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财富逻辑

企业家的财富逻辑（精选九篇）

企业家的财富逻辑 篇1

对于一个在几千年中都在为生存而挣扎, 至今还有部分群体没有达到温饱的民族来说, 以金钱而体现的财富意义是巨大的, 百姓对企业家金钱财富的重视也很容易被理解。但对于一个崇尚理性与科学的民族来说, 如此答案却是个悲剧。对于一个寻求事业发展与能力提升的个人, 如此思维绝对会终止他为了发展所作的正确努力。

对于“企业家的财富是货币积累”的沉重反诘是: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有钱的商人或政客, 但社会几千年为什么没有发展 (如西方汉学界所称的没有线性意义上的进步) ?当今国人的财富无疑在急速膨胀, 增速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可为什么道德失衡、失信、违法等现象也在急剧增长并呈扩大之势, 社会没有实现应有的进步?

对于这些反诘, 国人至今没有真正深刻地思考过, 学术界也没有以应有的勇气去直面。对这些反诘缺乏理性与科学的认知, 结果就导致社会性的民众盲动。偶然的一个事件与鼓噪, 就会掀起社会性的摇摆, 结果不仅伤害了当事人, 更严重地伤害了社会。

中国的企业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地位, 20世纪中叶之后几经沉沦, 单就改革开放后的近20余年而论, 受伤害事件也举不胜举。尤其是, 在中国企业家金钱财富排行的背后, 深刻地隐含着与《福布斯》对西方企业家财富排行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后者呈现的是对企业家价值的认同, 前者体现的是对企业家价值隐含的不认同。如同娱乐界对明星的窥私总想找出一点“是”与“不是”一样, 中国人对企业家的探秘, 也总想找出一点“不是”来。中国现实中的企业家似乎芒刺在背, 生活得多少有点不自在。

那么, 企业家的真正财富究竟是什么?一个有关洛克菲勒的故事诠释了一切。洛克菲勒自小生活贫寒, 甚至捡过破烂, 后来靠石油投资立业致富。鼎盛时期, 他的财富曾经达到美国国民财富的四十七分之一。可他并没有因巨富而改变自己的平民生活本色。在旅行中, 他总是选择坐经济舱、住普通旅馆。而他的儿子则选择坐头等舱、住豪华旅馆。这种反差让人奇怪, 于是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富人, 而我的父亲是个穷人。”

企业家的真正财富并不是货币积累, 而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的真正财富绝不是表面的货币积累, 而是由其信念、道德、品质、态度、方法及其实践整合成的内在企业家精神。正是凭借这种企业家精神, 很多企业家尽管出身贫寒, 可能受正规教育也不多, 但善于识别机会、敢于实践、大胆挑战、不断提升, 才成就了日后的事业, 创造了财富, 也赢得了财富。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洛克菲勒、福特、巴菲特、索罗斯, 还是现代产业的比尔·盖茨、乔布斯, 企业家精神都是他们成为顶级国际企业家的核心支柱。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 无论是过去的褚时健、禹作敏, 还是今天的张瑞敏、施正荣都是凭借企业家精神创造了自己的神话。

不了解企业家的真正财富是什么会犯大错误, 对于个人是这样, 对于社会也是这样。中国人对世界和他人的认知经常是平面化的, 熟悉现象, 而并不了解机理。由于对企业家真正财富认知的错位, 使中国人普遍忽视了企业家金钱财富背后的宝藏——企业家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 历史和现实诸多制度变革的错位都与认知企业家精神的理念缺失有关。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对企业家缺乏尊敬心理, 个人对企业家也缺乏学习的心态。这种忽视的结果是, 中国企业家远不如西方企业家活得那样自信洒脱, 而社会民众又缺少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创业冲动。

财富的逻辑 篇2

什么是财富？正确的答案是：钱就是财富，前提是这个钱能购买一切商品。这样的定义在逻辑上是完整的，因为财富是一切能供给我们享受的商品。爱情、健康等也是我们需要享受的，但是它不能买卖，所以不是财富。在计划经济时代钱不能随意购买东西，要有票证，粮票、布票等，所以那时候钱不等于财富。

现在是市场经济，钱几乎可以买一切商品，所以钱就是财富。由此推论，赚钱就是创造财富。你做一件事，产出的钱比投入的钱多就是财富的创造，无论你做的这件事是种粮食、炼钢铁、理发，还是买卖股票，都一样。这也是从逻辑上得到的结论。在计划经济时代大炼钢铁等都是赔钱的，看似是生产劳动，实际是在消灭财富，因为投入的钱多于产出的钱，所以劳动固然能创造财富，但也能消灭财富。劳动既不是财富创造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所以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

从直观看，赚钱是从交换中实现的，所以说，交换创造财富。但这样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说种粮食是创造财富倒容易让人信服。可是事实上恰恰相反。如果让医生去种粮，在上海外滩地价最贵的地方辟一块地种水稻，也肯定是消灭财富的。因为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可见财富的创造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基于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人寻找职业一定是找自己最能发挥才能的工作。

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平等自愿的交换平台，所以它是创造财富的一种制度安排。一切对平等自愿交换构成阻碍的事物都是有碍于财富创造的。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他们在建设一个完善的市场中差别极大。我国改革30多年来这方面进步极大，但是还有不少不符合平等自愿原则的规定和习惯。

金融业是用钱来赚钱，而且是运用别人的钱。个人理财严格讲不属于金融业，因为是运用自己的钱，和其他投资没有本质区别。金融业是否创造了财富？如果是，它又是如何创造的？答案还是前面所说的，是“钱尽其用”创造了财富。它不过是“物尽其用”的一个特例。金融业对社会的贡献不是为实体经济筹资，而是钱尽其用。这一点在我国有很大的误解，并造成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其根源是劳动价值论，以为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所以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为虚拟经济服务，丢失了大量财富创造的机会。我们只会赚实体劳动的钱，不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赚钱，因此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通过金融业赚钱与我们似乎无缘。

前面一再强调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人如何赚钱？要“尽其才”。每个人的天赋和所处环境都不尽相同，要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自己在社会中最合适的位置。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但最为糟糕的是其结果必定是一个有贫富差异的社会。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对此的不满是完全合理的。我们追求财富，也追求公平。可是这二者不可得兼。我们只能协调公平和财富创造的矛盾，绝不可只顾一头，否则会犯大错误。

在市场经济中，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可是社会上所需要的许多工作因为不能赚钱而没有人去做，比如科学研究、对未知的探索、社会的公益事业、全球的和平和裁军、环境保护以及脱贫济困等。社会需要一批有志于这一类事的仁人志士，他们不在乎是否赚很多钱，为的是献身于社会。他们是孔子所说的“喻于义”的君子。但也要注意，社会基本上应该是由大多数“喻于利”的“小人”所组成，也就是经济学中所假定的“追求利益的经济人”。如果全社会都变成了君子，将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以上就是我对于财富的逻辑的基本认识。

（本文系作者为图书《选择做富人》所做的序，文字有删减）

文化创造企业财富 篇3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则

(一) 必须树立文化资本制胜的新观念

现代管理的发展经历了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由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的两次飞跃。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用文化来管理企业。现代企业的成功越来越依托企业文化的建设, 对企业文化的投资不但能营造企业发展所需的动力和氛围, 还能够减少巨额的管理成本。然而, 我们的许多中小企业只看到企业的资金、设备、技术、产品等有形资产, 看不到企业的商品文化、形象文化、营销文化、环境文化等无形资产, 或者就文化办文化, 把文化游离于经济之外, 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去研究、开发。为此, 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转变思想, 经营好文化资本这一特殊的无形资产, 牢牢树立起文化资本制胜的新观念。

