夸张。

奇妙的想象、联想和艺术夸张是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故事新编》中它们鲜明地体现在一些富神话传奇色彩的篇章中。就《故事新编》整个创作来说，作者敢于突破一般历史小说创作的框架，采取古今交融的写法，在古人古事中揉进不少今人今事，这本身即是大胆驰骋想象、充分发挥联想的结果。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突破古今界限，古中有今的奇妙构思，使人们大开眼界，获得一种新的艺术享受，进入一个新奇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