(二) 要尊重人才和重视员工的情感管理

中小企业在管理中贯穿“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文化理念, 其前提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注重员工情感和人际关系的需求,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其次, 尊重人才的参与意识和归属欲望。情感管理是文化管理的主要内容, 是一项重要的亲和工程。情感管理要注重员工的内心世界, 其核心是激发员工的正向感情, 消除员工的消极情绪, 通过情感的双向交流和沟通来实现有效的管理。它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使他们真正能做到心情舒畅、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开拓新的优良业绩。这种情感力量, 是一种内在的自律性因素, 它可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有效地规范和引导员工的行为, 使员工乐于工作, 产生“士为知己者死”的心理效应。

(三) 不能忽视企业共有价值观的提炼

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共有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体系。它的核心是共同价值观体系, 使组织独具特色, 以区别于其他组织。中小企业在企业文化资本的培育中, 要特别注意及时总结、提炼共有价值观。但培育文化资本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固有的优秀文化是表现于员工身上的优秀品质, 是经过提炼形成全体员工认同的准则。所以, 不断提炼表现于员工身上优秀言行的过程, 就是形成企业文化资本的过程。具体来说, 共有的价值观的提炼要从三个层面来考虑:一是关于产品与物的价值观, 如“精益求精”、“技术第一”、“追求创新”等均属于此列;二是关于人员的价值观, 包括员工的价值观与关于客户的价值观;三是关于社会的价值观, 它更多体现企业的责任、社会义务等, 如“诚实守信”精神等。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一) 企业文化建设就是塑造企业精神

市场如同战场, 在市场上有强大战斗力的企业组织一定有强大战斗力的企业精神, 华为和世界上很多通信巨头相比, 有很多弱势的地方, 比如技术和人才, 但为什么华为可以抢占很大的市场份额, 为什么增长速度那么快?华为人执着、专一、团结的狼性企业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狼性文化中的群体作战精神是最重要的核心思想。任正非在《致新员工书》中是这样写道:“华为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国家优良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企业文化, 这个企业文化黏合全体员工团结合作, 走群体奋斗的道路。有了这个平台, 你的聪明才智方能很好发挥, 并有所成就。没有责任心, 不善于合作, 不能群体奋斗的人, 等于丧失了在华为进步的机会。”强大的企业精神力量鼓舞着每一位企业员工, 去竞争对手那里夺取每一块市场份额。

(二) 企业文化建设就是企业组织的润滑剂

当一个企业发展壮大的时候必然是企业组织发展壮大之时, 如何让企业里每一个员工、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制度、每一个流程顺利的工作?就如同一艘轮船如何安全、快速的在海上航行?每一个部件和齿轮会不会产生摩擦、甚至卡壳?企业文化在企业组织里的润滑剂作用就非常重要, 王石在《道路与梦想》一书中说到:“一种清晰的企业文化, 可以聚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 它的凝聚力、执行力、工作效率、创新能力都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企业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 营造企业精神文化财富。

在企业精神文化的建设构件中, 传媒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企业、传媒、文化、资源形成一个互动的循环链。企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 但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传媒是一种传播载体;文化是一种素质和氛围以及形成的特殊的理念;资源是一种可以利用并使之增值的因素。这四样东西单独来看, 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 然而连结在一起, 却是另一番意味。假若一个企业重视发挥传媒的作用, 重视精神文化建设的投入, 并把上述两种东西当作一种不可缺少的企业发展资源看待, 或许企业就会因此而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发展机会, 所以, 企业、传媒、文化与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很明显的。值得欣喜的是, 当我们环顾周围的各种企业时, 重视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企业越来越多。如企业办报办刊, 在深圳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早的情况下, 已不再是什么是新鲜事, 不少企业已真正理解企业办刊的目的和意义, 把传播媒介作为企业发展的一种资源来看待。企业报刊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载体, 作为企业精神文化发展的一部分, 对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亲和力, 促进企业形象的提升, 品牌的扩张, 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营造造企业品质文化财富

环顾国内一些知名品牌企业, 没有不重视和努力培育企业品质文化的。青岛的海尔集团, 上海的大众公司, 浙江的娃哈哈集团, 四川的长虹集团等等, 都形成了自己颇有特色的企业品质文化。从一般的企业经营人士看来, 这种投入没有多大必要。但企业的决策者深知, 这种投入很值得, 也能为企业赚更多的钱, 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有的企业管理者对品质文化的影响力和幅射力认识不够或重视不够, 但是对其它投入却一掷千金, 一个广告一天一个整版就花了几十万元, 而其影响力可能只有一天, 但是在企业内部进行员工品质文化培训, 一年的投入不过十几万元, 有的企业却没有这种意识, 却认为是多余的, 这不能不说是企业的遗憾! (三) 营造企业行为文化财富

企业在运营过程中, 企业家的行为、企业模范人物的行为以及企业全体员工的行为都应有一定的规范。在规范的制定和对规范的履行中, 就会形成一定的企业行为文化财富。在抓员工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中, 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狠抓解放思想, 更新陈旧观念。“变”是惟一不变的真理。企业要发展, 靠老思路、老办法是不行的, 要学习, 要变革。“变则通, 通则久”。把“变”的思想、“变”的观念植入员工的头脑之中, 让他们想别人所不敢想, 做别人所不能做,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2、狠抓敬业精神, 培养认真习惯。要求企业员工牢记这样一个理念:不认真工作者就是“小偷”, 在“偷”企业的钱 (工资) 。员工所做的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工资, 这是最起码的信用关系。企业要培养员工良好的敬业习惯:操作认真的习惯、负责任的习惯、使命感和事业心的习惯。

3、狠抓团队建设, 营造真诚氛围。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 是不会把眼光只盯在报表利润的增减上的, 而是在调动员工积极性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倡导团队精神, 倡导团队英雄, 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是团队中的一员, 发展个人才能发展团队, 进而发展企业。这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团队成员之间要坦诚、真诚、零距离, 营造团队真诚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激活员工的思维, 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

4、狠抓机制搞活, 注重制度创新。企业机制搞活无非就是解决“原动力”的问题, 而“原动力”的主要内容就是“人+机制”。基于这种考虑, 企业应加大、加快改革步伐, 大力改革用人、用工、分配机制和考核制度, 导入市场经济手段, 全面形成“岗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竞争激励机制和考核约束机制, 建立“岗位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员工能进能出”的动态运行机制, 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活力、更灵活、适应性更强。

企业文化的形态如何, 这与企业的性质、管理方式及决策理念很有关系, 但不论何种形态, 企业文化为企业服务、为员工服务的两大宗旨是不变的。所以对企业文化进行大投入的企业管理者, 是他们的远见!是企业的财富!企业有什么样的文化, 就会有什么样的效益, 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 特别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 只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 才能帮助企业寻到真正的根, 使我们的企业能够永续经营, 基业长青, 才能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摘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高层次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时间较短, 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上对企业文化的研究, 还是实践上企业对企业文化的探索, 都存在较多的偏差与误解, 本文分别介绍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则、意义以及途径。企业文化建设只有贯穿到企业发展战略、生产经营管理和产品推销的全过程, 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综合实力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提高, 精神力量才能变成物质力量。

财富分配需要市场的逻辑 篇4

而相比之下，上榜民营企业尽管达到了5家的历史高点，但在众多主营业务为能源、商业银行、汽车制造的“巨无霸”国企映衬下，仍显黯淡。

这一对比，是否也折射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对此，持不同观点或立场的学者自然会从各自角度来解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是国内著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于不久前接受了朱敏总编的专访，不妨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呼唤企业家精神

朱敏：在201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等近10家国企荣登前100强，中石化更是跻身前五。对此，您认为大量国企的上榜是依赖体制和资源的“红利”，还是凭借市场实力和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在欧美西方国家，由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也会出现一些大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做大，往往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竞争力，在同样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占有更多的市场。同时，这些大企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机制，它们的成功是其创造财富的结果。

但是，在中国就须另当别论。这些国企之所以能够荣登世界500强榜单，主要依靠的就是对资源的垄断，是我国的法律和政策给予它们的特权，并不是通过竞争得到的。据我观察，这些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它们所占有的资源是极不成比例的，其在社会上占有资源、享有特权的份额远远大于其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值。以工业企业为例，国有工业企业在整个工业企业中占据的资产高于它们创造的销售额产值约12个百分点。这些还只是有形的资源垄断，而无形的资源垄断（如电信牌照垄断等）就更多了。如果中国有足够多的自由竞争，技术进步的诸多好处将由消费者共同分享。

朱敏：面对社会舆论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甚至讨伐，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最近发表言论为国企打抱不平，认为国企理所应当拥有更大的市场。在类似这样的国企领导人身上，究竟有没有企业家精神存在？

张维迎：“企业家”的概念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需要企业家是因为我们对社会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一批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极强的创新能力，并在转变的过程中承担极大的风险。这些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不可否认，在国企中也有一些颇具企业家素质的优秀领导人。作为个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肯定会把企业治理得更好，而国企本身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整个社会效率更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能成为捍卫国企的理由，只要国家授予国企一定的特权，民企和国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朱敏：但也有人以不容置喙的口气高呼“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对于这样的观点又该怎么看？

张维迎：我不是太认同这样的观点。“领头羊”企业一定是创造能力最强的企业，而创造能力则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在市场没有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仅用销售额这种简单的数字为国企辩护是不成功的。还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我觉得这种说法问题更大。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国家看成家庭，国家中的企业和人民应该享受机会平等，不应该出现论资排辈的情况。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理应更受尊重，采用非竞争性方式塑造出来的所谓强大，本身也可理解为一种对社会财富不公平的分配，甚至掠夺。

朱敏：非竞争性方式，或者说非公平的竞争方式，看来非但孕育不了企业家精神，反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敌。那么，企业家精神是不是只体现在财富的创造阶段，抑或贯穿于从财富创造至财富社会化的全过程？

张维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每个企业家的个性都是不同的。从整体而言，企业家主要负责财富的产生，为社会带来更新的技术和产品，让人活得更幸福，进步更快。在市场经济中，为社会带来的价值就是财富，企业家只有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中才能产生财富。

财富分配的市场逻辑

朱敏：您一再表示“应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切都遵循市场的逻辑。但有些人对此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诸如当前中国的房价问题及粮食安全问题，恐怕无法仅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来解决。

张维迎：人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凯恩斯的思想是在大萧条的情况下产生的理论，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的政府。我们的房价问题恰恰出在政府，现在的土地是政府垄断的，是畸形的。

朱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困境无法仅仅依赖于奥地利学派或者凯恩斯学派中的某一方，两者的巧妙结合才可产生最佳效果。这究竟是一种审时度势的辩证思维，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中庸观点？

张维迎：我们需要政府，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由和财产权，只有在保护财产权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运行。另外，政府还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

但是现在，政府不断地约束市场，排挤市场，抑制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就不对了。国家建立后需要统治者和政府机构，但统治者可能会越过国家存在本身的合理性范围，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谋求私利，从而畅通无阻地去做本来没有权限做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做到对政府的约束呢？就是要实行宪政与民主，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让人类变得更自由。

朱敏：“市场的逻辑”在财富的社会化环节中是如何运行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机制，保障财富的正常社会化及其合理分配？

张维迎：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市场经济下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市场中最重要的财富分配机制就是对财富的消费。比如以前三万块钱的手机现在只要一千块钱，虽然你没感觉到自己财富的增加，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的财富确实增加了。市场本身的竞争就变成了一个分配财富的过程，所有的价值最后都来自消费者。没有自由的竞争，财富分配就不可能完成。

另外，我们还需要机会的平等，一个机会平等的市场才是分配财富最好的方式。有人认为市场会带来两极分化，在我看来，公平竞争环境下的市场很难带来两极分化，市场竞争会不断回归，不断产生新的创造者。一个充分平等的竞争环境可以使人的先天性差距缩小，每个人各尽其才，就不会产生单一的财富分配方式。

朱敏：当今中国，财富占有与分配严重的非均衡已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公平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初步来看，可归结于中国的产权制度与资本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但这背后显然还有更为深层次的缘由，您认为是什么？

张维迎：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均衡，是由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过强的控制，以及政府对企业家精神施予过强的抑制造成的。慈善事业也是这样的，慈善是一种民间私有财产的力量，只有在自由体制中才出现，专制体制下是不可能有慈善的。所以，中国政府将慈善业垄断了之后，中国就不再有真正的慈善。

现在的中国慈善业，很多情况下是在表演爱心，把慈善业当做一种寻租的空间，而不是真正的、有责任的爱心。还有人把钱捐给政府、捐给公安局，这种现象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是不合法的，是畸形和变态的，政府应该保持自身的公正性。

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朱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道统理想，与现代企业家精神之间到底有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或冲突？

张维迎：二者没有矛盾。很多企业家一开始是因为养活不了自己而去做企业的，但把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他们的胸怀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关注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企业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更需要他们极强的社会责任心。

朱敏：您在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又该如何考核？当前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安全感，甚至越富越不安。除了投资增值，如何让他们的财富产生超越货币性的意义，发挥最大的价值？

张维迎：企业需要消费者满意才能够赚钱，而企业只有创新才能够让消费者满意，这些都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安全感，对于如今中国掀起的移民潮，政府是需要反思的。如果政府能给市场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财富自然会来，财富分配也自然会合理。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脑子和双手养活自己，才能够过得有尊严。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够给人以尊严，靠个人的努力创造生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朱敏：在一个成熟社会的构成中，政府是第一部门，企业是第二部门，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政府部门是第三部门。但中国目前对可以充当解压阀或缓冲带的社会组织依然没有合理放开，这种情况之下，民间慈善如何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有力补充？如何运用市场经济的力量重建社会？

张维迎：民间的力量只有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才有。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社会的，只有政府和个人。要用别人最能帮助的方式帮助别人。但是，重建一个社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合理的事情都会出来。但是我充分相信，如果中国把大量的资源放开，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竞争，不受官僚体制的压制，每个人不仅会过得更好，而且会更有爱心。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这个自由的，只有官员才有脆弱的尊严。

朱敏：作为财富的一种分配行为，慈善可否兼具创造财富的功能，应当如何看待慈善目标与商业模式的结合？

张维迎：跟商业模式的结合，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商业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而慈善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一个再生机制，需要盈利部门、优秀的员工，更需要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如福特基金会、诺贝尔奖委员会等机构也正是靠着商业模式在维持。慈善是民间的、自发的事情，靠政府做慈善本身就是个笑话，慈善款被征税更是荒唐的事情。

学术与政策不应混淆

朱敏：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往往需要思想家和学者的倡导。您是否赞同“精英文化”？

张维迎：任何社会肯定都有精英，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崛起就是一类社会精英。他们为我们在社会的前进中不断探索，减少无知，树立好的社会规范。精英不是一个特权，而是一种责任，要为社会的走向有所担当。

朱敏：我们看到，在当前有关问题的讨论中，一些舆论往往把学者的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混为一谈，这样既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进。

张维迎：这个现象我曾经专门谈过。我一直认为，学者的本职是“求真”，把问题搞清楚，说透彻。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学术观点不仅不是赞成腐败，恰恰相反，是希望人们能认识清楚腐败的根源，从而找到反腐败的有效办法。

朱敏：学者与政客不同。

张维迎：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客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学者。

不同的学者可能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通过学术争论辨明真伪，也可能永远不能辨明真伪，但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学者讨论问题时要讲学术规范，讲逻辑，不能哗众取宠。

朱敏：但是学者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主张。

张维迎：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与普通民众是平等的，他们影响政策的惟一优势是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说服力，而非个人的价值判断。由于真正的学者通常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有很深的信仰，并且对政策的后果看得比一般人远。这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他们也很注重自己的长远声誉，希望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考验，所以如果不是媚俗大众，他们的政策主张可能会与多数人的喜好相同，也可能不同。

朱敏：如此一来，跟学术观点相比，政策主张具体有什么不同之处？

张维迎：政策是可以投票的，因为政策的制定是科学与政治过程的结合。在政策制定之前，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听取专家意见，做可行性论证，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的过程。但最后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时，一定是一个政治过程，不论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些重大的政策，民主国家可能要投票，专制国家个人说了算，但无论投票还是个人说了算，都是政治，所以很少有哪个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学者的主张制定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如何，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偏好，所以任何政策都会有人反对。我们还必须明白，也并非多数人的选择一定就有利于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防止多数人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俘虏；我们也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变成少数人中的一员，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 编者注：以下为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与企业家的看法，选自《市场的逻辑》一书 ）

经济改革与企业家

讨论中国经济改革，不能不涉及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价格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1993年之后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也不可能顺利进行。非国有部门不仅接手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将死资产变成活资本，而且接手了国有企业改制释放出来的大量下岗职工。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最初也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就业机会和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

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经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人企业，都是先从某些地方自发产生，然后往往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之后党代会确认，最后全国人大立法确认。过去的中国，大的政策变化都遵循这一套路。每到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总会产生新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会推动中国往前走。举私有企业的例子来说，私有企业主要从农村开始发展。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中国可以有私人财产了，之后个体户就有了合法身份。与此同时，80年代早期，各地开始产生自发的私有企业，但1988年之前私人企业是不合法的。在1982年，温州有一个大案，从事私人企业的“八大王”，7个被逮捕，1人逃跑，他们惟一的罪状就是雇人生产小商品赚了钱。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市政府为他们平了反。1987年，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年春天，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从1988年之后开始，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册私人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年底十四大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着第二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私人企业开始迅速发展。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过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最聪明人的配置，最聪明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种角色最适合聪明人做：一是政府官员、政治家，二是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000多年里，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工作，这种激励机制使得最聪明的人有机会能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改变。我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家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1978年之前，中国最聪明的人或者在政府，或者在农村。由于户口管制，农村出身的人只能当农民，没有机会当工人、干部，因此农村也聚集了一批聪明人，他们只能当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当不了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机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就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农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企业家没有社会地位，因此除了农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没人愿意干个体户，没有人愿意办企业。当时个体户和私有企业主的地位很低，连找对象都很难，虽然他们钱可能赚得很多。在1985年的时候，可以说，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跃居第一，但是社会地位却排在倒数第二，仅比农民好一点。第一代做民营经济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中国的户口管制为我们保留了企业家的火种，为中国的改革准备了人力资本条件。没有这些农民企业家，中国的改革会非常地困难。

第二代企业家出现在1988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下海。这有几个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二是1989年政治风波，有一批政府官员犯了政治错误，失去了政治前途，于是他们需要找寻别的出路。三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1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从此之后这个运动就没有中断。

第三代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是过去10年随着高科技产业发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人才，他们多是名校毕业，海外留学，并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我将胡润的中国富人榜的前200名的背景做了一个详细搜索，将他们的创业时间和背景做了一个分析。在第一个10年里创业的人，55.3%的人是农民和无业人员，17.1%的人是港澳同胞——实际大部分是移民出去的内地农民，只是他们有亲戚在港澳，所以大体上有72%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农民和无业者出身。第二个10年创业的企业家中，71.9%的人是国家干部和国企职工出身。第三代企业家中，9个人里5个人有海外留学和高科技背景。

企业家的成长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第一个10年创业的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所以只好自己创业。第二个10年激励机制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要安电话、坐飞机、坐软卧都必须是政府官员，但之后私营企业主坐的车、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级干部还要好，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变化。政府工作人员下海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国家的贡献要比他们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个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归国人才，这与中国更开放、更自由、产权更好的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有着不同的作用。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因为他们视野不宽。第二代企业家搞房地产、金融，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过，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过国眼界开阔，能够对国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第三代企业家搞高科技、互联网，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能拿到国际资本。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没有他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比方说，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你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

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把13亿人分成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虽然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这就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它，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就不买它的东西，它就要完蛋。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1万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亿，1万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生产工人，为什么要信任它？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的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是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炼化企业物料平衡的业务逻辑及实现 篇5

物料平衡是炼化企业的重要工作, 是指导企业生产的重要手段, 是企业做精做细的重要方法, 是炼化企业开展众多业务 (如:生产统计、生产计划优化、财务核算等) 的基础, 是实现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保障。

结合炼化企业的物料平衡的业务逻辑, MES实现了物料平衡系统, 通过几年的实施推广, 系统能够满足物料平衡的需求。

2 业务逻辑

炼油企业的物料平衡一般指:对所有的生产装置和油品罐区的进出物料, 进行定时的平衡计算, 得出各时段生产装置的加工量、产品产量和各时段油品储罐的库存量, 使生产管理者能准确及时地了解企业的物流状况, 以便合理地调配和利用各种生产资源。炼油企业的物料平衡, 总体上包括装置、油品和调度平衡。通过物料平衡为油品移动、成本核算、绩效考核、生产统计和装置生产方案的调整、管理决策层等提供完整的生产基础数据支持, 让管理层能对企业生产过程状态有一个及时、全面的了解和控制, 从而实现各个环节的最优匹配。

2.1 装置平衡

装置平衡即生产流程平衡, 即装置输入的加工量和装置输出的产品产量等值 (还要包括加工损失) 。生产装置各侧线输入和输出的量值, 可从相关的侧线计量表读出, 可从相关的油罐储量推出, 也可由稳态运行下的收率界定其相对狭小的范围内来确定。装置平衡客观地反映出装置的生产实际状态, 它所提供的生产装置各时段的加工量、产品产量、产品收率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装置原料构成分析、装置产品构成分析、装置总收、收率变化趋势分析和装置总收对比分析是企业调度人员和指挥生产和生产操作人员调整流程参数的主要依据。

(1) 数据收集:装置汇总的出入物料质量数据 (周期一般为8 h) 、罐存数据 (班累计收付量、班首末时间罐存量) ;

(2) 数据检查:将生产装置的汇总数据, 按预先组态进行分类, 对原始数据进行完备性检查;

(3) 在班次结束时, 生产装置根据实际经验, 对装置侧线原始量进行确认, 得到装置报量数据, 为装置校正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基础;

(4) 在班次结束后, 根据调度平衡相关准则, 在装置报量的基础上对装置投入产出数据作校正处理, 为全厂调度平衡提供平衡的数据基础;

(5) 数据校正:对装置侧线计量数据进行校正, 剔除基础数据的显著误差录入缺失数据, 调整相关数据, 确保装置统计数据满足平衡约束。

2.2 油品平衡

油品平衡是指根据油罐与油罐之间、生产装置与罐区之间、生产装置与生产装置之间的油品移动关系所提供的油品收付记录, 综合考虑装置的校正数据和生产方案切换信息, 进行平衡推算, 最终得出全厂班油品的平衡量。反过来 又以某一时间段罐区存量数据的相对准确性, 推算出该时间段装置侧线的平衡量, 对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数据做进一步的校正。

(1) 根据油品移动提供的油品收付记录 (原料进厂、产品出厂、中间罐、成品罐) 进行平衡推算, 得出储罐班油品平衡量;

(2) 针对每一班的罐量, 根据罐量和表量的比例关系, 推算出罐在该班内的油品平衡量;

(3) 根据工艺设计、计划收率、经验数据, 判断各装置处理量及各侧线量的合理性, 进行合理调整;

(4) 做出储罐的收入与拨出物料的纵向平衡;

(5) 做出全厂范围内所有储罐与装置之间物料的横向平衡。

2.3 调度平衡

调度平衡根据每日炼油生产经营数据 (如:装置数据 罐区库存数据、交退库数据、油品进出厂数据) , 以罐存数据为基准, 以物料移动为主线, 综合考虑装置校正数据, 实现罐区内调度、罐区与装置之间以及装置内部的平衡, 并用推量计算油品收付关系及罐变化量。针对某些特殊情况下推量结果数据与实际生产中存在的误差, 根据对方推量对结果进行调整, 保证系统基本量平衡和组分平衡。

(1) 进行移动关系、侧线表量、罐检尺、进厂班表量、罐组分、装置校正量检查;

(2) 进行量平衡计算:调度平衡推量计算、交互式推量计算;

(3) 进行平衡结果检查:超差、全局移动检查;

(4) 根据生产方案, 以历史数据为参照, 对装置进行人工干预班平衡;

(5) 生成调度日报:调度日报、罐区的罐存情况报表、其他相关报表。

3 软件功能设计

中国石油MES物料平衡系统设计主要是结合业务逻辑, 首先由班组人员进行数据录入 (或进行自动采集) , 并做初步的装置平衡、物理罐平衡或计量点平衡, 然后由调度人员根据经验和实际情况对班组人员录入的数据进行人工调整数据, 从而达到全厂的平衡, 生成日调度报表, 供高层管理者了解生产, 指挥生产。按照功能可分为模型配置, 班组录数, 调度审核三部分, 其中模型配置等功能由霍尼韦尔软件提供, 班组录数和调度审核等功能由项目组通过客户化开发来实现。

在物料平衡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几大部分的功能:

1) 装置质量计算及移动;

2) 罐量计算和物料移动;

3) 计量管理;

4) 数据审核;

5) 物料平衡模型配置及平衡处理。

其中前四个是客户化开发部分, 第五部分功能是霍尼韦尔软件提供的, 在此, 仅就客户化开发部分进行阐述。

装置质量计算及移动

在中国石油MES中, 物料平衡模型运算时将进行质量平衡, 单位为吨。目前, 地区公司部分装置所使用的流量计是体积流量计, 在装置操作层则需要将体积流量转换成质量流量进行平衡计算。同时, 需要装置操作员人员具备装置操作班组对自动提取的计量数据进行验证, 并录入投入产出的移动信息。该部分功能的主要使用者是装置操作班组的人员。功能列表, 见表1。

a) 罐量计算及罐区移动

罐量计算可以根据自动采集的罐液位、温度、压力、及密度等罐信息计算库存或人工录入库存质量, 同时, 还要录入储罐收入、拨出相关的物料移动信息, 它是进行物料平衡以及统计平衡的基础。该部分功能的使用者主要是罐区操作班组的人员。详细功能列表, 见表2。

b) 计量管理

计量管理的功能是实现计量数据与路由的结合, 生产管理层可以及时收集到计量数据, 并且将其作为平衡的参考数据。其实现过程为:通过计量管道与路由的多对多的关联绑定, 录入的计量仪表数据按照相应的路由进行汇总, 最终形成生产管理层所需的计量数据。该部分功能的使用者主要是计量班组的人员。实现方式, 如图1所示。

计量管理的主要功能, 见表3。

c) 数据审核

数据审核的功能是将装置质量计算及移动, 罐质量计算及移动, 计量管理三方录入的数据, 进行审核, 审核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通过对三方数据的比对, 最终得出相对准确的数据, 为生成调度日报, 给管理层提供生产情况, 指挥生产做准备。该部分功能的使用者主要是分厂或公司调度人员。详细功能列表, 见表4。

摘要：介绍了炼化企业物料平衡的业务逻辑及在MES中的实现方式, 明析了业务逻辑, 并针对业务逻辑详细地介绍了实现方式, 功能模块。

关键词：物料平衡,业务逻辑,软件实现

参考文献

[1]王宏安.化工生产执行系统MES[M].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2]彭瑜.加速制造执行系统MES的发展[J].电气时代, 2003 (3) .

[3]袁林, 赵向海何力健著.炼油物料平衡系统的设计与应用[J].数字石油和化工, 2006.

[4]纪晔, 徐定宇, 雒士军.国内炼油化工企业物料平衡系统的应用[J].石油规划设计, 2007.

[5]孙彦广.制造执行系统 (MES) 的定位[J].冶金自动化, 2003.

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与证成 篇6

1 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成逻辑

1.1 宏观背景:现代化大公司及其作用的扩大延伸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 使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整合;世界性大市场的出现, 使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科技的日新月异, 也加快了企业发展的速度。如此种种, 使全球范围内现代化大公司的出现成为必然。如果我们对公司的经济作用加以考究, 就不会对公司在经济舞台上“看不见的帝国”的地位感到惊讶。

作为社会资源的占有者, 公司企业的发展壮大势必使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登峰造极。概括而言, 公司作为生产者, 决定着市场上主要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质量, 左右着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行情变化, 还掌控着无数劳动者的就业和生活, 作为主要的纳税人又被视为政府财政的最佳来源, 一个地区的企业力量又与该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态势息息相关[2]。

1.2 中观愿旨:利益冲突的加剧和社会期望的厚重

企业是资本的集合,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 所以企业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然性质。但是, 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势必会产生释放负外部性的强烈冲动, 而市场失灵下的市场机制不健全, 又很难对其加以有效约束。企业不顾后果的排污, 造成环境污染便是负外部性的典型表现。除却不顾社会成本地释放负外部性, 企业与社会之间信息分配的不对称, 也增加了企业的道德风险, 这使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时损害相关主体之利益有了可乘之机。比如, 侵犯少数股东权益, 危害消费者利益, 忽视员工身体健康、拖欠工资, 偷税漏税等等。

社会需求结构的转变, 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肇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 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理性回归社会, 公平正义成为社会的主流呼唤, 人们越来越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1.3 微观基础:公司伦理之治的出路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 现代公司治理愈来愈强调伦理与企业治理的契合。所谓伦理。是指“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 哲学领域中的有机理论将伦理所关注的范畴进行了扩展”[3]。这就给公司治理伦理以理论基础。

公司治理伦理, 是指将道德条件和要求融入到企业的管理、治理和控制结构中, 它控制的是组织内、组织间以及组织与企业之间的道德行为。它至少包括如下两个维度:一方面, 其首要目标是通过制度的安排解决当前的伦理问题, 要求公司治理制度中要有一定的伦理性;另一方面, 公司治理伦理是一种动态的治理制度, 企业要达成的伦理目标是要随着伦理观念的提升而不断更新的。承担社会责任便是构建企业治理伦理的重要征象。

2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证成

2.1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博弈

股东利益最大化是指企业生产经营的唯一目的是营利, 是为作为企业投资者的股东挣更多的钱, 其他受公司行为影响的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实现不是公司的目的, 公司的管理机关在代表公司做出某种决议或采取某种行动时, 有义务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来实现此种目的。由此可见, 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存在明显冲突的。

但是这种冲突不仅不会阻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前进, 反而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丰富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不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反对和全盘否定, 而是对它的修正和补充, 并不是说改变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 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提出的一个新课题, 经济目标仍是企业的首要目标,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只有实现了经济目标才能为企业实现其他目标、承担其他责任提供物质基础。

2.2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社会经济观”的协同视角

“社会经济观”并不否认企业的盈利本性, 而是认为企业在赚取合理利益之余, 还应该把视角延伸向整个社会, 积极主动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增加对于利益相关者的人文关怀, 通过多种方式增加社会整体福利, 促进社会和谐。并且还强调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盈利方式, 排除了以污染环境、损害消费者权益、虚假广告等非法方式赚取利益的存在基础。

企业要对社会负责还是由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所决定。“社会经济观”认为, 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 尤其是在当今强调大社会的理念之下, 社会对企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也有消极的抵制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优化二者的关系, 为其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拓宽其进步空间。因此,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与社会经济观关于社企关系的观点相一致的, 这就为社会责任的承担提供了经济理论基础。

3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探知

3.1 政府要积极发挥法律政策的引导作用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本质上讲仍属于道德层面的要求, 不宜做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 但是可以通过原则性的规定将其纳入法律法规体系, 以彰显立法机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立法原则立法主体进行立法活动的主体思想, 能够在宏观上反映出立法者的立法意图”[4]。通过原则性的法律规定, 可以实现从总体上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既可以摆脱法律干涉过多的困境, 又可以实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治化。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属性, 政府的特定政策便有了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政策相对于法律而言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可以不受程序和实施上的诸多限制, 因此, 就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言, 政策具有相对于法律的天然优势。政府要出台相应的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 并制定相应的惩罚体制, 对于那些承担社会责任好的企业, 给予其财政融资上的优惠和税收上的减让, 这样的体制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社会责任意识。

3.2 社会上建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评价机制

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评价体系, 引入声誉机制, 发动多方力量, 引导全社会共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 著名的有道琼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等, 另外《商业道德》、《财富》等经济类杂志也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评价体系”[5]。可尝试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专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客观独立地评价。以免受其他机构的不当干预。

3.3 加强企业教育, 树立社会责任战略

在公司治理和战略层面, 要培养包含企业社会责任在内的企业文化, 酝酿自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氛围;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 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当中。

在企业生产和经营方面, 要改善生产工艺, 提高生产效率, 不断推出新产品, 满足社会大众对产品的需求;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及时处理消费者的质量纠纷, 绝对不能有损消费者利益;响应号召,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在近期内, 改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最为可行的方式是使用年度报告内的单独一个部分进行披露, 在披露的表述方式上推荐使用描述性的披露方式或简单的社会责任报告表。

摘要：时下,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期, 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层出不穷,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叙事下, 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成为新情势之下企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对风险社会中理性回归的有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现代化大公司的出现、社会期望的提升、公司治理伦理的上位, 都分别从不同层面促进了其产生和发展。

关键词：社会责任,生成逻辑,理论证成,实践探知

参考文献

培训——为企业创造财富 篇7

未来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 既不是资本, 也不是土地和劳动力, 而是人才。

有一则现代版的“童话”:地球即将毁灭, 上帝对比尔说:“比尔, 因你是首富, 所以我允许你离开地球到另一个星球去生活, 但你只能带走一样东西。请问, 你要带走什么?”比尔回答说:“我将带走我公司里最优秀的20个人!”微软的人力资源观是三个字母“ADK”:A——吸引 (attract) 最好的人;D——发展 (develop) 最好的人;K——保留 (keep) 最好的人。

通过培训, 人可把自我的先进部分有效地“移植”到一个或多个人身上, 从而发扬光大, 这种“移植”可视作观念“克隆”、技能“克隆”。美国培训及发展协会 (ASTD) 1998年出版的一项有关培训操作和开支的调查发现:企业的表现与员工的在职培训及发展有很密切关系。在同一机构的另一份研究也显示这种关系:平均在员工身上作较多培训投入的企业所获得的毛利也较多。研究证明:提高10%的劳动力教育投资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8.6%, 而同样价值的投入如放在建筑上, 生产率只能提高3.4%。另外, 对工人从事新工作的再培训, 在资金有效性方面比重新招募工人更合算。福特汽车对一次培训效果的测试是, 每投入1元培训费用将为企业带来6元回报。通用电气的培训回报率是1∶20。

爱立信成立之初的业务是为瑞典政府部门、铁路系统和军队制造、维修重要的电报服务设施, 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提供全面通信解决方案的厂商。原因很简单, 这与爱立信一贯重视技术革新及注重长远战略的巨人风范和重视人才开发及培养有很大关系。爱立信认为, 培训可成为协助开拓市场、建立和推动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 以本土化培训带动本土化市场。出于这种考虑, 爱立信于1997年11月成立中国学院, 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使员工更注重能力培养, 并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二是为其客户、合作伙伴及相关政府部门做培训, 使之更了解爱立信的技术和业务, 为他们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学习机会和学习项目。爱立信中国学院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为运营商及中国信息产业相关的主管部门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营造了一个适合培养中国未来电信产业领导人的国际学习环境, 成为本地化人才的培育基地。爱立信基本技能培训内容中, 基本知识不仅限于工作范畴, 还包括商业经营内容, 如, 在有些公司, 技术人员无须了解财务和企业运作方面的知识, 而在爱立信, 每个接受基本技能培训的员工都需学习这门课程。在爱立信看来, 技术人员也得知道“公司的钱从哪里来”, 当然, 财务人员也有必要知道“GSM和WAP”。

日本的企业是怎么搞培训的?它的最低要求就是“辅导员制”:一个新员工进来时, 就给他找一个老员工作辅导员;招500个新员工, 就配上500个老员工, 一对一辅导。这个新员工如有问题, 辅导员要负50%的责任;新员工如果很出色, 辅导员也有50%的功劳。这一制度不得了, 老员工好几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及花大代价才买来的宝贵教训没多久就“克隆”到新员工的行为体系中去了。所以, 培训是企业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战略性投资。通过培训, 可以体会团队成员不同的思路和想法, 可以激发创造力, 可以通过协作解决问题而增加彼此的信任和依赖, 从而壮大团队的力量, 打造一个职业化团队。

企业未来的发展靠什么?人才是最大的瓶颈。现在企业界对人才普遍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状况, 就是杀鸡取卵, 只想怎么用他们, 不知如何培养他们、提高他们, 还有的挖空心思琢磨怎么把其它企业人才挖过来。人才的合理流动是应该的, 也是鼓励的, 但你挖我的人才, 我挖他的人才, 人才的总量并没增加, 光在存量上做文章意义不大, 甚至还有副作用, 破坏了“游戏规则”。应思考的是如何做出人才的增量, 就是怎样使一个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四个。答案很简单:企业自己培养, “磨刀不误砍柴工”, 人才培训就是“磨刀”。对企业而言, 引进人才固然重要, 一些高层次人才10、20年都未必能培养出来, 如有现成的, 为什么不引进?但比引进人才更重要的是自己培养人才, 就是说, 企业要磨自己的“刀”。

培训体系的建立是学习在前、收获在后。培训是人才思想锻造的熔炉、文化培育和能力提升的基地、知识管理的平台, 是笔无形的“财富”。在一份京、沪、穗、深等职业经理人的总体情况调查报告中, 涉及薪酬、福利、企业认可度、个人满意度、生存状况等情况的对比。其中, 在福利调查项中, 85.7%的经理人普遍反映, 与医疗、住房等其他方面的福利相比, 他们更看重培训进修, 是最大的福利。培训是最大的福利, 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 充分说明历经市场经济的洗礼, 广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切身体会到, 自身素质的提升对创业的重要性, 知识改变个人及企业命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育种逻辑之与企业家对话 篇8

1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以象形文字和简约灵活的语言结构为基础,历来重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充分施展了形象思维的艺术魅力,孕育了浪漫主义情怀,却压缩了古代文人的思想空间。传统文化具有稳定社会结构的功能,却是阻碍近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内生障碍。

非洲国家和美洲印第安至今经济不发达,但创造的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民间艺术瑰宝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国西南地区传承至今的少数民族文化令人赞叹称奇。人们经常被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书法、绘画、诗词、音乐、服饰和建筑艺术所折服,但在灿烂文化背后隐含的思维方式,却是近代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落伍的原因之一。由于缺少数理化研究,传统文化在教育和日常生活领域都缺少逻辑思维训练。

近代科学和机械知识传入中国不过二三百年的时间,尚不足以改变传统形象思维和塑造科学世界观。笔者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出不了大科学家和虽有发明却创造不出科学理论的文化背景。水不到,渠不成。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大体如此。

逻辑要求理论和概念不能自相矛盾,须言行一致、符合情理。育种界的许多现象并不符合逻辑,却也畅通无阻,因为我们有一套“特色思维方式”。植物育种需遵循逻辑思维。遗传和育种的书本知识不难理解,但思维方式却是历史文化熏陶出来的。在育种科学中能够穿针引线、贯穿通盘,建立逻辑关系的主要工具便是数量遗传学,分子育种的基础也是数量遗传学方法。而国内农业教育缺失的恰恰是数学类课程。在建立逻辑思维和接受普世价值观之前,凭着落后文化不可能引领世界科学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方向。

2沟壑

不同思维方式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我们试图扭转玉米育种的理论、方向和技术路线,以挽救玉米育种和种子产业。年轻人和企业转型比较快,但许多体制内专家不理解。除利益驱动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思维方式的差距。年轻人接受笔者的理论,仍需加深理解,并落实到种质改良和创新,在这个过程里,要克服传统思维方式的强力束缚。

育种界流传了一些想当然的“理论”,其实没有科学依据,却支配了大多数育种者。例如高秆、大穗、晚熟、稀植长期误导育种方向和种业技术;对高产的片面追求导致“超级”、“零缺陷”,反而延误了农业经济;杂种优势与产量增益的关系被扭曲,这几年又拼凑出荒谬的“强优势”育种项目;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的关系被颠倒,使生物技术裹足不前,而国家却被“忽悠着”削弱了对常规育种的投入,延误了种业健康发展;部分专家以各种借口反对增加试验密度、缩短生育期和降低籽粒含水量,反对抗逆育种的不着调议论仍然有市场;更有鼓吹“走猫步”和“狗熊掰棒子”必要论者,断定中国永远不能施行pipeline育种……这些扭曲的信条,实则是局部经验被形象思维泛化以后强加给育种者的带着“成功者”光环的谬论,本质上是利益驱动。

上述种种,不但经不起学术推敲,稍作逻辑分析便露出破绽,但在国内育种界却也受到追捧。虽然有历史背景,但根源却是传统思维方式隐含着局限性。

形象思维不是中国特有,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是在人类文明和科学知识尚不发达阶段的历史印迹。但与计划经济体制混合,就促成技术倒退。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逻辑,只接受先进技术而不接受先进文化,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教训,不但激发不出人的创造潜能,还滞缓了产业技术进步。

3压力

没有压力就找不到方向。修订《种子法》激化了企业之间在品种和品种研发领域的激烈竞争。特别是玉米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及压缩玉米生产面积,给玉米种业叠加压力,诱发了品种替换效应。随着供给侧改革和机械化推进,品种替换将没有倒退余地。企业必须调整育种方向和改变育种的技术路线与种质基础,还必须改革育种管理。育种者须明白,面对的压力来自农民利益驱动的市场需求变化,这是产业升级换代的驱动力,不能因为过去的利益而牵制住了对未来的判断。

试举一例。1年前,有两个品种在东北市场炒得火热,曾经卖到130元/袋,但2016年销售业绩和利润率下滑,来年可能进入平均利润期。经销商抱怨这两个品种虽然高产,但晚熟、轴粗、脱水慢;田间表现穗大整齐,但收获后卖粮时分量上不去,米质差更掉价,这类品种容易出现卖粮难问题。在黄淮海地区也有类似例子。尽管生产转型和品种替换是个缓慢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育种者必须顺应市场变化,敢于面对挑战,才能抢占市场先机。

前些年,笔者曾告诫企业调整育种方向,现如今用不着耳提面命,市场潮流就迫使那些逆流品种退出。育种者和企业突然发现9成以上的审定品种都成了垃圾,他们立刻意识到过去几年错过了市场竞争的最有利时机。现在,尽管育种理论和方向已经明确,但科技人员对育种技术路线还需加深理解和落实到种质创新,并通过育种管理予以保障,仍有许多公司举棋不定。等大家都想明白了,市场“蛋糕”早就被瓜分殆尽。

2016年是市场最艰难的一年。优质企业的生产经营处于微利状态,种业已转为买方市场。种业原本就是披着黄马褂的“鸡肋”,现在变成空架子。未来能够存活的企业,很可能是依靠研发实力和正确的经营定位,从一地“碎骨头渣子”中趟过来。尽管伤痕累累,毕竟奠定了竞争实力。

另一个压力是玉米价格回归市场,农民尚有国家补贴作后盾,而种子生产成本却降不下来。这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中国种业如果不在薄利市场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大厮杀,不可能走向成熟。既要改革生产经营,也要改革育种研发管理,这是种业必修课!

土地流转价格居高不下,规模化生产经营和产业竞争力都受到抑制。如此产业环境下,产品竞争愈发激烈。品种必须适应机械化,这是铁律。现在恰逢品种审定制度改革,市场上一下子释放出很多品种(“井喷”),这是因为许多企业对老办法培育的新品种估价过高,使得种业很难实现高位放水,却继续筑高库存“堤坝”,种子产业将继续微利经营。某些企业为了洼地自救,必须面对负利润经营。同时,企业要正确估价自己手中的品种,及早谋划下一步棋局。

品种“井喷”是暂时的,但多数企业却熬不到出头那一天。这使原本就创新活力不足的东北市场雪上加霜。管理部门既要指导种业应对去库存和去产能,还要保护资金链。如果不能赶在“溃坝”之前抢先去掉库存,或完成资本整合与开发新产品,企业将会面临很惨的境地。种子管理部门正在改革新品种试验和审定管理方法,但速度与压力不匹配!改革的障碍对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无关紧要,对企业却是致命的。

现在种业去库存压力大。有实力、有抱负的企业对当前种业困局应乐见其成,只是要做好自身防范,控制好生产节奏和保障资金安全!

玉米育种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理论和技术障碍,也不是资源(资金、人才和种质)约束,而是必须改革研发管理。基于经验的随机育种正让位于产品线的设计育种,这是企业必须做到,也只有企业能够做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意味着科研机构只有施行科企合作,才能防止边缘化。

现在孟山都的状况不好受,但一直在寻求转型,迎接新挑战,尤其在资源整合方面,起个大早,却赶了晚集;先正达结构失衡,回旋余地小;先锋公司的常规育种实力雄厚、种质基础丰富,竞争力依然强大。这些企业都在重新布局。国内企业要学习跨国公司的战略思维和主动改革的自我创新机制,提升企业的战略规划与竞争能力。

中国种业发展,不宜走“种业+农化”的路径,应探索“粮食+种业+资本”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政治词汇中,“粮食”又弱又敏感。在这种背景下,种业的战略地位被人为抬高,种业定位与粮食安全绑在一起,这表明国家重视种业发展。接下来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则依靠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科研机构在种业发展中的作用下降,需要重新定位,改革机制,才能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4方向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最近30年,公共研究被削弱,成为种业发展的瓶颈。科技体制改革应促进育种成熟技术向产业流动,鼓励科研机构的育种人才到企业去搞育种。这是创新驱动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育种成熟技术的必然归宿。

技术流动困难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即企业的技术需求浮躁和承接能力不足。最近,跨国公司削弱了基础研究。但他们需要的基础性知识和积累通常来自公益性科研机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的不足。这在产业发展初期尤为重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益性科研机构的成熟技术应当向企业转移,然后寻求更高层次的基础研究。问题是在种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怎么驾驭这套系统。

个别话语权很重的人士加上不合理的评价体系,阻碍了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没人能够引导和驾驭公益性研发系统。对此,种企须绕开障碍,认清投资方向,并善于利用外部资源为己所用。企业要相信自主创新并非高不可攀,理论方向和技术路线都已经没有障碍,人才倒是个问题,但必须改革育种研发的管理方式。

引进欧美种质将促进我国玉米育种转型和升级换代,但需要监视大斑病和甘蔗花叶病毒病的流行动态,采取有针对性的育种措施予以防控。在东北地区可能会发生较严重的穗腐病。该病已经从南方扩散到黄淮海,现正蔓延到东北地区。不同地区穗腐病流行的原因可能不一样,这需要植物病理学和遗传学综合研究予以证实。

商业育种pipeline的管理特点是细化分工与整合资源。商业育种不依赖目测选择,而是基于配合力的数据育种。既然机收籽粒被公认是商业育种方向,那么缩短生育期、增加种植密度、降低收获时的含水量,就是育种研发的重点内容与技术环节。测试团队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缺少合作与分享机制,这对基础研究的影响比较小,但对企业则是严重制约,要求企业必须改革育种研发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几年后,许多公司将被淘汰出局,但有两类公司很抢眼:一类是先锋或Holden式的研发型企业。在实践中,这类企业对一个国家的种业发展至关重要。尽管目前这类企业的生存发展很艰难,但有很强的市场需求。这类公司不需要很多,有几家靠谱的大企业加上一批小型的专业公司便足够。另一类是区域服务型企业,即服务商。这类企业很多,体量都不大,却是种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例如基地型公司、销售型公司和测试服务公司等。这类服务商将与研发型企业合作,在服务中保持竞争力。优秀的经销商正在扩充职能,变为研发型企业的外包测试团队。服务型企业还会开展新品种的栽培技术、农药及化肥等方面的研发与推广。

各地区和各产业发展不均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有一批细化分工和区域化的中小型企业存在。由于资金不足、创新能力弱、市场地位不稳固,他们将越来越依赖上述两类公司。在西南地区,这类中小型企业将会长期存在,并成为当地抗衡跨国公司的重要力量。这些是基础种子公司长期存在的市场基础。

今后,只要有少数企业能够冷静地面对市场需求和种业形势的变化,进行自我改革与创新,这将是中国种业的幸事和未来希望。

企业的演变将彻底改变中国种业面貌。未来商务型公司会越来越专业化,而技术公司则会扩大商业领域,产生新的商业模式。我国种业越来越走向多元化市场,企业是否具备育繁推一体化的条件与形式,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公益性机构的基础性研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其他专家须放下身段,以商业逻辑重新审势品种选育。农业部种子管理部门主张的玉米品种选育计划,应瞄准未来的市场需求和商业逻辑设计研发任务与组织团队,不宜按照科研系统的方式管理商业育种,否则,内在矛盾将制约企业研发的实际效果。

过去20年,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陷入新的脱离实际状态。这是体制内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的新挑战,更是管理部门面临的政策抉择。

刍议我国私营企业主的财富道德观 篇9

1 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财富道德问题的由来

这里所说的财富道德, 不是指财富本身的道德, 财富本身是没有道德的, 而是指财富的来源、使用及其社会存在形式要受到道德的约束, 遵守最基本的财富道德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在我国私营经济成长壮大过程中, 有些私营企业主不顾市场经济运行法治原则和道德秩序的约束, 做出了许多有违财富道德的行为, 不仅使自己的企业背上了“原罪”的名声, 而且导致社会上“仇富”声音此起彼伏, 给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党的十五大以后, 针对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存在的财富道德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特别提出了“三个结合”的要求, 即“要引导他们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要引导他们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要引导他们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3]。”以此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觉加强财富道德自律。近年来, 温家宝总理也多次谈到企业财富道德问题, 明确指出:我们的企业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甚至见利忘义, 把自己挣的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甚至生命上, 那是可悲的, 也是法律不允许的。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 温家宝总理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 更是直接地指出:“企业家的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2 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财富道德问题的现状

应当承认, 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有许多重视财富道德的人;同时也不可否认, 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存在一些片面追求一己私利者, 他们肆意违背最基本的财富道德规范, 经不起良心的拷问和道德的审判。

第一, 缺乏对财富道德的正确认识。有的私营企业主认为,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要“讲法制”, 但可以“不讲道德”, 有的私营企业主甚至认为, 纵欲和贪婪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特征就如诗人北岛所说的那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并由此认定, 市场的唯一德行就是获利, 追求个人私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此, 有些私营企业主对自己违犯财富道德的行为往往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由此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市场, 坑蒙拐骗行为大行天下。

第二, 违犯财富道德规范和商业规律。源于上述错误认识, 有些私营企业主过于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 做出了一些违犯财富道德和商业规律的行为, 并因此大栽跟头。例如, 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曾到处宣扬“小胜凭智, 大胜靠德”、“产品等于人品, 质量就是生命”, 然而, 仅仅一起牛奶中含有三聚氰胺事件就让他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再如, 浙江华为集团董事长任正非曾被誉为是“最优秀的企业家”, 但一连串的企业员工自杀事件、辞职风波、劳工问题等, 又让他背上了“最冷血的企业家”的名号。黄光裕曾是中国大陆首富, 他那颗凌厉的光头曾被称作圈内最为智慧的头, 可他因为操纵股价被拘捕后, 人们才豁然明白那“不是高僧的光头, 而是黑社会老大的光头”[4]。我国私营企业主很多, 但就是这几个人, 就足以让人们对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财富道德观做出负面的评价。

第三, 漠视世界市场的财富道德规则。有些私营企业主到了国外以后, 由于没能很好地遵守世界市场上的财富道德规则, 结果深受其害, 前几年欧洲各地爆发的各类排斥华商事件就是例证。例如, 在法国巴黎, “浙商制造”对当地制造业形成较大冲击, 引起当地居民不满, 结果他们用一把大火把一些中国商人的商铺烧得疮夷满目;2008年9月, 在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 也曾发生过400名西班牙人当街烧毁温州鞋事件;2009年3月12日, 俄罗斯税务部门警察也以走私为名, 将莫斯科市萨达沃特花鸟市场集装箱仓库内的中国鞋强行拉走。上述事件说明, 私营企业主在海外经商也要增强对当地文化和市场道德的适应性, 遵守世界市场上的资本和财富运行规则。

3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财富道德自律规范

要实现财富道德自律, 私营企业主阶层必须从自身做起, 进行自我追问、自我思考和自我实践, 把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在正确的财富道德规范之上。

第一, 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制是外在约束, 道德是内在约束, 或者说“法是他律, 德是自律。”[5]只有二者相互结合, 市场经济才能和谐发展。因此, 私营企业主在生产经营中, 仅仅遵守市场经济法律规范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持之以恒地遵守市场经济道德规范, 前者是硬约束, 需要以国家法律的完备为前提;后者是软约束, 以私营企业主的自觉性为前提。

第二, 树立新型财富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国家体制和制度下, 人们的财富伦理观念是不同的, 例如, 西方人特别强调和遵守理性、进取、诚信和奉献的财富伦理观, 事实证明, 这种财富伦理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目前, 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财富伦理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人们过于追求财富的私人占有。对比中西方财富伦理观就可以看出, 西方人认为获得的财富最终必须以适当的形式捐献给他人, 而中国人执意要把获得的财富留给子孙。由此可以得出启示:私营企业主阶层要重建财富伦理道德, 必须在批判和借鉴西方财富伦理观念的同时, 在自己的财富伦理观中更多地注入社会公平、正义理念, 以此保证财产来源合法、使用公平、去向光荣。

第三, 塑造财富的“阳光品质”。私营企业主阶层财富道德规范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财富的来源要光明正大, 经受起“阳光的曝晒”, 而私营企业主自身要成为“阳光富豪”, 这就要求私营企业主必须达到以下四个标准:一是企业要获得其所在地政府、民众和消费者的认可, 这是前提;二是要敢于将自己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公布于众, 接受社会监督;三是要有权威结构对私营企业主进行评比, 并且不能带有任何功利色彩;四是要客观审视企业基本社会责任的完成情况。以上四个标准不仅是衡量私营企业主是否属于“阳光富豪”的社会尺度, 而且也是检验私营企业主阶层财富道德的基本准则。

第四, 合理使用自己的财富。财富只有被运用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因此, 财富谁来用、如何用、用多少是关系到财富道德的重要问题。目前, 美国富人每年的捐助额可以达到8000亿美元以上, 这是美国富人把财富拿出来让全社会享用的结果。以外国富豪为镜像, 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要树立正确的财富道德观, 就必须把财富变成资本, 努力扩大再生产, 创造更多放入价值, 也就是把“蛋糕”做大;同时要积极贡献社会, 做到财富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也就是把“蛋糕”分好。只有这样, 私营企业主个人才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并因此成为具有高尚财富道德观的人。

摘要：财富道德是指其来源、使用及社会存在形式要受到道德的约束。我国私营企业主存在违背财富道德规范的问题, 私营企业主必须加强财富道德自律, 树立正确的财富道德观。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财富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列宁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4]http://bbs.southcn.com/thread-402213-1-1.html.

[5]江泽民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